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改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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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d Reform

  • 51-1036/D 国内刊号
  • 1006-7426 国际刊号
  • 1.34 影响因子
  • 1-3个月下单 审稿周期
理论与改革是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主办的一本学术期刊,主要刊载该领域内的原创性研究论文、综述和评论等。杂志于1988年创刊,目前已被北大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国家图书馆馆藏等知名数据库收录,是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主管的国家重点学术期刊之一。理论与改革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影响力,该期刊发表的文章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实践价值,为读者提供更多的实践案例和行业信息,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引用。
栏目设置:政治学研究、公共治理研究、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专题、数字治理研究、乡村治理研究、基层治理研究、经济学研究、乡村建设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贫困治理专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专题、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等

理论与改革 2017年第01期杂志 文档列表

理论与改革杂志特稿
着力增强党的自我净化、完善、革新和提高能力1-7

摘要:党内政治生活的性质和特点决定,改善党内政治生活的着力点不是直接完成党各项具体任务,而是要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强健党的机体,从而为完成这些任务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应突出重点。要着力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加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畅通党内监督和举报机制,完善容错纠错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要着力增强党自我完善能力,严格遵循党章和党的基本路线,增强自我反省机制,坚决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要着力增强党自我革新能力,提高党的自我革新意识,坚持解放思想,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自我革新的民主氛围。要着力增强党自我提高能力,加强党内学习,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密切联系群众,领导干部率先垂范。

理论与改革杂志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专题研究
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跨省交易的几个理论问题8-18

摘要:耕地占补平衡是耕地保护补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的总量动态平衡制度是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在宏观上的反映。随着部分地区耕地后备资源的枯竭,以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为单位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似乎遇到了无法克服的障碍,亟待开展跨省域的占补平衡。同时,业已开展的耕地占补平衡省内指标交易在指标属性、指标权属、指标交易规则等重大问题上都存在理论表达不清的问题,需要予以研究和澄清。

农村产权交易与国家土地制度改革工作衔接的困境与对策19-25

摘要:农村产权交易与国家土地制度改革工作的衔接是国家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参考路径,具备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支撑。两者衔接的相关实践探索已取得诸多成效,为国家土地制度改革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现阶段两者衔接存在相关衔接探索总体上停留在表层以及衔接缺乏充分的法理支撑和制度支持、法律依据不足、相关法律政策及制度存在不协同等问题。完善与改革地票制度成为实现农村产权交易与国家土地制度改革工作有效衔接的对策方案。

征地制度改革对县域财政的影响分析及其思考——以西部某试点县为例26-32

摘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将逐步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改变现有土地征收模式、缩小征地范围。一方面通过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探索解决以农民为主导的资源流动路径和利益分配格局,保障农民在新一轮城镇化中的基本权益与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又可能对地方财政特别是县域土地财政产生较大的冲击力。本文以西部某试点县近三年财政收支构成、征地制度改革后对地方财政的影响、承载力以及产业调整后续力进行调查与分析,提出同步推进征地制度的整体配套改革,尝试建立国有建设用地收入分配新机制,积极探索集体建设用地交易价格构成和收益分配体系,专项研究工业用地补偿及财政“反哺育”系统问题,寻求构建“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框架等观点和主张。

理论与改革杂志环境问题专题研究
雾霾跨域治理法治化的困境及其出路——以G20峰会空气质量保障协作为例38-43

摘要:雾霾的跨域性决定了治理的协作性。我国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试行大气污染协作治理机制,并在重大活动空气质量保障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以G20峰会空气质量保障协作方案为例,治理机制的项目性、应急性、短期性、指令性仍是其鲜明特点,而在机构、方案、手段、保障和协作等方面,法治化程度明显不足,治理机构权能不足或超越权限的隐患极大。将协作机制的机构组织、协作方式、职能授予、运转程序等纳入法治轨道,是破解雾霾跨域治理困境,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理论与改革杂志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对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启示44-48

摘要:当前话语体系建设问题有两种思考方向,分别为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和宣传思想工作话语创新。当我们把论域划定在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上时,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历程可以作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经典范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也是一场话语革命: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理解话语的根本方法,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马克思的新话语奠定现实根基,参与现实的革命斗争使新话语最终确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历程对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启示在于:话语建设和理论创新互相带动;话语革新在根本上取决于现实社会关系的变革;话语体系建设既是思想家的工作,又必须通过掌握群众来“改变世界”,它要求思想理论工作者不仅把话语建设作为理论研究对象和工作任务,更应该作为一种实践方式。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对资本主义“单向度意识形态”的解构视角研究49-53

摘要: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精准地概括了资本主义的异化,开创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的新起点。其实早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在“理性”和“资本”两个层面就呈现出一副“单向度”的世界图景。区别于马尔库塞对逃离异化的悲观论调,马克思曾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存在——“资本”的同时,找到了因其而生、与其共生、并注定是其“掘墓人”的积极否定存在:无产阶级;并论证了其“因其应是”、“因其能是”必须肩负的超越异化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以及完成使命的可能性。在当下,面对资本异化的无限蔓延,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将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批判的学术探讨,而是可以担负起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规范的理论责任。

理论与改革杂志政治
政策与法律的互补谐变关系探析54-58

摘要:政策与法律之间的互构谐变关系是共同应对社会变化的客观要求。政策和法律都代表着人民意志,都体现了一定时期人民对公平正义和秩序的追求,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政策与法律也都无法做到完全的自给自足,政策在完善自身的同时也为法律提供了经验,法律在改进自身的同时也为政策提供参考,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建塑、优势互补、互联耦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规范体系。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政策与法律同向、正向谐变的内在根据,是政策与法律的互补谐变关系的重要支点。

虚构的正义——国家治理转型中的法律感知59-63

摘要:政治以正义为旨归,正义的实现可以感知。实现正义的过程伴随着国家治理从德治向法治的转向。与强调义务的德治不同,法治建立在权利之上,国家通过严密的法律体系实现公民的权利平等。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也面临着艰难的多重转型,这种转型体现既体现为从等级政治走向平民政治,也体现为从政治控制转向法律平衡。在转型治理的过程中,其实存在两种法律及其表现形式:作为秩序的、表现为依法管制的法律,作为自由的、表现为依法抗争的法律。因此在治理转型的过程中,法律被用以明确现代治理中的责任和程序;在权利实现的过程中,正是具体的立法、司法和执法使人们感知法律及其背后的正义,从而激发自觉的法律信仰。

从斗争排斥到竞争共存——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近代中国政治整合的转向64-70

摘要:辛亥革命后,近代中国社会陷入整合的困境。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前,近代政权组织呈现出强调排斥、斗争的特点,在整合路径上经历了从多元一体到一体一元的演变。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基于一种承认政治的前提下,以共存竞争为理念,在国体设计、政治参与、意识形态、民族政策方面进行了多方阐释,建构出一种一体容纳多元的整合路径,这一主张和局地实践使得共产党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动员能力。回顾这一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政治体制转型、政治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及中国共产党应对时局的政治技术的多样性和在理论建设方面的创新性、灵活性。

新中国前30年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理论71-76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次论及国家的含义及其结构形式,一致主张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中央集权制下的地方自治,但在社会主义国家某一历史时期中央集权的程度、地方自治的广度和深度,他们并没明确界定。新中国前30年,依据特定的主观愿望、客观背景和现实需求,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理论的指导下,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经历了收权——放权——再收权——再放权的数次变动,每次变动都服从并服务于特定的经济政治发展战略。鉴于前30年的经验教训,当前,应当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因时因势而定,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依法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构建新型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以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制度保障。

国际教育与公共外交的兴起77-81

摘要:9.11事件以来,公共外交活动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各国政府也尝试性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公共外交活动。国际教育项目作为传播国家核心价值观、理念主张和政策立场的重要手段一直被视作公共外交活动中的重要一环。通过梳理公共外交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传播手段的变革、“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概念的发展以及“全球共同体”的出现和民族国家地位的变迁使得21世纪的公共外交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和要求,并在这一现实条件下重新审视了国际教育活动所具有的特点及其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鉴于国际教育活动所具有的传播性、双向性、可控性的特点,它必然能够在21世纪新公共外交中具有更大的潜能和作用。

理论与改革杂志党的建设
党内政治生活时代性的初步释义——以新老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比较研究为视角82-88

摘要: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强调,要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新准则鲜明饱满的时代气息,正是我们党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时代性的突出体现。通过对新老准则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新老准则之间“坚持、加强、继承、创新”的辩证统一关系,正是党内政治生活时代性的内在逻辑。从这一角度出发把握党内政治生活时代性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对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继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

新形势下推进制度治党科学化的理论思考89-93

摘要:新时期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最根本的就是推进制度治党科学化。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是推进制度治党科学化的重要目标,有利于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实现党内制度设计的“三个统一”,确保制度“管用”、“可用”、“好用”,是推进制度治党科学化的基本要求;要通过增强全党的制度意识,构建科学的制度框架,强化党章的核心地位,强化民主集中制原则,完善各项具体制度等实践路径,优化党内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制度治党的科学化水平。

改革开放的重要突破口:论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历史地位和意义94-98

摘要: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在政治路线确定以后,面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复杂局势,中共中央创造性地设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从人这一根本问题入手,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调整干部结构,推动干部“四化”进程,这对突破改革开放的重重阻力,促使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稳步前进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由此,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了当时的执政风险和执政考验,并为后来中国现代化建设辉煌成就的创造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段历史对今天而言仍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增进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的“获得感”研究——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新理念新布局99-103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让正风反腐给老百姓带来更多获得感”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反腐倡廉价值取向、目标追求、动力系统、评价标准上,形成了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新理念新思想新遵循;广大人民群众从这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政治“获得感”、经济“获得感”、精神“获得感”、社会“获得感”不断增强。顺应时展大势,满足民众自由全面发展需求,必须进一步开辟通道、架设平台、创造条件、完善机制,与时俱进地增强广大民众对整风反腐“更多获得感”。

理论与改革杂志公共管理
从“不破不立”到“以立促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创新思考104-112

摘要:如何突破制度瓶颈,继续深化改革,是中国行政改革者依然面对的严峻问题。文章回顾了从本世纪初就开始的行政审批改革历程、研究和总结了行政改革的经验;指出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实上已经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应该突破传统上“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惯性思维,在行政改革领域开始“先立后破”,“以立促破”的思考和策略,加快以新除旧的现代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步伐。

论多主体道德治理中的政府角色113-118

摘要:道德治理就是对道德进行治理,多主体性是道德治理的首要特征和要求。在多主体的道德治理过程中,政府应是元治理的角色,主要发挥引导和协调作用。具体来说,政府应是整个社会道德治理的规划者,基本道德治理规则的制定者,多主体道德治理的发起者和协调者,多主体道德治理保障的提供者,社会道德治理的示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