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评论杂志 部级期刊

科学文化评论 2016年第05期杂志 文档列表

科学文化评论杂志专题

数学、现代物理与对撞机5-14

摘要：20世纪以来,随着技术的发展进步,巨大而复杂的仪器设备越来越成为基础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对撞机（加速器）的由小变大,就是20世纪物理学一路高歌猛进的重要标志。当运用加速器的实验工作稳健进行并取得了瞩目成果时,人们设想,不断提高对撞机的能级,或许能为物理学的发展带来新的突破。然而,建造巨型对撞机却是一个耗费巨资的“吸金黑洞”工程,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时代背景下,全世界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中国。2012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等多位科学家提议在中国投资建设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和质子-质子对撞机（SPPC）,希望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物理实验装置,CEPC-SPPC的能量将至少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7倍,对撞机周长可达100公里。

高能物理的绝唱15-17

摘要：现代高能物理始于1940年代的量子场论（Quantum Field Theory）,最初的应用是以量子电动力学（Quantum Electro-Dynamics,QED）来解释电磁力。在1950年代,加速器的技术突飞猛进,数以百计的高能粒子被发现;物理学家在整理这些粒子的时候,注意到各种对称性（Symmetry）,其中最深奥困难也最重要的是规范对称性（Gauge Symmetry）。其实QED本身就是一个规范场论,但是它只是规范场论中最简单的一种,叫可交换规范场论（Abelian Gauge Theory）。

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18-19

摘要：8月29日微信公众号《老顾谈几何》中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丘成桐：关于中国建设高能对撞机的几点意见并回答媒体的问题》,讲到他（丘）赞成中国建造超大对撞机,而我（杨）反对,他难相信。其中一段如下：这些实验背后的基础理论都用到杨先生的学说。每一次突破后,我们对杨先生的学问更加佩服!所以说杨先生反对高能物理需要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使人费解!丘教授的理解有误!我绝不反对高能物理继续发展。

中国今天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20-27

摘要：《知识分子》2016年9月4日刊发了杨振宁先生的文章《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作为正在高能物理一线从事实验工作的科学家、现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我不能同意他的观点。杨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科学家,我更尊重科学和理性。如果以下言语有冒犯之处,还请原谅。

巨型对撞机争辩300天回顾28-30

摘要：近几年来,由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理论物理学家尼玛·阿卡尼-哈米德、哈佛大学数学家丘成桐和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等国内外一些高能物理工作者的大力推动,中国开始考虑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对撞机。这是一个重要的大科学项目。中国应不应该上？近两三年,这一直是中国物理工作者讨论思考的话题。我们以为,这个问题应该由一个跨领域的科学家委员会来认真讨论、研究论证。像《赛先生》这样的科普媒体,所能做的也就是科普这方面的背景知识,使大众能够理解科学家委员会的建议。

我为什么反对超导超级对撞机31-33

摘要：我之所以要提出反对超导超级对撞机的科学理由,是因为我的很多同事尽管知道这些理由,却不愿意公开指出,尤其是因为其中一些理由是双刃剑的时候。我也很犹豫,因为我并不反对这个项目本身。然而,它会与其他方面竞争资源,而我认为这些方面是更为急需。

丘-杨分歧及其语境 对撞机的价值与利益集团的游说34-40

摘要：最近,数学家丘成桐和物理学家杨振宁1,就中国是否应该建造高能对撞机,发表了针锋相对的意见,引起公众的兴趣。他们的分歧牵涉到一系列与科技决策有关的重大问题,值得严肃讨论。本文将参照美国上世纪90年代初围绕超导超级对撞机（SSC）的辩论,以及作为其背景的美国高能物理及其政策环境的历史演变,就丘-杨间的核心分歧发表几点看法,以求教于两位学者和关心此事的公众。

标准模型创始人之一谈对撞机 史蒂芬·温伯格专访41-45

摘要：何红建：温伯格教授,非常高兴采访您。最近我重新读了您在《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发表的文章《粒子物理：从卢瑟福到LHC》,您作为基本粒子标准模型的主要奠基人,在其中解释了为什么需要新物理来超越标准模型：“超越标准模型显然是必需的。夸克和轻子的质量谱与混合角神秘莫测,就仿佛记录某种未知语言的符号。我们盯着它们看了几十年,但就是无法解释它们。此外,我们还需要某种超越标准模型的要素解释暗物质。”

科学文化评论杂志科技与社会

普赖斯与中国46-61

摘要：改革开放前夕,在中国科学学和科学计量学创立和发展的关键阶段,普赖斯经由钱学森和中国同行建立了通信联系,热情鼓励并支持中国科学学发展,其本人亦在国内科学学界获得了较高声誉。在此之前,普赖斯曾经和李约瑟合作研究中国天文钟,与来自中国的科学史家们最早结缘,但此后因联系中断等原因而影响甚微。普赖斯及其学术思想主要通过作品译介等方式逐渐在国内传播,特别是在科学学界产生了持续影响。普赖斯与中国的这段跨越学科的交往历史,对于当前科学学和科学技术史学科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邓小平与李政道的互动交流对当代中国的影响62-72

摘要：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与李政道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频繁交流,在推动中国重大科学工程建设、科技人才培养、科教政策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大而独特的作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决定了急需向全世界“借智”,积极听取海外华人杰出科学家的意见和建议。李政道都是在他熟悉的科技和教育领域向邓小平建言献策,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效。

科学文化评论杂志人物·访谈

受加州理工影响的台湾学子 吴建民教授访谈录73-102

摘要：吴建民（Jain-Ming“Jimmy”Wu）,气体动力学家,1932年生于南京。1941年他被迫进入上海日租区的日本寻常小学读书,后成为全校学生总队长。1947年随母亲到台湾,就读于台湾师范学院附中,结识女友林颖珠,并受她的影响转学工程。进入台湾大学后,他选择攻读机械工程系航空组,1955年获台湾大学机械工程学士学位。为了积累赴美留学的费用,他从台大毕业后当了两年编译官。

艾尔萨色、德尔布吕克与玻恩学派103-111

摘要：理论物理大师玻恩不但有众多弟子成为优秀的物理学家,还有两名弟子在生物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一人还曾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玻恩培育这两位学生的经历说明,伟大的导师,不仅要有一流的专业水准,还要具备洞察学生个性与优缺点的本领,并有极强的责任心。玻恩研究视域宽广,从不作茧自缚、固步自封,艾尔萨色和德尔布吕克能够突破专业限制,成功进入其他领域,并取得卓著成就,这与玻恩等前辈的影响有关,也是他们顺应科学发展趋势的硕果。

科学文化评论杂志书评·书介

中国植物分类学史的里程碑 胡宗刚《中国植物志编纂史》评介112-115

摘要：早闻胡宗刚先生著有《中国植物志编纂史》一书,直至2016年10月才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拜读之后,发现此书内容丰富、脉络清晰、史料翔实,可谓中国植物分类学史之里程碑。对于中国植物学史钩沉,胡宗刚先生可谓集大成者,其致力于研究机构和主要人物之研究,著有《笺草释木六十年——王文采传》《胡先先生年谱长编》《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等十余部,本书更是其力作。

镜中观镜,似幻还真 评李约瑟《文明的滴定》116-122

摘要：20世纪上半叶,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此问题不仅在科技史界无人不晓,其影响更远达历史学和社会学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对此问题,李约瑟本人最为集中而详尽的回答出现在《文明的滴定》（The Grand Titration）一书中。

伽利略和望远镜123-128

摘要：本期封面是17世纪佛兰德画家萨斯特曼斯（Justus Sustermans,1597—1681）为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绘制的肖像,完成于1636年,当时伽利略已72岁,三年前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判处有罪和终身监禁,两年后双目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