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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索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新理念、新模式、新路径,有利于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步伐。基于北大荒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实践,提出北大荒农业现代化的绿色发展内涵、目标与特征,探索北大荒农业现代化的绿色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从经济、社会及生态三个维度,对农业现代化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系统设计,采用层级等值赋权法与“目标一致性”评价法,综合评价北大荒农业现代化的绿色发展进程,探讨北大荒农业现代化的制度保障。研究表明,北大荒农业现代化从2010年开始已领先全国其他地区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进程综合实现程度已超过50%,即绿色发展进程已顺利推进一半。2010-2015年北大荒农业现代化的绿色发展进程综合实现程度进一步从50.46%上升至59.45%,其中,社会福利实现程度上升最快,其次是经济效益实现程度,生态财富实现程度上升较慢,但生态财富的实现程度已超过社会福利和经济效益。2015-2020年北大荒农业现代化的绿色发展进程综合实现程度预计将从59.45%上升至67.23%。2047年北大荒将完成农业现代化的全面绿色转型。北大荒农业现代化的绿色发展道路的探索,作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绿色发展道路的缩影,既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绿色转型的历史责任,更是支撑中国现代化绿色发展的重要任务。
摘要:随着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重视和食品安全的追求,健康农业发展模态呼之欲出。健康农业是伴随生态农业的兴起及发展而产生的,以提供并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安全营养健康的需求为使命的可持续农业发展新形式。实践中,健康农业发展的核心是种养一体化循环农业发展模式。湖北作为全国著名的“鱼米之乡”和重要的粮食主产省份,具有在全国率先推行健康农业开发的先天优势。根据现代农业发展规律、农业资源禀赋条件、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将湖北省划分为江汉平原健康农业推进区、鄂北岗地健康农业推进区和鄂东大别山健康农业推进区三大优势农业产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适宜三类区域发展的健康农业运行模式,分别是江汉平原区稻渔(畜)共生健康农业推进模式、鄂北岗地区粮畜(禽)互利种养一体化模式、鄂东大别山区畜(禽)经共作种养一体化模式。最后从明确健康农业开发的基本内容、设立健康农业开发的组织机构、制定健康农业开发的管理规范、应对健康农业开发的潜在影响等方面给出了湖北省健康农业有序开发的推进策略。
摘要:从经济学视角对水稻主产区湖南农业生产外部性环境价值进行评估,有助于重新审视类似区域现代农业全面价值。运用揭示偏好法和陈述偏好法等环境经济学价值评估方法,对2014年湖南农业(狭义种植业)生产产生的正外部性间接价值进行评估,探讨农田生态系统正外部性环境价值及其提升策略。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正外部性价值(间接价值)包括有固碳释氧、涵养水源、维持营养物质循环、净化大气与土壤保持等5项功能。2014年湖南农业生产正外部性价值共计271.57亿元,占当年种植业GDP(直接价值)的13.44%。其中固碳释氧、涵养水源、维持营养物质循环、净化大气与土壤保持等5项功能正外部性价值分别为79.62、63.86、62.82、5.03和60.24亿元。研究结果深化了人们对农业全面价值的认识,从宏观视阈为国家农业政策和补贴提供依据。因此,提升农业外部性价值要以供给侧改革为契机,为新型农户提供信息与现代技术,为传统循环农业模式现代化改造提供政策支持,开辟多功能农业经营的新路径。
摘要:通过培育农业等支柱性产业从而形成持续内生发展能力已经成为减贫的重要途径。农业发展在公共政策与减贫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农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中介效应,公共政策通过农业发展这一中介变量有效推动了减贫进程。按照公共政策促进农业发展,农业发展推动贫困减缓这一逻辑脉络,构建了公共政策、农业发展与减贫效应三大系统及其测度指标体系,通过建立状态空间模型,分阶段探究了2000-2015年公共政策减贫过程中农业发展在各时期的减贫作用强度及其动态演变趋势,并对农业发展在政策扶贫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农业发展对政策扶贫的中介效应非常显著,公共政策的减贫效应中约有45.25%的贡献来自于农业发展所产生的中介效应;单纯的公共政策对于贫困减缓和农业发展的影响呈现下降趋势,而农业发展对于农村贫困减缓的作用则逐年增强。研究表明,我国多元化的减贫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内生式减贫机制逐渐健全并已经发挥作用,公共政策对农业发展和减贫的促进作用呈边际递减态势。因此,首先要加强对农业尤其是特色农业的扶持,以更好地发挥其在减贫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其次促进当前我国扶贫攻坚战略应尽快转向换挡,千方百计推动已经形成的内生减贫系统有效运转。
摘要:“互联网 ”农机有助于改变和创新农机行业的生产方式、发展模式、产业形态、组织方式和发展格局。基于“互联网 ”与产业融合的基础理论,对“互联网 ”农机的科学内涵进行了界定,分析了“互联网 ”农机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与主要内容,探讨“互联网 ”农机的产业融合模式与制约瓶颈。结果表明,“互联网 ”农机产业链包含了高端研发、产品中试和应用、市场推广与服务等三大环节,其融合方式与手段在于通过科技资源汇聚、销售渠道整合、农机服务模式以及管理模式创新等,形成现代农机领域的分布式网络协同研发、农机电子商务O2O推广、数据化在线化服务以及云端制生态管理等产业链新型模式和业态。在融合过程中,“互联网 ”农机仍存在农机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技术及标准缺乏、农业经营主体能力不足、产业发展层次较低、农机农艺结合不紧密等主要问题。针对以上问题,从搭建公共研发平台、加强农民培训、统筹规划布局、农机农艺融合、农机购置补贴等方面提出了加快“互联网 ”农机产业融合发展对策建议。
摘要: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的分析,以及结合实际情况提出的对策,将为大庆市乃至其他资源型城市更好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参考。以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采用熵值法的测度,分析了大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探讨了新型城镇化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成因。结果表明,2010-2015年大庆市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保护生态环境的评价值基本表现为持续提高的趋势,但资源保障因素的评价值在近几年的波动较大。新型城镇化的综合水平逐年稳步提升,由2010年的0.256 1提高到2015年的0.676 4。研究表明,虽然新型城镇化的综合评价值逐年提高,但新型城镇化的产业支撑能力明显不足、资源环境压力巨大、民生改善任务依然艰巨。因此,提出政府部门从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破解资源环境压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企业实施一体化战略和多元化经营,防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反弹等建议,可更好地解决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摘要: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依旧停留在“候鸟式”迁移阶段,没有真正实现市民化。测度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并研究其影响因素,有助于统筹城乡发展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基于上海市1 184份农民工调查数据,采用综合指标体系法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指标体系,测算了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探讨上海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工总体处在半市民化状态,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略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其市民化程度分别为52.38和51.40。极低市民化状态农民工占比较低,仅为0.08%;较高市民化状态农民工占比较高,达54.48%;完全市民化状态的比例偏,为1.69%。经济状况和基本素质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可能,心理认知和社会接纳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障碍因素。基于此,提出了提升农民工基本素质、消除就业歧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建议。
摘要: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主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在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实现农民增收和农村土地流转,加强农民专业化培训等方面对现代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湖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利用层次分析法(AHP),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的评估体系,评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水平,探讨新形势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内部管理和可持续发展4个维度的量化表征、相互关系及其对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结果表明,湖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平均得分为69.53;其中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内部管理和可持续发展4个方面的指标得分率依次为71.11%、65.89%、72.47%和75.43%。研究表明,湖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整体上还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社会效益是制约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水平的最大短板。因此,建议继续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尤其要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会效益,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而促进湖南现代农业发展。
摘要:外界环境因素对家庭农场的发展起重要支撑作用,不同地域条件下家庭农场培育的主要路径和着力点各异。基于PEST模型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角度解释家庭农场发展环境的构成要素,构建家庭农场发展环境要素分析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各层指标的权重,探讨家庭农场发展的环境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土地流转效率和自然资源禀赋是目前家庭农场发展中最重要的三个外部环境因素,权重均大于0.1,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家庭农场配套政策因素影响较大,权重介于0.6-0.9之间,工业化与城镇化、产业基础和农场管理水平对家庭农场的贡献处于中等水平,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法律法规监管和农业科技服务并不是影响现阶段家庭农场发展的主要因素。并结合吉林延边家庭农场的实际调研结果得到模糊评价矩阵,系统和定量地分析了吉林延边家庭农场的发展环境,研究表明,吉林延边家庭农场的环境影响因素中,社会环境因素和政策环境因素作用突出,经济环境因素和技术环境因素次之。因此,应在坚持因地制宜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多样化的支农惠农融资渠道,提高土地流转效率,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并强化政府对家庭农场的引导和扶持。
摘要:稻农“双改单”行为反映了农户水稻种植模式选择动态变化过程,既受经济历史条件的影响,也受地块本身特征的制约。基于长江中下游地区4省稻农入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s模型,从地块层面的微观视角分析长江中下游地区稻农常用的种植模式及其种植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有单季稻和双季稻2类种植模式。农业机械和社会化服务节约了稻农劳动时间,农户倾向于种植双季稻。地块特征是影响稻农种植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丘陵水田、离家距离近、土壤质量高、非冷浸田地块,农户倾向于种植双季稻;机器通达程度低和灌溉条件差,农户倾向于种植单季稻。家庭可用农业劳动力少和种粮商品化程度低,农户倾向于种植单季稻。因此,提高水稻复种指数,可以从提高水稻综合机械化率和社会化服务水平、土地整治和培育种粮大户方面入手。
摘要: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有利于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但是否利于改进农民福利值得探讨。基于安徽省7县(区)实地调研,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对规模经营模式下农户福利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并探讨农户福利改进的效果。结果表明,安徽省规模经营模式分为农户自营、农户联合经营和农业产业化联合经营3种模式。自营模式下农户能完全自主决策,用工成本相对较低,但社会资源有限;联合经营模式下农户签订契约,拥有部分决策权,社会网络扩大,但存在一定的违约风险;产业化联合经营模式下经营决策权由企业掌控,农户参与标准化生产,但依赖于企业的运营和履约情况来保障收益。研究表明,每种模式对农户福利改进均有一定成效,但仍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自营模式下应加大对农户的支持力度,引导农户合理安排生产规模,加强对规模经营风险的认知和防范;联合经营模式下种养合作社应加强品牌意识,土地合作社应规范管理,增强双方契约精神,探索纵深一体化联合;产业化联合经营模式下应通过股份合作等形式建立完善的风险、利益分摊机制,发挥合作社中介功能。
摘要:农村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时期,研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对完善当前土地确权政策、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发展现代农业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湖北省6个地区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情况的实地调查,运用Probit模型和Logistic模型,分析是否确权和确权满意度对农户转入和转出的影响,探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确权比例为75.56%的样本数据中,农户土地确权使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边际效应提高14.0%,农村承包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能够显著促进农地转出,而对农地转入影响不显著。土地确权的满意度高使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边际效应提高16.4%,农村承包土地确权登记颁证满意度对农地转出和转入均影响显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对土地流转影响受到主要工作等微观个人特征、承包耕地面积等中观家庭基本情况和调查村所处地形条件等宏观区位社会经济情况的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可以加强宣传引导、提升土地确权颁证的满意度、加强农民的技能培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进一步提升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的满意度,更好地促进农村土地有序流转。
摘要:当前我国土地规模化流转背景下,农业雇工在缓解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压力和满足规模化经营需要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黑龙江省412份农户样本数据,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业雇工受雇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愿意成为农业雇工的女性比例明显高于男性,占58.35%;年龄在50岁以上的农民受雇意愿最高,达55.62%。年龄、土地转出、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以及家庭农业收入比重对农业雇工受雇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是否具有非农技能、家庭耕地面积、土地转入和期望劳动工资等因素对农业雇工受雇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期望劳动合同形式和期望劳动地点对农业雇工受雇意愿没有明显影响。基于此,建议建立农村闲散劳动力用工平台,加强农业雇工劳动技能培训;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化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结构;完善农业雇工社会保障机制,提高农业雇工劳动保障意识,保障农业雇工权益。
摘要:留用地政策保障了被征地农民的长久生计,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但由于对“小而散”的留用地产业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缺乏足够认知,因而缺乏针对性的规划引导产业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留用地政策效用的发挥。据此,本文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借鉴产业布局理论,探索了留用地产业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以期为留用地产业发展提供指导。结果表明:白云区留用地产业布局呈现“整体分散,局部集中”态势,沿交通要道呈轴线布局形式,说明留用地产业发展对交通条件依赖性较强;此外,交通因素、到镇中心距离因素及地块形状因素对产业布局有重要影响,在未来产业规划中应加以重视;同时,留用地产业特征明显,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对交通条件要求极高,且距镇中心相对较远,商业金融业则距离镇中心较近,批发零售业特征不明显。因此,留用地产业引入及规划应制定差异化策略,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应以交通及距离为引导,商业金融业则应关注产业地块到镇中心的距离。
摘要:农产品价格变动下农户生产决策的动态调整是一个既关系农户福利又影响产业安全的经济问题。基于适应性预期理论,以天然橡胶为研究对象,利用对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612户橡胶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分析天然橡胶价格预期变动下农户的生产调整行为,探讨影响农户价格反应行为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在预期橡胶价格变动幅度越大时选择生产调整行为的可能性越高,并且在预期价格上升时调整生产行为的概率显著大于下降时,橡胶价格下降时,29.58%的农户会采取反应措施,而预期橡胶价格上升时,农户采取反应措施的达53.92%,呈现显著的非对称性反应。受到户主和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及橡胶种植园生产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农户应对天然橡胶价格变动的生产调整行为存在异质性。研究结果对近年来天然橡胶价格下降背景下的胶农的福利、橡胶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天然橡胶战略资源安全等相关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制定相应政策引导农户合理调整橡胶种植结构,出台必要补贴政策,保障农户收益及其对橡胶种植的积极性,从而实现我国天然橡胶产业的再生产与可持续发展。
摘要:基于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本文运用河南养殖主体调研数据和二元Logistic模型,研究了生猪价格波动背景下养殖主体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养殖主体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共同约束下进行“有限理性决策”,在盈利前景和亏损前景下其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同,具有非对称特征;2)在盈利前景下,养猪专业化程度对养殖决策行为有负向影响,政策满意度有正向影响;3)在亏损前景下,经济状况、是否参加生猪养殖保险、获取生猪价格信息难易程度对养殖决策行为有负向影响,风险偏好、政策满意度有正向影响。平抑“猪周期”,关键在于养殖主体在价格波动背景下决策行为的选择,因此,提升养猪组织化程度、开发多元化生猪养殖保险产品、完善生猪交易信息化服务平台、调整生猪产业政策体系,有助于提高养殖主体决策水平,促进生猪产业健康发展。
摘要:从空间经济角度探究水果价格波动成因及其作用机理,对于稳定水果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修正的Gini系数和Moran’s Ⅰ指数考察了2000-2014年中国水果以及苹果、香蕉生产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化特征,进而利用X-12-ARIMA季节调整模型和协方差分析法分别检验了生产空间分布对苹果、香蕉价格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水果生产的地理集聚特征显著,水果产销分离和跨区流通的宏观格局基本显现,中国水果生产空间分布重心自东向西转移趋势明显。2)同一时期主产区苹果、香蕉价格的波动强度均强于主销区。水果价格波动的剧烈程度可能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关。3)趋势变动和季节性变动是苹果、香蕉价格波动的主要来源,前者对主销区苹果、香蕉价格波动的贡献更大。不规则变动对主产区苹果、香蕉价格波动的贡献明显大于主销区。
摘要:利用2000-2014年的相关数据,采用综合比较优势指数法和资源禀赋系数法,考察中三角地区主要农作物水稻、柑橘和油菜的比较优势格局。结果表明:1)湖南、江西和湖北三省的综合比较优势存在差异。江西省水稻和柑橘生产的综合比较优势明显,湖北省油菜生产的综合比较优势明显;2)三种农作物在市州层面的比较优势分布格局存在差异。大部分市州的水稻生产具有一定比较优势,张家界、湘西、怀化、赣州和宜昌的柑橘生产具有较强比较优势,张家界、常德、九江和仙桃的油菜生产具有较强比较优势;3)三种农作物比较优势格局的变迁特征存在差异。水稻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范围扩大,柑橘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由“零星分散”向“集中连片”演变,油菜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呈相对集中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优势互补;进一步打破行政区划的束缚,构建农业协同发展机制;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完善法律保障体系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