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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社会学创建时期,美国著名的民俗学家、社会学家孙末楠和他关于民俗的学说一同被介绍了进来。因为派克在始终重视民俗研究的燕大社会学系对孙末楠民俗学说的宣讲,孙末楠的民俗论对燕大的民俗学、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如对于民俗的理解发生了从风俗到礼俗的整体转型。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孙末楠的社会学》中,基于对孙末楠关于民俗、德型阐释的译介和梳理,黄迪对民俗的定义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后中国民俗学界定民俗的创造、享用和传承等基本意涵。
摘要: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的戏曲学界,诸多学人从印度戏剧的体例与题材中探寻中国戏曲的渊源,"印度戏剧输入说"兴盛一时。这一研究命题的出现,不仅与一些学者的个人学术兴趣相关,并且与当时的整体学术与文化语境相勾连。晚近佛学的复兴将文化研究的视点引向了印度佛教与文化,进而催生了中印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路;"文化移动论"等学说的建构与引介则为其发展提供了人类学与地缘学依据。而随着这一"外向"式探究过程的衍化与深入,从传统剧曲出发的"内向"研究模式也在同时萌生,更重要的是,在比较文学的视阈下,南戏作为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得到了更为系统的观照,史著中的南戏书写范式从文本著录逐渐转向了剧场艺术的综合描摹,推动了现代南戏研究的专门化进程。
摘要:法国汉学家葛兰言在其代表作《古代中国的节日与歌谣》中,将《诗经》与节日关联起来,看到农业节日与农民生活的密切联系,是他理解《诗经》的突破口,也成为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基础。在不断比对诗歌与《夏小正》《月令》等官方历法过程中,葛兰言发现了中国最古老文学中所隐含的古代物候历法,进而尝试解释这种农事历后来如何转变为官方历法,并且思考这种转变背后的政治历史原因。葛兰言之所以能够从古代文献中得此崭新的发现,应当得益于他的西方近代学术背景,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兴的古典人类学、宗教学理论以及涂尔干的社会学时空说。
摘要:通过对19世纪以来江南田野景观变迁的研究,可透视出江南景观变化的文化动力。这其中有两条价值观主线:一是传统士人与部分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重视传统文化与传统农业,认为古典景观与古代的农耕技术都非常有价值,只是这一脉的发展一直未得到重视;一是占主导地位的李希霍芬的科学土地利用观和苏联的统一化农庄经营观,致使集体化时代的方格化规划、当下的城镇化建设,都存在着简单模仿西方的倾向,这是当前混乱化田野景观形成的原因之一。未来乡村景观建设的方向,在于传统田园风光与现代田园技术的结合。
摘要:排瑶是对聚居于今广东省北部连南瑶族自治县境内排瑶的专称,其在清代以八排瑶为中心向涡水河、金坑河上游的森林地带迁徙。清末以前,排瑶较少有人工林的栽培,清末随着人口的增加开始经营林业,以杉木栽培为主,并总结出一套林粮间作的生态模式,但1950年代以来的林业政策导致了排瑶聚居区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破坏。排瑶的农田景观主要有旱地与梯田(水田)两种,清末以来主要是旱地的扩展,清初梯田景观并不常见。1950年代以来梯田大面积扩展,但梯田离排瑶的居住点一般都较远,且耕作技术较粗放。
摘要:普洱茶产于中国云南边境,这一区域正好属于近年来广受历史地理研究关注的Zomia地区。自清代以来,随着普洱茶贸易网络在亚洲腹地的形成,大量汉族移民迁徙至六大茶山,使得西双版纳成为清中央王朝与傣泐地方政权、高地族群与低地族群交融互动的一个活跃地带。通过这一案例,我们可以对James Scott有关Zomia的研究进行些许反思与思考。简而言之,Scott似乎过于强调政治和军事等"国家效应"在"高地"形成中的作用,而低估了更为缓和的经济(物质贸易)的影响。
摘要:在亚洲季风地区,根据降水量的季节性变化,年间可进行一到三次的稻作生产。水田可利用的水量因洪水的频度或降水量的多少而异。老挝南部占巴塞省常因湄公河水的泛滥而被洪水侵袭,1975年老挝独立后,该地区为了提高稻作产量、推进农业近代化,在干旱季节建设了灌溉用水坝,但最终忽视了地方知识的农业近代化灌溉技术而以失败告终。这提醒我们,在地域开发中,传统和近代并非是完全二元对立的,我们有必要对地域居民所持有的灵活生活策略、民俗知识等多加注意和研讨。
摘要:神圣空间、社会、地理和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泰山,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圣山之一和晚清帝国时期的大众朝圣地,是研究神圣与世俗界限及两者紧密联系的绝佳对象。民国之前,虽有少数精英将泰山看作全中国的文化符号,但大多数的老百姓却仍然将其当作地域朝圣中心;民国时期,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地寻求营造一个中国的当代身份认同,泰山由此被选中为国家的象征符号。
摘要:纸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悠久且分布广泛的文化现象。中国古代文献对纸扎多有记载,以此为线索,对纸扎在中国宗教文化中的演变脉络做了初步梳理,发现其在中国宗教文化中的发展演变可概括为三个基本的脉络,即纸扎自身形态的发展和功能演变、纸扎由"鬼节"到全时态的覆盖、纸扎的象征文化定位与功能收放。
摘要:19世纪末叶以来,中日两国棉纺织工业的兴起导致原棉需求迅猛增长,从而刺激了杭州湾南岸滨海沙涂的开发热潮,沙涂的大规模开发又促进了控产宗族与神会组织的扩张。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当地祭祀组织的结构发生变动,专门化的经理阶层成长起来,所有权与经营权出现分离态势。这些新兴的控产组织为清末民初新政改革和地方自治运动提供了组织基础。杭州湾南岸的案例显示,民间祭祀组织并非历史孑遗,而是在承袭传统的过程中经历着更新和再造。它们是因应近代经济变迁的社会主体。
摘要:冀北民众的信仰生活基于"神灵的归属"可划分为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两个类型。在信仰动态视角下,通过对冀北女神信仰与女性灵媒的民族志描写及相关史料研究,详细描述了冀北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的流动,这种动态流动表现为"私神—灵媒—群众—公神"之间的互动。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流动模式显示了一种宗教经验的研究路径,架构起了个人经验与共享文化的联系。
摘要:辟邪是冲绳最具代表性的民俗事象,其内容可以大致分为"琉球狮子"和"石敢当"等两大门类。其中琉球狮子是冲绳最重要的文化符号,较之石敢当,它不仅具有辟邪的功能特点,而且装饰性效果也非常明显。辟邪俗信在冲绳的风行,促进了风水思想的传播,同时推动了陶瓷产业的繁荣,形成了以"壶屋烧"为代表的陶瓷文化,而以琉球狮子和石敢当为代表的辟邪及其民俗文化则是陶瓷文化中大众认知度最高的主体内容之一,乃至成为陶瓷文化的核心和标志。
摘要:松鸣岩区域是"南乡花儿"的大本营,更是"花儿"在中国西北的一个流传中心。在清末文人诗词、《歌谣周刊》《花儿集》等前人文献中,都记载有松鸣岩区域的"花儿"传承。通过与当下的传承现状相比照,可以发现:松鸣岩区域的"花儿"传承,呈现出稳定的代际延续特征。时至今日,"花儿"在松鸣岩区域的传承场域得到进一步拓展,受众广泛,传承有力。民众的文化自享决定了"花儿"能够在松鸣岩区域活态传承。
摘要:艺术性与神圣性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说唱曲艺传承的重要原因。太行山说书人通过一系列神圣性要素的构建,长期保持了说唱行业紧密的内部传承关系,并通过旧时的妙庄王、三皇等信仰,强化了艺人间的身份认同与行业规矩,绵延着盲艺人特有的生存智慧和文化感受。"神书"介于民间仪式生活和鼓书说唱之间,是传统时期和当下都非常有市场的说唱曲艺形式。太行山说书人在仪式信仰、礼俗生活,以及代际传承过程中表现出独特的社会互动意义和价值。
摘要:文化生态保护带来传统手工艺保护理念的重大变革,因此文化生态对手工艺生产活动的作用出现了更多的讨论空间。从黔中布依族蜡染的个案调查研究中发现,布依族蜡染的文化生态会内化为个体文化经验,融入手艺人的身份建构过程,并借助手艺人在身份指引下的活动影响手工艺生产。因此,手艺人的身份实践能成为文化生态与手工艺生产活动的过程纽带。基于此,手工艺的文化生态理念呈现如下特点:文化整体性与个体行动多样性相结合,稳定性与动态性相结合,个体心态秩序的凸显。同时,手工艺文化生态保护措施应以手艺人的文化实践为评判依据。
摘要:"以动物为主题的研究,可以为动物知识以外的一系列现象和观念提供解释框架。"胡思德通过对先秦两汉动物史料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面对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动物和被视为文学符号的仙禽瑞兽,胡思德突破了已有的科技史观和文学研究思路。通过对原始文献的"语境化"处理,他从中提取出古人对于动物的认知模式,确认动物作为被认知对象的重要性质。由此,在物我关系的互动中,久被遮蔽的动物与动物之间的漫漶边界、
摘要:糖球靶子即卖糖球的道具。靶子用麦秸或稻草捆扎结实,中间穿上一根木棍或扁担,将糖球中斜插到靶子上。为了实用美观,还讲究上下左右插空排列,少者几十根,多者数百根,全部插满,俨然一棵硕果累累的红果树。山东东部地区把裹满糖稀的山楂称作糖球,北京则叫糖葫芦。无论是球还是葫芦,都是丸子的形状,如同大大的中药丸。把五六个球状的食物用竹签子串成一串的形式,最早见于汉代。汉代画像石中的仙药丸,就是被串成一串串的样了。山楂裹上糖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