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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论坛 2016年第06期杂志 文档列表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5-9

摘要：共产主义社会不是虚无缥缈的,它是在许多阶段性战略目标实现的基础之上逐步变为现实,“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是引领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又一重要指导思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中提出的社会建设目标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将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与我国发展阶段相结合的新成果;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中提出的改革举措,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同我国发展现状相结合的新成果;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中阐释的法治建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同我国法治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新成果;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中提出的党的建设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党建原理同我国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新成果.

《论十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起点14-19

摘要：曾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集中的有益的建设性探索,取得了以《论十大关系》为标志的初步成果.但在晚年又放弃了正确的东西,直至犯了严重错误.恢复正确的东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论十大关系》的继承和发展.

文化精英在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与路径20-23

摘要：文化精英是文化发展领域的优秀人物,其价值观具有自身的突出特点.当代文化精英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既要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的重要阐释者,也应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的引领者、示范者和推动者.同时,文化精英还要从自身特点出发,坚持与时俱进,加强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探索;密切联系群众,培养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情感;坚定理想信念,磨练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强意志;切实身体力行,加强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实践.

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历史和现实维度24-29

摘要：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的坚定,进而影响到“中国梦”的实现,关系到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关系到国家“软实力”的生成和强化,是实现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价值认同的过程中,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历史传统,从历史维度审视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有利于深刻理解和把握好教育实践的目标、内容和实践进程.在现实维度上要体现统一性要求与各民族认同实践进度不一的客观实际和发展要求,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少数民族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统领、整合和提升,促进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要在进一步构筑和强化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进而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天津首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论坛综述30-33

摘要：天津市首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论坛,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形成的主要观点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必将会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尤其要加强和重视对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五大发展理念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支撑和科学的理论指引;理论工作者应通过推进哲学研究的实践转向,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观念性的引导.

马克思主义元信仰与皮尔斯的科学符号观34-39

摘要：马克思主义与皮尔斯的符号学都以其科学性著称.信仰是符号性的,是符号解释强制中止的地方.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开放性特征,以科学性、实践性为其特点,是关于信仰解释的元信仰.任何信仰都体现了该信仰创设之时的想象极限.共产主义信仰是马克思时代,也是迄今为止关于美好的人与社会形态的想象极限.作为元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因其科学性而成为迄今最具说力的思维方式.

机遇、挑战与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执政党建设40-46

摘要：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的大数据是执政党建设的重要资源,在执政党建设上有着广阔的运用前景和发展空间.大数据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的传播、执政基础的巩固、执政能力的提高、执政方式的改善、执政资源的获取、执政安全的维护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是大数据带来的执政风险问题,执政党的本领恐慌问题、信息安全问题、改革压力问题等,都是大数据背景下执政党执政需要面对解决的现实问题.大数据时代的执政党建设,需要不断深化对于发展大数据的认识、完善大数据有关的法律法规、搭建关于大数据的规范平台、培育熟知大数据的干部人才、健全运用大数据的制度机制.

技术、资本与政治逻辑张力下的互联网企业党建47-55

摘要：作为“思想型”企业,互联网企业的党建工作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特殊意义主要是由互联网企业在社会舆论的“再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关键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决定的.也就是说,作为私营化的互联网企业在其经营管理活动中实际上侵蚀了由党和政府掌控的“公舆论”权力.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现实而尖锐的问题：在一党执政的社会制度结构中,如何在容忍和接纳按照市场经济逻辑运行的互联网企业带来的舆论权力的“分享”情况下,建立执政党与企业之间舆论权力的“共享”机制就成为一个需要认真对待和迫切解决的政治与社会问题.

论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提升与功能拓展56-61

摘要：红色文化即中国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民族性、时代性、人民性的特质.作为其载体的红色文化资源,既是红色文化的创新之源,也能为新时期传播红色文化提供实践基础.在实施时,应通过文化选择、文化创造和文化渗透来提升其价值,并拓展育人途径来强化其功能.

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实现有质量、高效率的增长62-67

摘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也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尽管我国已经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但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我国不仅要适应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的需要,而且还必须继续完成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历史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解决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问题,核心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本质是推进供给迈向“工业2.0”、“工业3.0”和“工业4.0”,实现高质量、高效率的增长.攻克“质量”和“效率”两大难点的关键是推进创新.

金融发展水平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影响68-75

摘要：国内外许多学者研究了服务贸易结构及其变迁.总体来讲,国家经济发展情况、货物贸易发展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行业垄断程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都会对服务贸易结构产生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企业不断增长的金融需求,金融业的发展水平对服务贸易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在研究金融发展水平对服务贸易结构变迁的影响时,国内外学者从服务业企业获得外源融资的规模与难易程度出发,将金融业发展水平作为比较优势的一种纳入传统的H-O分析框架.延续这种思路,首先从理论上探讨金融发展水平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变迁的影响途径,然后运用系统GMM两步法对64个国家服务贸易部门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水平能够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服务贸易开放度等对贸易出口结构的改善也有积极的影响.然而,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具有滞后性,优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此过程中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论中国特色收入分配制度的现代化转型76-80

摘要：体制转型、社会转型和技术转型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了挑战,也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收入分配制度提供了契机.市场、政府、社会良性互动和多元参与,基础性制度和信息化技术的支撑与牵引,是中国特色现代化收入分配制度的两个基本构架.中国特色现代化收入分配制度的形成,需要市场作用、政府职能、社会力量和技术手段的全面转型.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化收入分配制度的形成,实现完善国家治理、缩小分配差距、理顺分配结构、推进多元参与、规范分配秩序的多重目标.

经济转型升级视角下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81-85

摘要：供给侧改革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持续健康发展,实现经济更高水平的平衡.供给侧改革是我国经济走出困境的对症良方,也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趋势是：逐步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格局、以提升价值链为核心的出口结构.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是：鼓励创新创业,促进产业升级,深化体制改革,坚持绿色发展,协调供需关系.

构建更确当政治经济学刍议86-92

摘要：构建更确当政治经济学,是让政治经济学更多更合理包含中国元素的需要,是论证“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需要,也是政治经济学在指导思想、逻辑主线以及具体内容上进一步发展、完善的需要.构建更确当政治经济学,需要就政治经济学之使命定位、唯物史观要不要进一步发展、怎样对待“生产价格”概念以及“转形”问题、怎样对待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及用什么方法构建、具体如何构建等问题展开探讨.

城市低碳社区建设的多元行动系统及其解释——基于理性行动理论的分析93-98

摘要：作为国家解决城市环境问题的基层环境治理尝试,低碳社区建设仍然有待深入理解.通过来自上海市S村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尝试利用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解释不同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源和采取的不同行动策略,构建低碳社区建设中的多元行动系统.研究发现：低碳社区建设内外部环境中的技术资源、经济资源、人力资源等分属于不同的行动者,高效率利用这些资源需根据不同行动者的特征出发,设置共同遵守的规范.多元行动系统的分析和解释揭开了低碳社区建设政策执行过程和行动者的互动行为,而S村居委会通过注册民办非企业的方式实现了法人行动,在整个多元行动系统兼具枢纽角色,从而实现了科尔曼理性行动理论和实践意义中的法人行动.

企业竞合关系及其对协同创新效率的影响99-102

摘要：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竞合关系围绕技术生态位与合作剩余分配展开.企业的技术生态位关系可分为竞争型、互补型、寄生型三种主要类型,其中,因合作剩余分配为核心引发的利益关系调整难度,分别为竞争型最大、互补型最小、寄生型居中,对此,可分别通过“强政府＋弱市场”、“弱政府＋强市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政府＋市场”互动模式来提升不同企业竞合关系下的协同创新效率.因此,在推动不同技术生态位关系的企业开展协同创新时,政府部门必须全面考虑企业的竞合关系差异,然后采取不同政策措施,充分激发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积极性.从而优化技术资源配置方式,实现协同创新的高效率.

创业环境与青年“创业梦”的实证研究——以湖南的分析为例103-109

摘要：良好的创业环境有助于青年创业梦的顺利实现,当前湖南创业宏观环境不断改善提升,创业动力明显增强,但创业中微观环境面临诸多挑战,创业质量效果有待提高,创业环境主客观评价不高,需要政府和社会在创新优化政务环境,培育新兴创业人才,发展网络新型业态,促进金融环境优化,提升创业综合素质等方面着力,形成创业环境助推青年创业发展的良好局面.

法治本我思辨——一个历史的维度110-116

摘要：法治首先是一个历史概念,其要素古今中外有别,人权、民主、平等、自由等是现代法治的元素,但决非古代法治的必备元素.法治是一种治理类型,其本我是法律规则的治理,根本特征是法律至上.法治的本我是法治区别于其它治理类型之所在,也是一切“法治”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试金石.宪治是法治的高级形态,近代政治革命及随之而来的立宪体制的建立及完善,将妨碍法治本我实现的的公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为法治本我的充分实现提供了根本的保证.作为一种治理类型,法治是中国共产党摆脱历史周期律、长期执政,以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