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研究杂志 CSSCI南大期刊 北大期刊

民俗研究 2014年第03期杂志 文档列表

民俗研究杂志学术前沿

同异之间：礼与仪式5-14

摘要：Ritual是现代西方宗教研究的基本范畴，中译为仪式，与本土范畴“礼”形成有交叉又有区别的一对概念。把礼置于ritual和西方宗教学研究范式中，比较礼和ritu—al的同与异，可以从新的角度探讨中国宗教研究的基本出发点。Ritual作为表现信仰的象征性行为，其现代意义形成中摈弃了文本、情感和自我修行，而这正是礼的基本内涵与特点。儒家的礼作为从上古习俗中国定化、文本化的传统，始终与其根源之俗遥相呼应。在漫长的历史中，一方面是精英以礼化俗，另一方面是民间的俗不断改变礼。因此我们对中国宗教实践的考察必须反思西方宗教和仪式研究的范式局限，同时关注礼和俗这两个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不断互动的传统。

近现代中国城乡廊道变迁与民俗传统的嬗变15-26

摘要：民俗传统作为非遗文化的主体内容，自身同样包含通过双层约定而实现价值规束的张力。中国民俗传统实现价值规束的主动因是日常生活化了的神圣传统，而以集镇体系经济流动为基础的城乡廊道则为此神圣传统的持存提供了空间前提，完善的城乡廊道生态系统是民俗传统实现良好传承的前提条件，以此关系为内在契机，近现代以来中国城乡廊道的变迁与民俗传统的嬗变形成了应动关系。从民俗传承“危机”到“杂合”民俗，再到民俗传承“自觉”，构成了当代中国城乡廊道变迁引动民俗传统嬗变的完整历程。

直视不可见：中国与西欧地狱审判中的两种“可视性政体”27-34

摘要：基于“可视性政体”概念，本文将对帝制中国和欧洲基督教两种政体进行比较，同时回溯上古中国对死后世界和古希腊对罪恶审判想象的起源，以及救赎宗教和仪式对它们的深化。此时起，两种“可视性政体”即很不相同。末日审判和狂欢使得中国与欧洲相区别开来，在中国，既有对死者的审判和救赎，也强调驱鬼、保护世人。此外，与欧洲权力和财富可见的场景相比，中国皇帝有不可见的特点。但二者的地狱审判和死亡仪式，都是呈现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的场合，在此人们讲述有关美德与救赎的说教性故事，并可直视帝国的审判及其反应。

民俗研究杂志民俗学史

明末通俗类书与西方早期中国志的书写35-42

摘要：民用类书在明朝末年曾经风行一时，这种类书分门别类地汇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占验堪舆、琴棋书画等各方面的实用知识，主要供普通百姓日常参考所用，是认识明代末期民间生活世界的绝佳史料。明末的此类书籍在福建大量出版、发行，并外销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地。明末来华的早期西方传教士为了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购求中国的书籍，在他们所获得的书籍中，此类民用通俗类书占了很大比例。这些书籍传入西方，遂成为西方学术界了解和想象中国的重要依据。西方人编写的第一本全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和风俗《中华大帝国史》，所依据的材料就是源于明末民用类书。

早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民俗的辑录和研究43-56

摘要：法国汉学作为西方传统汉学的中心，历史悠久，名家辈出，法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始于明清之际入华的耶稣会士。传教士要在中国传播天主教，首先要了解中国民众的信仰和宗教，因此对中国的民俗习惯、伦理道德、传统宗教、民间崇拜、神话传说等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和研究，也因此向欧洲人打开了陌生神秘的中国社会风俗文化的一角，并为十九世纪各西方人文学科著作提供了丰富素材。民俗研究是法国早期汉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可惜由于语言隔阂和学术交流的欠缺，国人对该领域作品的译介和关注甚少。实际上，从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耶稣会士以传教为目的而开展的中国民俗调查和研究，直接成为后来西方汉学界中国民俗研究的先声，并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兴起发挥了奠基性作用。

晚清来华外交官威达雷与《中国民俗》57-61

摘要：《中国民俗》由晚清意大利来华外交官威达雷搜集整理而成，其当初的编纂目的，是为了提高外国人学习汉语口语的兴趣。该书不仅对中国民俗研究的现代化影响巨大，在语言学和版本学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贺登崧神父与中国民间文化研究62-72

摘要：比利时人贺登崧是天主教圣母圣心会神父，他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中国华北地区传教，并从事中国民间文化的调查与研究。他将当时欧洲语言学界的一种重要理论和方法——方言地理学引进中国，并将之运用到汉语方言和民俗学的研究实践中，开创了汉语方言地理学和民俗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留下了数量颇丰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著。贺登崧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至今仍具极高的学术价值，应当引起中国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民俗研究杂志民俗史

《诗经》“析薪”事象民俗蕴意新探73-77

摘要：《诗经》言及婚嫁，多以“析薪”起兴。关于“析薪”事象的民俗蕴意，主要有两种说法：马料说和燎炬说。前说似是而非，后说流于皮相。据民俗学材料推断，婚礼“析薪”本应为篝火之用，而篝火起到了驱邪避灾、促进生育的功能。后代因客观条件的改变，婚礼篝火的形式也随之起了变化，出现了燎炬、炉火等替代物。

文人·名士·神仙——汉晋东方朔形象演变与定型78-84

摘要：今日之东方朔的形象，多是以插科打诨角色面世，但在汉代史家眼里，东方朔是一个矛盾人物，他的言辞虽不能打动汉武帝，但他却能被汉武帝接受，是一个庄中有谐的近臣、名士。这个形象在魏晋时期发生了变化。受魏晋文艺思潮裹挟，东方朔的名士风度和其夸饰的性格，被当时文人有意放大，同时东方朔神怪的形象又遭到民间热捧，其本体形象渐渐膨胀变形，最终被涂抹成一个超凡脱俗、飘飘凌云上的神仙异人。这种变形表面看似神化，实是世俗化。在传播、定型过程中，东方朔已非历史本体，他已成为一种符号象征，被各色人等进行改造，以期寻求心理呼应，安顿自己或无奈、或好奇、或攀附、或知己的心。

日本七夕青竹“笹”考85-90

摘要：文献记载的中国七夕早在日本奈良时代传至日本，作为宫廷的惯例，以“展示丝织品和诗宴”的形式直到平安时代。中国民间传承的七夕竹竿晾衣曝晒与愿丝乞巧，在日本庶民文化渐起的室町时代骤然以“竹竿悬挂五色绢丝乞巧”的形式大量出现，至江户时代青竹“笹”代替竹竿进入七夕，五色绢丝换成五色“短册”，并参与“七夕送”的活动，是庶民文化的重大转折。日本的“七夕祭”因为神道和佛教因素的渗入，从而真正具备了“祭祀”的意义。而完成宫廷乞巧风雅向民间祭祀转变的标志，就是青竹“簦”代替竹竿悬挂五色“短册”的出现。“萑”是日本既尊重传统又迎合时代变化的七夕文化标志，它保留了来自中国七夕文化的主体“竹”，也结合了本土文化“青竹”，承载着日本七夕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寄托着日本人对生活的无限美好愿望与期盼。

民俗研究杂志民间艺术

清江流域土家族“人观”研究——基于“花鼓子”与“撒叶尔嗬”的考察91-97

摘要：打花鼓子与跳撒叶尔嗬是清江流域土家族诞生仪礼与丧葬仪礼的重要习俗，清江的自然人文环境孕育了花鼓子和撒叶尔嗬，它们在流传区域上高度重合，并通过仪式秩序和歌舞艺术表达土家人的生命观念和社会关系，体现出土家人对于自我、人、生命与社会的思考与实践。

流动中的生命隐喻：圣俗空间的象征性沟通——T山三霄娘娘殿“花物”流动的人类学研究98-103

摘要：“花物”是笔者对娘娘殿神像前陈设的“花枝”、“花包”这两种物的统称。花物最初的流动本身是人与神间交换的象征，但当它被置于娘娘神殿时又获得了新的生命象征。求子活动中它自身的物性使它又具有与其它物不同的独特流动模式，从而充满了对生命的多重隐喻。花物的生命象征和多重隐喻获得乃是将物的自身特性与地方宇宙观、生命观及相关分类认知心理等连接之结果，从而象征化了山上的神圣空间与山下的世俗空间的沟通。

仪式象征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以鲁西南丧葬纸扎为例104-113

摘要：纸扎是中国传统丧葬仪式中常见的一种乡民艺术，与礼仪、祭祀活动密切相连。鲁西南地区素来重视丧葬礼仪，仪式中的纸扎品类丰富、制作精美。通过对一场鲁西南乡村三周年仪式的田野调查，将纸扎置于丧葬仪式这一乡民生活场景中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纸扎与丧葬礼俗的依存关系，具体而微地呈现纸扎引发的村落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展演与互动。

乡土艺术与村落语境的互动关系——以山东莱芜官厂村长勺鼓乐为个案114-116

摘要：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之中，乡土艺术作为一种生存方式与村落生活空间关系密不可分。山东莱芜官厂村长勺鼓乐，作为一种与村民El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样态，长期以来以鼓乐队的表演形式和言传身教的口头叙事为主要传承方式，以庙会节日等重要空间为表演场域，蕴含着村民特有的精神旨趣及心理图式，对村落文化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当代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官厂村村落日常生活也逐渐发生着都市化的转变，传统的村落社区空间和文化传承空间El益受到冲击。面对现代生活方式与国家政治的双重“改造”，官厂村长勺鼓乐的发展前景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东昌府木版年画研究——人类学视角下的审视与回顾117-121

摘要：对近现代以来东昌府木版年画相关研究予以梳理与回顾，就不难发现其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双重转变。就内容而言，发生了从偏重艺术本体向强调艺术主体的转变，并将之与更广泛的年画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社会语境结合起来。就方法而言，田野调查方法的广泛运用不仅收集了木版年画方面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弥补了单纯历史文献研究的不足，也启发了新的研究视角与多元化路径的探索。

隐喻叙事与恐怖艺术——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鹅妈妈童谣122-129

摘要：鹅妈妈童谣具有深远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以隐喻的叙事内容反映当时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环境，以恐怖的叙事艺术体现着特定的人生哲学与心理结构，对鹅妈妈童谣的解读可以进一步分析隐藏在其中的文化人类学价值。

民俗研究杂志民俗观察

本质主义的汉服言说和建构主义的文化实践——汉服运动的诉求、收获及瓶颈130-144

摘要：自2003年作为一项运动兴起以来，汉服运动极大地拓展了传统“中式服装”的内涵和外延，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当前，以互联网为舞台的汉服言说及汉服运动的相关理论，具有追求文化纯粹性之本质主义的特点，但“同袍”们在社会公共空间的户外汉服活动却又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特点。因此，要理解汉服和汉服运动，就应该将互联网“上线”状态的讨论和“离线”状态下的文化实践结合起来思考。

游缘建构与当代中国社会关系的优化145-150

摘要：在当代社会，旅游已逐渐成为人类最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其所产生的影响力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产业领域，创设新的人际交往模式、启动社会组织的再建构，亦成为旅游影响社会整体生态的主要内涵。这其中因旅游而产生的游缘关系建构就是一个重要表现，而游缘关系的建构，不仅大大拓展了传统的血缘、地缘、业缘等社会交往模式，还反过来促进了中国整体社会关系的优化。今天，随着旅游产业在中国的日渐兴盛与发展，这种因游而生的游缘关系影响力也必将日益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