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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2010年第02期杂志 文档列表

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论纲——从衣俊卿的《文化哲学》看1-6

摘要：哲学总是面向于人的存在，《文化哲学》作为中国的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论纲是中国传统文化实践特质的反映，表达着作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核心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和关注现实生活的时代观念，它面向人的现实性存在，以对社会历史的现实发展为关切，不是源于人的求知本性的理论兴趣，而是源于人的现实生存与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因而在其本质上也是实践的。实践论文化哲学研究的兴起既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对世界范围内引人注目的文化研究的回应，但更重要的表现着对社会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考察所形成的认知逻辑。实践论文化哲学的研究尽管以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实践为目的，但不同于动物本能性活动的人类自觉实践决定了其必然包含理论理性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论题和实践理性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论题。

五四时期中国人的品性分析与个性精神建设7-10

摘要：时期的思想家们，将当时中国人的品性分为四大特点：以家族为本位、以感情为本位、以安息为本位和消极厌世主义。针对这些品性，他们提出了新的个性精神建设方法：提倡个人独立主义、注重创造精神、要努力且正道以得、培养忠诚勇敢的人格等。

“伪具体世界”的批判与超越——论科西克哲学的逻辑构成及理论困境11-14

摘要：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捷克哲学家科西克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辩证法观——具体的辩证法。具体的辩证法批判的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人的异化的生存方式，即伪具体世界；它所要揭示的，是人类通过革命性实践超越伪具体世界的统治，实现“具体存在”的历程。科西克哲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缺陷，其思维方式仍然局限于近代人本主义哲学传统。

真、意义与解释——戴维森意义理论探究15-20

摘要：戴维森基于塔斯基的真之理论构造了一种非弗雷格式的意义理论。他放弃了在内涵框架内讨论意义问题，而通过纯外延的方式同时遵循整体论的原则来刻画一种语言的意义。这种做法引来了不少质疑。纯外延的方式与戴维森最初的愿望，即意义理论应该是处理意义而非指称的，是背道而驰的，最终将导致他的意义理论又蜕化为某种意义上的弗雷格式的指称理论。

生态社会主义对生态危机的现代阐释及其现实意义21-24

摘要：生态社会主义是当代西方一个引人瞩目的马克思主义流派。面对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者揭示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必然联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态危机就不可避免。拯救人类生存环境的根本途径就是创建全面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态社会主义者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严厉的生态批判，为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矛盾提供了新视野；同时生态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内涵扩展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把消除生态危机视为社会主义的重要使命，不仅弥补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对生态问题的缺位，而且对我国实践科学发展观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

论环境伦理作为生存关切的理论品格25-29

摘要：环境问题和由此引发的生存困境是人类面临的时代问题，环境伦理是以深层文化的现实性去关切人类的存在，规范人类的思想与行为，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不但体现了人类为自身的存在寻求安身立命之本，而且表达了人类期望伦理或道德能够成为解决这一时代问题现实力量的理论设想。作为一种生存关切，环境伦理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形上关怀；是实现人之为人的理论域义，更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实践路向。其所蕴涵的人文情怀并不是由某种逻辑规定性确定的，而是由一种更为直接和感性的生存论承担起来的，并内涵于由环境伦理所启发的生活实践和人类自身的精神建构中。环境伦理理论品格的当代彰显必将对人类协调处理与自然的关系发生潜在的和持续性的影响。

职业幸福感的属性、价值与提升30-34

摘要：职业幸福感是职场人士对其所从事的职业及其工作状态在满意程度上的主观感受。职业生活不仅包括谋生手段的物质回报，亦包括职业幸福的精神享受，它具有物质和精神的两重属性。职业幸福感有助于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职场人个体的身心健康，是建功立业的动力源。提升职业幸福感，就组织而言，要对员工业绩进行客观公允评价，使之获得心理平衡，加强爱岗敬业的职业观教育。倡导为社会奉献的职业精神。就职场人个体而言，应进行科学合理的自我评价和定位，不断提升自我境界，塑造并完善自身人格。

试论结构的概念35-38

摘要：所谓结构，是指在总体中的元素以及元素之间关系既有特定差异性又有相同性的相对不变的关系。结构概念具有双重比较性和相对不变性的根本特征，也具有多层可能性和变化可能性的非根本特征。特定结构的认识取决于结构的视角。结构视角的发现既有赖于具体个人自身条件，也有赖于社会条件。由于结构概念以总体和元素为前提，使其在整体性上陷入自相矛盾。由于以静态的双重比较为前提，结构概念又在变化性上陷入自相矛盾。结构分析以古典归纳逻辑为基础，只有与矛盾分析、系统分析和过程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相结合，才能避免自身的缺陷。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追问中的非道德管理39-41

摘要：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但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性进程已经日益显示出其弊端来。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大屠杀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正常的”结果，作为现代性基本社会结构的现代管理体系功不可没。现代管理体系使得行为过程与行为的意义分离开来，以技术的责任代替了道德的责任以及行为对象非人化。道德话语在这里被转换：纪律、义务、忠诚取代了良知与责任，技术道德化了。鲍曼指出，走出现代管理体系道德危机关键在于关注他者、保持道德良知，并提倡多元主义以抵制极权。

中美循环经济法治化环境政策因素比较与借鉴42-45

摘要：中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实施，是循环经济法治化的关键。但其政策法的特点，亦为其有效实施带来困境。因此，需要相关环境政策扶持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循环经济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及经济可持续发展于一体，遵循“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故而，决定其政策扶持体系具有决策风险、综合考量、技术基础、利益权衡等特点。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借鉴美国《蓝色天空一奥巴马政府新思路》的间接模式与“美国加州零废弃物计划”的直接模式，进一步完善资源价值计量政策、排污收费政策、价格政策、技术政策、消费政策等循环经济法治化的政策体系。

试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启动事由的完善46-48

摘要：在总结民事审判的实际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民事的再审程序启动事由的规定进行分析，从再审事由的放宽对既判力理论的冲突、管辖错误作为再审事由、再审启动的主体等几方面论述了此次修改的优点和弊端。并从既判力、启动主体、再审次数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启动事由的构想。

许霆案引发的法理思考49-51

摘要：许霆案是个普通的案件，却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许霆案已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但是许霆案件背后所蕴藏的深层次的法理值得我们每一个法律人去深思。司法正义是法律精神的内在要求，是法治的组成部分和基本内容。司法正义包括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许霆案一审判决量刑不符合实体正义，案件审理过程中程序正义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实体不公影响的仅仅为个案，程序不公则必将破坏整个国家的司法体制。因此，程序正义优于实体正义的理念在当代中国意义非凡。网络媒体异军突起成为司法监督的一支重要力量，媒体监督应促进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法有局限性，应及时地修改完善相关的司法解释或正确运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期弥补法律和现实之间的裂痕。

英国刑法现金追缴制度对我国洗钱犯罪收益追缴的启示52-54

摘要：英国刑法的现金追缴制度，对于着力构建我国洗钱犯罪收益的追缴制度，以及有效追缴现金收益与顺利开展国际合作颇有裨益与启迪。由于我国目前尚存立法粗疏、概念模糊、规范笼统、范围有限与程序缺失等立法问题，有必要完善现行刑法典中的实体与程序规范，以明确我国洗钱犯罪收益追缴的法定条件、广泛对象、确定数额与便捷程序等条款。关于实体法规范，不妨将没收单列为非刑罚的强制处分措施，并列明可追缴现金等没收之物的具体种类、适用范围、法定条件或数量限制等内容；关于程序条款，建议明示法院的执行机关地位、增设未定罪的没收、承认和执行外国刑事罚没裁决的司法审查，并全面建立合理务实的善意第三人之权益保障制度。

中国延边地区涉韩犯罪对策研究——以中韩警务合作为视角55-57

摘要：中国延边地区首府延吉市的吸食人员近几年来不断增加。值得注意的是，近3-5年间吸食的中很大一部分来自邻国朝鲜。朝鲜公民携带跨境走私犯罪呈快速上升态势。朝鲜进境后又从延边地区转销至韩国，这是中韩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针对中韩毒情愈加严峻的局势，要多破获跨境案件就要广泛收集可靠的、深层次的、全方位的毒情信息。应采取的打击对策为：在延边地区建立专门的涉及中韩犯罪的监测信息网络来处理禁毒工作事务，迅速及时地为两国缉毒部门提供准确的咨询参考。同时，应建立两国警务联络官制度，设专人负责打击涉及犯罪双方联络协同工作。

论死刑（含死缓）复核不加刑58-61

摘要：死刑（舍死缓）复核程序与上诉不加刑原则具有结合的可能性：死刑（含死缓）复核不加刑，即在死刑（合死缓）复核阶段不得加重原判刑罚。对于死缓复核案件，不得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发现漏罪对，若影响到死缓改判或者案件整体评价，应当对全案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若漏罪不影响死刑改判或者案件整体评价，可以作出核准裁定，不必发回重新审判。在原判决罪名选择不当时，若行为性质认定正确，则不能变更为性质更严重的罪名．但是应当“函告下级法院，以引起注意”；若行为性质认定不正确，属于“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

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局限论——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62-64

摘要：违约损害赔偿责任是违约救济的主要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明确规定了这种违约救济形式。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目的是使守约方处于合同得到履行时的状态，但并未考虑到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后的经济状况，且违约方实施违约行为时的主观状态也不会影响承担违约责任的范围，因此在机会违约中，即使守约方赔偿损失后依然可以保留剩余违约获益。加之受可预见性规则的限制，守约方实际获得的赔偿数额远远小于其因违约所丧失的可得利益，因此守约方经常处于无法获得充分补偿的风险之中。

关系论视阈下第三人违约问题研究——以《合同法》第121条为中心65-68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21条立法用意在于恪守合同相对性原理，其中“第三人”是指合同关系以外的任何人。履行辅助人不属于“第三人”，对其规定见于《合同法》第65条。二者显著区别在于第三人在履行自己义务，后果归属于自己；而履行辅助人则是在帮助债务人履行，后果归属于债务人。在撤销权中，当受让人为恶意时，《合同法》第121条与第75条可以衔接。但该条不但不能作为解决第三人侵害债权问题的基础，更与其无涉。后者理论基础不是合同相对性的“突破”，而是基于善良风俗另辟蹊径的制度创设。

基于资质的人力资源经理绩效管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69-73

摘要：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开发并提升员工素质固然重要，但人力资源经理自身的资质及能力的培育亦不容忽视。这是因为：人力资源经理的资质是影响其绩效高低的决定因素。因此，构建基于资质的人力资源绩效管理体系，应着眼于将人力资源经理个体目标和组织战略目标相结合，通过不断激励并开发其个体资质，进而实现组织战略目标。其具体路径为：依据企业发展战略，确认并建立人力资源经理资质模型；确定人力资源经理绩效目标，对资质模型中所制定的行为等级应有利于评价者实施准确的评估；在绩效辅导过程中完成资质的开发，使资质开发与绩效管理有机交融；完成绩效考核从对量的聚焦向侧重质的转变，通过绩效反馈发现目标未达成的原因，以制定新的改进措施。当然，有效实施基于资质的绩效管理体系，也面临诸多挑战，或者说应具备相应的前提条件：需要组织高层管理者的长期支持；建立人力资源信息系统；打造基于资质的组织文化，为人力资源经理资质的提升开创一个良好的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