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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门静脉系统栓塞包含原发或继发性门静脉血栓形成、肝外门静脉阻塞等不同的病理生理过程。厘清了门静脉系统栓塞的内涵后,简要介绍了病因和分级系统,同时详细介绍了门静脉系统栓塞的发病机制和多学科协作诊断及治疗的方法,强调了多学科协作的重要性。
摘要:门静脉系统血栓(PVT)已成为常见的疾病,随着数字影像的发展,PVT的检出率明显提高。PVT治疗是以抗凝药物治疗为基础,包括介入治疗、手术治疗等治疗方法的综合治疗。针对抗凝药物治疗PVT的最新观点进行了探讨,提出应根据患者的综合情况选择合适的抗凝治疗方案。
摘要:随着门静脉系统血栓(PVT)的确诊率不断提高,针对PVT的介入治疗也日益受到重视。机械性碎栓及药物性溶栓配合全身性抗凝治疗能部分甚至完全地逆转门静脉血栓后的局部及全身性血流动力学改变,恢复门静脉血流,降低门静脉压力。介入治疗PVT需根据不同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及途径。经肠系膜上动脉途径创伤及风险相对较小,但对亚急性、慢性血栓或侧支已形成的单纯门静脉主干血栓溶栓效果多不理想。经门静脉途径是目前最常用的介入治疗手段,包括经皮穿肝、经皮穿脾和经肠系膜静脉等多种入路。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治疗可为门静脉系统提供一个低阻力的流出道,降低门静脉压力、改善门静脉血流瘀滞。PVT的介入治疗是多手段多途径联合的综合介入治疗。根据病情分别或联合应用多种治疗途径及多种治疗手段能取得更好疗效并降低并发症和病死率。
摘要:门静脉系统血栓是门静脉系统发生的血栓性病变,多种病因可导致门静脉系统血栓,因其发生部位、范围、堵塞血管程度及形成时间长短不同,临床表现各异,部分严重血栓可导致胃肠道淤血坏死、肝功能不全、食管胃底曲张静脉破裂出血、门静脉高压性胆道病,更甚者可危及生命。多普勒超声及腹部增强CT/MRI检查是诊断门静脉系统血栓的重要辅助检查方式,对于该疾病的早期诊疗、严重程度评估及指导针对性的治疗有重要意义。门静脉系统血栓因其严重程度不同,治疗方式方法各异,主要是针对门静脉系统血栓本身及其引起的并发症。对于存在肠道淤血坏死、部分门静脉高压症合并食管胃底曲张静脉破裂出血、脾肿大、脾功能亢进、门静脉高压性胆道病及终末期肝病患者须行外科手术治疗。综述了门静脉系统血栓的病因、临床表现、诊断及外科治疗进展。
摘要:门静脉系统血栓(PVT)指门静脉或其分支血管内形成血栓,可导致门静脉高压,引起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PVT通常是由多种病因引起的,主要包括血液高凝状态、门静脉流速降低和血管内皮损伤等。主要探讨了PVT的发病机制,指出临床上应对PVT患者的病因进行全面评估,以协助治疗。
摘要:门静脉系统癌栓是影响恶性肿瘤患者治疗方式以及预后的重要因素之一,门静脉系统癌栓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对于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阶段针对门静脉系统癌栓的诊断及治疗仍未形成规范、统一的指南。就门静脉系统癌栓的来源及诊疗进展进行综述。
摘要:9月6日,本刊收到《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编委会通知:《临床肝胆病杂志》入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年版)》核心期刊。《临床肝胆病杂志》于1985年创刊,是我国当年唯一的肝胆病专业杂志,被业界誉为"中国肝脏病史上的里程碑",肩负着"肝病学术期刊开拓者"的历史使命,曾于1996年和2000年两度入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摘要:1前言 肝性脑病(hepatic encephalopathy,HE)是由急、慢性肝功能严重障碍或各种门静脉-体循环分流(以下简称门-体分流)异常所致的、以代谢紊乱为基础、轻重程度不同的神经精神异常综合征。为了促进HE临床诊疗的规范化,一些国际胃肠和肝病学会陆续了HE的指南或共识,对HE的定义及诊疗提出了建议。
摘要:肝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病因主要包括HBV、HCV感染和黄曲霉毒素,蓝藻毒素和多种可干预的个体行为方式在肝癌发生发展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实施肝癌病因的一级预防措施是在中国降低其疾病负担的重要途径。根据中国肝癌的流行病学特征,结合在中国人群中开展并获得的肝癌一级预防措施的证据,本专家共识探讨了乙型肝炎疫苗接种,包括针对不同HBV感染状态母亲的新生儿及儿童的乙型肝炎疫苗接种程序;慢性乙型、丙型肝炎患者的抗病毒治疗;预防和避免黄曲霉毒素及蓝藻毒素暴露;改变高危致癌风险相关的生活方式等,以期推进中国肝癌的有效预防。
摘要:影像导引肝脏恶性肿瘤多模态消融治疗是以医学影像技术为导引,在冷冻消融与热消融交替转换过程中,通过对病灶区温度精准控制和消融过程定量规划,彻底破坏原位肿瘤细胞及其循环系统,同时最大程度释放活性肿瘤抗原,从而达到控制肝脏恶性肿瘤复发转移的目的。为规范肝脏恶性肿瘤多模态消融治疗技术操作,便于不同层级医院开展实施,确保医疗安全和临床疗效,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介入学专业委员会和上海市抗癌协会实体肿瘤聚焦诊疗专业委员会组织国内肿瘤治疗领域的多学科专家共同参与,认真讨论,最终达成本共识。
摘要: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指除外过量饮酒和其他明确的损肝因素所致的肝细胞内脂肪沉积,包括从单纯的肝脂肪变性(NAFL)到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以致一部分最终发展为肝硬化,甚至演变为肝细胞癌(HCC)。目前,NAFLD全球及亚洲人群患病率约为25%。
摘要:胰腺癌发病率逐年增加,位列癌症致死原因第5位。尽管胰腺癌诊治现状不容乐观,但在肿瘤学新理念的推动下其临床诊疗水平近年仍取得明显进步。中国抗癌协会胰腺癌专业委员会结合现状制订了最新版《胰腺癌综合诊治指南(2018版)》,以期规范和提高中国胰腺癌诊治水平。其内容主要包括胰腺癌的诊断和分型、分期,以外科、化疗和放疗为主的综合治疗,以及患者全程管理。本指南具有鲜明的特点,除规范了诊治策略外,还以问题导向式的章节结构对胰腺癌综合诊治中的19个热点问题予以讨论和推荐,包括:对活组织检查和标本部位进行的选择,胰腺癌临床诊断标准的制定,肿瘤可切除性的评估,术前减黄的必要性及方式,微创手术在胰腺癌中的应用,扩大切除对手术疗效的影响,标准胰头癌根治术中是否联合第16组淋巴结清扫,血清肿瘤标志物对治疗疗效的预测,以及新辅助治疗在可切除患者中的应用等。本指南的颁布将有利于专科医师对胰腺癌诊治的全面认知,能进一步规范和提高不同层次医师的诊治水平。
摘要: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2015年全世界有7100万人存在慢性HCV感染,并且有399 000人死于由HCV感染引起的肝硬化或肝细胞癌。2016年5月,世界卫生大会批准了关于病毒性肝炎的全球卫生部门战略,该战略提出到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发病率降低90%,死亡率降低65%)。
摘要:目的探讨肝硬化并发急性肾损伤(AKI)的预测因素。方法连续入组2017年5月-2018年4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就诊的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105例,分为AKI组(49例)和非AKI组(56例)。收集患者临床一般资料以及实验室检查结果,留取患者入院时尿液标本,检测尿血管紧张素原(uAGT)、尿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uNGAL)、尿肾损伤因子(KIM) 1,并以尿肌酐(UCr)校正。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进行logistic多因素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估预测效能。结果与非AKI组比较,AKI组患者合并上消化道出血及自发性腹膜炎的比例较高(χ2值分别为11. 420、8. 083,P值均〈0. 05),且白细胞计数、TBil、DBil、尿素氮、SCr均高于非AKI组(Z值分别为-3. 401、-2. 082、-2. 207、-5. 872、-7. 460,P值均〈0. 05),血Na低于非AKI组(t=-4. 905,P 〈0. 05); AKI组患者的uNGAL/UCr、uKIM-1/UCr高于非AKI组(Z值分别为-7. 654、-2. 395,P值均〈0. 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SCr、血Na、uNGAL/UCr均为肝硬化并发AKI的独立预测因素(P值均〈0. 05)。ROC曲线分析显示,SCr预测AKI的界值为88. 1μmol/L,其灵敏度93%、特异度82%,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 915[95%可信区间(95%CI):0. 850~0. 980]; uNGAL预测AKI的界值为1. 62μg/g,其灵敏度87%、特异度81%,AUC为0. 950 (95%CI:0. 911~0. 989); u NGAL联合SCr后预测AKI的AUC为0. 964 (95%CI:0. 931~0. 998)。结论 uNGAL是肝硬化合并AKI的独立危险因素,可用于肝硬化继发AKI的早期诊断,uAGT、uKIM-1不能独立预测肝硬化合并AKI的发生,其应用价值仍有待探索。
摘要:目的探讨凝血试验指标与肝硬化合并急性上消化道出血(AUGIB)之间的关系。方法收集2013年1月-2016年12月在上海市健康医学院附属嘉定区中心医院消化内科住院的肝硬化患者233例,根据患者有无合并上消化道出血分为AUGIB组(n=87)和无AUGIB组(n=146)。收集患者姓名、性别、年龄、肝硬化原因、评价腹水情况、肝性脑病情况,入院时第1次验血指标,包括血常规、TBil、Alb、肌酐、凝血试验[包括PT、PTA、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纤维蛋白原(FIB)、凝血酶时间(TT)]、D-二聚体。根据收集到的数据计算Child-Pugh评分和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计量资料2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对各变量进行单变量和多变量分析。结果 Child-Pugh C级的患者,其PT、APTT、TT和INR较A、B级延长,PTA、FIB水平下降,TBil、MELD评分明显升高(F值分别为62. 706、33. 858、17. 781、63. 025、46. 907、7. 514、23. 020、20. 519,P值均〈0. 05); 233例中仅175例检测了D-二聚体,58例未常规检测D-二聚体。Child-Pugh A、B、C级3组D-二聚体(Child-Pugh A级33例,Child-Pugh B级93例,Child-Pugh C级49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 63±2. 15) mg/L vs (3. 48±4. 25) mg/L vs (4. 24±4. 79) mg/L,F=4. 089,P=0. 018]。MELD≥13组比MELD 〈13组PT、INR、APTT延长,PTA下降(t值分别为7. 307、7. 602、3. 650、5. 546,P值均〈0. 05); AUGIB组87例患者中因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76例,消化性溃疡9例,门静脉高压性胃病出血的1例,胃癌出血1例。AUGIB组表现为APTT延长,FIB水平升高,ChildPugh分级高(t值分别为7. 178、14. 644、30. 082,P值均〈0. 05)。APTT和FIB与AUGIB有关(似然比=1. 09,95%可信区间:1. 04~1. 14,P 〈0. 001;似然比=2. 34,95%可信区间:1. 61~3. 41,P 〈0. 001)。结论 PT、INR、APTT延长程度与肝硬
摘要:目的探讨健脾化湿止血方对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EGVB)患者1年内发生再出血的影响。方法选取2008年8月-2016年10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收治的肝硬化EGVB患者750例,随访1年。根据累计日剂量(cDDD)将随访期内应用健脾化湿止血方中药剂量≥28 cDDD的患者纳入中药组(n=276),而服用中药〈28 cDDD的患者被纳入非中药组(n=474)。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EGVB再出血的影响因素。结果是否服用健脾化湿止血方是影响肝硬化EGVB患者1年内发生再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比值比=0. 076,95%可信区间:0. 039~0. 126,P=0. 002)。中药组患者1年内再出血发生率显著低于非中药组(43. 5%vs 55. 1%,χ^2=4. 246,P=0. 025)。中药组患者自随访至发生再出血的中位时间为95 d,非中药组为121 d,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1. 981,P=0. 003)。结论健脾化湿止血方能够降低肝硬化EGVB患者1年内再出血风险,减少EGVB患者的再出血时间。
摘要:目的探讨含奥沙利铂化疗方案治疗存在门静脉癌栓的晚期肝细胞癌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2月-2017年6月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肿瘤中心确诊为BCLC C期的肝细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接受FOLFOX4方案系统化疗2疗程以上。按照是否合并门静脉癌栓分为2组:无门脉癌栓20例,有门静脉癌栓组17例,分析疗效与是否存在门静脉癌的关系。计数资料2组间比较采用χ^2验或Fisher精确检验,计量资料2组间比较采用Mann Whitney U检验。生存分析采用Kaplan Meier估算,组间生存曲线的比较则用log-rank检验,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变量分析,以风险比(HR)和95%可信区间(95%CI)表示。结果 37例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4个月(1~30个月),中位总生存期为9个月(1~34个月)。无门静脉癌栓组客观缓解率为40. 0%,疾病控制率为85. 0%,而有门静脉癌栓组客观缓解率为5. 9%,疾病控制率为35. 3%,客观缓解率(χ^24. 1,P=0. 042)及疾病控制率(χ^27. 65,P=0. 006)在2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组患者的生存期(P 〈0. 001)和6个月(χ^216. 76,P 〈0. 001)、12个月(χ^28. 70,P=0. 003)及24个月(χ^21. 12,P 〈0. 001)生存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常见的毒副作用为白细胞减少、神经毒性、消化道反应以及肝损伤,所有毒副反应经积极处理均缓解。Cox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负荷(HR=0. 045,95%CI:0. 009~0. 216,P=0. 001)及门静脉癌栓(HR=0. 181,95%CI:0. 066~0. 497,P 〈0. 001)是影响疗效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无门静脉癌栓的患者化疗效果要明显优于存在门静脉癌栓的患者,门静脉癌栓是晚期肝细胞癌系统化疗不良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摘要:目的研究血清异常凝血酶原(DCP)在肝细胞癌(HCC)患者中的表达水平及其与肿瘤性状、病理及临床特征之间的关系。方法选择2016年1月-2018年3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住院治疗并经外科手术切除组织病理确诊的肝细胞癌患者80例,检测患者术前血清DCP及AFP水平并进行相关性分析,分析患者的临床信息、影像学、病理学结果与DCP水平的关系。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两组样本的相关性检验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 HCC患者血清AFP与DCP水平无明显相关性(r=0. 141,P〉0. 05); HCC患者血清DCP水平与肿瘤直径之间显著相关(r=0. 563,P 〈0. 01);肝内多发肿瘤、合并远处转移、存在肉眼或微观血管侵犯的HCC患者血清DCP水平分别高于肝内单发肿瘤(Z=-5. 484,P 〈0. 001)、无远处转移(Z=-4. 569,P 〈0. 001)、无肉眼血管侵犯(Z=-3. 713,P 〈0. 001)或微观血管侵犯(Z=-3. 244,P=0. 001)患者;按国内分期标准,Ⅰ期HCC患者血清DCP浓度明显低于Ⅱ期及Ⅲ期患者(P值分别为0. 005、〈0. 001),而Ⅱ期与Ⅲ期患者间血清DCP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477)。病理Edmondson-Steiner(ES)Ⅱ级及Ⅲ级患者血清DCP水平均低于ESⅣ级患者(P值分别为〈0. 001、0. 002),而Ⅱ级与Ⅲ级患者间血清DCP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133)。结论 HCC患者血清DCP水平与肿瘤数量、大小、临床分期、远处转移、血管侵犯、病理分级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