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PEI的近50年青藏高原高寒草地自然保护区气候变化研究
摘要：青藏高原高寒草地为重要的生态脆弱区，也是3大无人区自然保护区可可西里、羌塘和阿尔金山所在地，由于缺乏气候监测站点，气候变化研究较少。基于自然保护区周边16个气象站点资料，通过1957─2011年逐年的日气候资料，利用3种模型分析了该区域气温与降水量的时间变化趋势，并利用综合了降水与温度的降水蒸散指数（SPEI）分析了干旱演变的趋势，同时利用Kriging插值法，分析了3大保护区的气候变化的差异。结果表明，近55年以来，最高、最低气温和年平均气温上升趋势明显，Mann-Kendall 趋势分析达到极显著性水平，年平均温度增长率为0.71℃/10a。进一步比较了区域平均值法、线性模型与指数模型3种方法下降水量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直线模型拟合的结果数值最高，指数模型的变异最大，而平均值法数值低于直线模型拟合的结果，指数模型能够更好的模拟降水量与海拔之间的关系，年平均降水量波动较大，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增加，70年代中期有所下降，但总体上呈现增加的趋势，Mann-Kendall 分析趋势显著。降水增加量约为10 mm/10a。SPEI指数表明，近50年来，保护区呈现总体由干向湿发展的趋势。自然保护区内降水量，气温与变幅差异较大，可可西里、羌塘与阿尔金山的气温的平均值分别为1.9、15.4和6.0℃降水分别为261、141和107 mm/a。本研究利用SPEI揭示了保护区气候变化规律，并分析了温度降水的空间变异性，为保护区管理提供依据。基于GIMMS与SPOT vegetation的中亚物候变化趋势及对比
摘要：植被物候是反映生态系统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重要证据。作为生态与水资源系统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中亚干旱区植被物候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情况是当前的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热点。文章以GIMMS和SPOT vegetation数据为基础，在TIMESAT物候信息提取软件的支持下，以动态阈值法提取了1982─2006年和1999─2012年中亚地区植被物候空间信息。结合Mann-Kendall趋势分析方法，对中亚地区2个时期的植被开始期，停止期和生长季长度的3种典型物候参数的历史变化情况和空间分布进行识别；同时，通过二维散点图和最小二乘一维线性回归的统计分析方法，开展了对1999─2006年8年重叠期期间GIMMS和SPOT vegetation所提取的3种物候数据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中亚研究区在1982─2006年和1999─2012年2个分段时期没有发生显著的整体性植被物候变化，其未发生显著性变化面积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90%和95%；②农作物种植区域是中亚地区植被物候发生显著变化的主要区域；③对GIMMS与SPOT vegetation数据提取3种物候参数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GIMMS和SPOT vegetation在提取的物候数据存在差异，开始期，停止期和生长季长度的相关性分别为[0.36,0.56]，[0.32,0.49]和[0.28,0.45]，且植被覆盖度高的区域要比覆盖度低的区域差异小，这也说明了不同遥感数据源在中亚干旱区植被物候信息提取一致性较差，其原因可能尺度差异和土壤背景值的严重影响。基于主成分分析的中国南方干旱脆弱性评价
摘要：干旱脆弱性是干旱灾害形成的根本原因。遵循全面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原则，选取水资源脆弱性、经济脆弱性、社会脆弱性、农业脆弱性和防旱抗旱能力脆弱性5个准则层，共32个指标，建立了中国南方农业干旱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的理论方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建立中国南方地区的干旱脆弱性评价模型，得到不同省市的干旱脆弱性指数、分级阈值和区划，以期为南方地区防旱减灾工作提供基础数据和理论支持。得出以下结论，（1）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四个主成分，第一主成分方差贡献率为54.90%，主要反映农业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第二主成分方差贡献率为23.64%，主要反映水资源脆弱性和经济脆弱性；第三主成分和第四主成分所占比重较小，主要反映防旱抗旱能力脆弱性。（2）以4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系数建立南方干旱脆弱性评价模型，得到中国南方干旱脆弱性综合评价得分及其排名，其中水资源脆弱性由高到低依次为云南、广西、贵州、四川、重庆和广东；经济脆弱性由高到低依次为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和广东；社会脆弱性由高到低依次为贵州、云南、广西、重庆、四川和广东；农业脆弱性从高到低依次为贵州、云南、广西、重庆、四川和广东；防旱抗旱能力脆弱性由高到低分别为云南、贵州、四川、广西、重庆和广东；干旱脆弱性综合评价由高到低依次为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重庆和广东。（3）对干旱脆弱性指数进行正态分布性检验，发现该指数基本服从正态分布。根据正态分布原理，得到干旱脆弱性分级阈值，将干旱脆弱性指数小于0.3842定义为低风险，大于1.0758定义为高风险，介于两者之间的定义为中等风险，获得干旱脆弱性分级区划图。广东省位于干旱的低脆弱区，四川和�城市自然保护区动物廊道构建技术研究
摘要：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自然生态体系受到人类活动强烈的冲击，城市景观严重破碎化，城市自然保护区也受到城市建设的挤压和干扰而孤岛化，呈割裂的斑块状，生态风险加剧。因此，构建动物廊道成为保护城市自然保护区完整性和连续性的关键。深圳是我国城市化强度较高的地区，该城市的自然保护区正受到城市建设的强烈挤压与冲击，城市自然保护区受人为干扰而割裂，生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生物多样性退化的形势极其严峻。作者通过现场调查、数据资料分析、专家咨询和 GIS 分析等手段，开展了大鹏半岛自然保护区动物廊道构建技术研究。结果显示，大鹏半岛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资源较为丰富，有珍稀濒危动物及保护动物61种。结合大鹏半岛自然保护区动物恢复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动物廊道恢复的原则，进而确定了两栖类、爬行类和哺乳类动物的恢复对象。结合国际国内廊道恢复构建理论框架，提出了大鹏半岛自然保护区廊道构建的3种类型（景观型、线性型和踏脚石型）、与之相对应的物种及其适宜的生境。就这3种不同类型的廊道进一步提出了恢复构建的原则、技术方法、保护对象的现状分布与潜在分布，并绘制了动物廊道构建示意图。该研究可为城市自然保护区动物廊道恢复提供参考。温度变化对磷在水稻土肥际微域中迁移和转化的影响
摘要：以湖北潜江水稻土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温度变化对所施磷肥在水稻土肥际微域迁移转化的影响。实验采用室内土柱培养法，将磷酸二氢铵单施或与草酸配施后置于5℃、20℃和35℃的温度条件下，分别培养60 d或120 d后，对水稻土肥际微域内水溶性磷、有效磷及酸溶性磷的含量和分布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形态磷在水稻土肥际微域中的迁移距离均较短，单施磷酸二氢铵在5℃和20℃下肥际微域中不同形态磷迁移距离相近，均为50 mm左右，培养时间延长对迁移距离无显著影响，但在这两种培养温度下配施草酸时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磷的迁移距离有所增加。当温度进一步升高至35℃时，配施草酸与否磷的迁移距离均比中低温条件下迁移距离减小，仅为42.5 mm左右。肥际微域中水溶性磷、有效磷和酸溶性磷含量均随着距施肥点距离的增加而显著降低。随着培养温度的升高，肥际微域水溶性磷和有效磷含量和累积量逐渐减少，但酸溶性磷含量基本呈增加趋势。同一温度下，随培养时间延长，各形态磷含量和累积量也逐渐减少。不同温度下配施草酸均能增加肥际微域内水溶性磷和有效磷的累积量。但是随着温度升高，配施草酸与否施磷后肥际微域水溶性磷和有效磷含量和累积量均有显著下降，表明温度升高施入土壤的磷的有效性下降，配施草酸对于减缓升温对磷的固定没有明显影响，但是同一温度下配施草酸可以增加肥际微域水溶性磷和有效磷的含量和累积量。肥际微域可以作为研究磷肥施入土壤后迁移转化及有效性变化的窗口，但是肥际微域中磷的变化对土体磷植物有效性的影响程度还需要进一步通过小区或大田试验进行研究。氮沉降对华北落叶松叶特性和林下土壤特性的短期影响
摘要：以50 a生华北落叶松天然次生林为研究对象，采用全生长季野外多水平林地施氮对比试验的方法，结合树叶特性和林下土壤理化性质测定，设置对照（CK，0 g·m-2·a-1）、低氮（LN，8 g·m-2·a-1）、高氮（HN，15 g·m-2·a-1）3个施氮水平，进行短期氮沉降模拟试验，分析了短期氮沉降对华北落叶松针叶及林下0~10、10~20 cm两层土壤中土壤营养动态的影响，为华北落叶松林的群落结构优化调整、可持续经营管理提供理论依据。研究结果表明：为期一个生长季的短期施氮显著增加了华北落叶松林下0~20 cm土壤层中TOC、NH4＋-N、NO3–-N的含量，却未影响土壤pH值和TN含量，且对表层（0~10 cm）土壤的影响更明显，但整个生长季内月份间的变化较大。短期施氮也导致50 a生华北落叶松针叶的宽度（W）、长度（L）、氮含量（LN）、比叶面积（SLA）和投影面积（PA）显著增加，但未影响叶生物量（LM）和叶有机碳含量（LC）。同时，叶氮含量与0~20 cm层、10~20 cm层土壤中全氮含量以及10~20 cm层土壤中NH4＋-N含量显著正相关，叶有机碳含量则与0~20 cm层土壤有机碳含量和0~10 cm层土壤全氮含量亦呈正相关关系。以上结果说明，华北落叶松天然次生林处于氮限制状态，短期氮沉降可能会提高土壤肥力并促进树木的生长，有利于华北落叶松天然次生林生产力的提高。中国大气降尘地域性分布特征研究
摘要：为了研究中国大气降尘量的地域性分布特征，探讨大气降尘的影响因素，文章以中国大气降尘研究为基础，汇总近20年25个行政区44个地区的降尘量数据，以10 t·km-2·month-1为间隔首次划分降尘区间，为中国降尘量标准的制定提供参考。中国大气降尘现有研究多集中在东北部、中东部地区以及西北沙漠地区，降尘量整体分布为北方高于南方，西部多于东部。除涉及强沙尘暴袭击区域外，现有研究区域的降尘量算术平均值为14.73 t·km-2·month-1，53.7%的研究区域降尘量小于该平均值。降尘量少于20 t·km-2·month-1的地区多集中于沿海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东北平原地区，此类地区多为旅游景区和重要的商品粮产地，植被覆盖率较高，水土保持性能良好，且不易有较大的风沙侵袭；华北平原地区、内蒙古高原地区和准噶尔盆地一带降尘量相对偏高，此类区域多为重工业区，发展经济的同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掠夺；降尘量最大的地区位于塔里木盆地一带，最大值为2915.96 t·km-2·month-1，属于沙尘暴多发区。大气降尘量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经济发展、工业布局、能源结构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因为其地域性差异而造成降尘量不同。中国现有的各地降尘量的数据较少，且研究区多位于城市等人类活动中心，更多地区的降尘量尚需要进一步研究。京津冀地区大气NO2污染特征研究
摘要：京津冀都市圈作为全国主要的重化工业基地，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NO2作为二次颗粒物及光化学污染物的重要前体物，了解其在时空尺度的污染特征对于保护公众康健及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主要基于OMI遥感反演数据并结合部分地面监测数据，研究了2005—2013年京津冀NO2区域污染特征。结果表明：京津冀NO2柱浓度总体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年平均增长速率可达5.69%。在空间格局上呈东南平原区高、西北山区低的特征，平原的年均柱浓度是山区的3倍多；平原区存在两大NO2高值区域，分别为北京-天津-唐山区域和石家庄-邢台-邯郸区域；9年内， NO2高值范围不断扩大，且呈现明显的连片趋势。各城市大气 NO2在9年内的增长趋势也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其中石家庄、唐山、邢台等 NO2重度污染区域的增长速率最大，衡水、沧州、秦皇岛、廊坊等中度污染区域的增长速率次之，承德、张家口等轻度污染区域的增长速率最小。京津冀NO2柱浓度具有显著的季节变化特征，总体表现为秋冬高、春夏低，但山区与平原区差异较大。人口密度、能源消耗、机动车排放等人为因素与京津冀 NO2污染密切相关，不同城市的首要影响因素却不同。北京 NO2柱浓度变化主要受机动车排放影响，天津、唐山、石家庄、邯郸、邢台地区主要受工业燃煤的影响，其次为机动车排放。人为因素对平原区NO2柱浓度的影响作用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对山区的主导作用从2006年开始突显。此外，京津冀平原区NO2重污染中心的形成还受到特殊地形和不利的气象条件影响。2008奥运年，京津冀空气质量得到迅速且有效的改善，说明北京及周边省市联合开展大气污染治理及监管工作的有效性及必要性。北京地区灰霾污染特征
摘要：灰霾天气能见度较低，除影响人们日常生产活动和交通运输外，空气中携带的有毒有害细粒子严重危害人们的生命健康。近几年，北京市加大治霾力度，虽取得一定成绩，但灰霾天气仍然频发。为进一步更好地治理北京灰霾，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须了解北京地区灰霾污染特征，因此，对北京市2013年6月到2014年5月的气象观测数据和PM2.5质量浓度进行了统计分析。文章统计了不同强度灰霾的分布，分析了PM2.5质量浓度与能见度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研究了PM2.5质量浓度影响能见度变化程度的分界点。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间，北京地区出现灰霾时总计4572 h，发生频率为56.2%，灰霾日总计233 d，频率为64.4%，呈冬季〉春季〉夏季〉秋季；湿霾最易发生在夏季，干霾最易发生在冬季，分别占当季灰霾时的17.6%和59.0%；全年不同强度霾发生小时数呈现轻微霾〉重度霾〉轻度霾〉中度霾，其中，轻微霾时数1625 h，重度霾1163 h，轻度霾1101 h，中度霾683 h；研究期间PM2.5质量浓度呈夏季低冬季高的显著变化趋势，PM2.5日均质量浓度达一级空气质量标准59 d，达二级标准159 d，达标率分别为17.7%和47.74%；PM2.5小时质量浓度与能见度呈负相关性较高的幂函数关系（置信度取99%，P〈0.01），无高湿条件影响下，空气中细颗粒物对能见度的影响更为直接；北京地区在改善能见度的过程中，通过降低1μg·m-3的PM2.5，使能见度改善大于或远大于1 km的概率仅为18.9%，而在50.4%的时段内仅能使能见度的改善小于或远小于0.1 km。基于PLS1的哈尔滨市PM2.5与空气污染物相关性分析
摘要：以往对PM2.5的研究多集中在气象因子或单一空气污染物对PM2.5质量浓度变化的影响，未考虑多种空气污染物对PM2.5质量浓度的协同作用。通过哈尔滨市环保局的2014年1月份（共31 d）市区内主要空气污染物SO2、NO2、PM10、CO、O3、PM2.5的质量浓度数据，运用相关性分析、PLS1和通径分析方法，研究哈尔滨市区内主要空气污染物对PM2.5质量浓度变化的直接影响、通过其他空气污染物的间接影响及污染物之间的协同作用。结果表明，SO2、NO2、PM10、CO 与 PM2.5质量浓度显著性相关，O3与 PM2.5质量浓度相关性不显著，SO2、NO2、PM10、CO 之间存在严重的复相关性。依据相关性分析结果，建立了SO2、NO2、PM10、CO对PM2.5质量浓度的PSL1模型，模型的拟合优度r2为0.852，模型拟合良好。对所建立的模型进行通径分析，结果显示，SO2、NO2、PM10、CO对PM2.5质量浓度变化的直接作用分别为0.005、-0.142、-0.140、1.191，CO对PM2.5质量浓度变化的直接影响作用最大。SO2、NO2、PM10通过CO对PM2.5质量浓度变化的间接作用分别为0.706、1.011、1.118均大于它们对PM2.5质量浓度变化的直接作用。SO2、NO2、PM10、CO对PM2.5质量浓度变化的总决定系数为85.9%。CO是主要空气污染物中影响PM2.5质量浓度变化的主要因素，降低冬季煤炭供暖期CO的排放量，有利于提高空气环境质量，降低对人体的健康危害。有机氯农药在太湖水体-沉积物中的交换特征
摘要：有机氯农药（OCPs）是一类重要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具有半挥发性、持久性和高毒性，并能通过食物链富集，危害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有机氯农药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介质间迁移，并能在大气环境中进行远程输送，导致大范围乃至全球性的环境污染。最近的研究发现太湖地区的有机氯农药含量仍然非常高，为了了解太湖有机氯农药的来源以及环境行为，采用气相色谱质谱法对太湖竺山湾水体和沉积物样品中有机氯农药（OCPs）含量进行了测定，探讨了太湖水体和沉积物中有机氯农药的可能来源以及水体-沉积物之间的交换通量。研究结果表明：沉积物样品中的六氯苯的含量最高，为2.33 ng·g-1（干质量，下同），其次为p,p’-DDT、p,p’-DDE和β-HCH，含量分别为0.67、0.64和0.37 ng·g-1。从水体中OCPs的组成来看，p,p’-DDT的含量最高为426.26 pg·L-1，其次是α-HCH和硫丹Ⅰ，含量分别为289.99和215.20 pg·L-1。采用α-HCH/γ-HCH比值对HCHs的来源进行分析，发现太湖水体中的γ-HCH污染来源于工业品六六六和林丹的使用，由交换模型得出HCHs的净交换通量为释放通量，表明HCHs的迁移方向是由沉积物到水中，沉积物的释放已成为太湖水体中HCHs的主要来源之一。水体中的p,p’-DDT/p,p’-DDE比值远大于1，而且由交换模型得出p,p’-DDT的净交换通量为沉降通量，说明了近期可能有新的污染源的输入。值得注意的是，硫丹Ⅰ的净交换通量同样为沉降通量，反映出太湖水体中硫丹Ⅰ可能存在新源的输入。富营养化对浅水湖泊轮虫种群结构影响研究
摘要：石臼湖和固城湖是长江中下游两个浅水湖泊，富营养化问题日益突出。为探索湖泊富营养化对轮虫的影响，于2012年平水期和枯水期对这两个湖泊轮虫种群结构进行了调查，并检测水体理化因子，分析轮虫分布与水环境因子及水体富营养状况的关系。水质检测结果显示，平水期石臼湖除个别点水体综合营养状态指数（TLI）〉50为轻度富营养状态外，大多数站点TLI50，处于轻度-中度富营养化状态。水生生物调查检出轮虫35种，其中石臼湖33种，固城湖27种，平水期种类多于枯水期。出现的轮虫以臂尾轮虫（Brachionus）和异尾轮虫（Trichocerca）居多，优势种主要有螺形龟甲轮虫（Keratella cochlearis）、广生多肢轮虫（Polyarthra vulgaris）、疣毛轮虫（Trichocerca sp.）、沟痕泡轮虫（Pompholyx sulcata）、异尾轮虫属和臂尾轮虫属等。轮虫平均密度3023.19 ind·L-1，平均生物量745.72μg·L-1。现存量季节变动明显，大部分站点平水期大于枯水期。轮虫多样性指数也是平水期大于枯水期，石臼湖轮虫多样性大于固城湖。水体综合营养状态指数（TLI）与轮虫种类数和多样性成显著负相关，随着富营养化加剧，轮虫种类减少，多样性降低。典范对应分析（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CCA）表明，影响轮虫种群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为NH4＋-N、TN、TP和CODMn。按轮虫丰度分布与水环境因子的关系排序，2次调查的24个站点可大致分成3个组。轮虫种群结构受水体富营养状态影响，每组站点的代表性种类对水体营养状态有较好的指示作用。组1的代表性种类为曲腿龟甲轮虫，指示营养级别O-β；组2代表性种类萼花臂尾轮虫，指示的营养级别为β-α；组3以O营养级种类为主。广东鲂幼鱼对铜、镉胁迫的氧化应激响应及其指示意义
摘要：广东鲂（Megalobrama terminalis）是具重要经济价值的珠江流域特有鱼类，已列入部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品种。近年来，随着河流固有生境持续破坏，重金属等水体污染问题不断加剧，以广东鲂为代表的当地特有鱼类资源急剧下降。文章以铜、镉暴露对广东鲂幼鱼48 h的半致死浓度值LC50暴露浓度强度为1个毒性单位（TU）为基准，以室内静水实验法研究了铜、镉离子在低效应浓度、中效应浓度、高效应浓度（分别对应于0.01 TU、0.03 TU和0.11 TU）胁迫对广东鲂幼鱼的氧化应激效应，以期找出适宜的生物标记物，完善珠江水域污染评价与预警体系。结果显示，广东鲂幼鱼MDA、GSH、T-AOC、SOD和CAT（以Pr计）随暴露浓度及暴露时间发生变化，其范围分别在1.08~7.34 nmol·mg-1、0.42~22.82 mg·g-1、0.10~1.32 U·mg-1、2.45~13.24 U·mg-1和0.01~0.09 U·mg-1之间。其中，GSH、MDA和T-AOC在铜、镉暴露后第1天迅速响应至高值，相应的各浓度处理组明显高于对照组。曲线回归结果显示，GSH与暴露浓度c（以TU量计）之间呈显著的二次曲线关系，拟合方程为GSH=-2112（c-0.084）2＋18.1，r=0.847，n=10，P=0.012，暴露浓度阈值为0.084 TU。SOD和CAT则在暴露后第4天响应至高值。曲线回归结果显示， SOD 与 c 及 CAT 与 c 之间均呈显著的二次曲线关系，拟合方程分别为SOD=-2073（c-0.059）2＋14.3，r=0.840，n=10，P=0.014；CAT=-21.2（c-0.056）2＋0.102，r=0.877，n=10，P=0.006，相应的暴露浓度阈值分别为0.059 TU和0.056 TU。与暴露浓度呈显著的二次曲线关系的各指标中，GSH响应最为迅速，SOD和CAT的响应最为灵敏，加之SOD与CAT相关性极强，表明GSH、SOD和CAT这3种氧化应激指标可作为珠江流域水体污染的潜在生物标记物。分泌吲哚乙酸的蒌蒿内生耐镉细菌的筛选与鉴定
摘要：从蒌蒿（Artemisia selengensis）体中分离分泌吲哚乙酸（IAA）的内生耐镉（Cd）细菌将有助于构建有效的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体系。本研究以分泌IAA和Cd耐性为筛选指标，采用研磨法从蒌蒿的根、茎、叶中分离能产生IAA的内生耐Cd细菌，并对其铅（Pb）、铜（Cu）、锑（Sb）的耐受性及对蒌蒿生长特性的影响进行研究，根据形态特性、生理生化测定和16S rDNA序列分析对目标菌株进行分类鉴定。结果表明，从蒌蒿体内分离获得2株分泌IAA能力较强的内生耐Cd细菌J2和Y5，J2和Y5菌对Cd的耐受质量浓度均为90 mg·L-1，IAA的分泌量分别为23.108、15.192 mg·L-1；J2菌能明显增加蒌蒿的株高、最长根长、平均根长、鲜质量和干质量，Y5菌可显著提高蒌蒿的株高、鲜质量和干质量；J2和 Y5菌对 Pb 的耐受质量浓度均为1200 mg·L-1，对Cu的耐受质量浓度分别为120和160 mg·L-1，对Sb的耐受质量浓度分别为50和150 mg·L-1；J2菌在LB平板上菌落为黄色、近圆形、粘稠，Y5菌在LB平板上菌落为白色、近圆形、湿润；J2和Y5菌的16S rDNA序列经扩增，分别获得1条大小约为1500 bp的条带，经比对分别与GenBank中Pantoea agglomerans STY29（HQ220151）、Pseudomonas fluorescens V7c10（KC195905）的相似性最高，结合形态特征与生理生化特性可分别鉴定为成团泛菌（Pantoea agglomerans）和荧光假单胞菌（Pseudomonas fluorescens）。研究表明，从蒌蒿体中分离获得分泌IAA能力较强的内生耐Cd成团泛菌和荧光假单胞菌，为进一步研究其在蒌蒿修复Cd污染土壤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础。Cu胁迫下土壤硝化功能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初探
摘要：随着养殖业的规模化发展，Cu、Zn等重金属元素作为饲料添加剂被广泛应用于畜禽养殖，并随着畜禽粪便的大量、广泛农用，Cu、Zn等低生物毒性的重金属元素在土壤中的逐渐累积以及污染问题日趋严重，这对土壤生态系统的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为探讨Cu胁迫下土壤生态功能的动态变化，文章采用室内模拟培养法，测定了红壤、黄土等8种典型土壤的潜在硝化势对Cu污染胁迫的时间效应；并利用统计分析手段研究了影响Cu胁迫下土壤的硝化功能恢复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试验处理剂量下，Cu污染处理一周，各土壤潜在硝化势均受到完全抑制，即抑制率在80%以上；随着污染胁迫时间的延长，各土壤的硝化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恢复，且在540 d后，500 mg·kg-1 Cu处理土壤（除pH较低的红壤和黑土外）潜在硝化势的恢复率均达到其初始值的80%，即土壤硝化功能基本完全恢复；1000 mg·kg-1 Cu处理土壤（除褐土、棕壤和黄土3中土壤外）潜在硝化势的恢复率均显著低于80%。这表明Cu污染程度的增加可延迟土壤硝化功能的恢复。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表明，Cu 污染胁迫下土壤硝化功能的恢复与其初始硝化功能以及其对 Cu 耐受能力显著相关。由此可知，长期Cu污染胁迫下，土壤的硝化功能的恢复主要取决于土壤初始的硝化活性及其对Cu的耐受能力。复合污染下Cu、Cr、Ni和Cd在水稻植株中的富集特征
摘要：掌握水稻对污染土壤中重金属的吸收和富集特征，为科学认识水稻中重金属的残留问题、健康风险提供理论依据。采用田间试验，研究了4个不同处理量Cu、Cr、Ni、Cd复合污染下水稻的富集特征及其随生育期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重金属在水稻植株各部位中吸收富集系数的大小依次为：Cd〉Cu〉Ni〉Cr，根部重金属吸收富集系数是地上各部位的吸收富集系数的2~100倍。各重金属在水稻植株不同部位的积累分布明显不同，成熟期水稻植株中Cu在水稻不同部位的质量分数为根〉茎≥叶〉米粒〉谷壳，Ni的分布规律为根〉叶〉茎〉米粒〉谷壳，Cr的分布规律为根〉叶〉谷壳≥茎〉米粒，Cd的分布规律为根〉茎〉叶〉米粒〉谷壳；且随着重金属处理量的增加，水稻植株不同部位的重金属质量分数也呈上升趋势。成熟期米粒中Cu、Ni、Cr和Cd的质量分数范围分别为：4.50~6.19、1.86~4.63、0.72~0.76和0.08~0.39 mg·kg-1，与无公害食品标准（GB15199-94、GBT2762-2005）相比，米粒中Cu和Cr的质量分数均未超标，而Ni和Cd（Cd高剂量处理时）的质量分数均超标，存在食用安全风险。重金属在水稻植株不同部位的质量分数随生育期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灌浆中期达到最大，而到成熟期又明显降低。不同重金属在水稻植株中的富集能力和分布规律均呈现明显差异，不同生育期水稻植株中重金属的质量分数明显不同但其质量分数变化呈明显规律性。快速城市化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动态评价--以深圳宝安区为例
摘要：经济和环境的协调性分析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目前，协调评价在应用方面多集中于现状评价和短期动态分析，关注城市化长期进程的案例较少，且研究尺度多数是城市及以上水平，对于行政区及更小尺度的研究相对较少。以典型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城区——深圳市宝安区为例，选取与城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状况密切相关的9个指标，建立经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计算协调发展度，对1994─2012年宝安区的经济社会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协调性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20年间，宝安区经济社会综合指数大致呈逐年升高趋势，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先稳定升高后大幅下降再持续升高最后略有降低，经济与环境的关系经历了经济滞后-环境经济同步-环境滞后的转变，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度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变化特征。可将1994─2012年分成3个阶段：城市化初期（1994─2000年间），宝安区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稳定提升，从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城市化中期（2001─2006年间），协调发展度大幅下降，从中级协调-初级协调-勉强协调（2006年）；城市化后期（2007─2012年间），协调发展水平稳定提升，经历了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的变化。宝安区经济-环境协调度的变化特征与其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历程关系密切。研究成果可为城区可持续发展决策、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也可为其他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地区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土地资源对珠三角地区人口增长的约束分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珠三角地区。1979─2012年间，珠三角地区的常住人口从1797.42万人增至5681.70万人。大规模的人口增长使得珠三角地区的资源供给压力增大，特别是土地资源。2010年珠三角地区已开发的建设用地面积为8867 km2，其中深圳、东莞等城市的建设用地规模已经接近其土地资源的适宜开发上限，土地资源对人口增长的约束作用也日趋显著。为了评判珠三角地区土地资源压力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利用Malthus模型和Logistic模型分别对该地区9个城市的人口变化进行拟合，结果表明，2组模型对2000年前各城市的人口变化均有较高的拟合精度且拟合结果与实际情况较为相近，主要是由于该地区早期发展阶段的资源压力对人口增长的约束作用较小。2000年以后不同城市的Logistic模型与Malthus模型对人口变化预测呈现出不同的趋势，主要与各城市的土地资源压力密切相关。根据2组模型模拟结果的差异和土地资源的压力，将9个城市分为3组。其中深圳、东莞为第一组，这2个城市的人口增速最快、土地资源压力最大，相应的Malthus模型的估计值分别在2003年、2005年超过了实际人口，且其后估计值与实际值的差距逐渐增大。依据Malthus模型2020年深圳、东莞的人口预测值分别为6469.58万人、2386.81万人，这大大超过了这2个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极限。这一结果说明在深圳、东莞的人口高速增长已经不可持续，Malthus模型已不能反映其未来人口的变化趋势。第二组包括广州、佛山、珠海和中山4个城市。这组城市的人口增速相对缓慢，Malthus模型的估计值与实际人口较为接近，但2010年以来这4个城市人口的增长呈放缓趋势，Malthus模型估计值逐渐偏大。第三组城市包括人口增速最慢的江门、惠州和肇庆3个城市。这组城市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