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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1997~2017年和2013~2017年两个时间段总体、省际经济面板数据,回归分析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关系,以及运用单阈值门限面板回归模型、三阈值门限面板回归模型分析金融超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阈值效应,研究得出,1997~2017年中国金融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实体经济增长;2013~2017年中国"金融超发展"显著地抑制了实体经济增长;金融膨胀对实体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阈值效应,当金融发展未造成物价水平CPI高于阈值时,会促进实体经济增长,当金融超发展造成物价水平CPI高于阈值时,会抑制实体经济增长;三阈值模型中的中间阈值点是宏观政策转换最佳时点。因此,可以通过门限面板回归求解阈值点办法来考察中国"金融超发展"现象,中国应逐步降低金融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让金融部门和金融资产更高质量服务于实体经济增长。
摘要:基于2002~2016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金融化指数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检验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与阶段特征。结果表明,金融化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合理的金融化波动阈值,在合理阈值范围内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增长具有正外部效应;超出合理阈值则具有负外部性。此外,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在高涨期与衰退期,二者之间均存在"阈值效应",且高涨期内实体经济增长对金融化的波动更为敏感;在正常期,金融化能够有效促进实体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政府应当根据经济发展需求完善金融体系,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针对性地制定合理有效的经济金融政策,实现金融与实体的良性互动,以更好地引导金融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
摘要:构建包含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制定规则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用以模拟中国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合作效率,结果显示,逆周期调节的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合作可以有效降低金融波动,提升社会福利,比非合作调节更加有效。为充分发挥宏观审慎政策效应和实现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合作,有必要在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独立决策制定目标、保证政策目标有所侧重、完善信息沟通与共享机制、形成广泛的政策合作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入改革。
摘要:美国式"规则监管"基于法条主义,标准化与僵化同在,英国式"原则监管"以风险和结果为中心,灵活性与复杂性并存,两种监管模式内涵交叠且优势互补。当前中国实行政府行政主导的金融监管体制,"原则监管"与"规则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模式符合中国金融监管框架改革的实际需求;应从防止原则监管的不确定性风险、推动监管的"去中心化"、实行区分原则、合理界定原则与规则的适用范围、严禁原则越过成文法直接作为惩罚依据等五个方面化解"规则监管"与"原则监管"间的冲突,促进二者在中国监管框架中的宏观制度平衡;并通过加紧制定金控公司立法、修改《证券法》等金融行业法律法规,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法律规则体系,为监管框架改革提供微观制度保障。
摘要:在手工统计平台投资者评价基础上,以478家网贷平台成交量为观测值,检验声誉对网贷平台道德风险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网贷平台声誉可以起到对网贷平台行为选择的约束作用,并且通过对网贷平台部分基本面信息的中介效应,发挥对网贷平台的治理作用。以平台CEO学历和加入互联网金融协会为工具变量进一步检验,以上结论仍成立。基于此,应加强网络借贷平台道德风险治理,需为声誉机制发挥作用提供制度环境,同时发挥第三方组织的治理作用。
摘要:以2011~2017年中国银行业为研究样本,系统分析了金融结构变迁是否促进了银行资产证券化,研究发现,金融结构中直接融资比例的提升显著促进了银行资产证券化发展,金融市场化趋势主要通过不良贷款与盈利状况恶化等方面促使银行发展资产证券化,这两项因素也是银行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真实目的;随着时间不断推移,金融结构变迁对银行发展证券化的促进效应将持续存在,并呈不断增强态势。基于此,在银行资产证券化没有超出优化风险管理渠道、改善盈利性功能的前提下,可以放松资产证券化管制,推进拥有"真实出售"功能的"表外化"模式,同时加强对银行资产证券化的监管。
摘要: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存在IPO抑价现象,与此同时,新股发行定价制度也经历了一个从严格的发行市盈率管制向市场化定价的过渡阶段。通过划分发行制度改革的七个阶段,对中国1992年1月~2017年12月新股发行抑价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考察,以探讨发行制度演变对新股定价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中国发行制度改革的不断完善,IPO抑价程度逐步下降,定价效率逐步提升;发行市盈率衍生变量与IPO发行抑价率呈负相关关系,定价管制的存在是中国股票发行定价过程中产生较高IPO发行抑价率的重要原因;IPO发行抑价率与新股发行价格、募集资本、首日换手率、超额认购率、发行周期、ROE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摘要:利用2010~2016年沪深交易所全部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缺陷和管理者非理性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表明,制度缺陷和管理者非理性(包括过度自信和羊群行为)均加剧了期限错配,但两者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不同,制度缺陷主要影响高融资约束企业的期限错配,管理者非理性主要影响低融资约束企业的期限错配。进一步研究表明,直接融资市场的完善能有效缓解由制度缺陷所导致的期限错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能显著抑制由管理者过度自信引发的期限错配,而管理层权利的约束能有效遏制期限错配羊群行为。经过内生性处理及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保持不变。据此,建议秉承分类治理的思路,改善金融制度环境,适当降低直接融资门槛,抑制管理者非理性行为,解决期限错配问题。
摘要:运用2003~2013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实证分析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分布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分布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会因企业所有制性质、融资约束等企业特征及企业所处的地理区位等城市特征而存在明显异质性;"成本节约"和"创新外溢"是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分布驱动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机制。因此,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要进一步优化城市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协同布局,强化其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效应;加强"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在金融服务业中的应用,加强对中小企业和小城市等金融服务高端人才的培养,以更好地疏通金融服务业空间协同布局对企业价值链跃升的溢出效应通道。
摘要:基于中国银行业微观数据,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从资产负债表表内和表外两个角度,研究银行竞争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及影响渠道,结果表明,从表内来看,银行竞争通过净息差的降低增加了银行风险,遵从传统的"竞争-脆弱"理论;从表外来看,银行竞争通过增加非利息收入降低了银行风险,遵从传统的"竞争-稳定"理论;表外非利息收入的提高是降低银行风险的主要机制。这意味着银行综合化经营不但是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而且是降低银行风险的必然选择。因此,银行综合化经营在发挥协同效应和实现范围经济的同时,需要着重提升银行特色化发展及差异化经营的能力。
摘要:以2002~2016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双向面板模型对法制与保费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法治与保费收入水平呈负向关系,即社会法制进步在当前阶段抑制了保险业的发展,多次的稳健性检验可以证明实证结果的可信度。究其原因在于,受费率非市场化、社会对保险的认知不充分、国有企业治理机制不完善的影响,大部分地区保险业的竞争主要集中在不规范的展业与销售,而非产品与服务。在此约束条件下,越是加强法治越会削弱保险业不规范的发展行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保费收入。因此,在加强法治的情境下,保险业应当紧随国有企业改革,着力于加快费率市场化进程和加强民众与企业的风险与保险意识培育,从而为法治规制提供更加具有适应性的配套条件。
摘要: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追踪调查(CLHLS)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分析社会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医疗消费和健康的促进效应,并探讨该制度对老年人健康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社会医疗保险能显著提高老年人的医疗消费水平,并改善其健康状况;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效应具有明显的群体差异性,对高龄、农村、低收入等弱势老年人群医疗消费和健康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制度的公平性仍有待提高;社会医疗保险影响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可能渠道包括医疗消费水平提高和健康/就医行为改变,但不包括医疗负担减轻。据此,深化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应强化福利性,提高公平性以及维护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