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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经济学研究 2018年第01期杂志 文档列表

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看金融如何支持经济转型升级3-8

摘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部署之一。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不仅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全国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金融要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当中更好地发挥支持作用,一是应紧密围绕形成高质量供给体系的目标,推动金融改革与开放,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加强股权市场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二是增量优化应与存量调整并重,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利用区域内金融业较为发达、制度创新较为活跃的优势,探索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债务重组模式,完善要素市场,形成增量优化与存量调整相结合的资源优化配置方式;三是探索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新路,建立城镇化融资的新模式,更好地区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重塑财政与金融、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良好关系,发挥金融的积极作用。

中国货币政策反应规则研究——基于核心通货膨胀视角9-21

摘要：次贷危机以来,越来越多国家的央行用核心通货膨胀来取代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借助开放经济新凯恩斯模型,将国际收支余额纳入央行福利损失函数,通过一阶条件得到最优利率规则,考察核心通货膨胀在最优利率规则中的作用,并运用GMM法比较分析盯住核心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反应,研究得出：与通货膨胀相比,盯住核心通货膨胀能避免利率过度调整,减少中国人民银行福利损失,能降低美联邦基准利率对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的冲击;此外,外汇市场干预系数与实际汇率系数在核心通货膨胀目标与通货膨胀目标的政策反应中呈现不同的特征。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应该构建一个官方的、适应中国经济结构的核心通货膨胀序列,基于该序列的货币政策反应规则对合理引导市场预期,稳定国内金融系统大有裨益。

影子银行、金融杠杆与中国货币政策规则的选择22-35

摘要：影子银行规模急剧膨胀与社会金融杠杆率持续升高,增加了中国货币政策规则实施的难度。通过构建包含影子银行、金融杠杆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宽松的价格规则和紧缩的数量规则都可以有效地抑制影子银行信贷规模,提高商业银行为经济运行提供流动性的能力,同时有效调控金融杠杆。若货币政策盯住金融杠杆,数量规则就会提高中国货币政策规则调控的力度,但也会增大宏观经济的波动幅度,社会福利损失反而会增加。因此,为了兼顾增加社会福利与防范金融风险,货币政策规则应当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不断调整与合理搭配。

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实践与效果评价——基于数量型和利率导向型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比较分析36-47

摘要：在对比分析中国数量型和利率导向型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政策特点的基础上,运用VAR方法实证研究了2013年以来两类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利率效应、财富效应和价格效应。研究发现：数量型和利率导向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数量型结构性货币政策与利率水平和价格水平正相关,与财富效应负相关;利率导向型结构性货币政策与利率水平和价格水平负相关,与财富效应正相关。总体来说,利率导向型结构性货币政策效果优于数量型结构性货币政策。中国应根据不同的政策目标因时因地选择结构性货币政策;同时,应注重数量型和利率导向型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逐步实现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利率导向型的转变,更好地发挥市场在引导资金流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作用。

利率冲击、主权债务违约与宏观经济后果——基于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模拟分析48-59

摘要：主权债务违约会影响债务国的投资,间接地影响居民消费、就业和资产价格。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国家债务违约的小型开放经济体的理论模型,分析主权债务违约对债务国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不论在确定性冲击下,还是在随机性冲击下,增强债务违约制裁力度可以提高债务国投资,增加居民消费,并促使资产价格上升,但产出变化不明显;在随机性国际借贷利率冲击和技术冲击下,随着主权债务违约成本不断增加,债务国投资波动性、消费波动性和资产价格波动性会变大。

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的跨市场传导及防范研究60-71

摘要：基于2006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1的数据,综合采用复杂网络与DCC-GARCH模型,探讨国内外极端风险事件（美国次贷危机与中国2015股市异常波动）背景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境、跨市场风险传导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市场间联动性有逐渐增强的趋势,且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导效应显现出极强的时变性,极端风险的发生往往伴随着跨境、跨市场联动性的大幅增强。因此,建议监管部门根据风险的时变特征与空间传导路径灵活采取相应策略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传导与扩散。

宏观审慎政策会引发流动性的跨部门替代吗——理论分析与中国实践72-81

摘要：基于金融监管的边界假设及2000~2015年中国市场数据,分析宏观审慎政策与跨部门替代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总指标与净部门信贷流动负相关,私人部门信贷呈现从银行部门流向非银行部门。其中,数量型宏观审慎政策对净部门信贷流动具有负向影响,而价格型宏观审慎政策对净部门信贷流动无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中央银行基准贷款利率、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均对净部门信贷流动有负向影响,意味着政策利率上行和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也会促使私人部门信贷从银行部门流向非银行部门。因此,建议将非银行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民间借贷等影子银行体系纳入宏观审慎管理范畴,加强金融体系跨部门、跨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以及宏观审慎与金融监管的协调。

中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度量与解析82-90

摘要：以2000~2012年中国公开报道的操作性风险事件为研究对象,运用Pair-Copula模型度量中国商业银行的操作性风险,运行Bootstrap重复抽样度量四类操作风险的损失缺口,并利用蒙特卡洛模拟法计算了单类操作风险和总体操作风险的VAR和CVAR。研究结果显示,操作风险累积损失值较高,风险事件给银行等金融机构带来损失巨大;系统失败、内部欺诈、外部欺诈和违规执行等四类操作风险分布并不一致,但有一定的相关性;直接将不同类型风险相加确定资本准备金的方法会夸大操作风险。因此,为了有效度量操作风险损失值,降低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提高资本利用效率,需要建立完整的操作风险数据库,确定科学的风险管理模型进行风险度量与控制。

绿色信贷、内外部政策及商业银行竞争力——基于9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91-103

摘要：基于4家国有上市银行和5家股份制上市银行2008~2016年绿色信贷余额与总资产收益率等数据,运用系统GMM回归方法分析了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与其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内外部政策对其影响。结果表明,商业银行绿色信贷能够有效提高总资产收益率,综合考虑不良贷款率、总资产等控制变量时,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竞争力相对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内外部政策的实施均对商业银行竞争力产生了促进作用,且内外部政策的综合作用大于单一政策的作用;考虑政策作用时,绿色信贷对竞争力的促进作用较不考虑政策时有一定程度的降低,这并不说明政策的无效,而是与绿色信贷自身特点、实施成本、政策时滞等因素有关。因此,政府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商业银行应有条件地执行绿色信贷政策。

企业金融化是否降低了投资效率104-116

摘要：以中国A股市场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8~2016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的确存在“挤出效应”,但金融化所积累的金融资产因较强的流动性也可以补充企业在实业投资的资金需求,因而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特征;此外,企业金融化可以通过实业投资渠道和技术进步渠道对投资效率产生影响。在影响实业投资效率方面,企业金融化是一把“双刃剑”,政府部门应当完善资本市场监管,防范企业过度金融化对实体经济的不利影响,以使企业金融化能服务于企业的实业投资,进而起到优化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

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的社交金融产品使用意愿研究——以“微信钱包”为例117-128

摘要：以“微信钱包”为例,基于整合的技术接受模型（TAM）模型,分析社交金融产品使用意愿及前置因素之间的逻辑关联。研究表明,信任是影响使用意愿的关键因素;感知特性对信任的影响显著,其中感知愉悦性对信任的影响最大;主观规范对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愉悦性有积极的影响,对感知风险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为了增强社交金融产品的使用意愿,社交金融企业应重视网络口碑以建立用户的信任,加强产品娱乐属性以促进用户体验,同时强化社交金融的风险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