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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经济增长正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创新的源头是基础研究,而基础研究的投资主体是政府。为考察政府基础研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对Romer (1990)和Jones (1995)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予以扩展,将研发部门扩展为基础研究部门和私人研发部门,将政府公共支出细分为基础研究支出、私人研发部门补贴和消费性公共支出,将劳动力细分为非熟练工人和科研人员且两者不可替代。对扩展后的模型求解一般均衡发现:提高政府基础研究支出比例会推动经济增长;政府补贴对私人部门研发支出具有挤出效应,减少补贴不会抑制经济增长;政府消费性公共支出会抑制政府基础研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选择税率分别为10%、20%和30%的数值模拟结果也印证这一结论。
摘要:本文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劳工部、日本厚生劳务省、香港政府统计处、欧盟统计局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交通运输部和国家铁路局所做的相关调查统计为基础,选用了我国31个省、直辖市2000-2011年的数据,从国内各省份层面分析论证了劳动力成本对FDI流入的影响机制。实证分析表明:一个地区劳动力成本即工资水平的高低对FDI的引进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但有别于以前学者的结论是,这种影响机制并不是单调的正面影响或负面影响,而是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对于FDI的引进具有双重效应,具体表现为先因人力资本储备提高而受到促进,进而投资成本超过阈值后受到抑制。其次,本文将通过实证结果解释2012和2016年我国FDI呈现负增长的原因。
摘要:储蓄率具有宏观经济效应,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效应方向相反。本文首先基于DSGE模型模拟分析我国储蓄率的宏观经济效应,进一步通过扩展的索洛模型求解以经济稳态增长为目标的最优储蓄率,并运用SV-TVP-FAVAR模型比较分析实际储蓄率和最优储蓄率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表明:(1)我国实际储蓄率长期高于最优储蓄率,实际储蓄率存在帕累托改进;(2)实际储蓄率和最优储蓄率均具有宏观经济效应,效应维度和效应极值存在差异;(3)最优储蓄率为产出的帕累托最优,实际储蓄率为通货膨胀的帕累托最优,"储蓄率走廊"可能为宏观经济的帕累托最优。新常态下,高储蓄率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典型化"事实,中央银行可以考虑将"储蓄率走廊"系统纳入储蓄政策框架。
摘要:采用中国2001-2015年27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城市生活垃圾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通过使用固定效应、面板门槛模型等多种计量方法,并运用夜间灯光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1)中国的人均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发展并未表现出EKC曲线所预言的倒U型关系。而是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人均GDP越高,人均城市生活垃圾也越高,在区域间也并未检测出明显的差异。(2)城市规模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均与人均城市生活垃圾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政府公共建设支出占GDP比重的系数则显著为正,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城市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效应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人均城市生活垃圾的减少,而政府投入的作用则尚未完全凸显。
摘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经济的成长和发展逐渐成为这一阶段的显著表现。城市服务业在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然而,由于传统服务业比重过大、现代服务业比重过低,导致我国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有鉴于此,本文利用2006-2015年全国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对我国城市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我国城市服务业发展存在的"成本病"使得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特征使得城市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地区差异;(2)我国城市服务业发展即规模扩大的内在动因是由于服务的需求弹性特征,以及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差异造成的,不利于经济增速的提升。因此,要确保城市服务业成为新时代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必须高度重视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服务业成本病"问题,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把握战略平衡,实现"结构"与"速度"之间的良性互动。
摘要:在知识经济大背景下,创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创新效率是创新能力最直接的体现。因此,对现阶段我国31个省市的创新效率进行测度是必要的。首先,通过收集到的我国31个省市的创新投入产出数据,运用DEA模型对我国31个省市的创新效率进行了测度,按照不同角度对各省市创新效率进行了分类,并运用经济地图呈现出其分布状况。其次,对31个省市的创新效率测度结果进行了综合分析,并从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两个维度对创新综合效率的影响程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和投影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整体来看,我国的创新效率水平已经相当高;不同地区之间的创新效率差距较大;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对综合效率的影响程度基本相同。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为地区创新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建议。
摘要:基于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的视角,在解析制造业素质提升效率概念基础上,选取云理论构建制造业素质提升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及测度模型,并对山东省制造业进行时序与截面双重维度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制造业素质提升效率在2011-2016年期间整体上具有稳步提升的趋势,但是仍具有较大的提高空间,尤其是在培育信息化综合集成水平企业、缓解工业能耗强度及碳减排压力、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等方面亟需做出合理调整;全省17地市之间制造业素质提升效率具有较大差异,且从空间分布上呈"三大梯度"格局,并存在相对显著的"都市联动效应",同时省内各地市制造业素质提升效率的变动趋势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全省还需强化统筹规划,尤其是提高科技供给能力、加快要素配置及完善资源环境补偿机制等。
摘要:本文利用2005-2015年我国12个城市群的统计数据研究金融资源空间整合的城市群协调发展效应。从人均金融资源差异系数、金融中心城市辐射能力以及金融与经济协调程度三个不同视角构建金融整合的衡量指标,实证结果显示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存在金融资源空间整合的区域协调发展效应。这种效应在不同城市群间存在差异,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等成熟型城市群金融整合伴随着其他生产要素的转移以及内部产业分工从而缩小发展差异,而其他发展型城市群却没有形成促进效应。上述发现表明,实现城市群协调发展不仅要加快提升金融资源空间整合水平,而且还要重点推进金融整合与经济增长相结合,最终实现"金融资源空间整合-产业分工与合作-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目标。
摘要:本文以中国283个地级市为样本,对环境规制、经济集聚与城市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水平提高、经济集聚程度加强均有利于促进城市生产率提升;但这种影响在不同规模及不同创新能力的城市间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相较于大城市而言,经济集聚削弱了环境规制对中小城市生产率的正面影响;在不同创新能力城市间的表现差异更大,环境规制对高创新能力城市生产率有显著正面影响,对中等和低创新能力城市生产率具有负向作用且对低创新能力城市的生产率负向影响明显更甚;此外还发现:人力资本的提高对中小城市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远小于大城市;政府干预对中小城市生产率提升产生负面影响。
摘要:本文使用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方法和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从国内区域价值链的角度审视中国区域间制造业分工格局及其变化。本文的分析表明,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逐步实施、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水平提高等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下,东部、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在多数制造业行业上具备优势,中部地区在资源密集的中等技术水平制造业上具备优势,京津地区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高技术水平制造业上具备优势,西部地区承接了部分低技术水平的污染行业,原有产业基础较好的高技术水平制造业也得到较快发展。本文认为,构建国内区域价值链、实现国内区域间产品内分工,可实现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以此为基础,中国企业可与"一带一路"上的相关国家展开合作,构建以中国企业为"链主"的全球价值链。
摘要:目前,东北地区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经济下行压力大,结构问题凸显。基于此,本文将经济结构划分为要素投入结构、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城乡分配结构,并构建了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空间计量模型,考察2003-2015年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要素投入结构中,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要素对经济增长起主导作用,而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弱。(2)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增长效应,而扭曲的产业结构、失衡的城乡分配结构以及投资消费结构产生负增长效应。(3)部分经济结构要素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其中城乡分配结构具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中的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投入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在结构调整时,应该注意区域间的联动机制,对不同的结构要素分别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促进东北地区经济稳步回升。
摘要:特朗普上任之后,美国的国内国际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以及企业并购交易本身的复杂性,使得每一桩海外并购案都充满风险。本文基于两阶段引力模型,利用2001-2016年中国海外并购数据以及美国EPU指数,研究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海外并购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中国海外并购呈现出显著的风险规避特征,但2014年之后,风险偏好的倾向越加明显;其次,美国经济政策波动与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的同时,中国的境内融资成本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经营风险都显著增加,最终减小中国海外并购的概率和规模;最后,中国在不动产、消费性服务以及电信为代表的敏感性资产行业投资时,更容易急躁冒进,忽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未来一段时间,国家政策引导下的风险控制是中国海外并购工作的重中之重。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逐步推展,中国对外贸易增长重心逐渐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转移,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经贸往来与合作将是今后中国发展对外经贸合作的侧重点,其成效也将直接影响"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成果。东盟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海上地理起始区域,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实施过程中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区域。从经贸往来变化情况看,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贸易、投资、人员往来等方面联系紧密,交流频繁。本文试图用空间计量方法,构建静态和动态空间权重矩阵,通过动态空间面板计量经济模型,考察2000-2016年中国与东盟十国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研究表明,中国与东盟十国的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
摘要: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迅猛发展,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快速增长,而发达国家在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后缓慢发展,这种现象不由得引发学者们思考在全球价值链不断深化与重塑过程中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力能否赶超发达国家。本文基于增加值全新视角下研究新兴经济体贸易竞争力,从外在表现和内在实质构建了五个指数,使用UIBE GVC Index数据库(WIOD子数据库)的增加值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在贸易盈余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方面,新兴经济体贸易竞争力强于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产业优势主要集中于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在国际市场份额和全球价值链位置方面,新兴经济体贸易竞争力较发达国家弱。总之,目前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化程度高,但由于参与产业总体技术含量低,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占有市场份额低,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摘要: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再次强调促进投资便利化。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系统构建了投资便利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测算了"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通过聚类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较低,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2)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呈"倒U"型;(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集聚效应";(4)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越大、劳动力市场越丰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而资本丰裕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最后提出了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提升的对策建议。
摘要:本文构造了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首先通过ESDA分析了废气、废水、废物污染的空间效应,利用2000-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显示:(1)在地理空间权重矩阵下,废气、废水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而局部性的废物污染空间效应不强,三种污染在经济空间矩阵下,空间效应显著;(2)环境污染的时间滞后效应显著,且污染排放具有竞相减排的时空滞后效应;(3)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还检验了EKC假说,否定了"污染天堂"假说;(4)我们还通过分解空间效应识别了影响环境污染的长短效应、直间接效应,得出人口密度、产业结构的空间溢出效应长期显著。
摘要:基于非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本文将产业结构调整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从单纯的线性影响关系推广到非线性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在技术进步达到一定水平时,产业结构升级才会显著改善能源效率,技术进步推进型的产业结构升级才是能源效率提升的关键。同时,本文根据各地区技术进步水平所处区间将产业结构升级划分为技术推动型、中间型和要素推动型,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多数省份仍处于中间型产业结构升级阶段。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多数地区产业升级仍有较大"政策调整空间",建议政府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升级以及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摘要:将经济活动抽象为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的综合,经济增长动力的内在形式是价值生产过程的推动力与价值实现过程的拉动力之间的协调力。"新时代"定义了一个社会新阶段,需要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定位。基于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济发展经验,立足于以往的经典理论,对照于新常态经济发展阶段现实,本文认为面对现阶段供给动力与需求动力双重不足的经济现实,新时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定位应该落脚在三个方面:(1)深化体制改革,促进生产要素的内涵型供给,培育生产要素供给新动力;(2)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继续加强基础设施投资,以增强内需拉动力;(3)加快推进对外开放战略,以扩大国际经济合作范围,培育新层次的比较优势,激发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