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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审计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审计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正是不断提升其反腐败功能。通过案例研究考察基于反腐败的政府审计制度的现状,验证了政府审计在反腐败中作用发挥遇到的最大问题是问责不到位。接着从完善问责制的视角,借助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的改革契机,提出改革审计管理体制,完善相关法律,健全运行机制的建议,寻找政府审计治理腐败的有效路径,将审计监督与监察监督有效地结合起来,发挥好各自的作用。
摘要:政府“有形之手”在企业创新中的作用是重要的研究话题。基于2009—2015年审计署实施的中央企业审计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政府“有形之手”的重要手段——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审计实施后,相关公司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都显著提高,不过,创新的提高主要集中于技术含量较低的专利,而在技术含量高的发明专利方面效应并不明显。这意味着,整体上政府审计有助于促进国有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不过,国有企业存在策略性创新的可能。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审计的监督效应、激励效应和溢出效应促进了国企创新。以上发现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政府监管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摘要:以2001—2016年中国A股存在逾期借款的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审计师延迟披露信息的视角探讨了审计质量问题。结果发现:与企业公开存在逾期借款的前一年相比,审计师更倾向于在逾期当年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和提示逾期风险信息,即存在延迟披露行为;分组检验显示该现象只在借款逾期信息产生负面影响较大的情况下显著;2006年破产法实施后,审计师延迟披露行为明显减少。这表明在法律风险较低、相关审计准则相对模糊的环境下,审计师并没有及时披露企业的逾期风险信息,降低了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是一种低质量审计的体现。
摘要:以沪深两市A股2007—2015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和检验了公司战略偏离度、内部控制质量对财务报告可比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公司战略越偏离行业常规战略,财务报告可比性越低;(2)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能够带来财务报告可比性的提高;(3)提高内部控制质量能够显著抑制公司战略偏离度对财务报告可比性的削弱作用。上述结论对于推进公司战略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公司内部控制建设以及帮助财务报告使用者判断财务信息质量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摘要:利用2008—2016年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数据,研究异常审计费用对债券评级的影响,以研究信用评级是否存在信息含量。结果表明,异常审计费用对债券评级结果具有显著的调低效应,且这个结果不受评级机构异质性的影响,另外这一调低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经济下行期间更显著。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异常审计费用越高,企业的违约风险Z值越高,债券发行利差也越高,从而证实了异常审计费用的风险观。研究结论为监管机构提供了额外的动力,促使它们对会计师事务所与评级机构的业务过程进行监督。
摘要:自2010年我国开展融资融券业务以来,关于该交易制度实施效果的研究不断深入,但尚无文献对债权人如何看待卖空机制这一问题做出回答。从债权人视角出发,分析卖空机制引入后,债权人对标的公司会计稳健性需求的变化,并利用融资融券首次启动提供的准自然实验环境,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上述影响。研究发现,卖空机制引入后,标的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显著提升,且这种影响在债务水平较高的公司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卖空交易越活跃,标的公司会计稳健性越高;卖空机制引入后,标的公司的短期债务比例显著提升而长期债务比重显著下降。研究结果表明,债权人需要债务人采取更加稳健的会计政策来应对卖空交易带来的风险。
摘要: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财务战略定位上的异质性特征对公司商业信用融资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偏离行业平均水平的异质性财务战略显著降低了公司商业信用融资能力;收益波动程度增加和通过操纵性应计项目实施的盈余管理程度增强所引发的盈余质量降低,是偏离行业平均水平的异质性财务战略影响公司商业信用融资能力的中介路径,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考虑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后发现,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加剧了财务战略定位上的异质性特征对公司商业信用融资能力的负面影响。
摘要:基于“紧密松散”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这两个文化维度,研究了上市地文化对中国海外或H股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紧密型文化”抑制应计盈余管理而促进真实盈余管理,而“个人主义文化”则增加应计盈余管理而减少真实盈余管理,证实了文化迎合现象的存在;(2)当上市地文化与中国大陆文化差异较大时,这种文化迎合行为更为显著;(3)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市地文化对中国海外或H股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作用逐步减弱。从文化迎合视角讨论了某类文化对起源于不同文化的公司行为的影响,丰富和拓展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并为中国大陆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如何应对异国或异地文化差异这一现实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经验证据。
摘要:分析地方政府干预造成产能过剩的传输机制,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个维度,测算我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02—2015年的产能利用率水平,并利用地理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和引力模型矩阵下的SDM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地方政府干预行为对产能过剩产生的空间外溢效应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干预不仅抑制本地区产能利用率的发展,还阻碍邻近地区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加重产能过剩程度。其中,税收竞争和环境纵容程度对周边地区产能过剩的影响大于对本地区产能过剩的影响,表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模仿、跟风甚至攀比现象,最终,其干预行为通过空间外溢效应加重邻近地区产能过剩程度。
摘要:在“波特假说”及相关研究基础上,通过分析环境规制下企业“创新补偿”效应的生成过程,发现“创新补偿”效应主要受企业创新动机、行为和绩效三个层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企业内部因素,也有外部环境因素,它们相互交织,共同决定了“创新补偿”效应生成的可能性。综合企业内外因素构建的双寡头博弈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引发企业创新动机的主要因素并非环境规制,而是市场竞争与企业自身需要,但环境规制强度会影响企业R&D投入水平和创新绩效。在竞争环境中,只要具备较高的研发效率、知识吸收水平和技术成果转化率,在政府补贴政策激励下,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获得的经济绩效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环境管理成本。尤其当企业间开展合作创新时,“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
摘要:从价格角度构建利润率公式,并证明了通货膨胀可以提高利润率。进一步分析发现,通货膨胀是资本保持与提高剩余价值的重要方式,然而利润率的实现并不容易,金融创新通过债务创造的模式改善了利润率的实现路径,减缓了利润率的下降,维持了经济繁荣。但这会推动企业与私人的债务相对过量,金融创新在推动财富(债务)增长的同时,也扩大了贫富差距。而财富的增长又需要更高的利润率支撑,这就减缓了资本的积累,强化了财富与利润率的双向波动,使得经济与金融危机更容易发生。另外,利润率也可以作为解释各种类型通货膨胀的基础理论。
摘要:为深入学习贯彻“在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审计工作在党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与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健全审计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2018年7月13日,南京审计大学召开研讨会,邀请国家审计系统、校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共三百余人集中学习研讨会议精神。审计署党组成员、副审计长孙宝厚,中央军委审计署综合局副局长吴畏,中国社科院大学候惠勤教授,南京大学张凤阳教授,兰州大学杨肃昌教授,江苏省委党校王世谊教授,《江海学刊》主编韩璞庚教授,南京审计大学全体校领导及职能部门教师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