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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研究中国从1979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生育趋势.为此目的,本文对1979~2001年各生育调查数据与国家统计局每年人口变动调查数据进行比较研究.四普、五普的回推数据,中国国家人口计生委报表中的出生数据和公安部户籍中的出生登记也作为比较对象.鉴于材料中的矛盾,本文就分析教育部部门统计中的各种和出生数据有间接关系的记载、讨论它们内在的口径问题和它们所涉及到的工作程序问题.本文在这一基础上用小学在校学龄儿童年龄分组的数据来估计中国1979~1997年的生育水平和其他资料的可靠性.分析暗示出生数据漏报问题普偏存在,自教育数据算出来的生育数据比许多其他资料高.虽然如此,但自1996年以来比国家统计局的修正数字低.结果同时表明,中国1992年以来确实达到了低生育水平.根据教育统计资料计算的1997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6左右.
摘要: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普遍存在乡城人口迁移和贫民窟扩张现象.尽管我国正快速城市化,城镇贫民窟现象并不普遍.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城镇地区流动和迁移人口的住房状况并不比非流迁人口差;在某些房屋设施方面,流动人口甚至要好于城镇当地居民.本文运用2000年0.095%抽样数据研究中国城镇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试图回答三个问题:(1)流动人口在城镇如何居住?(2)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居住方式是否不同?(3)为什么部分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优于城镇当地居民?
摘要:农民工处于城镇化的最前沿,但基本处于无保障或低保障的状态.从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关系角度出发,业已实行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可归纳为农保模式、城保模式、双低模式、综合保险模式等.本文在对这4种模式分析和评估的基础上,建议为农民工建立新的制度模式和运行体系,并创造性地设计出具有"基本结构因年龄制宜,缴费及待遇低进低出,管理方式灵活方便"特点的"个人账户与集体账户弹性结合"的新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
摘要:背景 城市人口相对于乡村人口,农业人口相对非农业人口的二元划分,是我们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人口分类.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个迅速崛起的新型群体--农民工的出现,使这种划分面临着挑战.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抽样调查①,2003年我国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达11390万人.
摘要:本文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4年12月在北京的调查数据,对来京人口及其子女就学状况等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来京人口是单独或者全家租房居住,但居住条件较差.他们在京居住的时间较长,职业转换比较频繁,就业方式主要依靠传统的社会资源寻找工作.来京人口的权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来京的家长在带孩子就学方面,没有表现出性别偏好,主要是因为家中没有入照看和便于自己管教,孩子在京就学比较好,受当地孩子的歧视较少,但给家长增加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同时,不同类型的学校以及不同类型的教学方式对孩子的学习、社会融合有不同的影响.子女外出后对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和家庭地位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摘要:自2001年开始,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正逐渐进入一个婚育高峰.目前,'独生子女养育子女'社会现象已在数百万城市家庭中成为现实,约占同龄婴幼儿家庭的34%左右,未来十年里,'独生子女养育子女'的新家庭将以千万计.据本研究1828份在上海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独生父母在婚育观、家庭结构和抚养模式上具有自己的特点,同时独生父母也与非独生父母存在不少共性.研究在分析独生父母现象之后,进一步探讨了该现象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摘要:为了探究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本研究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生活再适应量表(SRRS),对武汉市随机抽取的442位60岁以上老年人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主效应和缓冲作用;在有轻度及以下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较多邻居、同事、家人、经济和活动支持能显著改善男性老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较多朋友、同事和活动支持能显著改善女性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在有中度及以上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较多家人支持和较多安慰支持能分别显著改善男性老人和女性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摘要:最近梁秋生和郭志刚二位教授围绕京津沪大城市超低生育率中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展开了讨论.他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抽样原始数据,对城市超低生育率中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作了进一步的检验和分析,认为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的大小,既与外来人口的规模,也与外来人口的生育水平有关.京津沪地区超低生育率中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并不存在,其原因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生育水平没有差别.对于全国城市地区,尽管外来人口的生育率显著地低于本地人口,但是由于外来人口规模不够巨大,它的分母效应也不太大.作为对比,广东省是最强烈体现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例证.不仅外来人口的生育率只及本地人口的一半,而且育龄妇女中外来人口占近30%,所以其分母效应非常明显.
摘要:本文就梁秋生对京津沪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检验提出的反质疑做出说明,并补充了采用新的划分口径和采用其他数据进一步检验的结果.新划分口径的检验和更大数据样本的检验仍然表明京津沪三城市中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并不像他所推算得那样显著,本地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显著低于1.0.本文还指出了梁秋生在计算北京平均生育年龄变化时的错误、以及他在把握生育年龄变化方面的误解,并探讨了在理解当前总体生育水平方面时生育进度效应与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层面问题,以及外来人口分母效应能够得以体现的必要条件问题.本文将梁秋生对京津沪外来人口分母效应推算中应用的假设与五普1‰样本数据的相应统计结果进行了具体比较,指出他在推导在校学生性别年龄分布时可能产生的漏洞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