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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植被变化趋势的地形分异规律对于理解其驱动因素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探索植被变化趋势的地形梯度分异规律和原因,以MODIS NDVI为数据源,利用Mann-kendall方法分析2000-2015年贵州省植被的变化趋势,通过地形位指数(TNI)和分布指数分析植被变化趋势的地形梯度分异规律,并结合气候、土地利用和扰动类型数据分析其形成原因。结果表明,(1)在空间分布上,NDVI呈极显著降低趋势(Z≤2.32,P≤0.01)的栅格占研究区总面积的3.8%,主要分布在北部、东北和东南部区域;极显著增加趋势(Z≥2.32,P≤0.01)的栅格占研究区总面积的3.7%,主要分布在西部、西南和东北部地区。(2)低(1-4)和高(9-12)地形位是NDVI呈显著减少趋势的栅格的优势分布区,而中(5-8)地形位是NDVI显著增加趋势的栅格的优势分布区。(3)低地形位上NDVI显著降低的栅格中,49.2%存在NDVI变化趋势的突变,其中33.5%是由于建设开发和林地退化等原因导致。(4)中地形位上NDVI显著增加的栅格中,扰动后修复的比例达到30.7%,主要是由于生态修复促使NDVI显著增加。(5)高地形位上NDVI显著增加的栅格中86.2%在研究时段内未发生植被扰动。这部分栅格中,NDVI与夏季气温呈负相关的比例分别占东部和中部地貌区总面积的97%和96.5%。综上,人为活动是导致低地形位NDVI显著减少和中地形位NDVI显著增加的主要原因;高地形位内NDVI值的显著下降与春季和夏季气温升高有关。植被变化趋势的地形梯度分异规律能够反映出植被变化的直接驱动因素。在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针对不同地形梯度上的植被应该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低地形位区重点关注人为活动对植被的扰动;中地形位区重点关注生态工程的治理成效和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避免植被恢复与退化的同时发生;高地形位上通过实地监测密切关注植被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响应。
摘要:物种多样性对海拔梯度的响应是植物生态学研究领域的热点。为探究温带半干旱-半湿润过渡地带山区物种多样性沿海拔梯度的分布规律,以吕梁山脉北段饮马池山为研究对象,通过野外群落调查,分析了饮马池山阳坡植物群落α多样性和β多样性对海拔梯度的响应。结果表明:在海拔梯度上,样地内共调查物种29科69属97种,群落物种组成具有明显的温带性质;从低海拔到高海拔植被依次分布有山前山地草原(1 710-1 915m)、山地灌丛草原(1915-2110 m)、山顶亚高寒草甸(2110-2 200m),灌草丛群落主要分布在1900-2100m。植物群落草本层α多样性大于灌木层,随着海拔的升高,植物群落物种丰富度呈“M”型变化趋势,在1915 m和2110m处最大;灌木层α多样性指数呈单峰型变化趋势,在2060m处最大;草本层α多样性指数呈波动变化趋势,α多样性指数在1900-2100m处呈下降趋势。Sorensen指数在海拔1860-1915m和2 110-2153m之间出现两个最小值,而Cody指数出现两个峰值,表明该海拔地段β多样性最大,样地群落间相似性低,成为物种更替速率较快的过渡地带。在温带山区,以β多样性为指标测量群落间或生境间环境梯度变化较为可行,海拔变化对山地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差异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对管理和恢复温带山地植被以及维持生态系统稳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摘要:土壤微生物是森林生态系统中重要的分解者,参与生物圈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对温度变化响应较为敏感。以鼎湖山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为研究对象,基于野外增温实验平台,采集0-10 cm和10-20 cm土层的土壤样品,采用磷脂脂肪酸(PLFA)方法并结合土壤理化性质的监测,探究气温上升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影响。结果表明:(1)增温处理使0-10 cm和10-20 cm土层月均温分别显著上升1.24℃和1.17℃,土层湿度变化不显著;(2)增温显著增加了土壤硝氮含量,但对其他理化性质作用不明显;(3)增温组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MBC)、微生物生物量氮(MBN)、微生物生物量碳氮比(C/N)以及微生物总磷脂脂肪酸含量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4)增温显著改变了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使细菌相对丰度、细菌真菌之比(B/F)以及革兰氏阳性菌革兰氏阴性菌之比(G^+/G^-)显著增加,降低了真菌和丛枝菌根真菌的相对丰度;(5)进一步分析表明,土壤硝态氮和有机碳是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变异的主要因子,两者共同解释了微生物群落结构60.5%的变异度。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增温对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土壤微生物生物量作用不明显,但可通过对土壤硝氮和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影响引起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其相对丰度的改变,微生物群落结构和相对丰度的变化又将通过影响微生物对土壤碳氮的同化作用,最终影响土壤的碳氮过程。
摘要:为了解南亚热带针阔叶混交林不同树种的养分元素含量及其计量比对增温的响应情况,基于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站的模拟增温研究平台,选取混交林中红枝蒲桃(Syzygium rehderianum)、红锥(Castanopsis hystrix)、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和木荷(Schima superba)4个树种为研究对象,采用沿海拔梯度垂直移位模拟增温的方法,研究了4个树种叶、枝和根中主要元素含量及计量比对增温的响应情况。结果显示,增温降低了各树种各器官的C和N含量,升高了P含量。增温条件下,各树种C含量变化幅度不大,叶的N和P含量大于枝和根,不同树种对增温的响应有所差异,红锥和木荷的C、N和P含量对增温的响应大于红枝蒲桃。增温显著降低了各树种各器官的C/P和N/P,各树种在化学计量比上对增温的响应表现为红锥>木荷>马尾松>红枝蒲桃。增温升高了各树种叶的Ca含量,其他养分在不同器官没有表现出一致的规律。研究结果揭示了南亚热带针阔叶混交林主要树种养分含量及化学计量学特征对增温的响应特征,发现增温对南亚热带主要乡土树种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种间差异性,这种差异可能会影响不同树种生长,进而影响森林群落结构和功能。
摘要:以3个引种区12个试验点的景天三七(Sedum aizoon)的茎叶为研究对象,探究景天三七活性成分与生态因子间的相关性,通过冗余分析(RDA)研究了9个土壤因子和14个地理气候因子与景天三七主要活性成分的关系,确定影响景天庚糖、谷甾醇、总黄酮和生物碱的主要生态因子,为景天三七的引种栽培提供技术依据。结果表明,景天三七各活性成分均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大荔引种区景天庚糖和谷甾醇的含量显著高于鄠邑和洛南引种区,洛南引种区的总黄酮含量又显著高于其他引种区。景天庚糖含量与谷甾醇之间呈极显著正相关(r=0.751),与生物碱和总黄酮呈负相关。土壤中铜(F=16.81,P=0.002)、钙(F=7.49,P=0.006)、铁(F=4.03,P=0.030)的含量及日温差(F=53.44,P=0.002)、平均气温(F=31.04,P=0.002)是造成景天三七活性成分差异的主要生态因子。景天庚糖和谷甾醇累积效应与土壤中钙含量、平均气温呈显著正相关,与速效钾、镁、锰、锌及温度因子呈正相关,与降水量呈负相关;生物碱含量对生态因子的响应与谷甾醇和景天庚糖总体相反;景天三七中总黄酮含量与日温差呈显著正相关,与土壤中锰、锌、有效磷、镁、钙、降雨量呈正相关,与温度因子呈负相关。产地的地理位置和生态因子是影响景天三七活性成分分化和形成的重要因素,关中东部大荔引种区土壤中钙含量高、气温较高,降水较少,有利于景天三七的活性成分的形成与累积,尤其以景天庚糖和谷甾醇含量增加最为明显,是景天三七适宜引种区。
摘要:建植多年生人工草地已成为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工程的重要措施之一,探究多年生人工草地生态系统CO2交换的变化特性,有助于准确评估和预测人工草地碳收支状况及其生态服务功能。利用2012-2016年,5年的涡度相关系统观测的数据,分析了三江源农牧交错区垂穗披碱草(Elymus nutans)人工草地的净生态系统CO2交换(Net ecosystem CO2 exchange,NEE)、总初级生产力(Gross primary productivity,GPP)和生态系统呼吸(Ecosystem respiration,R)等参数在一个种植周期的变化特征及其控制因子。结果表明:(1)在一个完整种植周期内(5年),三江源农牧交错区垂穗披碱草人工草地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CO2通量先增加后减小,累计固碳180.4 g·m^-2,是一个弱的碳汇,其中,除了种植第1年表现为碳源(47g·m^-2),其他年份均为碳汇,第3年碳汇强度达到最强128.3 g·m^-2;(2)GPP主要由空气温度、植被多样性指数(Simpson指数)和生长季长度共同控制(r^2=0.92),植被多样性指数(Simpson指数)直接影响着生长季NEE(r^2=0.80);(3)管理措施(播种和收割时间)影响着生长季的长度,而生长季长度影响非生长季R和生长季NEE的比值(R/NEE)(96%),进而影响着NEE的年际变异(92%),管理措施影响着人工草地NEE的年际变异。不论是生产功能还是生态功能,每5-6年重新翻耕人工草地是“生产-生态”的双赢模式,人工草地更新是三江源农牧交错区一个生产和生态相结合的有效产业发展模式。
摘要:林区公路的生态水文影响历来少受关注,道路对集水区径流的影响及其机制仍不明确。在南岭国家森林公园选取2个对比森林集水区,其一为自然状态(W1),另一个受旅游公路干扰(W2),利用各集水区2017年8月-2018年7月连续监测的降雨和流量数据,研究了林区公路对径流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W2集水区,不同雨量级的次降雨产生的快速径流量是集水区W1的1.64-3.69倍,W2的水文响应值的年平均值(12.60%)是W1(4.32%)的2.92倍;而且在相似降水条件下W2的洪峰流量远大于W1,洪峰滞后雨峰的时间比W1短;(2)基于79场(W1)和87场(W2)雨量P≥5 mm的次降雨及其径流的监测,将两集水区各次降雨过程中产生的快速径流(QF)与降雨量(P)、降雨历时(PD)、前7天降水量(AP7)、最大30 min雨强(I30)、最大60 min雨强(I60)、平均降雨强度(AHRD)和初始流量(Fi)各指标进行相关分析,两个集水区的快速径流都与降雨量、降雨历时呈极显著相关;此外W1的快速径流与I60呈极显著相关,与I30显著相关,W2的快速径流与I30和I60相关关系不显著,但与AP7呈显著相关;(3)观测期间,W2的年径流系数为0.489 5,W1的年径流系数为0.443 7,基流占总径流的比率(BF/R)在一年中每个月都表现为W2小于W1。林区公路修建引起了径流量、径流组分分配以及径流过程变化:林区公路明显增加集水区的快速径流量和洪峰流量并使洪峰滞后雨峰的时间缩短,导致产生快速径流的主导因素改变;显著减少了集水区的基流补给,使集水区径流中基流比例显著减少。
摘要:控释氮肥与普通氮肥配施能够有效提高氮素利用效率及经济效益,研究控释/普通氮肥配比与减量单施对东北春玉米氮素利用及土壤养分有效性的影响,对指导该地区的玉米种植科学施氮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田间小区试验方法,设置不施氮肥(CK0)、普通氮肥(CK)、控释氮肥常量(CR1)、控释氮肥减量10%(CR2)、控释氮肥减量20%(CR3)、控释氮肥与普通氮肥3∶7配施(CR4)、控释氮肥与普通氮肥5∶5配施(CR5)、控释氮肥与普通氮肥7∶3配施(CR6),探讨控释/普通氮素肥料不同配比对春玉米产量与产量构成、氮素利用、经济收益及土壤养分有效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控释氮肥与普通氮肥配施有利于叶片氮素积累,增强光合作用能力,增加产量和施肥收益;配施试验各处理产量和施肥收益显著高于单施控释氮肥各处理,CR4产量最高,达到14 695 kg·hm^-2,与CK相比增产率为25.68%。配施有利于提高成熟期土壤铵态氮和硝态氮含量,与CK相比分别提高14.18%-40.70%、88.32%-113.23%,土壤速效磷、速效钾含量低于CK,表明施用控释氮肥能够促进植株对养分的吸收。施用控释氮肥显著提高了氮肥利用效率,CR3氮肥利用率、氮肥农学效率和氮肥偏生产力均显著高于CR1,与CK相比分别提高了21.79%、14.17 kg·kg^-1和23.68 kg·kg^-1。配施处理与CK相比氮肥利用率提高了18.23%-19.11%,氮肥表观损失率降低了35.04%-40.01%,减量处理与配施处理的氮肥表观平衡指标无显著差异。综上,配施处理优于本试验其他处理,其中CR4的产量、施肥收益、各氮肥利用指标均显著高于单施控释氮肥处理,氮肥农学效率和氮肥偏生产力显著高于CR6,氮肥表观平衡指标与CR5无显著差异且优于其他处理。因此,东北春玉米最佳施氮方式为控释氮肥与普通氮肥3:7配比施用。
摘要: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是连接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重要纽带,严峻的土地沙漠化形势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研究沙漠化进程及驱动机制对防治沙漠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年和2015年两期中国北方沙漠化土地、气象数据、人口、GDP、DEM、土壤类型数据,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研究了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沙漠化进程驱动力。结果表明,(1)2000-2015年,沙漠化面积减少了97 700 km^2,其中轻度、极重度沙漠化面积分别减少了62 000 km^2和130 600 km^2,而中度和重度沙漠化面积分别增加了21 500 km^2和73 400 km^2。整体上,沙漠化逆转面积为386 300 km^2,其中明显逆转239 000 km^2,不明显逆转147 300 km^2,而沙漠化发展面积为421 800 km^2,其中明显发展142 200 km^2,不明显发展279 600 km^2。(2)2000-2015年,沙漠化进程是自然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以自然因素为主要驱动力,其中沙漠化对气候因素响应尤为敏感,而降水量对沙漠化进程影响最大,平均相对湿度的影响次之。(3)气候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对沙漠化进程影响显著,而平均相对湿度、降水量、日照时数与其他气候因素的交互作用更明显。
摘要:为探究重污染天气期间济南市城区和清洁对照点PM2.5及其组分污染特征,于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月7日在市监测站和跑马岭进行连续PM2.5样品采集,并对两个点位的PM2.5及其组分(水溶性离子和碳质组分)污染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重污染天气期间市监测站PM2.5质量浓度(260±77)μg·m^-3是跑马岭(85±17)μg·m^-3的3倍,表明该重污染天气过程对济南市城区影响程度明显大于清洁对照点跑马岭。市监测站水溶性离子浓度高低顺序为SO4^2->NO3^->NH4^+>Cl^->K^+>Na^+>Ca^2+>F^-,跑马岭水溶性离子浓度高低顺序为NO3^->SO4^2->NH4^+>Cl^->K^+>Na^+>Ca^2+>F^-。市监测站和跑马岭二次无机离子(SNA)质量浓度分别为(134.7±49.5)μg·m^-3和(46.2±19.0)μg·m^-3,在PM2.5中占比分别是51.8%和54.4%,两个点位PM2.5浓度差别很大,但SNA在PM2.5中占比相差不大。通过NH4^+计算值与实测值相关性分析可知,市监测站和跑马岭PM2.5中NH4^+均主要以(NH4)2SO4和NH4NO3形式存在。市监测站SOR和NOR分别为0.44和0.32,跑马岭SOR和NOR分别为0.32和0.44,SOR和NOR的值均大于0.1,表明大气中SO2和NO2的二次氧化程度较高。采用OC/EC最小比值法估算得到市监测站和跑马岭SOC分别为8.3μg·m^-3和1.8μg·m^-3,分别占OC的38.2%和20.9%,这表明市监测站OC二次反应程度明显高于跑马岭。市监测站有机碳(OC)和元素碳(EC)相关性(R2=0.57)明显弱于跑马岭(R2=0.92),表明市监测站OC和EC来源比较复杂,更有利于SOC的生成。
摘要:叶绿素a是浮游植物均具有的光合色素,是评价水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以叶绿素a为指示性指标对冰封期和非冰封期叶绿素a及相关环境因子含量指标进行了监测,以了解乌梁素海水体叶绿素a在治理前后(2014-2017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尤其是针对寒区湖泊的特点,对冰封期叶绿素a、总氮、总磷的时空分布进行了深入分析,运用相关性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叶绿素a与理化环境因子的关系。结果表明,绿素a总体上呈冰封期高于非冰封期的特征,2014-2016年叶绿素a呈逐年递减趋势,但2017年又略有回升,且区域性差异显著,与氮磷营养盐空间分布趋势一致,表现为湖北区总排干入水口附近大于湖心区和湖南区。影响乌梁素海的主要水化学因子依次为总磷、溶解氧、溶解无机磷、总氮、正磷酸盐、总溶解性固体;同时,透明度与叶绿素a呈极显著负相关;冰层厚度因其影响冰下水体污染物的蓄积,也是影响水域环境的关键因素。总体上,治理后叶绿素a较治理前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表明湖北区总排干入湖水的污染物得到了有效控制,对乌梁素海水体污染控制与修复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也显现出乌梁素海冰封期水体由于水体冻结使得污染物析出,致使冰下水体富营养化较其他时期严重。
摘要:突发性镉污染事件能造成水体剧烈“瞬态污染”。鱼类对水体和底泥中镉的摄入吸收导致镉在鱼类组织器官中富集,周边当地居民食用受镉污染的鱼类可能存在人体健康风险。以龙江突发性镉污染事件为例,以不同类型鱼类为研究对象,于2012年2月-2013年12月期间对广西龙江进行6次采样调查,分析了不同食性和生活水层鱼类肌肉的镉含量以及基于污染指数法和健康风险评价模型研究其污染水平和健康风险。调查结果表明,从不同时段看,突发事件初期鱼类肌肉中镉含量均较高,污染较严重,其中杂食性鱼类污染指数在4.73-5.65之间,底层鱼类污染指数在5.13-6.75之间,在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后以及流水冲刷稀释下鱼类肌肉对镉的累积量逐步降低;根据食性排序,不同食性鱼类肌肉的污染水平为:杂食性>肉食性>草食性;不同生活水层鱼类肌肉其排序为:底层>中下层>中上层;在健康风险方面,受镉污染的杂食性鱼类和底层鱼类均分别相比于其他食性和水层的鱼类呈现出更大的健康风险值,但除突发事件初期事件发生点附近的S5(风险值为9.03×10^-5·a^-1)外,其他各监测断面鱼类肌肉中镉的平均健康风险均未超过国际防辐射委员会(ICRP)推荐的污染物所致健康危害的个人年风险最大可接受值(5.0×10^-5·a^-1),因而当地居民摄食本次镉污染事件的鱼类的潜在健康风险很小,但在突发事件初期应重视人们食用含镉杂食性鱼类和底层鱼类的健康风险。
摘要:为了解东海外海海域不同种类生物体内总汞的蓄积差异性,使用直接测汞仪测定在东海外海海域捕捞的不同种类生物可食组织中的总汞含量,从不同生物的食性、食物链层级、栖息水层等方面对其总汞含量差异性进行了初步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东海外海海域22个品种共计104个样本中,总汞含量范围在0-0.557 mg·kg^-1之间,平均值为0.103 mg·kg^-1,均低于GB 2762 2017标准限量值。不同食性生物体内的汞含量的差异关系为:底栖动物食性鱼类(0.153 mg·kg^-1)>浮游生物食性鱼类(0.093 mg·kg^-1)>鱼食性鱼类(0.084 mg·kg^-1);汞可通过海洋食物链产生生物放大作用,处于食物链上层营养级的物种通过捕食行为使汞在食物链传递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富集和放大效应;不同栖息水层的生物体总汞含量均值分布趋势为:泥沙底层(0.122 mg·kg^-1)>底层(0.067 mg·kg^-1)>中下层(0.060 mg·kg^-1)>中上层(0.041 mg·kg^-1),说明鱼体内的汞含量与其栖息水层密切相关,尤其是生活在泥沙底层或底层和中下层的生物体内的汞含量高于生活在中上层的生物,如短鳍红娘鱼(Lepidotrigla microptera,0.178 mg·kg^-1)汞含量平均值高于竹荚鱼(Trachurus japonicus,0.042 mg·kg^-1)。结果表明,东海外海海域生物体内总汞蓄积含量差异性与生物的种类、生活习性及其所处食物链结构和长度等因素有关。
摘要:作为主要的重金属污染物,镉(Cd^2+)和铅(Pb^2+)对生物体具有不同影响和毒作用机制,然而当它们同时存在于机体内常会表现出不同的联合效应,因此研究以上两种重金属的联合作用极其重要。本研究以模式生物黑腹果蝇(Drosophilamelanogaster)为研究对象,采用原子吸收、发育实验、酶学测定以及荧光定量PCR评估Cd^2+和Pb^2+以及二者联合对果蝇的影响。向果蝇分别饲喂不同剂量的Cd^2+(0.05、0.1、0.3、0.5 mmol·L^-1)和Pb^2+(0.2、0.5、1.5、2.9 mmol·L^-1)以及Cd^2++Pb^2+(0.05+0.2、0.1+0.5、0.3+1.5、0.5+2.9 mmol·L^-1),测定果蝇成虫体内Cd^2+和Pb^2+积累量,以及化蛹率、羽化率、抗氧化能力、金属硫蛋白(metallothionein,MTNs)和谷胱甘肽S转移酶(glutathione S-transferase,GST)基因的表达水平。结果表明,果蝇中Cd^2+和Pb^2+浓度随着培养基中重金属浓度的上升而增加,当同时加入Cd^2+和Pb^2+后,二者积累量进一步增加。单独添加Pb^2+(0.2、0.5、1.5、2.9 mmol·L^-1)或共同添加Cd^2++Pb^2+(0.1+0.5、0.3+1.5、0.5+2.9 mmol·L^-1)显著降低果蝇化蛹率和羽化率,而Cd^2++Pb^2+联合处理较单独Cd^2+/Pb^2+处理表现出更强的效果,且这种效果随着Cd^2+/Pb^2+浓度的增加而增强。Cd^2++Pb^2+处理CAT活性较单独Cd^2+/Pb^2+处理显著提高。Cd^2++Pb^2+(0.05+0.2、0.1+0.5、0.3+1.5 mmol·L^-1)处理组SOD活性较单独Cd^2+/Pb^2+处理,SOD活性无明显变化,但在Cd^2++Pb2(+0.5+2.9 mmol·L^-1)处理组中SOD活性显著上升;Cd^2++Pb^2+(0.05+0.2 mmol·L^-1)处理组MDA含量较单独Cd^2+/Pb^2+处理显著提升,但在处理组Cd^2++Pb^2+(1+0.5、0.3+1.5、0.5+2.9mmol·L^-1)中MDA含量反而较单独的Cd^2+/Pb^2+处理有所下降。荧光定量PCR结果表明,在Cd^2+/Pb^2+处理下MTNs和Gsts表达水平显著升高。本研究表明重金属联合作用会对生物体产生不同的毒性效应,而MTNs和Gsts两类基因在生物体重金属胁迫下的解毒机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摘要:通过分析兰州市某交通线路两侧绿化植物叶片金属含量及其相关性,叶绿素和渗透性调节物含量的变化,探究交通线路活动造成的植物重金属污染特征及其对绿化植物生理特性的影响,为筛选适应道路环境的绿化植物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在不同道路环境中植物体内重金属含量有明显的差异,路侧植物灌木月季(Rosa chinensis)、乔木冬青(Ilex chinensis)、槐树(Sophora japonica)、梧桐(Firmiana platanifolia)和碧桃(Amygdalus persica var.persica)的Cr、Pb、Ni和Zn积累量高,如冬青叶片Cr达到2.11 mg·kg^-1,月季叶片Pb为9.14 mg·kg^-1,Ni在碧桃和槐树叶片中的积累量分别为28.48 mg·kg^-1和26.42 mg·kg^-1,十字交叉采样点的乔灌木植物Pb、Cr、Mn、Ni和Zn积累量比较高,这可能与十字路口有较多的车流量或交通活动频繁有关系。相关性和逐步回归分析表明,交通线路路侧植物体内Cr-Pb、Cr-Zn、Cr-Ca、Pb-Ni、Pb-Fe和Mn-Ni元素之间的相关性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在所有绿化植物中,松柏叶绿素含量最低,路侧槐树和碧桃的叶绿素含量最高;与对照点植物相比,路侧冬青和槐树叶片叶绿素含量显著升高,而月季叶片叶绿素含量明显降低。此外,路侧重金属含量高的环境下槐树和碧桃叶片中的脯氨酸含量高,分别达到81.42μg·g^-1和91.11μg·g^-1,月季叶片积累可溶性糖增加,说明不同的绿化植物可能在不同的重金属环境中积累不同的渗透性调节物,以维持细胞渗透性平衡从而抵抗重金属胁迫。
摘要:围绕格尔木地区枸杞果农药残留问题,开展从枸杞植株-蜂蜜-土壤-地下水系统迁移环境中农药残留水平及枸杞果膳食暴露风险评估研究。采集地下水、枸杞果实、枸杞茎叶、枸杞蜂蜜以及土壤样品76个,对11种常用农药进行检测,在各种农药残留水平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利用急性参考剂量和每日允许摄入量进行急性和慢性膳食暴露风险评估。结果表明,76份样品共检出吡虫啉、阿维菌素、草甘膦和多菌灵4种农药,农药种类残留最多的是枸杞叶和土壤样。从平均残留量和最高残留量来看,吡虫啉在枸杞果实、枸杞叶和土壤中残留量相对较高,最高残留量达88μg·kg^-1,而在地下水和蜂蜜样中相对较低;其余农药的残留主要集中在土壤和枸杞叶中,阿维菌素和草甘膦在土壤中最高分别达45.5μg·kg^-1和1 270μg·kg^-1,多菌灵在枸杞叶中达到8 400μg·kg^-1。4种农药在系统迁移过程中的差异性:草甘膦在土壤中降解性能好,主要残留于土壤中,呈现地表累积特征;多菌灵不溶于水,不易迁移,多残留在枸杞的植株中;吡虫啉具有渗透性强,附着力好、耐冲刷等特点,在土壤、地下水、果实及植物等环境中表现出较明显的稳定性;阿维菌素在酸性和碱性条件下降解不稳定,同时受夏季雨水的冲刷作用,在土壤-地下水迁移过程中表现出不稳定的特征。急性膳食暴露风险和慢性膳食暴露风险均小于100%,暴露风险处于可接受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