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问题,写中国文章——武汉大学资深教授李龙先生访谈
摘要：＂研究中国问题,写中国文章＂,李龙教授从三个方面向我们略述了他的学术之路和要旨：一是创新,他对改革与人权的探索能走在时代之先,在于他善于把握社会的新动向,敢于大刀阔斧地进行贴合社会实际的理论创新;二是学习经典,对各种经典著作的研习,他认为要甘于寂寞,从经典著作中脚踏实地地把自己的知识进行深化和系统化,只有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准确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三是关注教育,他的法学教育理论和实践是丰富多彩的,他主张法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法治精英,理想的法学教育是能够提升学生的理论水平,培养出对祖国法治建设有切实贡献的人才。法治新常态刍议
摘要：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再次受到理论界的高度关注。随着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法治建设也逐渐形成＂新常态＂。通过对我国社会实践的深刻总结,文章概括出八种法治＂新常态＂：＂规则之治＂是形式常态;＂良法之治＂是实质常态;＂公正之治＂是社会公平的底线;＂保障人权之治＂是法治的价值追求;＂控权之治＂体现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多数人之治＂体现法治的优越性;＂公开之治＂体现人民意志;＂民主之治＂体现人民当家做主;＂文明之治＂则体现于法治的各个环节。德性与儒家伦理学精神
摘要：德性是儒家哲学的基本问题。由德性而产生的顺其自然的思想便成为儒家伦理学的基本主张,如孟子的尽性、《中庸》的率性,二程的循性等。顺性自然必然反动于主观故意、空洞己见。听从圣人之言便成必然。这便是教化。教化成为儒家伦理学的基本手段。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隐喻
摘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有三个隐喻：机械怪物、吸血鬼与魔术师。＂机械怪物＂的隐喻表达了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外部景观的机器大工业;＂吸血鬼＂的隐喻描述的则是资本的增殖本性,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比喻成＂魔术师＂,一方面肯定了资本文明的巨大作用,召唤出了无数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也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再也无法支配自己用法术召唤出来的魔鬼——＂资本＂。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隐喻对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制度性保障——从卡尔·施米特的“制度性保障”理论谈起
摘要：德国公法学者卡尔·施米特对＂制度性保障＂理论系统化,他认为需要建立一种公法理论来有效地约束立法者,不得通过立法行为来变更或废弃宪法所保障的制度,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借鉴卡尔·施米特的＂制度性保障＂理论,对宪法所宣示的公民基本权利进行分类,以确定最有效的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保护制度。我国社区矫正志愿服务风险防范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社区矫正志愿服务的风险包括志愿者在从事志愿服务过程中自身可能遭受的损失和可能给他人造成的损失。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志愿服务风险防范存在风险管理力度不够、保险体系不健全、政府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需要从强化风险管理、健全保险体系和加强政府监管等方面加以完善。政府质量：国家治理现代化评价的结构性替代指标
摘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要求找到一个可测量的结构性评价指标与之相印证,以确保各种潜在问题的及时发现和高效处理。政府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举足轻重。文章通过对相关概念的梳理和分析,发现政府质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将政府质量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替代性指标具有现实可行的意义。文章通过对政府质量内涵的分析和影响因素的思考,验证了其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性替代指标的可行性和科学性。这对加快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沙盘游戏治疗中的现象学思想
摘要：沙盘游戏治疗是使用沙、水和各种缩微模型在沙盘中创造沙景的过程。沙盘游戏治疗的过程涵纳了莫里斯·梅洛-庞蒂的＂具身＂和马丁·海德格尔的＂此在＂的现象学思想。沙景的创作过程是＂具身＂的过程,是通过肉身去知觉世界和他人的过程;同时我们的身体是现象的身体,通过肉身呈现出潜意识的内容。完成的沙景呈现了＂此在＂的状态,人的存在是在与世界、他人、时间的关联中的存在;通过摆放沙具＂沉沦＂于非本真的状态,拽入一种常人的存在状态中。美元弱势调整对中国制造业外贸技术结构的影响
摘要：美元弱势调整推高了中国外贸成本,会对中国制造业外贸技术结构产生怎样影响？文章使用GMM估计研究发现：（1）区分四类型5分位及光头4分位制造品后,证实美元走弱、人民币升值不利于中国四类型制造品的出口,并对中国低技术制造品出口的不利影响最大,同期也并不能带动中国加大从外劳动与资源、低技术和高技术制造品的进口,只是促进了中国从外中等技术制造品进口。（2）次贷危机下美国实际收入下降不利于中国低技术和中等技术制造品出口;韩国和德国实际GDP增长对中国四类型制造品出口的带动作用更大;同期中国实际GDP增长会带动中国从外劳动与资源、低技术和高技术制造品进口,并未带动中等技术品进口。据此,试图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提升中国四类型制造品进口是无效的,新形势下积极推动建立中韩和中德双边自贸区将惠及东亚和欧盟国家的。从经济政治的一致性看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
摘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区别,不在市场经济,而在＂社会主义＂上。人的利己主义本性,可能会带来＂变味＂的＂公有制＂,动摇公有制主体地位,不总是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可能腐蚀社会主义的公权等,这需要通过制度的完善来避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在矛盾统一的政治保障。经济政治的一致性,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工资集体协商在广西城镇居民收入倍增计划中作用的考察
摘要：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实现劳动者收入稳定增加的有效途径,如何有效发挥工资集体协商的作用对实现城镇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意义重大。文章通过对广西桂林市10家企业的调查发现：工资集体协商对提高职工工资水平收入有显著作用,但是职工对工资集体协商和收入倍增计划的了解程度还不够深入,还需加大企业和工会对工资集体协商的宣传力度;要更好地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实现收入倍增,还需要一些前提条件;只有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加深对工资集体协商的认识,充分发挥工会的主导作用,发挥三方四家机制,真正代表职工利益与企业协商,才能实现真正的协商,切实地落实职工收入倍增的目标。我国慈善组织品牌建设策略与困境分析
摘要：随着＂小政府、大社会＂目标模式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们慈善热情的提高,我国慈善组织得到了长足发展。与此同时,我国慈善组织也面临着慈善组织数量激增而带来慈善资源稀缺困境以及2011年＂郭美美事件＂引发的社会公众对慈善组织信任危机的挑战,品牌作为驱动竞争优势的潜在力量,在慈善组织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文章通过对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慈善组织负责人深度访谈的资料整理,分析发现：大部分慈善机构已经开始关注品牌塑造,少数慈善组织的品牌建设颇具特色。清晰的品牌定位与品牌理念是品牌塑造的先决条件,缺乏创意及独特性的品牌定位是当前品牌建设中的最大挑战。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管理者权力实证研究——基于“企业内剥夺”的视角
摘要：文章以2010-2012年我国161家上市家族企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以家族控股比例、企业业务范围以及家族企业控股股东个人能力等为＂企业内剥夺＂程度的计量因素,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分析我国家族企业＂企业内剥夺＂对职业经理人管理者权力的影响以及职业经理人管理者权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普遍缺失管理者权力。＂企业内剥夺＂与职业经理人管理者权力负相关,职业经理人管理者权力与企业绩效正相关。文章旨在揭示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管理者权力对公司治理效率的重要影响,从而为家族企业发挥职业经理人的作用、改进治理绩效提供依据。科技型企业管理层知识管理能力提升
摘要：在知识经济的大时代环境下,科技型企业管理层知识管理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目前,我国科技型企业管理层在知识管理方面存在知识管理局限于信息管理、管理层知识管理能力滞后于企业的发展以及知识管理模式僵化缺乏创新等不足。因此,科技型企业管理层在知识获取、共享、运用、创新环节分别提升战略规划、激励、控制、文化建设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民族乡村旅游开发中三组博弈关系及其博弈改善——以贵州省XJ苗寨为例
摘要：伴随民族乡村旅游开发而突显出的矛盾冲突深刻反映出了民族乡村旅游开发在现代化建设中所遭遇的社会建设困境,其实质是民族乡村的经济水平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问题。研究以贵州XJ为个案,基于七年的田野调查,获取了当地旅游开发的一手资料,并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所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当中选取了三组矛盾冲突,通过构建混合博弈模型分析其中的行动者逻辑,得出在缺乏沟通与共识的前提下,追求短期效用的＂理性经济人＂行为是导致冲突产生的根源,在此基础上,结合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提出了改善主体间博弈关系的理论构想。旅游场域视角下的旅游产业融合度实证研究
摘要：通过回顾旅游产业融合度的传统测度方法,得出由于统计数据和模型选择的缺陷,使得现有旅游产业融合度测度只能止于理论分析层面的结论;借助于旅游产业融合场和融合熵的概念建立了旅游产业融合运动的物理模型,分析了影响旅游产业融合运动的因素,提出了测度旅游产业融合度的指标体系;综合利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法实证研究了江苏和全国的旅游产业融合度,分析了阻碍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应解决对策。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规则——兼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十条
摘要：《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一方面肯定均未交付时登记可先于一般债权人取得特殊动产的所有权,一方面又规定交付优先于登记取得物之所有权。交付产生的物权变动公示效力小于登记产生的物权变动公示效力,法律却规定交付的买受人优先于登记的买受人取得所有权,这显然违背了法理。登记的公示效力具有独立性,在一定条件下仅登记不为交付亦可产生物权变动效力且该变动具对抗效力;登记对抗的实质是对物权变动相对人未为登记时善意第三人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优先取得物权的提醒。间接交付不转移物的实际占有的情形下,物权变动的公示效力大大减损。因而,有必要根据交付的形式区分善意取得的具体构成,以达到均衡当事人之间利益的目的。国内不同法域不动产财产权法律制度趋同与障碍对策
摘要：探讨国内不同法域不动产财产法律制度的差异及其趋同性问题,有利于在不动产财产法律制度上达成共识,增强不动产财产司法制度层面上的有序沟通与实践运作,对于促进国内经贸往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现代市场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内不同法域在不动产财产法律制度上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共同性、持有的价值理念不断趋近以及解决纠纷与问题的办法具有共通性等特点,使得不动产财产法律制度的趋同成为可能。但是,国内不同法域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隶属不同的体系,因而在土地产权结构、法律术语、登记制度、保护方式、权利种类及流转方式等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与差别的存在使得趋同的步伐艰难、复杂而缓慢,但却是必然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