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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劳动收入份额在世界范围的降低,以及对“Kaldor事实”的质疑,大量文献开始关注引起要素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而技术进步方向为探究要素收入份额变动的诱发因素提供新的研究思路。本文首先利用基于收入法构成的统计数据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要素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再构建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分析其对要素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构分解方法考察技术进步方向是如何引起要素收入份额变动的。结果表明:尽管劳动收入总量有所增加,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趋势仍是下降的;而技术进步则表现出在整体上偏向于资本要素,同时随着替代弹性值的增加,技术进步偏向性对资本与劳动要素相对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越大,说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受技术进步资本偏向性特征影响的。
摘要:每逢中央政府房地产调控时,地方政府都采取应对措施削弱调控力度以维护房价,本文从中央地方关系视角考察这一悖论。在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背景下,中央调控政策的相机抉择性造成其对地方政府的软约束,地方政府对调控政策的反应取决于该政策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动态博弈模型显示:无论调控政策是否对房价预期产生负面冲击,地方税率越低,土地出让收入影响因子越高,地方政府越倾向干预;调控对房价预期产生负面冲击时,投资需求比重过高也会促使地方政府干预。基于现实数据的推演表明,地方政府只有在房价预期受到调控负面影响时才会选择干预。为缓解政策制定和执行层面的冲突,中央政府需要建立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并通过调整央地财政关系来改变地方财政激励。
摘要:将行业与职业配对代表工作,并以之作为聚类分析的对象考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形态,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市场明显地划分为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并且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又均可以划分为高层部门和底层部门两个子市场,这说明中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双重二元分割的特征。研究还表明:农业户口劳动力集中分布于二级劳动力市场中的低层部门;白领职业集中分布于一级劳动力市场,蓝领职业集中分布于二级劳动力市场;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作集中分布于制造业、建筑业和社会服务业,而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在各个行业都有分布;一级劳动力市场高层部J'l的工作以及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作集中分布于非国有单位,而国有单位的工作较多分布于一级劳动力市场的低层部门。
摘要:从生态福利绩效视角,本文构建了一个能源福利绩效指标,通过LMDI因素分解模型将能源福利绩效变化总效应分解为技术效应与服务效应,在此基础上对G20国家1990—2013年的绩效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①印度、意大利、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的能源福利绩效较高,而土耳其、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的绩效增长较快;②巴西的技术效应为负,但服务效应紧随土耳其在G20中排名第二,技术效应为正而服务效应为负的国家有7个,技术效应为负而服务效应为正的国家有2个;③中国能源福利绩效较低,虽然技术效应最高,但服务效应最低,最终导致总效应仍为负值。最后提出了中国面向可持续发展的针对性政策建议。
摘要:理论分析表明城镇化与环境污染应该呈现倒u型曲线。在分析城镇化影响环境污染内在传导机制的基础上,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2-2013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省级层面城镇化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现阶段城镇化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不明显,而是呈现明显的正向效应。在影响因素中,工业占比和能源使用效率对城镇化对污染排放的正向作用分别起到了增强和削弱的传导效应,消费水平提升显著增加了环境污染水平,环境治理投入未发挥理想的治污效果,开放程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不明显。实现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推进环境保护的供给侧改革,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清洁技术水平和科学规划城市布局等。
摘要:ICT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愈加重要的战略性作用,国外城市ICT基础设施建设中投融资机制的创新促进了ICT基础设施建设进程。文章比较评述了阿姆斯特丹、佛罗伦萨、新加坡市和斯德哥尔摩等国外城市ICT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剖析了我国ICT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的现状。我国正处于“宽带中国”部署的重要阶段,必须合理地把握政府、私营部门在ICT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功能定位,建立健全市场化的长期投融资机制。
摘要:基于苏北H镇589份实地调研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实施的农户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满意度主要受基础设施建设与管护、项目施工、资金使用、奖补标准、筹资筹劳的影响;政策的了解程度、村民大会、政策宣传对农户满意度有一定影响,但影响有限;政策参与自愿程度、更多奖励政策信心对农户满意度影响较低。农户个人特征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对政策满意度评价无显著影响,收入来源对满意度评价有负向影响。据此,提出优化财政奖补政策实施的相关对策建议。
摘要:利用ELES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31个省份2003—2014年城镇居民消费升级的基本特征、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具有需求多样性、层次递进性和动态非平衡性的特征;2、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非工资收入占比的增长有利于推动消费结构升级,而个人社保缴费负担、不确定性和消费价格均对消费升级形成抑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消费升级的影响作用不显著;3、本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条件的改善不仅有利于该地消费扩张和结构升级,且会对路径区域居民消费升级产生正向溢出,而社会保障因素、不确定性因素和价格因素均对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形成负向溢出。
摘要:本文构建了区域制造业绿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遗传算法的投影寻踪模型对我国31省市2000—2014年的制造业绿色竞争力进行了评价和动态比较。结果表明,我国31省市15年间制造业绿色竞争力有所提升,绿色创新驱动力不足是整体得分仍然较低的主要原因。东部发达省市的产业转移使得制造业绿色竞争力分布呈现出新的格局。中部制造业绿色竞争力增长势头强劲,进一步提升的短板是绿色环境支撑力。西部成渝经济圈制造业绿色竞争力发展态势良好,但西部整体仍然较为滞后的原因是绿色创新驱动力薄弱。东北地区在三大构成要素上均有不足,制造业绿色竞争力增速缓慢,陷入经济困局。据此,本文提出了简要政策启示。
摘要:当前,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已成为西部地区经济转型跨越式发展的当务之急。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金融“输血”功能尤为关键。基于构建的新型城镇化综合测度体系,选取2006-2014年西部11省区相关数据,运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然后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金融对西部各省支持力度。实证结果显示,西部各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普遍较低,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支持力度不足。最后根据实证结果,金融体系应从规模、效率和结构三方面,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三大重点领域(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市民化”)予以全力支持。
摘要:本文基于2006—2014年中国与18个国家的反倾销壁垒数据,利用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国家形象、民主化制度对贸易摩擦的影响。经过检验得出以下结论:东道国对于中国的国家形象越正面(负面),则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壁垒数量越少(多);东道国民主化程度越高,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壁垒数量越多;双边民主化差距越大,反倾销数量越多;引入交互项,进一步检验了民主制度与国家形象的相互作用,民主化程度越高,越利于国家形象对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
摘要:在全球外部失衡的背景下,本文试图发现人均收入究竟是如何影响贸易平衡的。本文利用2005—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世界138个国家进行整体和分组回归,运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考察人均收入对贸易平衡的作用,并利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和混合估计、引入OPEC石油输出国虚拟变量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在考察期间,人均收入对一国贸易平衡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人均收入(横轴)和贸易平衡(纵轴)呈现倒u型曲线。这一结论既不同于传统的国际收支阶段假说,也有异于“居民收入增加——扩大消费——贸易余额减少”的较流行观点。本文认为,倒u型曲线的原因与一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社会保障完善程度、剩余劳动力充裕状况等因素有关。重视内部原因、认清现实差异是缓解外部失衡的有效出路。
摘要: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实施,如何加强中国与经济带核心区中亚国家的货币合作,更好地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流动性及资金支持是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主席提出的五通之一的“货币流通”是该区域货币合作的重要阶段。因此有必要依托现有的核心合作机制来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货币合作,尤其是在双边或多边本币结算支付、货币可自由兑换、经济与金融的协调发展、建立对话机制及政治磋商等方面加强合作,其最终目标是为中国与中亚的投资与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摘要:本文采用WIOD的国际投入产出数据,运用“JN”方法,探讨中国与贸易伙伴在1995—2011年间的增加值贸易的典型特征,研究增加值贸易对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结果发现:(1)增加值率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方式差异大,处于不同价值链地位;增加值贸易的相邻关系(proximity)明显;制造业带来的增加值比服务业带来的增加值更大,但制造业单位出口带来的增加值要小于服务业。(2)中国一欧盟、中国一北美在不添加控制变量时,增加值贸易强度对经济周期联动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一东亚的增加值贸易强度对经济周期联动保持显著的负向影响。
摘要:研究货币政策向制造业传导具有一定探索性。构建SVAR模型并实证后发现:(1)制造业价格水平、不良贷款状况及资产价格水平等因素会影响商业银行对制造业的信贷配置,从而影响货币政策对制造业的传导效果;(2)近年来,由于制造业中通货紧缩现象严重、不良贷款率持续攀高等原因,制造业中存在“债务-通货紧缩”陷阱和“不良贷款-信贷紧缩”陷阱;(3)我国资产价格膨胀吸引信贷资金从制造业流向股市或楼市,导致扩张性货币政策向制造业传导梗阻。政策建议是,强化货币政策与监管、产业政策间协同,运用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和差异化信贷工具对制造业实施精准调控。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史也是中国金融发展史和民营经济的成长史。本文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金融结构以及考虑民营经济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通过对中国2003—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发现:从总量看,间接金融依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边际影响在减弱;从金融结构看,间接金融相对占比的提高不利于经济增长;考虑民营经济发展情况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是减弱的。进一步分析得到的启示有:为促进经济增长,应扩大金融规模、促进金融深化;推进直接融资市场发展,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放松金融约束,加强金融支持,加快民营经济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
摘要:基于2004—2013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论文首先采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检验了金融集聚与区域民营经济成长的线性关系,结果表明:全国和东部地区金融集聚在短期和长期内均对民营经济成长有明显促进作用,而中部和西部地区金融集聚在短期和长期内对区域民营经济成长均无显著影响。然后,运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金融集聚对区域民营经济成长的间接影响,结果表明:当金融集聚度达到一定门槛值时,才能通过增加资本投入显著增大对民营经济成长的促进作用。这也从一个方面解释了金融集聚与民营经济成长均衡关系的区域异质性。最后,就如何加快区域金融集聚,并更好地实现金融集聚对民营经济成长的促进作用提出政策建议。
摘要:本文采用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7年至2013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区位熵和因子分析法测算了我国的金融集聚水平,同时利用规模可变的DEA模型测算了考察期内各省市的科技创新效率,并测算了金融集聚对我国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各省市间金融集聚程度波动较大,且金融集聚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整体来看,我国科技创新效率并不高,并且制约我国科技创新效率发展的主要因素为纯技术效率;同时在考察期内,金融集聚可以促进科技创新效率的提升,并且在东西部地区影响最为显著,呈现出金融聚集高的地区会提升科技创新效率,而金融集聚低的地区反而会产生负向效应的现象,政府投入、人才储备和对外开放对科技创新效率具有正向作用,而基础设施建设会对科技创新效率产生抑制作用。研究结果可为今后我国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