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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处在经济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的攻关期,如何借助金融的力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提质增效,是现阶段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结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背景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前进态势,从理论和经验证据两方面考察与中国当前产业结构升级需求相匹配的金融结构,并对影响金融市场运行的市场环境给予特别关注。研究发现: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密切相关;金融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强,越能为技术创新聚集资金,从而助力产业结构升级;良好的市场环境有助于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进一步放大了金融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影响。借此提出完善金融结构和市场环境以助力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摘要:文化产业正在成为后发展地区实现经济发展、生态良好和社会进步的重要选择。尽管文化产业对经济水平、工业基础、人才储量等具有一定的要求,但在政府能动性充分发挥、区域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以及特有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基础上,能够得到较大的发展。后发展地区政府应当重视人才、规范和策略的使用与打造,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推动体系建设,选择恰当的发展策略,积极打造比较优势、实施集群发展、促进产业融合。文化产业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产业,终究需要经历市场的考验,依赖文化企业的技术升级和产品创新实现发展壮大。后发展地区在发展区域文化产业时,切忌面面俱到,盲目求大求全,而应结合当地的文化资源和生产条件,选择适合自身的产业领域,集中资源在若干领域取得突破,建设优势产业群,推动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协调发展。
摘要:利用2000-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混合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对物流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货币政策显著影响了我国物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紧缩性货币政策对物流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倒逼效应,对扩张性货币政策促进物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正向引导作用。而分区域看,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扩张性与紧缩性货币政策调控对于中西部地区物流产业发展的影响作用比东部都要大。就空间溢出效应而言,扩张性与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各地区物流产业发展的影响具有区域化溢出效应。同时,区域物流产业结构和货币政策存在空间外部性,影响周边区域物流产业结构布局和调整。上述结论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即我国在经济转型升级进程中,各级政府应逐步提高货币政策强度,调整和优化物流产业结构,结合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和金融发展程度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货币政策。在借助货币政策促进物流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应进一步深化区域间货币政策与物流产业联动效能的协调与合作,形成共赢的合理化物流产业结构空间格局。
摘要:为应对今后一段时间内主要发达经济体陆续启动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的冲击,需要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台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措施和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危机爆发以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策重心和工具有所不同,在传统货币政策失效的情况下纷纷出台了"前瞻性指引""负利率""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恢复。但是,非常规货币政策也给世界经济金融市场埋下了新的隐患。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不仅导致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同时,将引发新兴经济体货币升值,资本大量流入,形成资产泡沫;而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将引发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资本大量外流,增加债务压力和资产价格暴跌,甚至引发货币危机。
摘要:通过选取2010-2017年以参股金融机构方式进行产融结合的房地产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C~2R模型,分析了实现产融结合的企业的效率表现以及影响营业利润的主要因素。实证研究发现:2010-2017年间,我国产融结合型房地产上市企业的数量逐年递增,但是整体表现出平均效率水平不高的问题。在盈利性、成长性、协同性指标上,高效组较低效组均表现良好,高效组实现了更有效的产融结合;在生产要素的投入方面,劳动投入对企业调整后营业利润的影响要大于资本投入对企业调整后营业利润的影响,反映出我国现阶段大多数产融结合型房地产上市企业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融结合,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偏低;同时发现调整后营业利润与企业经营规模呈正相关关系,拥有较高营业收入的企业一般都伴随着较高的营业利润,这得益于企业的生产规模效应。
摘要: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有着良好的数字技术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特别是现代化支付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移动支付、互联网支付等数字金融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互联网与证券、保险、基金等深入融合,中国支付电子化程度明显提升,让更多社会公众享受到金融服务带来的快捷、便利和高效,从而扩大了普惠金融的覆盖面。利用数字技术已渐渐成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网络借贷行业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网络借贷行业乱象丛生,针对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管问题,构建一个资金供给方与资金需求方的博弈模型进行探讨,得出当前网络借贷平台利率水平虚高、资金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因缺乏有效的监管法规导致资金需求者违约等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数字普惠金融的监管建议,进而为网络借贷行业健康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摘要: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加速了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运用信息技术为中小企业提供新型金融服务成为趋势。区块链作为新一代的技术支持,以其共识和不可篡改的优势,很好地解决了多点之间相互信任以及利益分配的问题,对于供应链金融场景下解决中小企业信用自证和融资问题具有先天优势。以博弈的视角,分别对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和区块链激励机制进行分析,并针对供应链金融存在的痛点问题,有针对性地给出了区块链驱动供应链金融创新发展的解决思路和对策建议。
摘要:众筹作为"互联网+众筹"的创新模式,与农业相结合形成了农业众筹,其对推动我国精准扶贫工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京东众筹上融资成功的363个农产品众筹项目作为样本,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内容社交+众筹"模式下内容社交对农产品众筹项目融资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产品质量认证证书数量、图片数量、社交媒体宣传和评论数量对农业众筹项目融资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从农产品质量、图片与宣传视频质量、社交互动方式、多媒体宣传等四个方面给出了提高农业众筹融资绩效的相关政策建议。
摘要:"三位一体"背景下,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简称"三社")之间的合作过程本质上是在追求一种共生状态。运用共生理论打开了"三社"合作过程这一"黑匣",采用RS-DEA方法对"三社"共生系统效率进行了评价建模,并对我国省域和区域范围内"三社"共生系统效率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三社"共生系统效率在省域和区域均存在较大差异,共生过程是影响"三社"共生系统效率的主要因素。通过RS法对决策表核属性的确定,说明农村信用合作社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额以及供销合作社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对于提高省域和区域"三社"共生系统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摘要:基于陕西省生态移民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预期贫困脆弱性(VEP)方法测度生态移民户的贫困脆弱性,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测量受访移民户社会资本指数,在此基础上,运用Tobit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检验社会资本对生态移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社会资本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移民户的贫困脆弱性;社会资本的两个维度--邻里互助和亲友互惠,对贫困脆弱性有显著正向影响,邻里互助对高脆弱性移民户的影响效应较大,而亲友互惠对中等脆弱性移民户的影响效应较大。第二,户主健康状况、外出务工人数和家庭拥有的物质资产都会对贫困脆弱性产生正向影响。第三,户主年龄和家庭规模会对贫困脆弱性产生负向影响,女性户主比男性户主的脆弱性高。
摘要:引入"农村居民收入质量"视角,在对山西省农村居民收入的充足性、结构性、稳定性、成本性、知识性等5个维度进行考察的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对山西省11个地市的664位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进行调查,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山西省农村居民收入质量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显示控制变量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解释变量收入的充足性(花销后节余满意度)、结构性(最主要收入来源占比)、稳定性(近三年更换工作次数)、成本性(获取收入的活动范围)、知识性(工作技能水平)对农村居民生活的满意度均有影响,基于此,依赖于政府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拓展农村居民增收的第三就业空间,实现农村居民就地就业的同时增加了收入来源,提高了收入充足性,降低了收入获取成本,最终可实现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摘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保障。但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呈现区域、城乡差距过大,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在已有供给领域存在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问题,资源浪费严重。应建立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公平性的评价体系,针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公平评价建立合理的投资方式和投资制度。对国内外研究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文献进行归纳,指出了我国农村基础设施的公平供给的现状和问题,对我国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公平性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而引导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数量和谐、供需匹配。
摘要:中非国际产能合作的开展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非洲工业化的实现带来了重大机遇。但在开展中非国际产能合作的过程中,国际局势的变化、中非社会文化的差异,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复杂问题使中国企业面临诸多风险与挑战。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经营的风险识别和风险防控是影响中非产能合作能否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基于对国际产能合作背景与中非国际产能合作动因分析,结合PEST分析工具,从政治、经济、社会及技术四个维度设计问卷,对中非国际产能合作中中国企业面临的风险进行了实证调研,针对各类风险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旨在为中非产能合作的顺利开展、实现中非产能合作的互利共赢、打造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助力。
摘要:在对华产品反补贴调查中,美国对中国国有企业提供的原材料、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等补贴项目等适用长期以来采取的外部基准做法,以政府干预扭曲市场为由拒绝使用中国的国内价格来计算补贴利益,人为抬高了补贴税率。WTO上诉机构的裁决肯定了外部基准适用的合法性,并加以一定的条件限制,但这些限制条件需根据个案具体情况进行分析。这种个案抗争给中国的应对工作带来较大的压力和挑战。中国应该主动利用WTO改革的时机,澄清ASCM第14条的使用条件和前提限制,规范各国反补贴当局的行为,减少随意性,同时在国内加快进行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力争从根本上系统地解决问题。
摘要:一般服务支持政策(GSSE)作为WTO"绿箱"组合中的主要政策工具日益受到重视,但研究却略显不足。OECD数据库的分析显示:与欧盟、美国、日本及巴西相比,中国GSSE投入绝对额快速增长,但是GSSE/TSE却迅速下降;单位耕地面积的GSSE支持高于除日本外的对比国家,但GSSE对单位农业人口支持力度却低于欧盟、美国、日本及巴西。此外,样本国家普遍重视对农业知识创新体系的投入,而中国有一半GSSE支出花费在公共储备上。进一步分析显示,中国重视农业知识的转移,但在农业知识创造方面投入较低。动态来看,降低公共储备支出占比,提高知识创新体系、检测与控制两类支出在GSSE中占比已成为各国普遍做法。结合其他国家经验与中国实践,提出加大GSSE投入力度、优化支持结构、加强检测与控制、加大营销推广力度及降低农业人口数量等政策建议。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对外建设的逐步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贸易交往也越来越频繁,并且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契机。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门槛效应的研究,有利于中国最大化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遇。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为研究对象,采用2006-2016年对外贸易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回归PTR模型,实证检验制度质量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对外贸易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市场潜力和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对外贸易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市场规模则对中国对外贸易有显著的负影响;制度质量会促进中国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对外贸易,抑制中国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对外贸易。最后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了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相关建议。
摘要:中蒙两国拥有深厚的贸易合作基础以及较强的贸易互补性。基于2015年中蒙贸易数据,运用SMART模型对构想中的中蒙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进行分析,包括对中蒙自由贸易区建设初期和后期可能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及关税收入和福利变化进行测算。结果显示:随着关税的降低,中蒙两国大部分产业部门都能产生明显的贸易创造大于贸易转移的效果,并且随着两国降税幅度的加大,贸易效应会明显提升,两国贸易潜力能够得到有效挖掘,但随之而来的关税收入损失和市场冲击的不平衡性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