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现代化研究杂志 北大期刊 统计源期刊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7年第01期杂志 文档列表

供给侧改革中的湖北粮食发展思考1-7

摘要：湖北粮食在十二年连续增产之后，受全国“三量齐增”局势的影响，也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本文根据湖北省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供给结构与消费需求结构吻合度低，以及粮食产量压库存和占用资金等问题，提出按照去库存、保产能、提质增效的原则，抓好结构调整、藏粮于技、藏粮于地，实施生产组织制度改革和降本增效战略，使其稳步发展。回答了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改革，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的问题。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我国粮食生产成本效率的影响分析——以水稻产业为例8-14

摘要：农业生产性服务对于缓解粮食生产节本上涨压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水平较高的水稻产业为例，在分析水稻生产性服务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利用国家水稻产业综合实验站固定观察点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随机前沿方法，分析了农业生产性服务对粮食成本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水稻生产性服务在生产环节发展上差异明显，金融保险服务、技术服务、机械服务等产中环节服务发展水平要高于农资供应、加工销售等产前和产后环节；水稻种植农户平均成本效率为0．73，总体还处于较低水平，水稻生产的实际成本相对于前沿成本存在较大偏离，这种偏离主要是由成本无效率导致的；金融保险服务、技术服务、机械服务和加工销售服务等水稻生产性服务对于提高成本效率、节约生产成本具有显著作用，但农资供应服务作用并不显著；户主受教育水平和水稻种植经验对提高成本效率也具有显著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拓宽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环节，提高农业生产性服务整体发展水平、充分发挥产中环节和产后环节对成本效率的提升作用，以及加强农民教育和职业培育等提高我国水稻生产成本效率的对策建议。

收入性补贴提高了中国小麦生产技术效率吗——基于随机前沿函数和技术效率损失函数的实证15-22

摘要：运用随机前沿函数和技术效率损失函数考察了2002-2008年全国及19个省份的粮食收入性补贴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进一步计算了粮食收入性补贴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影响的非单调效应。结果显示：1）小麦生产技术效率总体较高，在东部、中部、西部与东北地区之间，以及在主产省与非主产省之间，小麦生产技术效率都存在明显差异；2）从全国层面看，粮食收入性补贴导致了全国小麦生产技术效率明显降低；且随着补贴强度增加，对小麦生产技术效率损失的影响呈现增强趋势；3）从观测的19个省份看，只有4个省份的粮食收入性补贴有助于提高小麦生产技术效率，其余15个省份都导致了小麦生产技术效率不同程度的降低；4）小麦生产技术效率损失可能是小麦收入性补贴强度和是否与小麦生产挂钩、是否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今后，应以粮食收入性补贴政策改革为契机，向扭曲程度较小的“绿箱”补贴转型，发挥补贴对提高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工商资本下乡种粮的增收机制——基于案例的实证分析23-30

摘要：目前学术界对于工商资本务农的效益存在许多争议，尤其是在种粮领域。以安徽、山东和河北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从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生产的技术、资本、管理、加工、销售以及效益等方面探讨了其下乡种粮的增收机制。结果表明：1）先进的技术与精细的规模化管理模式是保证种粮增收的重要前提。与一般的粮食规模经营主体相比，工商资本通过先进的粮食生产技术和精细的规模化管理获得了规模经济，保障了粮食的产量和品质，从而增加了收入。2）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以及品牌化营销是保证种粮增收的关键。工商资本主导的粮食规模经营主体通过开展粮食加工和创建品牌增加了农产品附加值，从而使其在种粮领域取得较高的收益。基于此，提出要通过考察涉农工商资本的农业背景、监督工商资本的生产行为和土地流转过程、完善农村金融和农产品市场，

英国农业补贴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31-37

摘要：英国农业补贴政策是英国政府调控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农业生产、农户收入支持、乡村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英国现代农业的持续发展；通过对英国农业补贴政策的研究以期为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政策提供有益的借鉴。首先从单一支付计划、基础支付计划以及农村发展计划等方面来研究英国农业补贴政策，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英国农业补贴的静态支出和动态支出结构，最后总结凝练出英国农业补贴政策给予我们的借鉴与启示。研究发现英国农业补贴政策强调农业的可持续性和多功能性，政府将农户执行“绿化规则”和“交叉承诺”的具体情况与其获得的农业补贴相捆绑，有效地促进了英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环境保护；英国对农户的直接补贴支付以不与产量挂钩的补贴为主，且直接补贴支付总额大体呈下降态势。因此，我国应通过增加直接补贴使农户的生产行为更加市场化，通过农业补贴政策引导环境保护、引导农业生产发展、培育青年农户，并根据地域特征施行不同的农业补贴政策。

不同种植结构条件下的农户利润风险分析——基于云南南部边境山区农户的调查38-45

摘要：随着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我国农村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农业生产风险问题依然存在。其中，云南南部边境热带亚热带山区贫困问题突出，农作物种类繁多且利润风险不同。基于2015年云南南部边境山区366户农户的微观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标准差和因子分析方法，分析云南南部边境山区不同种植结构农户的收入及作物投入产出，探讨不同种植结构条件下的利润风险。结果表明，云南南部边境山区种植结构呈现多样化发展形式，经济作物以甘蔗、香蕉、咖啡、茶叶为主，粮食作物以玉米、水稻、早稻为主。在市场经济发展条件下，不同种植结构的利润风险差异显著。其中，单项农作物种植的利润风险普遍高于多项农作物种植，而多项农作物种植的种植结构中，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占比高于50％的种植结构，其利润风险普遍低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占比低于50％的种植结构，但利润则正好相反。当前，云南南部边境山区的种植结构以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占比低于50％为主，结构调整的方向是良性的但利润风险较高。因此，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础上，需顺应云南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依托农业企业引导农户结合当地实际发展经济作物，调整种植结构降低利润风险。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屠宰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考与建议46-52

摘要：基于当前我国屠宰行业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屠宰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屠宰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建议。目前，我国屠宰行业发展整体水平偏低，屠宰企业“多、小、散、乱、差”局面长期存在，成为制约屠宰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分散屠宰的格局不改变，规模化、标准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屠宰方式就难以扩大，规模企业亏损及小微型企业数量减少的趋势就难以扭转，食品安全也很难保障。因此，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屠宰产业转型升级。研究表明，我国规模以上屠宰加工企业屠宰能力提升空间大、分布广泛，屠宰产业发展总体状况具备转型升级的基本条件。为从根本上解决制约屠宰产业转型升级的症结、推动屠宰产业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提出了提高标准以严格屠宰加工准入条件、坚决取缔不达标的小型屠宰场点、提高规模以全面提升屠宰企业的竞争力、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调配作用、发挥地方政府引导作用等措施。

重构农业激励约束机制、激发内生发展动力，助力现代农业发展53-59

摘要：目前，我国正处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阶段，既需要加大投入，更需要优化制度安排。基于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匹配的角度，将粮食产量这一显性可考察指标作为农业发展情况的综合评价，与不同阶段农业领域政策沿革结合起来动态分析。研究认为农业发展进程中有效激励约束非常重要，特别是资源禀赋条件决定我国难以自发成长为现代农业的情况下，通过明确激励约束理顺动力机制尤为关键。但目前老的激励约束机制渐渐失效、市场化新机制尚未发挥实质性作用，农业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出现断档。深层次原因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激励约束主要由政府从外部施加，内生发展动力不足，这导致出现行为短期化和责任外部化等趋势性隐忧，发展缺乏自发性和持续性。在现代农业建设过程中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但更要有限作为、有效作为，关键是激发农业内生发展动力。国家需梳理整合现有政策激励，深化改革构建市场化新激励，助力现代农业早日实现。

东北粮食主产区农地社会保障功能替代程度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60-66

摘要：本文以东北粮食主产区18个典型村为研究区，运用农地社会保障功能替代程度测算模型，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收入水平下农地价值功能、农地生产功能和农地劳动承载功能替代程度及其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结果表明：1）研究区农地劳动承载功能替代程度较高，农地价值功能基本不需替代，农地生产功能完全不需替代。2）研究区农地劳动承载功能替代程度越大，农地转出率越高；农地价值功能替代程度越大，农地转入率越高，农地转出率越低；农地生产功能替代程度越高，农地转入率越低，农地转出率越高。3）研究区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农地社会保障功能替代程度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差异明显。农地价值功能替代程度与农地转入率呈正相关性，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是中等、低等和高等收入农户；农地生产功能替代程度与农地转入率呈负相关，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是高等、中等和低等收入农户；农地劳动承载功能替代程度与农地转出率呈正相关，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是低等、高等和中等收入农户。

不同类型农户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实施阶段参与程度影响因素研究67-73

摘要：研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实施阶段农户参与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对提高农户参与积极性以及降低政策实施阻力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结合湖北省实地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不同类型农户政策实施阶段参与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户主文化程度、原房屋面积以及政策的宣传对纯农户的参与程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2）户主的文化程度、产权意识、项目认同度及政策宣传对兼业户的参与程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原宅基地面积、区位特征及政策实施暗箱程度对兼业户的参与程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3）户主年龄、宅基地面积及政策实施暗箱程度对非农户的参与程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产权意识及家庭人口数量对其参与程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总体而言，农户的异质性导致其参与程度及其影响参与因素存在较大的差异．各类型农户对政策的认同及其自身权益意识深化对其参与程度产生重要的影响。

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及差别化管控——以武汉城市圈为例74-80

摘要：运用拓展的C—D生产函数和面板数据模型估算武汉城市圈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并基于贡献率的区域差异提出了建设用地差别化管控措施。研究结果表明：1）武汉城市圈2001—2004、2005．2008、2009—2012、2001—2012年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01％、7．59％、10．04％、6．07％，建设用地投入对促进城市圈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2）不同阶段不同区域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有必要根据区域差异实施建设用地差别化管控；3）按建设用地贡献程度和替代性，可将城市圈划分为建设用地依赖型、挖潜型和替代型三种管控类型，并从总量控制、增量分配、土地批供用查等方面制定针对性的管控措施。通过划分建设用地管控类型进而制定针对性的管控措施能够实现建设用地差别化管控。

临时收储政策及其改革对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影响81-88

摘要：随着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取消，市场在价格形成中发挥主要作用，农业生产者面临的市场风险增加，研究临时收储政策及其改革对期货市场的影响可为期货市场服务“三农”提供参考。选择玉米和大豆两个品种，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协整检验、基差分析和套期保值效率分析，对2006-2015年的期货价格序列进行实证检验；从价格运行、成交情况、全球期货市场地位等方面对两个品种的期货市场综合表现进行分析。基于描述统计分析和Wilcoxon秩和检验研究临时收储政策对黄玉米和黄大豆期货价格序列的影响；结果发现临时收储政策实施、改为目标价格及取消对期货市场有不同程度影响。最后，总结临时收储政策及其改革对期货市场的作用机制，从政策扶持、市场主体培育和风险管理手段三个角度给出政策建议，提出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进创新模式可持续发展；加强期货市场主体培育，完善期货市场功能；推动新品种开发，丰富风险管理手段。

茶叶主产区订单农业有效性及契约稳定性研究——以西南地区茶叶生产为例89-95

摘要：订单农业是促进产业融合、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的重要方式，但订单农业的效果却参差不齐。同时，违约率高、稳定性差是中国订单农业实践中的客观现实。利用西南地区茶叶主产县茶叶种植户调查数据，基于心理契约理论，分析订单农业模式的有效性、稳定性，探讨订单农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尽管订单农业参与率低，只有33．79％茶农参加了订单农业，但无论是农民增收还是技术及服务普及方面，订单农业模式都有效，不过就其效果而言，生产合同模式效果优于销售合同模式。农户对高的相对收益、技术及服务可得性、交易公平合理性、满意度、风险共担关系的感知越强烈，越把交易伙伴视为朋友，农户履行协议可能性越高。在是否履约方面，农户是理性的。只有在不损害自己经济利益时，交易伙伴对农户的人情投资才对农户履行协议起促进作用。因此，应鼓励茶叶加工企业通过生产合同模式与农户展开互利合作；茶叶加工企业应通过推广普及现代茶叶生产技术及服务来提高茶业整体经济效益，并与农户分享，还应加强与农户的沟通、交流，争取得到农户的理解，让农户感受到交易的公平性，提高对交易的满意度，把茶叶加工企业当作帮助自己发家致富的朋友。

农机合作社社会化服务模式比较研究96-102

摘要：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农机合作社社会化服务发挥着重要作用。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机合作社和农户为研究对象，采用归纳法对农机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的基础模式进行分类，分析其特点，探讨农机社会化服务模式的发展创新。结果表明，农机合作社由单一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向土地经营者和农业服务者双主体转变，其业务也有多元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从农户现状和期望的土地经营方式对比发现，农户对土地经营权的控制意愿弱化，绝对控制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农户由现状的34．13％大幅下降至期望的13．77％，而采取全托管的农户由现状的14．37％大幅上升至期望的27．54％，流转土地放弃土地经营权的农户由现状的21．56％上升至期望的26．95％。研究表明，单纯农机作业将日渐武微，全托管和土地流转等模式逐步得到农户认同，有望快速发展，农机合作社的经营一服务双主体特征将日益明显。因此，建议政府对农机合作社出现的双主体化和业务多元化模式及时加以政策支持和引导规范。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参与：自选择还是被参与103-110

摘要：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国家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和激励农户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至关重要。但是，在我国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农户“被参与”合作社的现象屡见不鲜。基于构建农户参与行为“自选择”和“被参与”的理论框架，利用在江苏、吉林和四川3省18个乡镇获得的合作社相关数据，运用GLM模型，在合作社层面分析合作社官方发起和功能对农户参与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功能较弱的合作社中具有官方背景的合作社参与率达53．5％，明显高于民间背景合作社（18．6％），而在功能较强的合作社中两者参与率没有明显差异；在民间背景合作社中，功能强的合作社参与率比功能弱的合作社高出15．8％，参与率与组织自身功能完善程度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但官方背景合作社的参与率与其功能几乎没有关系，功能较弱的合作社参与率反而略高。研究表明，在目前的政策导向下，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面临着严重的虚假参与问题，并且主要集中在具有官方背景且功能较差的那类“空壳”合作社之中。因此，我国合作社数量高速增长过程中的虚假参与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有关部门应开始着手提高合作社准入门槛、加强补助资金监管力度，并适时调整合作社扶持思路。

湖南省创意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研究111-118

摘要：如何科学评估创意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对全面了解创意休闲农业发展状况、寻找并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以湖南省为例，构建由资源环境、产业发展、创意经营和功能效应等4个子系统组成的创意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基于改进的层次分析法，结合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等方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模糊评价理论，分析湖南省创意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结果表明，湖南省创意休闲农业发展水平总体得分为5．986分，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但不同区域的创意休闲农业的发展水平不均衡，综合得分最高的为长沙市，达8．411分，处于成熟阶段；衡阳市、常德市、张家界市、株洲市、岳阳市和邵阳市的创意休闲农业发展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郴州市、湘潭市、益阳市、永州市、怀化市、娄底市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创意休闲农业发展水平处于起步阶段，其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综合得分最低，仅4．712分。从资源环境、产业发展、创意经营和功能效应的得分来看，湘西地区均明显的低于湘东地区。因此，需要科学地制定均衡发展战略、增加创新投入、发展区域特色和坚持环境保护等引导全省创意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

平原农区空心村综合整治规划的农民意愿分析——以山东省禹城市典型村庄为例119-127

摘要：我国平原农区农村空心化问题尤为突出，亟待开展综合整治工程。空心村综合整治需要规划先行，规划中需要充分了解并尊重农民的意愿。以山东省禹城市典型村庄为例，通过面对面的农户访谈和问卷调查，从生产、生活、生态、文化风俗等方面分析农民对空心村综合整治意愿。结果表明，在生产方面，100％农户希望将细碎的耕地进行整合和在本村镇附近就业，74．24％的农户支持土地流转；在居住生活方面，90％以上的农户支持社区分区规划、建养老院和停放农业机械的场所，70％左右的农户希望住宅有院落、私家车库和居住区人车分行；在生态环境方面，绝大多数农户支持使用环保道路材料和污水处理设施，但多数农户基本没有垃圾分类的意识；在文化风俗方面，绝大多数农户认为应该简化婚丧嫁娶习俗、建设统一墓地，农户期望的文化娱乐活动主要有广场舞、球类运动、等。研究表明，农民有着自己对空心村整治规划、对未来生产生活状态的愿望表达和诉求。因此，在进行空心村综合整治规划时，需要做好功能分区、整合农地，社区规划要以民生为本、结合农村实际设计生活环境保护措施和乡村文化传承方式。

我国农村环境质量的时空分异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基于ESDA—GIS与门槛回归模型128-137

摘要：运用2004-2013年31个省级行政区农村环境相关数据，构建农村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利用ESDA-GIS探究时空分异规律，再运用门槛回归模型探讨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环境质量存在明显时空分异特征：时间上，近10年来我国农村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由2004年的51．01上升至2013年的52．89，可见我国农村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且东部及南方部分经济发达地区近年农村环境质量改善效果显著；空间上，我国农村环境质量自东向西趋好，存在空间集聚性，北方农村环境质量普遍优于南方。此外，我国农村环境质量与农村经济发展存在门槛效应：农业发展水平对我国农村环境质量的影响呈先负向相关后正向相关的双重门槛关系；工业发展水平负向影响农村经济，跨过门槛值后，负向影响减小；农户收入与农村环境质量呈先负向相关，跨过门槛值后正向相关的单门槛关系。从农业发展水平、工业发展水平和农户收入3个方面来看，发展农村经济对改善农村环境质量具有显著的效果。因此，应着力围绕“生产环境绿色高效、生活环境整洁舒适、生态环境山清水秀”目标，全方位多角度重点改善我国东部及南方地区农村环境质量，并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从而全面改善农村环境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