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的法律法规篇（1）

一、财产保险合同的相关概念：保险利益与保险标的

作为保险合同的投保对象，保险标的是保险事故发生所在的本体，即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生命、身体和健康。在09年新修订的保险法中，保险利益沿用了2002年第一次修订后的保险法（下文称为旧保险法）的定义，将保险利益界定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保险利益限定了保险合同的可保范围，又将保险金额限定在了损失范围内，是财产保险合同的基石。

二、新保险法针对保险利益的法制评价

所谓“无利益无风险”，保险利益原则是财产保险制度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为了适应新型经济体下的经济关系，新保险法于2009年正式实施。

（一）明确了保险利益存在的时点。

新保险法对不同类型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存在时点进行了区分限定。 2009年新保险法12条对保险利益存在的时点进行了分条列是：“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新保险法不再要求保险利益时时刻刻都存在，新法只要求出险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即可。

（二）扩大了主体范围，明确了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

新保险法第12条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与旧保险法相比较，保险利益的主体由之前的“投保人”转变为“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明确了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的法律地位。新保险法将主体范围扩大至被保险人，保护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能获取相应赔偿。

（三）填充了保险标的让与时的保险空白期。

新保险法49条：“保险标的转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但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履行本条第二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转让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经过修订，新保险法对保险合同转让由最初的“从人主义”转为现在的“从物主义”加让与通知的模式。新法下，危险未显著增加的情况下，保险人不能以投保人未履行通知义务拒绝保险合同的理赔。填充了保险合同的空白期。

三、新保险法针对保险利益规定的不足之处以及相关建议

新保险法对旧保险法的不合理处作出了相应补充完善，对保险利益方面的修订有了实质性的进步。但是新保险法的修订也不可避免的存在滞后性，其并不能够灵活地针对实务中各种情形都作出细致的规定。本文建议针对实务中的突出问题，可以且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的出台辅以补充规定。新保险法的完善将更好的保护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利益，给财险发挥经济补偿的职能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

（一）对保险利益范围的界定较为模糊，可辅以司法解释做出具体补充规定。

关于保险利益范围的界定，各个国家的规定也都不完全一致。英美保险法主张“经济利益说”，即保险利益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利益；台湾学者多主张“利害关系说”，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出险而受损，不出险而获益；而我国新保险法仍沿用旧保险法主张“适法利益说”，即法律上认可的利益来限定保险利益的范围。较之前者，新法的“法律认可利益”过于原则化，不能灵活适应新生经济关系的发展，阻碍了财险范围扩大的脚步。如网游平台的“虚拟财产”，虽然已有财险公司推出与虚拟财产有关的险种，但是受制于保险法概念尚不清晰的因素，保险责任的认定、保险纠纷的解决途径等都存在障碍。针对此类缺乏法律条文形式规定的新型经济体，可以且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的出台将此类保险标的上的保险利益纳入可保范围，选取典型案例给出指导性意见。

（二）保险利益转移的时点模糊，建议司法解释明晰保险利益转移时点。

新保险法虽然明确了保险标的让与时，除效力待定情形外受让人自动取得保险利益的结果，但是并没有明确保险标的让与时保险利益转移的具体时点。实务中，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关于保险金求偿权的纠纷时有发生，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纠纷不仅会增加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财物成本，也往往导致财险公司理赔成本的增加。因而，可以且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对保险利益转移时的具体时点加以限定。本文认为保险标的所有权的转移时点和保险利益的转移时点并非总是重合，不应简单通过所有权是否已转移判断受让人是否拥有保险利益。建议可具体给出如下条款作为判断标准：若受让人已经承担了保险标的的主要风险和获利机会，就视为受让人取得了保险利益，无论受让人是否已取得保险标的所有权，法律规定或另有约定的除外。

作为财险合同的基石，保险利益立法规定的完善是保险法成熟的标志。法律条文的不清晰规定将会导致实务中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无所适从，不利于保险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新保险法的再次修订应考虑到实务中的发展需求，进一步完善法律用语，力求做到精确。

参考文献：

[1]吕岩，朱铭来.论保险利益原则在我国保险立法中的修订与完善[J].保险研究，2009，（3）.

保险的法律法规篇（2）

目前，银行保险销售业务是我国金融产品的一大创新产业，对于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以及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已经逐步走向成熟。在其发展过程中，我国要积极的借鉴国内外先进的保险销售业务的管理经验，结合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实际状况，制定合理的法律规制，引导其正确的发展方向，提升其经济创造能力。

一、银行保险销售业务的现状

世界上最早的银行保险销售业务在20世纪80年代起步于西方的先进国家。银行保险销售业务的兴起，在将保险公司的业务扩展到银行领域的同时，促使其不断扩展其销售范围与销售对象，同时也提升了银行业的服务性能与范围。而我国的银行保险销售业务兴起与平安保险公司的第一笔销售业务，并且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与完善，但是，相比于西方先进的管理制度依然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我国的金融管理机构要积极的对其进行制度法规的规范，不断提升其服务性能与盈利能力。

二、银行保险销售业务的L险

（一）市场准入风险

银行业虽然是以企业法人形式进行经营的，但是由于金融行业服务形式以及服务对象的特殊性，需要对其进行特殊的管理。在竞争激烈的金融市场之中，国外金融企业对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加之银行间的业务交往不断频繁，对于银行保险业务的准入制度便是其基本的竞争门槛。由于银行保险业务的经营，银行需要对其的业务承担连带责任，一旦该项业务出现风险，索赔企业除了保险行业之外，商业银行也将受其牵连。[1]因此，如果市场准入制度不完善，便会因为市场准入风险为银行带来较大的经济责任。

（二）经营管理风险

首先，许多了保险业务的银行工作人员为了提升其业务水平，增加其经营业绩，会对其经营状况进行虚假的宣传与报备。很容易夸大保险产品的收益率，误导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使其不能够合理的了解所购买的保险产品的实际收益，对其利益造成损害。另外，由于银行业与保险行业的融合，使其管理更加复杂，法律规章的不完善，很容易导致产品销售信息以及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泄露。

三、银行保险销售业务法律风险的制度原因

（一）我国商业银行理保险销售业务法律制度的缺陷

银行机构定制制度的不完善，使银行业不能够合理的确定其保险机构的数量。在2014年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保险业务销售行为的通知》中，规定银行的保险公司在同一会计区间内不得超过三家。在对于公司数量的规定上与2010年出台的制度法规相悖，导致银行业“一对三”制度的不完善；另外，由于制度法规在对资格进行规定上的矛盾，使得只有一级分支机构才能取得资格，而对基层银行机构的资格不能进行合理的管理。[2]导致问责制度的不完整，这种具体产品的分配措施不准确，机制的僵化，使得其销售服务遭受到一定的影响。

（二）监管制度的缺陷

银行保险业务涉及到银行业与保险业两种行业的监管，银监会与保监会分别对其进行管理。但是，这种分区的管理制度，使得其没有综合的管理制度进行监督，不能够合理的明确两者的权利与任务，对其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就造成在管理中出现一些问题会夹杂在两个管理制度之间，导致责任的归属不明确，双方监管体系对于责任的否认，会造成惩戒手段的缺失。

四、完善银行保险销售业务的法律机制

（一）完善银行保险销售业务的法律机制

首先，对于银行保险业务要建立起“总分”的形式。2013年经过一定时期的试点，《关于全面推广商业银行保险业务“1+1”模式的实施意见》制定了这种“1+1”的模式（指一家商业银行对应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主要是对行业的数量、时间等具体制度措施进行规定，并根据商业的不同资产状况、风险指标等因素，对其业务范围、合作对象、机构等因素进行合理的规定，明确双方的责任。

其次，要根据保险产品的形式不同，对银行的业务进行分级管理。《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保险业务合规销售与风险管理通知》规范中，也对保险销售人员的业务服务与销售能力进行规定，促使其业务性能的提升。但是，其没有对销售管理人员的资质匹配做出完整的规定，没有根据销售人员业务服务能力的不同，对其进行业务分配，这对于人才的管理是不恰当的。

另外，对于销售手续费的问题也要进行规范的管理。由于商业银行在进行保险业务的销售时，会将报销手续费的金额进行参考，因此会导致一定的竞争。因此，2006年印发的《关于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的通知》中，明确了交易双方在进行选择时，要从公平的角度出发，从产业发展的总体角度选择合作对象。严禁企业利用手续费等相关费用增加银行业的额外收入，严禁账外记账等现象的出现。但是，对于收取手续费的上限以及奖励问责制度的不完善，始终会对银行业的管理造成一定的阻碍。因此，我国要不断对手续费的收取进行规范。

（二）实现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的改变

由于我国银行保险业务销售的特殊性质，其销售行为涉及到我国银监会、证监会以及保监会三大马车。这种混合的监管模式，很容易导致监管的空白，许多企业会对其钻这种监管体系的缝隙。因此，一定要实现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的改变。[3]建立银行信用评级体系以及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对银行的经营状况进行严格的监管，对其在经营过程中的服务水平、盈利状况等多种方面进行信用评级，不断完善其服务性能；同时，也要严格市场进入与退出标准。为了规范金融市场的管理秩序，完善银行业与保险行业的服务性能，需要对保险行业的公司进行严格的服务能力评估，综合评价其竞争优势以及劣势，严格控制其准入标准。同时，对信用评价不高、经营状况长期较差的企业进行严格的监管与治理，保证其服务的能力与水平。

（三）银行加强自身的管理

由于目前我国银行保险业务的发展水平较低，银行要从自身方面寻找突破口，不断完善其自身的管理。要完善竞争机制，加强人员的培训与考核，规范工作人员的行为。对于保险的销售人员的管理，一定要选派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人才，并与绩效管理机制相结合，以成交量、客户满意度等因素结合，将其销售业绩直接与工资水平挂钩，提升其竞争的积极性；还要对其进行定期的培训与不定期的考核，不断完善其专业技术水平。

同时，还要不断完善其报告制度，对其客户信息进行科学的管理。2014年出台的《中国保监会、银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保险业务销售行为的通知》中明确的表示，对于其客户的信息要进行保密管理，专款专项。2009年的《刑罚》中，也将金融机构人员泄露客户信息的行为计入刑法的管理范围，严格保守客户的基本信息。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是我国银行业发展保险业务的最佳企业组织形式。因此，银行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不断完善其自身性能，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管理经验，促进我国银行保险业务的转型升级。

五、结语

银行保险业务是我国金融行业一种创新的管理模式，其综合了银行业与保险业两种行业的特点，目前对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为了更好的提升我国银行保险业务的服务性能，一定要对其销售风险进行法律规范的制定与监督。在加强银行业自身管理水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银行保险销售业务的法律机制，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综合提升银行保险业务的服务质量与水平。

参考文献

[1]谌岚.银行保险销售风险的法律规制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3.

保险的法律法规篇（3）

[作者简介]潘苏华，深圳大学国际法硕士研究生，广东深圳518060

[中图分类号]D922．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7―0099―04

一、保险契约中的信息不对称

信息经济学认为，市场交易双方拥有的市场信息是不对称的，拥有更充足信息的一方为了自身的利益将损害另一方的利益，这种行为被称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是所谓的“二手车市场”，即“柠檬市场”，按照信息经济学的解释，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的存在，将导致“二手车市场”次品泛滥，极端情况下该市场将逐步萎缩甚至消失。保险市场也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即交易中的一方拥有另一方缺少的相关信息。在对保险产品和保险合同条款的认识程度上，保险人无疑占有信息优势，但是在对保险标的的个体掌握上，保险人则处于信息劣势，其仅知道社会范围内某种风险的发生概率或者说投保人中的高风险或低风险的概率分布。因为保险人对个体的信息主要来自于投保人的告知，投保人是否按照最大诚信原则如实告知，保险人较难作出正确、全面的判断。

保险业中的信息不对称可以根据发生时间的不同来区分，事前非对称”指非对称发生于当事人签约之前，研究的模型称为逆向选择模型。对“逆向选择”这一概念的研究起源于人寿保险。所谓逆向选择是指保险双方在达成契约前，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接受契约的人一般拥有私人信息，而这些信息有可能是对对方不利的，接受契约的人利用这些有可能对对方不利的信息签订对自己有利的契约，而对方则由于信息劣势处于对自己不利的选择位置上。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逆向选择既可以是保险买方逆向选择，也可以是保险卖方逆向选择。在保险市场中，常见的是买方逆向选择。所谓保险的逆向选择，是指保险购买者以低于精算的合理保费的价格取得保险的行为。

众所周知，竞争性市场模型下的一个重要假定是买方和卖方都具有完全信息。但事实上，潜在的投保人总是比保险人更了解保险标的的风险状态，保险双方存在信息差别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在保险定价中，保险人通常使用分类计算法厘定保单价格，这种方法尽管简便，但却不能区别具有不同风险程度的保险标的，从而也就不能确定适合于投保人的保费水平。由于受到这种约束，保险人只能向所有投保人提出大致类似的保险价格，其结果是，在同等条件下，高风险类型的投保人将购买更多保险，而低风险类型的投保人认为基于平均损失率的保险费率过高，所以决定不购买保险，这无疑会提高所保风险的平均损失率，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保险费率，进而引发更多的人退出保险。因此，逆向选择不仅会抑制保险需求，而且还会妨碍高效保险契约的签订，并导致市场的低效率和保险质量的低下。

由于逆向选择发生在保险合同签订之前，因此，在保险实务中，主要有两种减轻逆向选择风险的方法：一是保险人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与保险标的有关的信息，以便对投保人作出更为准确的分类。显然，收集与保险标的有关的信息将帮助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作出准确的风险分类，但这样的措施只能降低或减缓投保人的逆向选择，风险并没有得到有效分担。二是设计尽量避免逆向选择出现的保险契约，即设计不同的保险契约以鼓励风险类型不同的投保人选择最适合自己风险种类的保险契约，这种保险契约也称为分离保险契约，由于这类保险契约根据投保人的不同风险类别收取不同的保险费用，并据此给予不同的赔偿，因此，低风险类型的投保人就被这类保险契约所吸引，由于市场的作用，高风险类型的投保人不得不购买这种分离式的保险契约。但实际上，由于保险人通常难以有效识别投保人的风险类别，设计这种形式的保险契约也就变得非常困难。

二、法律规制――如实告知义务

在很多情况下，信息不对称更多的是一个诚信问题，比如拒绝提供自己真实的信息，或有意无意地提供并制造虚假的信息。防范逆向选择风险，要求投保人诚实守信，如实告知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真实情况，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法中的基本原则，由此派生出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1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一)最大诚信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各国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所谓诚实，就是任何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都不得隐瞒、欺骗；所谓信用，就是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必须善意地、全面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任何一项民事活动，各方当事人都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也是世界各国立法对民事、商事活动的基本要求。该原则在保险法中较之其他民事法律要求更高，被称为最大诚信原则或最大善意原则，这主要是因为：保险事故的发生具有偶然性，保险人的赔偿或给付将由偶然性支配；保险人在承保时，对保险标的的危险状况一无所知，也不可能全部都去调查。因此，保险人只能根据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危险状况的说明来决定是否承保；保险标的在投保后一般仍由被保险人控制，因此要求被保险人应与未投保时一样尽到妥善管理的义务，以避免或减少危险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保险合同的条款、费率是保险人单方面制定的，技术性很强，投保人难以了解。长期以来，最大诚信被公认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最大诚信”最初出现于英国海上保险实务。这一法律原则要求：当一个人购买保险或续保时，他必须向保险人告知每一个重要事实。重要事实是依据谨慎的保险人判定原则，即会影响一个谨慎的保险人制定费率以及决定是否承保的事实即为重要事实。如果被保险人没有告知这些重要事实，保险人有权撤销合同，并不予以赔付。随后各国保险法相继仿效，均对此原则作了规定。不过，最大诚实信用原则初期主要是保险人约束投保人的工具，保险人往往以投保人破坏此原则而拒绝履行赔偿义务。因而，最大诚信原则通常被定义为：“一种主动性义务，即自愿地向对方充分而准确地告知有关保险标的的所有重要事实，无论被问到与否。”我国于2002年修改了《保险法》，其中新增第5条也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合同订立中的作用，对投保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由于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保险事故发生与否、发生的

时间及损失程度在合同订立之际尚未确定，而保险合同标的的主要控制权又不在保险人手中。商法具有资本经营性，商法中的诚信原则就是建立在资本营运和资本结构化的基础之上，保险人要靠收取大量分散的保险费来经营和运作，以便承受投保人转移的风险，分担被保险人的损失。对社会大众而言，保险就是社会的稳定器，通过保险分摊实现风险分摊。因此就需要依据最大诚信原则对投保人加以规范，促进当事人义务的确定，以平衡交易利益，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保障交易安全。张国键先生曾说过：“商事交易，重在确实，交易行为之当事人，双方应享之权利，应尽之义务，若不予以适当的规范，使其达到确实之要求，则一切交易行为，皆难以顺利完成。商事法上，对于加以相对人之意思表示方面，则采告知或通知义务及禁止诈欺或不正当行为主义以期交易之确实。”保险体现的也是一种利益关系，包括交易双方及社会各方的利益。其中保险人作为理性经济人当然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他估计投入成本的方式主要靠投保人如实告知保险标的的情况来实现。因此，我国《保险法》第17条就规定了投保人的询问式回答义务，告知的内容视投保人的认知能力、知识结构及是否为保险人已经弃权而不同，一般包括保险标的的质量状况、保险利益情况、有无重复保险情况及其他对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和保险费率高低有重大影响的情况。一旦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就是严重违例，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且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香港艺人梅艳芳的保单因漏报病情而被保险公司拒绝赔偿几千万保险金的案例，就是最大诚信原则在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体现”。

(二)如实告知义务。告知义务是一种先契约义务，是指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保险人有关保险标的的询问应据实回答，特别是有关保险标的风险状况的重要事实。早在200多年前，告知义务的创设者，有“英国海上保险法之父”之称的曼斯菲尔德勋爵就曾对告知义务的存在之根由作出了经典解释，曼氏认为：“保险合同是一个射幸合同，评价危险的特定事实大都只有被保险人知道，保险人信赖被保险人的陈述，相信被保险人没有保留所知道的任何情况。如果被保险人的保留诱致保险人确信某一情况不存在，并以此为依据作出错误的风险评估，保留这一情况就是欺诈，从而使保险单无效。尽管被保险人是因为错误而没有告知，并无任何欺诈的故意，但保险人仍然受到欺骗。保险单无效的原因是，实际风险与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所了解并愿意承保的风险不同。”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规定：“所有影响一个谨慎的保险人确定保险费或决定是否承担某项风险的情况均为重要事实。”告知义务以说明义务的履行为前提，如果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当危险事故发生时，他不得以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为由拒赔。

关于如实告知义务人的范围，世界各国的立法规定也不尽一致。有的国家规定告知义务人为投保人。如德国{保险契约法》第16条、《意大利民法典》第1892及1893条、《俄罗斯民法典》第944条；日本则区分损失保险和生命保险而分别规定，损失保险由投保人负告知义务(《日本商法典》第644条)，生命保险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负有告知义务(《日本商法典》第678条)；韩国则要求投保人和被投保人负有告知义务(《韩国商法典》第651条)；美国有的州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负告知义务，有的州规定投保人和被投保人均负有告知义务，但美国保险理论和实务普遍认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应负告知义务”](Pz53)。依据我国(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负有告知义务的只有投保人，并不包括被保险人。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4条规定告知义务人为投保人。我们认为，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关系人，最了解被投保的人身、财产的危险状况和各项重要事实，因此，其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告知义务对于保险合同的订立具有重要的意义。依据现行《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只能在其所知悉范围内承担如实告知的义务，如不确定被保险人负有补充告知义务，最终可能导致保险人作出错误估计，也增加了道德危险的可能性。因此，当保险人认为有必要对被保险人进行询问时，且这种询问是善意的，被保险人应当履行告知义务。如投保人对保险人事关保险的危险状况的询问无法告知或告知不确切时，作为保险受益人的被保险人负有如实补充告知的义务。如遇到投保人予以推托，且可能使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串通规避保险人符合保险业务需要的合理询问时，被保险人亦应负如实告知的义务。此外，根据权利与义务相对等原则，被保险人的利益受到保险合同的保障，由其承担相应的告知义务，也是符合保险诚信要求的。

保险的法律法规篇（4）

    入职保险业均交押金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太和支公司杨经理已打来电话,说一定退还押金,最多再等一个月。”昨日,车先生致电记者时,显得有些激动。

    车先生说,在保险行业,入职做销售前,都要交一定的押金,有的不止300元,上千元的也有,而这几乎成了行业潜规则,每个人都要遵守。“既然对方承认有这回事,也答应退还,我就再等等。”车先生说。

    入职保险业究竟是不是都要交押金呢?28日,记者致电市保险行业协会,办公室一位王姓工作人员介绍,在保险行业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劳动人员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后,一般都有这个做法,对于收取多少,行业内并没有一个标准。”该工作人员称,收取押金后,保险公司和销售员之间均有相互约束力,公司也不至于受到损失。

    入职前收押金不合法

保险的法律法规篇（5）

案例回顾

2010年6月，范某将自有皮卡汽车在重庆某财保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9月，范某驾驶保险车辆与宋某驾驶的两轮摩托车相撞，造成摩托车受损、宋某受伤、摩托车乘车人巫某、程某二人受伤。后巫某、程某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范某驾驶肇事车逃逸，后经反思主动投案。交通部门认定范某承担主要责任，为此范某向死者家属支付474500元赔偿金，扣除重庆某财保公司已经赔付的交强险保险金120000元，范某实际支付354500元。其后，范某向保险公司索赔商业险。2010年12月，保险公司以范某肇事后逃逸，违反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责任免除第四条第八款为由，判定该事故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赔偿范围。范某对拒赔理由不予认可，诉请法院称该保险公司未履行说明义务。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认为，责任免除第四条第八款具有效力，理由如下：第一，该条款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制定的，系法律禁止性规定在保险条款中的引用，具有广泛性和强制性，该免责条款应属有效。第二，法律规定保险人的说明及提示义务，其目的是为了让投保人充分了解保险条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均确认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后，车辆驾驶员应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受伤人员，且该规定应为驾驶员理应遵守的普遍准则及道德底线，保险车辆驾驶员理应知晓。第三，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驾车逃逸后仍能从保险公司处获得赔偿，则客观上将放任这种行为发生，为违法规避法律提供了方便之门。结合本案，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范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产生法律效力。①

理论争鸣

本案争议的一个焦点在于：类似“交通肇事逃逸不赔”等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的保险条款，能否免除保险人的提示说明义务？目前，对于法律法规合同化能否免除保险人告知义务，理论界存在着不同声音。

持反对意见者认为：首先，从司法运用上来说，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00]5号的批复，关于保险人“说明义务”并未将肇事逃逸、酒后驾车等情形区别对待，因此肇事逃逸、酒后驾车等免责条款保险人也必须履行说明义务。其次，不履行说明义务不利于遏制肇事逃逸、酒驾等违法现象。保险人在缔约时告知投保者如果酒驾则不能获得赔偿，至少能起到警示作用。如果完全免除这种说明义务，则更不利于遏制此类违法现象的发生。最后，知晓酒驾违法不一定知晓酒驾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酒后驾车虽说是每个公民都知晓的违法行为，但并非每个公民都必然知道酒后驾车不属于保险公司赔偿范围。所以，保险公司有义务对投保人进行口头告知。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律法规合同化可以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其理由是：第一，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明确说明义务设置的目的在于矫正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如果保险免责条款只是重申了保险法规定的免责事由，则对于该类免责条款，可以推定为人人皆知，因此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故保险人没有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必要。第二，肇事逃逸禁止不但是公知规定，也是规章性免责条款在商业保险条款中的延续，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对它的强制性规定必须遵守。第三，人不能以不知道法律而获益。作为公民，尤其是在醉驾已然成罪的今天，当然不能以不知道法律作为自己抗辩的理由。同理，作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交强险条例》，任何人不能以不知道其内容从而获得利益。

各地司法实践中的指导意见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认为，法律法规内容合同化不能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出现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免责条款，如无证驾驶、酒后驾车、肇事后逃逸等情形，也可以适当减轻保险人的说明义务。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保险合同中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条款不应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④。故保险人对此类条款未履行说明义务也并不直接导致条款无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如果免责条款是相关法律规定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⑤

法律法规合同化免除说明义务的条件

法院对于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应注重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出于弥补合同双方信息不对称的考虑，保险人针对责任免除条款履行说明义务能够起到维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目的；另一方面，保险条款针对某些行为的免责规范是基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这些行为的危害性同时也为社会公众所熟知。即使保险人未告知投保人肇事逃逸不赔，投保人也应该清楚其内容。有观点认为，通过比较肇事逃逸、醉酒、无驾驶资格这三种行为的违法程度及其主观恶性，肇事逃逸行为的违法程度及其主观恶性都远比另外两种情况严重得多。醉酒和无驾驶资格充其量只是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而肇事逃逸则触犯了刑法。因此，根据举轻以明重原则，既然醉酒和无驾驶资格都不能获得保险赔偿，那么性质更为恶劣的肇事逃逸行为当然更不应该获得保险赔偿。⑥这种观点是从法律原则的角度来思考肇事逃逸行为的后果，对于判断肇事逃逸不予赔偿是否应该由保险人履行说明义务亦有启发。

笔者认为，法律法规合同化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应具备下列条件：一是此类条款具有公开性和普遍性，为公众所熟知，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合同双方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发生。二是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此种情形保险人免于赔偿。满足上述条件的条款，法院可以适当减轻甚至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的，法院不应支持。

回到开篇所列案例，免责条款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制定的，系法律禁止性规定在保险条款中的引用，具有广泛性和强制性。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肇事逃逸保险公司不赔”，但是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原本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民事赔偿的内容在肇事逃逸后则由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可以说，“肇事逃逸不赔”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已经达到了“公开和普遍”的程度。虽然范某在诉状中主张保险公司没有履行说明义务，但是正如本案判决所言，该条款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制定的，系法律禁止性规定在保险条款中的引用。作为一名司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应该在第一时间抢救伤员，而不是逃逸。如果肇事逃逸后仍能获得赔偿，无异于鼓励这种不道德行为的发生。范某明知肇事逃逸行为后果恶劣仍从事该行为，法院对于此类情形可减轻甚至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故范某提出保险人未履行说明义务的主张不成立。

但是正如反对者所担心的那样，我们也应该防范保险人利用法律法规合同化而忽略说明义务的情形。即条款公开性和普遍性的判断标准有严格的适用范围，其免责条款必须是法律法规规定免责的内容。如果保险人滥用缔约优势将一些法律法规断章取义地引入保险合同之中，再借此免除自己的说明义务对于投保人来说极不公平。

综上所述，法律法规合同化并不必然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因为保险条款可能存在断章取义、曲解法条等情形，同时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也是对缔约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弥补。但是，对于那些法律法规明确免除保险人责任且为社会大众所熟知的免责条款，法院可以适当减轻甚至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本案例详见《重庆渝中区法院判决书（2011）中区民初字第05498号》。

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京高法发[2005]67号）第五条。

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浙高法[2009]296号，2009年9月8日）第十一条。

④《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的通知》（2011年3月2日由审判委员会第12次会议讨论通过）第九条。

保险的法律法规篇（6）

Abstract：Legal regulation on the claim procedures and time limits of insurance claims in new Insurance Law reflects the values of claiming fairly and rapidly.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claiming in practice.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defects in the regulation，including being not able to perfectly fit the practice and not setting the effective legal sanctions. So the effect of law enforcement is weakened.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the regulation about claim procedures and time limits of insurance claims，then compares them with the practices and analyses the difference. It also studies the legal sanctions for illegal acts and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on further improving the regulations and strengthening law enforcement.

Key Words：claim procedures，time limit，legal regulation，Insurance Law

中图分类号：F840.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3-0067-04

保险理赔难向来为社会公众和舆论所诟病。2009年修订后的《保险法》（下称新《保险法》）颁布后，各保险公司积极梳理理赔流程、改进理赔服务，理赔难问题得到有效改善。但新《保险法》关于理赔程序和时限的规定仍存在与保险理赔实践不够契合、相关法律责任设置不完善等问题。

一、保险理赔程序与时限法律规制的价值目标、结构及内容

（一）价值目标

损失补偿是保险的基本功能，这一基本功能通过保险理赔得以实现。因此，理赔是保险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核心，关系到被保险人投保目的和权益的实现。保险理赔法律规制的价值目标之一，在于追求公平理赔。所谓公平理赔，有两方面要求：一是被保险人对发生在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有权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获得全面、充分的赔偿；二是保险人应防止出现不合理的超赔和保险欺诈。保险理赔法律规制的价值目标之二，在于促进保险人尽速理赔。确保危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能及时得到赔偿。

（二）新《保险法》关于理赔程序与时限法律规制的内容

为实现公平理赔和尽速理赔的价值目标，新《保险法》针对理赔的程序和时限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条文的第21条至第25条（见表1）。

二、法律规制与理赔实践的对比分析

（一）法律规制与理赔实践流程的对照

新《保险法》对理赔流程设定为：损失通知提供损失证明资料核定损失赔付或拒赔。在涉及保险人的每一个程序中，均作出了时限的要求。这样的法律规制完全契合对公平、及时理赔的价值追求。

在理赔实务中，各家保险公司的流程虽然有一些细微差别，但总体可分为六个步骤：受理案件现场查勘损失确定（被保险人提交单证材料）赔款理算核赔结案归档。其中，现场查勘和损失确定在实务中常合并为查勘定损（估损）。赔款理算和核赔是保险公司内部核算理赔款的两个环节，也可以合并核赔。如此，保险公司理赔工作流程可描述为：受理案件查勘定损（被保险人提交单证材料）核赔结案归档（见图1）。

（二）法律规制与实践流程差异分析

对比两个流程，首尾两个环节意义差异不大，中间环节由于涉及到理赔金额的确定，在理赔中最为关键，也最容易产生争议。法律对于时限的规制也集中体现在这些环节。

比较法条中的“提供损失证明资料核定损失”和实务中的“查勘定损（被保险人提交单证材料）核赔”，二者差异的关键在于对法条中的“核定损失”该如何理解，其对应实务中的是“查勘定损”还是“核赔”环节？不同的解释会对实际执行效果产生很大的影响。

若将“核定损失”视为“查勘定损”，则按照新《保险法》第23条和第24条的规定，被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且提供相关损失证明材料是查勘定损期限的起点。若如此，首先从被保险人角度来说，其规定是非常不利的。法律之所以规定被保险人有提交损失证明的义务，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由于保险标的处于被保险人的掌控之中，关于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及损失程度等，被保险人非常清楚，而保险人难以知情。法律规定由被保险人在能力范围内提供有关证明资料，意在提高理赔的效率。但损失证明提交毕竟只是辅助保险人确定赔偿金额的要素，如果将损失证明资料提交时间作为查勘定损期限的起算点，则有可能使损失证明资料提交义务变成保险人迟延理赔的借口。根据第22条第2款规定，保险人认为有关证明资料不完整的，被保险人有义务补充提供。但有关损失证明和资料是否完整的判断权力在于保险人。对于保险人所要求的补充资料，如果被保险人由于能力或者技术条件的原因不能及时提供、甚至根本无法提供，保险人可能会以此为托辞不启动查勘定损程序。其次，从保险人角度来说，如果不是从接到报案即主动启动查勘定损程序，而是等到被保险人提交相关证明资料后方才查勘定损，就难以取得事故现场的第一手资料，必然加大查勘定损的难度。因此，依这种解释完全不能符合立法价值取向。

因此，采取另一种解释更为合理，即认为第24条规定的是保险人核赔的时限。在此之前事故现场已经查勘完毕，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已经就损失进行过初步的磋商，甚至保险标的已经修复完毕。在目前的监管实践中，监管机关开展未决赔案清理检查一般也将“三十日”作为保险公司核赔的最长时限，自被保险人初次提供索赔证明资料起算，其中补充材料的时间予以扣除。可见，对于查勘定损这一保险理赔中确定损失金额的最核心环节，新《保险法》中竟未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综上，建议在未来的《保险法》修订中，将实务中的“查勘定损”环节纳入规范范围，规定保险人自收到事故发生通知之日起，应及时进行查勘定损，否则需要承担因未及时查勘导致损失无法确定的不利后果。在当前阶段，可以司法解释形式明确第23条中的“核定损失”为“核赔”，以防止由于存在不同理解导致该条文规定被当作不及时查勘定损的借口，致使其督促保险人尽速理赔的立法价值目标落空。此外，监管机关可以建议甚至要求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条款当中，约定查勘定损的时限，以督促保险公司尽速启动理赔程序，改善理赔服务。

三、违反保险理赔程序与时限的法律后果

（一）违反法定程序和时限的表现形式

违反保险理赔程序与时限的问题，通常表现为下列形式：

1. 拖延赔付。

（1）要求被保险人提供的索赔材料超出合理范围，增加理赔难度。如，要求提供的证明或资料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无关，或明显超出被保险人能力范围，或受客观条件限制难以取得等。

（2）对被保险人提供索赔资料不全的，不及时通知其补充，或不是一次性通知其补充。

（3）接到报案后，不及时查勘、定损。

（4）被保险人材料提交齐备后，不及时进行核赔。

（5）赔付金额确定后，拖延履行赔付义务。

（6）对赔偿或给付金额在索赔时尚不能最终确定的案件，对其中能够确定的未及时向被保险人先行支付。

2. 无理拒赔。

（1）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付协议后，没有在法定时限内履行赔付义务，经被保险人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2）保险人认为不属于保险责任，但未向被保险人发出拒赔通知书，或虽发出拒赔通知书但未说明理由。

（3）不按照人民法院的生效民事判决履行赔付义务。

（4）仲裁裁决后，保险公司既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撤销申请，又不按期履行仲裁裁决，或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被法院驳回后，仍不履行仲裁裁决。

（二）法律责任设置

在新《保险法》中，违反理赔程序和期限的法律后果分为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两种。民事责任方面，第23条第2款规定，“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行政责任方面，第116条第5款将“拒不依法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或给付保险金义务”列为保险业务活动中的禁止行为，第13款规定了兜底条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行为”，第162条规定了相关行政处罚内容。

（三）对法律责任设置、执行的思考

1. 民事责任。一般认为，第23条第2款中“损失”，只是针对保险人迟延履行的损害赔偿责任。显然，这样的规定并没有体现对拖赔行为的惩罚。其他国家和地区不乏通过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解决理赔难问题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如美国保险人在理赔程序和时限方面的下列违约行为可能会被法院判令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1）在对保险标的物定损完毕后未能在合理期内作出赔付或者拒赔保险金的决定。

（2）在对全部信息进行合理分析之前就拒绝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

（3）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故意拖延调查或者赔付。

（4）保险人恶意威胁或拒绝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保险人赔付保险金。

又如我国台湾地区，其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如不及时履行赔付义务，须给付高额利息，即“保险人应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交齐证明文件后，于约定期限内给付赔偿金额。无约定期限者，应于接到通知后十五日内给付之。”

笔者以为，在当前我国保险理赔难问题还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对恶意的或情节比较严重的拖赔、无理拒赔等行为设置惩罚性赔偿，通过加大违规成本来督促保险公司公平、及时予以理赔很有必要。

2. 行政责任。《保险法》出台十几年来，对公司不依法理赔而予以处罚的案例很少。近年来在保监会外网公布的案例中，仅有浙江保监局和甘肃保监局对个别保险机构“拒不依法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保险金的义务”予以过行政处罚。

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认为行政权力不宜介入民事关系，对此类行为予以行政处罚是行政权力入侵司法权，有所谓“入侵司法权论”。笔者认为，根据《保险法》对监管机关职责的规定，若保险公司违反了理赔的法定程序和时限，存在拖赔、无理拒赔等违法行为，监管机关按照法律规定予以惩处属依法履行职责，不存在入侵司法权的问题。其二是由于对违法行为的认定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尺度，监管机关往往比较谨慎，一般仅将不按期履行生效的司法判决书、仲裁裁决书以及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达成的协议的行为认定为“拒不依法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而对其他一些拖赔、无理拒赔等违反法定程序和时限的行为则不予介入。

近年来，监管机关的思路有了很大的转变。保监会《关于开展财产保险积压未决赔案清理专项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要“严肃查处拖赔、无理拒赔等侵害保险消费者权益的违法问题。一旦查实，要按照《保险法》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可见，目前监管机关的思路已经比较统一，但还有认定标准和处理尺度问题有待解决。笔者认为，监管机关应出台违反理赔法定程序和时限的处罚指导意见，防止因执法标准、尺度不一出现畸轻畸重的问题，其中可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第116条第5款“拒不依法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的表现形式。

（2）将其他一些不属于第116条第5款的违反法定程序和时限的行为，如违反及时一次性告知义务、及时核定义务等，按照违反第116条第13款认定。

（3）对一些法定时限的起点，明确保险公司必须留有可供调取查阅的记录，如被保险人提交完备损失证明材料的时点，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或给付协议的时点等。

（4）考虑违规的主观故意、超时限长短等性质情节，确定采取监管措施或实施行政处罚，以及处罚的种类、幅度等。

参考文献：

[1]樊启荣.保险理赔程序及其时限立法规制论[J].法学，2009，（1）.

[2]赵仲波等主编.汽车保险理赔[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保险的法律法规篇（7）

《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有：自愿原则、试实信用原则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而“近因原则”这一被国际保险业普遍运用的原则在我国缺乏运用的法律依据。所谓“近因原则”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承担责任时，其所承保危险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在近因原则中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即属近因。只有近因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而近因原则的缺失正是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尤其是投保人产生凡是投保的利益遭到损失时皆可获得赔偿的想法的根源，从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纠争。近因原则作为常用的确定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失是否负保险责任以及负何种保险责任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我国《保险法》、《海商法》竟未作出明文规定，不得不说是我国保险立法的一重大缺憾。

二、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

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来确立的，而作为附合合同的保险合同，不论是投保单、保险单还是特约条款，大部分都由保险人制定，在制定时，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内容多对自己有利，且已经基本实现了格式化。格式保险合同由保险人备制，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再者，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实现了合同术语的专业化，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因此，一旦合同成立而双方发生纠纷，投保人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务中积累发展了不利解释原则，以示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救济。在格式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文义不清或者有多种解释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实际上是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法第三十条也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我国关于保险合同条款解释的规定，已经实际上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与国际惯例是相一致的。这对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经济上的弱者）的利益维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以及不承认判例的拘束力，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用语经不同的法院解释，关于该用语的正确含义，所表达的当事人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存在相互冲突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由于不利解释原则在适用上缺乏统一的标准，究竟何种条款能适用该原则，特别是不利原则能否适用于国家保险管理机关核定的基本保险条款，将直接影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结果。而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中对此既没有相应规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和研究也鲜见于众。

保险的法律法规篇（8）

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4－0056－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4.13

近年来，小额保险在我国引起了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2008年6月17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监会”）下发了《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在山西、河南等9个省区农村推行小额保险试点，2009年又在此基础上将范围扩大至河北、安徽、山东、重庆等11个省、市、自治区，已基本覆盖我国的广大农村。从近几年实践来看，我国农村小额保险发展所需的法律法规方面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亟待进一步完善。本文对此进行了探究，尝试对我国农村小额保险监管法律法规改进提供一些有益的对策与建议。

一、小额保险的产生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小额保险是指由不同实体以营利或不以营利为目的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的，依据保险原则管理其风险并在所保风险发生时支付基本生活保障，以帮助其抵御特定风险（如大病、天灾、生存资料损失等）的一种保险形式，兼具福利性和商业性之功效[1]。而农村小额保险是指专门为农村地区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员提供的，以与其生产和生活环境密切相关之风险为标的的一种小额保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额保险在世界范围内日渐兴起，并受到许多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重视。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扶贫协商组织（CGAP）等国际组织组建了小额保险专项工作组。同时，如小额保险中心（Microinsurance Center）等民间机构也纷纷成立并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小额保险业务，视其为一个新的商业契机和扶贫手段。据CGAP统计，截至2006年12月有超过四十个国家和地区在实践20余种小额保险产品，累积受众已经超过8亿人次，成为小额信贷发展最为迅速的农村金融产品[2]。截至2007年4月，小额保险在中南美洲的秘鲁和哥伦比亚、非洲的南非和乌干达、亚洲的印度、孟加拉国和菲律宾等国都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从人数上看，中南美洲有780万人，非洲有350万人，亚洲有6720万人被小额保险所覆盖[3]。

我国自2008年农村小额保险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在一些地区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以山西为例，截至 2009年7月，该省晋中市农村小额保险承保人数达到40.02万人，承担风险保额52.03亿元，统保行政村683个①。2009年扩大试点以后，福建省龙岩市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抓住机遇积极响应号召，在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创办了“三农”综合保险示范区，开展了全方位综合性保险保障体系的试点工作。至2010年7月，“三农”综合保险覆盖全镇21个村，其中18个村人人参保。古田全镇4334户全部参加了农房统保；全镇18298人全部参加了自然灾害公众责任险、新农合大病补充保险；农村小额家庭财产保险承保面达90%，小额人身意外险的承保面达87%；全镇9800亩水稻以及10654亩森林全部参保。“三农”保险保费收入170.9万元，赔款支出71.4万元，人均保障金额超过30万元，领先于全国、全省的平均保障水平①。保险公司方面，2009年6月30日截止，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农村小额保险已累计保障604万低收入农民，保单件数超过309万件，为农村300多万个家庭提供了总额为805亿元的风险保障，有效缓解了农村家庭主要劳动力因伤残或死亡带来的冲击，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②。

二、我国农村小额保险监管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

两年多来，我国小额保险业务发展迅速，成绩不凡，但小额保险运营发展中仍潜藏着一些亟待突破的瓶颈问题，特别是在风险防范与监管法律规则方面的欠缺，这些问题在保监会上述的《方案》中表现有以下几点。

（一）监管目标有失偏颇

虽然《方案》下发后各地方保监局和各试点县所在地政府都纷纷响应，积极出台各种配套性的规范文件，但由于《方案》将小额保险作为一种“金融扶贫”与“解决农村人口保障”的一种有效手段，并在此基础上将此次试点工作的意义定性为：“统筹城乡人身保险业务发展，缓解我国农村地区保险供给不足问题，扩大农村地区保险覆盖面，提高保险业服务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能力”③，从而给人以小额保险是一种单纯“扶贫工具”的错误解读，导致现实中各地的保险公司和县、乡基层政府为追求保险覆盖面而盲目推进、扩大农村小额保险试点工作。以山西省左权县为例，该县2008年的《关于在全县农村进行小额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④明确规定“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县政府决定先把经济条件较好的粟城乡作为第一批试点进行统保,其余各乡镇要结合各自新农村建设情况，至少统保1至2个村”。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的《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⑤甚至制定了提高覆盖面的奖励措施。首先，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弊端在于简单的统保方式虽然能快速提高覆盖范围，但同时也造成一些受保农户并不了解自己拥有的保险，甚至不知道自己有保险。其次，对统保目标的直接规定和奖励政策很可能导致小额保险的盲目扩张和“运动化”发展，使得试点工作背离其推行的初衷。这些问题都集中反应了我国县、乡层面的基层地方政府对我国推广农村小额保险价值理解上的偏差。

（二）试点操作规则过于简单

《方案》中规定了农村小额保险试点的产品业务模式、鼓励支持政策以及保险监管要求，但是纲领性较强，原则性规定较多，具体的可执行措施却寥寥无几。产品和业务模式上《方案》虽规定：“多种形式的意外伤害保险，兼顾适量的定期寿险，择机推出可承保多个生命的联生保险”⑥，但是由于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实际没有给地方小额保险发展以合适的指导，导致现实中的保险产品十分的局限。以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为例，该县将试行的小额保险产品规定为两种：农村小额意外伤害保险、小额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山西省左权县只有农村小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一种，试点产品单一。在试点公司的确定上，《方案》规定的条件只侧重于考察保险公司对于农村小额保险的发展意向，而保险公司开展农村小额保险业务的准入退出机制，偿付能力等标准尚处于缺位状态，亟待进一步的完善。

（三）相关监管内容不完整

《方案》对农村小额保险提出了一些创新建议，例如倡导小额保险公司与农村团体的合作，利用他们原有的网络优势增加覆盖率，但却没有对这些团体能否作为农村小额保险的提供者做出进一步规定。我国农民合作社有着悠久的历史，当前在农村仍有较强的影响力，农民在用合作社的方式统筹规划其生产的同时，同样可以为其成员提供互助保险产品。且互助组织作为保险提供者，相对于商业保险机构有着低成本，风险敏感度高的特点，通过合理的制度以发挥这一主体的优势能够帮助完善我国农村小额保险市场。另一方面，农村小额保险在运作上有着和传统保险不同的特质。一是农村小额保险针对大病、巨灾等特定风险，与商业保险相比风险结构差异较大，在风险准备金的额度上应该有所区别；二是农村小额保险只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赔付额度虽低但从重要性看无疑需要更多的保证；三是农村小额保险在保费的缴纳、保险的赔付程序上要简便易行，高效便民。这些要求应该在农村小额保险的监管法律法规中有所体现，以充实小额保险监管内容。

三、完善我国小额保险监管法律法规的建议

针对我国农村小额保险的上述监管法律法规缺陷，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改进现有的保险业监管法律法规，以适应农村小额保险的特殊监管要求，从而为小额保险的监管提供清晰的法律依据。

（一）科学定位农村小额保险的监管目标

农村小额保险是集商业性与福利性于一身的特殊保险形式，《方案》中对于农村小额保险的描述有忽视小额保险商业性的嫌疑。虽然福利性和商业性虽很好概括了小额保险的特质，但不能作为监管目标，因此要对小额保险的双重属性进行再抽象，从中萃取出符合我国农村发展实际的小额保险特有的监管目标。

商业性的首要特征是以盈利为目的，短期的盈利无法让农村小额保险获得足够的市场推动力。因此，让农村小额保险获得持续的盈利能力是商业性的首要要求。同时，保险是一种风险分散工具，这一特点要求参保人员具有一定的规模，具体到农村小额保险。由于其针对的对象为农民这一中低收入阶层，使得农村小额保险若要遵循商业保险的一般原则，并获得持续性盈利则必然要求更大的覆盖范围，利用规模效应分散风险，降低成本。另一方面，福利性也对农村小额保险提出了两个相同的要求。第一，我国发展农村小额保险的目标就是将其制度化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员，因而也要求小额保险能够提供稳定持续的服务，否则就不能融入社会福利体系之中。第二，作为社会福利体系成员，农村小额保险的作用就是为广大农民分散特定风险，不但要求覆盖更多不同种类的风险，在广度上也要覆盖为数更多的农民。因此，商业性和福利性虽然存在诸多矛盾，但是在“覆盖性”和“可持续性”这两点上的要求是共同的。笔者认为，将以上两点结合就组成小额保险的监管目标，推进小额保险可持续性发展并能够最大程度覆盖中低收入群体的需求。在这一目标的指导下，小额保险要兼顾盈利能力和风险分担功能，单是依靠市场自身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政府和法律法规对其发展的同时也要严格监督管理。

（二）推进农村小额保险的相机型监管

所谓相机型监管，就是监管机构针对被监管对象的不同特质及发展状况采用切合其实际的监管方式与手段。小额保险监管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必须考虑到我国农村小额保险如下几个特质，适时推进相机型监管。

1.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农村小额保险的经营主体有商业保险公司、互助组织、其他非政府组织（NGOs）以及小额金融机构等。这些主体之间不但组织结构差异大，而且在运行机制和目标上更是相去甚远。

2.微薄的盈利空间。农村小额保险是针对农民群体所设计的保险产品，过于集中的风险和较低的保费收入加上精算和风险控制的要求，结果是巨大的成本和微薄的收益。

3.地区差异性大。农村小额保险运行的地区条件差异大（自然条件、人口组成、贫困程度、信用程度），不同农民群体面对的风险组成也不同，各地区对于风险的理解和关注顺序千差万别，农村小额保险的运作必须注重这些差异。

4.补贴依赖。由于农村小额保险在发展初期极端脆弱，必须有政府补贴才能发展壮大，许多国家政府甚至在其发展成熟之后依然给予财政上的鼓励和优惠。

上述特点决定了农村小额保险监管措施必须更具有针对性。首先，应放宽小额保险的准入范围，为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机构等主体经营农村小额保险扫清障碍。准入规则方面应针对小额保险多主体经营的特点，摒弃传统的机构准入而采用单独的业务准入。其次，在小额保险补贴政策上应该设置适当的标准，可以尝试实行补贴规模与群众满意度挂钩。以群众满意度为标准能引导农村小额保险机构正确认识小额保险，反应了小额保险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为监管机构控制农村小额保险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依据。再次，注重中介市场的完善，放宽农村小额保险中介的准入条件。这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降低保险公司成本。二是能利用农村现有的关系网络来对农村小额保险进行深入宣传。最后，保险业应重视与乡镇企业网络、农村家族网络体系的沟通与联系，探索中国特色的小额保险销售平台与服务平台[4]。

鉴此，笔者认为我国农村小额保险可引入相机型的监管方式，即保监会在创设监管规则时应在准入条件、补贴额度、中介培训等方面设置自由裁量空间，授权各保监局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农村小额保险进行相机型监管。如将准入的原始资本金条件规定在一个区间之内，各地方保监局可根据本地实际针对不同的准入主体确定不同的标准。这种相机型监管方法在贯穿监管理念的同时兼顾了地区差异，并在各地保监局之间形成了监管竞争，能有效避免监管套利，提高监管实效。

（三）完善相关监管制度

1.开放互助组织的准入制度，创新其危机救济机制。互助组织在农村小额保险发展中是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方案》中却没有设置相关的制度。我国互助组织可以参照适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合作社法》）中对于合作社的制度和机构的规定，但是应在其基础上修改相关内容，如加入设立组织的最低资本要求。鉴于小额保险需要较大的基数，修改成员人数五人以上至五十人以上等。在危机处理上，互助组织具有人合性，一般不以盈利为目的且保障性较强，因此要求监管机构能够调整危机处理制度，以适应其上述特点。笔者认为，保单接管是一个适宜的选择。小额保险额度小，保障基本需求的特点使其在面对危机时更需要保护投保人的利益，而互助组织的建立多是基于成员互信，单纯接管其运作较困难，因而将危机互助组织的保单统一转移或分配给其他保险人能更好地保护投保人的利益。由于小额保险本身较为简单且运行成本较低，保单接管的可操作性较强，与单纯接管或整顿相比更为科学，同时也为其他主体提供了扩大业务范围的有利条件。

2.注重偿付能力监管，完善再保险制度。在偿付能力监管上，针对农村小额保险不同保险人之间对于资本运行方式的不同，可以设置依照资本能力分级收取的准备金制度。资本运用的风险来自于投资，互助组织的资本总额一般较低且不倾向投资，因而低准备金能优先用于偿付保险索赔，保证了偿付能力。对于高投资倾向的商业保险公司设立高准备金也能帮助缓解投资风险。影响偿付能力的不安定因素可以用针对性的政策补贴解决，例如在利率影响较大时的利率补贴，针对巨灾的补贴等，且对于地方监管机构来说补贴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能够满足地区差异性的需求。同时，国家监管机构能够通过补贴额度的调整来控制补贴带来的道德风险等负面效应。另外，需完善再保险制度。我国目前的再保险制度并没有覆盖到提供小额保险的互助组织、非政府机构和小额信贷公司等主体，而这些组织却急需再保险制度。将这些机构纳入再保险体系中能够增加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帮助其获得更多的可运行资金，同时也扩大了其与商业保险机构合作的空间，有利于小额保险不同主体间的交流合作，更合理地分散总体风险。

参考文献：

[1]Craig Churchill. Protecting the Poor, A Microinsurance Compendium.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2006.

保险的法律法规篇（9）

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附录（Annex on Financial Services）的界定，保险服务贸易涵盖如下以下一些保险及与保险有关的商业性活动：[1]

1、直接保险（包括共同保险），又可细分为人寿保险（life insurance）和非人寿保险（non-life insurance）这两类保险业务。

2、再保险（reinsurance）和转分保（retrocession）

3、保险中介（insurance intermediation），如保险经纪（brokerage）和保险（agency）。

4、辅助性保险服务（services auxiliary to insurance），如咨询、精算、风险评估及理赔服务等。

GATS金融服务附录的上述界定涵盖了现实经济领域几乎所有的盈利性保险业务，至于非盈利性及带有国家强制性的保险业务，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业务，则不在GATS的规范范围内。因为GATS第一条第1款（b）项明确规定，政府当局为实施其职能所需的服务，不在GATS调整的范围内，同条同款（c）项进一步补充说明了所谓“政府当局为实施其职能所需的服务”，系指既不是商业性质的，又不与任何一种或多种服务相竞争的各项服务。毫无疑问，社会保险业务乃各国政府当局为实施社会保障职能而提供的公共性服务，其与商业保险并无直接的竞争关系，因而属于“政府当局为实施其职能所需的服务”，不在GATS的调整范围内。更何况社会保险具有较强的属地性和属人性，根本不存在进行国际服务贸易的现实可能性，故GATS金融服务附录将其摒弃在保险服务贸易的内容之外。

根据保险服务的提供者或接受者是否需要在国家间进行位移，可将保险服务划分为四种类型：

1、从一成员方境内向另一成员方境内提供保险服务，此类服务贸易的提供者或接受者均不发生位移，故亦称为“跨境提供”（cross-border supply）。在这种服务方式中，保险服务的提供者和接受者有一定的地域差距，服务的提供方式有些类似于货物贸易或与货物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如甲国的保险公司为售往乙国并在乙国使用的汽车提供车辆保险。随着营销水平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不需要与货物贸易相伴生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也能跨境提供一定的保险服务，如甲国的保险公司可通过甲国当地的经纪人或人在乙国提供保险服务，在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些大型的保险公司如英国的劳埃德公司（Lloyds）可在海外没有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的情况下通过网络系统进行保险产品的服务贸易。[2]

2、在一成员方境内向另一成员方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此类服务贸易提供者不移动，接受者发生位移，故又称为“境外消费”（consumption abroad）。保险业较常出现的境外消费是当地保险公司为来自国外的游客或商人提供诸如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服务。

3、一成员方的保险服务提供者通过在另一成员方的商业存在（commercial presence）提供保险服务。这是一种特殊的保险服务贸易方式，表面上看，这种服务贸易方式并不涉及人员的流动，但实际上由于各国保险服务水平的差异，具有贸易比较优势的保险发达国家在保险落后国家开拓市场，创设商业存在的同时，仅仅依靠雇佣当地人才是难以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的，还必须向商业存在注入大量的资本和人力资源，才能满足业务拓展和稳健经营的需要。商业存在与其它保险服务贸易方式不同的特征在于一成员方的保险服务提供者必须在另一成员方境内设立常设机构并通过该机构提供保险服务，因此以商业存在方式进行的保险服务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国际直接投资的市场准入问题。

4、一成员方的保险服务提供者通过自然人在另一成员方境内提供保险服务，此类服务贸易方式中供应者个人发生流动，而服务接受者不移动，故人们将这种服务提供方式称为“自然人流动”（movement of personnel）。保险业中典型的自然人流动如甲国的保险人或保险经纪人到乙国实地提供保险或保险经纪服务。 二、保险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

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准入，是指一国通过实施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对外国服务提供者及其服务进入本国市场这一行为的管理与控制。GATS将市场准入条款放在第三部分“具体承诺”中加以规定，表明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准入对各缔约方而言不是普遍的绝对的义务，而是一项具体承诺的义务，即这些义务只有在谈判达成协议后列入成员国的市场准入承诺表，才对该成员国具有法律拘束力。保险服务贸易自然也不例外。成员方一旦对保险市场准入义务做出承诺并附于该国市场准入减让表中，就必须保证其给予外国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低于其在承诺表中所确定的待遇标准。

根据GATS第16条第2款的规定，一成员方一经承诺保险市场准入义务，便不得在保险部门中采取和维持下列六项限制措施：（1）以数量配额、垄断、排他性服务提供者或经济需求测定要求的形式，限制保险服务提供者的数量，如以许可证形式直接限制外资保险公司的开业数量；（2）以数量配额或经济需求测定要求的形式，限制保险服务交易或资产总值，如直接限定外资保险公司的业务量或资产总金额；（3）以数量配额或经济需求测定要求的形式，限制保险服务经营总量或按规定的数量单位表示的保险服务产出总值，如对外资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总额或保险市场份额做出限定；（4）以数量配额或经济需求测定要求的形式，限制特定保险服务部门或服务提供者雇佣提供保险服务所需自然人的总量，如限定外资保险公司从业人数或保险人的数额；（5）限制或要求保险服务提供者通过特定类型的法律实体或合营企业提供服务，如只允许合资保险公司进行保险展业；（6）采取外国人最高持股比例、单独或累计外资总值的规定，限制外资参与，典型的如不允许外资在保险公司的持股比例超过50％。应注意的是，以上这些否定性义务并非绝对性义务，只要一国在其承诺计划表中予以说明，它仍可以保留其中一项或几项限制措施。

根据WTO《有关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书协议》（以下简称《金融服务谅解》）的规定，各成员方在承诺维护国内既有保险服务管理现状的前提下，还应承担如下市场准入义务：

1、垄断经营权的透明度要求及渐进修正义务。每个成员方应在其承诺的保险服务时间表中列出现存的垄断性经营权利，并努力消除或缩小其范围。市场垄断实质是一种限制竞争行为，理应加以禁绝，但由于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保险市场发育不全，市场主体单一，国有保险企业的市场垄断受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所限，显然不能采取“令行禁止”的简单做法，故《金融服务谅解》对此给予充分谅解，只是要求成员方执行透明度要求，并努力消除或缩小市场垄断的范围，从而给了相关国家足够的缓冲期和回旋余地。

2、保险开业权的保障。《金融服务谅解》规定任一成员方应允许其它成员方保险服务供应者在其境内设立保险机构或进行商业性拓展，包括并购现有的保险企业。成员方可对保险开业和扩展设定一定的附加要求、条件或程序，但这些要求、条件或程序不得构成对保险开业的实质性阻碍或违反GATS项下的其它义务。

3、新保险服务的许可。新保险服务是指在一成员方境内任何保险服务供应者所不提供的保险服务，即所谓的“保险创新”，包括对现有保险服务的实质性升级或更新，如开办新险种。《金融服务谅解》明确规定，对于其它成员方的金融服务提供者，一成员方应允许其在本国境内提供保险创新服务。

4、保险信息传递与处理。成员方不得采取措施阻碍保险信息（包括以电子手段传递的数据资料）传递或处理，或是阻碍保险设备的转让。其前提是这种信息传递、处理或设备转让是保险服务提供者的正常商业行为所必需。这是与保险开业权密切相关的一项禁止性义务，保险企业的正常开业除了需要一定的资本、人员、场地外，一些重要的信息资料（如寿险的精算资料）和关键的机器设备（如信息处理设备）对保险公司的正常展业都是必不可少的。《金融服务谅解》的这一规定有助于预防成员方以禁止或限制保险信息传递与处理的方式来变相阻碍外资保险公司的开业或正常营业，从而使“开业权”落空的规避行为。但这一规定并不限制成员方保护个人资料、个人隐私、个人记录和金融秘密（Financial Privacy）的权利。

5、保险服务人员的临时准入。依《金融服务谅解》第9条的规定，任一成员方应允许正在境内或已在境内设立商业机构的其它成员方保险服务提供者的下列人员暂时入境：（1）对保险服务供应者的保险服务提供、控制与运行所必不可少的具有信息独占权的高级管理人员，如掌握保险客户名单的营销主管人员等；（2）保险服务经营的专家，如高级企划人员；（3）计算机服务、电讯服务及保险财务方面的专家；（4）保险精算专家及法律专家。但上述（3）、（4）项人员的临时准入，须考虑成员国境内合格人员的供应量而定，亦即若可在当地觅得充足的（3）、（4）项所列的专家，便无需从境外引入上述人才，实际上意味着成员国可以本国已有充足的相应人才为由，拒绝（3）、（4）项人员的准入要求。保险服务人员的临时准入和保险信息传递处理两项义务分别从人员、信息（及设备）方面保障了保险企业“开业权”的实现。

6、保险服务供应的非歧视措施。依《金融服务谅解》第10条之规定，在非歧视的前提下，成员方可以维持下列措施：（1）决定是否提供各类被许可的保险服务，即保险服务的业务限制；（2）限制保险服务供应者的业务范围扩及该成员全部境内，即保险服务的地域限制；（3）其它一些符合GATS条款，但对其它成员方的保险服务经营者经营、竞争或进入成员方市场的能力有消极影响的其它措施。《金融服务谅解》第11条还规定，上述（1）、（2）项的业务限制和地域限制措施应尽量不影响其它成员方保险服务提供者在该国境内既得的市场机会和利益。

三、保险服务贸易的国民待遇

与市场准入问题一样，服务贸易领域的国民待遇不是一般性义务，而是一项具体承诺的特定义务，各成员方仅在自己承诺开放的服务部门中给予外国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根据GATS第17条第1款的规定，每一成员方在其承担义务计划表所列的部门中，依照表内所述的各种条件或资格给予其它成员方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本国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标准。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服务贸易领域的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市场准入是国民待遇的前提，如果一国不承诺给外国服务或服务提供者予市场准入的机会，国民待遇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国民待遇并不是市场准入的必然结果，国民待遇的实施至少受到两项合法限制：一是成员方仅在其具体承诺并列于开放计划表的部门给予外国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二是成员方可在计划表中对国民待遇设定明确的限制和条件。

根据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金融服务谅解》的规定，保险服务领域的国民待遇除了贯彻GATS的基本原则外，还有如下的特殊规定：

1、公共机构保险服务采购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虽然有GATS第13条“政府采购例外”的规定，《金融服务谅解》仍要求每一成员方应确保在其境内建立机构的外国保险服务供应商在提供或出售本国公共机构的保险服务方面，应享受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2、跨境保险服务的国民待遇。

这一国民待遇要求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任一成员方应允许非居民的保险服务提供者通过中介或本身作为中介，根据国民待遇原则提供如下保险服务：（1）海运和商业性航空航天运输及运费保险；（2）运输（含国际运输）的货物、运输货物的工具和由此产生责任的保险；（3）再保险、转分保；（4）咨询、统计、风险评估、索赔等辅助性保险服务。另一方面，任一成员方应允许其居民在其它成员方境内购买上述保险服务。

以上保险业务范围与GATS金融服务附录所列的保险业务范围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二者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各种人寿保险被明确排除在跨境提供的国民待遇范围之外。笔者认为，这并非对人寿保险的业务歧视，而是由于人寿保险的业务特征所致，就目前的技术发展水平而言，寿险服务提供者邻近寿险服务接受者仍是寿险服务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如此，寿险服务提供者才能为客户准确地解释寿险条款，全面了解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概况，评估风险发生概率和准备金比率，从而既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寿险服务，又可有效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因此，在目前的保险业实践中，寿险的服务提供者多与寿险的服务接受者在同一国境内，这是基于寿险行业的上述特点，国际保险业中寿险跨境提供的服务贸易水平极低，未成规模，故《金融服务谅解》将其略去，未作列举。

3、支付与清算的国民待遇。

根据GATS所确定的国民待遇原则，任一成员方应当允许在其境内已设立商业机构的其它成员方保险服务供应商使用由公共机构运营的支付与清算系统，以及获取正常业务活动过程中所提供的官方基金援助和再融资便利。但外国保险服务商不享受官方最终资金贷款或清理的权利，因为依据国际惯例，跨国金融机构的最终贷款人和债权债务清理人通常是其母公司或母国金融主管部门，故外国保险服务商不得以国民待遇为理由，要求东道国金融主管部门对进行最终贷款援助或债权债务清理。

4、加入相关组织或机构的国民待遇

外国保险服务提供者在加入或参与保险自律组织、清算机构或别的组织、机构时，其享受的待遇应与本国保险公司相同。当成员方直接或间接地给予相关组织成员予提供保险服务的特权或优惠时，外国保险服务提供者也应一体均沾，福利共享。

《金融服务谅解》之所以做出上述特殊规定，主要是考虑到有些成员国金融当局给予金融企业的特权或优惠，是以金融企业加入相关组织（如保险业的保险同业公会）作为前提的，并且这种特权或优惠往往是通过同业组织间接给予的，在这种情形下，成员国政府实际上可通过限制外国金融服务商的入会资格，来限制或剥夺外国金融服务商根据国民待遇原则本可享受的特权或优惠。故《金融服务谅解》对外国金融服务商加入相关组织或机构的国民待遇作了特别强调，以避免成员方上述规避行为的发生。

四、WTO成员方保险服务最新承诺概况及其评价

1997年12月，总共56个成员方（代表70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金融服务协议，并作为GATS的第五议定书附于GATS之后。至该第五议定书生效时，做出承诺的WTO成员方已达到102个。有不少成员方对1995年保险服务承诺作了修改，以下便是主要成员方关于保险服务承诺的改进情况：[3]

国家和地区 承诺内容概要

玻利维亚 第一次在保险服务中作出承诺：对所有的保险服务部门的外资“商业存在”所有权无限制

巴西 在1995年的承诺基础上作出进一步承诺：1、取消不允许外资保险公司在巴西设立新的分支机构及在巴西保险机构中增加资产比例的限制性规定。2、扩大承诺：（1）船体、船机械和民用船舶责任保险；（2）工作

事故保险。3、未来的立法将允许私营机构提供保险服务，两年内，在相关的法律修改后，将允许设立再保险机构。4、取消外国资本在国内保险经济公司总资本占有比例不超过50％及投票资本不超过1/3的要求。

保加利亚 在其加入WTO时作的改进承诺：1、 在金融服务承诺谅解协议的基础上进行承诺。2、 扩大保险中介和辅助性保险服务。3、 自1998年3月31日后，除保加利亚保险公司参与外，允许外资保险公司和外资再保险公司设立分支机构。

塞浦路斯 在乌拉圭回合承诺基础上改进承诺：首次承诺扩大再保险服务的开放

捷克 改进1995年的承诺：取消强制性的航空运输保险垄断，并表示将取消强制性的车辆第三方责任保险的垄断权。

埃及 改进其1995年的承诺：1、 到2000年1月1日和2003年1月1日，分别允许外资人寿保险公司和非人寿保险公司的股权超过51%.2、 到2000年，放宽人寿、健康、人身意外保险的试点要求，非人寿保险则延至2002年。

加纳 改进其在乌拉圭回合的承诺：取消政府至少控制20%保险公司资本金的规定，且允许外资合资者控制本国保险公司。

中国香港 在再保险服务中增加新的承诺：约束再保险公司和辅助性保险服务的跨境提供。

匈牙利 除少数几项限制外，对保险服务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没有限制：1、 在金融服务谅解的基础上作出承诺。2、 取消或实质性放松保险服务市场准入的限制。3、 通过取消自由许可证要求来限制最惠国待遇豁免的应用。

冰岛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基础上作出的改进承诺：1、 对于设立于欧洲经济区内的其他国家金融机构的“跨境提供”和“商业存在”类金融服务实行自由化。2、 取消在冰岛设立保险机构须储存资产担保的要求。

印度 改进1995年承诺：1、 撤回在保险服务中基于互惠的最惠国待遇豁免。2、 灵活引入海外再保险机构。

印尼 改进1995年承诺：1、 对现有的外资保险机构遵从“祖父条款”。2、 取消对保险机构“人员移动”的试点性限制要求。3、 对外资在保险机构的股权比例不加限制。4、 到1998年，分阶段对保险公司的资本要求实现全面的国民待遇。

以色列 改进其在乌拉圭回合的承诺：对于保险中介和辅助性保险服务的“商业存在”作出全面的承诺。

牙买加 第一次在保险服务中作出承诺：允许外资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的持股比例上升至100%.

日本 最近的承诺反映了最近的保险体制改革概况：1996年6月，已经取消了保险服务中的一些限制，如：保险过境交易中的空运保险、海运保险的限制；保险经纪人和保险零售中的日元支付要求及保险赔付中的日元支付要求。

韩国 反映了其最近的改革和自1995年以来的自由化措施，在全面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对1995年的承诺作了重大修改：1、 放松外资在上市保险公司股票投资的上限和获得债券的限制。2、 维持1997年8月31日对保险服务市场的准入限制。3、 取消设立人寿保险、非人寿保险、保险经纪人和机构的试点要求。4、 取消外资资产参与限制，允许人寿保险公司拥有多个外资股东。5、 取消来自境外的非人寿保险公司保险价格的配额限制。6、 取消在韩国设立再保险公司的事先批准要求。7、 允许设立独立的保险经纪机构。

中国澳门 在乌拉圭回合后基于自由化原则作了承诺：完全承诺再保险服务中的“跨境提供”和“境外消费”。

马来西亚 改进其1995年的承诺：1、 约束在现有的外资保险公司中，外资股权比例最高为51%.2、 到2005年6月30日，允许设立6个新的再保险公司。3、 允许外商在马来西亚国家再保险公司和马来西亚人寿再保险公司中拥有30%的股权。

墨西哥 改进其1995年的承诺：提高外资在国内保险公司的参与水平，从30%提高到40%.

新西兰 改进其在乌拉圭回合中作的承诺：1、 在金融服务承诺谅解协议的基础上进行承诺。2、 扩大在人寿保险、保险中介及辅助性保险服务中的承诺。

尼日利亚 改进其在乌拉圭回合中作的承诺：1、 在金融服务承诺谅解协议的基础上进行承诺。2、 第一次在保险服务中作出承诺。3、除了再保险公司外，保证给予外资保险公司“商业存在”的开业权自由。

挪威 在保险服务领域作出重要承诺：1、 放松非居民保险公司的业务限制。2、 放松挪威保险公司的代表委员会的居民要求。

巴基斯坦 改进其1995年的承诺：1、 承诺扩大其非人寿保险的提供。2、 对现有外资保险公司的经营范围和资产结构适用“祖父条款”。

菲律宾 改进其1995年的承诺：1、增加外资在现有或新增保险公司的参与比例，由40%增加到51%2、外资在现有保险公司中的比例超过51%的，允许维持现状。

波兰 改进其1995年的承诺：1、 取消对再保险及转分保必须保留20%保费在波兰的规定。2、 约束国际货物贸易中保险服务的“跨境提供”和“境外消费”。3、 从1999年1月1日起，允许外商获得任何保险公司的股份超过15%.4、 允许保险基金在境外投资，但份额不得超过5%.5、 取消外资保险公司经营最低担保基金不得低于50%的要求。

罗马尼亚 改进其在乌拉圭回合中作的承诺：承诺当国内再保险市场不能提供再保险服务时，允许再保险的“跨境提供”和“境外消费”。

新加坡 改进其1995年的承诺：1、 允许外资在本地保险公司的股权比例上升至49%.2、 允许再保险经纪人进入本国市场。

保险的法律法规篇（10）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保险业飞速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允许国外保险公司进入。一时之间，“拉保险”的人增多，他们以某某保险公司的名义出现，有的称是保险公司的员工；有的保险公司也公开招聘业务员，待遇优厚。那么，保险业务员是不是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保险业务员出了问题由谁负责任等一系列问题都产生了，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基础，是弄清楚保险业务员的性质。

什么是保险业务员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从保险谈起。《保险法》第2条规定“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这里出现了两个名词，即“投保人”和“保险人”。 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那么，“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是怎么撮合在一起的呢？一般是靠“拉保险”的人撮合的。这个“拉保险”的人，就是人们常说的保险业务员。

保险业务员，又称保险展业人员，是保险行业个人人的通称。依据《保险法》第25条和《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第2条的规定，保险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手续费，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人。

个人人就是人们常说的保险业务员、保险展业人员。个人人在经营中，自己没有独立经营场所，完全在保险公司提供的经营场所内从事经营活动，它与保险公司之间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他们缴纳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保险公司依据《保险法》第136条的规定对他们进行管理。

要成为保险业务员，首先要经保监会考试，取得人资格即取得《保险人从业人员基本资格证书》，之后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保险公司颁发给《保险人从业人员展业证书》，他们才能开始保险工作。

保险公司与保险人是彼此相依的，保险人的业绩就是保险公司的业绩。所以，为了激励保险人展业，保险公司给予他们很多待遇，诸如岗位津贴、奖励、商业保险中的养老、医疗保险等等。虽然保险业务员享受这些优厚的待遇，但是，保险公司不是基于《劳动法》给予的待遇，而是基于《保险法》对保险人进行的管理和激励，所以，保险业务员仍不是保险公司的雇员，双方没有形成劳动法律关系。

保险公司向社会招聘保险业务员，保险公司与保户之间开展保险业务，双方签订应当签定《保险合同书》。双方形成了保险法律关系。

有的保险公司为了留住保险人才，还把他们的档案调来保存，这不影响双方保险关系的成立。保险业务员在工作中，从保险公司领取的是佣金，而不是工资。依据我国税法的有关规定，佣金要交纳营业税，而工资是不需要交纳营业税的。

产生以上矛盾的原因，主要是行业管理规定与立法规定中使用的名词、概念不一致。

规范保险业的法律依据是《保险法》，该法是1995年制定、2002年修改的。《保险法》中使用的概念是“保险人”，而没有使用“保险业务员”或者“保险展业人员”的名词。与此相对应，保监会于1997年制定了《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但是，保险公司一直使用“保险业务员”或者“保险展业人员”等名词，尤其在制定管理规范时，例如“展业人员《基本法》”中，全部文件均使用“保险展业人员”的名词。

在相关的税收政策法规中，还使用过“保险企业营销员（非雇员）”的名词，来表述保险人。例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提供非有形商品推销等服务活动取得收入征收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7]103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保险企业营销员（非雇员）取得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8]13号）。

为什么保险公司不使用与国家法律相一致的名词呢？原因之一，是因为业务员和展业员是行业通用术语。但是，即使沿用行业通用术语，那么，在制定所谓的《基本法》时也应当释明：本法中的“保险业务员”或者“保险展业人员”是指《保险法》中的保险人。这样一句话，就可以免除了纷争。原因之二，也许因为保险公司不想从文字上让保险人感觉出有两家人的味道。

为什么税务机关不使用与国家法律相一致的名词呢？恐怕是因为保险行业使用的名词太混乱了吧！

笔者已经办理了几起保险业务员起诉保险公司要求工伤或者要求办理社会养老保险的劳动争议案件。之所以产生争议，就是保险公司自己把自己搞乱了。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问题。保险业务员在我国有几百万人，他们都独立缴纳营业税由保险公司代扣代缴。如果保险业务员与保险公司是劳动关系，那么就不需要缴纳营业税，国家就要退税。所以，这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原则问题，必须引起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