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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经济全球化走到目前的去全球化,重要内涵是美国试图单边重构中国排除出世界经济体系。面临如此重大的外部变化,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是稳定金融、稳定外贸、稳定投资的重要一环。人民币大幅贬值,不但无法化解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反而会带来诸多弊端。目前,尽管中国经济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但国际收支状况尚可,人民币汇率处于基本均衡水平,不存在贬值的内在要求。中国货币当局也拥有足够的控制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能力。展望人民币汇率,短期无忧、长期待变。
摘要:随着经济虚拟化程度不断提高,传统的货币理论已不能对超额货币增长做出合理解释。构建虚拟经济和货币供给交互影响作用机制的整体框架,并通过数理分析及向量自回归模型来推导、检验货币"脱实向虚"与经济"虚实分离"的关系。研究表明,货币"脱实向虚"会加剧经济"虚实背离",经济"虚实背离"又反过来强化货币"脱实向虚";货币"脱实向虚"对经济"虚实背离"的作用力度大于其反向作用力度;利率对经济"虚实背离"的正向影响大于对货币"脱实向虚"的负向影响。要有效改善经济的"虚实背离",需着力控制货币的"脱实向虚",分别对虚拟经济部门和实体经济采取有差别的利率政策,从而实现货币供给与经济发展的宏观均衡。
摘要:基于2008-2017年中国宏观季度数据,建立同时包含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的DSGE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和福利损失函数分布分析不同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效力。研究发现,盯住信贷增速和资产价格时,宏观审慎政策最大程度熨平了经济波动,福利损失最低,是较为理想的宏观审慎政策盯住目标;在盯住目标中纳入影子银行规模时,监管强度提升进而引致信贷不足,反而增加了福利损失。因此,宏观审慎监管应和影子银行监管同时进行,推进整体监管和协调监管。
摘要:选取2010-2016年中国51家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做市商模型,通过欧拉数指数函数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利率市场化指标,实证研究了利率市场化对中国商业银行利差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提高,中国商业银行利差呈现缩窄趋势;利率市场化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其对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利差影响显著,而对国有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利差影响不显著;交易规模、运营成本,中间收入占比对中国商业银行利差的影响也较为显著,这些因素对不同规模商业银行利差影响存在异质性。以利差来维持盈利水平的经营模式难以为继,商业银行务必要加大金融创新力度,调整业务结构,提高非利息比例,寻求新的盈利空间。
摘要:在利差决定模型基础上,使用中国63家商业银行2010-2016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存款保险制度对商业银行利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存款保险制度使得商业银行利差缩窄,无论是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还是地方性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对其利差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规避程度、运营成本对商业银行的利差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非利息收入占比、成本收入比和GDP增速都对商业银行利差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商业银行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开展金融创新,促进产品和业务升级,减少对存贷款利息收入的依赖,从而降低由存款保险制度导致的利差缩窄对其盈利能力的影响。
摘要:选取2011-2016年10家中国上市银行数据,运用非线性动态演化模型分析绿色信贷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并讨论互联网金融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绿色信贷与银行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绿色信贷占比较低时替代效应显著,银行绩效提高;绿色信贷占比提高时挤占效应、风险放大效应逐渐显现,银行绩效下滑。互联网金融分流了银行贷款资金,拓宽了"两高一剩"产业融资渠道,使得商业银行在其绿色信贷发展的更早期间出现绩效下滑趋势。因此,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强化其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提升绿色金融政策的有效性显得十分必要。
摘要:基于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创新关系,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显著的,影响的路径是干预管理层变动、左右董事会决议。进一步分析发现,战略型机构投资者促进企业创新,财务型机构投资者遏制企业创新。究其原因,战略型机构投资者有利于降低管理层人员流失风险,提升董事会决策效率,而财务型机构投资者会增加管理层流失,降低董事会决策效率。上市企业应当积极引入高质量的机构投资者,鼓励专业的机构参与公司的创新决策,但同时也要积极防范门口的"野蛮人"。
摘要:以2007年第1季度至2016年第2季度普通股票型开放式基金和偏股混合型开放式基金为研究样本,构建有向加权的投资组合重叠网络,并在要素分析模型和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中引入网络效应,分析投资组合重叠的网络效应及其对基金的资金流动和收益影响。研究发现,投资组合重叠的网络结构表现出跨期的逆向调整,与其溢出效应形成了维持基金资金流动和业绩稳定的"均衡机制"。研究结果提高了市场因子模型对基金超额收益的解释能力,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理解基金等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因此,建议监管当局对开放式基金投资范围进行合理限制,以帮助开放式基金稳定其经营业绩和防范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摘要:以2009-2017年中国创业板市场有风险投资参与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取横截面多元回归研究风险投资、联合风险投资以及风险投资机构的自身属性对创业公司IPO抑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创业板市场存在"逐名效应",但"认证监督"效应不明显,这导致有风险投资机构参与的创业公司IPO抑价率更高;联合风险投资有效降低了"逐名效应",使得IPO抑价率下降;风险投资机构持股比例越高,其所支持的创业公司IPO抑价越严重,而风险投资机构的声誉越高,IPO抑价率越低。建议政策当局建立风险投资机构的声誉评价机制,完善创业公司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完善风险投资机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进而降低IPO抑价率。
摘要:基于CFPS(2014年)的微观家庭数据,采用主成分方法构建社会资本的综合指标,并将社会资本分为网络型和感知型两大类,研究社会资本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社会资本综合指标和网络型社会资本对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选择以及参与程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工具变量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在网络型社会资本中,弱关系网络的作用较之强关系网络更为突出;在感知型社会资本中,亲缘关系感知促进了家庭参与金融市场,邻里关系感知对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资本主要通过缓解家庭的流动性约束、提高风险承担能力和拓宽信息获取渠道来促进金融市场参与。基于此,为了繁荣金融市场,政府应多方位、多层次地引导和支持外部网络建设,提升微观个体的社会资本,并通过缓解居民的流动性约束和提高家庭风险承担能力等途径来提升家庭金融市场投资能力和意愿。
摘要: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风险偏好与规避问题,研究发现,整体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选择风险相对较低的市场,表现出明显的风险规避特征。东道国经济和金融风险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但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的影响并不显著。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国家风险反应较为敏感,而国有企业对东道国的国家风险的反应并不明显。基于此,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应科学评估东道国国家风险和政治风险,政府应该给予对外投资企业风险提示和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