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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鲸类是一类次生性的水生哺乳动物,其陆生祖先大约53~56Ma从陆地返回海洋。为了适应水下的弱光环境,鲸类的光感受器以视杆细胞为主,视锥细胞功能大多退化,缺乏辨别颜色的能力,然而鲸类视觉退化的分子机制尚不清楚。本文选择在视锥细胞中表达且对光传导级联反应起重要作用的GNAT2和CNGB3基因,通过PCR扩增、测序以及在数据库中下载已有的基因序列,共获得8个鲸类代表性物种的同源序列。MEGA6.0软件比对发现侏儒抹香鲸和抹香鲸的GNAT2基因分别在148位和1012位插入了1个碱基 A,而抹香鲸的CNGB3分别在554位和1407位有1个碱基的缺失,导致提前终止密码子出现;另外,小须鲸CNGB3基因在1525 ~1527位出现了提前终止密码子,提示鲸类的这两个基因可能为假基因。通过I-TASSER在线预测GNAT2和CNGB3蛋白的三维结构,发现出现移码突变终止密码子的位置均位于这两个基因的重要功能域。另外,运用PAML软件的Branch model分析表明发生假基因的鲸类物种GNAT2和CNGB3基因出现选择压力放松,且假基因化可能是一个近期事件。侏儒抹香鲸、抹香鲸以及小须鲸的GNAT2和CNGB3基因出现假基因可能与其深潜习性以及完全的水生生境导致其色觉功能丢失相关。此外,Free-ratio model分析发现其他鲸类的ω值接近于1,说明GNAT2和CNGB3基因出现了选择压力放松,这可能是长期适应水生生境视觉退化的结果。
摘要:心率即心脏跳动的速度,不仅反映了心脏的功能,还与寿命的长短及能量代谢有关。与大多数陆生哺乳动物相比,鲸类心率显著降低。降低的心率有助于鲸类寿命的延长及能量的高效利用,便于其适应极端的海洋环境,而这一适应的分子机制尚不清楚。鉴于此,本研究采用基于最大似然法的枝模型、枝位点模型结合蛋白质功能差异分析等方法,对控制心率的环状腺苷酸结合蛋白(Epac1 和Epac2)基因进行适应性探究。分析结果表明,Epac1在长寿鲸类即须鲸类和抹香鲸(Physeter macrocephalus)组合进化支中检测到加速进化过程,且枝位点模型在须鲸类祖先支中检测到的强烈的正选择位点均位于功能重要的催化区;另外,该蛋白质在鲸类中还发生了显著的功能修饰(θ=0.5296 ± 0.1300;P〈0.001)。对Epac2进行相同的分析发现,该基因在寿命长达200年之久的弓头鲸(Balaena mysticetus)中检测到的正选择位点同样位于功能重要的催化区。上述结果提示Epac1和Epac2在鲸类中均产生了适应性进化,这一方面可能有助于鲸类心率降低,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其较长的寿命及高效的能量利用有关。
摘要:长江航运业的快速发展导致长江中船舶数量激增,相应的水体噪声污染可能对同水域的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asiaeorientalis)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本研究采用宽频录音设备对长江和畅洲北汊非正式通航江段的各类常见大型船舶(长〉15m且宽〉5m)的航行噪声进行了记录,并分析其峰值-峰值声压级强度(SPLp-p)和功率谱密度(PSD)等。结果表明,大型船舶的航行噪声能量分布频率范围较广(〉100kHz),但主要集中于中低频(〈10kHz)部分,各频率(20Hz~144kHz)处的均方根声压级(SPLrms)对环境背景噪声在该频率处的噪声增量范围为3.7~66.5dB。接收到的1/3倍频程声压级(TOL)在各频率处都大于70dB,在8~140kHz频段内都高于长江江豚的听觉阈值。说明大型船舶的航行噪声可能会对长江江豚个体间的声通讯及听觉带来不利影响,如听觉掩盖。
摘要:渤海是黄渤海江豚种群的重要分布区,但是有关该区域江豚的种群数量的资料极其匮乏。2015年至2016年,采用截线抽样法在渤海水域开展了6个航次的目视调查,收集了渤海江豚的分布数据,首次评估了区域内的江豚种群数量,为制定有效的渤海江豚种群生态保护策略提供了基础资料。调查结果显示,在2015年8月、2016年5~7月、9月和11月进行的6个调查航次共计8972 km的有效航程中,发现江豚87次、136头次。江豚在渤海各海湾和中部水域都可观察到;14:00-18:00时段、离岸15~35km范围内较易观察到江豚;黄河口外、秦皇岛东北侧老龙口和莱州外沿岸河口水域,江豚出现频次较多。各季节中,以5月在黄河口外20~40km范围内发现江豚的频次和数量最多。采用Distance 7.0软件估算渤海江豚种群数量,其中探测概率分别取值0.399、0.85和1时,渤海江豚种群数量估算值分别为7883头(CV=0.21)、3701头(CV=0.21)和3124头(CV=0.21),对应的种群密度分别为1.441头/km^2、0.066头/km^2和0.056头/km^2,均低于已报道的南黄海和日本海江豚种群相应值。受海上天气、调查条件和经验所限,本文估值可能存在偏差,但限于渤海江豚历史资料缺乏的现状,本文的结果对于认识渤海江豚的种群状况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摘要:本文通过细菌的分离培养,首次从临床症状表现为溃疡、腐烂的患病江豚表皮分离到一株杀鲑气单胞菌XJ-JT株。通过细菌理化性质鉴定、遗传进化分析、药敏试验、致病性试验对其生物学特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菌株XJ-JT为革兰氏阴性短杆菌,两端钝圆,无芽孢;细菌分离鉴定的结果显示分离菌株为杀鲑气单胞菌;系统进化分析揭示其基因序列与银鲫源性杀鲑气单胞菌分离株高度同源;20种抗生素的药敏试验结果表明分离菌株对阿米卡星、克拉霉素、克林霉素等8种药物敏感,对头孢噻肟、头孢曲松、卡那霉素中介,对阿莫西林、氨苄西林、四环素等9种药物耐药;人工感染试验,结果显示分离菌对鲫鱼有较强的致病性。
摘要:南京师范大学鲸类生物学与保护学科组的前身南京师范学院生物系鲸类研究室,由周开亚教授于1979年创立,是国内最早开展鲸类生物学与保护研究的两家机构之一。该研究室后来演变为南京师范大学遗传资源研究所,并保持了鲸类生物学与保护作为南京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中最具有优势和特色的方向。
摘要:鲸类保护生物学学科组的前身是1978年秋成立的白疑豚研究组。学科组现任组长为王丁研究员,目前有专职科研人员、博士后、研究生等30余人。学科组致力于白爨豚、长江江豚、中华白海豚等国家重点保护水生珍稀濒危动物的保护与研究,围绕物种保护问题深入开展种群生态学、繁殖生物学、声学和行为学以及保护遗传学研究,重点解决长江豚类的就地保护、自然迁地保护以及饲养繁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摘要: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渔业资源增殖与养护”研究团队是在“渔业资源”传统研究方向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海洋生态发展出现的新形势和要求,而组建起来的研究团队。团队固定成员10名,其中研究员1人、副研究员2人、助理研究员及博士后5人、专业技术人员2人,研究团队负责人为王俊研究员。
摘要:安庆师范大学水生生物保护与水生态修复安徽省高等学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http://210.45.168.34:8080/sswweb/index.asp),是安徽省教育厅重点实验室,是长江江豚保护联盟成员、长江下游安庆西江长江江豚迁地保护技术支撑单位,拥有鱼探仪等大型水生野外仪器设备总值800多万元。
摘要:本实验室开展近岸海洋鲸类与环境保护研究工作,探讨影响我国近岸鲸类生存力和适应机制的关键因素,揭示海洋珍稀哺乳动物对环境胁迫的响应机理。
摘要:目前团队初步组建,由3名博士及研究生组成(学术带头人王京真博士),主要围绕广西北部湾近岸生态环境及中华白海豚等珍稀物种的联动(影响、响应和适应等)现象和机制开展相关研究工作,旨在推进广西北部湾珍稀物种保育和近岸海洋生态环境管理。目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农业部中华白海豚保护行动计划及广西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项目资助。在鲸豚类体外保护平台建立、近岸海豚科时空演变框架建立和海洋环境污染物评价等研究方向取得了初步成果。
摘要: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简称“深海所”)海洋哺乳动物与海洋生物声学实验室于2012年底在三亚成立,以海洋哺乳动物(包括鲸、海豚、海豹、儒艮等)为研究对象主要开展生物声学、行为生态学、进化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摘要:本团队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一直致力于海洋濒危物种(如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小须鲸Balaenoptera acutorostrata、斑海豹Phoca largha、瓶鼻海豚Tursiops truncatus、松江鲈Trachidermus fasciatus、文昌鱼Branchiostoma belcheri等)保护,尤其是我国鲸豚类的保护生物学研究。
摘要: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厦门海洋珍稀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简称“中心”)长期致力于我国海洋珍稀濒危物种(海洋哺乳动物、海龟、鲸鲨、鸟类)的研究和保护,是国家海洋局较为特色的学科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本“中心”对厦门湾中华白海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先后开展了中华白海豚种群动态、分布、社群结构、声学、行为学、保护遗传学、病理解剖、搁浅救护及致危因素等方面的研究,为厦门湾中华白海豚的保护和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
摘要:中国是海兽大国,共有46种海兽在中国水域有分布,包括鲸类38种(Cetartiodactyla, Cetacea),海牛目儒艮科(Sirenia, Dugongidae)1种,食肉目鳍足类(Carnivora, Pinnipedia)5种和水獭亚科(Lutrinae)2种。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科学家围绕中国水域海兽的生物学与保护,通过多学科手段开展了一系列研究,特别是在白暨豚(Lipotes vexillifer)、江豚(Neophocaena spp.)和中华白海豚(Sousa chinensis)的生态学与保护、鲸类次生性水生适应的演化历史与适应机制、种群遗传多样性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创新进展,不仅促进了对中国海兽的认识,也推动中国海兽的保护工作取得成效。本文从海兽多样性、生态与保护生物学、形态与解剖学、饲养与繁殖生物学、声行为学、遗传与演化生物学以及基因组学等7个方面,较为系统地综述了中国海兽的研究进展。同时指出,海兽次生性水生适应历史及其演化机制,将是今后值得特别关注和需要深入揭示的重要科学问题;并且通过多学科手段揭示海兽的濒危机制与特点以提出促进其资源保护与管理措施,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要:早期的中华白海豚考察主要依赖样线调查法了解其资源分布,而近期研究更多采纳标记重捕法获取种群动态信息。在辨识个体的基础上,后者能够获取多种种群参数开展种群生存力分析。本文回顾在我国海域开展的中华白海豚种群动态研究进展及各地区种群标记重捕数据的累积情况;通过数据模拟评估努力值如何影响种群大小统计的误差和偏差;综合阐述野外考察方案设计、标志筛选和数据处理对数据分析的潜在影响;强调模型拟合优度检验和模型选择的重要性;最后,针对比较不同时期或不同方法获取的种群信息时的常见误解提出我们的意见。本文旨在帮助完善我国中华白海豚的后期资源监测工作。
摘要:体外补充替代模型“细胞系”为生命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科学研究中伦理、法律、动物福利和动物保护等的限制,从细胞和分子视角更深层次地揭示复杂生命体的生物效应和调控机制。尤其对于濒危动物,细胞系的建立与超低温冷冻技术相结合,既可以保存濒危动物具有生物表达活性的遗传种质,又可以提供体外保育研究的新平台(如动物毒理学实验),对动物保护意义重大。目前细胞培养体系已作为多功能平台被应用于鲸豚类细胞遗传学、病毒学和毒理学的相关研究中,但从物种和组织来源以及细胞类型来看,能长期稳定传代的鲸豚类细胞系仍较单一。优化细胞培养条件,运用鲸豚类体外细胞揭示更多的生命机制问题,仍是当前鲸豚类体外细胞模型研究所面临的挑战。本文对动物体外模型及其在鲸豚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概述,以期推动该技术在鲸豚保育研究中的创新和发展。
摘要:鲸类位于海洋生态系统食物链的顶端,在国际海洋环境保护研究中备受关注。鲸类的生活环境使得科研人员难以接近它们,为了在保证动物生命安全的前提下进行采样研究,科研人员发明了鲸类远距离活体采样技术。鲸类远距离活体采样工具出现于1973年,由捕鲸鱼叉改制而来,其后40余年,鲸类活体采样工具先后经历了捕鲸鱼叉、十字弓、复合弓、气枪、手持杆等多种不同动力的采样系统交替出现的发展历程。活体采样技术对动物的影响是科研人员关注的核心问题,为此,科研人员开展了大量研究对活体采样技术的风险性进行评价,并最终认可了这一技术的无损伤性。现今,鲸类远距离活体采样技术已成为国际鲸类研究的重要手段。我国是鲸类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但该技术在我国鲸类研究中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仅在香港海域的中华白海豚(Sousa chinensis)研究中进行过尝试,鲸类远距离活体采样技术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发展空间。本文详细介绍了鲸类远距离活体采样技术的发展历程和科研应用,并从遗传学、毒理学、细胞生物学和内分泌学方面对该技术在我国鲸类研究中的应用前景做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