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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泰尔零阶指数测算了个体收入分配中的机会不平等,运用非参数法、参数法进行估计,其中在参数估计中区分了环境对个体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考虑了不同环境因素的交互影响。结果表明:2007—2013年中国的机会不平等越来越严重,考虑环境对努力的间接效应后,2007、2013年中国机会不平等相对占比分别为13.59%和20.74%;就机会不平等在城乡、性别、不同出生群组间的差异来看,农村相对于城市、女性相对于男性、70后相对于50后和60后,机会不平等更为严重。对收入不平等的各影响因素进行嵌套Shapley分解表明:对环境直接效应影响较大的三个因素分别为户籍、性别和父母教育,同时环境的间接效应随时间加大。
摘要:包容性创新因其包容性而促进消费结构及收入分配结构优化,因其创新性可以优化产业结构。文章在探析包容性创新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结构优化从而有利于我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上,利用2006-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包容性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包容性创新能直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且包容性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西部﹥中部﹥东部效应;包容性创新能够通过优化消费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及产业结构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从而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基于此,本文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摘要:本文从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个角度构建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实证探究了社会融资规模及融资结构变动对宏观经济的时变影响动态。研究表明,无论从规模还是结构的视角来看,直接融资的发展对物价变动和经济波动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时变影响,间接融资的发展也仍是经济繁荣的重要动力且对通货膨胀具有加速效应;但从边际影响来看,自新常态以来,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对经济繁荣的边际影响均开始减弱,特别是间接融资冲击的产出效应发生了相对更为显著的下降。在鼓励直接融资市场开放的基础上,完善直接融资市场的资金流向与整体布局,理性发展直接融资以期协调融资结构与经济结构,是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保障。
摘要:党的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针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本文从土地财政的视角,通过建立“经济主导者——土地经营者和利益分配者——利益分配路径依赖”的分析框架,从个体家庭财富分配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三个维度探讨。研究认为土地财政在其形成并得以维持这种依赖关系的利益分配机制中,通过房地产经济依赖、高房价和以土地为核心的利益不平衡分配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产生影响。必须推动经济发展的去房地产化和改革以土地为核心的利益分配机制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
摘要:本文基于全国31个省域2001~2015年的有关数据,首先通过计算发现各省域的经济增长质量具有空间自相关性,然后使用时空双固定的SDM模型对各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进行研究分析,认为各省域的人口城市化率及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于本省域的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对周边邻接省域经济增长质量具有负面影响。因此未来中国各省域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在提升本省域城市化程度的同时也要注意协调邻近省域的城市化发展;同时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进一步发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
摘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各个国家、地区采取了不同的环境规制政策与措施。为了研究不同区域内环境规制对贸易的影响情况,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世界三大自由贸易区,通过扩展的引力模型,对2002—2016年4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欧盟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环境规制对双边贸易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北美自由贸易区,出口国的环境规制能够对双边贸易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中国应该更多地参与和倡导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积极地实践新型的“南北型”自由贸易区合作形式,并努力完善环境规制与协调机制,为自贸区的发展做出贡献。
摘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路径研究有助于少走弯路,有效实现建设目标。本文运用多主体建模仿真法中的BDI模型,分别对政府、企业、公众三个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信念、愿望、意图进行分析。利用Netlogo软件,以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为例,通过设置变量的初值进行模拟仿真。依据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减量化、协调性、有效性的要求,调整变量参数,得出政府发放生态补偿、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审核、公众清洁能源消费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
摘要:研究通过城市群异速增长方程的理论推导,论证出城市竞争生态位具有分形特征,构建出基于竞争生态位的城市群进化成长分形评价模型。研究计算出长三角地区城市群1985-2015年间的竞争生态位,运用Eviews 8.0进行双对数回归分析等分析发现:①从整体来看,长三角城市群符合位序-规模分布,落后位序城市与中间位序城市的差距较大;②从新陈代谢角度看,城市之间规模差异过小可能会导致增长极作用难以发挥;③从生长发育角度看,首位城市垄断性趋弱;④从遗传变异角度看,趋近于自然状态下的最优分布;⑤从自适应与应急性角度看,区域的自适应与应急性能力趋于均质化。根据有关评价,研究提出强化区域规划管理、推进区域间分工协作、增强首位城市增长极等对策建议。
摘要: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功效系数法测算出2003—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新型城镇化指数,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设置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分析了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协同集聚对本地城市的新型城镇化存在“虹吸效应”,两者之间在全国层面存在“U”型曲线的动态关系,但在不同地区层面、不同规模层面则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新型城镇化具有明显的“时间惯性。”协同集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空间关联效应在考虑“时间惯性”的情况下并不高。在未来的发展上,政府应从实施“产城融合”战略、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政府角色转变、建立统一金融市场等方面着手,实现协同集聚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摘要: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复合系统理论和耦合度模型,本文首先构建了区域物流和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借助2001—2016年的数据,对长三角区域物流和区域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区域内协同度、区域间协同度进行了具体计算。最后对长三角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演化规律和空间协同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两系统之间存在显著的协同关系,区域物流综合发展水平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就可以推动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提升1.051个百分点。同时两个子系统对协同发展的贡献机制并不一样,上海市、浙江省的情况正好和江苏省相反。在空间协同发展特征上,整体协同度伴随着区域内地区之间协同度的趋同性而逐步提升,体现出良好的协同发展特征。
摘要:构建工业技术创新动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理想解法的动态评价方法对中国30个省份的工业技术创新动力进行评价,并运用聚类分析法对其进行分类,然后运用BP—DEMATEL方法对每类工业技术创新动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全国30个省份可分为四个梯队,其中全国三分之二省份的工业技术创新动力处于较弱和弱的状态,且与状态较强和强的省份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2)从空间分布来看,东部沿海省份的工业技术创新动力最强,西部省份的工业技术创新动力状态最弱,从东到西,总体上呈现出由强到弱的变化;(3)第一、三、四梯队的工业技术创新动力的推动因素主要来自产业内部,第二梯队则来自于产业内外两个方面;(4)中小企业规模、非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对四个梯队工业技术创新动力的形成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摘要:在“投入-过程-产出-环境”框架下,将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复杂系统过程分为科技研发、技术转化、产业发展三个阶段,构建“四维度”的概念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CRITIC—VIKOR方法,对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绩效水平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各地区各阶段绩效有较大的差异,产业发展阶段的绩效水平高于转化阶段和研发阶段;科技研发、技术转化阶段,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产业发展阶段,中部地区稍高于东部,西部最低。基于以上结论,将我国各地区、各阶段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绩效水平分为四种类型,进而提出适宜各地区的提升对策。
摘要:利用2003-2016年的中国对中亚投资和贸易的平衡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对中亚OFDI对中亚出口中国的产品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OFDI优化了中亚出口中国的产品结构;分要素密集度来看,OFDI提高了中亚出口中国的资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份额,减少了劳动密集型产品份额,区位优势变量均对中亚五国出口结构影响差异较大,影响程度最大的是资源要素和劳动要素;分国家来看,中国对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塔吉克三国的OFDI提升了三国出口中国商品结构,吉尔吉斯和土库曼并没有提升,区位优势变量表明,除土库曼以外的四国的劳动要素禀赋均对出口结构起到了优化作用,对吉尔吉斯的优化作用最大。因此加大对中亚五国的投资力度和宽度,注重区位优势和要素禀赋的协调,充分利用当地资源,才能更好的利用OFDI优化中亚出口中国产品结构。
摘要:探求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竞合关系,发掘贸易切入点,是实现精准合作的前提和基础。本文首先计算了2001—2016年期间SITC Rev.3至三位码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然后选取位于东南亚、中东欧区域的典型国家,利用所计算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比较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制成品出口技术水平、出口技术高度以及出口技术结构。基于此,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不同技术类型制成品的竞争域、互补域和发展空间。分析结果表明:与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和泰国拥有相似的出口技术结构,在中低和中等技术产品上存在竞争。中国的低技术产品优势逐渐消退,让位于印尼、越南、菲律宾。考量多种因素,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潜力要大于东南亚,其中马其顿在低技术产品上占优势,经济发展较快的捷克、匈牙利、波兰在中等及以上技术产品竞争优势大,中国与其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罗马尼亚的出口技术结构与中国相近。中国需在坚持互利共赢的理念下,深入了解各国差异性、复杂性,因地制宜,统筹协调贸易竞争和互补关系,与沿线国家做好策略互动,更好地实现互补性释放和错位竞争。
摘要:自贸区的设立体现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自2013年上海自贸区设立以来,目前我国共设立了三批11个自贸区。本文重点关注自贸区设立的经济增长效应,采用200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方法实证研究自贸区设立的经济增长及其动态效应。结果表明:(1)自贸区的设立能够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且这一效应在严格稳健条件下依然成立;(2)对自贸区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研究发现,随着设立的自贸区数量与时间增加时,自贸区经济增长效应呈现“U”型态势,如上海自贸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在设立当年最高;(3)对沿海与内陆型自贸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对比发现,内陆型自贸区的经济增长效应显著高于沿海型自贸区。本文研究证明了自贸区设立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也对后续自贸区设立、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及破解区域不平衡发展难题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摘要:本文通过建立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准确测度国际金融周期,并通过考察中国货币政策与国际金融周期的协同性来研判“二元悖论”对中国的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以VIX来衡量的国际金融周期存在显著的双区制特征,且在高区制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显著。当前,国际金融周期正处于高区制时期,意味着各国容易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中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自维性”特征,在高利率区制显著受到国际金融周期的影响,因此“二元悖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在低利率区制受到国际金融周期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暗含着在低利率区制中国货币政策具有较大的操作空间。
摘要:近年来宏观审慎监管引入后如何实现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相互协调,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与监管当局面临的新课题,国内外文献对此展开了深入而系统的探讨并得到了诸多颇有成效的结论。从制度安排来看,两种政策的目标应符合丁伯根原则,其相互协调应根据具体宏观经济状况而定;从政策评估来看,大多数学者采用DSGE模型来评估两种政策的协调关系,也有一些学者使用其他方法如模型来研究;从预期管理的角度,已有研究从公司融资约束、银行风险承担、银行信贷增加等影响微观主体的因素出发来分析两种政策的协调效应。基于此,未来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拓展空间,如从福利改善与金融稳定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两种政策的协调效应、模型中应逐步引入股票市场的作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模型分析等问题。
摘要:本文构建基于要素市场扭曲、研发投入竞争的R&D边际创新产出解释框架,利用改进后的知识生产函数及含有交叉项的空间计量模型,运用2007—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结合偏微分效应分解,研究支出分权、收入分权及财政压力对研发投入创新转化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制度、R&D政府与企业投入、FDI、互联网普及、金融业发展、人力资本提升均是本地创新能力增强的重要驱动因素;支出分权显著强化政府研发投入对区域创新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缓解要素市场扭曲并倾向于“竞优”;收入分权削弱地方政府提高政府资源利用效率的动力,具有干扰要素市场及研发投入向创新转化的可能;财政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吸引创新要素和企业转移;总体上,分权有助于R&D向经济增长转化。地方政府行为已受到“创新标尺”的影响,支出分权和收入分权结构的调整和匹配是我国财政制度改革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