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体育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2-12-20 11:18:54

国外体育论文

国外体育论文篇(1)

前言

在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堪称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民族体育运动,以地域传承性的特点,使其所有的民族文化特征在一代又一代自我制中得以保存。然而,在现代体育的冲击下,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华武术的正整体受到

了严峻的考验,“国际化与本土化“西方化与中国化”的跨文化对话,不得不引发我们对现存民族传统武术运动所固有的民族和土地等特性的思考。中华民族传统武术运动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提升其整体地位,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武术在现代社会中得以继承和发扬,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1武术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武术渊源流长,内容丰富。中国武术的发展,同我国传统医学、养生学、古代哲学的独家发展是分不开的。“武”即停止操戈之意,即止、戈二字的合成。就是说,武术的本义是通过以武会友、重在切蹉、点到为止、除强扶弱,防止无休止的争斗,同时也有防身健体的作用。武术在我国主要流派的所属同我国道家、佛家一脉相承,戒规同辙;同我国医学、养生学、气功的“精、气、神”层次、求德为本等境界一致,更加丰富了它的内涵,深受广大民众喜爱,在我国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对丰富民族体育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任何一种体育项目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从武术的文化内涵和技术风格来看,已从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形式,跻身于世界体育文化之列。其固有的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1传统性

武术的传统性,首先表现在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上。中国文化对武术的影响,不仅是武术自然地接受文化环境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历代武术家自觉地运用中国传统规范技法,阐述原理。达到了文武合一,交融一体的程度。如内外合一的技法原理,内外兼修的修炼原则,内外互导的训练原则,映现着鲜明的“天人合一”的文化色彩。中国深厚的文化积淀不仅影响着武术理论,而且决事实上着武术的运动特征,成为武术发展的动力。

1.2技击性

武术的技击方法和内容,有着自身发展的本质特征及原因。从武术的技击角度来看,武术是“具则刚柔济之道”,虚实攻守之学、“始以至实用”的技击之本,技法成为武术最突出的特征。武术的技击方法,攻防技术的运用,是通过身体的运动来实现的。其特点是,通过动静变化规律来体现千变万化的技法。古代中国人的奇正相生、快慢相问、虚实分明的动静观成为武术技击的技术原理,也决定了武术的运动内格,因而武术讲求方法巧妙运动,倡导巧力而斥拙力,这与西方的竞技体育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竞技体育崇尚一种力的强者哲学,主动进攻,快者赢,强者胜,有力打无力是其表现形式,通过一决胜负体现个体力量的外在征服。武术技击的特征是“以静制动”,以柔克剐,以小力胜大力以弱胜强,这与西方体育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中华武术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

西方文明的外推性和中国自然经济的保守性,使近现代中西方体育文化的相互冲突与融合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均衡性和必然性,面是更多的体现在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突和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被动地融合上;而在现代则更多地体现在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冲突上。西方体育折射着古希腊文明精神的光泽:武术则交容着中华文化生命的律动,西方体育祟尚人体力量和自身形象的真与美:武术则在阴阳二气理论的引导下,外取行态、内表心灵,在意趣中求得一种美的和谐。西方体育总是在一种有限的时空里寻求人类自身的最大发挥和极限;武术则力图在天人合一、物我相容中把握人生的生存精神。中华武术旨在使运动的个体在心、神、意、气与手、眼、身法、步等达到一种心动形随、意发神传中的“内外三合”和“形神兼备”,西方体育则追求动作编排中的“高、精、尖、难”。

3武术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

3.1文化的多样性是文化繁荣昌盛的前提条件

国际体坛的繁荣,依赖于各民族、各国家体育的发展。强调文化的多样性是为了尊重人类文化的优秀传统,使它们都以自身的民族特色汇人到世界体育运动的大潮之中,从而避免单一文化的诸多弊病,发挥各种文化优势的互补作用。全球化的过程,是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同生存和发展的过程,它强调所有文化都具有平等价值。目前,当今西方体育提倡“互相了解、友谊团结、公平竞争”体现了一种博大的人文关怀,这无不渗透着中华文化的人文内涵,这种人文内涵也不可避免被融汇到武术运动之中。

3.2国际武术组织的壮大和传播

改革开放给武术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使武术走向世界的步伐加快。1984年武汉市举行了有12个国家和地区武术界代表参加的国际武术座谈会,与会人士发出了由中国牵头成立国际武术组织的强烈呼声。1985年在西安举行的第一届国际武术邀请赛期间,成立了国际武术联合会筹委会,之后欧洲武术联盟、亚洲武术联合会、南美洲武术功夫联合会以及非洲武术联合会等相继成立,目前国际武联已发展到了77个会员国。

4结论

尽管中国武术曾经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中许多内容至今仍然具有极高的研究性和应用价值。但从整体上看,教育、军事、娱乐、养生等现象与现代独立存在意义上的体育之问缺乏主动的联系。诚然,历代民族的融合和中外碰撞,为中国武术文化增添了一些新的因素,但这种结果仅限于运动项目方面而不是在价值观上。在体育的价值观方面,中国武术文化十分重视伦理和社会价值。即使在以健康长寿为终极目的的养生中,精神情感也被放在了首要地位,万法归宗、以德为本是形式和理念的最高层次。因此,以个性为基础的教育思想和竞争形式在中国体育文化中不能充分发展。相反,从未来发展看。西方文化的发展必然把体育发展引向具有较强的娱乐性和观赏性;韵律面激情的高水平、高刺激的竞技体育活动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中国传统文化对体育文化的影响必然形成含蓄深邃、朴素内向、天人合一、积德长寿的理念上来,竞技体育热潮必然伴随世界和平环境的到来和经济的发展而逐步降温。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包括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振兴。中华武术文化要适应世界体育发展的趋势,需要充分发扬其内在的精神活力,大力吸收西方的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系统的挖掘和整理其几千年深厚文化积淀,并对传统的武术文化创新性的诠释,进行合理的归划布局,调整其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部分,寻找在新时期的发展模式,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创新体系,使之适应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国外体育论文篇(2)

“体育”一词产生于西方的工业社会。中世纪之后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为体育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以科学-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工业革命催生了现代体育。体育自身形成体系并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独立领域。我国的体育要远晚于西方体育。最初是一些西方传教士将体育带入中国。直到1905年,清政府的癸卯学制才第1次将体育列为学校教育的一门科目。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中体西用”的工具理性,我们对西方体育的引进更多地局限于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对于其文化渊源以及哲学根基却较少涉及。这也为后来的中国体育的发展定了调子,埋下了隐患。体育是社会文化现象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反思体育的人文精神需要将体育置于整个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去。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展开了一场盛况空前的“人文精神问题”大讨论。不少学者针对我国人文学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满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鲜明地提出了“人文精神危机”或“人文精神失落”问题,热切地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重建”与“高扬”。人文精神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体育也概莫能外。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使得体育更为淋漓尽致地反映着社会的变革。中国体育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体育从解放前的“强国强种”“保家卫国”到解放后的“乒乓外交”“奥运争光”,它一直作为实现其他文化形态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一直没有回归体育的文化本位。面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中国体育自身的社会功能必将发生改变,它将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它将以美统真善,用美实现对人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推动体育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国外体育论文篇(3)

(2)品牌定位的差异化分析

体育企业对品牌的定位不仅是让消费者知道这个品牌的存在,而是让消费者喜欢上这个品牌,产品除了具有实用性和舒适性,还应该具有自己的特性,现在我国的体育企业存在品牌定位不准确的现象。像李宁这个品牌,它属于我国最大的体育企业,处于国际大品牌如耐克、阿迪与我国的本土品牌特步、安踏等品牌之间,面对的风险性较大,挑战较高。李宁在品牌进行定位时,将其重点放在运动员的保护上,而阿迪、耐克等大企业在对产品定位时,重点在于提高运动员的比赛成绩,这样就会使产品稍微逊色。所以在营销过程中,对于品牌的定位一定要多加考虑。

(3)营销目标的差异性分析

目前,体育企业的营销市场日渐成熟,国外的大企业已经把营销的重点放在品牌营销上,并做好相关的营销策略。而我国的体育企业在其营销上比较注重企业的短期效益,不断开设新的专卖店,追求"万店时代",不断提高企业的产品生产数量,忽略了市场的长期发展及营销市场的长期持续性。我国的体育企业,如李宁、361°、特步、安踏、匹克等公司每年的库存量都在上涨。此外,这些企业为了避免和国外的大型企业的竞争,竟主动放弃了高端市场,将营销目标放在中端市场,但是阿迪、耐克抢走了我国的高端和低端两个市场,使我国的体育企业不断增加库存,失去了本土品牌的优势。

国外体育论文篇(4)

第一,理论问题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范畴和教育过程构成要素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基本范畴层面,主要包括对中国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历史发展、理论价值、学术地位、主要作用、理论本质等理论研究。如“以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理论基础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指导;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近伟大成果为指导。”(1)在教育过程构成要素层面,主要包括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教育内容、途径方法、教育环境等理论研究。如“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教育对象制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使他们具有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方向,较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素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良好的道德品质,健康的心理素质和高尚的审美情趣。”(2)大多学者认为教育内容应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等主要理论内容。关于研究的途径方法,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呈现多样化趋势。从宏观论证到微观证明,从规范研究到实证分析,从人文科学的描述法、元理论分析、经济分析到自然科学的数学方法、建模方法等都有所涉猎。

第二,实践问题研究。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问题研究,其研究具体内容有所差别,基本都是围绕其实践的实效性进行研究的,研究思路大致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寻找对策解决问题。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教育理念、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等。如梁金霞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点问题现状》、冯刚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房晓梅的《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张秀荣和韦磊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点问题》、张苗的《工具理性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分析》、邹楠的《当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仲兆华的《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问题及根源》等文章,都是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层面进行探讨的。再如我国学者张再兴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徐艳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环境论》、李伟的《加强和改进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策》、苏启敏的《价值反思与学生评价》、张秀荣和王瑞荪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等文章,就是从解决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题维度来进行论述的。由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教育方法侧重单向灌输和说教,缺乏灵活多样的艺术方法,收效甚微,因此必须建立起教育者与受教者地位平等的双向交流模式、隐形教育模式,采取教育途径多样性与多元化的手段,从而有效提高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由此可见,从宏观层面上看,我国学者对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为发展与完善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为本文将进行的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研究基础。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还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大量的资料是重复的,新意不够。相关理论大多是对现实环境的客观性陈述、对面临问题的滞后性罗列以及对未来发展的理想主义式期盼。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许多重要概念没有做出明确区分和科学界定。现有许多含混不清的概念,如高校政治思想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教育、高校政治教育、高校政治思想教育、高校德育等等,这些概念没有进行明确区分和科学界定之前,无法建立统一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第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学术研究的应然程度较高,实证程度不够,仅仅依凭理论思考与逻辑演绎来构建应然性的原理原则,应结合实践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并进行多维度的实证分析。第三,理论研究方法不够丰富,目前研究方法虽多种多样,但基本上是囿于借鉴其他学科的常用研究方法。而且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经验问题研究多于理性分析研究、静态描述多于动态分析、宏观研究多于中微观研究。第四,在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专业课进行渗透的研究方面,学者基本都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重要性,但是在宏观层面研究较多,而在微观层面研究较少,具体措施或结合何种专业的研究大多不够全面或可操作性不强。

二、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已形成专业化研究体系,但从结合高等院校学生专业背景的角度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数量却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中国高等院校艺术专业背景、航海专业背景、医学专业背景等专业领域背景当中,艺术专业背景研究如我国学者何勇和程辽撰写的《职场需求下的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陈妍的学位论文《艺术类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尹振永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及对策研究》、辽宁大学硕士研究生陶思璇的学位论文《综合大学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孙传辉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徐彩萍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黄敬芯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等;航海专业背景研究如大连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郭海峡、邱爱红、刘思、刘明明、田沙沙的学位论文《航海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研究》、《航海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研究》、《我国航海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航海类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和改进对策》、《航海类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等;医学专业背景研究如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刘汉君的学位论文《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刘蔚的学位论文《“90”后医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石春兰的学位论文《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讨》、我国学者李久东等撰写的《医学类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等。可见,其著述形式主要是以高等院校研究生学位论文为研究成果,偶尔散见于期刊等文献。这些结合中国高等院校专业背景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大都缺乏理论性和专业性,仅简单罗列各个不同专业背景的特殊性,并加以简要分析,分别指出高等院校中具有专业背景的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并试图阐述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和对策。

从外语专业背景进行的系统化理论研究就更为鲜见,只有河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代晓雅的学位论文《高校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其对策研究》、河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婷的学位论文《高校英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姬喻波的学位论文《外语专业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状及其教育对策研究――以四川外国语大学为例》等数篇文章。

另外还有二十余篇期刊论文形式发表的论文。首先,如以概括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特殊性为出发点,分析并论述相应问题对策的文章《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征及其思路》(漳州师范学院学者项梅)、《外语专业大学生的特点及教育对策》(商应美等)、《外语类大学生思想素质教育刍议》(彭海)、《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引导对策探讨》(河北北方学院学者段汝和)、《试论提高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集美大学学者肖振南)、《外语专业女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策略分析》(苏惠芬等)、《新时期加强外语专业班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高荟等)、《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研究》(黑龙江大学学者曲亮等)、《高职院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心探析》(萧君虹)、《新时期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究》(伍廉松)等文章,这些文章主要阐述了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这些学者普遍认为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具有专业学习背景、教育生活环境、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等特殊性,并针对这些特殊性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原因分析和宏观对策研究,但这些研究重复率较高,大多是对特殊性和对策进行宏观层面的罗列和泛化研究,没有深入研究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深层原因,也没有从微观层面出发给出具体对策和方法路径。

其次,如从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角度进行论述的《入世后外语院校德育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北京外国语大学学者曹文泽等)、《关于外语院校实践育人模式的思考》(大连外国语大学学者李宝章等)、《外语院校德育工作实效性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四川外国语学院学者陈洪丽)、《新媒体时代外语类高校思政工作创新策略研究》(西安外国语大学学者迟鸥)、《外语院校育人特点分析》(西安外国语学院学者刘伟)、《对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探索――以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为例》(成都理工大学学者张钊等)、《加强独立学院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讨》(广东海洋大学学者谢睿萍)等文章,这些文章大多从高校学生德育管理工作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在中国外语类高等院校的管理层面论述了外语专业背景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对策。

国外体育论文篇(5)

二、外语教育中的多元文化认知

1.优化外语教育政策,实践多元文化框架下的外语教育文化的全球化使世界各国都意识到跨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日益深化的同时,不同文化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也显现出来,每个群体都意识到自身文化的保存和发展问题,多元文化互识、互利、互补成为外语认知与其它文化认知过程中保留自我文化身份、探索新文化创造空间的有效途径。许多国家将外语教育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并制定相关政策,直接指导、参与、规范本国外语教育,以实现外语教育促进国家安全、社会进步、文化传播以及人才培养职能。美国教育制定的《二十一世纪外语学习目标》将交际、文化、贯连、比较与社区作为外语教育面临的发展方向,以充分体现外语教育的社会功能与社会价值;澳大利亚联邦教育部于1987年颁布的《国家语言政策》,以促进澳大利亚向多元化社会发展为目的,积极发展旨在培养有利于国家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提升本国国家竞争力的外语教育;在德国1964年通过的《联邦德国州教育事业一体化协议修订稿》(简称《汉堡协议》)中,外语教育同样被提到国家战略高度,认为外语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欧洲文化交往的需要。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多以课程要求与课程标准的形式出现,强调语言认知方法与外语教学方法,但在教育层面上论述、规范外语教育的内容很少,不足以将外语教学提升至外语教育的高度。我国的外语教育须以我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为框架,以培养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秀人才为目标,实践多元文化框架下的外语教育。因此,如何发展、优化我国外语教育政策以适应时代的发展、社会的需求成为外语教育中的重要课题。

2.开展语言文化活动,在语言运用中丰富多元文化体验外语学习者在认知过程中以生物的、心理的和文化的情境为平台,在与事物及他人的交互中构成对客观世界的理解[4]。具身认知理论认为个体的认知离不开生活的、社会的体验,不管是什么样的经验,都源于各种感觉肌动能力的身体。感觉肌动能力不可能凭空产生,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通过互动、碰撞而产生。具身认知强调认知的生物性、心理性与文化性,即认知来源于我们共有的生物机体以及我们通过与环境接触而得来的身体和社会经验[5]。语言认知总是与文化认知相伴而行,语言与文化认知都是一种涉身认知,人的身体是语言文化认知的主体。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实施外语教育过程中,将文化活动作为课程的重要内容。例如在汉语课程中,教师组织学生开展除夕夜活动,并邀请中国学生一起参加,活动内容涉及与春节相关的诗歌朗诵、歌曲演唱、年夜饭制作、拜年语讨论等。学生亲身感受中国春节文化的内涵。以主题文化为依托,开展语言实践活动,实现了语言与文化的双重认知。开展语言文化活动需要人力、物力与时间的保证,然而尽可能多的开展语言文化活动使语言认知更具实践性、任务性、具身性,可以极大地提升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在文化活动中,学习者可以感受到主题文化的内涵和价值。笔者曾经组织学生开展平安夜的主题文化活动,内容包括基督出生故事演绎、歌曲演唱、诗歌朗诵等。通过活动,学生在语言认知的同时,感受到了圣诞的人文精神与宗教色彩,而不是简单的购物、送花、送卡片等时尚活动。开展语言文化活动,在语言运用中丰富多元文化体验使学习者深化了对文化的理解,为开展文化分析、文化讨论打下坚实的基础。

3.设计文化主题讨论,拓展文化思辨能力提升的空间由于语言文化活动受到人力、物力与时间的限制,学习者的多元文化体验也会在质与量上受到限制,且各种文化活动多具有虚拟性。设计文化主题讨论可以极大地推动学习者开展主题文化探索、思想互动、文化思辨。文化讨论的过程就是理解文化、发展思想、进行文化思辨的过程,个体在交流与互动中获得了思想教育。文化讨论在外语教育中可以起到极大作用。首先,文化讨论为外语教育提供了实践与空间的保证。学习者在实施讨论的前期阶段有时间广泛地通过文献检索、网络信息查询等方式涉猎主题文化,积累丰富的文化素材并对其进行综合梳理,合理组织语言表达,使讨论建立在理性的,而不是凌乱的、随意的、肤浅的基础上。其次,文化讨论提供了思想碰撞的机会。文化讨论不是简单的语言实践活动,而是交流思想、发展思维的平台。单个个体所积累的相关文化材料是有限的,文化思想也有可能是简单的、粗糙的,然而通过讨论,不同的个体会呈现不同的文化材料,提供不同的文化思维视角,展示不同的文化思想,这就给个体带来了拓展思维空间和纠正思想观念的机会。第三,多元文化讨论有利于个体构建科学合理的价值观。文化讨论的最后阶段离不开思想总结,广泛的文化涉猎、多方位的思想呈现与多角度的文化思考为学习者整理各种观点并形成自己的看法提供了基础,因此,文化讨论提供了群体教育与相互教育的机会。

4.重视教师职业发展,实现多元文化认知可持续性发展长期以来,行为主义理论一直主导着外语教师的职业发展。在行为主义理论中,教师的教学行为由外部刺激决定,外语教师被当作是一种语言的输出和输入的系统,因此“言语”能力成为评价外语老师的核心标准。建构主义认为语言认知与文化认知的发生建立在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的互动中。外语教师的文化素养、语言能力、思想观念直接影响外语教育的质量,外语教师的职业发展决定着外语教育的多元文化认知能否具有持续性,最终决定着外语教育的质量。教育性和学术性是大学教师最基本的特质,是大学教师职业生涯的核心。许多教师在职业发展中注重语言教学方法的研究,忽视外语教学的教育性,不能有效地开展跨文化教育。有些教师不认为自己是文化的协调者,觉得伴随于英语的某些文化准则与价值观是难以接受的,是和自身的文化身份相冲突的[6]。文化宽容是每个教师实施外语教育过程中必须具备的素质,研究表明,教师的多元文化认知越丰富,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越宽容。因此教师在职业发展中首先应该尽可能多的接触各种文化,这样就能够以和谐的心态帮助学生实施多元文化认知。其次,文化自信也是教师职业发展中必须重视的问题。文化自信心很强的教师善于认同自己的文化身份,并以此为出发点,指导学生进行文化分析、文化比较。本族文化在外语教学中可以作为与外族文化进行对比的工具,更深刻地揭示外族文化的主要特征,从而也加深对民族文化本质特征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可以对学习本民族文化产生心理调节的作用,培养学生对外族文化和外语学习积极的态度,从而调动学生学习外语和外族文化的积极性,增强学习动机[7]。最后,文化创新是外语教育的重要目标,外语教师必须具备文化创新意识。多元文化认知不是实现文化的简单融合或文化拼盘,而是在认知的基础上发展文化思辨的能力,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从而实现培养人、塑造人的目的。

国外体育论文篇(6)

作者简介:辉进宇,大理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云南大理671003);

从教育理论“本土化”实现过程的内在机制来看,它主要涉及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和阶段。一是通过译介和学术交流等多种途径,国外相关教育理论和思想被引进并与本国相关教育理论和思想发生交流、碰撞和联系。这是教育理论“本土化”实现的前提条件。二是本国教育理论和思想对国外相关教育理论和思想进行选择性的借鉴和融合。这是教育理论实现“本土化”的过程和关键。三是基于本国教育理论和思想的历史传统及现实状况,并通过同化和内化等一系列内在转化的过程建构出一种新的教育理论和思想。这可谓教育理论“本土化”的结果和最终目的。国外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实现涉及的因素是多样的,转化的过程也是非常复杂的,它与教育科学各门具体学科的研究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这个过程的实现无疑也需要教育科学各门具体学科的共同参与。作为教育学二级学科的比较教育学具有将国外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先天学科优势。因为,在比较教育研究与国外教育理论“本土化”两者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比较教育研究可以在促进国外教育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和价值。本文主要从比较教育的学科特性来分析其在教育理论“本土化”中的学科优势。

一、从比较教育研究的“引进性”

和“借鉴性”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学习和引进别国先进的教育制度、理论和经验并以此为本国教育的改进提供借鉴,这是比较教育学科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内在依据与直接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教育研究一定是与“学习”、“引进”和“借鉴”等范畴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且这几个方面成为比较教育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在意蕴,进而构成该学科的重要性质和特点。但另一方面,在比较教育的实际研究中,很少有什么纯粹的“学习”、“引进”和“借鉴”,也很少存在为“引进”而“引进”的现象。在比较教育研究的早期,大量存在的对国外教育理论和实践照抄照搬式的简单移植最终都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如法国比较教育学者库森就指出,尽管“我研究的是普鲁士,而我思考的始终是法兰西”[2]。美国比较教育学者霍勒斯·曼虽然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借鉴别国教育(包括教育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正如他所说的:“我毫不犹豫地认为国外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在国内效仿”[3];但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提出了“以有限度的借鉴为目标的观点”[4]。“有限度的借鉴”实际上就是对国外教育理论和经验照抄照搬和全盘吸收的一种否定。又如比较教育学者萨德勒、康德尔和汉斯等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提出了“民族主义”和“民族性”的方法论原则,其核心就是强调借鉴别国教育理论和经验要以本国教育的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为依据。在我国,早期的比较教育学者庄泽宣先生也指出,教育研究要“合于中国的国情与需要”以及“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等;陶行知先生则主张“教育研究别替东洋人拉洋车”;古楳先生也发出了“为什么现在的教育不适合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的质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把这些中外比较教育学家的上述思想归结起来,实质上就是一个国外教育理论和经验如何实现“本土化”的问题。这样,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学习”和“引进”就应该有一个落脚点和归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同化”和“内化”国外相关教育理论,并由此实现国外教育理论的“本土化”和“本土生长”,并通过这个过程来发展本国的教育理论和发挥对本国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如果我们把“引进”和“学习”作为手段、途径和方法,那么,“同化”、“内化”和“本土化”就是结果和目的。反过来说,没有对国外教育理论的“引进”和“学习”,也就谈不上什么国外教育理论的“本土化”了。因为教育理论的“本土化”这一概念一定是建立在“引进”和“借鉴”的基础上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本土化是与‘借鉴’紧密相连的重要问题。‘借鉴’是对外而言,‘本土化’是对内而言。”[5]因此,比较教育学“引进”和“借鉴”的学科性质和特点就为教育理论的“本土化”提供了前置性的条件。

二、从比较教育研究的“比较性”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比较教育研究的实质和具体过程就是把国外的教育制度、理论和经验与本国教育相对应的部分加以比对。通过这个过程,一方面找出本国教育与别国教育的相同点,另一方面找出本国教育与别国教育的差异点。当然,发现本国教育与别国教育的异同还不是比较教育研究的最终目的,比较教育研究的深层目的在于探究本国教育与别国教育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而认识和确立本国教育与别国教育之间的优劣与长短,并由此达到以别人之长补己之短的结果。而就其中教育理论的发展而言,这个比较的过程就是要求吸收别国教育理论中的“合理元素”,并把这些“合理元素”吸收和补充到本国的教育理论体系中,并由此建构出一种既反映本国教育特色和传统,又有新质要素的新的教育理论体系,而这本身就是实现国外教育理论“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具体路径。对于比较教育研究的“比较性”在教育理论“本土化”中的作用,著名比较教育学者奥利韦拉就有深刻的表述。他提出:“它的真正对象是从两个或更多的教育领域中发现的抽象的关系类型,作为一个力求获得科学地位的学科,它的真正目的就在于从更高的抽象水平上建立和阐述这些类型之间的新的关系。”[6]这段话就从学理上阐述了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比较性”在生产新的教育理论以及实现教育理论“本土化”中的作用。我国早期比较教育学者罗廷光先生也认为,“在今日外来势力纷沓交呈之下,我们要想建设真正我国的教育,非从比较教育入手不可:用了比较的眼光,就该国教育之背景及演进步骤,了解其现状,权衡其强弱得失利害之处,再针对本国教育情况而斟酌损益之……我们所以注重教育之比较的研究之理由便在此。”[7]

三、从比较教育研究的“跨文化性”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跨文化性”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学科性质和特点。同时,“跨文化性”在比较教育研究中还具有特殊的意义。比较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教育研究,“比较教育学的异质性最深刻的表现还在于其文化语境的异质性”[8]。当然,“跨文化性”的特征只可能存在于两种或多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跨文化性”实质上就等同于文化的“异质性”,而只有在具有“异质性”的不同文化之间,才可能存在着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及“本土化”的问题。因为,具有“同质”的文化之间是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的,也就无所谓用一种文化来“化”另一种文化了。当然,就更谈不上什么“本土化”了。因此,比较教育研究的“跨文化性”特征在客观上构成了教育理论“本土化”的逻辑前提,并为教育理论的“本土化”提出了需要和可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文化语境的异质性本身并不是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同一性的障碍,相反它有利于这门学科在促进本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中发挥独特的功能,因为几乎所有的文化比较研究都是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出发来建构本民族文化的‘他者’的。”[9]

四、从比较教育研究的“跨国性”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从比较教育的发展历史来看,最初的比较教育研究主要表现为不同民族国家教育之间的相互比较。尽管比较教育发展到今天,比较的单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但国别比较至今仍是比较教育研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比较单元。也正是由于存在着不同国家的不同教育及其理论体系,教育理论“本土化”这一命题才得以成立。因为,教育理论“本土化”暗含的一个前提和要求就是要有“他者”或“他国”异质教育理论的存在,并且“他者”或“他国”的异质教育理论还要与本国的教育理论之间发生某种形式的交流、沟通和实质性的联系。如此,从逻辑关系来看,任何一种“本土化”一定存在着一个外界的参照系。所以,“跨国性”也构成了教育理论“本土化”这一命题成立与否的先决条件。关于这一点,有学者就指出“它的学术实践有一个前置性条件就是研究对象的‘他者化’,即它要首先在‘本国的教育’之外建构出一个异于本国教育的‘别国的教育’,然后才能开始它的学术实践。”[10]

五、从比较教育研究的“异域性”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与比较教育研究“跨国性”相联系的就是其“异域性”的学科特点。在这里,“异域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比较教育主要是基于不同国家开展的教育比较研究,即把每个独立的国家作为不同的区域和地域;二是指比较教育主要是基于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圈的教育比较研究;三是指比较教育主要是基于超国家,如当今各种世界性的经济联合体和政治联盟等的教育比较研究等。随着比较教育研究对象的发展,比较的单元开始延伸到一个国家内部不同行区域、不同民族地区和不同文化圈的比较以及超国家的比较等。“异域性”也往往是与“异质性”和“差异性”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由此构成了比较教育学中的比较的基础。当然,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与其说它关注的是研究对象的“异域性”,还不如说比较教育研究更看重的是在“异域性”中所隐藏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而差异性无疑又构成了所谓“本土化”的内在基础。如此,只有在“异域”的具有“异质性”的教育理论之间,才可能有教育理论的“本土化”之说。

国外体育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4(c)-0232-02

研究中国体育国际话语权的博弈方略,对于获取和提升中国体育的国际身份认可,有利于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以及加速体育大国转变体育强国的进程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体育话语权是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体育话语权的争夺是体育助推大国崛起的必然选择。

1 中国体育国际话语权现状

国外自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1970年《话语的秩序》中提出“话语”概念之后,便产生了话语与权力(power)的交叉研究――话语权。此后,葛兰西的“领导权”、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而福柯提出的著名论断“话语即权力”则深刻反映了西方国家抢占思想意识制高点(强权政治)和主导(强权主义)国际关系的现实及其内在联系。而如何争夺国际话语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展现软实力的一个重要表征,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关注的重点。在国际体育领域,体育国际话语权的分配长期处于失衡状态。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在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综合实力优势,基于西方强势体育文化理念,并通过其强大的宣传网络将其体育价值观和意识扩散到世界各地。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体育国际话语权和控制了国际社会对国际体育事务的认知和评价,而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则长期处于“失语”的弱势地位。英国体育社学家Joseph Maguire指出:“全球体育精英权力的兴起,强化了西方内部及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不平等”。

国内尽管对话语权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中软实力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指标业已引起人们的深度关注。学者们在以语言为本体的建构主义研究、以话语的功用性为辅助的传播学研究以及作为权力范畴内的主体及要素性分析的政治学研究等层面,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增强国际话语权”之后,如何获得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命题已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和重点问题。在国内体育领域,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对于体育话语权的表述多见诸于报纸和网站体育新闻,表达中国体育因缺乏国际体育话语权而遭受的诸多不公平。一些学者从体育传播(奥运报道)视角论述了媒介话语权在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中的作用及体育话语权的重构策略。也有学者从体育强国建设及其国际影响力方面探讨了体育话语权争夺的重要性及意义。

总体而言,国内尚缺乏对体育国际话语权的宏观性和系统性研究,更缺乏实践层面的深层次探索。著名学者任海教授在《论体育强国的国际影响力》提出的“应当以促进世界体育发展的多样性为基础构建自己的国际影响力”的观点为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2 中国体育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对策

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政治权力竞争不仅围绕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传统硬实力资源展开,而且围绕价值观、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软实力资源展开,角逐国际话语权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征,国际政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话语权政治”。国际话语权的强弱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在国际舞台上政治权力关系的直接反映,体现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科技、体育、传媒等各个领域。当今体育运动早已超越自身特质成为国家公共外交的一种特有模式,业已异化为国家区域间软实力的象征符号。基于对多学科的先期研究成果梳理,对体育话语权的基本理论(概念、特征、内容等)进行系统研究;其次,立足于我国体育在国内外存在的困局需求解读,探讨我国体育国际话语权的生产机制、博弈方略及实践运行策略。

力图融合文献、历史、系统科学、逻辑、案例分析、实证、描述等多种研究方法,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在方法论上强调定量与定性、历史分析与实证研究等方法的结合。在理论层面,以国际政治学、博弈论和战略学理论为基础,借鉴吸收形象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等学科的方法与理论成果。在实践层面,总结国外实践经验,探寻发展的博弈方略。

体育国际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语权的争夺就是国家利益的体育发展战略博弈。中国在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变化要求中国体育的国际身份与地位要使用自身的话语主动权,而不是被他国的话语定位。

国家利益是影响中国体育话语权实现的重要因素,不同层次国家利益的分化推动中国体育话语与西方体育话语的博弈。而体育文化及其衍生的话语传播差异是影响中国体育话语权实现的隐蔽而稳定的动力。

体育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话语本身的质量,而中国体育国际话语权的当今弱势地位其根源在于国内体育学术界在与西方的体育话语权交流之间存在严重的逆差。中国体育要提升自身的话语权必须提高话语的质量,即是必须构建中国体育自身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概念和话语理论。

重建中国体育自身文化基础之上的体育核心价值观。体育国际话语权的表象上是以话语为载体,但话语产生权力,其关键在于话语所包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所以,重构以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中心的中国体育核心价值观是构建和提升中国体育话语权的基本前提。

3 结语

关于中国体育国际话语权的研究,国内起步较晚,但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中软实力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指标业已引起人们的深度关注。国内尚缺乏对体育国际话语权的宏观性和系统性研究,更缺乏实践层面的深层次探索。国际话语权的强弱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在国际舞台上政治权力关系的直接反映,体现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科技、体育、传媒等各个领域。当今体育运动,早已超越自身特质成为国家公共外交的一种特有模式,业已异化为国家区域间软实力的象征符号。

参考文献

[1] 程雪峰.媒介推力与文化强势:对中国体育话语权缺失的再认识[J].中国体育科技,2015(5):123-126.

[2] 陶流林.大众传媒的国际话语权与中国形象的塑造[D].湖北大学,2010.

[3] 黄璐,王金福,付晓静.北京奥运会奖牌榜的政治战略与国家身份建构[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21(5):557-560.

[4] 黄璐.网页更新背后的文化政治――以国际足联为案例[J].青年记者,2016(29):26-27.

国外体育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2)04-0001-05

陶行知是近代以来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育家,虽经历复杂的变迁,陶行知研究眼下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长期以来,陶行知的生平事迹和思想遗产,不仅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而且也引起了不少海外学者的关注。

综观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尤以美日德三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最有代表性、延续性和影响力。在兼具评介和功用价值的早期研究基础上,牧野笃、阿部洋、张国生等日本当代学者更加注重领悟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内在本质,将教育史学研究的主体意识贯穿其中,立论新颖,视角独特。陶行知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历来颇受学人重视,克伯屈、费正清、孔斐力、姚渝生等知名学者的积极参与,为提升海外陶行知研究领域创造了有利条件。德国也是陶行知研究的集结地。内克曼、克尔斯滕?赖希、丁伟祥、余蓓荷等研究者笔耕数年,成果显著,黄冬以其博士论文弥补了中德两国教育家比较研究的空白。分析海外博士论文的研究走向可以为我国博士论文的撰写提供新视角与新思路:选题角度更具主体的人本回归,研究思维凸显生成性的转向,间架内容与论述方式更加注重深层的文化挖掘。

一、早期的海外陶行知研究博士论文

海外最早研究陶行知的博士论文,是赵冕于194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撰写的《为了民主中国的教育》。论文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做了比较研究,并列有专章引介陶行知的全民教育运动和生活教育理论,他称赞陶为“中国现代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1]文章以对中国民主教育和陶行知的评介为主要目的,代表了美国陶行知研究的初级阶段。如果联系到20世纪40年代的时代背景,便可以体谅作者的意图,“介”的用意要大于“评”的用意。克伯屈在日记中也曾经提到过对这篇博士论文的看法:中国的民主教育“应当着眼于现在和未来”[2]。

20世纪50年代初,美籍华裔学者朱宕潜把陶行知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于1953年向哥伦比亚大学提交了题为《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教育》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共列八章,分四个时期进行探讨,作者以发展的理论和视角透视陶行知,特别提出了陶行知创办的暑期学校是中国教师教育制度史上的开端;平民教育运动是中国成人教育制度发展的真正起点;晓庄学校访问小学的田野考察实践,学校与公众和谐互助的关系都是中国教育的首创;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而言,陶行知的乡村活动与乡村改造更是把中国改造与教育发展的方向从城市重心转向乡村重心的重要因素等突破性论断。[3]朱宕潜的研究很明显将陶行知的个人影响,特别是其教育实践的价值纳入中国教育发展的整个发展轨道历程中,看到了陶的教育改革对课程、教师专业发展和教育政策倾向的价值。

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柏拉图眼中的苏格拉底才是真正的苏格拉底。”[4]对于赵冕和朱宕潜来说,一个是陶行知昔日的学生,一个是经常向陶请教的青年教师,加之两人都曾经踏着陶行知的足迹,践行陶的教育理想,他们对于陶行知的研究有着独特的内部视角,可以更加真切地反映陶行知。相比当前的研究来看,赵文和朱文重在对陶行知思想与实践内容的陈述和介绍,缺乏关键问题的分析,这是海外早期陶研博士论文的一个特点。但是不可否认,早期的博士论文对后来欧美陶行知研究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前中国研究所理事长斋藤秋男,从1951年开始出版发表《新中国教育之父――陶行知》起,几十年来历经中日两国政治风雨变幻和陶行知声名的起起落落,一直坚持不懈地研究陶行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虽说斋藤秋男的研究成果不是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出版,但是他开创了研究陶行知思想缘起的先河,提出“民族土壤”在杜威和陶行知改革思想之间起媒介链接作用的论断。斋藤秋男的研究,具有比较浓厚的理论色彩,确已形成一个“斋藤模式”[5],影响着众多陶行知研究者。

二、新视野下的海外博士论文研究走向

受西方现代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等思潮的影响,海外的教育研究在选题角度、研究论证和结构思维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拟撷取当前美日德三国关于陶行知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博士论文:美国罗林斯学院姚渝生教授的《教育救国:陶行知的教育激进主义》、日本东京大学教育学研究科牧野笃教授的《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展开和特质――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研究》、德国马堡大学黄冬教授的《陶行知(1891―1946)与阿道尔夫?莱希维恩(1898―1944)――两个改革教育家之比较》作为个案,冀求从中寻求新时期海外陶行知研究的发展方向,探索我国博士论文发展的新思路。

(一)还原性视角:选题角度的人本回归

在史学研究中,要求忠于史实,注重对象的还原性研究,尽量避免主观臆断定性。从这三篇博士论文的选题角度上看,研究者脱离了早期多以陶行知思想的有效性为重点的研究模式,转向了主体性研究,注重对陶行知思想和实践的影响因素探讨。在相对一致的切入视角中又体现出不同作者在认识论上的差异。

第一,还原陶行知为主体的个人。作为美国当前陶行知研究的代表人物,姚渝生从选题角度上避开了陶行知思想和实践的专题专史研究,以“人”的全面而真实的角度探讨陶行知所寻求的自我认同和民族重建。姚渝生发现虽然近来陶行知研究越来越细致入微,但是“陶行知理论与实践的原貌比目前的众多解读更加复杂,寻求另一种思路发现真正的陶行知,极富有挑战性也是必须的。”[6]6一直以来,过多的意识形态影响了人们对于真实陶行知的解读。黄冬在论文选题的方面,也多有“人本”的还原考虑。在著作的第一章中,他提到:“中国有关陶行知的专辑、年谱、生平简介、生活故事可谓汗牛充栋”[7]149,而作者的切入点则是要使陶行知的形象更赋予本真化,通过与德国教育家莱西维恩的比较,使德国的读者了解到真正的陶行知。

虽然囿于历史的局限,做到真正的还原绝非易事。然而,当前的研究者对于陶行知思想本源的探索实际上已经在此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种尊重研究对象本体特征及生活化的实践研究,为我们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和视域。

第二,回归陶行知的思想本源。要谈到陶行知教育救国的实施动机,不得不探索影响陶行知思想和实践形成的因素,甚至有必要探寻陶行知思想形成的根本渊源。

于洋:还原性视角、语境中建构与生成性思维

姚渝生的研究论证表明,陶行知思想的根本来源是其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教育实践。陶行知在儒家、墨家思想、基督教思想、杜威哲学、无政府主义、孙中山“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兼容并包、择善而从地吸收并寻求资源启迪。他并不迷信某一种思想,其是否灵验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思想。牧野笃在肯定斋藤秋男对陶行知教育思想来源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的全新观点:其一,陶行知对于杜威的学习和改造实际是其自身理论建构的一部分。其二,陶行知思想的各个阶段变化不是孤立的独自转向,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汲取还是对杜威思想的接受改造,都是其自身民族意识生发的必然过程,运用教育争取民族解放也是其内心民族意识的反映。因此,陶行知不是回归到“民族土壤”中,而是“民族土壤”始终存在于他的思想中。姚渝生与牧野笃在探寻主体思想本源方面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姚渝生认为,陶行知的思想源自他对各种思想的接纳,从中甄别出有利于中国教育改革走向的部分。牧野笃则认为陶的各种选择是他内部民族情结交感而成的必然结果。黄冬从影响两位教育家的政治信仰和世界观的诸多要素中,归纳出三点最具决定性的、共同的影响因素:贫寒出身和少年乡村生活经历,亲眼所见战争的磨难以及的迫害,都使他们能够理解农民的需求,反对强权暴力,追求民主自由。该文以社会史的视角探寻陶行知和莱西维恩的思想本源,有利于读者对人物的整体把握和理解,对读者的理解的关照体现了学术视野下移的研究方向。

(二)语境中建构:研究论证的多元阐释

哈贝马斯认为,世界是由语言交往开展的、作为交往活动的背景的、前反思的生活世界。在还原性视角的基础上构建差异语境的价值体系和认同,会生成研究论证的多元解释。分析当前海外博士论文可以看出,研究者们均注意展示教育人物的隐性心理因素,差异语境中的不同话语扭错使现实感更加突出。这样的多元阐释突破了显性的教育史实的表象,剔除了单一的对于人物定性的价值论调。

姚渝生通过类比论证,驳斥了以往美国学者将陶定位于“杜威式的教育改革家”[8]和“马克思主义者”[9]的说法,在他看来陶行知的改革更加激进。首先,陶行知不是渐进的改良,而是要用“教育救国”的手段革命性地打碎社会秩序,建立一个平等互助的无阶级的社会,他在追求民族重建方面远比杜威的思想要坚决得多。其次,作者认为陶行知和中国传统及新教育都形成了一种张力和矛盾,这种张力和矛盾也促成了他力求彻底改革的激进主义。再次,20世纪30年代以后,虽然中国的社会矛盾和世界格局都发生变化,但他仍然保持独立的、创造性的教育家的自我认同。[10]牧野笃批判过去日本教育学深受历史发展法则的蛊惑,没有充分认识到强烈个性支撑的历史普遍性的特点。他在论文中建构了生活教育思想与陶行知主体融结合的理论框架,认为陶行知始终执着地坚持“作为一个中国人”[11]的自我价值,积极主动地参与历史,也主动地接受历史的制约。陶行知将这个政治课题主体化为“抗战救国”的教育课题,是对开辟人类普遍性的“近代化”的摸索。黄冬认为陶行知是“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民主斗士”和爱国的“改革教育家”,[7]151在政治立场上,陶行知属于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既不依附于也不依附于共产党,而是试图立足于两大政治势力之间。这股“第三势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政权肆虐地压制民主,而日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这与姚渝生的论点是相悖的。

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说强调,通过对传统进行诠释,沟通传统与现代的联系,使传统成为现代的一部分。也正如克罗齐所讲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可以通过主观解读的。当前海外的陶行知研究者们在把握相对确定的史实基础上,从不同的语境下生发,通过主观论证浸润研究对象,研究论证的结构、内容和语言均体现了特定的时代性,呈现出多元化阐释的倾向。

(三)生成性思维:结构上重关系而非实体

本质主义思维蕴藏的是“本质先定、一切既成”的世界观,它试图消融差异,导向权威主义。生成性思维提倡的则是“一切将成”的生活世界观,[12]主张突破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研究思维模式。体现在文章的框架结构上,则表现为不以单一的一种政策、理念为主体作用于客体,客体也并非单一的受动于主体的引导或者反作用于主体。当前海外的教育研究抛弃以往的线性研究,也没有在固有的实体存在和价值地位等附加产物的分析方面驻足。他们运用生成性思维建立关系网的结构模式,在整体的文章架构上注重分析思想与实践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交织,既关照到了横向空间的关系,又将纵向的历史史实贯穿其中。

姚文既注重美国国内的先行研究,又与中国的陶行知研究进行横向比较。作者撷取了三部美国陶研群体的论著,发现前人研究结论变更的现实,并总结出这种变更与具体历史语境的关联性。姚渝生发现,孔斐力的研究体现了“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模式;巴雷?基南关注到了多种力量在晓庄实验过程中对陶行知思想发展的影响,但依旧认为陶行知是“杜威式的教育改革家”;受“反欧中心论”的影响,布朗则认为陶行知观念和行为的源泉是根植于自身,对中西文化的接受持模糊态度。姚渝生还发现以往中国学者的研究存在“阶级标准的简单化”[6]6的倾向,而当前中国的陶行知研究开始步入全新的阶段。综合中美两国的陶行知研究,姚渝生找到了研究突破的有利条件,“陶行知在中国的复兴中出现的大批新材料以及美国学者近期对中国激进主义的新研究都使陶研的新思路成为可能”[13]。牧野笃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日本现实的教育问题相联系:当前的日本学生生存在偏差值教育的竞争体制中,学生的自我价值感却愈发丧失,而陶行知在遭受西方文化冲击后施行的改革方案,有利于当代日本教育问题的解决。因此,他专门分析了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建立同日本教育问题的比照。黄冬的研究主要结合中德两国当时的社会背景,类比陶行知和莱西维恩标新立异的教改举措,揭示了两位教育家在文化、政治生活和教育工作方面的共同之处。莱希维恩创立的“帮手制”、“意图教学法”与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教学做合一”不谋而合。

无论是谈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还是对历史史实的论证与考察,当前海外博士论文在史与论的融合方面相得益彰。行文中并没有刻意的历史渲染痕迹,也没有理论的生涩雕琢硬套。在史实的呈现中有理论模型的建构,在理性解释中又有历史的印证。

三、对我国博士论文的启示

早期的海外博士论文需要兼顾传播的效用,以思想的价值挖掘作为打通推广引介的途径,当前的研究则自主地采用还原视角,在多元论证中体现生成思维。两种切入方式可谓殊途同归,但后者的研究方式更加注重研究主体和读者的双重“人本”旨归,力图还原,同时又不排除对于文本的个性化解读。在我国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吸取国外博士论文选题、结构和研究思维的长处,可以拓宽研究视野,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第一,由实体性思维向生成性思维转变。在学术研究中,实体性解读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对于人物的引介和思想的分析研究,既能够深入体现研究对象的内涵和本质,又可以通过对其价值意义的探讨引发更多的启发性联想,并运用到实践的指导中,产生有效而实用的研究结果。实体性解读有着一定的标准化模式,这种固定的模式固然稳妥,但当研究愈发深入时,研究者可能会出现“以论带史”的倾向,即为服务于理论而反求历史,历史被碎片化,这样的研究过程和结论是为研究者的既定研究目的服务的,会失去研究对象本体的原貌。正如福柯所言:“在目的论的单线框架下,为了强调其本质特征,最终涵义或它们初始的和最终的价值,许多史实被故意简约掉了,”[14]这种偏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追求不变的本质是一种虚妄,生成性思维体现了当前学术研究的多元视角,“对唯一知识观的怀疑,实际上也是对传统的因果决定论的线性思维逻辑的怀疑”[15]。我们的研究不在于提供一幅完美的图景,而是在勾画的过程中寻找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

第二,注重回归主体性研究及影响因素探究的层面。海外研究的重心正逐渐移向对象主体,移向主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土壤,移向主体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近年来国际学术思想的一大研究趋势。在我国的博士论文中多将形成因素的分析作为人物介绍的宏观背景,此确实为完成人物思想的传承完整性考虑,然而真正目的却是服务于功用的价值。研究模式易模式化、单一化,忽视研究对象的“人本”价值。只有确立研究对象的主体性意识,回到人物思想形成过程的本真探讨,才是对人物、对历史真切的把握。否则一旦将研究对象“英雄化”的定性,一切价值与成就就会变成“神像”式的膜拜,并不能真正深入人心,更不利于教育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实现。这也正是当前学术视野下移的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不仅要关注平民教育,也要将对待精英的视野下移到生活的层面,去探寻精英真实的、朴素的本源因素。

第三,诚然,海外博士论文在选题角度、视野范围、理论分析和方法论方面体现出相当的水平,但客观地来讲,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例如,资料不够翔实、史实考证还有所欠缺等。当然,应该考虑到海外的研究者群体在资料搜集方面,是有种种困难和不便利因素的,但他们在理论分析、模型建构、研究方法方面却要比国内研究略胜一筹。研究问题也更为具体深入,研究者不再满足于过去一般性的评介,而是试图从理论的高度加以阐发。而国内的研究者则需要发挥对国内资源的最大利用,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理论分析的视野,做更加深入、多元的研究。正如社会学家卢曼提到的“自我指涉”概念,我们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只要研究和观察自己,也要不断反思自己研究的方法论,同时还要“观察‘他者’如何观察,这种对观察的观察,可以系统看到自己观察的盲点”。[16]

参考文献

[1]Chao, P.Educ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D].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1946.5.

[2]《克伯屈日记》,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图书馆特藏室。

[3]Chu Donchean.Patterns of Education for the Developing Nations:Tao’s Work in China,1917-1946[M]. Kaochang Print. Co., 1966.[4]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92.

[5]周洪宇.陶行知研究在海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12.

[6]Yao Yusheng.National Salcation Through Education:Tao Xingzhi’s Educational Radicalism[D].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99.

[7]Dong Huang.Tao Xingzhi(1891-1946) und Adolf Reichwein(1898-1944):Zwei Reformpdagogen im Vergleich[M]. Hamburg:Verlag Dr.Kovaˇc,1999.

[8]Keenan, B.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81-110.

[9]Brown, H.“American Progressivism in Chinese Education:The Case of Tao Xingzhi”[M]// Ruth Hayloe an&d Marianne Bastid(eds).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dustrialized World: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New York:Sharpe.Inc.,1987:120-138.

[10]Yao Yusheng.A Model for Village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Tao Xingzhi’s Workstudy Union Movement(1932-1937)[C]//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编.为生活而教育――陶行知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杭州师范大学,2011:34.

[11]牧野.中国近代教育の思想的展と特: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の研究[M].日本センタ, Tokyo: Nihon Tosho Senta,1993:68.

[12]李文阁.生成性思维: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0(6):48.

[13]Yao Yusheng.Rediscovering Tao Xingzhi as an educational and Social Revolutionary.[J]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002,27(2).

国外体育论文篇(9)

(一)国外土壤生发的教育理论,难以适应中国本土的现实选择

后现代知识观、建构主义理论以及多元智能理论是我国新课改的主要理论基础,它们曾经在国外教育发展和培养人才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经典理论。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这些教育理论产生的土壤均是在教育水平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同时,国民的知识教育水平和整体素质都比较高。

后现代主义的课程理论在西方的产生是基于对人类理性的抗争,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不满,是缘于对资本主义条件下高度发达的科学理性和过于严密的社会理性的怨恨。而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还不发达,国民的整体素质还不高,传统文化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离开这些现实条件而全盘照搬他国的先进理论,就不能适应我国的本土文化,也就难以成为国民的实然选择。实际上,我们从来都不缺先进的教育理念,我们缺少的是整合先进教育理念的教育思想和理论。就新课改的理念来说,与上个世纪的西方教育思潮相比实际上也先进不了多少,只是因为我们的教育现状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而它们又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这种改革需求。但是,这些理论并不能完全照搬套用,它们必须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然而在实践中这种结合却没有实现,出现了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与中国传统教育文化分庭抗礼的局面。

课程所具有强烈的社会文化历史制约性品质与特点,决定了课程改革必然以社会文化的变革为基础。旧课程能否顺利地退出历史舞台、新课程能否成功地进入主渠道,主要取决于与新课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心理的积淀程度。在新课程改革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与新课程改革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心理积淀不足的现象与问题。如“应试教育”的文化传统、功利主义的价值心理定式与本质主义的课程思维方式等。新课程的理论只有与这些社会文化积淀相互作用而融为一体的时候,才是新课程真正适应中国本土文化之日。可以说,从思想到文化有多远,课改就得走多远。

(二)现有教育思想和理论的生成机制,不完全提供课改实施的支持环境

教育的社会制约性决定了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绝不仅是教育内部的事情,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会的系统工程。建国后多次教育改革没有取得预期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育改革囿于教育内部,忽视了社会文化环境和民众观念的支持。

我国的新课改要顺利推行,达到预期的目标也必须要继续营造良好宽松的环境。同时,克服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以及“霸权教育”的影响,创造利于创新人才辈出的和谐环境以及改革经济领域对人才的工具化要求,真正做到个体精神自由的发展,才能最终保证新课改到达成功的彼岸。

(三)国外个人本位的教育理论主张,难以调和中国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

对个人生命意义的张扬应该是教育价值的本真含义。哲学家康德说过:“人只有受过教育,才能成为人。”从中外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许多教育家都致力于关注人生的价值。然而,由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对人的认识和定位也就不同。总体来说,西方文化多呈现“个人主义”的个体文化,中国文化多表现为“社会主义”的整体文化。换言之,西方文化偏个人本位,中国文化偏社会本位。就教育对个体生命意义和价值关怀而言,中国教育的改革发展不仅要补上现代教育思想与理论一课,还要补上对个体人的认识和定位这一课。

就西方来说,对人生命意义的关注值得研究借鉴。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使人的心灵的和谐达到完善的境地”、教育要遵从儿童的天性“自然”的潜在能力为重点,强调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文艺复兴以后,人文教育以现实的人文学科为主要内容,重视发展人的智慧和才能,追求人性的解放。到了近代,卢梭更进一步论述了教育要适应自然的思想。赫尔巴特、福禄贝尔以及第斯多惠等则从揭示人的心理的角度提升了教育对人的关注。

出于对传统教育以学科为中心的唯理性教育的反思,欧洲出现了新教育思潮,美国出现了“进步教育运动”,它的目的在于鼓励儿童自由和自然的发展,以儿童的兴趣作为教育的根据。对于社会逐渐被科学技术所主宰,教育片面地发展人的技术理性,使人“异化”为“没有思想,没有情感的机器”的现状,教育理论家从关于人的本真意义出发,提出了后现代知识观、建构主义理论以及多元智力理论等学说,以期实现对人性的复归。这三种理论都是建立在对人的正确认识和定位基础上的,因此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先秦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儒家文化以孔子为代表,其人道是“群体性的、社会整体性的、舍异求同的人本”,以培养巩固和维护封建宗法道德、政治道统的“明人伦”的君子、圣人为培养目标。这样,儒家教育在培养目标上并不是培养具有主体性的个体生命,而是将鲜活的生命置于僵死的规范之中,使之失去了“自我”。到了汉代,董仲舒对孔子的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通过对“天”的神学化,确立了“天”的至高地位,从而使得教育丧失了对个体生命发展的意义的培育,成为扼杀个体生命的工具。与儒家社会重视整体的人本主义不同,道家重在自然的人本主义,强调生命的本质不是外在的规定,而在于它的自然本性,教育就是把生命置于自然的背景下,使其自然本性自由发展。就道家这种强调天人合一、人道合一、复归自然、追求个人精神的绝对自由、凸显生命自由发展的本性的教育来说,它是超越儒家的。但是由于它完全否定现实社会生活对人的制约作用,显得过于理想化而失去了现实基础;同时,由于道家在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并不占有主导地位,因此它的影响也多被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

20世纪后半叶,教育从培养人的外在属性转向人本身。70年代强调“双基”,因为“知识就是力量”;80年代强调“能力”,因为面对科技革命的挑战,“能力比知识更重要”;90年代强调“情意”,因为技术时代的唯理性教育,“失却了教育的另一半”。

(四)课改实施条件不足,教学研究跟进不够

1.课程运作体制的改变,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和困境课程运作是指课程决策、课程设计、课程实施与课程评价各环节有机转化、动态展开的过程。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大一统”状况,决定了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必须由中央集权体制决定,课程的运作模式也受制于国家的行政命令,这是典型的计划控制型。在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新课程改革推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三级管理体制。这表明国家已经将课程运作的权力逐步下放,地方和学校的权力逐渐增强,市场运作机制正在形成,这是较为典型的计划指导型。这样,从课程研究、课程决策、课程开发、课程实施到课程评价都会出现一些新问题,需要重新研究,把握其中的规律,以系统论的观点来建立一套科学的规范和体制。就当前课程运作出现的教材问题来看,虽然教材审定制度很严格,但由于教材涉及的巨大经济利益,再加上教材的编写时间较匆忙,教材编写者只注重编写的效益,时机的把握,而忽视了教材的试用环节;注重教材的编写和推广,而对教材使用后的反馈和调节、教师的培训、相应的教参教辅和习题训练编写等一系列后续工作力度不够等就成为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新问题。这样,仅仅依靠原来课程运作系统内部的调整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课程改革要求,需要加强外部监控系统和支持系统的开发建设,监控系统要对课程运作的各个环节以及各个环节之间的影响进行研究、调节和控制。

2.传统教学理论的根深蒂固,成为课程实施的阻障

(1)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阻滞新课改对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

从唯物论的观点看,思维方式作为一种比较稳定的意识性机制,是由社会存在即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它不仅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民族文化的内核或最深层次的部分,是决定民族文化如何发育的一项重要的控制因素。这种思维方式一经在主体的思维结构中固定下来,就成了支配人们实践活动的意识性机制,它以先行的模式组织主体的思维活动,规定着思维对象的选择、思维主题的确定和思维结果的价值判断。由于东西方社会物质生产条件的不同,导致了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差别十分明显。东方人的思维习惯是在“异”中求“同”,而西方人是在“同”中求“异”。19世纪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就曾明确指出:“东方人见到了统一忽视了区别,西方人见到了区别遗忘了统一。”具体来说,东西方人思维差异主要表现为:注重整体统一与注重个体独立;偏重直觉感性与偏重科学理性;崇尚中庸调和与崇尚矛盾斗争;推崇内在超越与推崇外在超越。这些差别均不利于新课改对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

(2)传统教学理论的惯性张力,冲撞着新课改的实施进程

近代中国教育学是从引进西方理论开始的,这些理论中长时期对中国教育发挥巨大影响作用的当推赫尔巴特和凯洛夫的教育学。赫尔巴特教育学是经日本引进的德国教育理论,凯洛夫教育学是中国在政治上“一边倒”学习苏联的产物,它们对当时中国的教育理论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都呈现出不足与缺陷,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们在继承它们优点的同时也接纳了它们的缺点,并且这些缺点往往积淀为惯性张力,并阻碍着新课改的实施。

就赫尔巴特的教学理论来说,它强调的是学科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的传统“三中心”,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教学过程的四个阶段:明了、联想、系统、方法,后经其学生的发展改变为“五段教学法”,对世界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世纪后半叶教师素质较为低下的情况下,对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与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这种程序化、机械化、标准化如同流水线一样的教育方式,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差异、兴趣与爱好,使教学过程成了机械刻板的程式,使学生丧失了成长的活力,从而扭曲了教育的本真含义。凯洛夫教育学并没有摆脱赫尔巴特教育学理论的影响,其基本特征是缺乏“以人为本”的精神,“目中无人”。用苏联教育学界自己的说法,叫做“教育学中无儿童”。这些缺点我们早就从理论上得到了明确,但是由于教育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两层皮”现象,使得传统教育的惯性作用依然存在,它严重地冲击着当前新课改的实施。

(3)新课改理念的理解偏差,导致课堂教学行为的异化

课堂是教师从事教学、完成教学目标、实现教育价值的场所。课改专家认为,课堂教学有呈示、对话和指导三种主要的教学行为,而教学对话可以说是师生共同活动的过程,它有利于调动学生的课堂参与,并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达到共同解决问题的目标。但是,由于对新课改所倡导的理念理解不到位,使得教师产生了认识上的模糊和困惑、矛盾与冲突,继而引起了教学实践行为的偏差,使课堂教学出现异化现象,即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由于没有深入领会新课程改革的精神实质,缺乏系统的理论和经验的指导,为课改而课改所导致的课堂教学失效或不明显的一种教学行为。

这种异化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形式化。即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只追求形式到位,很少能体现和实现新课程中所蕴含的精神实质。具体表现为课堂教学热闹非凡,学生举手发言活跃,分组讨论热烈等,而实际上是用“放羊式”教学取代“填鸭式”教学,形式上符合新课改理念的要求,但背后却是学生迷失了知识和技能目标,丧失了教育应有的内涵和价值。第二,极端化。通过对部级课程改革试验区的观察,有论者认为新课改课堂教学主要存在七大问题,分别是:把“对话”变成“问答”,为夸奖而夸奖,把“自主”变成“自流”,有活动没有体验,合作有形式而无实质,因“泛化”与“神化”而导致的探究的肤浅化与庸俗化以及贴标签式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第三,表演化。主要表现为不是为了学生的发展、民族的复兴而实施新课改,而是为了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而走过场,大搞形式主义。公开示范课不是为了虚心听取专家同行的批评和建议,而多成为应付上级检查、同行参观的表演课,成了展示教师魅力的教学秀,为表演而教学,用表演代替教学。

二、教育思想和理论创新的途径

(一)建构教育思想和理论的创新机制

世界的全球化对“应试教育”培养的人才规格和类型提出了挑战,要求我国必须创新教育思想和理论,培养出时代需要的新型人才。我国当前的新课改是针对传统教育的弊端,立足于每个学生的发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创新型人才而进行的全方位改革。本次改革有系统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但这些思想和理论均是移植借鉴国外教育成果,而不是中国本土化的产物。国外的理论能够在其产生的土壤中生存和发展,培养出理想的人才,对于我国来说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是,作为我国教育改革的全部思想和理论,它并不是高屋建瓴的,不能完全引领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思想和理论的创新都有其产生的内在机制,特别是决定教育改革,引领国家发展的系统思想和理论。具体来说,教育思想和理论的创新机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必须生发在本民族的土壤中。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没有民族的根作保障,也就产生不出引领世界思想之魂。因此,当前的中国急需能够生发教育改革理论的民族土壤。第二,必须有思想和理论的土壤。这些土壤不仅局限在教育内部,而且还根植于民族的思想和理论之中,如民族的传统习惯、思维方式以及哲学思想等。第三,必须有大师级的思想家。先有思想家的存在后有思想理论出现的规律,要求我们必须有大师级的思想家出现,才能提出引领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系统理论。思想家的产生要求必须有合理的政治体制、宽松的思想土壤和学术环境以及思想家具有担负国家和民族发展重任的个人使命。这些条件的欠缺就决定了不可能产生大师级的思想家和大师级的教育家,也就不可能有成熟的课改理论。

(二)继承与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教育思想

国外体育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9)04-0054-03

Abstract:By the research method of literature, the paper has analyze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sport globaliz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gotten a conclusion that the research focuses were the concept, the relationship of sport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 industry, and meanwhile it has pointed out that there exist the following four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of sport globalization in our country. One is that questions for study or discussion originated single. Another is that it hasn’t formed relatively identical concep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The third is that the research range was narrow. At last is that the classify degree of research sport industry was not enough.

Key words: sport globalization; research status; research prospects

全球化的概念最初产生于经济领域。在科技革命和信息经济的推动下,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的全球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从商品交换发展到资本流通,从跨国公司的对外扩张发展到政府间的目标经济合作,这一切都表明,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无法阻挡的时代潮流,其触角也正逐步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作为当今社会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由于其特有的社会功能,也形成了全球化的趋势体育全球化,成为全球组织、全球活动、全球营销、全球传播的文化现象,其发展进程也引起广大专家、学者的关注。了解国内外有关体育全球化的研究现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最新研究成果,加深我们对体育全球化问题的认识,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1 体育全球化的研究意义

1.1 体育全球化的研究影响体育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体育公共政策是政府制定的体育发展的行动准则,它规定和指导着体育的发展方向[1]。长期以来,由于体育全球化及国内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影响,我们的体育价值取向渐渐偏离了体育的教育和文化本质。在当今的中国体育中,不论是管理体制方面还是运行机制方面,不论是后备人才培养方面还是运动员退役制度方面,不论是经费来源方面还是资源配置方面,都存在很多的隐患:群众体育的流于形式、后备人才的青黄不接、运动员保障的不完善、经费来源单一而造成的国家财政负担过重、具有绝对强势地位的行政部门把持着绝对的体育资源等等,这些都是前期体育公共政策制定并实施的结果。进入21世纪后,中国体育应如何进行政策选择,发展体育是为了国家荣誉,还是为了增强人民体质?是为了娱乐,还是为了教育?是为了取得商业价值,还是为了实现人的价值?在面临这些选择的时候,我们就要面对体育全球化的局面,以全球化的视角去探讨可行的发展道路,从而制定出顺应社会发展形势的体育公共政策。

1.2 体育全球化的研究为体育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体育实践需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指导,而体育人文社会学则需要在体育实践中不断创新和丰富。不断扩大的体育全球化加剧了全球不同国家、社会群体间互相影响、互相依赖的程度,由此,引起社区性、国家性体育的界限正在不断的消退和模糊,取而代之的是国际性的体育组织、体育事业的不断扩张,这些都对传统的各国体育实践和体育价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各国的体育发展道路都处在体育全球化的大环境指引下。因此,体育全球化的研究已被各国体育社会学家所关注,对各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2 国外体育全球化的研究现状

2.1 对体育全球化概念的认识

什么是体育全球化?体育全球化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这是进行体育全球化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但遗憾的是,至今为止,人们还没有达成统一的看法和认识,各领域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对它的理解。

全球化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经济领域,对体育全球化的定义最开始也是来源于经济领域,有学者认为体育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在体育上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经济学家罗伯特举了一个体育用品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联系和依赖:在瑞典设计的冰球器材,是在加拿大融资,克利夫兰和丹麦组装的,所需要的合金是在日本炼制的,而最后却是在北美和欧洲销售。

有的学者对体育的这种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关系却不认同,认为体育全球化实质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侵略和经济剥削。凯德(Kidd)就使用了“美国化”这一概念描述了美国特有的商业体育活动向加拿大社会的“入侵”。韩国学者林繁藏(Lim, Burn-Jang)也认为这一定义忽视了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布不均,并举了NBA (美国职业篮球联盟)和KBL(韩国职业篮球联盟)招募外籍球员的例子。前者获得了更大的利润,后者却导致巨大的失败。

2.2 体育全球化对本国体育的影响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系的马卡先生(Mckay)在 “Globalization and Australian Sport”一文中认为全球化与各国体育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并且讨论了澳大利亚体育在全球化影响下结构上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高水平运动员的严重流失,政府的投入更倾向于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随着体育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到体育运动的行列,期间,一些穆斯林国家的妇女也出现在国际赛场上,但相对来说,其发展速度和发展状况也不很令人乐观。在2006年举办的主题为“Globalization & spor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的国际研讨会,珀非斯特(Gertrud Pfister)教授作了题为“Physical activities as chances and challenges――Muslim women and sport”的报告,论述了在体育全球化的大环境下,穆斯林妇女体育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指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穆斯林文化的价值观对西方文化产生的强烈抵制,是影响穆斯林妇女参与体育的主要因素。

2.3 体育全球化与体育产业的关系

体育全球化与体育产业的关系一直是很多国家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体育全球化将对本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体育产业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大多数学者都持以下观点:本国体育企业遭受巨大的竞争压力;建立体育产业新规则,结束无序状态;产业结构将得到进一步优化和调整。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学者认为,本国的体育用品制造业大多数已经倒闭;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来推动体育商业化的发展;体育已经被当成一种经济类别和产业。此外,新西兰的学者斯蒂文•杰克逊则认为体育全球化是展示本国文化、政治、经济和价值观的机会,并列举了阿迪达斯和耐克两家公司在新西兰的遭遇,指出国外体育企业进程海外市场的阻力并不小于国内体育企业面对全球化的压力。

2.4 体育全球化的特征

全球化的标志是什么?具有那些特征?最开始的论述也来源于经济领域,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标志主要有“三化”,即“信息化”、“市场化”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跨国化”[2]。还有学者持五维社会变迁观点,即全球化导致“民族流动、技术流动、金钱流动、媒体流动和意识形态流动”,随后欧美学者以此为基点,认为现如今体育方面存在的变化也包含这些方面,显著的具有这些特征。

3 国内体育全球化的研究现状

以“体育全球化”和“运动全球化”为关键词,在中国期刊网上查询了有关的科研论文,共有53篇,其中包括2篇硕士论文,5篇会议论文。从数量上来说,总量偏少;从类别上来说,主要分为以下4个方面:

3.1 体育全球化的综述

3.1.1 体育全球化的概念

研究体育全球化的问题,首先应当弄清楚体育全球化的含义。对这个概念国内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大多数的理解来源于经济领域的移植,大体上分为以下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体育全球化是一个整合的过程,它在整合奥林匹克主流体育文化的同时,也在整合其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12]。有学者进一步解释说“体育全球化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之间通过体育交流、相互借鉴、相互渗透以及相互补充,最终不断突破本民族体育文化的地域及内容限制而走向世界,实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体育文化融合过程”[7]。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体育全球化实质上是体育西方化或美国化,其它国家和民族要想在奥运舞台上展示自己,只能是以抛弃其长期以来沉淀而成的传统文化为代价,在运动会上享受西方创造的文明[7]。

3.1.2 体育全球化的进程及特征

我国的学者认为,体育全球化的进程分为起始、快速发展和全面深化3个阶段,各个阶段具有明显的特征,在起始阶段以体育的物质文化(体育项目)的传播为主要特征;在快速发展阶段以体育制度文化传播为主要特征;在全面深化阶段以体育观念文化传播为主要特征[5]。邓星华在“论体育全球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也对体育全球化的特征进行了论述,即过程性、层次性、互动性、多样性[6]。

3.1.3 体育全球化的动力因素

体育全球化是在什么环境下形成的?其驱动力是什么?有关学者也对此进行了论述。刘成海在他的硕士论文“体育运动全球化对现代人存在方式的影响”中提出科学技术的发展、政治因素的推动和传播媒介的飞速发展是体育运动全球化形成的主要因素[3];另外,还有学者认为三股力量(推力、拉力和活力)是构成体育全球化的动力,即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国家政治和体育文化流动、国际体育组织的外部压力与奥林匹克创始人的理想[4]。

3.1.4 体育全球化的“西方化”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较多。例王岗在《体育的文化真实》一书中提到“体育国际组织几乎被少数西方国家所垄断,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国际体育比赛也呈现出典型的西方化特征,西方社会掌握着当代体育活动的话语权”、“体育全球化实质上是西方体育文化的输出,以西方体育为中心。西方体育的全球化不仅仅是运动项目的全球化,也是西方体育理念和动作模式的全球化”[7]。也有学者对种倾向的危害进行了论述,认为它“导致了西方体育在国际体育中的霸权地位,其霸权地位的确立阻滞了其他国家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8]。

3.2 体育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此方面的研究是我国学者关注的焦点,占论文总数的很大一部分。大部分学者都持“民族传统体育在积极融入体育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应保持民族体育的特性,维护民族体育的自[11]”的观点。正如王岗学者所说“应充分认识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实出发正确定位民族传统体育的内涵、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两重性应建立正确的认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应坚持变与不变统一原则、坚持民族传统体育发过程中的多元一体化”[10]。李荣芝学者更是在分析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在全球化背景下所面临的处境与尴尬的基础上,列举了几个国内外民族体育传统项目在传承方面的成功范例,最后再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途径提出了一些建议(学校教育、竞技化、社会教育、生活教育[9]。

3.3 体育文化全球化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关系研究

应充分认识体育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二者本质上是一种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以冲突为主、冲突和融合并存、融合中有冲突和进一步融合”4个过程[13]。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的今天,中国本土体育文化产生了文化本体的变迁,面临着整合创新,既要进一步完善中国体育的本土化,又要逐步实现体育的国际化,正确处理好体育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辩证统一,探讨中国体育国际化的思路和方法,发展新时期中国体育文化[14]。

3.4 体育全球化背景下体育产业的发展研究

这方面研究不仅是体育学者关注的重点,随着体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增加,也引起了很多经济学者的研究兴趣。体育全球化的发展给我国体育产业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其面临着很大的竞争压力,我们应如何维持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呢?胡斌学者在“论中国体育产业在全球化经济中的出路”一文中指出“体育企业应发挥自己的优势,更新观念,创新思路,强化企业的自主创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产业之路”[15],还有的学者提出“在面对体育产业全球的浪潮中,只有加快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提高效率、扩大规模,才能把握全球化及加入世贸组织为我们带来的机遇,使中国体育市场体育产业加速发展”[1]。

4 结 论

4.1 体育全球化现象已越来越引起广大体育与经济专家、学者的关注,这一点从逐年上升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但纵观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课题来源单一,绝大多数是自选项目的状况,这种状况不利于重要研究成果的产生。应积极获取课题项目,形成重要的、权威的理论研究成果。

4.2 对体育全球化的概念还没有达成统一的看法和认识,还没有构建出完善的理论研究体系,不利于我们进行深层次的研究。我们应对体育全球化概念的认识持辩证的观点,即要承认体育全球化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体育的主流,又要积极扶持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向全世界充分表达和展示民族传统体育的魅力。

4.3 研究范围较窄。在体育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多数是研究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问题以及体育产业的发展问题,对群众体育领域以及体育公共政策制定影响的涉及几乎没有。

4.4 体育产业方面研究的细分度不够。在体育全球化与体育产业研究方面,大部分都是笼统的提“体育产业”,并没有区分哪类别的体育产业,所提出的对策与措施针对性不够,难以运用于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1] 张守顺. 体育全球化不对等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影响及后奥运时代体育改革的路径选择[D]. 四川大学, 2007.

[2] 关立新. 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向及中国对策研究[D]. 吉林大学, 2004.

[3] 刘成海. 体育运动全球化对现代人存在方式的影响[D]. 四川大学, 2004.

[4] 舒盛芳. 体育全球化的动力[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07,(1).

[5] 舒盛芳.体育全球化进程及其特征[J]. 体育学刊, 2007,(1).

[6] 邓星华. 论体育全球化的几个问题[J]. 体育学刊, 2007,(8).

[7] 王岗. 体育的文化真实[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7,(1).

[8] 邓星华,黄彦军. 体育全球化西方化倾向[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03,(4).

[9] 李荣芝,虞重干. 体育全球化与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07,(4).

[10]王岗. 体育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问题的思考[J]. 体育文化导刊, 2004,(1).

[11]徐晓良. 体育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对策思考[J].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07,(7).

[12]宋亨国,周爱光. 论体育全球化与新世纪中国传统体育的文化身份[J]. 体育文化导刊, 2006,(2).

上一篇: 幼师教育学论文 下一篇: 培训课学习总结
相关精选
相关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