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分布与经济波动
摘要：本文在阿西莫格鲁（Acemoglu）关于产业结构分布与经济波动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劳动力占比，实证分析了中国产业结构分布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基于中国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设定多种产业规模指标反映中国不同产业的关联度差异，既验证中国产业结构的不对称性，也探讨了产业层面潜在的波动形成源。通过Nadaraya-Watson 非参数估计回归，发现产业规模不对称时，产业部门的波动确实会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由于高阶关联关系的存在，波动会有一定的持续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产业波动可以解释9％的宏观波动原因。产品质量、出口价格与门槛效应
摘要：根据异质性企业出口选择理论，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跨过出口门槛开展出口；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价格最低，出口价格与出口门槛正相关。本文研究中国制造业出口价格和出口门槛的关系，发现出口价格与出口门槛可能正相关，也可能负相关；并且结合质量调整价格（quality-adjusted price）模型，对结果进行了解释。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门类中多数是出口价格与出口门槛负相关，二者之间的正负关系取决于企业能力指数。大多数行业处在以低价竞争为主的阶段。同时，本文还对中国出口门槛进行了排序。目的国市场对出口企业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
摘要：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出口目的国市场消费者偏好对企业最终产品与中间投入品质量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企业的微观数据，同时控制出口成本、企业规模与企业出口密集度等变量，验证理论模型的结论。结果表明，企业最终产品质量会随着出口目的国市场收入水平的增加而显著提高，部分原因可能来自于中间投入品的质量升级。最后，分别采用海关数据与世界银行数据构建相关替代指标与目的国收入水平的工具变量，在控制内生性问题的情形下，进一步考察目的国市场对于出口企业产品升级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以验证模型的稳健性。国有企业的产业拖累效应及其门槛特征
摘要：中国企业的二元结构（“国有”—“民营”）特征对企业的生产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并进一步制约了技术模式的选择和产业结构变迁的路径。基于上述理解，国有企业存在产业拖累效应主要是因为：（1）国有企业因为产权安排的缺陷存在着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损失，从而阻碍产业结构变迁（第Ⅰ类产业拖累效应）；（2）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还通过滞后城市化、挤出公共服务等途经阻碍非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变迁（第Ⅱ类产业拖累效应）。不仅如此，由于国有企业的效率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故不同的市场化水平下，所有制结构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门槛效应。本文基于1997—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静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证实了这一猜想。中国农民合作社变异的经济逻辑
摘要：本文把农民合作社看作是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签订的一系列契约的联结，进而分析了中国农民合作社变异的经济逻辑。决定合作社成败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在合作社的契约集合中很少体现，具有能动性的人力资本所有者就会积极寻求合作社的控制权以谋求人力资本的回报，并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运营合作社。中国企业研发效率动态演进的背后：市场化改革的力量
摘要：本文基于1999—2011年中国省际高新技术产业层面的研发数据，综合运用生产要素产出弹性模型和格林（2005）提出的真正固定效应随机前沿模型，实证检验了市场化改革对企业研发效率动态演进的实际影响效应，并进一步探析国有经济和行业保护政策在市场化改革塑造企业研发效率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基于产业维度的核算结果表明，研究期间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整体研发效率大约偏离最优效率37％～44％，但其在市场化进程中表现出稳步提升的动态演进趋势，研发中间产出效率和最终产出效率分别从1999年的0．403和0．523（0．490）提高到2011年的0．713和0．766（0．755）。更为重要的是，经验证据表明市场化改革确实是推动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效率持续动态增进的背后驱动力量；但国有经济和行业保护政策显著抑制了市场力量对企业研发效率塑造能力的充分发挥，具体表现为市场化改革在国有经济和保护性行业中不仅无法起到提升研发效率的作用，反而还可能具有损害企业研发效率的负面影响。中国超额货币识别--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
摘要：本文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超额货币识别模型，研究了农业、工业、服务业和金融四个部门的超额货币需求行为。研究发现，只有超过总产值增长速度的部门增长才能吸收超额货币，这意味着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未必同时是影响超额货币需求的因素。检验结果显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提高和工业增加值占比下降均能引致超额货币需求，而农业部门不会对超额货币需求产生影响。另外，金融市场交易额的增加也会吸收超额货币供给。这意味着超额货币可能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被消化，并不必然形成通货膨胀隐患，但货币政策仍将对金融市场活跃度下降过程中货币回吐做出防范。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具有顺周期性吗？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2004—2013年间55家商业银行的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商业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存在顺周期性和收入平滑效应。将总体样本分为上市银行与非上市银行后发现，上市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的收入平滑效应更为显著；而非上市银行在贷款快速增长的同时，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反而出现下滑迹象。对交互效应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控制 GDP 波动和税前利润的前提下，贷款规模、银行资产增速、不良贷款率、银行资本化程度对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均具有显著影响。本文证实基于商业银行自身特点的贷款损失准备并不适合统一的监管行为，监管当局应考虑建立差异化的拨备和监管机制。中国劳动报酬份额提升的趋势研究--基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呈下降趋势，且水平低下，但自2004年以来，已开始缓慢回升。这表明，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后，由于中国比较优势的转变，劳动力供给脱离了以往无限弹性的状态，劳动报酬份额将会处于上升通道。本文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预测得出，2020年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会提升至55％左右，2025年会提升至60左右％，2030年会稳定在65％左右。要实现这一结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和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无疑是提升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必要手段。工会主席专职化对工会维权活动的影响效应--来自雇主-雇员匹配调查的证据
摘要：本文利用“中国雇主—雇员匹配数据追踪调查（2012）”，采用多变量 Probit 模型考察工会主席专职化对工会维权活动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工会主席专职化强化了工会在工伤补偿、改善工作环境及改善住宿和伙食等员工福利方面的作用，而在提高员工工资、发加班费及减少解雇等核心维权活动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工会主席专职化对工会维权作用在不同性质的企业有显著差异，在公有制企业主要表现为改善工作环境，而非公有制企业工会主席的专职化对工会维权的推动作用更大，特别是在发放加班费、工伤补偿等方面。精力分配视角下婚姻和生育对性别工资差别的影响研究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年微观数据，考察“高学历”群体中婚姻、生育对性别收入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婚姻使性别工资差异的系数扩大了44％；生育对性别工资差异的贡献度达到12．3％；男性仍具有人力资本投资优势，主要表现在工作时间和工龄上。这表明改变传统的家庭精力分配模式，增加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精力和实践，才能真正改变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差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中承诺与再谈判研究综述
摘要：在基础设施产业特许经营中，由于政府承诺能力的缺失，存在着大量失败的案例。已有文献分析了政府承诺能力缺失的原因，主要分为政府主观性的动机和特许权本身的客观性问题。承诺能力的缺失对投资产生了负激励。针对政府承诺能力缺失的救济方式，可分为一般救济和再谈判救济。但再谈判可能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因而，设计合理的可用的再谈判机制，制定规范的再谈判程序，是基础设施产业特许经营合约再谈判研究的可扩展方向。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环境产权分配及利益分成
摘要：本文针对在矿产资源开发中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涉及到的国家征地所带来的土地价格机制扭曲、补偿机制不合理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在承认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地位的前提下，重点考虑了土地价格的形成及利益分成，在此基础上对矿产资源开发中土地使用权转让、环境优化治理及环境产权分配进行了探析。研究表明：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土地价格机制的完善是土地市场有效调节的基础；土地流转应充分体现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益；国家在征地过程中应将负外部成本、民众的主观价值损失反映到土地价格中；要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需要赋予农村集体一定的环境产权，且须与政府在环境治理、环境监督的公共服务定位相结合。社会治理支出与经济增长：抑制还是促进？
摘要：本文基于1990—2012时间序列数据，对社会治理支出与经济增长进行 Johansen 协整和 Granger 因果检验，并进行了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为了弥补时间序列数据只包含时间和指标两维信息的缺陷，进一步基于2000—2012年中国31省域面板数据，对二者进行了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估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治理支出会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对社会治理支出促进作用十分有限，各省域社会治理支出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尽相同。网络结构和公共物品自愿供给：一项实验研究
摘要：现实中大多数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都受到限制，但在公共物品自愿供给实验研究文献中对此种情况研究较少。本文在经典公共物品自愿供给模型基础上，将社会网络这一因素纳入到模型中，使公共物品消费的非排他性由网络连接所决定，并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对公共物品自愿供给行为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证实，社会网络结构的差异会显著影响个体自愿供给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对称正则网络中，个体自愿供给与网络密度负相关但不受聚类系数的影响，网络的正则性对个体极端行为的出现概率产生显著影响。这些结论支持了社会网络对公共物品自愿供给行为存在影响。外部治理环境、控制权私有收益与上市公司高管晋升效率
摘要：本文以2001—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中高管晋升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大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影响高管晋升效率的情况。研究表明，控制权私有收益显著降低了高管晋升与企业业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当上市公司所处地区外部法律环境较差或所处行业竞争较弱时，这种降低企业高管晋升效率的情况更为显著。品牌生态系统框架下集群品牌驱动机制研究
摘要：探索集群品牌的关键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对各区域政府、产业协会和群内企业创建和管理集群品牌具有重要意义。在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框架下，本文探讨了系统要素之间的驱动关系，然后通过问卷调查，进行了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宏观基础、行业发展、资源支持和群内营销对集群品牌具有正向影响关系，集群品牌、群内营销对市场认同具有正向影响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集群品牌驱动机制，划分了政府导向、产业链、利益相关者等10个可以改变或提升的关键因子，为集群品牌创建和管理提供了政策建议。“八项规定”对酒类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摘要：本文以31家酒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八项规定”出台前后酒类企业的绩效变化情况。研究发现：“八项规定”政策对白酒类企业的营业收入和综合业绩产生了负面冲击，而其他酒类总体销售业绩以及综合财务绩效则呈现上升趋势。贵州茅台的综合财务绩效较过往有了较大程度的下降，一些中低端白酒的营业收入和综合业绩也出现明显的下滑。研究表明“八项规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国家在扼制“三公消费”方面取得了喜人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