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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2007年第09期杂志 文档列表

科学技术观的多元化发展1-4

摘要：当前，对科学技术本性的理解趋向于多元化。经济的、政治的和认知的科学技术观是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出现的，其是非对错姑且置之不论，但它与后现代文化的和宗教的科学技术现在立论和叙事体系上，却迥然不同。这是两类性质不同的科学技术观，迄今为止，围绕它们的分歧和对立一直众说纷纭。笔者则更关注两者之间的某种兼容性。

浅析康德的责任思想5-8

摘要：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通过善良意志、准则与道德规律、自由等几个概念，从三个命题对责任进行了阐述。仅就本书而言，康德在阐述其责任思想时，存在着从应然到实然的矛盾，也就是说，康德的责任在从先验世界过渡到经验世界中存在着推理的空白，即认为应该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并非永远成为普遍规律。在此，康德实际上暗含了要做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有利的事情这一功利主义的假定。但，尽管如此，康德“出于责任而责任”的形式主义伦理学，在时下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由在契约论伦理思想中的有机统一——从卢梭到罗尔斯9-12

摘要：从卢梭到罗尔斯，契约论伦理思想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显现了不可低估的内在张力。无论是卢梭的契约论伦理思想还是罗尔斯的现代契约论伦理思想，其理论基础均为“自由”，并将其在各自所构建的思想体系之中高度统一。尽管对“自由”基本内涵的理解不同，卢梭的观点是它不等同于任意而应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并受理性所制约，罗尔斯则主张它是个体在自律与他律中的一种自我实现，但两者都受到一种从自由意志上升到公共意志的思维路径所统辖，在两者所确立的理论体系中蕴含着一种由个体自由上升到社会自由（社会正义）的价值定位。通过对卢梭和罗尔斯所阐述的自由在契约论伦理中的辩证统一的特征之研究，不难看出自由精神的价值意义和生命所在。

哈弗罗斯论伦理问题的转向13-16

摘要：为了解决现代社会的伦理危机，哈弗罗斯从当代基督教德性伦理学的角度提出，必须剖析现代伦理学的关注点及其问题，改变其思维方式，实现伦理问题的转向，从行动、选择转到作为能动者的人，从普遍转到特殊。不应该把行动与整个自我分开，对行动的描述，是从个体在共同体的角色中获得理解。“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要优先于“我们应该怎样做”。伦理学是关注特殊性的学科，所有的伦理反思都是相对于特殊的时空而发生。道德主体的自我也是特殊的。问题不在于我们必须做什么，而是如何去做。这个“如何”只有通过观看和跟从具体榜样才能学到。这是一种变革道德理智的努力，能够在更深层次上说明特殊榜样的重要性，指出了伦理困境的本质及新的解决思路，启发我们要重视对人的塑造。

先秦音乐美学中的“和”范畴考论17-21

摘要：先秦时期，很多典籍都论及“和”这个范畴，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作为音乐关学范畴的“和”的意义和价值，必须着眼于“和”的意义演变，对“和”进行考证与辨析。“和”的意义演变历程为：1．从单纯的乐器意涵，引申为调和、应和之义；2．衍生为具有政治伦理性意涵；3．又衍生为哲学上宇宙生成的意涵；4．转化为道德人格修养极成之境。

论民心情绪化问题的成因与调适22-25

摘要：社会转型时期，国民社会心理在快速的嬗变中呈现出情绪化的倾向：心境变换剧烈、激情双向激化和情理冲突加剧等，通过采取改善经济生活、注重民众需要、弘扬先进文化、关注心理健康、调适心理契约等有效途径，优化国民社会心理，调适民心情绪化问题，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心理支撑。

和谐心态是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基础26-29

摘要：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和平、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根本要求和基本标志，和谐心态是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基础。加强个体、群体和社会三个层面的和谐心态建设，实现从微观、中观到宏观的逐层递进，是培育和形成和谐心态的基本路径。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价值取向的探微30-33

摘要：到目前为止，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推进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当代指导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它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根据对当前中国人发展状况的分析，中国目前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人的依赖性，又存在着物的依赖性。要超越这一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就必须要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因此，中国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就是人的全面发展。

政治生活的目的：何种公共性与如何合理34-37

摘要：在人类社会的条件下，政治生活是人类组成公民社会之后通过公共生活来影响人类资源分配的一种活动。现代政治哲学的诸多命题都必须在政治生活的条件范畴下才可能展开。政治生活的实践首先是价值的，而价值判断的实践必然要求目的性的认肯。政治生活的目的不是虚无的，因此它不能被抛弃；同时，它也不是抽象的，因此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观之。政治生活的目的来源于它的公共性，它是一种基于公民社会建构前提下的以政治实践义务论为基本网络结构，此种公共性是产生于公共领域结构需求，吸纳公民同意、自然责任和哲学怀疑主义等多种评价理论的合理性实践判断。因而，各种政治价值目的在上述过程中自由而自律的相互作用，且在政治发展中接受、监督与激发政治生活中个体的公共意识进而推动政治生活的公共结构转型。

构建责任政府视角下提高政府公信力研究38-40

摘要：建立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现在民主行政的价值取向从政府本位转向社会本位，由官本位转向民本位，它要求建立积极回应公众要求，向公众负责的责任政府。政府的公信力是政府获取公众信任的能力，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和核心，是政府责任行为的外射，是责任政府权威的重要来源，是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变量．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的途径应从提高公民的认识能力，培养公民和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几方面入手，但基于对时代社会、政府和公众三方面原因的分析，政府方面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主要应从政府角色出发。

政策导向与行政效能：政府构建征信体系的角色定位41-43

摘要：征信体系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环节，其本质是为信用市场提供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以促进信用信息的合理使用和信用资源的优化配置。发达国家的社会征信体系主要有两种发展模式：公共模式和私营模式。我国现时构建征信体系主要采取公共模式向私营模式过渡的发展思路，即以政府作为投资主体设立区域性的资信公司，这种发展思路将导致政府职能和角色的错位。因为信用信息服务属于充分竞争的行业，对其管理和发展应遵循市场化和民营化的原则，政府不宜过分参与，更不可直接投资，否则容易导致政府变相开展商业化运作，对私营资信公司有失公平，不利于市场主导型模式的建立和发展。资信公司立业之本是以自身的信用和必要的资本承担经营责任，独立、公正、客观地以第三者身份提供信用产品或服务。这就决定了其举办者不应是政府机构或在市场中居于垄断地位的利益团体。如果政府直接从事征信业务，即是以自己的信用做“隐性”担保，与建立征信体系的初衷相悖。政府的角色定位在于征信体系的模式选择和政策导向，以“协调者”和“监管人”的身份组建征信体系。

杜桂萍教授简介-F0003

摘要：杜桂萍，黑龙江伊春人，文学博士。现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担任黑龙江大学中国古代戏曲与朱金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求是学刊》编审。主要学杏兼职有中国古代戏曲学会副会长、黑龙江省《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等，1985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获硕士学位；2003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

王德章教授简介-F0002

摘要：王德章，1951．12出生，黑龙江哈尔滨人，1968．10至1978．2在黑龙江生产建没兵团下乡知青，1977年考入黑龙江商学院商业经济系，1983年在黑龙江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199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哈尔滨商业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黑龙江省重点学科带头人，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魏义霞教授简介-F0003

摘要：魏义霞，女，1965年生于黑龙江省鹤岗市。黑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年考入黑龙江大学哲学系，1990年获哲学硕士学位。1995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7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20110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2005-2007年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传统哲学与文化、比较哲学和中国近代哲学研究，独立出版学术专著5部——《中国近代哲学的宏观透视》（1994年）、

学术交流杂志新农村建设研究

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理论分析与政策选择44-47

摘要：在政府和村集体提供的公共服务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为此，必须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扩大非政府组织参与空间，培育新型非政府组织，实现非政府组织均衡发展，建立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长效机制。

农村治理的政治、文化分析——对建国以来政府与农民关系的历时性考察48-50

摘要：在农村，政治文化是政府与农村、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在文化上的表现，它对我国农村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建国以来，我国农村治理经历了动员参与型政治文化和初级参与型政治文化两个时期。目前，农村治理的参与型政治文化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我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而言，应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消除城乡二元格局；从正式制度的角度而言，要进一步完善法制、放松管制，适应WTO的要求理顺政府与农村的财政关系，并鼓励农民参与国际竞争，鼓励农民成立各种团体，以培养其政治参与能力。同时，健全农民政治参与的相关制度作为保障。

跨文化际人权保障的法文化取向与营造51-54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的法律文化构成了跨文化际法律制度并存的现象。法文化形成和运行所体现出的观念与制度矛盾，普遍主义与地域特性的对立，个体与群体利益的冲突，国家与国际的价值差异，使法文化充满了对立统一的特征。具体说来：与其他门类的文化不同，法文化的实用性、适用性在因文化差异导致冲突时，虽然会表现出即时性和刚性特征，但也正因为如此，将更有效地协调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冲突问题，从而使各国的法文化变得相互更容易沟通，在司法改革方面更加接近。这同时表明，法文化之间既有冲突的一面，又有文化熏染、消弭对立的一面。要善于应用文化的力量、文化的手段，营造现代性、先进性、国际性的法文化，才有利于我国刑事司法的改革和进步，当然也就有利于人权特别是被追诉人权利的保障。如果只看到文化的差异和民族性，而激化与外来法文化的对立和矛盾，拒绝国际法治的共通和共享，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和人权事业，对中国在未来全球竞争格局中掌握法律话语权，将起到消极的作用。跨文化际背景，决定了当代法文化的重塑与适用，要充分考虑国家、地域、民族因素，考虑法律与公众、与经济、与立法司法机关的关系调整，尤其要强化权利意识的公共教育与培养。

合法性的理论辨析55-57

摘要：合法性是现代社会理论与实践中一个为人熟知的概念，被应用于多个学科领域。在历史沿革上，合法性的理论内涵不断丰富，曾经形成了形式主义合法性、规范主义合法性和重建性合法性三个类型，在整合三种理论的基础上，现代合法性内涵包含着三个要素，即自愿性的认同或同意、符合一定的规范标准与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在西方文明内部，合法性正经历着危机，合法性的评判标准成为争议的核心。随着合法性主体的多元化与合法性客体的日渐扩张，合法性的评判标准应表现出同一性，在法学理论研究上，合实效性、合理性与合法律性三个维度应当成为合法性评判的实践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