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社会治理篇（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大数据时代要创新社会治理，必须把握大数据对社会治理带来的冲击及其新的变革需求。

最早预言大数据时代的是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他1980年在《第三次浪潮》中写到：“如果说IBM的主机拉开了信息化革命的大幕，那么大数据则是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 2006年3月英国启动“数据权”运动；2012年3月，奥巴马宣布美国政府投资2亿美元启动“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2012年5月29日联合国推出“数据脉动”计划。为此，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和思维的改变》中判断：史无前例的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甚至大胆断言：数据洪流将会带来理论的终结，他认为：“面对大规模数据，科学家‘假设、模型、检验’的方法变得过时了”。且不说大数据将终结理论这一观点对错与否，大数据时代的确将促使社会治理研究产生以下四大新变革：

1. 社会治理研究思路的变革。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深入，“大数据”给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更是前所未有：不仅数字化的书籍、报纸、图片、视频等海量数据需整合、提炼和分析，而且网络泄密、对隐私的侵犯等行为日益增多，影响着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安全、和谐与稳定。以往基于社会局部“现实”的抽象分析方法，以及基于少部分人的需求来逻辑推演、预判大多数人的现实与未来需求的社会治理、社会建设思路，是无法破解“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面临的种种问题的。因此，必须变革以往社会治理的思路，将对局部“现实”、少部分人的需求研究，转向覆盖更广泛、涉及更多人的大数据分析，从大数据中预测社会需求，预判社会问题、社会安全，从大数据中探索社会治理的多元、多层、多角度特征，在满足不同时期、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人民群众需求的过程中，创新社会治理、提升社会建设水平。

与全球化相关联的大数据时代，对社会发展研究的思路、对象、方法提出的挑战，只有以全球化为背景、以问题为导向，进行跨学科合作，运用交叉学科和过程方法，才能破解社会发展中的难题。

2. 社会治理研究对象的变革。

以往的社会治理研究对象主要有两个：一是把社会治理的研究等同于社会研究。结果是在社会的研究中，过多地运用西方社会的理论来分析研究中国社会，或是用某一“社会”解剖的知识来推导、演绎为另一“社会”的治理、建设与发展，以植根于某一特定民族、历史的具体境遇的社会文化来说明与解释另一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很难提出能够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满意的方案，以至于我们在对待西方文化时常常出现“西方化”与“本土化”的论争。二是把对社会治理的研究等同于对社会管理的研究。结果一方面束缚了社会治理的手脚，另一方面夸大了社会管理的作用。因为社会建设、社会改革、社会治理都是大概念、大事情，而社会管理作为政府职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子项。

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既要研究“社会”，又要研究“治理”，更要研究“大数据”。一是要研究人们互动、交流、交往过程中不同人群在QQ、微博、微信以及互联网网络平台上发送的各种图片、图像、视频等非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背后人的情感、兴趣、价值观等现实社会各方面形成的大数据情况；二是要研究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导，在提供社会服务、社会保障，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各种结构化、非结构化的数据，并将结构化的数据做纵横比较，从中发现政府社会治理的客观水平及其未来走势，以更有针对性地推进社会治理，以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进社会现代化。

3. 社会治理研究方法的变革。

社会治理，强调的是对“社会”的“治理”。以往的研究方法，一是着重于对“社会”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定量研究也常常采取问卷调查、座谈、访谈的抽样调查方法采集数据。然而，再好、再合理的抽样方法，反映的总是对局部和部分人群、阶层的研究结果，随机偶然性较大，缺乏准确性；二是着重于对社会治理的比较研究，即比较社会的“治理”条件、特点、环境，或是对听取汇报、座谈调研、问卷调研的情况作分析概括，提出社会建设的要求、治理的体制机制、治理的路径方法以及治理的绩效。近五年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社会建设方面的大量投入，在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建设，已积累了海量的数据，但这些数据都是孤立的、离散的，是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因此，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需要我们对各类、各层次的数据进行发掘、整合，从中发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社会治理、社会建设方面的客观水平，发现共同的建设规律以及不同的特点，通过实施差异化社会治理战略，更全面有效地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建设。

4. 社会治理能力的变革。

面对数据快速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每一部门、每一单位，面对数据的大量化、多样化、快速化，面对全球数据每两年翻一番的趋势，大数据分析能力如何，就成为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因素。目前我国就社会治理的大数据而言，一是缺乏对社会治理大数据进行分析的能力，而这种分析能力又与相关人才的培养和支撑密切相关；二是缺乏根据大数据而形成的社会治理需求从而转化为有效社会治理、社会服务的能力；三是缺乏通过对社会治理大数据的分析，预测和判断未来中国以及各地区社会治理特征和趋势的能力。以往更多的是感性的判断预测，或是理论的逻辑推演预测。要适应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需求，就必须在上述三种能力上加强建设，积累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资本。

二、双重世界：社会治理大数据的特质、研究路径

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我们认为社会治理的本质是：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主导下，动员社会广泛参与。从根本上说，就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并落实到社会建设的实践中。显然，社会治理涉及政府、社会、市场各个组织、各个方面。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大数据分析研究，不仅要重视上述实体社会方方面面的分析，而且更要注重网络社会大数据的分析研究。因为对网络社会治理的难度更高、情况更复杂。但是，不管是网络社会还是现实社会的治理，需要弄清的是社会治理大数据所共有的本质特征及其研究路径。

1. 社会治理大数据的“双重”特质。

如果说10年前我们对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区分是“现实”与“虚拟”，那么，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虚拟世界”里的数据量极其快速地增长。2011年全球被创建和复制的数据总量为1.8ZB（10的21次方），其中75%来自个人（主要是图片、视频和音乐），远远超过人类有史以来所有印刷材料的数据总量（200PB）。过去几年全世界产生的数据量甚至超过了历史上2万年来产生的数据量的总和。预计到2020年，全球数据量将达到令人恐怖的35ZB，被称为“大数据摩尔定律”。面对大数据（尤其是图像、视频等非结构化数据）对“虚拟世界”的渗透、影响，虚拟世界的匿名性、非对称性、非真实性，正在被具有对称性、真实性（真实的画面、真实的情感等）、即时性特征的“镜像世界”所取代。

早在1991年，耶鲁大学计算机系教授戴维―杰勒恩特就指出，互联网的终极世界是“镜像世界”。“镜像世界”如同人在镜子中的映像那样，镜像世界和现实世界本身存在着真实的关联和表达。正因为镜像世界的产生，所以现实生活中人的喜怒哀乐，现实人在社会中的各种活动，都借助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技术，迅速“镜像化”。可以说，人类的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开始“镜像化”的阶段。

“镜像世界”的产生，本质上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生存方式的一种转变和扩展，即人类的社会生存方式从单一的物质实体生存向物质实体生存及其镜像化生存融合的社会综合生存方式转变。“镜像化生存”是指以计算机、网络等硬件为基础的，以数字化数据及其运算来表征显示物质世界中各种真实关系的社会生存、社会交往方式。比如，消费者通过网络，通过鼠标、键盘就可以完成传统的购物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就可以看作是购物过程的镜像。其中的深层逻辑关系没有改变，但实现方式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当今世界，网络社区、网络店铺、网络课堂等都可以看作是物质实体世界的社区、店铺、学校的镜像存在。而人类在计算机网络里完成的本应在现实世界里完成的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实践，也可以称之为社会的“镜像实践”。显然，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具有以“双重世界”为基础和研究对象的特质。

2.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研究路径。

镜像世界虽然是现实世界的“镜像”，但“镜像世界”又有相对独立性，即“镜像世界”以结构化、非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的大量化、多样化、快速化积累和扩张，并冠名为“大数据”而区别于现实世界。因此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研究，必须以“现实世界”为基础，更应突出关注“镜像世界”。

社会治理研究对象和路径的“双重性”，也要求我们辩证地认识与处理“双重性”的关系。人类所处的真实世界是一个非线性的存在实体，能够用结构化数据进行拟像的，仅仅是真实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或者特例。伴随着网络世界与人类生存的进一步对接，在新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非线性关系开始以非结构化数据的形式在网络空间里映射，这个过程就是网络空间拟像真实世界的过程。在当今世界，真实世界里的一切都在迅速被数据化，“谷歌”（Google）每年扫描100万本书和杂志，“谷歌地球”（Google Earth）在注释整个地球表面的地理信息，“脸谱”（Facebook）在注释我们的真实世界里的社会关系，手机、移动设备和可穿戴的传感器在不知不觉中记录人的声音、兴趣、表情、行动、心跳、睡眠时间，这叫“生命记录”（Lifelogging）。

一个现实世界的镜像版本如果想区别于网络社会早期的“虚拟世界”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必须具有和现实世界适时、同步的特征，即数据、信息及其在镜像世界中的相互关系要具备与现实世界对等的时效性。只有这样，这个镜像世界才有可能与真实世界建立起相关性并赋予自身无穷的价值属性，否则，所有的拟像都不再是镜像而仅仅只能成为没有生命力的幻影。

在这个意义上说，对镜像世界社会治理的研究，更应破解现实的真实世界社会治理面临的各种问题、各种困惑，更应多样化、快速化地反映现实世界社会治理的需求、社会治理的过程、社会治理的水平、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使镜像世界的社会治理更具真实意义、真实价值。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2）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4-0087-02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如何把握这一机遇，利用机遇来规避其带来的新的挑战是国家政府社会治理部门，目前最为关注的问题。

一、大数据时代

（一）内涵

大数据，从字面意思上来说就是信息的数量较大，种类较多，数据庞大且不具备结构化的信息，进而使得难以利用传统的方法和工具来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理和分析。需要进一步转换传统的工作、生活以及思维方式等，是重大的时代转型。而大数据时代则是在大数据广泛应用，信息数量的剧增和计算机处理能力的不断提升的时代，利用大数据来解决社会各界的各种问题，促使社会变革的时代。

（二）特点

1.互联网行为是大数据时代的具体体现。虽然互联网数据并不能完全代表数据信息，但是随着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和信息的不断发展与广泛应用，互联网已然成为大数据的基本表现形式。

2.数据量极大。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企业在运行过程中，产生和累积的用户信息数据量规模庞大，并且随着移动互联网不断扩大发展，数据的增长成倍发展。

3.信息传递速度快。互联网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当前信息的传递进一步加快，并且时效性也进一步提升，大数据时代下，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收集、整理大量的数据信息。信息的传递速度快且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是大数据时代最显著的特点。

（三）意义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和各个行业，并为不同的行业、领域提供充足的数据依据，使之得以快速、扩大化发展。大数据本身蕴含的信息、技术和价值等，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利用各类机会得以在大数据时代快速发展。通过对数据信息的收集、整理、存储和处理、分析、共享等，来辅助人们重新定义、审视这一时代下的世界和社会，并重新判定世界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进而来重新对应解决的策略与措施，进一步推动世界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与治理。

二、大数据时代下社会治理新机遇

（一）促进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型

我国的社会治理存在分散和混乱的问题，主要表现是各级政府在执行社会治理职责时，各自为政，缺乏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并且各个部门间的职能价差、重叠现象严重，信息传输渠道不流畅，缺乏共享机制等。这些问题进一步增加了我国的社会治理成本，且治理效率较低。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社会治理大数据为政府部门提供了充足的公共信息资源，进一步实现了社会治理信息的共享，社会治理大数据的适应效率、效益以及效能等都得到了有效的提升，进一步推动了各级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协调、合作，推动了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向网格化的转型。

（二）促进社会治理方法的转型

一直以来，我国的社会治理思维都是从少数人的社会治理需求和地区性的社会治理经验来推判多数人和整个国家的社会治理需求与社会治理策略、措施。进而忽视了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间的需求差异，同时也限制了我国社会治理方法的创新发展。在大数据时代下，大数据的价值将进一步促进社会治理决策的科学化发展和社会治理过程的细化发展。这就需要各级政府转变原有的社会治理方法，强化对大数据意识的培养并推动实现社会治理数据的共享，进而来确保社会治理决策依据的正确性与及时性，推动社会治理方法的转变。

（三）促进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

我国的社会治理目标是维持社会的稳定，采用的是静态的社会治理模式。但是随着我国不断地深化改革，各个阶层间的流动性不断增强，原有的静态社会治理模式难以适应于当前的市场经济视域下的社会发展需求。大数据时代下，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及时、全面的动态信息数据，有利于各级政府在履行社会治理职责时能及时、正确地掌握社会的变动情况以及变动的趋势，并根据这一变动来及时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社会治理模式向动态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

（四）促进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型

社会转型期，政府部门要转变我国原有的利益矛盾解决机制，重新制定上下互动和主体多元化的利益矛盾化解机制。在大数据背景下，探寻社会治理大数据中的价值数据信息，并将其组合形成一套完善的数据分析体系，以此来为社会治理的决策提供有效的依据。同时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治理数据信息的微观分析，根据社会治理大数据来制定相应的治理部门和治理岗位，进一步推动实现我国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科学决策发展。

三、大数据时代下社会治理新挑战

（一）大数据社会治理意识的缺失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3）

各位同志：

为适应新时代基层治理面临的新问题,进一步发掘“枫桥经验”在。。镇社会治理工作中的实战价值,构建城乡社会环境综合治理新格局,今天综治办召集各位村主干和网格员、综治协管员一起学习“枫桥经验”。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上世纪60年代初，浙江诸暨枫桥的干部群众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1963年，“枫桥经验”经毛泽东同志批示后在全国推广，55年来历久弥新、经久不衰，成为我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光辉旗帜。

同志高度重视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2003年在浙江工作时，明确提出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特别是对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这些年来，镇各项治理工作，也遵循着相同的准则，全镇上下在基层治理中，努力发挥好“枫桥经验”的作用。总体而言报告五个“坚持”。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确保基层社会治理的正确方向。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些年来，我们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始终把党的领导与“枫桥经验”基本精神紧密结合起来，贯穿于基层改革发展稳定各领域全过程，把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主心骨”，大力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有效整合基层力量资源，积极创新“党建+”模式，探索基层党建新做法。坚持把党建作为引领发展、推进基层治理的“牛鼻子”，深入实施 “党建+乡村振兴” “党建+阵地建设”，使党的旗帜在每一个阵地高高飘扬，确保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基层工作中。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根本保证，必须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有机衔接，把党组织的服务管理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每个末梢，实现党领导下的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4）

本卷的特点、重点和亮点

《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主要是阐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抓住了理论创新的根本点；《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在《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的基础上，构建出了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框架；而《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则是在《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概括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并勾勒出各个专题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因而是一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纲领性文献。这是《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根本特点。

从总体来讲，《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重点和亮点主要是：更加聚焦并深化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出了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重大命题；更加聚焦并深化对历史方位的认识，提出了“胸怀两个大局”的重大论断；更加聚焦并深化对民族复兴和以人民为中心的认识，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的重大任务；更加聚焦并深化对新发展理念的认识，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指导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聚焦并深化对“两大布局”的认识，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铸就中华文化、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等，作出了战略谋划；更加聚焦并深化了对“三大攻坚战”的认识，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决战脱贫攻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一步作出了重要部署；更加聚焦并深化对实现民族复兴所需要的良好国内外环境的认识，强调既要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要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也要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新局面，强调为世界谋大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聚焦并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认识，提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要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更加聚焦并深化对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认识，提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重大论断，强调要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更加聚焦并深化对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着力于集中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积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本卷的核心要义、思想精髓及其内在逻辑

从上述特点、重点和亮点中，可进一步提炼概括出《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核心要义、思想精髓及其内在逻辑。这就是：以“胸怀两个大局”为时代背景，立足“民族复兴、以人民为中心”两大基石，在统筹推进“总体布局”和统揽“四个伟大”实践中，充分发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作用，以营造有助于实现民族复兴的良好国内外环境，集中打好“三大攻坚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其中最重要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更加聚焦并深化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识，提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要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这实际上是关于“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问题，是关于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问题，是关于我们党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其实质就是要充分发挥“国家治理”的作用，积极营造有助于实现民族复兴的良好国内外环境。在这一问题上，《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基本思想观点主要是：关于党领导人民创造“两大奇迹”；关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关于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关于加强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关于把新时代改革开放向前推进需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集中行动，并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组织保障；关于以我国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应对新时代、大变局与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等。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党的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逻辑一脉相承、理论逻辑相互支撑、实践逻辑环环相扣，目标指向一以贯之，重大部署接续递进。党的四中全会不仅系统集成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而且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勾勒出更加清晰的顶层设计。要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增强以改革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自觉性。”“抓紧就党中央明确的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进行研究和部署。”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表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关键。

如何从哲学层面把握治国理政

理解和把握上述思想观点，尤其是理解和把握治国理政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从“道”“术”“行”三个角度和层面入手。这里，我们主要结合《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着重从“道”即哲学层面入手来理解和把握。这就是说，我们需要运用哲学思维来进一步提炼概括治国理政，尤其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哲学智慧。其中的哲学智慧主要是：坚持定位、定标、定法相统一；坚持主要矛盾、根本问题、工作重点相统一；坚持发挥比较优势、补齐发展短板、打牢发展支点相统一。

首先，从“定位、定标、定法”看治国理政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哲学智慧。

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哲学上首先要搞清楚“我在哪里”，就是把握历史坐标和坐标点，即历史方位，这就是“定位”。在什么样的历史方位，就有什么样的历史任务。把“定位”搞清楚之后，接下来的逻辑，就要进一步确定“走向何方”，这就是“定标”，即确定所实现的奋斗目标、所完成的历史任务、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所解决的根本问题。把战略目标确定之后，逻辑上就必然进一步去思考第三个问题，即“走法如何”，即寻求来实现战略目标的路径、方法、方略，这叫做“定法”。所以治国理政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基本思路上，就是搞清楚“定位、定标、定法”。《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开篇，是党的报告。可以按照这个基本思路来理解党的报告。报告的第一个部分，其核心思想就是“历史方位论”，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哪里”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所提出的这样一个重大政治论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实际上就是“定位”。为了回答这个历史方位，第一个部分主要讲了三块内容：第一块内容是新的时代、新的历史方位由何而来，讲的是进入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的三大根据，即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历史性影响；第二块是回答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从何出发，报告的第一个部分所讲的“三个意味着”，就回答了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从何出发；第三块内容是新时代将走向何方，即所讲的五个“是”。由何而来、从何出发、走向何方，实际上讲的就是历史方位，这是“定位”。《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的《胸怀两个大局，做好自己的事情》，把胸怀两个大局作为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注重“定位”的具体体现。报告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定标”。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来，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其历史使命、历史任务、奋斗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报告的第三个部分、第四个部分以及后面那些部分，多是从“定法”角度来回答怎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其中第三个部分的核心，实际上讲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第四个部分是从战略安排上讲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战略安排，就是对2018年到本世纪中叶这三十三年作出的战略安排。这三十三年可以划分一个小三年、一个大的三十年。一个小三年，就从2018年到2020年，叫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能不能决胜，关键在于能否打好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还有一个大的三十年，即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这个大的三十年分两步走：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五部分以后，是从各个领域来讲如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其次，从“主要矛盾、根本问题、工作重点”，看治国理政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哲学智慧。

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注重运用哲学方法论。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这意味着注重运用哲学思维来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分注重抓住其中的根本因素或重点，即抓住“牛鼻子”，做到纲举目张。工作重点到哪里寻找？工作重点要到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解决的根本问题当中去寻找。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解决的问题很多，应首先解决影响中国发展命运的根本性问题。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到哪里寻找？只有到社会主要矛盾当中去寻找。

社会主要矛盾表达的是人的活动的两个根本方面，一是需求方，二是供给方。社会主要矛盾抓住了人类一切活动的两个最根本的原点：需求和供给。人类活动方式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千变万化，但归根到底可以还原于两个根本的原点：需求和供给。社会主要矛盾表达的就是需求和供给双方之间的关系。正因如此，可以看到社会主要矛盾在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社会主要矛盾是党中央把握我国国情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党中央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党中央把握社会发展整体状况的主要依据之一，也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遵循。由此，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解决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因为在这个社会主要矛盾中，蕴含着治国理政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而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就成为治国理政的工作重点。

党的报告第一个部分在收尾那个自然段，就把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提出来了，这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转化，即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从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高度提出来的。这意味着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破解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国家治理面临许多新任务新要求，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不断发展。”《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又指出：全党“一定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不断提高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需求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供给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所以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通过解决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由此，解决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成为治国理政、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作重点。围绕这个工作重点来理解和把握《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我们就感到逻辑很清晰了。

最后，从“发挥优势、补齐短板、打牢支点”看治国理政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哲学智慧。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5）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时代二重性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阶段、根据新的世情、国情、党情提出的重大命题，而这客观上也为马克思主义及其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化提供了更高的要求和理论基础。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时代二重性的分析和阐述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时代二重性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的内涵，有人认为，“时代性，是适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特性，主要是一种内在的规定性。”①也有人认为“时代性，就是指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要把握时代脉搏、与时俱进、不断地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②。尽管表述各不相同，但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看成是在二重性基础上的发展进步和创新这一点上，学者们却是持有共同的看法。

1“. 理论必然具有时代性，这是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来说的，理论的时代先进性和时代局限性也是从时展的纵深角度才能进行观照的。”③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首先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进步性，一是因为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主观反映，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实践活动，其理论必然随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演进的历史进程而不断凝练、总结、丰富和发展；二是因为人类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任何时代产生的理论，相比前一时代，都必然有其进步性，因为它有了赖以产生更进步的理论的实践基础和思想条件。

2.从历史的角度看，具有时代进步性的理论同样也具有时代局限性

一是受认识和实践的主体和客体的限制，即人是处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定时代条件下的人，其认识水平必然受到当时的条件的制约，另外，相比后一时代相对落后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促使人们认识和实践的内生动力，也是当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二是受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本身的限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对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出现的、处在当时时代条件下的问题的理性思考和解答，即它所指向的问题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向前推进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就其所能关注和研究到的问题以及所能提供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而言，任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所能影响的时段总是处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的、具体存在的。

3.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进步性和时代局限性就如一对孪生兄弟，相生相伴，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时代性的完整内涵

如前所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确切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进步性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时代化来实现，在同一时代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局限性虽然也在其时代性之中，但相比进步性，它是落后的、消极的、不符合历史潮流的、阻碍社会和个体进步的方面，因而它不具有时代化的特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进步性和时代局限性在历史的时间和空间上存在交叉，某一时段具有时代进步性的理论，其建立之初可能并不明显甚至不易察觉的“瑕疵”在当时也许并无大的利害和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变迁以及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瑕疵”会以放大化的形式逐渐暴露出来，并最终成为与时展潮流不相符合的甚至是阻碍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因素。但是上一时段的理论所暴露出的这种时代局限性又成为当前时论的创新点和新颖处。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与其理论的时代二重性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分别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个体领域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此，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二重性和其价值的关系的分析和澄清，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1.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进步性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价值的实现

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俱来的特性，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党的思想领导、执政理念和有关国计民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传声筒，其理论价值是通过在指导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实践中体现的。在政治领域，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程，具有时代进步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一方面传递着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了的理论成果，传递着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声音，另一方面，指导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内生动力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在社会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产生了多元利益主体，人们的利益需要、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方式都趋向多元、多样和多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趋势，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这就需要时代化了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更加有效的传递社会核心价值理念，需要为人们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价值导向、利益引导和心里疏导；在个体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要体现关注人、培育人和发展人的价值指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要根据时代人发展的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培养社会个体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局限性阻碍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发挥

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④因而，任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都是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产物，都是具体的、历史的，随着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继续向前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局限性就逐渐暴露出来，这种局限性主要体现在理论的相对滞后性。在当前政治领域，党的建设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一些党员在金钱、权势和美色的引诱下，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并逐渐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格，有的甚至堕落成为危害国家和人民的犯罪分子，成为人民的罪人。再放眼当前社会，虽然经济科技发展了，但社会公信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了，社会价值观念普遍存在扭曲，并朝年轻化蔓延，“药家鑫案”、“李刚案”、“小悦悦案”等虽然过去了，但是透过案件反映出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依然值得深思。在个体发展领域，在现代社会大工业的发展和个人生存困境的双重压力下，人的发展呈现畸形和异化的状态，逐渐失去了独立性，逐渐沦为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牺牲品。面对如此众多纷繁复杂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万能的，但也可以大有作为。

三、回应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旨归，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发展

1.大处着眼：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功能，推进理论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党的传家宝，更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可以说在党的所有建设中，思想建设居于首要地位并起着基础作用，我们党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我们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以此来统一人们的思想，整合社会的精神生产要素，从而实现对精神生产的导向和调节。当前，随着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在新的世情、国情和党情下，我党的各方面工作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也存在更多更复杂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要生存发展要扮演好党和国家的传声筒，就必须直面现实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归根到底是要求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执政理念、重大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客观上也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更好的“传导主导意识形态，调节我国的社会精神生产”，更加积极的“传播主导政治意识，引导人们的政治行为，再生产我国社会的政治关系”，更加有效地“沟通社会信息，确保社会的有机联系，促进社会政治的稳定和发展。”⑤

2.小处着手：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追求最高价值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要靠人来实施，也以人为对象，其最终的目的是改变人的思想，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人文价值的彰显就是人的价值的实现。长期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使人们从过去的禁欲的束缚下解脱出来的同时，又给人们设定了另一个利益的牢笼；全球化作用的无孔不入一定程度上也给人的价值的实现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以及现代社会中科技的异化和工具理性的高涨也导致人的价值理性的失落。⑥这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指标和最终目的，也使人的生存处境和发展空间更加艰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必须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依靠人、关注人和发展人，同时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使思想政治教育朝着健康、合理、人性的方向发展，朝着使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实现达到完美结合和有机统一的方向发展，朝着使人的能力与素质、社会关系以及个性等全面、自由和充分发展的方向发展。

3.两只手抓：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效用，整合实践理念

不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价值，还是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人文关怀的价值，都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整体效用体现出来。不仅是因为社会为思想政治教育各种价值的实现提供了赖以存在的环境基础，更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方式最终要以社会关系的形式呈现出来。社会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性和个体性的中介，社会的和谐、稳定、健康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的重要保证，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取向和育人目标的阵地基础。因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不仅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和个体人文关怀两只手抓，而且还要遵循马克思主义人与环境关系的规律，“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⑦，共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

引文注释

①石书臣.关于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时代化的思考[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丛，105～111.

②卢丹凤.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J].2008（8）：40.

③李正兴.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现过程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3.

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人民出版社，2009：494.

⑤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66.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6）

关键词 ：治理现代化 政府领导力 创新 评估体系

一、治理现代化与政府领导力

“治理”理论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和相关国际性组织中最早提出并使用。它是在对政府与市场、社会、企业、公民的关系构建反思中产生的，现已成为公共管理活动领域的一个重要理念。在我国，“治理现代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论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提出的，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重大课题。治理现代化的提出为政府领导力建设与提升指明了方向：从过于重视强制和命令向更加注重协调和合作转变，由着重政府管理社会向注重政府与社会组织、公众协作治理社会转变。因此，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意味着传统管理含义已经发生变化，治理弥补了原有管理内涵的不足，并使政府、社会组织协同治理范式得到创新，政府领导力的空间得到提升与拓展。治理现代化既是一种理念，又是一种机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深刻影响着我国政府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从而为我国政府领导力建设与提升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领导力(Leadership)就是指在管辖的范围内，充分地利用人力和客观条件，在以最小的成本办成所需的事，提高整个团体的办事效率。所谓政府领导力，实质上是指政府有效地运用各种社会资源与手段作用于领导客体与环境以实现既定目的所具备的能力。它以政府在领导活动中所采用的技术手段、所依凭的社会基础、所运用的行为方式以及所取得的社会认同为支撑，是政府能力的综合体现。政府领导力具有公共性、权威性、人民性和法理性的特征。政府领导力实质上是政府行政组织的影响力。政府领导行为关键的功能是协同社会各类主体对整个社会的引领功能。推进治理现代化，是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时展与进步的一个重大课题。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必须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而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政府领导力的建设与提升。

二、治理现代化视野中政府领导力的体现

1.协同力。协同力是指政府领导的各子系统之间在一定条件下非线性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定功能的自组织结构，以达到一种新的有序状态的过程。协同是各个要素之间的合作、协调、同步、互补。治理现代化时代，参与社会公共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多元化的主体协同治理社会需要以法律地位平等为前提，不存在特权。政府作为多元治理主体之一，居于主导性的地位。因此，政府首先要摒弃“独大”的思维方式，与其他参与治理主体以平等的身份协同治理社会，注重社会公众的公平参与，汲取公众智力资源，增强政府协同力。

2.决策力。决策力体现为政府为实现特定的目标在多个方案中做出正确选择的活动能力。提升政府决策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作为治理社会的主导性力量，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经济、政策、制度构建、信息资源和工具，应有效与科学地利用公权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生态文明建设、社会稳定等方面保持平衡。提升政府决策力的关键是要加大政府决策公开透明度，将政府整个决策过程置于阳光下运作。

3.创新力。创新力就是政府领导要打破惯性思维，摒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因时、因地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的思维方式，是最能提升政府领导成效、推进社会发展的思维方式。政府的创新力包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创新力既是政府领导的驱动力，也是凝聚力；既是方法路径，也是价值诉求。政府领导创新力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创新的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领导创新力来源于创新思维。政府要不断对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方式进行创新，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激活社会各类创新主体，形成全社会创新氛围，增强政府社会治理成效。

4.回应力。政府回应力是政府领导力内涵的重要体现。以人为本是治理现代化对政府公共组织的一项基本要求。以人为本关键需要政府能够对社会公众的诉求作出及时的、有效的回应，以展示政府施政领导的价值思维和方向，也即始终将社会公众利益作为政府公共行政的基点，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领导力建设与提升的出发点和归宿。提升政府的回应力需要协调好政府与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的关系，以现代化信息科技为载体和平台，建立以信任和互利为基础的社会网络。

三、治理现代化视野中提升政府领导力的路径

1.塑造政府领导力的愿景文化。政府公共组织“硬实力”固然重要，但政府公共组织“软实力”更为重要。一个具有愿景文化的政府必定能够引导整个社会的文化愿景的价值取向。政府要对未来作出愿景规划，引导社会公众实现愿景蓝图目标，并将之作为政府施政的一种经常性行为，以内化为社会公众的责任感、使命感。大力宣传与教育，使全社会达成共识，充分发挥愿景文化的引导和激励功能，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2.强化行政伦理与制度的创新。良好的行政伦理与制度建设是治理现代化和政府领导力提升的重要保障。行政伦理与制度建设在政府领导力提升中发挥作用的机制不同，但两者又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正如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政府应该借助行政伦理与制度的创新，使得政府领导力具有合法的领导权威，建立良好的展现平台，并借助行政伦理与制度的引导、规范作用，使得政府领导力权威的发挥更为科学、更为合理、更加公益与更加可持续。基于伦理与制度创新相结合的政府领导力建设与提升，是推进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路径。

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和准确定位政府职能有利于政府领导力的有效提升。政府职能体现了政府的职责和功能所在。要实现治理现代化，政府要准确定位自身职责，与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公民协作共治社会。政府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聚集能量，发挥自身优势，将该做的事做好、将该管的事管好，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减少社会与市场成本，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当前政府要将公共服务和环境治理保护作为重要的职能，坚持治理方式创新，强化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政府领导力。

4.强化对政府领导力的评估。通过建立一套合理与科学的政府领导力评估体系，以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规范政府行为，能有效提升政府领导力。政府领导力评估体系通常包括理念、主体、方法、工具、制度等方面。政府领导力的评估要坚持价值和真理的原则，采用数据统计、问卷调查、访谈、网络等方法，基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内容，以协同力、决策力、创新力、回应力等作为衡量指标，建构合理科学的政府领导力评估制度，鼓励具有独立性、专业化的第三方组织机构来进行评估。此外，强化对政府领导力的评估必须建立健全政府领导力评估的反馈机制。

5.提高政府公务员素质。政府公务员是具体公共事务的承担者。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政府公务员队伍，是提高政府领导力的基础和关键。在持续变革时代，政府要创造条件鼓励公务员进行工作轮换、培训与开发，提高公务员的社会管理与应急管理能力。治理现代化中治理的工具之一即是新媒体工具。公务员需要深知新媒体的特征，提高运用能力；能够有效运用新媒体提升政府政务的透明度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接受公众的监督，获取公众的支持，以建立清正廉洁高效政府。提高公务员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水平和职业奉献精神；加强对公务员的“进口”、“管理”、“出口”环节的规范，严格准入，考核、任职、晋升、薪酬、监督等环节内容。政府公务员要努力学习相关方面知识，努力在实践中增强能力，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视野，注重理论与实践能力有机结合。建立健全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公平的晋升机制、合理的报酬机制、有效的激励机制、“能上能下”的流动机制等，以提升政府公务员素质。

6.加强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治理理论强调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治理现代化体现了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在治理现代化语境下，政府要提升领导力，就必须学会分权，善于授权；坚持以公民、社会为本位的观点，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制定和规范社会“游戏规则”，将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作为其重要职责，将培育具有自治能力的公民社会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政府领导形式将愈来愈呈现出间接性、隐性化的特点。政府要进一步拓宽社会公众有序参与政府社会治理渠道，健全完善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保障社会公众对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参考文献

[1]麻宝斌.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张国庆.公共行政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苏晓哲，1984—，男，河南新乡人，硕士，新乡学院社科部教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上班族的三大苦恼

台湾嘉义长庚医院主治医师张译仁表示，短暂的午休可补偿体力和脑力，但趴着午休却容易因睡姿不当，造成身体负担。建议这样午睡：1. 抱枕垫高，避免压迫双手。2. 趴着睡影响消化，建议午餐不要吃得太饱。

苦恼2：加班后想吃夜宵，又怕变胖。

张译仁认为，在外吃夜宵，普遍热量、糖分、脂肪含量较高，对于人体负担较大。建议这样吃夜宵：1.热量宜控制在150 千卡以下。2.吃完夜宵到睡觉，应间隔2～3 小时。3.习惯吃夜宵的人，晚餐分量要少一点，多吃果蔬。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7）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8-0338-01

一、媒体影响下的社会治理

媒介技术作为人的社会延伸，是构成网络社会等一切社会形态最基础的物质性架构之一。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媒介技术的更新促使社会结构的转型，并影响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字的产生使得更多人参与社会传播，人类步入文明社会；印刷术的发明为信息传播向社会下层转移带来机遇，恩格斯曾这样描述：“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业已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接受较高级的教育的状况，在知识领域也出现劳动分工了。新出现的法学家把僧侣们从一系列很有势力的职位中排挤出去了”。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打破了传播的文化条件的限制” Web2.0时代，网络给人们架起了新的联系方式，原有的社会形态发生变化，人人皆记者，大众传新闻，大家都有话语权。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冲击着原有的话语秩序，网络为处于“边缘话语”的弱势群体提供了一席之地，“主流话语”不再是“一枝独秀”。每一种生产工具都呼唤着与其相适应的政府社会管理方式，生产工具与社会管理方式二者在互动中共同进步。当前新兴媒体发展势如破竹，与传统媒体融合，衍生出一种全新的生产工具，全面、快速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

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提出媒体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即“通过提供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讨论或辩论来服务于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媒体是社会的守望者理应担起重任。新媒体时代的、创造性的调整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承担起时代赋予的社会责任，是一项重大课题，也是难点问题。

二、新媒体对传统社会治理的冲击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新媒体为我们提供了便捷，更加迅速快捷的获得信息， 使传统社会生活的边界彻底的模糊化，传统社会治理遭遇挑战。

1.思想多元依赖媒体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的庞杂多元化，使得整个社会信仰的缺失，淡化社会核心价值观，民族没了信仰就没有了精神支撑，没有了核心价值观就输出了精神，也无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当前不断出现的新事物和行为，无法及时消解和诠释，这需要一个快速一个新的媒介重新架起干部和群众之间的桥梁，思想多元化治理依赖新媒体的融入。

2.新媒体传播放大社会矛盾

新媒体时代也是人人皆媒体的时代，网络媒体的开放性与匿名性使得传统的管理、控制与监管力不从心。一方面，公民个人可以以匿名身份随心所欲的评论公共事务，新媒体平台可能成为谣言的扩散器，“真理还在穿鞋，谣言却走遍天下”的现象时常发生。另一方面，媒体在揭露社会阴暗面和批评政府不当行为信息时，为吸引眼球，加大渲染力度，追求轰动效应，极易滋生。而且，当前公众的政治素养参差不齐，而新媒体平台平等开放给每一位受众，一部分群体难以辨认披露信息的真伪，在虚假信息面前容易随大流，甚至失去理性，从而情绪化的政治参与，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与稳定。

3.信息共享不平衡，社会治理不等化加剧

新媒体传播信息主要以互联网为纽带，东部地区、城市环境属于网络发达地区，相应拥有了更多的信息。然而，我国发展平衡，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分布不均，导致信息共享不平衡。在信息社会进行地方治理，信息平等是实现均衡治理的重要体现，然而新媒体环境下，却加剧了信息传递的信息鸿沟。虽然政府也在信息技术方面加大了投资力度，但是信息鸿沟作为社会分化与社会发展差距的顽疾难以消除。

三、新媒体视域下政府社会管理的新举措

1.社会治理理念更新

1.1政策制定融入新理念

当前我国从事政策制定和决策的主体多为60后和70后，然而，活跃于虚拟社会的群体多为80、90甚至00后，显然新媒体深度使用者群体与社会治理群体间存在代际差异，思维理念有差异，阻碍社会治理的更进，领导决策要重视通过网络深入群众，解决社会问题。正如4月19日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中提出“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新思路，需要转变社会治理的理念，适合新形势，新发展的要求。

1.2政策服务简政放权

新媒体时代，人人都可能成为中心，传统集权思维有待转换。集权式的金字塔式管理主要应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包办，管理复杂、冗长，效率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信息流动跨越障碍，政府不能再通过集中管理信息和集中来管理社会，社会治理上简政分权适应新时期的要求。

2.网络重构干群纽带

在新媒体时代的今天，网络微博、移动网络等新的载体已经发展成为党联系群众的重要平台，网络问政应世而生，成为新时期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途径。

利用新媒体推动阳光政务。通过互联网平台，能够减少行政审批实现，简化中间管理层级，网络晒权，政务公开，信息虚拟化平台为社区居民搭建沟通桥梁，鼓励引领群众参政议政，推动基层民主自治。

利用新媒体强化公共服务。健全完善公共服务，并在社会治理中体现服务精神，是服务型政府的发展方向。通过新媒体，建立一个虚拟的统一面向公众的服务窗口，形成网络一个窗口对外的一条龙服务，网络整合行政服务资源，简化办公程序，方便群众。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8）

【中图分类号】D261.3 【文献标识码】A

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大目标是改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第一次在其文献中正式提出了“治理”理念，并且将治理与现代化相结合，让人们对现代化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与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的提出有其环境背景与内在需要，这个治理理念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具有多重解读维度，也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维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容与时代背景

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两方面内容，这个概念的基础与核心是“现代化”概念与常识，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指导与概括意义与价值。

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运动。现代化运动发源于1500年前后的西欧，历史上的这个时期发生了许多意义重大的事件：东罗马帝国灭亡、地理大发现以及宗教改革等，这些事件也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及一定历史过程中的事物，现代化表明了社会发展的转变过程，它本身具有三个维度：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以及价值维度。三个维度分别表明了现代化的三层含义：从中世纪结束到今天一直都是现代化，经历着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现代化发展的范畴与领域是非常广泛的，既有经济、政治、文化，也有生活方式、教育等各领域的内容，关系着社会发展中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等①。现代化社会对传统性与现代性做了一个基本的分野，经济上表现为：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工业社会，经济发展日益发达，居民消费水平也日益提高；政治上表现为：国家治理由人治向法治转变、政治由专治向民主转变；社会层面表现为：社会由原来的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化社会结构转变；文化上表现为：从原来的迷信愚昧向科学理性转化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治理”这个词汇本身就具有现代化特征，这是因为其产生在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历史时期，与“统治”、“管理”等词汇在含义上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统治”含义描述为“像君主那样控制、管理国家”这个词语的解释暗含着权力主体的单一性，人民对其发号施令只有服从与执行的义务，“管理”重点强调政府管控的强制性；而“治理”这个词汇具有非常鲜明的现代化特征：权力主体的多方化、治理主体间权力平等，治理过程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以及人民间的利益博弈；治理这个过程不是由某个人单独说了算，而是需要各方协商达成共识，从而建构起符合多方利益，多数人认同的制度政策等，由此看来，“国家治理”是治理概念的扩充与延伸，“国家治理”的内涵也就相对丰富与开放。

从全球历史发展背景来看，一个国家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了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演变进程。怎样更好地治理国家也是许多有识之士共同思考与探寻的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各种冲突与矛盾的出现与解决，历史事件与变化也为其注入了新的思想与知识资源，人们已经将人民、法治精神以及自由等理想作为现代性国家的必要属性与存在的理由。体系与能力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与组成内容，两者也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国家治理近代以来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发展图景，其内涵也变得丰富多彩。从根本上来说，国家的贫穷与富裕、先进与落后程度等，与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此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治理能力，这些都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一个重要衡量指标。

全球性治理危机。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及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从而引发了一些治理危机，其中与人们日常生活、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治理问题更加复杂化及风险化，全球出现了许多新型治理问题，单一治理主体已经无法应对，全球出现了多种新问题，如金融动荡、粮食短缺、环境生态破坏、气候变暖及产品安全等等，这些问题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具有跨国性、动态性及不确定性，传统的某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已经无法独立应对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危机更多依赖于各国之间的合作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手段。各国因为国情遭遇不同的危机种类，危机的“蝴蝶效应”也逐渐明显，全球多个国家都会遭受危机影响，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从被认为是制度完善的美国首先爆发，之后蔓延到欧洲，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都卷入了其中，我国也没有幸免。这些事实从侧面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都要改革制度及治理体系，解决国家治理能力有限性的问题。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背景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背景。现代化与现代化治理并不意味着“西方化”，其更为确切地可以表述为“传统的农业社会或者是落后国家向以西方为代表的更先进的工业社会或者发达国家转变”。现代化的“自我扩张”本能非常强烈，它刚刚在欧洲推进时，欧洲国家依次接受了现代化，当现代化向欧洲之外的地区推进时，表现出来更为明显的扩张性与强制性，即使是这些地区的文化传统等因素具有重大障碍，现代化仍旧以一种强硬的姿态改变了这些地区原有面貌。中国面临现代化历史浪潮时，也经历了一个从抗拒到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积极变革与保守的矛盾与冲突。

早在1792年，英国使团以为乾隆祝寿为名进行了访华，但是其真正目的是：获取商务礼仪以及外交权利。乾隆拒绝了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的通商要求，但是此时的工业革命急切地想要开拓海外市场、开展海外贸易，文明正常手段行不通时，便采用了武力手段，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就是这样被动地接受了现代化的洗礼，此时的清王朝的经济、制度等也开始解体，向着现代化方向发展，我国的现代化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的发展历程。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真正开始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在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提出了不同的发展目标，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进行了很好结合，早期中国现代化进程最大特点是非均衡性，过度重视物质文明建设，这反映了当时物质资源匮乏、经济落后的局面，经济建设是社会建设的中心。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现代化在其最初表现上又有了新变化与新内容，包含的面也更加广泛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要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全方面多角度发展格局，党的十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又增添了新内容，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社会发展布局，中国共产党随着实践发展对现代化认识更为深刻，现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刻认识与升华②。国家治理现代化更加重视国家建设的价值层面，从全球化视野下对我国现代化以来的建设经验进行了一个总结。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现实背景。国家治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是多种力量影响合成的结果，这个现代转型的过程没有终点，一直需要完善与改进。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有一定的现实需要与依据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比较完善与优越，但是国家的治理体系与现代化却不是能够一劳永逸的。

新中国刚成立时，执政党共产党并没有丰富的治理国家经验，因此选择了模仿苏联发展模式，治理体系是政治与社会高度集中统一的，政党控制着整个国家，而国家则管理着整个社会。这个治理体系在那个特定时期内，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也能够较好地进行经济建设，但是随着社会发展，这种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并且束缚了我国的生产力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建设搞不好，政治建设现代化推进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过程，因此我国后来实施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30年以来，我国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治理体系，这个体系也是多系统、多结构与多层次的，各个结构与层次负责相应的责任与功能，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领导与主体③。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也认识到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市场做了深刻解释，并对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做了阐述，党和政府部门形成一种历史与价值逻辑的合理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个维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与建设，首先必须立足于现实，将其作为中国发展的立足点与落脚点，用现实将历史与未来连接起来，充当好桥梁的角色。立足于现实实践，就必须从人民的需要与意志出发，对我国现状做一个正确分析，找出我国当前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原因，针对问题，采用问题倒逼形式来适应新形势，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出现与存在的问题，适应改革新任务与新要求，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深化现代化建设，这也是在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章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从任职以来，依照党的十部署，先后到各地进行了调研，对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分析我国新形势下面临的现状、问题以及解决的对策，在2013年11月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决定》，这份文件对我国的经济、政治以及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与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对我国未来现代化建设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决定》的中心主题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含义、以及怎样全面深化改革”，这一议题反映了我国广大社会民众的呼声与诉求，也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与发展提出了新目标④。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前进的活力与源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步伐，它解决了我国的一系列矛盾与问题，促进了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改善。因此我国在未来更要积极解决发展难题、化解风险挑战、积极坚持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做好各项事务，在实践上积极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提出更多策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发展维度。现实与历史都是为未来发展做准备的，未来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以及消极与积极、正面与负面的事物。我国的执政党的领导层应该根据现实情况及需求，遵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对我国未来发展做一个谋划与准备，扶持其中积极正面的趋势，消除打击其中消极负面的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发展维度来说，也可以说是“中国梦”，从关于“中国梦”的讲话中，我们就能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维度。中国梦是与党的十奋斗目标紧密相连的，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任务，中国梦形象生动地诠释了“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号召鼓励着人们团结奋斗。中国梦的提出与我国的屈辱奋斗史密切相关，它反映了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夙愿，也将我国在近代以来面临的历史命运又清晰地展示了出来，能够引起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团结奋斗意识，形成共识与共鸣⑤。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梦的提出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是非常相符的，人们都希望追求并过上美好的生活，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国领导人集体提出的这种发展目标与策略是顺应时展潮流、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这有利于我们同世界各国人民进行友好往来与沟通交流，展示了新一届领导人非凡的国际战略视野与政治胸怀。对于“什么是中国梦、怎样实现中国梦”的问题，在《讲话》中深刻而含义丰富地表达了出来，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心声说了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维度。国家发展离不开历史，历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基，也是最好的教科书与清醒剂，善于学习历史、总结历史、并从历史中借鉴吸取经验教训，才能够为现实及以后发展提供经验教训，才不会失去发展的动力与根基。从历史中反思并作出新的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维度。只有善于反思历史，才能在现实建设与治理中提出新的观点与论断。我国的道路问题一直以来就关系着党事业的兴衰成败，道路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由道路、理论及制度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党与我国人民经历了千辛万苦得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道路不是单纯西化或者是外来的，是我国从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继承了我国优秀的文明与传统，结合人民需要而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具有科学社会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2015年3月4日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民革、台盟及委员联组会上发表了这样的讲话：“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两岸同胞从来都是命运相连、荣辱与共的。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出智慧与力量”，又一次强调了台湾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胞紧密相连。我国虽然在历史上经历了种种困苦、遭受了西方国家企图分裂中国支持，但是仍旧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积极践行邓小平理论中的“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促进了的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交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新发展。

结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维度视野下，文章提出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历史感与时代感的词汇，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包含了丰富种类，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维度中都有所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维度主要从三方面：实践、历史以及发展三维度进行了探讨与分析，将其与现代化理念与发展策略相结合，共同促进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与现代化建设。

（作者单位：中共鞍山市委党校）

【注释】

①荣开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维度―学习系列重要讲话”，《观察与思考》，2015年第3期，第24～30页。

②王永贵：“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地位的三个维度”，《理论学刊》，2012年第10期，第68～71页。

③房广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维度”，《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15～22页。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9）

一、创新社会治理的哲学思维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奇迹举世瞩目，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教育、医疗、购房、就业、养老、食品安全等领域的社会问题引人关注，道德迷失、文化失范、价值虚无等精神层面的问题令人深思，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增加了各种社会风险因素。劳资矛盾、贫富差距以及因人口流动和征地拆迁带来的矛盾凸显，各种“群体性事件”冲击人们的视线，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生态危机也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导致社会不和谐。随着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对民主法治、公共服务和文明风尚有更高的需求，这就要求社会治理理念有更强的包容性和时代性，要求社会治理实践体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社会和谐创设基本的条件。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和方向，探索社会治理的中国特色，对社会发展的多元主体和优势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形成一种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管理模式和西方国家公共治理模式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应洋溢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反映了超越西方治理理论的观念独创性，体现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气派。这项改善公共权力运行模式的探索可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在利民惠民的过程中凝聚社会共识，建立多方联动的利益协调机制。达此宏愿，需要在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和缓解社会矛盾、消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着力探索。

首先，实现社会治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提高制度创新的能力，形成社会治理的中国经验，要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多角度探索。社会治理是一项统筹协调的系统工程，促进社会治理理念创新，既要注重依法治理，以法律保障社会治理规范有效；又要注重源头治理，将事后处置转变为事前预防。既要体现政府主导，切实履行政府职责；又要实现社会共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既要顺应信息化和网络化趋势，建立社会治理的信息系统；又要提供便捷的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的品质。为此，应以系统的观点和整体的观点探索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发挥社会治理的主体性，合理调解社会矛盾。既要激活“齐心协力办大事”的传统优势，也要汲取国际社会的先进治理经验；既要把握阻碍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矛盾，也要在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转变的过程中实现综合治理；既要让社会组织更多地参与社会治理，也要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的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实现社会善治的常态化。

其次，社会治理是理念见之于实践的过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需要大量有效的调查研究，增强社会治理创新的能力。“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促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发挥社会治理的主体性，在深入调查中充分认识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其走向，充分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情，充分考虑中国社会治理经验和治理文化，充分调动基层组织协同与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激活社会治理的活力，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加强社会治理实践中的多种能力。例如，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能力和政府简政放权之后的监管能力，整合多种社会资源的能力和获得公众有效回应的能力，拓宽公共参与途径并提升社会组织有序表达功能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应着力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基层响应相结合，使长期性目标和阶段性政策相结合，使社会治理的总体规划和具体部署相结合，进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与促进人的素质现代化相结合。

再次，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合理调解社会矛盾，构建矛盾化解平台，培育健康而有活力的社会组织。我们知道，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根源在于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在发展中产生的矛盾一定比以往更多，发展中的问题终将在发展中得到解决。社会矛盾通常表现为人们的利益矛盾，利益差别过大是社会矛盾及其变化发展的主导因素。“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2]，物质利益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状况。因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4]社会矛盾归根结底与人们的利益纠缠在一起，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必须具体分析利益关系格局，研究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差距、利益关切和利益冲突，由此形成协调利益关系的策略，提高现代社会治理的效能，使社会治理方式和治理结构获得广泛的支持和认同，最终达到使社会更和谐的目标。

全面深化改革，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需要进一步回答什么是国家治理、怎样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怎样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正如同志所指出的：“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5]深入理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需要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理论与中国经验，用辩证的、发展的、矛盾的、系统的观点看待当今中国社会，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为此，必须在社会实?`中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具体有效地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化解因利益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腐败等问题引发的利益冲突，提高政府公信力，增加正当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探索制定符合公平正义的利益分配机制。广泛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维护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诉求，积极探索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有效机制，通过恰当的社会治理方式呈现理想的社会治理愿景，进而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能量。

二、分析矛盾的辩证法与社会治理之道

社会是一个开放复杂的系统，社会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些矛盾通常体现在不同利益所有者之间和不同思想文化观念的持有者之间，这些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矛盾产生了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分析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是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和谐发展的持久有效的思路。我们知道，日常生活中各种矛盾的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不是孤立的，因而要以总体性的全局观念对各种社会矛盾作有联系的综合分析，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结成的“关系”中考察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分析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以整体研究的系统观念和历史辩证法全面研究变化发展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分析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发展态势。对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分析不仅要一分为二，还要有整体的和发展的观念，对整体分析矛盾的辩证法的掌握程度反映了人们的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为了解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好，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理想的成就。“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6]正是因为激发了社会各方面力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展人的创造意识，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素质，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社会各领域的发展也推动了改革进一步深化。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呼唤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社会治理方式从单一走向多元，由平面转为立体，以动态化的系统思维更新传统管理模式。现代社会治理主体包括政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行业协会、NGO、基层自治组织等方面，治理对象反映为国家治理、政党治理、社会治理、市场治理、生态治理、网络治理等维度。因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倡导社会整合共治，强调善治与法治并举，社会各界协调互动、广泛参与，增强社会稳定发展、和谐发展的活力。为此应改变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和手段，实现公平、公开、公正、协商、诚信的规范治理，塑造民主、法治、科学、文化的现代治理文明。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各领域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打破传统管理的界限与壁垒，更好地处理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高现代社会治理的效能。

完善现代社会治理之道，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观念解析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复杂深刻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在优化结构的基础上把握社会发展的节奏和步伐，解决阻碍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形成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协调机制。为此，应健全包括人民调解、社团调解、仲裁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在内的横向调解系统，建立国家、省、市、区县、乡镇、社区相互衔接的纵向调解格局。同时，推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创业就业、社会保障一体化发展，有效抵制商业欺诈、妥善处理公共事件、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环境恶化和社会冲突等突如其来的社会问题。实现这一愿望，需要统筹兼顾，改变不适应时展要求的管理观念，构建科学、完善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培育社会组织和慈善团体并发挥其正能量，加强宏观调控的能力，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呈现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社会发展愿景。

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构建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信念体系，这是完善现代社会治理之道的根本。提高现代社会治理的效能，需要凝聚广泛的社会共识，使人们更好地以商谈、选举、传播等方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使民众拥有充分的知情权，以最大的诚意促进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学化，增进公权力的合法性和公信力，进而合理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并从中培育符合时代精神的社会信念，制定和践行合宜的现代社会治理理念，将其内化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习惯。完善现代社会治理之道，应自如地运用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实现优势互补和利益整合，构建化解社会矛盾的治理平台，进一步凝聚社会前进的精神力量。此举旨在从矛盾中求和谐，使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得到历史的、具体的解决，由此营造平安有序和谐的社会环境，切实解决人们关心的实际问题，使人们共享改革创新的发展成果。

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综合审视社会发展的各种相关因素，辩证看待各种矛盾的交互作用。为此必须秉持辩证的矛盾分析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7]。对任何具体的社会矛盾而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都是内在统一的，以整体性思维综合分析社会矛盾所得出的结论既要透彻指明具体矛盾的个别特征，又要兼顾各种矛盾变化发展的一般状态。把握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质，应充分考虑影响现代社会治理实践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分析各种因素所起的推动或阻碍作用，找准其中的关键环节，无此不足以在解决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转换社会治理思维。

概言之，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应深入理解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实现更广泛的民众参与，在汇聚民智的过程中尽可能满足民意，整合社会治理的资源和力量，以辩证系统的思维把握促进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为此应深刻认识变化发展的社会存在，适应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关注社会发展各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把握社会发展的现时态及其未来趋势，审慎做出着眼于长远的理性选择。促?M社会治理现代化，既要充分借鉴西方现代治理的先进经验，又要充分理解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管理经验，在取长补短中综合创新，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社会治理体系，切实增强社会治理能力，通过具体的、有条件的调查、分析和研究，更新社会治理思路与方法，更好地完成和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规划和价值目的。

三、以现代治理实践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管理经验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中国经验日益丰富，从中凝结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和方法论。新中国成立后，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要求，形成了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8]这时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基于实际的国情，“反对那种缺乏实际根据、不考虑可能条件、不注意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急躁冒进的偏向。”[9]社会主义建设思路初见成效，开始解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进而将阶级斗争理解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导致唯意志论和上层建筑决定论盛行，社会生产力发展迟缓。不仅没能很好地解决社会矛盾，反而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因而必须回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中作调查研究，归纳以实践为唯一检验标准的发展观，在解放思想的同时推动社会改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谓改革开放的哲学宣言。这个论断表明，实事求是处理各种现实问题，实际解决具体的社会矛盾，应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自觉。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显现出新特点和新趋势，社会矛盾也变得错综复杂，它不是更隐晦而是更凸显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分配等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道德、文化、思想观念等领域产生了不同的声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次全会在邓小平同志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10] 20多年来，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不断要求人们推动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

十八?萌?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表明中国社会开始深思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社会治理问题。实现这一令人瞩目的改革目标，要建立有效疏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更加公平正义地分配改革的成就，更好地实现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认真审视中国社会的矛盾和问题，认识到社会矛盾的深刻的利益成因。利益差别是社会矛盾及其变化发展的主导因素，研究社会矛盾，就要分析利益差别，遵循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找到解决矛盾的关键要素，减少社会发展的代价。此举并非要消除所有社会矛盾，实际上处于运动变化中的社会各要素时刻都在变化发展着。“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当平衡“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11]在现代社会治理过程中，尽管我们力图理性地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但我们的理性思考始终伴随着问题和矛盾此起彼伏，此乃社会发展的常态。

新时代社会治理篇（10）

一、人性化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根基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增加人与人相处的和谐因素，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不断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社会才会安定有序。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对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经济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社会活力也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动，社会管理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涉法涉诉等领域，因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非法集资、股市房市投资受损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矛盾涉及各行各业各阶层，既有农民、城镇居民、职工、离退休人员、个体工商业者、学生，也有军队退役人员、原民办教师、老村干部、老知青等特定人群。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人们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部分社会成员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迫在眉睫。尽可能通过对话、沟通、协商等人性化、法治化的方法协调利益矛盾，通过制度的公开、公正的落实和执行让矛盾无生长的土壤。

二、法制化建设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有力保障

从社会管理到现在提出的社会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一次很大的创新，代表着我们党在社会建设理念上的很大转变。管理一般是指自上而下的纵向的、垂直的、单向的管理指挥和控制组织的协调活动，侧重权力的单向性，政府的管理权来自于权力机关的授权。

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轨道，将法治化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在于法治化手段具有其他任何治理手段无法比拟的权威性，是国家意志的真实体现，是确保社会有序化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力量，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治理体系是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公平、民心稳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在当前社会转型、矛盾复杂的新时期，唯有法律才能成为调节关系、规范道德、消除矛盾、维护秩序、实现和谐的有力保障。强调以法治化手段推进社会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要求我们善于用法治精神引领社会治理、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把社会治理纳入法治轨道。

运用法制化手段推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福祉，为百姓办实事，让老百姓有法可依，依法治理，依法保护自己的权益，让人民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实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平安和谐的中国宜居环境。

三、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必然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