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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周期性波动通常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革,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转型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本文首先对经济周期与产业结构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系统性总结。之后,在已有的产业结构转型模型基础上考虑周期因素,对1978—2013年间各经济周期扩张阶段和收缩阶段的收入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本深化效应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中的贡献度进行了独立测算。结果显示,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产业结构转型动力存在一定的差异;该结论表明,产业结构转型政策的制定应考虑周期因素。最后本文就当前经济下行环境下如何有效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这一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摘要:当前,“绿色金融”成为全球金融发展的重要子命题。在我国政府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通过发展“绿色金融”可以实现以下目标:助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促进金融机构自身安全发展及维护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等。虽然近年来我国政府及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发展“绿色金融”,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参与机构的数量少、种类少,“绿色金融”区域间发展的不均衡性等。因此,本文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将实现“绿色金融”法规化、增强产业政策的配合度、加大产品服务创新性及树立行业发展新方向等方面作为我国发展“绿色金融”的实施路径。
摘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描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文章通过将反映老龄化水平的老年抚养比变量加入EKC基本模型,同时设置不同老年抚养比全面考察了老龄化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静态与动态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老龄化可以延迟EKC拐点的到来,老年抚养比越高,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的人均GDP水平越高;第二,同等人均GDP水平下,老年抚养比越高,环境污染水平越高。
摘要:本文从结构化的视角出发,将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平衡理论和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二重含义的阐释相结合,通过一个简单的两部类生产消费框架分析目前国内两大部类结构性失衡问题。研究发现,两大部类结构性失衡主要是由于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配置长期扭曲,要素配置的不均衡导致两大部类劳动生产率分化,而两大部类的非协同发展最终导致由市场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不匹配。
摘要: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经济增长问题,出口复杂度可以较好的解释并预测经济增长。基于从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韩吸取经验的构思,从出口复杂度视角对中日韩进行实证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日韩出口复杂度的积极影响因素主要是研发投入、人力资本、高层次产品内分工参与强度和基础设施,而这一切可以归结为技术创新能力。在从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中国在制度、市场规模及潜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人力资本的优势不明显,基础设施、研发投入方面略微弱势,高层次产品内分工参与强度具有明显劣势,物质资本积极作用的发挥需引起重视。
摘要: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发展的形势下,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的矛盾日益突出,考虑到这三者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反馈作用,本文基于1990—2011年全球6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以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含经济增长方程、能源消费方程及二氧化碳排放方程在内的动态联立方程组,运用系统GMM的计量方法研究了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间的动态关系,并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国家这三者关系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世界整体、高等收入国家和低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均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存在由经济增长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单向因果关系;对于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的任意两者间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全球范围内存在“经济增长一能源消费一二氧化碳排放”这一关系链,“节能减排”的措施仍将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需找到经济增速与减排目标的平衡点,而片面的确定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会显著地冲击和影响其经济发展;高等收入国家则应尽快实行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增长的完全脱钩。
摘要:我国交通运输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大成就,运输行业也逐渐实现了市场化,但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交通运输行业也面临着完整运输产品的供给效率低、亟待改革的难题。本文从完整运输产品的概念出发,分析了完整运输产品的特点与要求,并结合经济时空分析,构建了以中间层组织为供给主体,以合作伙伴选择、制定价格和收益分配为基本要素的实现机制的基本框架。最后,本文根据我国交通发展现状以及完整运输产品的内在要求,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摘要:为了衡量金砖国家的城镇化发展可能造成的环境损害,本文在综合借鉴STIRPAT模型和EKC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考察金砖国家城镇化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的计量模型,并对其开展了相关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对金砖国家整体而言,城镇化率、人口、人均GDP、工业化率、能源强度、能源结构等都是碳排放量的显著影响因素,但城镇化发展是导致碳排放上升的最主要影响因素;金砖国家总体的城镇化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关系,但各国城镇化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的非线性关系不尽相同。中国和印度在统计上有显著的潜在“倒U”关系,而巴西、南非、俄罗斯为潜在的“正U”关系;目前各金砖国家基本都处于碳排放随着城镇化率上升而上升的阶段,总体上还面临较大的减排压力。由各国碳排放的城镇化弹性系数来看,俄罗斯、巴西碳排放上升对城镇化发展的反应程度和碳减排压力较大,印度、南非和中国相对较小。最后,提出了金砖国家城镇化低碳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摘要:自中央提出“小城镇带动大经济”战略以来,城镇化建设逐步上升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层级。城镇化发展可以通过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激发潜在消费需求、发挥规模经济效益等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我国中部六省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与基础材料生产基地,依靠10%的人口创造出近20%的GDP,城镇化发展功不可没。但随着我国中部六省的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二次关系拐点的逐步接近,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进入新的轨道,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已不利于中部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此,在国家大力推行城镇化发展的政策背景下,如何通过对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使拐点向前推移,探索经济增长新路径是解决当前中部六省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当务之急。
摘要:以陕、鄂、川、甘省际边缘区为代表的一些省际边缘区相对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缓慢,长期不能脱困,陷入“贫困陷阱”。其形成机理,一是省际边缘区普遍存在区域经济密度小、与中心城市交通距离远、区域经济分割严重的地理特征,受空间结构制约,发展先天不足。二是由于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的存在,省际边缘区与中心城市形成核心一边缘结构,被彻底边缘化,发展条件进一步自然恶化。三是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负面效应使省际边缘区陷入不发展的困境,贫困陷阱被锁定。因此,建议实施特殊政策干预,打破恶性循环;培育自我发展能力,注重授人以渔;加强交通设施建设,改善空间结构;引导人口、产业集聚,重塑经济景观。
摘要:节点城市竞争力优化对促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该区域城市特点,从7大维度选取15项指标构建评价体系,为体现对“短板”重视,采用非线性加权综合法对“一带一路”五条线路125个样本节点城市竞争力进行测度,研究表明:“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竞争力不平衡性突出;线路间、各节点城市间差距明显且呈“金字塔”分布;各城市都有显著的“短板效应”与“长板效应”;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较差,印度城市社会环境较差,俄罗斯城市两级分化最严重。为顺利实现“一带一路”构想,强化优势要与补“短板”相结合;科学定位,构建多层次城市竞争力体系;推进“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优化城市网络,吸引更多城市加入,实现城市功能互补;防范“中阻梗”,构建“空中丝绸之路”。
摘要:在国家“走出去战略”和“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指引下,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现在,东盟已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首选目的地。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投资规模的扩张并不等同于投资质量的提升,低效益投资、低技术含量投资、污染生态环境等盲目投资现象应当引起政府和跨国投资企业的高度重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除了追求投资规模外,更要注重投资质量。投资质量要求对东盟直接投资要注重提高母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促进母国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等等。研究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的逆向作用,有利于调整我国对东盟的对外直接投资对策,提高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质量。本文尝试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实证分析目前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母国各主要产业的关联性,从产业结构的视角提出优化对东盟直接投资质量的对策。
摘要:不断调整对外贸易方式结构、大力推进贸易方式转变,是我国未来在世界贸易激烈竞争中的重要举措。本文在对我国出口贸易方式结构进行考察的基础上,通过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差分解分析等方法实证分析了1993—2011年贸易成本变化对我国贸易方式结构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成本对一般贸易产品比重、加工贸易产品比重和其他贸易产品比重都有阻碍作用,贸易成本对一般贸易出口的影响要大于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本结论对于降低我国贸易成本、优化出口贸易方式结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要:文化创意产品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是中国成为创意大国的关键。本文采用出口技术复杂度等指数,对2003至2012年文化创意产品贸易出口技术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着重选择中国、美国、德国、印度、日本和泰国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在七大类文化创意产品中,视觉艺术类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位列第一位;中国、泰国、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文化创意产品技术复杂度整体低于美国、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上述事实表明,目前中国文化创意产品贸易出口技术内涵仍然偏低,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的任务不仅在于“量”的扩张,更应注重“质”的提升。
摘要:本文基于要素密集度异质性的视角从拉动规模和拉动系数两个维度分析研究了中国全行业出口的增加值拉动效应,并对中国、美国和印度进行跨国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拉动增加值规模大于服务业,但拉动系数却低于服务业;制造业中知识密集型行业出口对增加值的拉动规模最大,服务业中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增加值的拉动系数最高。中美印三国制造业出口拉动的增加值规模均超过服务业,但是拉动系数却都低于服务业。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几乎所有行业的出口增加值拉动系数都高于中国和印度。中国制造业相比印度有明显优势,但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却弱于印度。中国应努力提升出口的增加值贡献率,大力发展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扩大出口的增加值拉动效应。
摘要:加成定价是衡量市场竞争和企业绩效的重要内容,但国内外一直缺乏有效的估算方法。本文借鉴Lecker&Warzynski(2012)对加成率估算提出的改进方法,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进出12数据库匹配结果,证实了我国出12产品种类与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成负向关系,企业的过度产品种类导致出12行为的扭曲,出口企业加成率非常低。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中国出口企业应该注重开发自身的核心产品、拳头产品,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本文还发现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显著提高加成定价能力,高生产率企业通过市场竞争效应能够获得更大的海外市场;补贴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进入、退出和连续存活的企业有显著的差异性影响。
摘要: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法,通过分析1999—2012年中国海关进出口商品数据,研究测算我国在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量。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出口贸易的不断增长,中国所排放的碳中有相当部分被用于生产满足国外消费者生产和生活需求的出口产品,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是中国出口贸易碳排放的主要受惠国。文章通过实证分析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各部门隐含碳排放情况,为国家从碳排放控制的角度调整产业及贸易结构提供参考,同时对于国家未来应对国际气候谈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在利率市场化加快背景下,本文尝试构建利率与三驾马车、物价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利用因素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探究利率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实证研究显示:渐趋下降利率通过信贷渠道促使贷款增加、推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利率对消费有推动作用,但利率的替代效应强于收入效应;且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增加消费的不稳定性。人民币汇率升值减轻了国际收支“双失衡”,既利于降低经常项目顺差促进进口增长,又防热钱流入控制资本大规模外流起到积极作用。中央银行利用利率政策调控物价有效,费雪效应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