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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经济形势日趋复杂,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探索我国经济波动的初始根源更加具有与时俱进的现实意义。依据1978年至2016年的数据,从供给侧、需求侧与制度侧多角度切入,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对我国经济长期波动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供给变量如劳动力数量、资本存量与GDP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对GDP的正向影响均为显著。需求变量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效应具有差异性,短期内,消费对我国经济波动解释力最大,出口次之,投资最小。而长期看,出口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最大,消费次之,投资仍最小;在制度侧与经济波动方面,开放程度与非国有化指标对经济波动产生较大影响,而市场化指标对经济波动的影响非常有限。
摘要:本文根据中国处于转型发展新阶段的典型事实,将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调整纳入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探讨了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调整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就直接效应看,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中国经济的绿色增长均呈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就间接效应看,产业结构合理化不利于资本产出效率的提高但有利于劳动产出效率的改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利于资本产出效率的改善但对劳动产出效率的影响不甚明朗。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增长不直接产生作用但要素配置功能明显。产业结构高级化和行政化环境规制间的交互作用,对中国绿色经济的增长有直接促进影响但不具有要素配置功能;产业结构合理化同行政化和市场化环境规制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同市场化环境规制间的交互作用,对中国绿色经济的增长虽不具有直接效应,但要素配置功能显著。
摘要:文章以供给侧改革为视角,在Baumol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三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研究了科教支出对产业结构变迁,以及二者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理论表明:科教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正效应,增加科教支出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产性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负效应,抑制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科教支出、产业结构优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依赖于技术创新对科教支出与产业结构的偏效应。实证发现:科教支出能够抑制第一、二产业比重,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进一步考察科教支出、产业结构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发现,较低的产业结构抑制了技术创新能力;产业结构优化力度的提高,促进了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其中第三产业比重增加对技术创新作用尤为显著。引入科教支出与产业结构交叉项发现,科教支出与高水平的产业结构相结合,有利于推动技术创新。反之,与低水平的产业结构结合会抑制技术创新。除此之外,金融发展、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均与技术创新正相关,提高了技术创新;较低的市场化水平与技术创新负相关,抑制了技术创新。
摘要:本文将经济发展分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两个方面,以2009-2014年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样本数据分析,验证全域和东中西部地区建设用地“资源诅咒”效应。结果表明:①全国层面,建设用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资源诅咒”效应不显著,而对产业结构具有显著的“资源诅咒”效应;②东部地区,建设用地资源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资源诅咒”效应,对产业结构的作用不显著;③中部地区,建设用地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资源祝福”效应;④西部地区,建设用地资源对经济增长存在“资源祝福”效应,而对产业结构存在“资源诅咒”效应。为此,应从建设用地规模总量控制、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和差别化推进建设用地管理模式由增量化转入减量化等多方面入手,优化中国产业和土地利用格局。
摘要: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并带动软件服务业高速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软件服务业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与传统产业差异较大,其市场竞争行为也有别于传统产业。考虑互联网时代软件服务业的发展实际,本文从路径依赖视角出发,借鉴logistic模型和种群竞争模型,对软件服务业的市场竞争行为展开分析。研究表明,在软件服务业市场仅有单个企业的情形中,产业内企业具有边际报酬递增性质,其规模的增长速度受网络外部性影响;在两个企业竞争的情形中,若一个企业已形成路径依赖,则另一个企业的产品进入该市场的难度增大,但存在路径突破的可能;在三个或三个以上企业竞争时,若已有企业形成路径依赖,则其他企业极难完成路径突破,且有可能完全实现路径突破的企业有且仅有一个。
摘要:在互联网金融筹资模式中,回报类众筹不仅是创业者及初创企业的一种筹资途径,而且是一种低成本的营销方式。论文以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从众筹参与方的视角构建了大学生回报类众筹的影响因素模型,利用问卷调查获取一手数据,对大学生参与回报类众筹的意愿和投资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投资者对项目的感兴趣程度、项目的细节呈现和平台个人保护机制对大学生的参与意愿及投资额有显著影响。此外,众筹平台的影响力和朋友圈的关注及支持对大学生参与度影响显著;平台的专业化程度和名人的支持对大学生人均投资额影响显著。论文进而探索了在回报类众筹项目发起过程中,以市场推广为目标的众筹项目和以筹集资金为目标的众筹项目的各自关注重点,旨在为回报类众筹项目发起者开发大学生市场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摘要:补偿资金短缺影响了流域生态补偿的效果和效率,论文以解决流域生态补偿资金来源问题为出发点,构建了流域生态补偿多元融资渠道融资效果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模型的仿真模拟,以流域跨界界面水质变化为衡量标准,分析不同融资渠道或融资渠道组合的生态补偿效果,为流域生态补偿多元融资渠道的构建提供理论和数理分析。研究发现:①政府作为融资主体利用财政转移支付能够实现生态补偿效果,但所需资金量大,政府负担重;②单纯依靠排污收费资金,不能实现生态补偿效果;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能够实现生态补偿效果,有排污权交易市场比没有排污权交易市场的效率高;④企业作为融资主体不能实现生态补偿效果;⑤企业和社会资本(企业除外)合作能够实现生态补偿效果,但效率较低。对比五种模拟结果,相对来说,在排污权交易市场存在的情况下,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提供资金的生态补偿效果和效率较好。单一资金来源,比如排污收费和企业自身作为融资主体,不能实现生态补偿目的,而多元融资渠道能够发挥较好的效果。另外,模拟过程发现,流域生态补偿领域,市场机制构建难度大,是否是最优机制有待深入探讨。论文以量化建模的方法分析流域生态补偿资金来源及资金使用效果问题,既是对现有理论的有益补充也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具有较强的创新性.为生态补偿的有效开展提供了参考。
摘要:全域旅游是“十三五”期间中国旅游业发展的总体战略,是提升区域发展水平的重要力量。本文在探讨全域旅游与区域发展相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1996~2015年中国旅游业与区域发展相关数据为依据,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旅游业和区域发展的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程度,并运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对未来5年中国旅游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旅游业与区域发展综合指数逐渐上升,且旅游发展与区域发展呈现交错向上发展态势。②旅游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稳步上升,耦合等级由低水平耦合进入拮抗阶段,耦合协调度等级从低度失调达到良度协调。③未来5年,旅游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情况将会明显改善,耦合等级和协调等级分别跨入磨合阶段和高度协调阶段,但二者提升速度与发展轨迹并不一致,旅游业与区域发展达到高度协调仍需时间。本研究为中国旅游业转型升级及全域旅游战略实施提供决策参考。
摘要:基于2000-2014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价格法和“冰山成本”模型实证交通基础设施和区域一体化间关系。结果表明,在全国范围内,交通基础设施能平抑商品价格上下波动,阻碍相对价格波动程度,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但在东、中、西部不同空间表现出分化的特性。为此,我们应增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中西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平抑物价波动,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摘要:产业结构升级一直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核心任务,本文分析了城镇化、房价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传导关系,并基于2010-2015年我国2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城镇化与房价都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分东中西部城市的角度来看,城镇化水平越高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越大,而过高的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从城镇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中间机制来看,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发现城镇化既可以直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也可以通过房价体现出显著的中介效应。
摘要:旅游合作是促进长江经济带区域旅游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当前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评价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旅游合作潜力,厘清阻碍其旅游合作的主要因素,并提出相应的破解对策,以促进长江经济带旅游合作乃至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题。本文首先采用产业合作潜力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11省市旅游合作潜力,发现长江经济带旅游合作潜力总体处于中等水平且不断提升,合作潜力呈现显著的区域性特征,长江上游与其他地区旅游合作潜力较弱,湖北、安徽与长三角地区具有较强的合作潜力。然后结合相关实例,分析了影响长江经济带旅游合作的障碍,发现长江经济带旅游合作存在合作机制偏重务虚,由虚转实存在管理障碍;合作主体偏重政府,旅游企业参与存在制度障碍;合作产品偏重本地,旅游开发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障碍;合作推手偏重行政力量,推进机制存在利益关系不顺障碍等一系列障碍。最后基于上述分析,从合作战略、合作网络、合作模式、合作机制等方面,提出突破长江经济带旅游合作障碍,打造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的建议。
摘要:近几年,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断地推进,中国加大了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本文基于2003-2014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数据,运用投资引力模型,采用差分GMM和系统GMM的动态面板估计方法,对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动因进行深入地分析研究,得出如下研究结论:第一,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涉及资源寻求、贸易导向和成本驱动三个维度的复合型投资动因,经检验这三种投资动因都很显著。第二,在能源产量高和劳动力成本差异程度低的影响下,产业内贸易指数的显著性表现得更为明显,这说明贸易导向型投资较为敏感,易受到其他投资动因的影响;第三,加工资本品比初级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更为显著,说明贸易导向型投资是受双边大量的加工类和资本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诱导发生的。最后针对得出的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摘要:本文从贸易、生产和区位三个角度综合考量了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GVC)的层次、方式以及新特征,并进行了国际比较,为研判中国融入GVC的程度和地位提供了有益的补充。研究发现:(1)2000-2014年间中国参与GVC的程度呈现出“M”型的变化轨迹。(2)在中国总出12的垂直专业化(VS)中以最终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FVA-FIN)占据了半壁江山,而美国、德国和日本的VS主要来源于以中间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FVA-INT)和纯重复计算(PDC)的贡献。(3)中国典型制造业的GVC前向融入度的绝对值普遍低于后向融入度,但前者的增长速度要显著高于后者,表明中国正在积极从被动“俘获”向主动融入GVC转变。(4)中国融入GVC主要以浅度分工为主,日本和德国则以深度分工为主。(5)中国GVC的区位分布呈现出分散化、区域化和多元化的新特征。
摘要: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市场管制趋严的背景下,分析贸易开放对中国非正规就业的影响,构建以最低工资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以最低工资标准为门槛的双门槛效应,即当最低工资标准未跨过第一个门槛值或跨越第二个门槛值后,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而当最低工资标准位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贸易开放促进了非正规就业的发展;进口贸易的发展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要大于出口贸易的影响。当前中国最低工资水平,东部省份及少数其他地区省份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大部分中西部、东北地区省份还处在两个门槛值之间,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的提升作用在中西部、东北地区仍然存在。
摘要:近年来,高杠杆风险的不断累积已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阻力,如何借助货币政策来平衡“稳增长”与“去杠杆”之间的关系迫在眉睫。本文通过构建TVP-SV-VAR模型,考察了货币政策在平衡“稳增长”与“去杠杆”过程中所具有的时变特性、非线性效应及结构性差异,以期在科学地去杠杆进程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在不同部门间具有显著的时变特性和非线性效应,但其调控效力在逐步减弱;企业和居民部门对货币政策效应较为敏感,但政府部门并不敏感;企业杠杆率调整速度变慢且进入“惰性”区间,政府和居民杠杆率修正速度逐步加快。最后,提出充分协调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以共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等建议措施。
摘要:本文通过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DSGE(NOEM-DSGE)模型,实证研究了在我国汇率市场化背景下宏观审慎政策的必要性以及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汇率市场化能够减小通货膨胀和产出的波动,增进社会福利;第二,在当前中国汇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仍有必要对资本流动进行宏观审慎监管。特别是当经济体受到货币政策冲击时,“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政策组合能够显著地减小商业银行信贷和资本比率的波动,保证金融系统和宏观经济的稳定。第三,当经济体受到非货币政策冲击时,“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政策组合并不能显著平缓通货膨胀的波动,反而会由于一些非预期的影响从而加剧产出的波动。
摘要: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把1994年作为分析的分段点,采用云南省1988年至2016年的数据,对影响云南省税收收入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论认为云南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增加要比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更能提高云南省税收收入水平;人民币汇率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税制改革后,云南省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在GDP中各自的占比与税收收入水平呈负相关关系,第二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与税收收入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云南省的行政支出效率较高,但政府税收收入的努力呈现一定程度的弱化。
摘要:通过林业信息化发展林业经济,对实现现代林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利用信息经济法对我国的林业信息化水平进行测度。运用生产函数对2005-2015年我国林业信息化与林业经济间的相互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并做了深入研究。通过协调度分析模型计算各年度林业信息化与林业经济的协调发展水平,在对我国林业信息化与林业经济协调发展模式总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林业进程中发展林业信息化的对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