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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域信息化通过多种因素影响工业技术创新效率。本文基于工业创新主体的劳动一教育两部门DSGE模型,采用与国际NRI网络就绪指标体系相接轨的信息化测度指标,运用DEA方法测算工业技术创新效率,基于2011~2015年面板数据,选择空间滞后计量模型,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研究了中国区域信息化水平对工业技术创新效率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1)江浙沪地区信息化水平、工业技术创新效率呈现高高集聚局面,而西部地区信息化水平、工业技术创新效率为低低集聚局面;(2)区域信息化显著地提高了人才对工业技术创新效率的边际效应;(3)区域信息化和工业技术创新效率均呈现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
摘要:本文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发现中国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相对水平较低,且无论分税制改革前还是改革后,90%以上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都落实在地方政府。随后,本文基于2000年至2015年各省数据,利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考察了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因素,并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对模型结果作了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在供给侧,经济增长、财政能力与转移支付是推动社会保障支出的主要动力,而财政分权体制则抑制了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且财政分权阻碍了转移支付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推动作用;在需求侧,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能够拉升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地方政府对因老龄化、城镇化带来的社会保障需求有积极的响应。本文指出,中国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既有需求拉动的一面,也有供给推动的一面,而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因而有着扩大地区间社会保障水平差距的倾向。
摘要:构建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确定基本指标权重测度不同维度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进一步构建FAVAR模型并采用Bayesian视角下基于Gibbs抽样的联合似然法进行估计,最终测算2007年第1季度至2017年第4季度期间消费信贷政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传导效应,结论认为:第一,中国的经济稳定指数、结构优化指数、创新驱动指数、资源环境指数、民生改善指数呈周期波动中上升趋势,经济安全指数和产业升级指数呈平稳上升趋势,质量效益指数呈下滑趋势;第二,消费信贷政策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切实存在;第三,经济安全指数、结构优化指数、产业升级指数和民生改善指数对于消费信贷政策的传导反应周期较长;第四,总体上消费信贷政策对经济稳定指数、经济安全指数、结构优化指数、产业升级指数、资源环境指数和民生改善指数存在正向促进效应,对质量效益指数和创新驱动指数存在负向阻滞效应。
摘要:《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提高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的长期目标。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对于创新进行了大量投入,然而目前我国制造业大都集中于进行较为低端的“工艺创新”而忽略了较为高端的“产品创新”。本文从企业竞争与知识的视角探讨了改善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模式选择的路径。实证研究表明:(1)企业竞争越激烈,制造业企业越倾向于选择较为低端的“工艺创新”;(2)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高,制造业企业越倾向于选择较为高端的“产品创新”;(3)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能够有效的抑制企业竞争对于企业创新选择的不利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应当合理引导企业创新,改善企业的竞争模式;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鼓励“产品创新”,遏制以模仿为手段的竞争模式,为企业进行“产品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摘要:创新创业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全球创业观察(GEM)报告揭示了创新创业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基于GEM对创新创业各项指标的调查数据,我国正处于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过渡时期。有效推动我国向创新型驱动经济体转型,立足于创新驱动,优化中国创新创业环境是关键。要重视创新精神的培养,提高全民创新创业能力;加强政府主导,改善商业环境;促进研发转化,推动科技产业发展;加大教育力度,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创新创业价值观,提升创新创业文化氛围。
摘要:对外开放能力是某一经济体对外开放程度的基本体现,而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又会直接影响到其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大小。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研究》(CHNS)调查研究数据,基于修正的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探究了中国不同城市对外开放能力对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对外开放能力是影响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因素之一,其通过弱化经济环境相似度来降低代际间的“禀赋优势”,从而促进收入在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此外,由于自身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不同城市提高对外开放能力的侧重点不同。文章的研究意义在于:增强城市对外开放能力是解决我国城市发展不平衡、贫困传递以及家庭阶层固化等问题的重要途径。通过文章构建的多层线性模型,可以确定不同对外开放领域的客观影响,增强政策的针对性。
摘要:本文采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1978—2015年间三个不同历史时期西部整体及12省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趋势及其分解,并计算了资本、劳动和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发现,(1)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西部的TFP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都低于西部大开发之前;(2)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主推作用表现得越发强烈;(3)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的10多年间,广西和贵州TFP平均增长率竟然为负值,内蒙和重庆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西部大开发之前。结果表明,西部地区要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来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区域自我发展能力。
摘要:本文旨在考察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异质性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采用中国2003—2015年分省面板数据,运用空间交叉模型和面板平滑转换模型,从产业间和产业内部视角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尽管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对三次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作用较弱,但对制造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变迁、服务业由生活型服务业向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创新要素区际流动在发挥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时存在不同层次的适宜边界,当“流量”规模超过这一边界时,由集聚拥挤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会显著削弱创新要素流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作用。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本文就促进区际问创新要素合理流动,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给出政策建议。
摘要:从省际的泛珠合作,到省内的双转移战略,再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基于珠三角的相关区域合作圈层常常发生变化。区域合作在空间维度上是否存在一个最优圈层,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文章以1995--2015年中国相关地级市数据为样本,以合成控制法为工具,对泛珠合作和双转移战略的区域合作政策的处理效应进行考查,以此研判其合作圈层的合理性,同时采用安慰剂法和置换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通过结构突变计量模型剖析了合作圈层非合理性的内在机理,继而提出最优圈层的物质基础和决定因素。结论显示:泛珠合作、双转移战略均未达到预期效果,其区域合作圈层存在非合理性,原因在于空间集聚效应被削弱,导致人口密度、经济结构、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出现结构性突变,而分工体系是最优圈层的本质规定性所在,珠三角经济圈向粤港澳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进行分工体系重构,对经济腹地及相应的合作圈层提出了要求。
摘要:如何打造世界级湾区经济,哪些因素对湾区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基于拓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采用2001—201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到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研发创新和金融发展对湾区经济会有显著影响。第二,政治制度、贸易和投资开放的影响不显著;而经济制度表现得比较敏感,并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其无论与何种要素结合均能够对湾区经济产生推动作用。最后,金融与创新、科技服务与创新的交叉也具有正向带动作用。因此,湾区可以进一步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发展以优化市场结构、鼓励风险投资企业与创新企业融合,进而提升湾区活力和竞争力。
摘要:基于城镇部门劳动力市场与土地市场的均衡理论进行理论分析,构建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并结合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城乡收入差距与市场化对城镇化的影响。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存在促进与阻碍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在2008—2014年间,阻碍作用占上风;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力度,会受到市场化程度的正向调节。市场化能够促进城镇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能够强化市场化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市场化对城镇化的影响力度,也会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调节。我国要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以此加快城镇化进程,还要制定相关政策,以顺畅农村居民被城市居民高收入吸引而迁往城市的自然过程,让市场和政府都充分发挥其各自应有的功能。
摘要:文章基于中国19个城市群224个作为“区域空间”的城市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在采用不同方法分样本估算城市固定资本存量基础上,使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城市(群),rFP变化并进行分解。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群整体综合效率提升没有弥补技术进步贡献下降,使平均TFP(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但存在时空差异。空间上,西部尤其是西北地区城市群“追赶”效应使地区TFP下降较慢但不均衡性大于东部,综合效率改进从东部到西部依次递增,东部仍然具有技术进步与规模效率的明显优势;时间上,中国城市群TFP于2008年持续下降,西北地区的“追赶”效应正在消失,但城市群内部空间差异也在波动中减小,尤其是东部。
摘要:文章基于匹配度和耦合度视角,综合运用不匹配统计法、全排列综合图示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和分析了2005—2015年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经济、人口、土地的不匹配度、发展水平及协调状态。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与人口、经济与土地的不匹配度下降,而人口与土地不匹配经历先升后稳的变化。经济带总体呈现三级梯度发展格局,逐步形成“中部提速、东部放缓、西部调整”的发展趋势。各地区整体耦合协调水平稳步提升,逐渐形成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协调发展格局;各地区经济、人口、土地相互之间的协调关系存在一定扭曲,其中东部地区协调水平缓慢下降,中部地区稳步提升,西部地区较低且波动异常。文章建议,应推进经济由东向西梯度发展、人口有序转移、资源集约利用,三大地带应因地制宜、区别施策。
摘要:资源过度依赖是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高新区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了准自然实验,但其对资源依赖究竟起到何种作用需要检验。运用2000—2015年中国资源型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对资源依赖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高新区的设立显著降低了资源型城市对资源的依赖,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国家高新区显著降低资源型城市资源依赖的作用机制,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些结论依然成立;国家高新区降低资源依赖的程度表现为“中间大,两头小”的空间差异特征,并不支持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假说。本文研究为外生制度与资源依赖领域提供新的证据,对进一步推进国家高新区带动资源型城市转型战略,优化国家高新区在资源型城市中的空间布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摘要:为贯彻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和加快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布局,文章在对2007—2015年我国华北、东北、东部、中南、西南和西北六大区域经济一能源一环境一科技四元系统协调度和发展度科学测算的基础上,引入“耦合度”模型评价了我国六大区域四元系统协调和发展之间耦合现状。并通过引入核密度函数分析方法,对其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属于“充分发展”类型,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提升趋势明显,而东北地区出现“下滑”趋势;(2)各个区域四元系统协调度水平较高,但西北地区是一种“低低”协调;(3)西北地区协调发展耦合度处于“濒临失调衰退”类型,东部地区处于“一般协调发展”类型,其余四个区域处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型;(4)四元系统空间分布上存在一定的“聚集”特性;(5)六个区域四元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差异逐渐减小,区域之间更趋“和谐”。
摘要:2009年以来,中国不同生产要素的价格呈现不同方向的变化,工资上升,资金价格下降,这可能导致不同类型企业的要素密集度发生异质变化,并进而影响中国出口贸易的要素含量、结构以及要素报酬。基于雷布津斯基定理、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以及琼斯和施克曼定理,本文提出三条基本假设:(1)要素密集度异质变化导致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相对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相对降低,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倾向于升级;(2)巴萨效应强化了要素密集度异质变化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3)要素密集度的异质变化导致劳动和资本的报酬出现相对变化。在中国的相关数据比较好地吻合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构建了分别验证假设1、2和3的计量模型,基于2009--2016年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总体上支持了上述假设,这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摘要:生产性服务进口是制造业企业获取中间投入的重要渠道。利用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匹配数据系统考察了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企业加成率的微观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进口显著提高了企业加成率;细分行业的异质性检验显示,金融、运输和通讯以及科技服务业进1:1对企业加成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地研究表明,高服务使用率企业、东中部企业和民营企业从生产性服务进口中获益更大;最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表明,生产效率和研发水平提升是生产性服务进口提高企业加成率的可能渠道。
摘要:本文利用随机前沿模型(SFA)测算了2001—2014年中国总体及29个省份的产能利用率,并利用系统GMM实证分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以及其他因素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总体以及东部、中部、西部的产能利用率均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东部地区产能利用率要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考察期内产能利用率均值为82.9%,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考察期内产能利用率均值则分别为76.9%和64.2%。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对外出口以及技术创新活动均可以促进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有效缓解产能过剩。地方政府的过度投资以及国有企业比重过大则不利于提升产能利用率,加剧了产能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