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纠纷同篇（1）

案例：何某在四川省古蔺县某煤厂工作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何某于某日凌晨3时许，在井下采煤作业时被瓦斯燃烧烧伤，送入医院治疗。厂方遂与何某达成协议：何某住院期间的医疗费、护理费、生活费、误工费和出院后的疗养费、医药费由古蔺县某煤厂全部承担。今后，何某不得以任何借口找煤厂索取钱物。协议签订后何某当日领取了古蔺县某煤厂支付全部费用。后何某根据古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古劳社险（2002）83号文件的相关规定，确认自己系因工受伤，按规定应享受有关工伤待遇，遂向厂方请求享受工伤待遇。对此，煤厂不予理会。后何某经古蔺县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何某因工伤残鉴定的结果为符合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十级。为此，古蔺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仲裁裁决书如下：一、终止煤厂与何某的事实劳动关系；二、由煤厂一次性支付给何某伤残补助金、伤残就业补助金、住院伙食补助费、工伤津贴及住院护理费，共计10066元。对此，煤厂表示不服，认为双方未签订劳务合同，理应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不应负担伤残补助金，并向人民法院。请问：未签订劳动合同而发生的纠纷，是否属于劳动争议？

分析：何某与某煤厂构成事实劳务关系，他们之间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范畴。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关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实际上已形成劳动关系后发生的纠纷，属于《劳动法》规定的劳动争议”的规定，可见，何某与某煤厂纠纷属于劳动争议范畴。第二，何某在古蔺县某煤厂井下采煤作业时被瓦斯燃烧烧伤，经古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古劳社险（2002）83号文件确认何某属因工受伤，按规定应享受有关工伤待遇。古蔺县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为符合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十级，煤厂并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复议。因而，古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古劳社险（2002）83号文件，古蔺县劳动鉴定委员会的古劳鉴（2002）63号文件已发生法律效力，即何某属因工受伤，按规定应享受有关工伤待遇。第三，何某与某煤厂所达成的协议只体现了部分国家工伤保险待遇，且协议时何某尚未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协议中也未包含该伤残定级的内容。故何某请求享受工伤待遇与古蔺县某煤厂发生的纠纷，人民法院应以劳动争议受理该案。

劳动合纠纷同篇（2）

一、劳动合同法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是我国法律领域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劳资双方矛盾的有效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对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劳动立法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08年9月18日，国务院颁布《新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是对《劳动合同法》的进一步完善和有效补充，为劳务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具体指引，最大限度保护了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劳动合同纠纷涉及的实务问题

劳务纠纷涉及面极其广泛，鉴于笔者能力有限，仅选取部分有代表性的热点问题进行简单论述。

（一）用人单位与在校大学生签订培训协议并予以实施时涉及的权益纠纷

1.用人单位与在校大学生签订的培训协议是否适用《劳动合同法》，根据《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文件)第12条明确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如果按照此规定，用人单位与在校大学生签订的培训协议显然不适用《劳动合同法》。

2.实务中在校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如何救济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校大学生能否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应该有所区别，理性思考，不能一概而论。理由如下：从学校教学的实际情况看，大学的最后一年已经没有课程了，学生都在进行论文撰写并积极寻找就业机会，学校也鼓励毕业班的大学生积极寻找就业机会。笔者认为，在校大学生能否建立劳动关系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两类，即应届大学生和非应届大学生。应届大学生即将毕业，处于积极寻找就业机会的在校阶段，此时，大学生通过人才市场、招聘、见面会等方式与用人单位确定用工意向，并到用人单位进行工作的，那么对于等待就业的应届大学生而言，已经提前进入就业市场。同时，用人单位根据应届大学生提供的就业推荐表与学生签订劳动合同符合就业市场制度要求，因此，应届大学生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应该予以认定。相反，对于非应届大学生，学习是其第一要务，其在校期间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既不符合大学学习要求和规定，也不符合就业市场的客观要求，因此，非应届大学生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应该认定无效。”

上述观点没有机械的照抄照搬生硬的法律条文，而是坚持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笔者基本赞同上述观点，但是如果是在校研究生和在校博士生和用人单位签订的培训协议是否受《劳动合同法》的调整和约束呢？笔者认为同样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协议的具体约定和在校研究生和博士生的个人具体情况，有条件的适用《劳动合同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而不应当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将其排除在《劳动合同法的》之外。

（二）劳动合同期限与服务期限不相同时涉及的劳资双方权益纠纷

1.服务期，是指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约定的，由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一定的特殊待遇，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特定劳动的特定期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要想约定服务期，用人单位必须向劳动者提供一定的特殊待遇，否则不得约定服务期。

2.服务期与劳动合同期限的区别。劳动合同期限是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劳动合同的有效时间，起于合同生效之时，终于合同终止或解除之时。而服务期则是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一定的特殊待遇的前期下，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供特定劳动的特定期间。

3.在实务当中，有的劳动合同期比服务期长，有的劳动合同期比服务期短，有的劳动合同期与服务期相等，如果劳动合同期与服务期不同，则发生劳务纠纷的概率就会较高，笔者主要探讨劳动合同期与服务期不同时产生劳务纠纷的处理原则。

首先，劳动合同期限比服务期短。有学者认为，“如果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劳动合同终止的，在此种情况下，劳动者如果按照我国《劳动合同法》第44条第（一）项的规定，其是否可以自由择业呢？我们认为，按照服务期的设立目的来看，劳动者在此期间应该不能自由择业，但是作为劳动者自主择业的补偿，用人单位应该按照工资调整机制提高劳动者在服务期间的劳动报酬。但是，如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能够按照原合同规定的条件续订劳动合同的，则不存在什么问题，双方当事人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如果此时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不能达成一致的，则又需要分情况进行讨论：如果是因为用人单位拒绝继续签订劳动合同的，那么应该将用人单位该行为视为放弃剩余服务期限，如果是因为劳动者拒绝继续订立劳动合同的，则劳动者应该就违反服务期的规定向用人单位承担违约责任。”

上述观点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笔者持赞成态度，其实这里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就续签合同能否达成一致意见，如果达成一致意见就无纠纷而言，反之笔者认为应当采用过错原则来处理此类纠纷，如果是用人单位的原因，则劳动者无需承担责任，如果是劳动者的原因，则劳动者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其次，劳动合同期限比服务期长。对于此类劳动纠纷一般比较容易处理，劳动者在服务期内违约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和《劳动合同法》、《新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社保时涉及的劳资双方权益纠纷

1.用人单位未给劳动者依法缴纳社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以及第四十六条规定，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从上述规定不难看出，只要用人单位未给劳动者依法缴纳社保，劳动者就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2.对于用人单位未给劳动者缴纳社保的劳资纠纷，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对于用人单位未足额为劳动者缴纳社保时，如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呢？

首先，用人单位方面。如果用人单位通过弄虚作假方式，骗过社保审核机构，对于此类情况，一般是用人单位通过少报劳动者收入降低社保缴纳基数，进而达到少缴社保的目的。显然用人单位主观上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笔者建议按以下方式处理，鉴于用人单位是少缴而非不缴，社保机构应当责令用人单位及时补缴相应的金额，并按相应的规定对用人单位给予相应处理；如果用人单位拒不补缴的，参照未缴纳社保的规定予以处理，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其次，如果社保审核机构未尽到合理义务，便核准了劳动者的社保缴纳基数，使劳动者蒙受损失的，社保机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此类情况用人单位和社保审核机构均有过错，应当承但相应的责任。对于用人单位及时补缴相应的金额，并按相应的规定对用人单位给予相应处理；如果用人单位拒不补缴的，参照未缴纳社保的规定予以处理，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于社保审核机构的责任，可以按照行政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探讨了用人单位与在校大学生签订培训协议并予以实施时涉及的权益纠纷、劳动合同期限与服务期限不相同时涉及的劳资双方权益纠纷以及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社保时涉及的劳资双方权益纠纷三个问题，鉴于笔者学术水平肤浅，不能从更深层次去论述此类问题，笔者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将继续对此类问题进行关注和研究。

参考文献：

劳动合纠纷同篇（3）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渐增强，各中小企业相继崛起，劳动雇佣关系急剧增多。各企业生产在经济市场上崭露头角。由于大量生产企业的涌现，产生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在这些劳动者队伍中，绝大部分都是学历不高、知识水平有限的单纯的体力劳动者，他们既不懂企业生产组织管理又不懂专业的生产技术，更谈不上对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劳动合同管理了，整个劳动者队伍的整体素质偏低，受企业雇佣人员的法律意识淡薄，认识不到劳动合同的重要性，不懂得利用劳动合同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种种现象导致了劳动合同纠纷屡屡发生。一些受企业雇佣的劳动者不懂得劳动合同签订的手续，甚至根本不知道由劳动合同这回事，往往出现未签劳动合同就进企业干活的现象，导致企业与员工之间合同的风险性加大，一些不正规企业借机欺诈劳动者并拖欠劳动者工资。近年来，企业拖欠工资的案例每年都会有上千例，这些劳动者由于不重视合同的签订导致自己无法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可见，劳动合同在劳动雇佣关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补救也是急需我们分析研究的课题。下面，本文将围绕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补救之研究这一主题做出讨论。

一、劳动合同纠纷产生的原因

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劳动关系也逐渐多样化、复杂化，劳动关系也相对不稳定。由于社会劳动关系的显著变化，劳动关系主体之间逐渐市场化、利益化，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近年来，随着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总体提高，劳动者的维权意识普遍增强，导致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矛盾纠纷愈演愈烈，劳动合同纠纷案例逐年呈上升趋势。在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同的签订中，表面看来，虽然是企业与劳动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但实际上，劳动者还是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需要依靠法律的保护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尤其是从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到企业和劳动者双方的利益，其中的诚信问题更显得不可缺少。

二、劳动合同纠纷的主要类别

据调查研究表明，劳动合同纠纷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因劳动合同签订产生的纠纷

首先，一些企业为了降低人员招聘的成本，多招聘一些临时工、实习生，入职的前期设立较长的试用期，并且不与这些临时工、实习生或处于试用期的劳动者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或是在与劳动者签订合同时，劳动合同不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合同的规定有失公正。其次，企业在与职员签订劳动合同时，程序过于形式化，合同的拟定是由企业一方规定，劳动者只有签字的权利，而且，有些企业与劳动者签订的合同只有一份，由企业保存，劳动者手中并没有劳动合同，导致在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劳动者没有确切的证据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最后在劳动合同的审核鉴定方面，很多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私自保管合同，不经过国家规定部门的鉴定，导致合同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不能被及时的发现和纠正。从而导致劳动纠纷的频繁发生。

（二）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

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纠纷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劳动者违约造成的纠纷。在目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企业人员流动性较大，员工跳槽现象比较普遍，有些处于高位的管理人员在跳槽时带走公司大量的客户资料以及最新的技术信息到新的工作单位，从而造成原公司的商业机密泄露，导致原单位与跳槽人员之间的纠纷。另一方面，是用人企业违约造成的纠纷。用人单位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无视劳动合同约定，拖欠或擅自扣发劳动者的工资，或者是签订劳动合同时承诺给劳动者购买相关社会保险但实际上并没有购买保险，种种欺骗行为导致一系列的劳动合同纠纷的发生。

（三）在劳动合同解除时因经济补偿金问题产生的纠纷

在企业发展的低谷期，企业效益降低，需要依靠精简人员来降低成本，按照国家规定，企业在单方面解除合同时要给予被解雇劳动者一定的经济补偿金。然而有些企业却没有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导致被解雇人员内心不满，造成纠纷。

三、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补救有效途径

（一）利用法律的手段对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进行补救

在给对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进行补救的过程中，对现行法律关于劳动合同规定的正确解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在以往的仲裁申请中，劳动纠纷仲裁委员会常常会搞不清楚什么是劳动合同纠纷，什么是损害的发生，造成了对一个仲裁请求的分割处理，导致申请过期，劳动合同纠纷受害人得不到合理赔偿的后果。而现行《劳动法》明确规定，在劳动合同纠纷中，受害的一方有权利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仲裁申请必须是在双方劳动争议发生后的六十个工作日内提出，仲裁委员会必须给与公正客观地裁决。而且，在劳动纠纷发生后的六十个工作日内提出仲裁申请的受害人可以得到全额的补偿。这样就避免了劳动合同违约的一方拖延时间，推卸赔偿责任。

（二）赋予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向法院起诉的权利

在传统的劳动合同纠纷解决方法中，通常是由劳动合同纠纷受害者向劳动纠纷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但是，在实际的劳动合同纠纷仲裁申请处理中，劳动纠纷仲裁委员会常常会搞不清楚什么是劳动合同纠纷，什么是损害的发生，从而耽误了仲裁申请的处理，造成了对一个仲裁请求的分割处理，导致申请过期，劳动合同纠纷受害人得不到适当赔偿的后果，这是我国劳动合同纠纷处理工作中的一个弊端。目前，国家现行法律明确规定在劳动合同纠纷受害者对劳动纠纷仲裁委员的仲裁结果不满意时，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这是我国法律赋予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维护了那些在劳动合同纠纷发生后错过了向劳动纠纷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期限的受害者的利益，一旦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错过了申请仲裁解决的机会，就可以立即向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社会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劳动者必须时刻注意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摆脱仲裁委员仲裁申请期限的限制，通过司法程序来补救已遭受损害的本属于自身的利益。

（三）劳动合同中遵守诚信原则，保证对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的补救

目前许多法律学家指出现在的法律趋向于保护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由于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细致化，使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现代社会的民法规定中，法律的规定明显倾向于对弱者的保护。在劳动合同纠纷的处理中，法律应依照诚信合作的原则处理劳动合同纠纷问题，对劳动合同纠纷双方比较强势的一方进行严厉的约束，对于劳动合同纠纷处于比较弱势的一方给予法律上的支持，这样的规定对于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来说才是比较公平的。这样的认定可以及时弥补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在劳动合同纠纷中的损失。由于我国的经济市场发展的历史相对短暂，关于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补救措施的相关规定还不够完善，在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上缺乏觉悟，劳动者的维权意识普遍较差。在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四）针对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补救建议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劳动合纠纷同篇（4）

一、案情和判决[1]

1994年3月31日，原告徐某与被告常州市中南纺织集团公司（以下称“中纺公司”）签订了“聘请汽车驾驶员合同”，并于同年5月12日经常州市公证处公证。合同约定：“聘期自1994年3月31日起至1996年4月1日止。中纺公司每月支付徐某工资人民币500元，如不能及时支付工资（协商同意除外），徐某有权停止开车，后果由中纺公司负责；一方中途无故违反合同内容，必须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800元……”合同履行期间，中纺公司每月向徐某支付了大约140元至363元之间不等的工资。1996年3月27日，徐某向中纺公司提出异议，要求中纺公司按合同约定每月支付500元工资，双方因此发生争执。同年4月16日，徐某向常州市戚墅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7月23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中纺公司补发徐某1996年2、3月份的差额工资379.40元，并按25%支付补偿费94.85元。徐某对裁决不服，于1996年8月5日向常州市戚墅堰区人民法院，要求中纺公司支付合同期间所欠工资6665.92元；并支付违约金800元等。

法院经审理认为，徐某与中纺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双方应按合同履行。中纺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每月支付徐某工资500元属于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按照合同约定应向徐某支付违约金800元。而徐某未按劳动法规定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仲裁，故对其所提出的补发1994年4月至1995年12月的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1996年1至3月的工资，中纺公司应按约履行，不足500元的差额部分应补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9条、第50条、第79条、第91条并参照《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18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判决：1.中纺公司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徐某3月份的工资500元，补发1 至2月份的差额工资347.80元并给付工资补偿金136.35元，支付违约金800元，合计人民币1784.15元。2.驳回徐某对中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徐某不服，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遂于1996年12月23日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二、问题的焦点

根据上述案情和判决，可以将本案法院审理情况简要概括如下：法院认定原被告间订立的合同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双方应按合同履行；对被告认定其未按合同规定支付原告工资属于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对原告认定其未按劳动法规定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仲裁，故对其诉讼请求中超过仲裁申请期限的部分（1994年4月至1995年12月的工资差额）不予支持。

据称，法院所作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9条、第50条、第79条、第91条”。以下看一下各法条的内容及其适用情况。

劳动法第19条是关于劳动合同的形式与内容的规定，应是法院认定该案劳动合同“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依据；第50条中“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的规定和第91条中有关“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的规定，应是法院认定被告违约，并作出令其支付合同工资差额、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中25%的比例似依据《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2]第3条之规定）判决的主要依据；而第79条“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的规定，应是认定原告申请仲裁、提讼合法的依据。

对于所称原告的“未按劳动法规定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仲裁”，判决虽未明示依据之法条，但从劳动法中规定仲裁提起期间的为第82条可以得知法院依据的是该条。法院据此决定，“对其所提出的补发1994年4月至1995年12月的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在判决中驳回了原告对该部分损害的赔偿诉讼请求，从而使原告失去了本应属于自己的该部分劳动报酬。

从以上情况看，应该说，本案案情并不复杂，法院对被告违反合同的事实、违约责任这部分的认定和法律适用也是准确的。但是，这样一个违约事实清楚，损害客观存在的民事纠纷案件，却因受害人申请仲裁超过了期限，致使其通过司法途径也仍然未能得到应有的赔偿，这不能不说本案的判决确实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同时也说明我国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补救的法律制度尚需进一步完善。很明显，问题的焦点在于超过了仲裁申请期限，是不是同时也就失去了通过司法程序取得赔偿的机会。本文拟在法学理论与具体判例的结合上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以求在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中从法律制度和司法实务上，尽可能公平、妥当、切实地保护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仲裁申请期限与诉讼时效期间

弄清仲裁申请期限和诉讼时效期间的性质与区别是解决这一焦点问题的关键。因此，首先结合本案分别探讨一下仲裁申请期限与诉讼时效期间的性质。

1.仲裁申请期限

劳动争议仲裁是行政仲裁的一种。行政仲裁是行政机关设立的专门机构以第三者的身份，按照仲裁程序对特定争议居中作出裁决的制度。行政仲裁的对象是与合同有关的民事纠纷。劳动合同纠纷正是这种行政仲裁的对象之一。仲裁申请期限是由法律规定的申请时效限制，当事人必须在法定的限期内提出仲裁申请[3].

关于提出劳动仲裁申请的期限，劳动法第82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仲裁裁决一般应在收到仲裁申请的60日内作出。对仲裁裁决无异议的，当事人必须履行。”同时，劳动法第79条还对劳动争议问题作出了“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的规定。一般认为，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仲裁前置的原则[4].

在申请劳动争议仲裁阶段，自然应该依照仲裁申请期限的规定。就本案来看，涉

及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期限的有两个问题。

其一，是如何认定劳动争议的发生的问题。在本案中，如果以被告向原告发第一个月工资为双方间的劳动争议的发生，那么，从那时起60日之后就超过了应当提出仲裁申请的期限。

其二，是劳动争议的发生与损害的发生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在本案中，原告的请求是针对自违约方的违约行为发生起，至自己提起仲裁请求时止仍然存在的该行为所造成的全部损害的。而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只认可了原告仲裁请求事项中1996年2、3两个月的部分。这样，该裁决就将一个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害中的后两个月的部分作为一个独立的请求事项加以处理，从而出现了人为地将一个劳动争议事项的整体分割开的不合逻辑的现象。从该裁决看，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只有发生在仲裁申请期限之内的损害才能责令违约方承担责任，而在劳动争议发生之前该违约行为使受害人蒙受的损害则无法责令违约方赔偿。这里的问题在于，在虽然劳动争议是仲裁申请时的60日之内发生的，但违反劳动合同的行为却是更早发生的场合下，其损害如何赔偿，换句话说，劳动争议的对象（损害）在争议发生之前即已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发生，而且在争议发生时仍继续存在的场合，应如何加以认定和解决。

从劳动法第82条的规定来看，该法条没有明文设定这种情况的处理。这样就发生了对该法条如何解释的问题，本案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法院的判决显然都是将该条理解为对应予受理的争议事项（损害）的发生，也要限制在60日之内。这样的处理是否妥当值得研究，因为劳动法第82条规定的明明是“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而不是“自争议事项（损害）的发生之日起”。

另外，当劳动合同未得到正确履行，劳动者对雇用方提出异议，但未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时，这种异议提起属于什么性质的行为值得研究。我国现行法律对劳动合同中劳动者向雇用方就合同的履行等提出交涉，雇用方对此所负的责任，以及这些对仲裁申请期限发生什么影响等，均未作规定[5].

2.诉讼时效期间

尽管行政仲裁有比较完备的程序，与司法程序没有多大区别，而且，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以仲裁为诉讼的必经程序[6]，但它毕竟是一种行政程序。因此，法律规定，在当事人对裁决不服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当劳动争议案件经过仲裁阶段进入司法程序时，必然涉及诉讼时效期间的适用问题。必须明确承认的一点是，当当事人提讼之时，该劳动争议已不再是行政仲裁的对象，而是劳动合同纠纷案件，已经成为应依据民事法律由司法程序处理的对象。法院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虽然以仲裁为前提，但法院的审理既不应是对仲裁实体认定正确与否的评定，亦不应受仲裁期限的制约，否则，法律的公平、公正何在，司法独立的尊严何在？而没有了法律的公平、公正，司法失去了独立性，公民的权利就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严格区分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意义重大。

关于行政仲裁与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的不同，最高人民法院曾多次作过说明，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10月19日给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诉讼当事人问题的批复》[7]中指示，“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决定，向人民法院，争议的双方仍然是企业与职工。双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和诉讼地位上是平等的。此类案件不是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在审理时，应以争议的双方为诉讼当事人，不应把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列为被告或第三人”。在1989年8月10日《对劳动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几个问题的函〉的答复》[8]第2条中也指出，“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裁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仍应以争议的双方为诉讼当事人，不应将劳动争议委员会列为被告或者第三人。在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中也不应含有撤销或者维持仲裁决定的内容”。还有，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4月15日给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人民法院对集体企业退休职工为追索退休金而提起的诉讼应否受理问题的复函》[9]中指示，“集体企业退休职工因追索退休金而与企业行政发生的争议可视为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向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或者直接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对仲裁不服，可以在收到仲裁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依法受理”。特别是1993年10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给地方各级和各级专门法院的《关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10]中进一步明确指示，“从通知下发之日起，劳动争议案件由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受理。1986年11月8日法（研）复〖1986〗32号批复第一条关于劳动合同纠纷案件，暂由人民法院的经济庭受理的规定予以废止”。这些批复、通知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在长期的司法实务中，始终坚持了将劳动争议的行政仲裁与劳动合同纠纷的司法解决加以区别的指导方针，并反复明确了对提讼的劳动争议案件，法院应“经审查后依法受理”，并且表示了应作为民事案件来处理的态度。

案件的性质决定其应适用的诉讼时效期间，因拖欠或克扣工资引起的劳动合同纠纷案件，实质上是受害人请求实现其工资债权的民事诉讼案件。因此，提起民事诉讼的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理所当然地应该适用民法中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民法通则除为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避免举证的困难，对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等请求权规定了1年的特别诉讼时效期间外，对其他一般的民事权利的诉讼请求权，以第135条规定了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因具体请求权的根据及标的不同，在计算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时各有差异。民法学界一般认为，“因违约行为而发生的强制实际履行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和违约金请求权，从违约行为成立之时起算”[11].

对有关劳动合同纠纷的诉讼时效期间，我国民法通则未作特殊规定。劳动法上除关于仲裁申请期间的规定外，亦未对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时效期间作出规定。因此，对劳动合同纠纷案件中违约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应该适用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其起算点应为违约行为成立之时。显然，本案法院判决将行政仲裁期间的限制适用于民事案件的审理是不妥当的。

四、依法补救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的途径

在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的违约事实清楚，损害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应该尽量通过各种途径对受害人予以救济。

1.利用仲裁程序的补救

给予劳动合同纠纷中的违约受害人以补救时，对现行法律法规的正确解释适用至关重要。劳动法第82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在仲裁阶段，对于申请人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提出的仲裁申请，不因争议事项发生于60日以前便对该损害整体做人为的分割，否定其仲裁申请以前即已存在的部分，而应客观地将争议事项视为一个整体，合理地补偿受害人的全部损害。这样解释适用该法条，既符合法律有关“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提出仲裁申请的要求，可以使受害人的损害得到完全的赔偿，并使违约方

无法借仲裁申请期限规避其赔偿责任；又可以避免就一个违约行为产生的违约责任，作出一部分认可，一部分不予支持的不合逻辑的现象的发生。

尽管本案违约受害人的仲裁申请正是针对该劳动合同本身，而不是只针对1996年2、3两个月的。但由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将损害的发生与劳动争议的发生这两个概念相混淆，导致了对一个请求事项的分割，从而使受害人的大部分损害被认定为超过了仲裁申请期限而没能得到赔偿。实际上，本案中违约方的违约是一个持续发生的行为，即“自1994年4月被告向原告发第一个月工资时起”至“1996年3月”止，整个合同均未按约定履行。要求损害（违约行为）的发生与劳动争议的发生必须一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如果劳动争议是针对整个劳动合同的，那么，有效合同范围内的损害都在应予赔偿之列。

在该案的「评析中有以下的情况介绍和评价：“……据原告徐某称，他曾多次向中纺公司提出过，但迟迟未解决。可见，自1994年4月被告向原告发第一个月工资时起，双方间的劳动争议便已客观存在，但原告徐某在1996年3月前如期领取了工资，且未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应认为是对中纺公司变更工资行为的认可”[12].

如果上述情况确实，应该说，原告的提出（异议）是其（劳动者）与本单位（雇用方）就合同履行所作的一种交涉，这实际上就是债权人（违约受害方）向债务人（违约方）提出的要求其履行义务的催告。在司法程序中，债权人的催告，是使时效期间的进行中断的法定事由。既然作为行政仲裁之一的劳动争议仲裁，应当遵守行政司法的合法、公平等一般原则[13]，那么，劳动争议仲裁，也应该考虑债权人向债务人提出的催告对该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期限的影响。但是，该「评析不但没有把它作为时效期间中断的事由，反倒从当事人之间劳动争议客观存在的事实，引出了原告如期领取了工资，且未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即应认为是对被告变更工资行为的认可的结论。这种评价是极不妥当的，既不合法也有悖公平。依法而言，前述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催告，是时效期间的法定中断事由。依公平而言，劳动者一般隶属于其单位，处于被领导地位，而雇用方则处于支配地位，受害人与本单位的交涉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一个合同工人（受害人）向本单位（违约人）提出异议的能量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当违约受害人提出异议的时候，雇用方是如何回答的等情况均未详。雇用方对劳动者的推委、敷衍是不难想象的。因此，在这种场合下，无论是存在异议但未提出，还是在合同期满前提出异议请求仲裁，根据合同的性质和目的以及公平原则，整个请求事项的损害均属应予赔偿的范围之内。

即使受害人“如期领取了工资”也不能认为是其对违约方“变更工资行为的认可”。因为劳动法第17条规定，“订立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只有这些规定才是认定合同变更行为是否合法的标准。合同的变更与合同的订立同样，都要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本案劳动合同纠纷中的违约方和受害人之间显然未曾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之上，通过协商达到过一致。在当前市场经济正在建立，劳动力供过于求，许多劳动者面临下岗的不利选择的背景之下，不考虑劳动者如何生活，要受害人不领工资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生活命运的强大的领导者进行争议，这对劳动合同纠纷中的违约受害人未免过分苛刻，不能不说是有失公平的。领取了工资并不是受害人“认可”违约方变更（违反）合同行为的意思表示，违约行为亦未因受害人领取了工资而消失，显然，以“如期领取了工资”作为认定受害人认可违约方变更合同行为的根据的评价是不适当的。

2.通过司法程序的补救

在许多场合下，人民法院在维护违约受害人的权利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实行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的仲裁前置原则，许多劳动合同纠纷可以通过行政仲裁得到解决。但是，当劳动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这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而且，法律还应该为贻误了申请仲裁机会的受害人提供保护，一旦违约受害人错过了争议仲裁申请期限，可以使其通过向法院提起劳动合同纠纷的民事诉讼的途径，求得自己工资债权的实现。

关于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的性质及其诉讼时效期间的适用，已如前述（前出三、2.）。这里以日本劳动基准法规定的修改和司法实务上的变迁为例，看一下劳动合同纠纷案件中诉讼时效期间的适用，对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日本民法中，对劳动者的工资债权与运送费和旅馆住宿费等请求权同样，仅规定了1年的消灭时效（日本民法第174条）。但是，劳动基准法则从工资保护的角度出发，以其第115条规定，“依据本法律规定的工资、灾害补偿及其他请求权，在2年之间不行使的场合下，因时效而消灭。”从而将该时效消灭期间延长为2年。在该法的实施过程中，对于一般工资债权适用2年的消灭时效规定，似乎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在适用于请求退休金债权的案件时就发生了问题。

1973年日本大分地方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14]颇具典型意义。该案案情和法院判决如下，原告某运输公司职员k，于1967年9月20日退休。那时该公司刚刚由3个公司合并起来，因此，当时公司的退休金规程附则规定，截至1968年6月30日止，凡依据合并前的原公司的旧退休金规程对自己更为有利的人，可以执行旧退休金规程。根据这一规定，1952年5月12日开始为该公司工作的k的退休金应为1，898，880日元。但是，该公司只支付给k620，402日元退休金。k在退休5年之后，主张自己享有的差额为1，278，478日元的退休金债权，向该公司提起了偿还请求。该公司主张上述债权根据劳动基准法第115条规定时效已经消灭。

法院经审理，判决认可k的诉讼请求，其理由概括起来有以下一些：1、退休金并非日常频繁发生的，而且经常是金额很高的；2、通常对于退休金的证据保管得都是比较妥善的；3、退休金对于退休的劳动者来说是保障其长期生活的经济来源；4、时效中断请求、扣押等法定中断程序对于劳动者来说并非轻而易举地能够实现；5、如果把退休金也作为一般工资适用2年消灭时效，那么就是泯没了基于保护退休者这样的经济上的弱者，即考虑到由于使用者处于比劳动者优越的地位，劳动者通过诉讼实行自己债权的保护确有困难，从而作为民法第174条的特别规则设置了劳动基准法第115条的立法宗旨。根据这些理由，法院认为“对于本案这样的退休金纠纷，不适用劳动基准法第115条是妥当的”，从而认可了原告的诉讼请求[15].遗憾的是，控诉审（二审法院）判决和上告审（最高法院）判决[16]均否定了一审判决。

尽管该案受害人的退休金债权最终没能得到实现，但是，该案一审法院判决在法律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那之后又接连出现了数起较有分量的判例，学者们也纷纷撰文论述该问题，最终的结论是“对于退休金债权，没有适用短期消灭时效的实质性理由”。司法实务的突破和理论界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使延长退休金债权的消灭时效期间的主张在立法上得到确认。1987年法第99号对劳动基准法第115条作了修改。修改后的该条规定，“依据本法律规定的

工资（退职津贴除外）、灾害补偿及其他请求权，在2年之间不行使的场合下，依据本法律规定的退职津贴的请求权，在5年之间不行使的场合下，因时效而消灭。”这种修改正是立足于谋求退休金债权的保护的[17].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须十分注意劳动者权利的保护。通过司法程序的补救，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受行政仲裁申请期限的限制。如果法院的审理也只能服从仲裁申请期间的规定，那么这无异于剥夺了劳动者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补救的权利。而且，作为特别法的劳动法应该对劳动者有更优厚的保护才对头（例如前述日本民法规定工资债权的消灭时效为1年，劳动法则将其延长为2年），可我们的劳动法规定还不如民事基本法的保护合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妙的现象。这种现状必须改变。

3.依据诚信原则的补救

诚信原则是市场经济中所有市场活动参加者必须遵循的原则。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各国的法律以及国际公约中都更加重视这些所谓一般性条款，或者称原则性或纲领性条款在具体合同中的运用。像劳动合同这样直接关系到合同当事人切身利益类型的合同，更应充分发挥这些原则性条款的作用。而且，从劳动合同的特殊性来看，它更多地受到行政法规的制约，适用诚信原则、公平原则的范围应该更宽一些。

从客观上看，在劳动合同中，尽管形式上劳动者与雇用方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但实际上，在社会、经济关系等方面，劳动者相对于雇主来说是弱者，需要法律予以特殊的保护。在劳动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双方就某一具体事实的存在主张不一致时，一般应依据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作出对劳动者有利的认定。例如，当受害人提出劳动争议仲裁请求，违约方以违约受害人“如期领取了工资”为理由，主张违约受害人对其“变更工资行为的认可”时，这种主张不应得到认可，而只能以受害方提出异议的行为认定争议的存在。作出这样的认定，对在社会上、经济上处于弱者地位的劳动者来说才是公平的。违约方要使自己的主张得到认可，必须对受害人曾经作出过明确的认可其变更行为的意思表示举证。这是因为，一般雇用方都具有保有原始材料的条件，因而负有保存证据的责任。

正如许多私法学家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民法越来越重视对“‘弱’而‘愚’的人”的保护。就是说，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必须更加注意对在经济上、社会上处于“‘弱’而‘愚’”地位上的人们的保护，这是由于社会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产生的社会分工的细致化，使得人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与近代不同的变化。现代民法承认由这种变化带来的处于雇佣合同关系、供需关系、消费关系这三种关系中的社会上、经济上的强者与弱者的存在，对强者要加以控制，而对弱者则要加以保护[18].

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还不长，尚缺乏保护弱者的法律意识，在劳动者保护的法律制度的建立方面确实还存在着有待完善的地方。例如，上述案件处理中，法院判决拘泥于超过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期限而不顾违约事实清楚的实质性要件的存在，否定了违约受害人的完整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该案「评析甚至从受害人的异议提出作出对违约方有利的解释等，就是例证。应该说，正确地解释适用劳动法第82条和民法的诚信原则以及公平原则，该案违约受害人的损害是能够得到补救的。

4.对劳动争议立法与司法实务的建议

为在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公平合理地给予劳动合同纠纷中的违约受害人以补救，有必要完善劳动争议法律制度。首先，可以考虑通过由立法或司法部门对现行法律作出解释的方法规范劳动仲裁和司法程序。例如可以对劳动法第82条中的“劳动争议的发生”作出定义；还应该对第79条中调解的期间、调解期间与仲裁申请期限的关系等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以利于劳动争议调解机构、仲裁机构以及各级人民法院的实际操作。对因劳动合同纠纷提起的民事诉讼应依据民法通则适用民事合同案件的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可考虑由最高人民法院以通知明示（尽管从过去的通知中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其次，可以考虑制定新的法律、条例。因大量的劳动合同纠纷是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解决的，所以除上述通过有权解释解决的问题外，对劳动争议的调解、调解委员会的职责，劳动争议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举证责任、劳动争议的解决途径等具体问题亦应系统地加以规定，从而使劳动合同纠纷的解决形成一个调解、仲裁、诉讼的完整体系，以确保劳动合同纠纷案件中的受害人得到切实的补救。

最后，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合理原则，考虑到弱者的保护，在将来的立法中，应该尽量使劳动诉讼的程序简化、经济，方式简便，以利于劳动者的利用。在法律中必须强化雇用方的责任，例如，使雇用方在关于受害人是否认可违约方的变更合同行为等的意见对立中负举证责任，对雇用方课以在缔结劳动合同时使劳动者知晓劳动争议解决途径、程序、时效等的告知义务等。通过这种方法使雇用方受到劳动者的监督，以减少其规避自己的违约责任的机会。在现行法律制度之下，运用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对法律作出有利于受害人补救的解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结语

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这样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里，劳动者的保护就更显重要，现代民法的“弱者保护”理念也就更需在司法实务中得到充分体现。通过民事责任制度保障民事权利的实现，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途径。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在劳动者享有的按照劳动合同获得工资的权利受到损害后，通过其他手段未能得到赔偿的情形下，如何使其依民事责任关系科学、合理地得到救济。民事责任制度的根本宗旨在于公平、合理地赔偿受害人所受损害，而且一般来讲，法律手段是纠纷解决的最后途径，因此，如前所述，劳动合同纠纷进入法律程序之后，应该适用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而不应依其他纠纷解决途径的期限人为地将一个损害事实割裂开来，使受害人无法得到应有的救济。

公平这一民法基本原则的实现，无论是劳动者保护措施的强化，还是现代民法“弱者保护”理念的体现，或者是时效制度的正确适用，最终都要依靠司法实务家的努力，依靠法官对法律做科学的解释适用。希望法律实务界在完善我国的劳动争议法律制度，适用民事法律规定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注释：

[1] 本案例的案情和判决摘自《法制日报》1997年4月30日第1版。

[2] 《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劳动部1994年12月3日 劳部发「1994481号）第3条规定“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以及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除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额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外，还需加发相当于工资报酬25%的经济补偿金。”

[3] 罗豪才：《中国行政法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72页、第175页。

[4] 前引[3]，罗豪才书，第177页。

[5] 以立法的方式对这些事项作出明确规定的确是必要，但是，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和民法原则并不是不能解决。法律条文规定

得再全面、再明确，许多实务中的具体问题仍然要由法律实务家在他的创造性劳动中去处理。法官应该是创造性劳动者，而不应该作套用条文的机器。

[6] 前引[3]，罗豪才书，第172以下。

[7] 法（经）复〖1988〗50号。

[8] 法（经）函〖1989〗53号。

[9] 转引自梁书文主编：《损害赔偿法律手册》第一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440页。

[10] 法发〖1993〗29号。

[11] 梁慧星：《民法总则》，法律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45页。

[12] 前引[1]，《法制日报》。

[13] 前引[3]，罗豪才书，第173页。

[14] 大分地方法院1973年3月7日判决，载《判例时报》709号，第106页。

[15] 荒木诚之等：《基本判例丛书。劳动法》，同文馆，1980年11月版，第260页以下。

劳动合纠纷同篇（5）

案件争议焦点

从二审审理和裁判来看，本案的主要争议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事实认定争议

在二审中，上诉人诉称，原判认定的主要事实错误即原判称被上诉人以上诉人“吸毒”为由将上诉人除名与事实不符，因被上诉人的处理决定中明确写明上诉人因在县公安局曾进行过“强制戒毒”而被除名，但原判故意将“被强制戒毒”说成“吸毒”，明显是将被上诉人不符合行政规定的处理行为变成符合规定的处理行为之事实错误；另原判认定被上诉人将处理上诉人的决定已送达给了上诉人之父，但原审中缺乏相关证据证明其已送达的事实；原判认定上诉人曾委托其妹向被上诉人递交过转办养老保险申请一节，在没有事实、证据来确认的前提下，原审仅凭被上诉人的主张就予以认定错误一词，经审查被上诉人处理决定之内容及送达决定的相关程序和认定转办养老保险申请之过程，上诉人所诉此节的基本事实属实，对此，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原告主张权利的时效问题

原审法院认为，劳动仲裁是劳动争议诉讼案件的法定前置程序，当事人应当遵守劳动仲裁的时效规定，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行使自己的权利。原告主张其2007年3月才知道自己被A银行文中分行除名。该院认为，2004年5月27日原告王勇委托其妹向A银行王庄县支行递交了转移养老保险书的申请，能证明原告王勇知道自己于1999年5月26日被A银行文中分行除名。值得注意的是，原审法院还强调了《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本案不具有溯及力。该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对下列情形，视为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由于该司法解释第十八条明确指出：“本解释自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前本院颁布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规定为准。”且“本解释施行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适用本解释。”该案是2007年才立案审理的，显然该司法解释有溯及力。二审法院对此作出了适用该司法解释的认定。同时，二审法院基于银行一方未能充分证明原告王勇知道自己于1999年5月26日被A银行文中分行除名，故不支持一审法院有关王勇主张权利已过时效的认定。

劳动违纪处理规定适用是否妥当

该案审理的焦点之一在于A银行文中市分行对王勇在B银行的违纪能否处理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金融系统属特殊行业，监察部驻金融系统监察局《暂行规定》对金融行业所有工作人员均有普遍约束力、A银行文中分行有权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据上述规定对王勇的违纪行为做相应处理。另一审法院还依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相关规定判决上诉人败诉。由于上诉人被强制戒毒发生在“B银行工作期间、是1997年10月以前”而被上诉人“A银行”在1999年处理上诉人时，上诉人并未再吸毒、戒毒，A银行无权处理过去在B银行工作人员犯的错误，且该规定第十二条明确规定适用该规定是对“本单位”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理。二审法院另审查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处理决定所依据的相关政策规定来看，《暂行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对上诉人不适用。

举证责任与证据收集

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未提供相关证据，第一次开庭后，一审法院认为证据不足，而主动调查收集若干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由用人单位负责举证。”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代被上诉人所调查、收集的证据均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十六条之规定，故此，原审将其自行收集的证据作为（被告）提交的证据予以认定，是明显的程序违法。

对银行的启示

从本案的审理与裁判来看，银行在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过程中，尤其是《劳动合同法》适用的背景下，更应慎重对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问题。

第一，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应该谨慎区分劳动法规是否有效，是否具有溯及力。特别是《劳动合同法》生效后，银行不仅面临新旧法的关系问题，而且还面临大量劳动法规和规章的适用问题，银行不应简单搬用曾经有效的劳动关系管理规章来影响自己的行为选择，而应该慎重论证这些规章是否与新的劳动法律法规相协调。

第二，银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应该符合法定的情形。根据我国新近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对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做了明确的规范，即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另外，该法第四十一条还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对于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用人单位不应该通过劳动合同来任意新增，这可能导致仲裁机构和法院否认这种合同条款的效力。

第三，银行应注意是否存在法律规定不能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劳动合同法》为了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该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不得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银行解除劳动合同应该严格遵循法定的程序。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做了严格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这里的程序也不应该通过劳动合同来任意改变。

劳动合纠纷同篇（6）

一、案情和判决[1]

1994年3月31日，原告徐某与被告常州市中南纺织集团公司（以下称“中纺公司”）签订了“聘请汽车驾驶员合同”，并于同年5月12日经常州市公证处公证。合同约定：“聘期自1994年3月31日起至1996年4月1日止。中纺公司每月支付徐某工资人民币500元，如不能及时支付工资（协商同意除外），徐某有权停止开车，后果由中纺公司负责；一方中途无故违反合同内容，必须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800元……”合同履行期间，中纺公司每月向徐某支付了大约140元至363元之间不等的工资。1996年3月27日，徐某向中纺公司提出异议，要求中纺公司按合同约定每月支付500元工资，双方因此发生争执。同年4月16日，徐某向常州市戚墅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7月23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中纺公司补发徐某1996年2、3月份的差额工资379.40元，并按25%支付补偿费94.85元。徐某对裁决不服，于1996年8月5日向常州市戚墅堰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中纺公司支付合同期间所欠工资6665.92元；并支付违约金800元等。

法院经审理认为，徐某与中纺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双方应按合同履行。中纺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每月支付徐某工资500元属于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按照合同约定应向徐某支付违约金800元。而徐某未按劳动法规定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仲裁，故对其所提出的补发1994年4月至1995年12月的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1996年1至3月的工资，中纺公司应按约履行，不足500元的差额部分应补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9条、第50条、第79条、第91条并参照《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18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判决：1.中纺公司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徐某3月份的工资500元，补发1 至2月份的差额工资347.80元并给付工资补偿金136.35元，支付违约金800元，合计人民币1784.15元。2.驳回徐某对中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徐某不服，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遂于1996年12月23日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二、问题的焦点

根据上述案情和判决，可以将本案法院审理情况简要概括如下：法院认定原被告间订立的合同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双方应按合同履行；对被告认定其未按合同规定支付原告工资属于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对原告认定其未按劳动法规定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仲裁，故对其诉讼请求中超过仲裁申请期限的部分（1994年4月至1995年12月的工资差额）不予支持。

据称，法院所作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9条、第50条、第79条、第91条”。以下看一下各法条的内容及其适用情况。

劳动法第19条是关于劳动合同的形式与内容的规定，应是法院认定该案劳动合同“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依据；第50条中“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的规定和第91条中有关“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的规定，应是法院认定被告违约，并作出令其支付合同工资差额、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中25%的比例似依据《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2]第3条之规定）判决的主要依据；而第79条“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应是认定原告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合法的依据。

对于所称原告的“未按劳动法规定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仲裁”，判决虽未明示依据之法条，但从劳动法中规定仲裁提起期间的为第82条可以得知法院依据的是该条。法院据此决定，“对其所提出的补发1994年4月至1995年12月的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在判决中驳回了原告对该部分损害的赔偿诉讼请求，从而使原告失去了本应属于自己的该部分劳动报酬。

从以上情况看，应该说，本案案情并不复杂，法院对被告违反合同的事实、违约责任这部分的认定和法律适用也是准确的。但是，这样一个违约事实清楚，损害客观存在的民事纠纷案件，却因受害人申请仲裁超过了期限，致使其通过司法途径也仍然未能得到应有的赔偿，这不能不说本案的判决确实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同时也说明我国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补救的法律制度尚需进一步完善。很明显，问题的焦点在于超过了仲裁申请期限，是不是同时也就失去了通过司法程序取得赔偿的机会。本文拟在法学理论与具体判例的结合上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以求在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中从法律制度和司法实务上，尽可能公平、妥当、切实地保护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仲裁申请期限与诉讼时效期间

弄清仲裁申请期限和诉讼时效期间的性质与区别是解决这一焦点问题的关键。因此，首先结合本案分别探讨一下仲裁申请期限与诉讼时效期间的性质。

1.仲裁申请期限

劳动争议仲裁是行政仲裁的一种。行政仲裁是行政机关设立的专门机构以第三者的身份，按照仲裁程序对特定争议居中作出裁决的制度。行政仲裁的对象是与合同有关的民事纠纷。劳动合同纠纷正是这种行政仲裁的对象之一。仲裁申请期限是由法律规定的申请时效限制，当事人必须在法定的限期内提出仲裁申请[3].

关于提出劳动仲裁申请的期限，劳动法第82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仲裁裁决一般应在收到仲裁申请的60日内作出。对仲裁裁决无异议的，当事人必须履行。”同时，劳动法第79条还对劳动争议问题作出了“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一般认为，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仲裁前置的原则[4].

在申请劳动争议仲裁阶段，自然应该依照仲裁申请期限的规定。就本案来看，涉及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期限的有两个问题。其一，是如何认定劳动争议的发生的问题。在本案中，如果以被告向原告发第一个月工资为双方间的劳动争议的发生，那么，从那时起60日之后就超过了应当提出仲裁申请的期限。

其二，是劳动争议的发生与损害的发生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在本案中，原告的请求是针对自违约方的违约行为发生起，至自己提起仲裁请求时止仍然存在的该行为所造成的全部损害的。而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只认可了原告仲裁请求事项中1996年2、3两个月的部分。这样，该裁决就将一个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害中的后两个月的部分作为一个独立的请求事项加以处理，从而出现了人为地将一个劳动争议事项的整体分割开的不合逻辑的现象。从该裁决看，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只有发生在仲裁申请期限之内的损害才能责令违约方承担责任，而在劳动争议发生之前该违约行为使受害人蒙受的损害则无法责令违约方赔偿。这里的问题在于，在虽然劳动争议是仲裁申请时的60日之内发生的，但违反劳动合同的行为却是更早发生的场合下，其损害如何赔偿，换句话说，劳动争议的对象（损害）在争议发生之前即已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发生，而且在争议发生时仍继续存在的场合，应如何加以认定和解决。

从劳动法第82条的规定来看，该法条没有明文设定这种情况的处理。这样就发生了对该法条如何解释的问题，本案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法院的判决显然都是将该条理解为对应予受理的争议事项（损害）的发生，也要限制在60日之内。这样的处理是否妥当值得研究，因为劳动法第82条规定的明明是“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而不是“自争议事项（损害）的发生之日起”。

另外，当劳动合同未得到正确履行，劳动者对雇用方提出异议，但未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时，这种异议提起属于什么性质的行为值得研究。我国现行法律对劳动合同中劳动者向雇用方就合同的履行等提出交涉，雇用方对此所负的责任，以及这些对仲裁申请期限发生什么影响等，均未作规定[5].

2.诉讼时效期间

尽管行政仲裁有比较完备的程序，与司法程序没有多大区别，而且，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以仲裁为诉讼的必经程序[6]，但它毕竟是一种行政程序。因此，法律规定，在当事人对裁决不服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劳动争议案件经过仲裁阶段进入司法程序时，必然涉及诉讼时效期间的适用问题。必须明确承认的一点是，当当事人提起诉讼之时，该劳动争议已不再是行政仲裁的对象，而是劳动合同纠纷案件，已经成为应依据民事法律由司法程序处理的对象。法院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虽然以仲裁为前提，但法院的审理既不应是对仲裁实体认定正确与否的评定，亦不应受仲裁期限的制约，否则，法律的公平、公正何在，司法独立的尊严何在？而没有了法律的公平、公正，司法失去了独立性，公民的权利就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严格区分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意义重大。

关于行政仲裁与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的不同，最高人民法院曾多次作过说明，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10月19日给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诉讼当事人问题的批复》[7]中指示，“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争议的双方仍然是企业与职工。双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和诉讼地位上是平等的。此类案件不是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在审理时，应以争议的双方为诉讼当事人，不应把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列为被告或第三人”。在1989年8月10日《对劳动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几个问题的函〉的答复》[8]第2条中也指出，“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裁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仍应以争议的双方为诉讼当事人，不应将劳动争议委员会列为被告或者第三人。在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中也不应含有撤销或者维持仲裁决定的内容”。还有，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4月15日给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人民法院对集体企业退休职工为追索退休金而提起的诉讼应否受理问题的复函》[9]中指示，“集体企业退休职工因追索退休金而与企业行政发生的争议可视为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向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或者直接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对仲裁不服，可以在收到仲裁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依法受理”。特别是1993年10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给地方各级和各级专门法院的《关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10]中进一步明确指示，“从通知下发之日起，劳动争议案件由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受理。1986年11月8日法（研）复〖1986〗32号批复第一条关于劳动合同纠纷案件，暂由人民法院的经济庭受理的规定予以废止”。这些批复、通知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在长期的司法实务中，始终坚持了将劳动争议的行政仲裁与劳动合同纠纷的司法解决加以区别的指导方针，并反复明确了对提起诉讼的劳动争议案件，法院应“经审查后依法受理”，并且表示了应作为民事案件来处理的态度。

案件的性质决定其应适用的诉讼时效期间，因拖欠或克扣工资引起的劳动合同纠纷案件，实质上是受害人请求实现其工资债权的民事诉讼案件。因此，提起民事诉讼的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理所当然地应该适用民法中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民法通则除为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避免举证的困难，对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等请求权规定了1年的特别诉讼时效期间外，对其他一般的民事权利的诉讼请求权，以第135条规定了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因具体请求权的根据及标的不同，在计算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时各有差异。民法学界一般认为，“因违约行为而发生的强制实际履行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和违约金请求权，从违约行为成立之时起算”[11].

对有关劳动合同纠纷的诉讼时效期间，我国民法通则未作特殊规定。劳动法上除关于仲裁申请期间的规定外，亦未对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时效期间作出规定。因此，对劳动合同纠纷案件中违约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应该适用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其起算点应为违约行为成立之时。显然，本案法院判决将行政仲裁期间的限制适用于民事案件的审理是不妥当的。

四、依法补救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的途径

在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的违约事实清楚，损害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应该尽量通过各种途径对受害人予以救济。

1.利用仲裁程序的补救

给予劳动合同纠纷中的违约受害人以补救时，对现行法律法规的正确解释适用至关重要。劳动法第82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在仲裁阶段，对于申请人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提出的仲裁申请，不因争议事项发生于60日以前便对该损害整体做人为的分割，否定其仲裁申请以前即已存在的部分，而应客观地将争议事项视为一个整体，合理地补偿受害人的全部损害。这样解释适用该法条，既符合法律有关“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提出仲裁申请的要求，可以使受害人的损害得到完全的赔偿，并使违约方无法借仲裁申请期限规避其赔偿责任；又可以避免就一个违约行为产生的违约责任，作出一部分认可，一部分不予支持的不合逻辑的现象的发生。

尽管本案违约受害人的仲裁申请正是针对该劳动合同本身，而不是只针对1996年2、3两个月的。但由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将损害的发生与劳动争议的发生这两个概念相混淆，导致了对一个请求事项的分割，从而使受害人的大部分损害被认定为超过了仲裁申请期限而没能得到赔偿。实际上，本案中违约方的违约是一个持续发生的行为，即“自1994年4月被告向原告发第一个月工资时起”至“1996年3月”止，整个合同均未按约定履行。要求损害（违约行为）的发生与劳动争议的发生必须一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如果劳动争议是针对整个劳动合同的，那么，有效合同范围内的损害都在应予赔偿之列。

在该案的「评析中有以下的情况介绍和评价：“……据原告徐某称，他曾多次向中纺公司提出过，但迟迟未解决。可见，自1994年4月被告向原告发第一个月工资时起，双方间的劳动争议便已客观存在，但原告徐某在1996年3月前如期领取了工资，且未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应认为是对中纺公司变更工资行为的认可”[12].

如果上述情况确实，应该说，原告的提出（异议）是其（劳动者）与本单位（雇用方）就合同履行所作的一种交涉，这实际上就是债权人（违约受害方）向债务人（违约方）提出的要求其履行义务的催告。在司法程序中，债权人的催告，是使时效期间的进行中断的法定事由。既然作为行政仲裁之一的劳动争议仲裁，应当遵守行政司法的合法、公平等一般原则[13]，那么，劳动争议仲裁，也应该考虑债权人向债务人提出的催告对该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期限的影响。但是，该「评析不但没有把它作为时效期间中断的事由，反倒从当事人之间劳动争议客观存在的事实，引出了原告如期领取了工资，且未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即应认为是对被告变更工资行为的认可的结论。这种评价是极不妥当的，既不合法也有悖公平。依法而言，前述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催告，是时效期间的法定中断事由。依公平而言，劳动者一般隶属于其单位，处于被领导地位，而雇用方则处于支配地位，受害人与本单位的交涉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一个合同工人（受害人）向本单位（违约人）提出异议的能量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当违约受害人提出异议的时候，雇用方是如何回答的等情况均未详。雇用方对劳动者的推委、敷衍是不难想象的。因此，在这种场合下，无论是存在异议但未提出，还是在合同期满前提出异议请求仲裁，根据合同的性质和目的以及公平原则，整个请求事项的损害均属应予赔偿的范围之内。

即使受害人“如期领取了工资”也不能认为是其对违约方“变更工资行为的认可”。因为劳动法第17条规定，“订立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只有这些规定才是认定合同变更行为是否合法的标准。合同的变更与合同的订立同样，都要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本案劳动合同纠纷中的违约方和受害人之间显然未曾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之上，通过协商达到过一致。在当前市场经济正在建立，劳动力供过于求，许多劳动者面临下岗的不利选择的背景之下，不考虑劳动者如何生活，要受害人不领工资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生活命运的强大的领导者进行争议，这对劳动合同纠纷中的违约受害人未免过分苛刻，不能不说是有失公平的。领取了工资并不是受害人“认可”违约方变更（违反）合同行为的意思表示，违约行为亦未因受害人领取了工资而消失，显然，以“如期领取了工资”作为认定受害人认可违约方变更合同行为的根据的评价是不适当的。

2.通过司法程序的补救

在许多场合下，人民法院在维护违约受害人的权利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实行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的仲裁前置原则，许多劳动合同纠纷可以通过行政仲裁得到解决。但是，当劳动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而且，法律还应该为贻误了申请仲裁机会的受害人提供保护，一旦违约受害人错过了争议仲裁申请期限，可以使其通过向法院提起劳动合同纠纷的民事诉讼的途径，求得自己工资债权的实现。

关于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的性质及其诉讼时效期间的适用，已如前述（前出三、2.）。这里以日本劳动基准法规定的修改和司法实务上的变迁为例，看一下劳动合同纠纷案件中诉讼时效期间的适用，对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日本民法中，对劳动者的工资债权与运送费和旅馆住宿费等请求权同样，仅规定了1年的消灭时效（日本民法第174条）。但是，劳动基准法则从工资保护的角度出发，以其第115条规定，“依据本法律规定的工资、灾害补偿及其他请求权，在2年之间不行使的场合下，因时效而消灭。”从而将该时效消灭期间延长为2年。在该法的实施过程中，对于一般工资债权适用2年的消灭时效规定，似乎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在适用于请求退休金债权的案件时就发生了问题。

1973年日本大分地方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14]颇具典型意义。该案案情和法院判决如下，原告某运输公司职员K，于1967年9月20日退休。那时该公司刚刚由3个公司合并起来，因此，当时公司的退休金规程附则规定，截至1968年6月30日止，凡依据合并前的原公司的旧退休金规程对自己更为有利的人，可以执行旧退休金规程。根据这一规定，1952年5月12日开始为该公司工作的K的退休金应为1，898，880日元。但是，该公司只支付给K620，402日元退休金。K在退休5年之后，主张自己享有的差额为1，278，478日元的退休金债权，向该公司提起了偿还请求。该公司主张上述债权根据劳动基准法第115条规定时效已经消灭。

法院经审理，判决认可K的诉讼请求，其理由概括起来有以下一些：1、退休金并非日常频繁发生的，而且经常是金额很高的；2、通常对于退休金的证据保管得都是比较妥善的；3、退休金对于退休的劳动者来说是保障其长期生活的经济来源；4、时效中断请求、扣押等法定中断程序对于劳动者来说并非轻而易举地能够实现；5、如果把退休金也作为一般工资适用2年消灭时效，那么就是泯没了基于保护退休者这样的经济上的弱者，即考虑到由于使用者处于比劳动者优越的地位，劳动者通过诉讼实行自己债权的保护确有困难，从而作为民法第174条的特别规则设置了劳动基准法第115条的立法宗旨。根据这些理由，法院认为“对于本案这样的退休金纠纷，不适用劳动基准法第115条是妥当的”，从而认可了原告的诉讼请求[15].遗憾的是，控诉审（二审法院）判决和上告审（最高法院）判决[16]均否定了一审判决。

尽管该案受害人的退休金债权最终没能得到实现，但是，该案一审法院判决在法律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那之后又接连出现了数起较有分量的判例，学者们也纷纷撰文论述该问题，最终的结论是“对于退休金债权，没有适用短期消灭时效的实质性理由”。司法实务的突破和理论界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使延长退休金债权的消灭时效期间的主张在立法上得到确认。1987年法第99号对劳动基准法第115条作了修改。修改后的该条规定，“依据本法律规定的工资（退职津贴除外）、灾害补偿及其他请求权，在2年之间不行使的场合下，依据本法律规定的退职津贴的请求权，在5年之间不行使的场合下，因时效而消灭。”这种修改正是立足于谋求退休金债权的保护的[17].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须十分注意劳动者权利的保护。通过司法程序的补救，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受行政仲裁申请期限的限制。如果法院的审理也只能服从仲裁申请期间的规定，那么这无异于剥夺了劳动者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补救的权利。而且，作为特别法的劳动法应该对劳动者有更优厚的保护才对头（例如前述日本民法规定工资债权的消灭时效为1年，劳动法则将其延长为2年），可我们的劳动法规定还不如民事基本法的保护合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妙的现象。这种现状必须改变。

3.依据诚信原则的补救

劳动合纠纷同篇（7）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某。

王某某于1987年商调到某书店工作。1993年12月在试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时，王某某与某书店签订了一年期劳动合同。次年12月，双方又续订了两年期劳动合同。合同期满后，双方于1996年12月底再次续订了三年期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至1999年12月31日止。1999年12月30日，某书店准备与王某某续签劳动合同，并由该店经理、支部书记及办公室主任与王某某洽谈此事。该书店办公室主任高某将一份乙方名字栏填字为“王某某”的《某书店全员劳动合同书》出示给王某某，王某某即提出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某书店只同意签订三年期劳动合同，双方争执不下，致合同未能签成。2000年1月3日，某书店以原劳动合同到期终止为由向王某某出具了退工通知单。王某某不服该退工决定，于同年1月10日，向上海市某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恢复与某书店的劳动关系并与之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某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后认为：王某某与某书店签订的劳动合同已于1999年12月31日届满，双方对于劳动合同的续签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某书店终止与王某某的劳动关系并无不当，遂作出裁决：王某某提出恢复劳动关系、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仲裁费人民币300元由王某某承担。

王某某不服仲裁裁决，起诉至一审法院，认为其系某书店老职工，在该书店连续工作已有十余年，书店应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某书店现与其终止劳动关系违反法律规定，要求判令某书店与其恢复劳动关系并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某书店则认为双方原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已届满，双方的劳动关系系因期满而终止。书店据此为王某某办理退工手续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不同意王某某的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某在某书店已连续工作满十年，某书店也同意续订劳动合同，双方只是对合同的期限存有异议。现王某某提出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其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店方因续订合同的期限问题协商不成，即予王某某退工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据此判决：王某某要求与某书店恢复劳动关系、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后，某书店不服，提起上诉称，单位本不愿与王某某续签劳动合同，但考虑其实际困难最后还是同意与其续签三年期合同，但王某某坚持要求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方在劳动合同的期限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单位只能终止与其的劳动关系，要求法院支持其作出的退工决定。

王某某则坚持原来的观点，要求与某书店恢复劳动关系，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王某某自1987年商调进入某书店工作，在该单位连续工作已满10年以上。双方在原签订的劳动合同期满前，协商续签劳动合同时，均同意续延劳动合同，而仅在期限上有争议。现王某某提出要求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其符合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条件，某书店应当与其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一审法院判决某书店恢复与王某某的劳动关系，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是正确的，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劳动合纠纷同篇（8）

解决办法如下：1、协商；2、调解；3、仲裁；4、诉讼。

【法律依据】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条，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协商和解，发生劳动争议，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也可以请工会或者第三方共同与用人单位协商，达成和解协议。

（来源：文章屋网 ）

劳动合纠纷同篇（9）

合同签定后，某实业总公司于1993年1月12日至6月1日先后6次付给某经济开发中心人民币共计1204万元。某实业总公司征得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同意，又于1993年4月23日，与山东省某综合公司签定了购销所买之商品住宅楼合同，每平方米售价930元，共计16665430.60元。交房时间为1993年6月30日。违约责任与前引合同相同。合同签定后，某综合公司于1993年4月23日至6月5日先后6次共付给某实业总公司1316万元。某综合公司因计划变动，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出售该商品住宅楼许可证后，又于1993年5月15日与山东省某劳动服务公司签定了出售所购商品住宅楼的购销合同，房价为每平方米990元，共计17740621.80元。交房时间为1993年6月30日。违约责任与前引合同相同。合同签定后，某劳动服务公司以月息5％贷款700万元，月息2.7％贷款100万元，分别于1993年5月19日至6月30日3次共付给某商业综合公司900万元。后因某劳动服务公司只见到复印的楼房图纸，故再未付款。某经济开发中心至今未将5栋楼房竣工，致使原被告及第三人某实业总公司共造成经济损失448万余元，为此，原、被告及第三人因合同履行及赔偿经济损失发生诉争。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根据原告之申请，于1993年12月3日裁定，将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在本市某住宅小区所建的第一、三、四、五。六号楼查封。查封期间，为避免更大经济损失，法院准许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继续施工，并督促其办理有关的商品住宅楼土地使用权手续。但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坚持不予办理。

审判结果：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认为：

1、基于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未办理出售商品住宅楼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即与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签定了商品住宅楼购销合同，违反了国家有关房地产开发和土地使用的法律规定。法院受理此案后，在较长的时间内督促其办理该商品住宅楼土地使用权手续，但第三人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至今不予办理，故应认定双方所签定的合同无效。

2.由于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与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签定的商品住宅楼合同无效，致使后来原被告及第三人以同一标的物所签定的两个商品住宅楼合同无法履行，给原被告及第三人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

3.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不注意审查法定手续，盲目签定购房合同亦应负一定责任，应承担部分经济损失。

4.山东省某劳动服务公司高息贷款之利息，在法律允许之范围内予以保护，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在查明事实、核实证据的基础上，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及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购房款1204万元，赔偿经济损失4223150元；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山东省某综合公司购房款4334200元；山东省某综合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返还山东省某劳动服务公司购房款900万元，赔偿经济损失3134250元。

2.案件受理费58200元，由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承担228400元，山东省某实业公司承担7500元，山东省某综合公司承担14300元，山东省某劳动服务公司承担8000元。诉讼保全费7769元，由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承担7000元，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承担769元。

宣判后，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未上诉。

[案例评释]

本案是一起案情颇为复杂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一方面，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于多次的转售行为错综迷离；另一方面，该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很 多，既有物权法上的物权变动问题，又有合同法上的合同效力问题、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具体适用问题以及违约责任的承担问题。要想合理地解决本案，必须把握合同的效力认定以及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这两个核心，层层递进，才能理顺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准确地适用法律，公平地解决纠纷。

一、合同的效力问题

解决本案，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即是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与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所签商品住宅楼购销合同的效力问题。对此，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即在受理此案后，在较长的时期内督促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办理该商品住宅搂土地使用权手续未果的情况下，认定：该合同违反了国家有关房地产开发和土地使用的法律规定，而且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迟迟不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因而应是无效合同。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态度看，其受理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做法与其最后的裁判未尽一致：裁判做出前，该院是督促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办理相关手续，也就是说，督促其履行合同，而履行合同是以该合同有效为前提的；但嗣后的裁决却是认定合同无效。

那么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在未办理出售商品住宅楼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的情况下，与其他当事人所签定的出售商品住宅楼合同，是否属无效合同？答案应是否定的。理由在于：

由于我国对于物权变动，在法律未设特别规定或当事人之间未有特别约定时，采债权形式主义模式。因而合同法上，作为买卖合同的出卖方，无须在签定合同时，既已取得其所欲出售的物品的所有权或处分权，而只须在合同签定时，有可能取得合同标的物的处分权即可。故合同生效的要件，就标的而言，是要求其在合同订立时“确定、可能”。[2]所谓“确定”，系指合同的标的在合同成立时必须确定，或者必须处于将来履行时可以确定的状态；所谓“可能”，是指合同的标的在客观上有实现的可能性。以客观上不可能实现的事项作为合同标的，理论上称为标的不能。民法理论上关于标的不能的情形，可分为下列几种：1.事实不能与法律不能。事实不能又称自然不能或物理不能，如约定购买根本上不存在的自然物质等；法律不能是指由于法律有禁止性规定而不能，法律不能的情形，构成违法行为，本质上属于合同违法。2.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自始不能又称原始不能，指合同成立之时，其标的已不可能实现；嗣后不能又称后发不能，指合同成立时尚属可能，但于合同成立后因故而不能。3.全部不能与一部不能。全部不能指合同标的全部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一部不能指合同标的仅一部分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4.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客观不能指标的非因当事人本身的原因而归于不能，主观不能指仅因当事人本身的原因而不能。5.永久不能与一时不能。永久不能指标的不能的情况永久持续下去，无消除的可能。一时不能指开始时标的虽属不能，但其不能之情形，于嗣后可以消除。[3]

在这几种标的不能的情形中，只有自始客观永久不能和法律不能方致使合同无效，本案中，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虽在订立合同时尚未取得所售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但它完全可以在合同订立后通过办理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手续，从而取得土地使用权，因而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与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所签的商品住宅楼购销合同属自始主观不能，而非属自始客观永久不能，再者这一合同也无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定之处，因而也不存在法律不能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与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所签的商品住宅楼购销合同并不属于无效合同，而是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4]

二、合同解除及其法律效果

既然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是否意味着在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确定地成为生效合同之前，合同对于当事人并无法律的约束力？答案是否定的。无权处分情形下，合同效力待定，所待定的，是合同的部分效力，即关于受让人取得相应的财产权利的合同条款的效力，至于合同的其他条款，只要符合了合同的生效要件，自合同成立时起，即当然地发生法律效力。新颁行的《合同法》第44条第1款已确认了这一点，明确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一方面迟迟不能完工房屋的建造，另一方面又迟迟不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从而影响了其他当事人的利益。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的上述行为，对于已经生效的合同条款，业已构成违约。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当事人如欲从这一交易关系中脱身出来，途径之一是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确认合同无效或行使撤销权撤销合同；途径之二是解除合同。从前述的理由可以看出，第一条路是走不通的，此时，只有一种选择，即解除合同。

所谓合同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后，因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或者双方的协议，使基于合同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的法律制度。合同解除分为协议解除、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5]所谓法定解除，也称法律上的解除，它的解除条件是由法律直接规定，当这种条件具备时，当事人可以将合同解除。对于法定解除，我国的合同立法一向都设有具体规定。如《经济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由于另一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允许当事人解除合同。除此以外，我国法律还规定了适用于特殊合同解除的条件，称为特别的法定解除条件。如《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了涉外经济合同解除的条件：1.另一方违反合同，以致严重影响了订立合同所期望的经济利益；2.另一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在被允许推迟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3.发生不可抗力事件，致使合同的全部义务不能履行。《技术合同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了技术合同解除的条件：1.另一方违反合同致使履行成为不必要或者不可能；2.作为技术合同标的的技术已由他人公开使履行成为不必要。《经济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四十五条、四十六条及各种合同条例、实施细则还规定了财产租赁、借贷、财产保险等合同的特别的法定解除条件。新颁行的《合同法》在总结以往合同立法关于合同法定解除规定的基础上，就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也作了详尽的规定。[6]

在本案中，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对于其与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可所签的商品住宅楼购销合同，在约定的合同履行时间1993年6月1日到来后，未能依约履行合同，构成了履行迟延，嗣后在人民法院采取措施后，该经济技术开发中心又拒不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这就表明其违约形态已从履行迟延转化为履行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合同对方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所期望的利益，根本就无法实现，人民法院应确认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

合同解除发生的法律效果，一般是使基于合同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消灭。但是这种消灭是否溯及既往，各国立法的规定不同。大体来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使合同关系消灭，当事人负有恢复原状的义务。另一种是使合同关系自合同解除时消灭，即：使合同发生终止的效力，解除以前的合同关系依然存在。

在我国，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颁行以前的法律尚无直接规定，理论解释基本认为是无溯及力的，即仅对将来有效。我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固然不能忽视合同解除的本来性质，也不能不考虑实际情况。在现实 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合同，在解除时必须使其发生溯及的效力。但也有一些合同，在解除时无须发生溯及的效力。其中，对于非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原则上有溯及力。所谓非继续性合同，是指履行为一次的合同。就非继续性合同的性质而言，当它被解除时能够恢复原状，即已经进行的给付能够返还给给付人。因此非继续性合同作为解除的标的，为解除有溯及力提供了可能。对于继续性合同，其解除原则上无溯及力，所谓继续性合同，是履行必须在一定继续的时间完成，而不是一时或一次完成的合同，[7]租赁合同、供用电合同、仓储保管合同等均属此类。[8]本案中，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与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和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所签定的商品住宅楼购销合同，属非继续性合同，对这一合同行使解除权，可使其自合同订立时起归于消灭。我国新颁行的《合同法》第97条即明确认可了这一点。

通过当事人行使合同的解除权，使合同关系自始消灭了，当事人各方都可从此项交易中脱出身来，但当事人之间并非从此就了无瓜葛。在本案中，由于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未能依约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从而给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和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同时由于该实业总公司和经济技术发展公司又未能按期履行它们与山东省某综合公司所签定的购销商品住宅楼合同，因而要承担违约责任，这种违约责任的承担，不仅要补救该综合公司因合同未能履行所遭受的损失，还要在其可预见的范围内，对该综合公司因违约而对山东省某劳动服务公司所承担的违约的损害赔偿责任负担责任，诸此种种，都给该实业总公司和经济技术发展公司造成了数额较大的经济损失。对于这些损失，在合同已被解除的情况下，如何处理？这就引出了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问题。

对于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各国态度不一。

德国民法认为，合同解除是使合同恢复到与未订立合同时同样的状态，合同关系溯及既往地消灭，而损害赔偿要以合同关系的存在为前提才能成立。因此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不能同时并存，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一而请求。

法国民法认为，在债务人违约的情况下，损害赔偿已经成立，非违约方将合同解除时，该损害赔偿不能因此而化为乌有。因此合同解除不排斥损害赔偿。不过，为了维持损害赔偿的成立要以合同关系的存在为前提这种观点，便在损害赔偿成立与存在的范围内拟制合同关系没有消灭。

瑞士债务关系法一方面追随德国民法关于合同解除排斥损害赔偿的立场，另一方面又允许非违约方请求因合同解除所致损害的赔偿，即所谓对信赖利益的赔偿。

我国《民法通则》第115条明确规定，合同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新颁行的《合同法》坚持了这一原则。这显然不同于德国民法的规定，与法国民法和瑞士债务关系法的规定也不同，因为法国民法只承认合同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对因返还给付所支付的费用等损失不予赔偿。这对非违约方来说过于苛刻。瑞士债务关系法承认的是合同解除而产生的损害赔偿，对因合同不履行的损害赔偿置之不顾，也放纵了违约方，仍不足取。因而，我国的做法克服了以上弊端，较具有合理性。

结合本案，在合同解除的情况下，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以及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一方面可以要求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返还他们支付的房屋价款，另一方对自身国对方违约及合同被解除而遭受的损失，可主张损害赔偿责任。

三、合同的相对性及其适用

此外，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理由认为，由于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与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签定的商品住宅楼购销合同无效，致使后来原被告及第三人以同一标的物所签定的两个商品住宅楼无法履行，给原、被告及第三人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对此，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应负主要责任。根据这一判决理由，我们能否据此得出结论：山东省某劳动服务公司，或者山东省某综合公司可直接向给其造成损失的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主张损害赔偿责任？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合同法上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即合同的相对性原则。

所谓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在大陆法中通常被称为债的相对性，它主要是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另一方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讼；与合同当事人没有发生合同上权利义务关系的第三人不能依据合同向合同当事人提出请求或提讼，也不应承担合同的义务或责任，非依法律或合同规定，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包含了极为复杂和丰富的内容，且广泛体现在合同法的各项制度之中，但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主体的相对性。所谓主体的相对性，是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只有合同的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讼。具体来说，首先，由于合同关系仅是在特定当事人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因此，只有合同关系当事人彼此之间才能相互提出请求，与合同当事人没有发生合同上权利义务关系的第三人，不能依据合同向合同当事人提出请求或提讼。其次，合同一方当事人只能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和提讼，而不能向无合同上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及诉讼。

2.内容的相对性。所谓内容的相对性，是指除法律、合同另有规定外，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某个合同所规定的权利，并承担合同所规定的义务。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在双务合同中，合同内容的相对性还表现为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就是另一方当事人的义务，权利与义务是相互对应的。

3.责任的相对性。所谓责任的相对性，是指违约责任只能在特定的当事人即有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发生。合同关系以外的人不负违约责任，合同当事人也不对其承担违约责任。责任的相对性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违约的当事人应当对因自己的过错所造成的违约后果承担违约责任，而不能将责任推卸给他人；其二，在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债务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债务人仍应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债务人在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以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债务人为第三人的行为负责，既是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体现，又是保护债权人利益所必须。当然，如果第三人的行为已直接侵害了债权人的债权，那么，该第三人就应依侵权行为法的规定向债权人负责。我国民法也确认了债务人应就第三人的行为向债权人负责的原则，《民法通则》第11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由于上级机关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另一方赔偿损失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再由上级机关对它因此所受的损失负责处理。”值得注意的是，修改前的《经济合同法》第33条曾规定：“由于上级领导机关或业务主管机关的过错，造成经济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上级领导机关和企业主管机关应承担违约责任。”这一规定要求作为第三人的上级领导机关和主管机关承担违约责任，虽有利于减少行政机关对合同关系的不正当干预，保障并落实企业的经营权，但由于该条要求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明显违背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故《民法通则》对该条款所做出的修正显然是十分必要的。我国新颁行的《合同法》坚持了《民法通则》所确立的原则，该法第121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其三，债务人只能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而不应向国家或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因为只有债权人和债务人才是合同的当事人。如果因为违约造成国家集体或他人损害的，债务人应承担违约 责任以外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9]

结合本案，正是因为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尤其是因为责任的相对性使然，山东省某劳动服务公司以及山东省某综合公司不得直接向第三人求偿。

应注意的是，出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在与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所签定的合同中曾约定：由甲方负责办一切房产所有权手续，如乙方在交房前售出该房，则由甲方负责为方指定的客户办理房产所有权手续。这一约定是否意味着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对乙方未来可能的买受人承担了合同义务，从而使该合同成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答案是否定的。所谓的为第三人利益合同，是指订约的当事人并非为自己设定权利，而是为第三人的利益订立合同，合同将对第三人发生效力。此种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使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合同义务，第三人因此取得直接请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10]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与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和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所签定的合同之所以不能认定为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原因在于：该合同中，某经济开发中心所对应的权利人是某实业总公司和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其所做的为买受人未来的客户办理房产所有权手续的承诺，是向合同权利人做出的，而不是向第三人做出的，该项义务仍是向合同对方当事人履行的义务，并非向第三人履行的义务；另从该实业总公司和经济技术发展公司随后与某综合公司所签定的合同看，某综合公司所对应的义务人是与其订立合同的该实业总公司和经济技术发展公司，并非某经济开发中心。因而，就为其买受人未来的客户办理房产所有权手续而言，某经济开发中心所承担的角色，只是其所对应的买受人的债务履行辅助人，合同义务仍应由买受人负担。买受人的客户不能直接请求某经济开发中心履行合同义务，某经济开发中心也只是在接到买受人的指令后，方协助履行义务。

四、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

我们说山东省某劳动服务公司以及山东省某综合公司不得直接向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主张损害赔偿，并不意味着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就不对他们的损失承担责任。那么，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在何种情况下对山东省某劳动服务公司以及山东省某综合公司的损失承担责任？这就引出了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问题，即非违约方间接损失，违约方应否赔偿，如果赔偿的话，是否应有所限制？

间接损失的赔偿在许多国家的合同立法及其理论上均予以承认。如《德国民法典》第252条规定：“1.应赔偿的损害也包括所失利益。2.所失利益指依事物通常进行，或依特殊情况，特别是依已经采取的措施或准备，可预期取得的利益”。《法国民法典》持同样的观点，它于第1149条规定：“对债权人应付的损害赔偿，……一般应包括债权人所受的损失和所失的可获得的利益。”《日本民法典》第416条规定：“请求损害赔偿，以使赔偿因债务不履行通常可发生的损害为其标的。”“虽因特别事情发生的损害，但当事人对其事情已经预见或者可得预见的，债权人亦得请求其赔偿。”

英美合同法上的间接损害判断标准是1854年Hadlev V.Bax－endale案判决决定的。在这个案件中，承运人应将破裂的机轴交制造厂商，以便为磨坊主制造新机轴之用。承运人的交货过分迟延。致使磨坊停工。判决说原告磨坊的业主在迟交期间丧失的利润不能援用运输合同违约之诉追回。因为承运人收到的唯一信息是，他应运送为磨坊所有的机轴。在这种情形下，原告所控诉的损失，不是承运人按情理能预见到的后果。[11]该理论认为，对于因违约而造成的间接的或“事后”的损失，受害人也有权获得赔偿，只要这些损失并非过分间接而且采取合理措施也无法避免。[12]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的损失”。这表明了我国立法对赔偿间接损失的肯定态度。新颁行的《合同法》也持相同的认识，且态度更为明朗，该法第113条第1款前段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在各国民法上，在承认违约方应赔偿对方当事人间接损失的同时，一般都对间接损失的赔偿范围加以限制。这就是应当预见规则的确立。应当预见规则，在英美法上称为合理预见规则，在法国民法上叫做可能预见规则，是指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其范围不得超过他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到的损失的规则。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十九条和《技术合同法》第十七条的规定，都承认了应当预见规则。新颁行的《合同法》对此也有明确规定，该法第113条第1款后段规定损失的赔偿：“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在具体适用应当预见规则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预见的主体问题。所谓预见的主体就是指谁应当预见的问题。对此存在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预见的主体仅限于违约方，只有在损害是违约方已经预见或应当预见的范围内才应赔偿；第二种观点认为，必须根据双方的预见来确定合理预见的范围；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根据合理的标准来考虑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否应当预见。[13]比较上述各种观点，我们认为，从原则上讲，预见的主体应为违约方，我国新颁行的《合同法》即采此见解。其原因在于首先，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只要在已发生的损害是违约方能够合理预见时，才表明该损害与违约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并且应当由违约方负赔偿责任。问题在于如何确定违约方的预见，这在实践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为了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需要有一种客观的标准来判断当事人主观上的预见状态，这也就是说要采用一个与违约方同类型的社会一般人即合理人的标准来衡量当事人能否预见。如果社会一般人在订约时能够预见或应当预见，就视为违约方应当预见。其次，由于当事人身份、职业及相互之间的了解情况，决定了违约方可能比一般人更为了解非违约方的订约目的以及从订约和履行中获得的利润，从而更为了解在违约以后受害人可能遭受的实际损失。

2.合理预见的时间问题。对此各国合同法大多规定应当以合同订立时合同当事人所预见的损失作为预见的内容，我国新颁行的《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即采此见解。我们认为，在原则上应当以订约时的预见情况作标准，但也应当考虑一些特殊情况，如果当事人在订约时并未占有获取足够的消息，或者彼此之间了解不多，那么在订约以后，一方向另一方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意外风险的情况，或者双方彼此了解一些新的情况，这些因素也应当在确定预见范围时予以考虑。

3.预见的内容。所谓预见的内容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到的损失范围。对此问题各国判例学说存在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预见的内容应包括引起损害发生的损害的种类，而不必要求预见到损害的具体范围。第二种观点认为，被告不仅应当预见到损害的类型和原因，还应当预见到损害的范围。第三种观点要求当事人既预见到事物在通常情况下产生的损失，也预见到在特殊情况下所产生的损失。[14]我国新颁行的《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即采此观点。[15]

我们认为，在考虑违约方应当预见的内容时，也应根据各种具体情况，如当事人在订约前的相互关系，对对方的了解情况，标的物的种类和用途等因素加以确定。结合本案，如果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在订约的当时，或订约之后了解到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及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将进行商品住宅楼的转售行为，则它也应当对因自己违约给山东省某综合公司以及山东省某劳动服务公司所造成的损失间接的承担责任，其承担责任的方式，系向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和海南经济技术发展公司，在可预见的范围内，赔偿间接损失。此处的间接损失，即这两家公司因违约而对山东省某综合公司所承担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其承担责任的方式，系向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因违约而对山东省某劳动服务公司所承担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这一间接损失。

注释：

[1]该案例选自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编：《中国审判案例要览》（1995年综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参见崔建远：《合同法》，第80页。

[3]参见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第324—325页[！]。

[4]我国新颁行的《合同法》业已明确确认了这一点。

[5]我国新颁行的《合同法》第93条、第94条对协议解除、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设有明确规定。

[6]我国新颁行的《合同法》第9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7]参见崔建远：《合同法》，第178—180页。

[8]我国新颁行的《合同法》就合同解除的溯及力设有明文，该法第97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见，就合同解除，原则上无溯及力，但根据合同的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主张合同解除的溯及力。

[9]参见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第27－28、32－35.

[10]参见杨立新主编：《疑难民事纠纷司法对策》（第2集），吉林人民出版社，第214页。

[11]参见沈达明编著：《英美合同法引论》，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

[12]参见休·比尔：《违反合同的各种补救》，伦敦1980年版，第9章。转引自崔建远《违约责任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页。

劳动合纠纷同篇（10）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劳资纠纷，需要通过合理的方式，加以解决，在建立一个合谐社会的大的前提下，既维护了各方的利益，也使社会的发展走进一个良性的轨道。因此我们将从几个方面着重分析劳资纠纷。

一 .首先我们需要分析劳资纠纷的特点，经过分析总结有以下几点：

1.非公有制企业劳资纠纷大于公有制，近来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上外来经济的推动，劳资历纠纷问题逐渐增多，据报有关数据统计，其中的非公有制企业的劳资纠纷占大多数，并且最终多以雇主的败诉告终。非公有制企业劳资纠纷重多的原因在于，私营，三资，乡镇和个体业主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引起的。这其中一些企业的经营者为牟取更大的经济利益，降低用工成本，其甚至不惜违反劳动法规，如不履行劳动合同，克扣员工工资，不按时缴纳社会保险等，从而引发了一些劳动纠纷事件，从中可以看出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正在不断完善，劳动者的法律意识不断的加强，懂得运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劳资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劳资关系的失衡，因而使劳资纠纷事情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2.单一到多样化转化，在过去的非公有制企业的劳资纠纷中，施欠员工薪资，讨要薪资占主要方面，而现在的劳资纠纷中已经从早期的单一元素，转变到多样化，现在的劳资纠纷中，社会保险、劳动保护、休息等权利纠纷的比例开始不断增加。

3.经济利益占首位，通过去工资报酬，社会保险等纠纷寻求补偿中可以看出，雇佣双方更加重视的是经济利益，因员工在雇佣关系统中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在发生劳资纠纷时多以寻求经济补偿为方法，而对于雇佣者当发生员工违约等行为时，也大多以赔偿经济损失为由提起申诉。

4.劳资纠纷集中性，目前我国的企业来看，非公有制企业的劳资纠纷占主导地位，从目前我国的行业来区分，建筑施工行业的劳资纠纷比较明显。从地域角度分析，大量的劳动争议集中在沿海城市。因此可以看出劳资纠纷的集中度比例相发的高，而集体争议具有突发性强，人数多，处理难度大等特点。

5.劳资纠纷处理方法不得当，处于弱势群体的雇佣者有时不愿采取正确的维权方法，而是采用一些极端的解决方法，也使得劳资纠纷不易解决，同时一些不正确的群体劳资纠纷方法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些不便，因此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维权方法。

6.非法经营为劳资纠纷的多发地，一些无证无照的作坊与劳动者之间发生的劳资纠纷不断增多，一些无照的作坊雇佣少量员工，进行生产，混乱的管理。至使这些无证无照作坊成为劳资纠纷的多发带。

二、劳资纠纷产生的原因:

要使劳资纠纷化解，并得以解决，必须分析其原因。实际上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转型时期劳动关系统急剧变化的真实反映。也是劳动法规的完善，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监督乏力，化解矛盾，解决纠纷渠道不畅等多种因素造成的结果。

1.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转变。劳动关系的多元化，复杂化必然出现大量的矛盾，再加之2007年以来，使一些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资金链紧长，出口受限，竞争加剧等世界范围内经济形势的影响，部分用人单位，特别是中小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利润空间减小，减产裁员，无力发放员工薪水，保险和社会其他福利而引起了矛盾和争议，其甚至一些不良企业延长工时，克扣工资历，甚至携款逃跑，这些都是缺乏守会责任感的表现，并且加剧了劳资纠纷这一问题，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对处于劳资纠纷中的员工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2.法规体系不完善，法规宣传，执法方面的影响

现行的法规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规章内章庞杂，规章，制度，法律法规彼此之间存有冲突之片，造成不同的执法者对法律法规的理解不同，既不能适应劳动关系的多样化趋势，同时也给执法带来了困难。

法律宣传不到位，劳动者的法律意识，依法维权的意识比较淡薄，导致一些不理性的处理方式时有发生，另外用工单位对劳动法规的认识程度差，不能够从源头将劳资纠纷消除，使侵害员工职工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

劳动执法和监管方面问题颇多，行政执法力量薄弱，对违法企业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以用工单位的劳资违法行为惩治不力，企业违法现在屡禁不止，纠纷不断

3.解决矛盾，化解纠纷的渠道不畅

解决矛盾，化解纠纷的渠道有许多种，比如，劳动者与用工单位自行协商，工会协调，和行政调节，劳动仲裁和诉讼等等。但由于目前许多劳资纠纷劳动者与用工单位无法自行解决，而企业内部工会组织机构薄弱，行政调节能力又十分有限，因此大量的劳资纠纷又转至仲裁，有些仲裁又转为诉讼，通过以上可以说明，其中有大量的工作可以通过沟通协调来完成，但是由于这个渠道的不畅，导致大量的劳资纠纷的处理经历一个漫长的时间，对企业和员工的都是一种损失。

三．劳资纠纷的处理方法

日益增加的劳资纠纷问题，不仅影响了劳资关系的合谐，进而影响社会的合谐，甚至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正确处理好劳资纠纷问题，不仅影响的社会的稳定，而且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根据新时期劳资纠纷的新变化，针对其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考虑现在社会社会主义经济下的劳资问题的发展趋势，政法机关和劳动监督维权部门必须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发挥职能作用，正确处理好因劳资矛盾引发的纠纷和，真正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个人认为应该采取以下措施来进行处理：

1.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遵规守法意识在全社会加强就业观念教育，促使雇员摒弃只有正规就业或端“铁饭碗”才算就业的传统观念，树立从事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等灵活形式工作也是就业的观念，树立职业平等和劳动光荣的观念，使员工的个人观念和意识与时代进步的步伐保持一致。充分运用各种舆论工具和宣传载体广泛开展劳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促进劳资双方依法履行权利义务，促进用人单位自觉规范用工行为。通过法律意识的增强，使双方用工时能自觉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明确工资报酬数额或计算方法，避免产生劳资纠纷。同时，通过正反面案件的宣传教育，使劳动者知悉如何采用一个正确的解决办法，从而不会盲目的去处理劳资纠纷问题，产生不利于社会的影响。

2.关口前移，健全完善协调机制。

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便捷、高效优势的主渠道作用，对于符合条件而又没有建立调委会的非公有制企业，要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采取有力措施，督促这些企业尽快组建调委会。对于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小企业，可设立调解小组和调解员，在有条件的地方，还可由当地调委会向企业派驻专业调委会干部，开展人民调解工作。要把协调劳动关系的支点放在乡镇企业，充分发挥乡镇企业“近”（离企业近）、“明”（对企业情况明）、“快”（就地解决问题快）的特点，及时就近妥善处理劳资纠纷。

3.建立欠薪保障制度

针对目前一些中小型企业拖欠职工工资的状况，特别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拖欠职工工资问题比较突出的地方建立职工欠薪保障制度。由相关部门制定实施办法，要求企业每月按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所属的就业服务管理机构缴纳欠薪保障金，缴费比例标准应与过去和现在企业支付职工工资的有关指标挂钩。如果受保企业职工出现拖欠工资问题，可用该企业缴纳的欠薪保障金向职工支付施欠的工资，不足部分可通过变现企业资产来筹集。

4.切实加强劳动合同管理

当前要把非公有制企业作为加强劳动合同管理的重点，并要求这些企业将合同文本送到劳动保障部门鉴证，以便及时检查和纠正劳动合同中存在的问题，指导企业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签订劳动合同。

5.加强对企业监察力度

对劳资纠纷发生较多的非公有制企业，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要予以建档和进行重点监控，并定期或不定期地到这些企业中检查企业执行劳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情况，特别是在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标准和支付工资、参加社会保险、工时制度、劳动标准以及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情况，督促企业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并予以必要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