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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拓展的OR(1995)两部门模型,探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常账户调整对一国实际有效汇率的短期冲击。首先,构建基于外生冲击的面板VAR模型,采用系统GMM法进行估计,结合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经常账户调整对实际有效汇率先呈现负向冲击后迅速转正,但在全样本和发达国家组别中该效应并不显著;其次,通过构建SVAR模型,探索全球四大经济体经常账户短期冲击的异质性,结论表明危机后源于经常账户的短期冲击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的主要贡献因素,但并非美国、德国、日本实际有效汇率变动的主要贡献因素,经常账户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呈现微小正向冲击。这些结论意味着,新兴经济体需要密切关注经常账户调整的潜在影响,发达经济体需要重视经常账户调整背后的金融渠道,积极付诸改善本国收支结构的努力。
摘要:本文利用铁路货运量作为省际贸易的变量,考察语言差异对中国省际贸易的影响作用,并引入城市信度这一变量,考察其对语言差异与省际贸易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语言差异对省际贸易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即语言差异越大,地区间贸易量越小。本文进一步按南北划分地区,结果发现相较于语言较为统一的北方地区,南方地区之间、南方与北方地区之间的语言差异较大,因而贸易量也相应减少。城市信度则能够减弱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城市信度能够削弱语言差异对省际间贸易往来的阻碍作用。
摘要:建设制造强国,离不开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产业集群、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集群、科技企业孵化器等方面的发展均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同时也应正确认识其在成长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未来,在制造强国的建设中,需要培育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促使高新技术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依托创新型产业集群和基地建成先进制造集聚区,提升集群和基地竞争力;增强孵化功能,提升在孵企业质量,加快建成创业孵化链。
摘要:本文在混合所有制框架内考察纵向约束情形下最终产品市场中的企业过度进入问题。研究发现企业的产权结构以及产品的差异化程度同时对企业的过度进入存在影响,当下游企业产品的差异化程度较高时,过度进入将随上游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而得以缓和或消失。导致社会总福利下降的过度进入将使政府倾向于使用公共政策对市场进入予以控制,本文选择从量税作为政策工具研究政策设计对过度进入的影响,发现对上游混合所有制企业征税在抑制过度进入方面的效果更为明显。
摘要:本文建立产业结构分解模型,将一国总体产业结构分解为国内、简单贸易和全球价值链(GVC)三个层面,并从产业的产出供给端和投入需求端两个视角刻画中国三个层面的产业结构在2000—2014年的动态演变趋势,进而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科技创新与各层面产业结构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主要体现在产出供给端上的位置提升,但在投入需求端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不高;中国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主要发生在产出供给端;在简单贸易和GVC层面,出口贸易创新不足限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产业结构水平不高也限制了出口贸易中科技含量的提高。
摘要:老年人“无休止劳动”或“过度劳动参与”都会对老年人的福利产生不利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2013年和2015年三期调查数据,探究有未婚子女、房价与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关系,从家庭代际关系视角,解释了中国老年人“无休止劳动”背后的原因。研究发现:有未婚成年子女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存在“婚姻效应”,会显著增加老年人劳动参与约3.3%~4.9%;且会通过房价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会增加有未婚儿子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还会显著增加家庭的购(建)房概率和因购(建)房而产生的家庭债务。在中国家庭代际文化背景下,子女“为结婚而买房”的社会现实很可能损害老年人的福利,政府应努力实现年轻人“住有所居”的梦想,保障老年人的福利权益。
摘要:外部知识获取和内部知识创造作为两种不同的组织知识活动方式,在为企业带来新组织知识的同时,也会让企业陷入两难境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最为关键的原因是两种活动对有限资源的竞争而导致的冲突。针对此问题,以往研究更多强调的是通过均衡的方式加以协调。但是现实中,企业很难精准地把握两者间的资源配置,不能有效利用两种活动来服务企业创新。跨界团队是企业在与外部相关组织合作的过程中,跨越组织边界并嵌入合作方的内部价值链,与其进行有效融合来完成价值共创的特殊业务单元。通过运用跨界团队可以设置“缓冲地带”和实现“取长补短”以融合两种知识活动,从而降低组织创新活动的风险和成本。作为组织知识活动的新载体和执行单元,跨界团队存在于组织交互嵌入的情境中,通过建立叠加的整体性联结来形成独特的运作机制,使得合作双方实现多维度的衔接与融合,从而增强组织间知识交互活动的质量。
摘要:基于环境处罚的功能定位,本文论证了环境处罚的理论标准,特别是考虑到不同情形的环境罚款标准。通过对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的实证分析发现,处罚标准与重点监控组合共同起到了较好的威慑作用,但环境罚款及其他处罚措施在责令企业整改方面效果并不乐观。政策启示包括:首先,提高环境处罚标准确定的科学性,有效的罚款威慑必须与企业的利润挂钩;其次,提高政府环境处罚的执行能力和效率,加大对环境监察和执法方面的人力财力投入;最后,环境处罚的执行还需其他政策相互配合,需注重环境管理和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提高政策合力。
摘要: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但从内部控制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尚不多见。本文运用迪博内控质量指数,研究了风险承担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存在着仅满足内部控制监管需求而虚化内部控制效用的“机会主义”倾向,且这种倾向在国有企业和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本文的结论为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建设、促进企业良好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摘要:作为一种信息传导路径与资源共享平台,董事联结能为高管权力监督、薪酬粘性治理发挥重要功效。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与弱联结优势理论,考察董事联结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机理,并探究管理层权力在其中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董事网络中心度越高,高管薪酬粘性越弱;管理层权力在二者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约束管理层权力是网络位置降低薪酬粘性的一条有效路径。进一步区分联结强度后发现,内部董事强联结通过扩大管理层权力加剧高管薪酬粘性,外部董事弱联结通过约束管理层权力抑制高管薪酬粘性,且弱联结优势下管理层权力的中介效应比例最大。以高管任期作为管理层权力的工具变量缓解潜在的内生性影响,基准回归结论比较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