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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研究 2013年第06期杂志 文档列表

民俗研究杂志民俗学史

民俗学志与另类的中国民俗学小史:重读杨堃博士旧文5-13

摘要：对于民国时期中国民俗学史的书写，学界基本没有突破杨堃早年归纳的文学的民俗学、史学的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民俗学三阶段论。在因时应景地更强调前两个阶段并凸显1930年代初期的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的民俗学运动的同时，也淡化以杨垄为核心的燕京大学师生关于北平的民俗学研究及其明显的理论贡献，更不提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创刊的以传教士为主要作者群的《民俗学志》对中国民俗学的推进。这使得既有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史的书写与学科理论建构的探讨长期忽视传教士以及广义上的汉学家们一以贯之对中国民俗的书写及其对中国本土民俗学者的影响。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发生发展也就有全方位重新检讨的必要。

民族志文本与文学文本——格尔茨《作品与生活》的文本现象学14-21

摘要：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和知识论的话语系统中，民族志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区隔，它们分别从属于科学和艺术两个学科范畴。虽然如此，但二者间其实有着颇为深刻的渊源关系。格尔茨在《作品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一书中发展出的文本现象学就对这种渊源关系进行了极富深度的探索。这种填补空白且极具深度的研究，不但对于民族志文本研究而且对于文学文本研究，都将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以民族志文本与文学文本书写中的风格问题为切入点，对格尔茨的文本现象学思想进行一次较为深入的研究。

纽厄尔与美国民俗学会、会刊初创期的民俗学22-29

摘要：威廉姆·威尔斯·纽厄尔（William Wells Newell）是美国民俗学会（AFS）主要发起人、首任秘书与《美国民俗学杂志》（JAF）首位主编。梳理他在任12年间发表在该刊的文章及其生平史料，再现了他如何借助学会、会刊等平台，将美国早期民俗搜集推向科学、专业及民族认同建构之路。他的所作所为尽管难免瑕疵，却也凸显了学术平台之于把握民俗学脉络、衡量学者学术贡献的意义。

美国公共民俗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美国民俗学会理事长Timothy Lloyd（罗仪德）访谈录30-41

摘要：Timothy Lloyd（中文名罗仪德）教授是美国民俗学会执行理事长、俄亥俄州立大学兼职教授，同时在许多组织担任董事、委员或者顾问，其研究领域集中在美国民间生活、19世纪的美国文学、美国文化历史，以及美国艺术与文化、饮食方式等。近年来，罗仪德教授在日趋活跃的中关民俗学学术交流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便是其力推的项目之一。据悉，今后他还将在中关公共民俗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推进多个交流项目。本刊特约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候选人游自荧对罗仪德教授做一次专访，重点了解其作为美国公共民俗学家的实践经历。

民俗研究杂志民俗史

秦风余响：西和七夕风俗的复兴42-49

摘要：西和七夕风俗是第一个在我国国家层面上受到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西和的七夕风俗及乞巧歌，作为“秦风”的遗响，在继西周和秦之后陇南地区被边缘化的封闭社会环境中，经历了两三千年的历史途程，能以比较完整的形态传承延续至今，意义非凡。七夕节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全民节日不同，在其初期或原初的意义上，其参与主体是未婚的少女，在其后的发展中，逐渐把少妇这个群体囊括进来。节俗的内涵，主要是在“迎巧”、“祭巧”、“拜巧”、“娱巧”、“卜巧”、“送巧”六个环节组成的祭拜巧娘娘的仪式上，吟唱各种社会内容的乞巧歌。乞巧歌是社会历史和少女群体民俗的重要载体，乞巧歌是依附于七夕这一特定节候而产生和咏唱妇女的社会心理诉求的口头文学。故而，七夕节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女儿节。乞巧节文化内涵的核心是“乞巧”和“巧”。“巧”是妇女对人生的憧憬，是他们现实生活的需要，是他们改变悲苦命运的法宝。

“飞龙在天”：端午龙舟竞渡习俗考源50-55

摘要：端午龙舟竞渡习俗中龙舟与竞渡本是两分的，但两者均植根于中国农耕文明的文化土壤，它们具有同一的时间意识与信仰理念。龙舟竞渡中“龙”的产生与上古先民对“苍龙七宿”星象的崇拜有关，其符号象征、价值蕴意、时空定位等都与“苍龙七宿”星象崇拜有着直接的联系；而龙舟与竞渡的真正结合时期应在初唐与中唐之间，是合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过程。龙舟竞渡中隐含着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核心文化思想。

从《老子》母性生殖崇拜的角度解读《太一生水》——兼论其在先秦学术史上的意义56-60

摘要：《太一生水》对《老子》道论有着鲜明的继承性。《老子》对于玄奥道体的构拟体现了浓郁的母性生殖崇拜文化，其对“水”无以复加的赞美的一个深层原因在于看到了水在母性生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玄牝”中充盈着水才具有永恒的生殖之力，方可称之为“谷神”。《太一生水》即是在《老子》母性生殖崇拜特色的道论基础上，直接导出“太一”生“水”的命题。《太一生水》的成书，是战国中后期道家吸收阴阳数术等流行思想以充实、改造道论的一次尝试，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从庙堂到民间：明清时期泰山文化之转变61-67

摘要：泰山文化发展至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次巨大转变。由于泰山国家祀典衰替，民间碧霞元君信仰兴起，促使泰山之上的活动主体由庙堂转向民间，由精英转向草根，民间力量实际主导了泰山文化的走向。故这一时期，堪称泰山“民俗山”的形成期。

清代赘婿家庭地位探析68-76

摘要：无后在传统社会是一个宗教、社会和道德伦理的问题。民间社会普遍采用的解决办法是改变或虚拟彼此之间的血亲关系，招赘便是其中的主要手段。与主流嫁娶婚相比，清代赘婚家庭中的赘婿地位通常较低。赘婿在日常生活、登谱造册、改名换姓、继嗣承祧、异子不异孙等家庭实践方面经常遭际歧视和压力。这种歧视和压力既表现在生活世界，也体现在神圣世界。赘婿的家庭地位乃是父权制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赘婿遭际苦楚、歧视的原因与其说是贫穷，毋宁是由于他们属于性别压迫系统中的主导性别。赘婿成为了父权制压迫的牺牲品。

民俗研究杂志艺术民俗

略论傩及其文化系统77-82

摘要：傩形成于原始农耕阶段，它借助面具、舞蹈等象征符号群建立起与自然世界沟通、改造的想象联系，以获得逐疫禳凶、除旧迎新的心理满足。它以仪式、表演、法物、图像、语言等来面对他界的神秘力量，展现出人的意志力和控制力，显示出巫风的性质。傩在传承、演进中，交织着巫术宗教、神话传说、民俗生活和艺术创造，形成了一个独特而庞杂的文化系统。

岩茶产制中的“技”与“术”——兼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手工艺”83-90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所涉及的“传统手工艺”（craftsmanship）一词实际上存在一个如何与中国的“技术”知识传统对接的问题。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大红袍）生产制作技艺”之发明过程及其在当地的实践为例，中国传统手工艺应同时涵括“技”（Tethnology）与“术”（Witchcraft）两个部分。“技”的发明是在“书写文本”与“口头知识”的相互对比、参照、借鉴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除了强调专业性的生产技能外，传统手工艺这一概念还涉及“术”的范畴，包括物质环境、仪式传统、行业神信仰、风俗习惯等。

乡土文化的传承、延续、断裂与再造——以山东菏泽面塑手艺发展变迁为例91-96

摘要：本文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菏泽面塑手工艺的发展变迁为个案，试图在其生长的乡土语境中讨论民间手艺发生、发展、延续、变迁所体现的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延续、断裂与再造的双重作用，并试图从民间手3-艺发展过程中管窥乡土文化发展变迁的历程，从而探讨乡土文化的种种深层特质。

民俗研究杂志武术民俗

从市井拳师到武术家的理想代表——早期黄飞鸿电影英雄形象的建立与其社会背景97-106

摘要：黄飞鸿原本只是一名寻常市井拳师，在20世纪50年代香港武侠片风格转换的节点中被搬上银幕。在这一过程中，黄飞鸿一系武馆弟子发挥了重要作用，武馆所具有的由不安定阶层构成的拟血缘关系互助网络的性质，在电影的制作过程和作品风格中得到体现。在黄门弟子的直接参与下，通过不断地创造、积累，黄飞鸿逐渐被塑造成武术家的理想代表。

梅花拳何以成为“义和拳运动”的主导力量107-114

摘要：就梅花拳实用性（攻防技击）来讲，与其它门派武术没有太大差异，而真正具有显著差异的是其民间教门性质。梅花拳正是利用了这一特色，在“义和拳运动”中从三个方面成功制造了自己的主导地位：一是其信仰契合了“义和拳运动”的宗教性；二是其组织动员能力成就了“义和拳运动”的主力军；三是其“文场”制造了社会精英。将梅花拳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宗教文化结构中进行考察，既是突破武术研究视角单一、促进学科交叉的一次创新尝试，也是以具体拳种为个案、由点到面研究武术总体规律的一次新探索。

民俗研究杂志田野报告

民俗学学术伦理追问：谁给了我们窥探的权利？——从个人田野研究的困惑谈起115-120

摘要：民俗学正处在一个从对物的研究到凸显人的研究的转型过程之中，访谈对象的话语权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经常要报道民众生活中的实际故事，在尊重民众人生经历和话语的时候，有可能同时会带来一些以所谓隐私权和话语权为核心的伤害的问题，会带来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否会影响民众利益格局的问题。这种矛盾以前并非没有人遇到过，但现在却是越来越突出。如何解决这一伦理问题？访谈对象既是研究对象，也是材料的提供者，但我们还要将他们视为可亲可爱的可交往的对象。要避免“审问式”访谈，追求“聆听式”对话，处理好我们和“你（你们）”的关系，“你”和“你”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你（你们）”和公众社会的关系，而不是单纯地、一味地只关心自己的问题意识。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院落的价值和功能探析121-126

摘要：农村院落是伴随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和小农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场所。它不仅是一种物理空间单元，而且是社会文化单元，具有生产存储等物理空间功能和社会文化象征功能。强制性的撤村并居和农民上楼改变了农村传统居住形式和生产生活空间，使农村院落形态发生各种变迁，其所具有的功能和价值不断消解。然而，中国农村社会远没有到村落终结和农民终结的时代，农村村落和院落仍具备其存在的客观需求和文化社会需求。强制性地取消院落不仅改变了农民生产生活环境，也打击了农民精神生活和文化信仰。因此，新农村建设应充分考虑农村社会现实和农民基本需求。

地域文化的悲情叙事——以汕尾陆丰地区鬼节为例127-135

摘要：进入农历七月，陆丰大部分地区便进入了“鬼月”，整个“鬼月”，各地会举行一系列普遍而盛大的仪式，以普度孤魂野鬼。在长期而反复的仪式展演中，鬼节成为区域民众的一种集体记忆，表达着他们的悲悯情感和地域认同观念，并在整体上形塑了他们的地域性格，进而对地域社会的发展和民众日常生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民间信仰氛围浓厚的陆丰地区的一种“标志性文化”。鬼节之盛，固然与民间信仰神秘的“后台”有着莫大的关联，但节El本身所蕴含的区域历史与民众情感却应该是其更深层次的原因。

随俗与立异：江淮地区一个乡村基督徒的春节习俗136-141

摘要：当代江淮地区的乡村基督徒在礼俗文化氛围浓厚的乡土社会中通常会遵循当地的风俗习惯为人处事。虽然他们形式上仍旧按照当地礼俗行事，但却从基督教的视角对其重新进行诠释，剥离了原先蕴含于其中的民间信仰意涵。当礼俗习惯与基督教的教义教规格格不入时，基督徒为了标识其身份，维护其信仰而又不至于沦为乡民眼中的异类，便对礼俗习惯进行适度调适，创造性地实现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