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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科学实施在提出的“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规划,及时回应在报告中对新时代中国开放经济复杂性和风险性的高度关切,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本文从新时代中国开放经济的系统性和复杂性特质入手,基于复杂性系统科学视角,首先对其进行严格定义和系统边界设定,并基于系统动力学整合国际贸易、双向FDI和国际金融发展之间及其与国内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复杂性相互作用关系,建构中国开放经济系统的统一分析框架。然后,从元素、结构、环境、功能、状态五个层面对中国开放经济的复杂性表征展开探究;同时运用混沌与分形、自组织与协同、复杂适应系统等最新理论深入分析中国开放经济的动态复杂性机理,建立中国开放经济的复杂适应性反馈模型,并基于随机微分状态方程对其演化进行非线性动力学分析。最后,针对新时代中国开放经济的现状,分析当前对外部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中存在的系统性风险点,及其最可能的爆发机制和传导途径,并提出了一套系统性的“一增二垫三保底、以史鉴、有应急”的风险防控应对措施。
摘要:研究目的:研究中国城市建设用地结构的时间和空间演变特征,分析其演变机理。研究方法:基于基尼系数、偏离-份额分析法以及地理加权回归,采用2012~2016年中国各省城市建设用地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考察期内中国各省份城市建设用地基尼系数保持中等偏高水平,呈现出小幅下降趋势;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工业用地、公用设施用地面积增速低于平均水平,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交通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面积增速高于平均水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年末实有道路铺装面积、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新增建设用地总量正相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新增建设用地总量负相关。研究结论:目前我国城市各类建设用地结构呈现较严重失衡状态,省际用地结构呈现出很强的集聚性,差异明显;税收政策、城市规划、交通规划等政策因素在城市用地结构和规模中起主导性作用;工业仍然是中国大部分省份的支柱产业,但增长缓慢,而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迅猛发展,产业结构正处于升级阶段;居住环境、配套设施大为改善,中国城市化正迅速推进。
摘要: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的争夺是当前国内外各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安排方面具有与自身国力和发展要求相匹配的话语权。而中国要真正获取这样的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必须对影响中国获取话语权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研究,进而科学地制定获取话语权的策略。
摘要:本文选取1999-2016我国省域经济数据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的实证方法,研究我国保险产业发展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发展的空间特征。通过研究发现:首先,我国省域保险产业发展存在空间依赖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其次,由LISA地图可知,我国东西部保险产业的空间特征具有明显的区别,东部地区呈H—H集聚而西部地区呈L—L集聚的特点;最后,保险机构数目、教育水平等变量对我国保险产业的空间溢出效应作用较为显著。
摘要:本文研究在制造业外部性与服务业作用下,城市内部不同地理位置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影响,具体探讨企业到城市中心地理距离(中心距离)与企业TFP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GMM方法.研究发现:中心距离对企业TFP影响显著。制造业外部性和服务业共同作用,促使城市内部不同地理位置对企业TFP影响有所不同。本文采用城市几何中心以及国有企业和出口企业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结果稳健。
摘要:经济发展新时代,科技创新和现代产业集聚已成为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本文利用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就科技创新和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线性和非线性回归。研究结果表明:(1)科技创新和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显著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仅东部和中部地区表现出较强的促进效应。(2)门槛效应模型发现,科技创新和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其中,科技创新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呈显著的正向边际效率递减趋势;产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呈显著的正向边际效率递增趋势。(3)将创新投入作为门槛变量的进一步检验,则证实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可有效破解科技创新贡献度低的难题。
摘要:利用中国2003—2015年30个省区市数据,研究经济增长、环境污染与环保投资三者之间的内生关系和三者空间效应,并讨论环保投资对COD、SO2和烟粉尘在总体、工业和生活领域的污染治理效果。主要结果表明:(1)三者之间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具有明显的内生关系;(2)三者均存在空间效应,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同时,区域污染同样严重;地方政府的环保投资可能存在“搭便车”策略;(3)环保投资对三种污染物总体排放产生一定治理效果但不够显著,对COD和SO2的生活排放治理效果显著,但对工业COD、工业SO2、工业和生活烟粉尘排放治理效果不明显。由此提出建议:重视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大环保投资力度,增加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比重;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发挥省域间经济带动作用;完善政府考核机制,促进区域环境污染共同治理。
摘要:以空间计量经济学的视角,利用空间杜宾模型采用2002年-2015年间的空间面板数据,对我国31个省份的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进行研究,考虑到经济发展中的差异性,构建三种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对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和地区经济增长间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且呈现非均匀分布的特征;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并且需要考虑到空间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如果仅仅考虑经济因素所产生的影响,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但是考虑到地理因素后表现出了显著的负的空间溢出效应,且产生的影响最大,这也进一步导致了地区间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当然,从业人员规模、投资规模、人口城镇化的不断完善也将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
摘要:城市、产业集群与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城市群的兴起,集聚经济的优势产生于“邻近空间”的交互作用中,应该构建包含“空间”维度的逻辑体系、法则和模型。产业结构变迁与产业集聚在创新驱动下形成生产要素、市场交易、服务等方面的多维度相互作用,最终体现在城市群整体层面的协同发展。基于规模、结构、职能和创新等方面的影响因素探析,利用长三角城市群2005—2015年工业、服务业增加值、FDI、资本存量、人口密度等数据,运用探索性地统计分析、空间权重矩阵、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对城市群、产业集聚两大变量组进行了互动因素与强度的量化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通过经济规模、结构、创新与服务四类因子,对城市产出效率产生了全面的促进作用;长三角城市群“空间一产业”已形成有效互动。未来要进一步提升产业集群的规模、结构效益与各类城市的分工效率,加强产业对城市群发展与繁荣的支撑作用,全面实现城市群内外价值链的多维良性互动,提升城市群的核心竞争力。
摘要:人口结构与经济耦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自然、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长期过程中综合作用的结果,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交通条件、历史基础、经济水平与经济结构、政策制度、文化教育水平、人力资本与人口迁移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在定性分析各驱动因素的基础上,采用空间回归模型(SRM),通过其包含的古典经济模型、空间滞后模型以及空间误差模型等三种模型比较分析,将上述诸多因子进行降级处理,从全局角度把握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以2010年为例进行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的静态分析。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从局部视角,对1990—2010年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空间分畀特征与动态演变研究,以深入探讨江苏省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的形成机制。研究结果显示:20年以来,经济水平对耦合度的促进效用最大,老年抚养比的阻碍作用最大。不同机制在空间上具有非均衡性,同一机制在不同阶段对不同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的影响可能不同。最后,针对上述机制分析,提出促进人口结构与经济耦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摘要:利用30个省级行政区2001—2015年面板数据,测算各区域的创新经济效率,并通过构建线性模型求算出影响各区域创新经济效率差异因素的指标,为提高区域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和现实参考。结果表明:第一,各区域创新经济效率差异化:东中西部地区效率总体趋于波动后平稳增长趋势;东部地区效率比中西部地区平均水平高,且差距逐年加大。第二,各区域创新经济效率影响因素差异化:东部地区效率与对外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水平、高等教育程度正相关,与金融深度负相关;中西部地区与基础设施水平、高等教育程度负相关等。
摘要:2017年4月1日,四川、河南、湖北、重庆、陕西5个内陆型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这标志着我国自贸区建设从试点阶段进入推广阶段。与此同时国家中心城市规划也在向内陆扩展,重庆、武汉、成都、西安、郑州先后成为部级中心城市。内陆自贸带将内陆国家中心城市联系在一起,加强内陆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促进内陆中心城市间的均衡发展并形成内陆中心城市群,从而促进我国区域间的均衡发展。内陆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内陆自贸区建设的主体,可学习前两批沿海自贸区的发展经验。内陆国家中心城市发展晚,在空间分布上呈现网状结构,肩负的使命是实现我国经济均衡发展。在产业结构上,内陆国家中心城市面向全球发展,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将从工业转向对外贸易与现代服务业。
摘要:本文通过对金融排斥所引发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反思,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的收敛机制。即,由数字普惠金融的三大功能:基础功能、主导功能、衍生功能所形成的三大收敛效应:包容效应、减贫效应、增长效应。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面板线性回归、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观察,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本文建议未来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应当继续秉承“普”、“惠”的真实本义,坚持共享发展理念,通过技术创新,进一步拓展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建立可惠及人人的金融体系。
摘要:文章基于Drehmann et al.(2012)和Claessens et al.(2012)的研究,以中周期变量解释金融周期。同时,研究分别使用单解释变量一信贷/实际GDP和降维方法合成的多解释变量测算目标国家的金融周期。最后,文章利用测算结果对不同国家金融周期趋同性进行静态和动态比较分析。研究显示,多解释变量金融周期更具代表性,同Borio(2014)的观点一致。在国际趋同性的静态比较上,除了德国和日本,G7国家的金融周期趋同性较强。样本中地理位置靠近的国家趋同性普遍较强,如美国与墨西哥、日本与韩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中国和G7国家中的德国有很高的趋同性,和G7其他国家的趋同性不显著。动态指标则表明平时趋同性明显的国家在金融危机前后有可能趋同性会急剧降低,说明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影响力。
摘要:本文通过构造一个具有政府平衡预算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试图分析财政支出结构、税收结构的选择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发现当财政收入满足最优财政支出规模时,税收结构调整不影响经济的福利。本文利用中国经济参数对中国经济增长和财税结构进行了校准分析发现,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和基本宏观税负率处于一个合理区间;并给出了不同经济增长率水平下各税率的权衡关系。
摘要:基于制度质量视角,采用国际通用公式测算了62个国家(地区)国际R&D溢出存量及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运用动态面板估计模型对制度质量、国际R&D溢出及两者交互项与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国际R&D溢出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制度质量的直接与间接效应在不受控制变量的影响时呈显著正相关,在控制了地区差异后虽表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但仍呈现出较为显著的促进效应;发达国家(地区)的制度质量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作用比发展中国家(地区)更为显著,从而侧面确认了制度质量的重要性。
摘要:本文研究中美双边贸易汇率弹性和收入弹性的时变性。实证表明:2005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我国对美国进出口贸易已基本完成对人民币双向波动的适应过程。进口需求汇率弹性稳中有升,出口需求汇率弹性明显下降。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的总体影响已明显减弱,中关双边贸易的马歇尔一勒纳条件已基本失效。虽然我国对美国进出口收入效应不对称性依然存在,但收入效应的差距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美国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收入弹性已明显提高,这充分说明互利共赢的中关双边贸易对两国经济的重要性。美国应摒弃狭隘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解除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政策限制,积极发展对华比较优势的出口贸易,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大收益。
摘要:来自徐工集团等五家企业的跨国并购案例表明,跨国并购促进我国产业升级的主要路径包括:获取先进技术,促进产品升级;并购知名供应商,带动国内生产与出口;并购国际知名品牌,进军产业链高端;并购关联技术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全球化布局,全产业链发展等。这些来自不同行业典型企业案例也表明,跨国并购会产生市场拓展效应、高级要素获取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产业转移效应和产业价值链跃升效应等。提升跨国并购的产业升级效应的主要对策包括以对等开放突破东道国政治与政策壁垒、加大对符合产业发展要求的跨国并购的政策支持、为企业跨国并购构建服务体系、慎防跨国并购中的“中国溢价”现象、重视跨国并购后的整合问题以及提高企业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