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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2015年中共中央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方案,目的是为了使中国经济可以持续稳定的发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为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经济基础。2016年中央又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改革五大攻坚任务顶层设计,为改革的理论方法与路径理清了思路。同时,中央提出中国供给侧改革不是照搬西方供给学派,而是结构性供给侧改革,要加强多维比较学,结合历史学,要善于把握改革工作的时度效。中国历次经济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改革的时机和力度如果把握不好,反而会产生较大经济阵痛,进而掉入改革陷阱。所以,只有从多个维度进行时频管理的供给侧改革才可以避免改革过程中的失误,确保改革效用最大化。
摘要: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然而由于交易成本概念内涵不明确、边界不清晰,导致对交易成本概念的滥用与误解,严重制约了交易成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文章提出广义交易成本概念及其分类框架,在此基础上改进了wallis和Noah(1986)的测算方法,对2004—2013中国宏观显性交易成本进行测算。结果显示,这一期间中国宏观显性交易成本占GDP的比重从2004年的37.83%上升到2013年的42.66%,而生产转换部门交易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却呈现下降趋势。中国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改良,以较低的显性交易成本取代较高的隐性交易成本,充分发挥了制度的规模经济效应,降低了单位交易的制度执行成本,促进了经济增长。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文章在明确交易成本定义与分类、完善交易成本测算方法方面有所贡献。
摘要:采用2006—2014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政府投资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民间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1)我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均有显著的空间效应,且两者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反向一致性,即政府投资较多的区域其民间投资相对较少;(2)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不仅作用于地区内也作用于地区间,但政府投资的直接效应为负、间接效应为正,即政府投资对本地区民间投资具有挤出效应,对邻近地区的民间投资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
摘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发展需要顶层设计,但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依然困难重重,这主要是由于制度的生成和演化内生于博弈主体的互动,并非单纯依靠政府强制力的推行。本文运用主观博弈理论分析混合所有制企业生成和演化机理,认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制度安排及治理模式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基于认知的主观博弈均衡,其生成和演化取决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可选择策略、制度合法性约束和预期效用三个因素。相应地,发展混合所有制应强化供给侧制度改革、完善产权保护机制并健全法人治理结构。
摘要: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是各国经济增长的共同方向。文章在改进消费主导型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功效系数法测度了2002—2013年中国31个地区需求动力演进过程及区域差异。研究表明:第一,总体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2005年从投资主导型转向内需主导型,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提升;第二,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模式存在较大差异;第三,东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幅度大于中、西部。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调整经济结构、改善消费环境和提高投资效率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摘要:探究技术未来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因素是深入理解后发国家技术赶超的基础。本文利用制造技术领域的技术预测问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知识产权限制如何影响我国技术未来发展格局变化。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受到专利制约不利于实现技术赶超;技术研发基础则对我国技术追赶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而且与专利制约联合影响下,正向影响非常明显。进一步的分析指出,技术追赶受到专利制约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专利制约超过拐点后将会对技术追赶呈显著正向影响。本文为理解后发国家未来技术发展格局变化、实现技术赶超提供了新的视角,对更好认识技术能力积累、辩证理解国际技术竞争也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摘要:近年来,国内外“中国崛起”及“中国回归”④的声音不断,这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总量规模不断壮大,以及世界对中国应对区域和世界经济危机能力的共同见证。始于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革命的信息通信技术革命浪潮为全球经济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异,导致中国与美国引领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面对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机遇和资本主义发展所引致的社会问题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策略,并在基础设施领域展开了新一轮的角逐。信息通信技术革命还催生并带动了共享经济的发展,进而产生了建立新价值观导向的客观需求。这带来了中国崛起的现实希望,并昭示着世界格局未来的演化趋向。
摘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下,解决三农问题和农村发展是其中的核心,信息时代下需要创新发展模式,而脱胎并发展于智慧城市的智慧农村是新时代下的重要战略选择。智慧农村对于现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村开放社区的建设、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的新型产业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城乡一体化并推动农村改革。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需要创新智慧农村的发展路径,以科学规划和多方试点为基础,不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推动农民参与智慧农村建设过程中,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分步有序实施,将其融入到农村改革过程中,实现中国智慧农村的又好又快发展,支持和促进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摘要:价值链反映了企业价值创造的动态过程,本文在企业价值链的价值创造研究进展回顾的基础上,在既定原则下,通过对价值链的价值创造具体评价指标的选取,构建出企业价值链的价值创造评价鱼骨图,其中以企业价值创造为“主骨”,以价值链的六个节点为“大骨”,以价值创造的具体评价指标为“中骨”,以此评价企业价值链的价值增值。本文希望通过对价值链的价值创造评价鱼骨图构建,可以有助于拓宽价值链的理论研究空间,为企业的价值创造评价提供指导。
摘要: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利用2003—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日本企业在华投资的产业集聚效应,并考察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优惠政策对日商来华选址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存在显著的产业集聚效应,且这一效应有自我强化的趋势。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的土地优惠政策,都对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选址决策产生了统计上的显著影响。
摘要:本文针对当前国内外对城市化、信息化和绿色化互动问题研究的局限,基于物理学科中的耦合理论,探讨了城市化、信息化和绿色化互动评价模型,并以1979-2015年中国国家层面数据为支撑进行了实证检验和分析。经实证检验发现,本研究给出的城市化、信息化和绿色化互动评价模型是一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比较科学、实用的评价模型,既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也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可以用于城市化、信息化和绿色化互动发展水平测度、评价和分析,为一国或一区域走上信息化与绿色化双支撑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建设智慧城市与绿色城市融合的智慧型绿色城市,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和理论支持。
摘要: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结构下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住房产生巨大差异。本文首先阐述了城乡住房市场融合的概念和必要性,然后分析城乡住房市场融合与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关系。本研究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推动人口自由流动,影响城乡住房市场需求,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土地自由交易,影响城乡住房市场的供给,二者一起构成城乡住房市场的基础。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同步实施,是实现城乡住房市场融合的保证。
摘要:基于2001—2015年全国31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分别运用OLS和分位数回归法,对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整体上看,研发人力资源数量、研发经费、市场化程度及人力资源价格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均显著;将面板数据细分发现,东部地区研发经费的使用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研发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源价格对区域创新的贡献正处于边际产出递增阶段。对引发区域创新绩效差异的原因进行实证后发现,随着分位点提高,地区间人力资源价格差距对地区创新绩效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弹性系数越来越大。
摘要:城市公共资源配置状况深刻反映着城市社会的“基本善”。作为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重要形式,它更关系到个体在城市中可获得的福利总量与福利身份。在我国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市面临的公共资源配置矛盾逐渐突出。学界围绕不同群体享有城市公共资源的数量、质量及结构等层面对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性及其表现形式展开了丰富的理论探讨,“不均衡”也频繁出现在政府文件中,成为概括公共资源配置状况的官方语言。可问题在于,“不均衡性”对于解释城市公共资源的配置规则与形成过程是有局限的。通过借鉴差序格局的理论框架,本文提出城市公共资源存在一种有次序的配置规则并将其概念化表述为城市公共资源配置的差序格局。在经济先行和绩效考核制度的双重约束下,城市政府通常采取建立壁垒型制度、设计政策隧道、营造排斥性文化等方法使公共资源差序化的配置格局得以生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人口不断向经济发达地区迁移。论文应用系统耦合理论,从协调性和组合发展两个视角分析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征,对耦合度进行测定。以人口流入、流出和人口流入流出比构建人口迁移指标,以经济增长的总量、质量和效率三个角度构建经济增长指标,结合熵权法进行权重系数计算。选取云南8个少数民族贫困自治县,对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耦合程度的演进规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贫困县人口迁移和经济增长均存在稳定的正向关系,经济发展较好的县耦合度也较好,但存在一定程度的衰退趋势;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存在一个互促发展的最优比例,而各区域的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对耦合度的贡献比例不同,因此各个区域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按最优比例协调人口迁移,从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摘要:本文主要以1996年1月-2016年3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国内生产总值GDP、利率和货币供应量M2的同比增长率等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混频数据向量自回归(MF—VAR)模型,对我国“新常态”时期“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模式进行了分析。主要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一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短期内存在的“托宾效应”;二是“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均能够刺激价格膨胀并促进经济增长,但前者不如后者效果显著。据此,向政府提出了“新常态”时期的政策建议,一方面应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统筹运用各类“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实体经济中薄弱环节提供资金和渠道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应更多地采用结构型的“数量型”货币政策,通过价格膨胀来促进经济增长,但要注意避免流动性泛滥而形成“流动性陷阱”。
摘要:本文依据Semi—APARCH模型,对金融和实体经济的风险进行了测量,同时利用相关系数分析了金融和实体风险之间的联动性状况,并提出利用尺度函数上限作为预警信号的风险管理方法。研究结果表明:第一,Semi—APARCH模型能够较为准确地模拟风险波动情况,特别是将长期风险和短期风险分离可以有效提高风险监测效率;第二,2015年金融和实体经济的风险再度攀升,尤其是实体经济的风险明显高于2007年金融危机期间的风险水平,国家采取的财政刺激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缓解风险起到了积极效果;第三,在APARCH—t分布假设下,研究对象普遍存在显著的厚尾特征,出现极端风险的可能性较高,而且上证指数和工业指数的杠杆效应明显;第四,金融和实体之间风险的联动性较强,实体经济萎靡将直接波及金融行业,而金融风险的加大,又将影响其支持实体经济能力的发挥。
摘要: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分析了中国的金融发展如何影响高端制造业集聚以及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本文认为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均衡会导致资本流向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从而导致产业集聚现象和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但是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又会逐渐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大致呈倒“U”形关系。本文通过对中国31个省市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证明中国的地区金融发展将促进高端制造业的集聚,而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与地区金融发展之间在长期呈倒“U”形关系,且在目前,地区金融发展将拉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