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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病毒是地球上最丰富的生物实体,每克土壤中可包含数以亿计的病毒,它不仅影响土壤中其它微生物的群落组成、土壤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还会影响土壤微生物的物种进化,甚至影响植物、动物和人体健康。目前人们对土壤中病毒的种类及丰度、分布特征以及功能引起的生态环境效应还知之甚少。在概述病毒生态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土壤病毒的提取、纯化、定量及分子生态学方法等基本流程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建立一套快速简便、高效稳定的适用于土壤病毒研究的方法,并用于研究土壤病毒的多样性及分布特征,探讨病毒在环境中的生存和传播机制,为土壤病毒的防控及开发利用提供支撑。
摘要:花蜜是虫媒植物提供给传粉者最有效的报酬,对花蜜特征介导的植物-传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已成为当今传粉生物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开花植物分泌的原始花蜜是无菌的,不过一些微生物可经由空气传播至花蜜或(和)通过与传粉者的喙接触而聚集于花蜜中,并利用花蜜中的营养物质进行快速繁殖。花蜜的高渗透压环境导致花蜜中微生物(酵母菌,细菌)的物种多样性相对较低。此外,某些生物(传粉者组成,微生物间的竞争)与非生物因素(渗透压,糖组成,次生代谢物质,抗菌化合物,可利用氮源,温度,pH)也可影响花蜜中微生物群落的形成。花蜜中微生物的代谢活动能够改变花蜜物理(温度,粘度)与化学(pH,H2O2含量,糖组成和浓度,氨基酸组分和浓度,以及气味)特性,进而影响传粉者的访花行为与植物的繁殖适合度。因而,对花蜜中微生物及其生态功能的研究近年来颇受传粉生物学家的关注。在总结已发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今后的研究有必要结合分子生物学与化学分析技术,以进一步揭示影响花蜜中微生物群落的潜在因素的作用机制,同时对花蜜微生物改变花蜜的物理、化学特性及植物-传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可能原因进行更详尽的阐释,特别是对花蜜微生物在生态系统中所发挥的生态功能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认识。
摘要:沉水植物茎叶-水界面是浅水湖泊的重要界面之一,对湖泊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水环境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富营养化水体中,大量的附着物常富集在沉水植物茎叶表面,形成了特殊的生物-水微界面。对该微界面特性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揭示沉水植物在微环境层面对富营养化水体中物质循环的调控过程和机制。沉水植物茎叶微界面具有促进水体养分转化、改变环境因子及可溶性物质的空间分布,增加物质运输的阻力和距离、降低植物光合作用、调控重金属等生态功能;微界面结构及环境因子受水体营养盐浓度、沉水植物种类及生长阶段等因素的影响。对微界面结构功能的主要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总结,并对沉水植物茎叶微界面的研究前沿进行了展望。
摘要:2014年10月—2015年4月,采用样点法对鄱阳湖45个样点的白鹤(Grus leucogeranus)、白头鹤(G.monacha)、白枕鹤(G.vipio)和灰鹤(G.grus)的集群大小、集群类型和成幼组成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白鹤的平均集群大小(23.86±10.26)只(集群数N=104),白头鹤(6.42±1.63)只(N=98),白枕鹤(6.09±2.55)只(N=105),灰鹤(5.55±1.26)只(N=246)。仅白头鹤中期集群大小显著小于后期,其余鹤类各时期及灰鹤各地区的集群大小差异不显著。鄱阳湖鹤类的集群大小并不符合警戒行为对集群大小的预测,生境质量差异可能是影响鄱阳湖鹤类集群大小的主要原因之一。4种鹤类均在1—5只个体的小集群中出现频度最高。白鹤在〉35只个体集群中的个体比例最高,而白头鹤、白枕鹤和灰鹤在1—5只个体集群和〉35只个体集群均有较高的个体比例。白鹤、白头鹤、白枕鹤和灰鹤均以家庭群为主,其家庭群所占比例分别为(64.29%,总集群数N=98)、(71.91%,N=89)、(70.77%,N=65)和(63.11%,N=206)。鄱阳湖鹤类以家庭群为主表明,保证充足的食物供应可能比花费更多的觅食时间更为重要。白鹤家庭群以2成1幼为主(65.08%),白头鹤(51.56%)、白枕鹤(52.17%)和灰鹤(47.69%)以2成为主。白鹤、白头鹤、白枕鹤和灰鹤群体的幼鸟比例分别为12.27%(个体数N=1695)、14.42%(N=416)、16.59%(N=229)和20.46%(N=655)。2成2幼集群比例极低表明,白鹤家庭同时抚养2个幼鸟成活的难度较其它3种鹤类大。4种鹤类在各时期的幼鸟比例差异不显著。在灰鹤个体数较多的3个地区中,都昌候鸟省级自然保护区(25.25%)和东鄱阳湖部级湿地公园(25.14%)的幼鸟比例分别显著和极显著地高于鄱阳湖部级自然保护区(14.24%)。鄱阳湖白鹤的幼鸟比例多年来均处于较低水平,白头鹤的幼鸟比例较2012—2013年冬季明显下降,�
摘要:引入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于生境网络优化保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苏锡常地区白鹭生境网络优化为例,通过分别构建研究区生境网络保护成本与提升收益测算体系、模拟多种情景和优化方案、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实现了满足不同约束条件的优化方案。结果表明:(1)最大收益累积情景下的方案在总收益最高的基础上,实现了保护总成本较低的目的;最佳效益累积情景下的方案在研究区土地资源有限和保护总成本最低的基础上,实现了优化成效最佳的目的;(2)最佳效益累积情景下的方案在实现成本最低的基础上,兼顾到了优化成效的最大化,适宜于土地资源稀缺且城市化快速发展地区;(3)有限效益累积情景作为最佳效益累积情景的基本模式,其优化方案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兼顾到成本较低和成效较高。将经济学与生态学相结合的网络优化方法,综合考虑了研究区的生态、经济和社会等现实因素,极大的提高了网络优化方案操作的可行性,其思路和方法拓展了网络优化研究视角。但诸多实现因素也决定了成本与收益体系的构建还处于不断完善之中。
摘要:稳定同位素分析是开展濒危鸟类食性研究的现代化手段,该方法避免了传统食性研究只能反映鸟类瞬时取食的弊端,而反映鸟类长时间取食的同化比例。2014年6月收集了辽宁双台河口黑嘴鸥6种潜在食源213份样品,幼鸟血样10份,幼鸟羽毛27份,成鸟羽毛17份。稳定碳氮(δ13C和δ15N)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1)成、幼鸟羽毛稳定碳同位素(δ13C)差异显著,表明幼鸟与成鸟羽毛反映的食性信息不同。(2)疾病和死亡幼鸟羽毛的稳定碳氮同位素值与健康幼鸟均无显著性差异,幼鸟血液和羽毛同位素值之间也无显著差异;表明利用疾病和死亡幼鸟的羽毛样品可以替代损伤性采集血液样品,开展稳定同位素分析。(3)幼鸟血液和羽毛样品反映黑嘴鸥食性信息基本一致。其中泥螺(Bullacta exarata)和沙蚕(Nereis succinea)是其主要食源,各自贡献率均超过31.20%;其次为矛尾刺虾虎鱼(Synechogobius hasta)(12.86%、14.49%)、宽身大眼蟹(Macrophthalmus dilatatum)(9.19%、8.08%)和天津厚蟹(Helice tientsinensis)(7.48%、6.00%)。在天然湿地持续减少和退化条件下,研究结果为黑嘴鸥繁殖的人工湿地中食源物种构建、恢复与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摘要:物种多度格局分析对理解群落结构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分割线段模型对北京西山静福寺地区鸟类群落物种数量关系进行拟合研究,并运用秩相关性分析对模型进行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表明:(1)该地区鸟类群落多度格局模型与分割线段模型显著相关,利用分割线段模型可以良好的拟合该地区鸟类群落多度格局;(2)鸟类多度分布格局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属性;(3)月尺度上,1月与其他月份差异显著,森林群落间差异不显著;(4)季尺度上,冬季与春、秋两季差异显著,落叶阔叶林与针阔混交林差异显著,针叶林与落叶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差异都不显著;(5)年尺度上,年变化差异不显著。
摘要:以捕食者来进行“自上而下”的生物防治是有效而经济的。蜘蛛作为农业景观中重要的捕食者,在不同的尺度上研究景观和环境要素对其多样性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有关黄河下游农业景观研究中,关于蜘蛛多样性的研究报道较少。针对黄河下游农业景观中林地生境的蜘蛛多样性展开研究,于2014年4月和7月采用陷阱法调查林地生境中蜘蛛种群的分布及其多样性,分析了对蜘蛛多样性影响最强烈的环境因子,以及不同蜘蛛种群对草本植被盖度的不同选择。结果发现:研究区林地生境内蜘蛛的优势种群为星豹蛛(Pardosa astrigena)、单带希托蛛(Hitobia unifascigera)、类水狼蛛(Pirata piratoides)和陕西近狂蛛(Drassyllus shaanxiensis)。不同尺度上的景观要素和环境要素(解释变量)对蜘蛛多样性的影响存在差异,且在不同的季节均为100 m尺度上的解释变量对蜘蛛多样性的影响最大。在100 m尺度上,不同的解释变量对蜘蛛多样性的影响也不同,春季林地中的植被盖度对其影响最大,路距和林地面积也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夏季林地中的植被高度和植被盖度对其影响最大,其余解释变量的影响则极小。不同的蜘蛛种群对草本植被盖度大小的偏好不同,多数蜘蛛偏好高的植被盖度,如星豹蛛和白纹舞蛛(Alopecosa albostriata)等,也有部分蜘蛛种群偏好中、低植被盖度,如赫氏花蟹蛛(Xysticus hedini Schenkel)、白斑猎蛛(Evarcha albaria)和皮雄红螯蛛(Araneae)。研究表明,黄河下游农业景观林地生境中,不同的景观要素和环境要素在不同尺度和不同季节上对蜘蛛多样性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草本植被对蜘蛛多样性的影响极为显著。因此在研究区内合理规划林地的建设,加强草本植被的保护,提高林地捕食者的数量,有助于生物防治工作的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进行。
摘要:种内和种间捕食卵现象常见于对食蚜瓢虫的研究报道中。源自亚洲、入侵北美和欧洲的异色瓢虫(Harmonia axyridis)由于卵含有生物碱而被认为可能是威胁本土瓢虫生存的原因,但该推测只有在明确异色瓢虫在原产地是否对本土瓢虫具有类似负面影响后,才能确证。通过饲喂实验,旨在明确异色瓢虫在原产地是否对本土七星瓢虫(Coccinella septempunctata)和龟纹瓢虫(Propylea japonica)具有食卵负面作用,为揭示异色瓢虫入侵机理提供依据。实验中用蚜虫(对照)和3种瓢虫卵对瓢虫初孵1龄幼虫进行饲喂处理,观察幼虫生长发育指标。对瓢虫初龄幼虫存活表现的分析结果表明:(1)龟纹瓢虫初孵幼虫取食同种卵和七星瓢虫卵后存活至2龄的比率均高于取食异色瓢虫卵的近7倍;(2)七星瓢虫幼虫取食异色瓢虫卵未存活到2龄,但取食其他瓢虫卵和蚜虫后85%以上个体存活至2龄;(3)异色瓢虫初孵幼虫取食同种和其他2种瓢虫卵后有90%以上存活至2龄。龟纹瓢虫和七星瓢虫1龄幼虫取食异种卵比同种卵后的发育历期显著延长,但异色瓢虫并未表现出差异。龟纹瓢虫和异色瓢虫1龄幼虫取食同种和异种卵后的体增重相同,但七星瓢虫取食龟纹瓢虫卵后体增重比取食同种卵减小。研究结果说明,异色瓢虫卵对七星瓢虫和龟纹瓢虫初孵幼虫的生存具有负面影响,反之不然。所以,取食异色瓢虫卵本身并非是导致北美和欧洲本土瓢虫数量减少的原因。
摘要:为明确四川稻区白背飞虱迁入种群虫源地分布及迁飞路径,运用HYSPLIT 4.8平台和Arc GIS对2012年四川17个站点5—7月白背飞虱灯诱高峰日进行了轨迹模拟、虫源地分析,并运用气象图形处理软件Grads对白背飞虱主要迁入高峰日的虫源地进行风场分析。结果表明:(1)早期5—6月迁入四川盆地的白背飞虱主要降落于川南和川东地区,川南早期虫源主要来自越南和老挝北部和云南南部、东部及东北部地区,川东主要集中在重庆南部、湖南西部以及湘鄂渝交界处,少量来自广西西北部地区,7月白背飞虱的迁飞因受到西南、偏南及东南气流的影响,其虫源广泛分布于云南、贵州、重庆、广西、湖南及湖北。(2)白背飞虱迁入四川盆地的路径主要有4支,第一支,白背飞虱随西南或偏南气流由云南经贵州西部迁入川南,或再经贵州东北部和重庆迁入川东;第二支,白背飞虱随偏南气流由广西经贵州中部迁入川南,或经贵州东北和重庆迁入川东;第三支,由湖南经重庆随东南或偏南气流迁入川东;第四支,由云南随偏南气流迁入川西。(3)由于特殊地形地势的影响,四川盆地白背飞虱的迁入始期和主要迁入期是由东南向西北发生发展;四川稻区白背飞虱主要迁入峰集中在7月份,早期5—6月高峰数较少,且集中在川南和川东地区,总体上迁入峰变化表现为由东南至西北依次减少,以上对四川稻区白背飞虱监测预警有重要意义。
摘要:以负二项参数、平均拥挤度和聚块指数为种群分布格局强度指标,分析了闽东北海域中华管鞭虾(Solenocera crassicornis)种群聚集特性,探讨了种群聚集特性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中华管鞭虾种群聚集强度较强,个体平均拥挤度较高,种群主要集中于少数团聚的斑块,不同季节种群聚集特性差异显著,春季,种群聚集强度较强,个体平均拥挤度最低,种群主要由单一团聚的斑块组成;夏季,种群聚集强度较弱,个体平均拥挤度高,种群主要由4个斑块组成;秋季,种群聚集强度最弱,个体平均拥挤度较低,种群主要由7个斑块组成;冬季,种群聚集强度最强,个体平均拥挤度最高,种群主要由单一团聚的大斑块组成。随着个体生长速度的增大,种群呈现扩散的趋势,饵料浮游动物生物量和底层水温是影响种群聚集强度的主要因子。
摘要:为了研究寒区湿地浮游动物功能群的季节变化以及水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对淡水浮游动物进行了功能群划分,以北方寒冷地区沼泽型湿地三环泡部级自然保护区为例,于2014年春季(5月)、夏季(7月)和秋季(9月)对三环泡部级自然保护区15个采样点进行了浮游动物采样,系统分析了浮游动物功能群的组成特征。结果表明:三环泡部级自然保护区浮游动物功能群共划分为7个功能群,春季以功能群RF占优势,为83.82%;夏季以功能群RC、PF、RF和LCC占优势,分别为34.15%,19.58%,18.49%和10.54%;秋季以功能群RC和RF占优势,分别为71.94%和17.86%。浮游动物功能群季节变化表现为RF→RC+PF+RF+LCC→RC+RF的特点,表明春季功能群RF对浮游植物起到了很好的滤食作用,夏季和秋季功能群RC对功能群PF和RF捕食压力较大。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和RDA多元统计分析表明,种间竞争、氯离子(Cl-)、总氮(TN)、总无机碳(IC)和生物耗氧量(BOD5)是影响三环泡部级自然保护区浮游动物功能群的主要影响因素,除功能群RF外,其它功能群同氯离子(Cl-)、总氮(TN)和总无机碳(IC)显著正相关,同生物耗氧量(BOD5)显著负相关,SCF、MCF、MCC和LCC由于食物竞争和捕食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极显著的相关性,同为捕食关系的RC和RF、PF则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种间竞争、浮游植物上行效应和营养盐是影响寒区沼泽型湿地浮游动物功能群季节变化和生物量的主要因素。
摘要:近年来,生物多样性研究已从群落物种多样性拓展至功能多样性层面,使用功能性状表征功能组成及功能多样性是当前底栖动物生态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物种功能性状对环境变化敏感,对群落和种群沿环境梯度的演替具有许多潜在的指示作用。为了解香溪河水系水生昆虫功能性状空间分布格局及环境因子对功能多样性的影响,于2005年12月及2006年1月、2月对该水系的香溪河、九冲河、高岚河、古夫河4条河流的水生昆虫进行了调查,并对理化指标进行了测定;参考相关文献资料,本研究选择化性、漂移性、游泳能力、吸附能力、形状、个体大小、流态偏好、温度偏好、生活型、营养习性等10个功能性状纳入分析。研究结果发现,香溪河水系共鉴定水生昆虫127种,四节蜉(Baetis sp.)、高翔蜉(Epeorus sp.)、短尾石蝇(Nemoura sp.)为区域优势分类单元,相对丰度分别为38.6%、9.1%、6.7%;4条河流间优势物种组成差异较大。10个功能性状中相对丰度最高的等级性状分别为1世代/a(Volt2)、高漂移率(Drft3)、无游泳能力(Swim1)、无吸附能力(Atch1)、流线型(Shpe1)、小型个体(Size1)、沉积/侵蚀流态兼好型(Rheo2)、广温型(Ther2)、附着型(Habi4)、收集者(Trop1);单因素方差分析及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化性、附着能力、大小、流速偏好、温度偏好、漂移性、生活型、营养习性等性状级别间差异显著,而游泳能力、形状性状等级间无显著差异。对10个功能性状的33个等级性状在4条河流间相对丰度的差异性进行研究,结果发现,Volt1、Drft2、Swim2、Atch1、Atch2、Size3、Rheo1、Ther3、Habi2、Habi3、Trop3、Trop5等12个等级性状相对丰度在4条河流间差异显著。功能性状多样性、树状图功能多样性用来描述4条河流功能多样性,结果表明,功能性状多样性指数均值在古夫河、高岚河、�
摘要:2014年6月于室内大型水槽使用摄像系统对金乌贼繁殖过程进行连续观察与记录,通过定性和定量比较分析,解析其繁殖过程中游泳、捕食、求偶、争斗、交配及产卵等行为特征。结果显示:金乌贼游泳主要依靠漏斗喷水的反作用力,持续游泳能力较弱;繁殖期的金乌贼继续摄食,能发现周围20—38 cm范围内的凡纳滨对虾,攻击距离为7—24 cm,能在2.1—6.1 s内完成对对虾的捕获且成功率极高,外源营养为卵(精)巢不同步发育、分批产卵和复杂的繁殖行为继续提供能量支持;金乌贼具明显的求偶行为,规格差异是影响求偶的重要因素,其中雄性亲本更倾向选择与自身规格相当或略小的雌性,而雌性亲本则更倾向于选择大规格(较大规格争斗易获胜)的雄性;金乌贼一次交配持续125—398 s,雄性有明显的精子移除行为和领域性,交配后雄性伴游在雌性周围3—24 cm范围内,不允许其他乌贼靠近,平均伴游61 min后会再次交配。精子移除、伴游以及多次交配是雄性金乌贼有效提高父权贡献率的关键行为基础;研究结果表明,金乌贼采取“多夫多妻”的混交婚配策略,两性亲本均存在多次交配现象,这能有效提高雌雄的生殖成功率和受精卵的遗传多样性。
摘要:为了探讨不同生境盐地碱蓬对低氮生境的适应机制,测定了盐渍环境下(200 mmol/L Na Cl)不同浓度硝态氮(0.3、5 mmol/L NO-3-N)预处理两种生境盐地碱蓬经氮饥饿后的NO-3含量、硝酸还原酶(NR)活性、光合特性及生长状况。结果表明,0.3和5 mmol/L NO-3-N处理以及进行氮饥饿时,潮间带生境盐地碱蓬叶片NO-3含量均高于内陆生境盐地碱蓬。与内陆生境盐地碱蓬相比,氮饥饿后,潮间带生境盐地碱蓬叶绿素含量、NR活性和光合放氧速率下降幅度均小于内陆生境盐地碱蓬,在0.3mmol/L NO-3-N预处理进行氮饥饿时趋势更加明显。0.3 mmol/L NO-3-N预处理后氮饥饿对潮间带生境盐地碱蓬根冠比没有影响,却降低内陆生境盐地碱蓬根冠比。上述结果表明,低氮条件下潮间带生境盐地碱蓬具有较高的NO-3储存能力,在环境持续氮素缺乏时具有较高的NO~-3-N再利用能力,能更好地维持氮代谢以及光合性能。说明潮间带生境盐地碱蓬能更好地适应低氮生境。
摘要:通过改进的光能利用率CASA模型估算2001—2010年间疏勒河流域陆地生态系统的净第一性生产力(NPP),采用线性趋势分析、变异系数和Hurst指数等方法,分析了NPP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与气候因子的相关性。结果表明:1疏勒河流域NPP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差异,空间上呈现西北低、东南高的趋势,且具有较明显的经向“条带”分布特征,2001—2010年,NPP平均值为102.26 g C m-2a-1。22001—2010年,疏勒河流域NPP总体呈增长趋势,年际波动较大,NPP明显增加的区域占总面积25.15%,明显减小的区域约占11.93%。3Hurst指数分析显示,疏勒河流域NPP变化的同向特征强于反向特征,其中持续改善地区占总面积的78.3%,21.7%的区域将由改善转为退化。4在年尺度上,降水是植被NPP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NPP与降水呈弱的正相关关系,与温度相关性不显著;在月尺度上,温度是NPP变化的主要控制因子。疏勒河流域NPP对气候因子不存在明显的时滞和累积效应。
摘要:揭示大兴安岭北部气候变化敏感区的气候生产潜力演变及其影响机理,对于维持东北地区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标准树轮年表反演气象资料与研究区13个气象站观测数据组成的1707—2014年气象资料序列,利用Miami模型和小波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大兴安岭北部气候生产潜力演变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结果显示:1707年以来,气温、降水、蒸散和标准气候生产潜力变化均表现极显著增加趋势,标准气候生产潜力(W)变化率为1.79 kg hm-2a-1,20世纪气候倾向率最大为10.14kg hm-2a-1,温度气候生产潜力(WT)与降水气候生产潜力(WR)的比值21世纪最大,水热配比状态最好;4种气候生产潜力存在不同时间尺度的周期变化,但变化一致性较好,主周期均为215—219a;大兴安岭北部W呈现一致的正变化趋势,高值、次高值、低值中心分别在根河、塔河、鄂伦春偏南地区,振幅由西北向东南逐渐递减;W与年气温、降水量、蒸散量正相关显著,年平均气温每升高1℃、年降水量和蒸散量均增加10 mm,W变化率依次为453.71、74.40、219.01 kg/hm2,且气温是影响W的主要因子;未来“暖湿型”气候对森林植被生长有利,而“冷干型”气候对森林植被生长不利,气候生产潜力增加(减少)幅度均为10.9%—21.7%。研究结果不仅可为区域尺度内研究森林植被气候生产潜力提供基础方法,而且对进一步估算森林碳汇、即将实施的碳交易及中国北部边疆生态安全研究和生态功能规划制定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摘要:以3条样带上117块植被群落调查样方为基础资料,研究了海流兔河流域植被物种多样性及生物量与地下水位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地下水位高低及地貌类型均会影响草本层植物群落组成及优势种构成。滩地样地中,随地下水位降低,优势草本的更替方向为寸草,芨芨草,马蔺,狗尾草,碱茅;沙坡样地中,优势草本的更替方向为大针茅,沙鞭,沙蓬,沙打旺。2)地下水位为1.5 m时是草本植物群落生长发育最适宜区域,物种多样性及丰富度达到最大,而灌木层物种多样性及丰富度随地下水位下降呈现波动变化的特征;当地下水位埋深小于5.0 m时,草本层物种多样性及丰富度明显高于灌木层,在地下水位埋深大于5.0 m时,草本层物种多样性指数开始出现低于灌木层的现象。3)草本植物多样性及丰富度和生物量之间关联性不强,滩地样地中,草本层地上生物量及地下生物量在地下水位为1.8 m时具有最大值,但植物群落结构较为单一;沙坡样地中,地上生物量最大值出现在地下水位为5.0 m的区域内,而地下生物量最大值出现在地下水位为3.5 m时。综上,物种多样性、地上及地下生物量与地下水位都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有一个最适水位;高于或低于这个最适水位,多样性和生物量都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