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命脉篇（1）

一

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是目前争论得最多的问题，特别是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的顾稚军及顾稚军因相关问题被拘之后，更加热闹非常。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基本取向的国企"改制"，是中央的决策，并非单纯是某些经济学家的主张所为，因此，所出现的问题并不能完全算在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头上。中央决定对国企"抓大放小"已经充分说明：除了少数大型国有企业外，所有国企全部都要改制，由国有转为民有，变成民有民营经济成分。而到现在，中央甚至连大型国企也想进行产权改制了，通过资产上市、股份出让的方式，银行、石化、电信等等几乎所有领域的大型企业转制为社会化所有、社会化经营，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将股权占有量升上滑下则可。比如如果中国银行上市，而政府又愿意将自己对中国银行的股分占有量降低到50%或更低的程度，则中国银行就不再是中国政府属下的企业，已经不再是"国有企业"了；但情况也可以反过来，政府在股市上收购中国银行股分达到50%以上，则企业重新回到政府手上而重新变成国有企业。一个典型的事例是：日本小泉政府提出议案要将被称之为世界"巨无霸"的"日本邮政公社"股分化，首先由政府持有100%的股分，然后打算在10年间将这些股分全部出售，最终使原属于日本政府经营的纯公益性的"日本邮政公社"完全民有民营化。这个事例无论本身是否合理，是对是错，至少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任何资产，无论多么庞大，都是可以流转的，通过股票市场就是主要的流转方式。因此，将产权固定在什么"制"上，并不是很恰当的。

有人甚至对国家（政府）主办与拥有公司企业提出质疑。如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最近刊登题为《当前改革的聚焦点：政府的双重身份与双重功能》的文章，指出政府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与双重功能问题："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不同，政府不仅只是政治实体，而且还受国家委托履行经济实体的职能，拥有大批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制企业，实际是政府所有制企业。政府一身兼有’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的两重身份，同时履行两种不同职能，使得政府既不能成为真正的’公共服务’者，也不能成为国有资产的有效的’所有者’。"并且进一步指出，国企改革的"重点应是政府本身的定位与职能问题，关键在于解决政府一身兼有双重身份与双重职能。只有把作为’经济实体’的身份与职能从政府身上分离出去，政府才能充分履行’政治实体’的身份与职能，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问题在于，如果政府不能再以"经济实体"的身份与职能，去经营管理国有企业，完全放开让国企自行经营又担心"内部人控制"问题，那么这些国企到底何去何从？出路只有一条：通过股份制而将所有非公益性的国企产权转制出去，变成民有民营的企业。政府只办那些被介定为公益性的非盈利性企业，这些企业不能赚取利润，必要时要牺牲自身利益而维护公益产品的低价格。比如如果石化行业的企业（如中石油公司、中石化公司）被介定为政府所有，那么它不能再通过出售石油类产品而赚取利润，它存在的目的是要维护石油产品的低价格，由此引起的亏损由政府补贴（对于当今世界石油价格迅速上涨的局面，这个问题显得非常重大）。这才体现出企业的公益性质，否则，如果它变成以盈利为目的，那么它就不应再由政府主办，应由民间通过市场竞争来主办。

产权通过股权形式的这些动作，使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并非是一个很确切真实的问题，因为我们并不能将生产资料局限于某个"制"之下，从而形成公有制（实际上是国有制）与私有制之分。复杂社会之中生产资料的各种混合体制，已经是最常见的事实，因为它最适合于社会经济的运动发展。一个企业的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积累等等有形无形的资产，它们并非只局限于某种所有制之下，比如只局限于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等；而是充分流转的。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并不仅仅是消费品市场的经济形态，而且包括生产要素的市场经济如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等等。这些市场形态的存在已经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公司企业中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都是不固定的，都是充分流转的；这种按经营优势原则通过等价交换流转于各个所有人之手的"所有权充分流转"，是市场经济所必然产生的现实。市场经济通过竞争而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司企业产权的充分流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比如甲人有一企业但他却对之经营不善，另外，乙人善于经营这个企业，于是，乙人想收购甲人的企业，以使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这样，就不应受原先框定的所有制的约束，而实现产权流转。

因此，中国国企改制的核心问题并非所有制之争，并非公有制、私有制之争，而是国有产权改制过程中的"公正性"问题，因为，产权流转需要一个公正的平台。国有产权原属于全民所有，但由于法制不健全，导致改制过程中腐败现象严重，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使国企改制出售过程中全体公民感受到严重的利益丧失，从而引起对改制的不满，引起对"郎咸平炮轰顾稚军"事件的高度关注，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私有化情结"，否定改制的呼声日高。因此，政府必须创造一个"公正的平台"，以让国企产权改制得以公正实施；更普遍地说，让所有社会资产都得以充分流转，使所有资产都被配置于最优位置、最有效用的经济环节上。这是政府必须向全社会提供的一个基本的制度化的经济服务。这种"公正的平台"首先要使国企产权改制、国有企业出售获得等价交换的条件，否则，国企将会被贱卖，全体公民就会感受到利益丧失，就会反对对国有经济进行彻底改革。郎咸平对国企改制的"炮轰"就是反映这种存在于民意之中的意识形态的一个事件，因此很容易得到众多民众（包括许多左倾学者）的响应。但问题并不在于郎咸平所指责的"国企改制"，而在于改制过程中的不公正，政府未能提供"公正的平台"以让国有产权出售过程中得到等价交换。当然经过"郎顾事件"及其它问题的研究后，政府已经大大加强了建立"公正的平台"的工作，比如暂时不容许国企管理层收购原国企，就是一个公正平台还未建立起来时的杜绝非公正行为（自卖自买行为）的措施。二当今，公有制的主要体现形式仍然是"国有制"，也就是国有制经济。虽然新出现的观点主张"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但这只是一个发展方向，它仍没有达到对"国有制"取而代之的程度。回顾国有经济的历史我们并不难发现，国有经济是一种只适应计划经济条件，但却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经济，已经使政府（及政府的银行）背负沉重的债务并且再也难以承担，所谓"吃光财政吃银行，吃光银行吃股市"正是这种债务问题的真实写照，现在股市也已吃光，因此不得不转制了。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使国有经济陷于困境，国企纷纷破产，只有哪些对市场具有垄断特权的国企才能生存（今年出炉的中国500强企业中，前15名绝大多数是垄断型国企，其利润占到了这500强企业的50％以上）。另一方面，国有经济的存在使计划经济残余难以清除，市场经济体制难以完全建立。我们知道，一个企业（无论国企还是私企）内部并不采取市场的办法来运行，而是采取行政指令的办法来调动其中的各个生产要素，使企业运行下去。如何运行？直接由企业产权所有人指挥，或者授权于他的经理人指挥。而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所有国企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企业的各个车间，这个庞大企业由政府部门（它代表全体公民行使公有制资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通过指令性计划加以指挥运行，这种情况与今天每个企业内部通过行政指令而运作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因此按其所有制来说是合理的。但这种将企业内部的指令性管理方式升级到一个巨大国家层面上，使国家所有经济都按一个企业内部的方式运行，就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资源的行政指令性配置的失效，二是经济缺乏活力。为了既保持经济的国有地位，又使经济获得更好资源配置与更有效的活力，人们就想出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办法，满以为这个办法可以让国有经济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体制。但从理论上并不难预料，让国有经济的经营权游离于其所有权之外，必定很容易产生经营管理者对国有经济的腐败蚀，因为，按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办法，国企经营者（那怕他们是政府委任的人员）在他们的具体工作中具有难以监督制约的权力，从而使他们非常容易出现随便浪费、容易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实际上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如所谓"审计风暴"正是因此而出。国家审计局每年对国有大型企业甚至国家部委进行审计，都程度不同地出现经营者不负责任、失职问题，甚至腐败犯罪问题。因此，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并非科学的可取的办法，政企分离所带来的问题，比如所谓"内部人控制"及由此所引起的、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与政企合一所产生的问题同样令人烦恼。

相反，如果是民有企业，则企业产权所有者会时刻对其授权的经理人进行具体监察，必要时自己亲自经营管理企业，亲自作出经营管理的具体决策，决不会让企业出现任何背离产权所有人意志的事情。因此，在单一产权的民有企业中，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是毫无意义的，在此，所有权随时授权于任何人对企业的经营权，也随时将权力收回；这并非这两个权力的"分离"，而是同一个权力的一个延伸出来的方面。经营权是所有权的一个体现形式，它并非可以游离于所有权之外而自行其是。比如，某公司老板将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事务交由某个人；这种情况不应理解成是这个人有经营管理权，相反，应该理解成是老板对自己公司进行经营管理的一个方式，即"老板设置一个经理人"这件事情只是公司产权人对自己公司的经营管理方式的体现，而不是什么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正象《公司法》中所说："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股东的"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权所体现的正是他们对自己公司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尽管这个权利是通过某些经理层而实施与实现的。

因此，既然是国有资产，国家部门就完全有权进行经营管理，完全有权实施"国有国营"，而不是什么"国有民营"。如果国家部门未能经营好国有资产，分离出所谓的经营权于"民营"又容易出现不负责任、、化公为私的问题，那么，国家只好放弃对国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了。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这就是当今政府致力要做的"国企产权改制"的事情。在此应该指出的是，国家放弃对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并不等于国有资产的流失，只要产权流转过程是公正的，等价交换的，那么，通过这种产权转制，国家仍掌握着相等价值的国有资产，对这些资产，国家可以用于资助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用于清偿历史欠债（如安置国企老职工的欠债），可以用于形成更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三

有一个观点是：国家将大部分国有企业产权转制出去，但仍需掌握关键行业的关键国企，因为国家要"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实际上，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考究。因为，以什么方式"掌控国民经济命脉"，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结果。一般来说，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就是政府对国民经济要害部门与基础性行业进行垄断专营（独资或控股）。比如银行、石化、电力、电信、交通、重要矿产资源、重要设备制造行业等是国家需要掌控的国民经济要害部门与基础行业，因为掌握它们就等于掌握了整个国民经济；而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在形式上就是由政府对这些部门与行业进行行政垄断性的经营，不容许民间资本、境外资本进入相关行业。但这种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的方式就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对基础行业与关键部门进行行政垄断性经营，从而使这些行业有效供给减少，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不利影响非常之大。比如近期汽油、柴油等缺乏，就有许多人指责是政府对石化行业垄断经营的结果，因为垄断经营尽管价格可能受到控制，但供给积极性会比竞争经营差很多，从而在市场需求增大时容易造成短缺。银行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并且负有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所交付的重任。国家严格控制银行业不容许民间资本进入，消灭了所有"个人钱庄"，于是造成金融有效供给不足，融资困难，民营经济很难得到银行资金支持。不过由于有需求，许多民营企业也能够从社会上获得一定的融资，从而使民营经济在如此艰难困境中顽强生存与发展。

市场经济的命脉篇（2）

一

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是目前争论得最多的问题，特别是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的顾稚军及顾稚军因相关问题被拘之后，更加热闹非常。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基本取向的国企"改制"，是中央的决策，并非单纯是某些经济学家的主张所为，因此，所出现的问题并不能完全算在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头上。中央决定对国企"抓大放小"已经充分说明：除了少数大型国有企业外，所有国企全部都要改制，由国有转为民有，变成民有民营经济成分。而到现在，中央甚至连大型国企也想进行产权改制了，通过资产上市、股份出让的方式，银行、石化、电信等等几乎所有领域的大型企业转制为社会化所有、社会化经营，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将股权占有量升上滑下则可。比如如果中国银行上市，而政府又愿意将自己对中国银行的股分占有量降低到50%或更低的程度，则中国银行就不再是中国政府属下的企业，已经不再是"国有企业"了；但情况也可以反过来，政府在股市上收购中国银行股分达到50%以上，则企业重新回到政府手上而重新变成国有企业。一个典型的事例是：日本小泉政府提出议案要将被称之为世界"巨无霸"的"日本邮政公社"股分化，首先由政府持有100%的股分，然后打算在10年间将这些股分全部出售，最终使原属于日本政府经营的纯公益性的"日本邮政公社"完全民有民营化。这个事例无论本身是否合理，是对是错，至少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任何资产，无论多么庞大，都是可以流转的，通过股票市场就是主要的流转方式。因此，将产权固定在什么"制"上，并不是很恰当的。

有人甚至对国家（政府）主办与拥有公司企业提出质疑。如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最近刊登题为《当前改革的聚焦点：政府的双重身份与双重功能》的文章，指出政府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与双重功能问题："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不同，政府不仅只是政治实体，而且还受国家委托履行经济实体的职能，拥有大批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制企业，实际是政府所有制企业。政府一身兼有’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的两重身份，同时履行两种不同职能，使得政府既不能成为真正的’公共服务’者，也不能成为国有资产的有效的’所有者’。"并且进一步指出，国企改革的"重点应是政府本身的定位与职能问题，关键在于解决政府一身兼有双重身份与双重职能。只有把作为’经济实体’的身份与职能从政府身上分离出去，政府才能充分履行’政治实体’的身份与职能，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问题在于，如果政府不能再以"经济实体"的身份与职能，去经营管理国有企业，完全放开让国企自行经营又担心"内部人控制"问题，那么这些国企到底何去何从？出路只有一条：通过股份制而将所有非公益性的国企产权转制出去，变成民有民营的企业。政府只办那些被介定为公益性的非盈利性企业，这些企业不能赚取利润，必要时要牺牲自身利益而维护公益产品的低价格。比如如果石化行业的企业（如中石油公司、中石化公司）被介定为政府所有，那么它不能再通过出售石油类产品而赚取利润，它存在的目的是要维护石油产品的低价格，由此引起的亏损由政府补贴（对于当今世界石油价格迅速上涨的局面，这个问题显得非常重大）。这才体现出企业的公益性质，否则，如果它变成以盈利为目的，那么它就不应再由政府主办，应由民间通过市场竞争来主办。

产权通过股权形式的这些动作，使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并非是一个很确切真实的问题，因为我们并不能将生产资料局限于某个"制"之下，从而形成公有制（实际上是国有制）与私有制之分。复杂社会之中生产资料的各种混合体制，已经是最常见的事实，因为它最适合于社会经济的运动发展。一个企业的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积累等等有形无形的资产，它们并非只局限于某种所有制之下，比如只局限于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等；而是充分流转的。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并不仅仅是消费品市场的经济形态，而且包括生产要素的市场经济如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等等。这些市场形态的存在已经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公司企业中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都是不固定的，都是充分流转的；这种按经营优势原则通过等价交换流转于各个所有人之手的"所有权充分流转"，是市场经济所必然产生的现实。市场经济通过竞争而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司企业产权的充分流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比如甲人有一企业但他却对之经营不善，另外，乙人善于经营这个企业，于是，乙人想收购甲人的企业，以使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这样，就不应受原先框定的所有制的约束，而实现产权流转。

因此，中国国企改制的核心问题并非所有制之争，并非公有制、私有制之争，而是国有产权改制过程中的"公正性"问题，因为，产权流转需要一个公正的平台。国有产权原属于全民所有，但由于法制不健全，导致改制过程中腐败现象严重，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使国企改制出售过程中全体公民感受到严重的利益丧失，从而引起对改制的不满，引起对"郎咸平炮轰顾稚军"事件的高度关注，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私有化情结"，否定改制的呼声日高。因此，政府必须创造一个"公正的平台"，以让国企产权改制得以公正实施；更普遍地说，让所有社会资产都得以充分流转，使所有资产都被配置于最优位置、最有效用的经济环节上。这是政府必须向全社会提供的一个基本的制度化的经济服务。这种"公正的平台"首先要使国企产权改制、国有企业出售获得等价交换的条件，否则，国企将会被贱卖，全体公民就会感受到利益丧失，就会反对对国有经济进行彻底改革。郎咸平对国企改制的"炮轰"就是反映这种存在于民意之中的意识形态的一个事件，因此很容易得到众多民众（包括许多左倾学者）的响应。但问题并不在于郎咸平所指责的"国企改制"，而在于改制过程中的不公正，政府未能提供"公正的平台"以让国有产权出售过程中得到等价交换。当然经过"郎顾事件"及其它问题的研究后，政府已经大大加强了建立"公正的平台"的工作，比如暂时不容许国企管理层收购原国企，就是一个公正平台还未建立起来时的杜绝非公正行为（自卖自买行为）的措施。

二

当今，公有制的主要体现形式仍然是"国有制"，也就是国有制经济。虽然新出现的观点主张"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但这只是一个发展方向，它仍没有达到对"国有制"取而代之的程度。回顾国有经济的历史我们并不难发现，国有经济是一种只适应计划经济条件，但却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经济，已经使政府（及政府的银行）背负沉重的债务并且再也难以承担，所谓"吃光财政吃银行，吃光银行吃股市"正是这种债务问题的真实写照，现在股市也已吃光，因此不得不转制了。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使国有经济陷于困境，国企纷纷破产，只有哪些对市场具有垄断特权的国企才能生存（今年出炉的中国500强企业中，前15名绝大多数是垄断型国企，其利润占到了这500强企业的50％以上）。另一方面，国有经济的存在使计划经济残余难以清除，市场经济体制难以完全建立。我们知道，一个企业（无论国企还是私企）内部并不采取市场的办法来运行，而是采取行政指令的办法来调动其中的各个生产要素，使企业运行下去。如何运行？直接由企业产权所有人指挥，或者授权于他的经理人指挥。而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所有国企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企业的各个车间，这个庞大企业由政府部门（它代表全体公民行使公有制资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通过指令性计划加以指挥运行，这种情况与今天每个企业内部通过行政指令而运作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因此按其所有制来说是合理的。但这种将企业内部的指令性管理方式升级到一个巨大国家层面上，使国家所有经济都按一个企业内部的方式运行，就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资源的行政指令性配置的失效，二是经济缺乏活力。为了既保持经济的国有地位，又使经济获得更好资源配置与更有效的活力，人们就想出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办法，满以为这个办法可以让国有经济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体制。但从理论上并不难预料，让国有经济的经营权游离于其所有权之外，必定很容易产生经营管理者对国有经济的腐败性侵蚀，因为，按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办法，国企经营者（那怕他们是政府委任的人员）在他们的具体工作中具有难以监督制约的权力，从而使他们非常容易出现随便浪费、容易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实际上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如所谓"审计风暴"正是因此而出。国家审计局每年对国有大型企业甚至国家部委进行审计，都程度不同地出现经营者不负责任、失职问题，甚至腐败犯罪问题。因此，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并非科学的可取的办法，政企分离所带来的问题，比如所谓"内部人控制"及由此所引起的贪污腐败、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与政企合一所产生的问题同样令人烦恼。

相反，如果是民有企业，则企业产权所有者会时刻对其授权的经理人进行具体监察，必要时自己亲自经营管理企业，亲自作出经营管理的具体决策，决不会让企业出现任何背离产权所有人意志的事情。因此，在单一产权的民有企业中，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是毫无意义的，在此，所有权随时授权于任何人对企业的经营权，也随时将权力收回；这并非这两个权力的"分离"，而是同一个权力的一个延伸出来的方面。经营权是所有权的一个体现形式，它并非可以游离于所有权之外而自行其是。比如，某公司老板将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事务交由某个人；这种情况不应理解成是这个人有经营管理权，相反，应该理解成是老板对自己公司进行经营管理的一个方式，即"老板设置一个经理人"这件事情只是公司产权人对自己公司的经营管理方式的体现，而不是什么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正象《公司法》中所说："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股东的"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权所体现的正是他们对自己公司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尽管这个权利是通过某些经理层而实施与实现的。

因此，既然是国有资产，国家部门就完全有权进行经营管理，完全有权实施"国有国营"，而不是什么"国有民营"。如果国家部门未能经营好国有资产，分离出所谓的经营权于"民营"又容易出现不负责任、贪污腐败、化公为私的问题，那么，国家只好放弃对国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了。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这就是当今政府致力要做的"国企产权改制"的事情。在此应该指出的是，国家放弃对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并不等于国有资产的流失，只要产权流转过程是公正的，等价交换的，那么，通过这种产权转制，国家仍掌握着相等价值的国有资产，对这些资产，国家可以用于资助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用于清偿历史欠债（如安置国企老职工的欠债），可以用于形成更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三

有一个观点是：国家将大部分国有企业产权转制出去，但仍需掌握关键行业的关键国企，因为国家要"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实际上，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考究。因为，以什么方式"掌控国民经济命脉"，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结果。一般来说，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就是政府对国民经济要害部门与基础性行业进行垄断专营（独资或控股）。比如银行、石化、电力、电信、交通、重要矿产资源、重要设备制造行业等是国家需要掌控的国民经济要害部门与基础行业，因为掌握它们就等于掌握了整个国民经济；而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在形式上就是由政府对这些部门与行业进行行政垄断性的经营，不容许民间资本、境外资本进入相关行业。但这种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的方式就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对基础行业与关键部门进行行政垄断性经营，从而使这些行业有效供给减少，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不利影响非常之大。比如近期汽油、柴油等缺乏，就有许多人指责是政府对石化行业垄断经营的结果，因为垄断经营尽管价格可能受到控制，但供给积极性会比竞争经营差很多，从而在市场需求增大时容易造成短缺。银行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并且负有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所交付的重任。国家严格控制银行业不容许民间资本进入，消灭了所有"个人钱庄"，于是造成金融有效供给不足，融资困难，民营经济很难得到银行资金支持。不过由于有需求，许多民营企业也能够从社会上获得一定的融资，从而使民营经济在如此艰难困境中顽强生存与发展。

市场经济的命脉篇（3）

创新与转型

从10年前初来中国，夏季达沃斯论坛始终关注着创新与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2013年的“创新：势在必行”、2014年的“推动创新创造价值”、2015年的“描绘增长新蓝图”，达沃斯紧紧围绕增长这一主线，并始终眼观未来，关注创新。本次论坛的主题“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更是如此。

6月27日上午，国务院总理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出席201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

指出，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我们将坚持发展第一要务，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坚定不移推进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使发展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转向更多依靠人力人才资源，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第一，以创新引领经济转型升级。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着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进“互联网+”行动，集众智、汇众力，发展共享经济和众创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二，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运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淘汰严重过剩产能，努力解决富余员工分流安置问题。协同推进财税、金融、国企、市场准入等重点领域改革，释放经济发展的更大活力。

第三，以开放助推经济转型升级。进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扩大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开放，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只要是在中国注册的企业，无论是中资还是外资，独资还是合资，中国政府都一视同仁予以对待。

而在开幕致辞中提振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后，6月28日上午，进一步向来自全球的企业家们深入解读中国的“吸引力”。

表示，中国转型过程中市场需求巨大，政府会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条件，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潜力最大的投资市场，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同时，强调，中国会尽最大努力维护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稳定，“就像中国经济一样，中国的资本市场在某些领域发生短期波动有时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不会允许出现‘井喷式’或‘断崖式’变化。与此同时，我们还会按照市场规则、国际惯例，包括对个别的违约行为依法进行处理，让资本市场逐步发展起来、发达起来。这将对中国经济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直销行业的声音

中脉 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

中脉健康产业集团董事局主席周希俭是第二次参加达沃斯论坛，他表示，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力量来自哪里，我认为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关键。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终极动力在于企业，最终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动力强弱。中脉作为一家具有20多年历史的大健康企业，一直致力于生态健康事业的发展，以改善家庭微生态，共建和谐美好家为目的，创新性地提出了中脉生态家的构想。中脉生态家作为中脉转型升级的强劲新动力，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通过打造中脉生态家平台，实现企业和产品的转型升级，为更多的人带去健康和快乐。

天狮 深化全球战略

天狮集团董事长李金元在受访时表示，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对于企业的未来发展尤为重要。天狮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政策号召，转变新观念，迎来新机遇和新发展，整合全球资源，充分挖掘大数据的价值，通过天乐电商平台置换全球的土特名优产品，同时也向海外推荐更多更优质的中国特色产品，提升中国品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此外，天狮将通过泰济生打造“精准检测、精准预防、精准治疗、精准康复、精准服务”的现代健康管理养生平台，面向全球高端客户提供健康管理与健康服务；通过国际化大学的建设与打造，整合全球智慧资源，形成“政用产学研”教育发展平台，培养国际化、复合型实用创业人才。

达沃斯是全球经济的舞台，天狮拥有全球化的事业平台，将加大全球供应链的战略布局，加强与国际优秀企业和机构的合作，真正做到“保就业、保创业、保健康、保安全、保发展”，树立中国企业的国际良好形象与影响力。

和治友德 建立创新创业平台

天津和治友德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韩金明是第四次参加达沃斯论坛，他表示，总理的讲话也愈加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际大环境。其中，总理特别强调“立己达人”，帮助世界经济发展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韩金明谈道：“在总理讲话中，还有一点让我感受颇深。面对持续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中国用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激发每个人的潜能进行创新。”企业内部将多措并举鼓励员工创新创业，同时和合作伙伴、经销商制定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案，采用创业的方式开展合作，建立创业的平台。

天士力 推进现代中药国际化转型

连续8年参加达沃斯的创始会员天士力，在此次会议上表示，在全球化大潮下，有着几千年传承的中药行业，正努力进行着国际化转型。

市场经济的命脉篇（4）

2006年12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国有经济要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军工、电网电力、石油化工、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对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等行业的骨干企业保持较强的控制力。同时提出，到2010年，中央企业将从目前的161家调整、重组至80～100家。

国有经济收缩战线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但这个“利好”实在太有限了。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的确需要由国有经济来控制，但国资委列出的七个所谓“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有些已经具备充分的技术条件和市场条件转化为竞争性行业，如移动通讯、民航，对这些行业放弃政府管制，或者说放弃国有经济控制，将会给国民带来极大的福利 20世纪70年底末80年代初，美国由于放松了航空和电信行业的管制，每年分别带来了137亿～197亿美元和7亿～16亿美元的增量收入。对汽车等行业则更无需控制，当时美国放松汽车行业的管制，每年带来了106亿美元的增量收入。之所以产生如此犬的“利好”，是因为放松管制在给企业带来更大的经营上的自由的同时，也给它们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迫使它们在市场、技术和组织等方面进行更有竞争力的创新。而如果继续对这些行业保持国有经济的控制，由于有垄断收益，则可能会造成企业经营者的懒惰和权力寻租，从而对国民福利造成直接的损害。

国企重组是好事，但如果重组不符合市场规则，好事可能就会变成坏事。我们的国企重组几乎都是在国资部门的直接干预下进行的，中央企业的重组则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直接操纵。如此行政命令式的国企重组，谁能担保它符合市场规则、顺压市场要求呢?难道国资部门比在市场上“打拼”的经营者更了解市场吗?不能顺应市场要求的国企重组能够带来最大化国有资产增值吗?这些都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这样的国企重组难以实现优势互补，它可以做大，但难以做强近几年，通过行政命令式的国企重组，一些国企确实很大了，甚至进入了世界500强行列，但竞争力又如何呢?中石化的人均营业收入是77.22万元，仅是英国石油公司的3.4％；中移动的人均营业收入是178万元是新日本电报电话公司的43.1％。要注意，这两家企业在中国可是典型的垄断企业，相当一部分收入是以剥夺消费者剩余(公众福利)为代价换来的。

放松管制，或者更准确地说，对那些技术和市场条件已经成熟的行业放松甚至放弃国有经济的控制，使其转化为竞争性行业，是世界趋势。中国加入WTO已经5年，对这些行业继续保持控制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一些已具备转化条件的企业为了维护自己的垄断收益，往往把部门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政府如果被其牵着鼻子走，最终遭受损失的是公众利益。为了切实保护公众利益，通过全国人大尽快出台《国有资产法》迫在眉睫。《国有资产法》作为人大通过的大法，它首先保护的应是公众利益，而不是鄙门或利益集团的利益。它要基于公众利益而对国有资产的布局、退出和收益分配作出规定。《国有资产法》已经酝酿13年，但却像难产的婴儿，迟迟不能降生，使得固企改革只能靠政府的一些政策来维系，造成公众利益长期遭受垄断的剥夺。如果是期望制定一部尽善尽美的《国有资产法》，那么这样的《国有资产法》可能永远都不会诞生，这将使目企改革长期处于法律制度真空中。法律制度只能在实施中进行完善和补充，有法总比无法好。

市场经济的命脉篇（5）

人类消费步入石油时期以后，石油显得尤为重要，在当今竞争与机遇并存的社会，石油政治决定了世界的新秩序。各大国之间关于石油的竞争日趋激烈，谁控制了石油这一能源命脉，谁就掌握了所有国家的命运。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对石油的需求也不断增长，石油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战略资源。石油虽然关系中国经济命脉，但国内产量已不能满足消费需求，中国国内石油消费过于依赖国际市场。这一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中国是正在发展崛起的大国之一，要保证自己的健康快速发展，必须主动参与国际石油竞争，保障国内石油安全。

一、国际石油竞争态势

石油是国家发展的能源命脉，它具有特殊性和稀缺性。这就意味着，石油的竞争就是政治的较量，而石油政治决定了世界的新秩序。石油作为战略产品，我们来看一下国际石油竞争态势：

1.超级大国美国主导世界石油市场。石油产业是现代经济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业社会的重要支柱。20世纪70年代基辛格就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这一能源命脉，谁就掌握了所有国家的命运。一战、二战始终是石油之战，美国是主要石油供应国；美国成为中东政治及石油业的重要参与者；伊拉克战争的暴发，追其根源还是石油作为战略产品的重要作用；最终美国仍有条件实现石油供给自给有余。美国近百年主导世界石油市场，成为战略的核心力量。

2.俄罗斯的石油外交策略。俄罗斯地理位置优越，拥有极大的石油开采量，在满足国内需求之外，大量的出口石油，俄罗斯也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之一。俄罗斯大量出口石油，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因为石油产品的战略地位，石油政治提升了自身在全球的地位。

3.国际石油竞争中的中国。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其对石油的需求也不断增长，逐渐成为全球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大国。石油关系着中国经济命脉，但国内产量已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对国外石油资源的依赖程度将不断加大。在石油政治盛行的当下，我国仍需要加强石油资源的竞争。

4.石油竞争的主战场转场亚太地区。亚太地区各国的经济实力也不断提高，经济地位的提高，加深对政治地位的需求。亚太地区逐渐成为新的能源消费中心。这也是未来石油市场发展的新态势。

二、国际石油竞争产生的原因

国际石油竞争是指各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为了抢占自身的战略地位，引起的大范围内的石油竞争。能够引起国际石油竞争，原因如下：

1.世界石油资源地理分布不均；2.科技革命、经济增长导致国际石油供需矛盾加大；3.经济大国对石油需求的依赖性过高。各大经济大国，对石油资源的需求都很大，但是国内石油的存储资源远远不够，对国外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极大加深。

三、中国石油安全面临的形势分析

1.石油关系中国经济命脉，国内产量不足，对国外石油资源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大。世界能源机构认为，中国的石油需求量2010年为3.5亿吨，2020年为5亿吨，而原油产量2010年为2亿吨，2020年为1亿吨，2010年缺口将达到1.5亿，2020年达4亿吨。国际市场上石油资源的短缺以及油价的波动，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小的波动。

2.未来20年左右，世界石油供求关系大体平衡，但供求格局将发生变化。世界石油资源和市场分布不均衡的矛盾有加剧趋势。中国所处的亚太地区的石油供需矛盾尤为尖锐，但是世界石油供求关系大体平衡。中国与世界主要石油消费国分享世界石油资源的竞争将趋激烈。

3.石油与政治、军事、外交等关系更加密切，石油资源决定了世界的新秩序。石油是战略性的重要资源，它已成为政治、军事和外交关系的重要筹码。今后20年，虽然供求格局将发生变化，但世界石油供求关系大体平衡。大的石油消费国之间、消费国和资源国之间、资源国与资源国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引发政治、军事、外交矛盾和冲突的不确定因素增加。

四、中国石油安全应对策略

1.降低石油进口依赖。转变能源发展战略，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实现能源供给和消费的多元化；提高石油利用效率；加强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要加强石油替代资源的开发利用。

2.加强国际石油领域的合作。积极开展石油外交，以有力的石油外交来提高获取国际油气资源的安全系数，积极而有步骤地参加国际性和地区性的经济和能源合作体系。

市场经济的命脉篇（6）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3016005

一、工业建筑遗产保护成为世界性的新课题

（一）国内外工业建筑遗产保护的缘起

当今世界正快速迈进后工业化时代，传统的工业门类正逐步被新兴产业所代替，城市正进入产业重构和转型发展时期，大片的传统制造业基地和地段“退二进三”成为许多城市，尤其是工业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的主题。在20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传统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大量工业用地和建筑被闲置，造成了环境恶化、经济衰退、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国外把这些废弃的工业区认定为“棕色地带”[1]。1996年巴塞罗那国际建筑协会（UIA）第大会提出对工业、码头等废弃地段保护、管理和再生的倡议。2003年国际工业遗产保护联合会（TICCIH）制定并公布《关于工业遗产保护的下塔吉尔》，正式明确工业遗产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之一，被视为世界工业遗产保护的里程碑[2]。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大城市中心地区开始产业结构调整，大量传统的工业企业外迁。但与欧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城市中心工业的退出并没有引起土地的闲置，反而成为城市开发的宝地。在“推倒重来”的开发模式下，大量有价值的工业遗产被拆掉，几代产业工人的记忆和情感被抹杀，城市曾经的工业建设辉煌逐渐淡忘，这与西方国家珍视工业遗产的做法大相径庭。国内并没有重视工业遗产保护，直到2001年才开始陆续有工业遗产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4月18日，国内出现首个有关工业遗产保护文件《无锡建议》，同年5月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正式提出“工业遗产保护是中国文化保护事业中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新课题”。

（二）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提升

工业城市是指历史上由于工业发展而兴起、繁荣的城市，由于传统工业的衰退或产业结构的调整，市区遗留的工业遗存及蕴涵的文化成为城市特色和历史的象征，是其它类型城市所没有的特质。通过研究近现代工业化历史，发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现代化是互为一体的文明演进过程，近现代工业的兴衰左右城市的发展进程。尽管工业化历程较短，但在现代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众所周知，工业遗产作为工业化社会见证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面临工业遗产在城市转型期大规模消亡的问题时，保护的紧迫性和历史责任感激发了民众对遗产的关注和重视，人们开始反思工业时代带来的诸多问题[3]。抢救工业遗产的呼声愈发高涨，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的理论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和实践，当前，工业遗产已成为热门的研究课题和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趋势。

二、工业建筑遗产的综合价值解析

（一）见证工业革命的历史价值

工业革命作为工业遗产的历史体现，深刻地影响了科学技术发展、经济文化繁荣，彰显了工业城市文脉内涵，是那个时代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工业技术水平等方面的物质承载。大量工业时代所遗留的工厂厂区、工业建筑和构筑物、街道，都逐渐成为城市景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遗产相关的环境景观设计也是彰显历史遗产文化内涵的重要手段[4]。人类创造的工业建筑遗产刻录了工业文明历史进程的印记，拆除这些宝贵的遗产，不仅破坏了物质的再利用价值，更造成了城市文明的遗失、文脉的断裂。曾有着百年辉煌工业历史的德国老工业区——柏林上牧场工业区，经过了繁荣、战争和废弃的曲折历史进程，在1990年德国统一后，呈现出一片衰败、萧条的景象。当地政府面对这一尴尬的局面，为了重新激发上牧场工业区的活力，达到振兴柏林经济和复兴城市文脉的目的，在1990年中期将多数建筑列为工业保护建筑，作为整体工业区改造的一部分，这些保护建筑被再利用并更新为商业中心及艺术设计中心，彰显了工业建筑遗产的重要历史价值及社会价值[5]。

（二）见证科学进步的技术价值

技术价值是工业化的核心，也是工业遗产有别于其他类型文化遗产的关键[6]。工业建筑遗产承载了最真实和完整的时代性信息，其科学价值体现在工厂最初厂区规划、建筑物建设过程中材料、结构、工艺的独创性和合理性，以及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产品制造工艺的不断创新、发展过程中表现的技术价值。工业建筑遗产的技术价值在于它记录了工业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工业技术流程、设备更新、操作技能改进和产品换代，构成了工业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脉络，展示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发展、技术创新及相对完整的历史轨迹。保护好具有价值的工业建筑遗产，才能保护好其中划时代的科技发明与创造，对后代产生科技方面创新方法的启迪。研究当时工业时代组织生产的科学方式和对大自然规律探索的方法，才能提高对科学技术发展历史的研究水平。

（三）见证文明进步的社会价值

工业建筑遗产见证了一个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产业建筑的发展，也是当地城市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遗产的更新保护再利用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保证了城市的历史延续性，还用物质的方式保存了地方特色的生活方式。工业遗产记载了城市居民的真实生活，是认同感的基础，反映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政治和社会对生产的影响，社会价值存在于企业精神、文化、理念中，对长期工作于此的众多劳动者、技术人员、老工业区的居民来说有特殊的情感价值，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

城市、建筑本身就是人的行为方式和群体的社会生活形态的物化形态[7]。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进程，提高了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对城市建设、生活水平、人员就业等作出了相当大贡献，是当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一些工业城市就是依托某个行业而形成的，例如攀枝花市、大庆市、个旧市等。工业生产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录这种活动，反映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政治和社会对生产的影响，正是工业遗产社会价值的体现。

（四）见证现代审美的艺术价值

工业遗产艺术价值体现在城市的肌理，表现为工业厂区空间规划和建筑、构筑物设计的审美价值。工业时代高效率、简洁化、构成化的大生产模式特征，组成了工业建筑及厂区空间规划的设计原则。它们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造型新颖独特，利用率高，有些工业建筑还成为了城市中的标志性建筑物。具有重大价值的工业建筑遗产常携带着鲜明时代特征跟历史厚重感，其独特空间结构形式的表现、精密的机器设计、优美的机械美学、均衡的体量构成等，都体现了重要的艺术价值。目前，一些较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意识到工业建筑遗产的重要艺术价值，并将建筑遗产作为文化资源的再利用投资，不是简单的推倒重建，而是开发出城市历史文脉与社会精神需求相结合的工业建筑遗产保护发展策略。以年轻创意人群的视角，看待这些似乎不再具有使用价值的老工业建筑、厂房，再利用为激发创作灵感、孕育创意产业的重要来源空间。

（五）不可低估的经济价值

《下塔吉尔》提出：“改造和使用工业建筑应该避免浪费能源，强调可持续发展。在曾经的产业衰败或者经济衰退地区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工业遗产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工业建筑遗产可以直接转化为经济资源，保护工业建筑遗产可有效地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因为工业、产业的形成过程与发展进程，大都需要大量的经济、物质、人员投入。而这些建筑遗产其中的建筑、构筑物，本身具有大空间、大尺度的结构特点，适宜被灵活置换为其他功能的建筑空间，充分利用既存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规划齐整的厂区场地，可以有效节省拆除重建的资源投资。拆除反而要付出比改造利用更大的成本，保留利用可减少大量的建筑垃圾及其对城市环境的污染，同时减轻建设过程中对城市交通、能源的消耗，节约大量的投资，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

三、工业建筑遗产重大文脉价值内涵

（一）城市文脉体系的理论更新

1.文脉涵义的深化

当今，在严重的城市文脉特色危机和文化失落现象下，在城市性质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的要求下，在城市规划定位从物质规划走向文化规划的时代趋势下，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表征，在城市特色的创建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文化的载体和表征，文脉需要表达传承与发展。进一步理解，文脉的实质就是一种文化的“图底关系”。一方面，作为历史传承，包含了很多历史、地理、文化、环境信息的老建筑已经形成了一种“底”面关系，一个新的建筑应该传承这些信息基因，得体地介入到这种底面关系中，以一种有意味的方式形成新的“图”面关系。另一方面，新的建筑也会随时间而积淀与老建筑一起形成新的“底”面关系，以此延续这种信息基因的传承。第三层含义，传承了历史信息基因的新单体建筑与老建筑群体之间可以互换图底关系，在老建筑有机更新的过程中起到一种制约关系。这种历史信息或建筑基因的传承关系，实质上是一种鲜活的文化传承关系。因此，发展更新后的文脉观念或者说文脉的本质在于有关联、有意味、有发展的文化关系继承结构。

2.文脉理论体系内容的全面化

初期传入的文脉观念存在着片面性和肤浅性：在认识层面上，只围绕民用建筑，停留在表象的字面理解，没有从整体全局的角度，尤其是同样具备重大文脉价值的工业建筑方面进行深入把握和理解。在认识角度上，还只是以静止的眼光观察叙述文脉，而没有注意到文脉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自我更新的过程。在思想意识上，认为文脉只是属于传统守旧的代名词。在建筑设计中提倡文脉意味着复古。在具体实践上，一方面滥用误用文脉，“假古董”泛滥，“夺式建筑”盛行，另一方面干脆忽视文脉，“大拆大建”造成了许多文脉断裂，原来优美的城市面貌荡然无存。这些现象都与没有建立较完整的文脉理论体系有关。

更为重要的是，工业建筑作为一个重要的类型，其中所蕴涵的重大文脉价值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工业建筑遗产在当今地球资源不可逆性的实际情况下，它的更新利用彰显了对社会的意义所在，作为文脉体系理论的重要拼图，还有效地保证了城市历史文脉发展的脉络。

（二）工业建筑遗产的文脉内涵

1931年的《雅典》初步把文脉概念由单体建筑转到局部城市环境之中。《关于建筑遗产的欧洲》则是建筑遗产及表述的文脉关系的保护运动的高潮。对于建筑遗产文脉关系进一步表述为：“作为人类记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建筑遗产应以其原真的状态和尽可能多的类型传递给后代。否则，人类自身的延续性将被破坏。”[8]文脉关系在人类文明传承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跃然纸上，并指出了文脉的原真性和多元性特征。《下塔吉尔》明确提出了“工业遗产”的概念。该指出工业遗产具有重大的文脉内涵，因为那些为工业活动而建造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其生产的过程与使用的生产工具，以及所在的城镇和景观，连同其它的有形的或无形的表现，都具有基本的重大价值。第一次肯定了工业遗产在文脉保护及传承中的重要作用，明确了工业遗产的重大人文历史价值，工业遗产同样传达了相同的文脉构成，符合与当时社会经济技术水平相适应的演进规律，是文脉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

对于文化遗产来说，继承是最好的保护，发展是最深刻的弘扬[9]。工业建筑遗产见证了一个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产业建筑的发展，也是当地城市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遗产的更新保护再利用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保证了城市环境的历史延续性，还用物质的方式保存了地方特色的生活方式。城市工业建筑遗产，是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保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因此它是城市生命历程中不可中断的连接，它体现着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实实在在承载着文化的积淀。工业建筑遗产现在虽然已不能适应现代建筑复杂的功能需求，但它完整地记录了整个城市发展的历程，工业遗产同周围的人居环境共同引发了当地“场所精神”的共鸣，对当地一代又一代的民众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城市文化深深地印刻在当地工业建筑遗产物质载体之上，表现的深远历史文化影响，构成了城市独特文化生活的真谛。由于工业建筑遗产的真实存在，城市发展便具有了文脉的延续。保护工业遗产就是保护城市的特有文化，也是城市特色得以存留的重要保证。

四、文脉传承与工业建筑遗产的保护再利用

（一）塑造工业遗产整体景观脉络

工业景观往往能形成无法替代的城市特色。工业的布局和发展极大地影响着城市格局，形成了特殊的内在肌理和特质内涵。在城市化大潮中，国内许多城市由于对自身遗产的忽视和放弃，造成了今天城市形态、面貌和文化的趋同。认定和保存有多重价值和个性特点的工业遗产，对于提高城市文化品位，维护城市历史风貌，改变“千城一面”的城市怪象，保持生机勃勃的地方特色具有特殊的意义。应以传承地方历史文脉、延续城市文化特色、塑造城市形象特色为目标，通过有机保护和合理利用场地上的历史遗存，赋予场所以地域人文特色。工业景观与建筑学、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景观和生产景观相关，具有景观规划、考古保存、生产技术、经济发展、建筑遗产评估和保护等方面意义。工业区以错落的厂房、高耸的烟囱、林立的水塔、火光通明的高炉等为主要特征，这些工业建筑多以城市中的河道、铁路、道路作为纽带，相互关联形成独特的城市文化景观——工业景观。它们不仅展示体现工业文明成果和工业生产风貌，而且具有标志性，有很强的机械美特色，是所在地区或城市的特征性地标，是人们从景观层面认知城市方位和空间结构的重要心理坐标，工业时代特征明显。例如，融合了建筑设计、景观艺术等学科领域的理念和手法，依靠生态技术的新发展所形成的一种复杂综合的改造模式[10]。这种模式注重整体保留厂区建筑的结构、构筑物和设施设备，通过适宜新元素诠释原本的工业文化风貌。保护和再利用集中在老工业厂区环境内部完成，改造幅度相对较小，只是局部的片段的更新，利用新景观系统整合旧的工业遗迹，达到对工业遗产的转译和重新阐释。

（二）再生工业人文景观资源体系

在工业遗产地进行二次设计应通过保持或重建场地的文化特征，使人们对往昔辉煌的追忆有所依托，触摸到整个工业环境中所铭刻的时光印记；通过对场地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对物质遗存的保护和利用，是历史环境在新旧融合中再生。一些工业遗存长期处于荒废状态，其人文内涵也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麻省理工弗伦荷教授认为：“任何有生命的物质，都需要不断更新，但这种更新只能源于历史。”在大量没有文化价值的历史碎片景观中，如果能将有意义的碎片、独特的场景作为线索，重新整合并形成符合现代审美观又不失传统特质的景观，将使一些濒于消失的工业遗存得到再生并重新焕发光彩。中山岐江公园，设计中利运用现代设计手法，在原造船厂构架基础上进行重新塑造，既保留了场地的历史文化底蕴，某种意义上也以一种新形式展现了历史遗存的意义。建成后的岐江公园不仅延续了城市工业文化，也为市民提供了优美的绿地空间，一时好评如潮。

（三）新建筑延续工业建筑文脉特征

文脉是建筑所在的语境。从工业建筑遗产保护的角度来说，文脉关系也就是老建筑在规划方面与周围建筑和街区发生的关系，新建筑部分对老建筑的文脉关系的影响决定了其环境价值的保持或是损失。新建筑在形式上延续了老建筑的语汇，工业遗产周边的新建筑风格应体现工业建筑特色，使整个地区具有可识别性和历史文脉传承性，形成有工厂特色的城市形象。例如重庆新天地项目外观采用了工业厂房的形式和符号，尖山墙、青砖瓦、灰白门窗洞隐喻化龙桥曾经是重要的工业区。矶崎新在美国COSI科学与工业中心更新中，运用新老轴线重新组织的手法延续了老建筑的文脉特征。新建筑主题就是一条交通轴和功能房间，长度是老建筑的三倍，但由于与老建筑等高、立面简洁现代，很好地充当了老工业建筑的背景。新建筑应该满足现代生活的要求，不应拘束在过去的旧形式中，应充分运用新型材料、技术进行文脉的延续。新旧建筑关系不限于形式上的相似，而应把是否构成空间整体和文化延续感的建筑环境作为标准。

（四）工业遗产保护促进城市文脉复兴

在城市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凸显城市历史文化要素，张扬城市个性，已成为确立城市竞争优势的特殊手段。单霁翔曾指出：“一座城市在其发展建设过程中，如能注重自身的文化内涵，重视自身文化特色的保护和弘扬，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就能成功建设一座未来的理想城市。”根据英国一项名为“文化对英国城市复兴的贡献：证据调查”的政府报告显示，文化在城市复兴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该报告通过相关的城市复兴案例证实：文化在物质、经济和社会环境方面都能够产生良好的效益，促使城市复兴得以执行。如今，城市文脉延续已经成为城市复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和核心。将工业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结合会对城市形态产生深刻的影响。保护工业遗产的目的是纪念和保护历史，从而保护城市文脉。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紧密相关，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催生新的文化产业，可实现以文化创新与经济发展为特点的文化经济繁荣点。因此，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不是局部而是具有全局意义的文化新增长点。通过对文化资源的挖掘与保护、工业历史地段与工业遗产的适宜性再利用以及城市特色的营造，使城市综合竞争力得到提升。

五、结语

《北京》强调：“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存留于城市和建筑中，融合在人们的生活中，对城市的建造，市民的观念和行为起着无形的影响，是城市和建筑之魂。”工业建筑遗产再利用是文脉延续的重要手段，而文脉是引领工业建筑遗产更新的精神。工业遗产凝聚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现代城市精神生活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工业建筑遗产反映着城市的历史、社会、思想的变迁，是今天可能触摸到的尚未消逝的历史真实。由此应该把工业遗产看作是城市生命历程中不可中断的链接，这种链接使今天的生活与历史、未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城市人群的感情有了物质的依托。这些关于工业遗产及利用这些遗产所形成的环境品质和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资本，作为其表现核心，无疑是文脉的传承及发展。工业遗产是一个城市的记忆，也是一种复杂的构成。保护工业遗产不仅是保护城市特色个性的需要，也是延续城市文脉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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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先逵，许东风. 工业遗产价值取向的评析[J].工业建筑，2011（10）：37-40.

[7]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

市场经济的命脉篇（7）

在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有经济处于主导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国有经济的状况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能够和谐稳定地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国有企业究竟是否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因素，取决于它实际发挥的社会经济功能。目前国有企业改革还在进行之中，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和目标到底是什么，应当按照什么原则、向什么方向进行改革，现实中似乎并不明确，人们的认识也不一致。本文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现实需要出发，探讨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问题。首先分析国有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以及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其次考察我国目前国有企业功能定位上的偏差和它与市场经济和谐发展之间的矛盾，最后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原则。

一、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

(一)国有经济只是公有制经济多种形式中的一种

公有制不仅包括国家所有制还包括其它许多种形式。在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里，存在的是共同生产和直接分配的原始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国家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基本形式之外，还有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以及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合作经济(农业生产的高级社和初级社、工业合作社、信用合作社)。除此之外，欧文所领导的合作社运动和新和谐公社的试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合作运动和合作社，都是实践中的公有制经济的形式。还有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也是公有制的具体形式。那么，对于不同公有制形式的优劣，如何进行评价呢?应当有两个标准：(1)它是否能够很好地体现出公有制的本质要求，即是否为全体成员利益服务，更好地实现了全民福利最大化；(2)它所代表的生产力水平，即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力水平和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程度。由于国有经济单位往往具有较大规模，可能是产生国家所有制比集体所有制更优越的误解的原因吧。然而，考察公有制经济形式必须把上述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缺一不可。国家所有制只是一种特殊的公有制形式，并不比其他公有制形式更高级。

(二)国有经济不等于公有制经济

国家所有制经济可以是公有制经济的一种形式，但并不等于说国有经济就是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是指由国家政权(政府行政机构)拥有、掌握并控制的经济，它自身并不能决定其性质，它的社会经济属性取决于其执行的功能和服务的目的。自从国家出现就有国有经济，历史上的国有经济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之中，具有各不相同的经济性质，如奴隶制国有经济、封建国家的皇权经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法西斯国家的统治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等等。凡是中央集权的国家，还有许多直接管理和控制的生产经营组织，例如中国古代的官营办造和营造机构和官办工场、矿山等。近代意义的国有企业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意大利，现代所有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有规模不等的国有企业。以上各种国有经济具有国家所有制的共性，但又因其国家政权的性质的不同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因此，不能把国有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划等号。

二、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功能定位的偏差

(一)公有制经济的本质要求：增进全民福利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目的就是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使全体社会成员过上更加美好、富裕的生活，也就是说提高全民的福利。这种从公有制思想产生之初就贯穿始终的思想，正是公有制最本质的要求。但是并不是从法规政策上对公有制进行规定，就能实现公有制。由此就提出了一个公有制经济的实现问题。一种经济形式究竟是不是公有制，取决于什么呢?并不是看它在法律上的条文规定和工商注册的形式，而是要看它在现实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关系、权利和利益关系，是否体现了公有制经济的本质规定和特征。这就是说，公有制经济必须以增进全民福利作为它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为全民利益服务，由此才能体现公有制的本质。国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一种形式当然也必须以增进全民福利为目标，否则就不是公有制，或者只是冒牌的公有制经济。

(二)国有企业没有实现增进全民福利的目标

我国的国有企业在一开始是被当作全民所有制企业建立的，直到改革前，尽管它在保证职工参与、实行民主决策方面做得不够好，效率也不高，但是总的来说，此时的国有企业还是能够体现公有制本质特征，基本上是为全民利益服务的。然而，随着企业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全民所有制企业最终蜕变成了国家所有制企业，而不再具有全民性了。这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职工由企业的主人转变成了国家的雇员。随着企业和劳动制度的改革，全员劳动合同制的实施，企业可以因单纯的经济原因解雇职工，以及一些转制企业对职工实行买断工龄等措施，原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和生产资料的天然结合被剪断了，与市场上的雇佣劳动力已无区别；二是国有企业的经营成果只供自己享用，利润只是为自己服务。从1994年以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国有企业一直没有上缴过利润，虽然现在开始要上缴利润，也只是象征性的5％，绝大部分利润被留在企业内部，转化成企业新增投资和内部员工的高福利待遇；三是统一的公有制已经分解，事实上成为各级政府及其各主管部门分级所有，成为内部人控制的独立的经济实体，并没有真正代表全民和向全民真正负责的机构来行使所有权。四是不论是从宏观角度来看的社会全民，还是微观角度来看的企业内部员工，对国有企业的经营决策和收入分配的民主参与监督都已极大程度地被弱化了，而利益共享根本无从谈起。在改革过程中，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变为国有企业，这绝不仅是一个概念名称的变化，而且是经济关系的实质也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国有企业已经变成了一个由内部人控制的特殊利益集团，它与全民利益基本上失去了联系，成为了一个自我循环、自我发展，以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它更加关注自身的利益和自我发展，而不是全民的利益；它更像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机构的企业，而不是全民的企业。诚然，国有企业在为国家提供税收、提供就业岗位、供应经济产品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等方面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与私营、民营企业并没有太大差别，它已经丧失了作为公有制企业存在的意义。

(三)国有企业的实际功能定位：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我国国有企业之所以偏离公有制经济的目标，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功能定位存在偏差。我国一直强调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这体现在有关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各项政策法规之中。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国有经

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指出了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国有经济自然以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为其功能目标。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后，国有资本向能源、原材料、交通、军工、重大装备制造和冶金等行业集中的态势更加明显。截至2006年底，国有资本的控制力不断增强，其直接支配或控制的社会资本已达到1.2万亿元，比2003年增长1.1倍。

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思想，最初来源于列宁关于控制经济“制高点”的论述。“制高点”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22年11月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意思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苏维埃俄国，由于还不能实行全面的国有化，因此需要控制经济命脉。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改革过程中继承了列宁的这一思想，通过建立起数量庞大的国有企业，控制了国民经济中几乎所有工业部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成为党和政府贯彻其政治意图、经济意图和履行社会职能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渠道，承担着生产、提供国家建设和社会消费所需要的大部分物质、文化产品，上缴企业利润充实国家财政收入以及社会福利保障等任务。所以国有企业作为当时最普遍而广泛的企业组织形式，遍布于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和领域。改革后，为了改变这种遍地开花、经济效率低下的状况，党的十五大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从微观体制上改组、改造国有企业。这期间大量国有中小企业破产重组，效益严重滑坡，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一度下降。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又重新提出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问题。之所以强调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主要是基于把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看成是保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进而是保证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认为只有保持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支配、引导和支撑，才是体现社会主义的性质。产生这种思想认识偏差的根源之一就是把国有经济简单地等同于公有制经济。但是，如前所述，国有经济只是公有制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其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偏离了公有制经济的目标，没有体现公有制经济的本质要求，也就不可能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因此，控制国民经济的目标与公有制的性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国有企业增强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是为国家或者说政府、政权机构自身服务的，而不是为社会服务的。这种做法事实上颠倒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公有制属性的要求。国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实现资产保值增值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其功能定位存在偏差的情况下，这一目标进一步加剧了国有企业对公有制经济目标的偏离，由此引起现实中的一系列矛盾。

三、国有企业控制地位与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矛盾

(一)国有企业的控制地位与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矛盾

首先，以所有制、企业规模或内外资性质等为限，排斥、限制或妨碍其他类型企业参与竞争，来加强国有企业的控制地位，这种行为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阻碍了良好的市场秩序的建立，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其次，国有企业在排斥其他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同时，导致地区垄断和行业分割，阻碍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最后，国有企业依靠国家的特殊政策或凭借优势地位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其必然缺乏内部革新的动力和外部市场竞争的压力，造成企业创新动力不足，阻碍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二)国有企业的控制地位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与全民福利提高之间的矛盾

首先，拉大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受到包括行业人力资本水平、行业劳动生产率和行业集中度等因素的影响，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本身是不可避免的。在我国，不同行业之间职工工资水平的差距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差别并不是很大。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传统的行业工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垄断引起的收入差距扩大。而且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垄断或集中，而是转轨时期一种特有的垄断和集中，其实质是国有经济对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国有企业以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为依据，凭借行政权力形成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并在此基础上实行高薪金、高工资、高福利，这种行为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不利于全民福利的提高。

其次，加大了在岗和离岗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目前，我国对与国有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实行低补偿政策，下岗人员与在岗时相比，收入大幅度减少。尽管一部分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但大都处于不稳定就业状态或面临再次失业，其生活仅仅能维持生计。国有企业的退休人员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许多退休人员都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给国有企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职工，他们退休前在旧福利体制下的工资水平很低，退休后工资增长又较慢，使其生活变得日益困难。与之相对应的是，国有企业经过减员增效、战略重组和改制上市等一系列措施经济效益逐渐好转，在岗职工工资大幅度地增长。国有企业离岗职工承担了国企改制的成本，而留在原单位内的职工却享受了国有企业利润的增长。在岗和离岗人员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最终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最后，妨碍了就业模式的转变，不利于扩大就业。随着我国进入经济结构加速调整的历史时期，就业压力非常严重。过去主要依靠国有、集体单位等传统正规部门吸纳所有劳动力的就业模式，早已不能满足我国增加就业的需要。而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其就业门槛低、就业灵活和劳动力流动性强的特点，使其日益成为吸纳劳动力、扩大就业的主要渠道。实现这种就业模式的转变，只有通过打破垄断、降低市场准入障碍，允许各种类型市场主体参与到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过程中，进一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才能实现。然而，国有企业的控制地位，加强了地区分割和行业垄断，导致较高的市场准入障碍，同时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市场分割，这非常不利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就业岗位创造，最终必然阻碍就业增长。

(三)国有企业的控制地位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剥夺了其他社会成员的权利

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利用全社会积累起的资本谋取私利，这是对其他社会成员权利的剥夺。国有企业的特殊垄断地位可能使其成为少数利益集团获利的手段，这从近年来接连爆出的“中航油”、“中储棉”事件就可以略见一斑。这些国有企业无不是国家为了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保障国家经济安全而建立的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它们本来是承担着国家储备的战略任务，担负着平抑价格、稳定市场的特殊职能，以及促进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完全不在全民的监督和约束之中，企业的管理者可以轻易地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去实现自己的私利，即使出现亏损，也由国家买单，这些损失最终还是落在全体人民身上。国有企业的特殊垄断地位，使它的管理者实际上控制着由全民积累创造的国有资本，在缺乏最终所有者(全民)监督的条件下，少数人利用国有资本谋取私利几乎成为了一种必然。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

少数成员的这种行为构成了对其他社会成员，特别是一般社会民众和弱势群体的权利的剥夺。

四、结论：国有企业必须以增进全民福利为宗旨

市场经济的命脉篇（8）

以上从垄断的成因来对垄断类型的划分是简单的，但在现实中的形成是很复杂的，垄断的成因往往还是变化的。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国企获得垄断地位更主要的可以是高度制度化的势力，如政府管制或由立法来阻止竞争而产生的行政性垄断。一般而言，由于政府介入，行政性垄断的影响是全局的，使经济效率受到的损失也是最严重的，这也是当前国企垄断倍受关注的原因之所在。

比如美国AT&T公司，早年是因为发明电话这一创新带来了垄断，后来是因为在全国铺建电话网络而形成了自然垄断，而1926年以后就通过法律确立了电话市场独占权，从而享有强制性垄断。又如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微软反垄断案，就是因为控方指出微软公司创新的垄断可能伴有其它“不正当手段妨碍了竞争”，也就是限制了其他公司参与竞争。

市场经济遵循的一般原则是鼓励竞争反对垄断，然而竞争的结果很可能导致垄断，于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应该反对什么样的垄断。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借鉴产权保护理论加以分析。

二、产权的保护性分析

以上关于产生垄断的五种原因，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保护产权所产生的垄断，二是侵犯他人产权所产生的垄断。

先看由资源独特性产生的垄断。仅靠资源独特性能否永久性控制价格而获取垄断利润呢？不能。因为绝大多数独特资源而生产的产品或服务都可能存在替代品。比如龙井茶的替代品有碧螺春、黄山毛尖等，刘欢的歌的替代品有香港四大天王的演唱等。如果独特产品漫无边际要价，就等于为替代品提供市场，因此这类产权产生者垄断是不可能被保护的，因为市场规律在起作用。

再看创新的垄断。政府应该在一定期限内保护创新专利，但不能永久性保护，因为这样就会剥夺其他人创新的权利。何况当某个厂商通过创新获得垄断利润时，将会刺激其他很多厂商加快发明替代，而这个厂商的垄断地位也不会长久，除非他不断创新。因此，对创新权利及其结果的有期限的保护，将会推动技术进步，因为技术进步的本质就是不断发现或发明替代，使竞争更有活力和效率。

其次再看竞争胜利者的垄断。当竞争中的赢家淘汰了竞争对手以后，通常会以减少产量提高价格的手段获取垄断利润。但是这种做法无异于鼓动输家卷土重来或潜在竞争对手进入市场，也就有可能出现新的赢家。这类事情由市场去运作，政府一般不应该去管。

最后来看“自然垄断”。对这种垄断的态度比较复杂。传统经济学认为，巨大投资而形成的沉没成本提高了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壁垒”，从而构成在位者的垄断优势。如果进入壁垒真正是自然形成的，那么政府要做的事情就只是监督在位者，不让其用不正当手段阻止其他竞争对手进入，以及用质次价高的新产品去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在此情况下，技术创新寻求替代品或成本更低的生产方法的竞争活动就不会停顿，在位者受到潜在竞争力的作用，其垄断行为将受到约束。但是，实际中进入壁垒有时不是“自然”形成的，历史上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和现阶段中国的自然垄断行业进入者，往往是由政府选择的，出现自然垄断不自然的局面，其主要弊端是限制了竞争和损害消费者利益。

从产权理论角度看，以上四种垄断都是从“产权排他性”派生出来的垄断。产权就是排他性的专用权利，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而政府依法保护产权则是维护现代经济秩序最重要的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保护产权这种排他性权利，也就保护了一些垄断。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政府保护产权必须遵循一个主要的普遍性原则，那就是当保护一部分产权主体的产权时，不能妨碍另一部分产权主体行使产权。应该看到，这一原则的意义还在它鼓励了技术创新和竞争，使得垄断和竞争互为因果关系，提高了经济效率。按照这一原则，我们再来看强制性垄断，就能明显看到这种垄断是一种外生的很强的排他性权利。因为这种垄断主要是行政垄断，是政府有意安排一部分产权主体或利益主体进入某些产业，而限制甚至禁止其他产权主体进入产业，所以这种强制性垄断严重侵犯了其他产权主体的产权，从而扼杀了创新和竞争，使经济失去活力效率低下。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由经济内生的一些垄断，只要不妨碍竞争和损害消费者权益，作为产权就应该保护或不干预；对于强制性尤其行政性垄断必须限制和反对。

三、开放市场才能打破国企垄断

市场经济的命脉篇（9）

自古以来土地就是人民的命脉，《汉书》中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句话便是很好的印证。而到了现代社会，土地仍然是农民的命脉。它既是农民的生产资料，更是他们的生存依托。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集体用地被国家征用，农民利益得不到满足，引发了农民上访，甚至对抗事件。与此同时，大量的农村土地没有得到可持续利用，出现了地荒的假象。

上述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

（1）土地资源不能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土地价值难以有效发挥。

（2）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不合理，单纯从短期来考虑农民以后的生活保障问题。

（3）农地征用程序不规范，置农民的利益于不顾。

可见，问题能否妥善解决将直接影响到农民生活、农村发展、农业稳定。

各级政府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规范政府行为，注重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真正开发好、利用好和保护好我们的命脉——土地资源。

1.地方政府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切实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维护好广大农民在土地问题上的切身利益。政府除了在征地时给予农民经济补偿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农民在失地后的“谋生问题”，要“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积极探索解决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和长远生计的有效办法，建议设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专门用于失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等。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机制，通过职业培训，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素质、劳动技能和谋生能力，还可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市场经济的命脉篇（10）

20世纪末，由于金融改革的逐渐深入以及资本市场的大力发展，我国也逐渐显现出了金融脱媒的迹象。宋旺（2010）首先开始了这方面的实证研究，通过MS-AR模型对金融脱媒进行了度量之后，她认为1979-2005年间我国为缓慢脱媒状态，2006-2007年间为高速脱媒状态，并提出未来几年高速金融脱媒会得到缓解。然而，她采用的是年度数据，数据量较少，分析会存在一定缺陷；胡红叶（2011）选取了五年多的月度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证券市场方面对金融脱媒进行了研究，她指出脱媒对银行的存款结构影响最为显著，但其并没有对模型的自相关性和异方差性进行检验和修正，也没有考虑滞后期的影响；徐奕晗（2012）通过分析2001年以来的月度新增信贷比和月度融资比，认为金融脱媒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强金融价格敏感性，虽然其会对银行传统业务产生一定冲击，但合理应对可以带动我国资本市场有效发展，然而其论文只是基于相关数据的理论分析而缺乏实证研究。本文选取了2002年1月-2011年12月十年间我国相关宏观经济指标的月度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经济网统计数据库和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运用FAVAR模型分析了金融脱媒深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模型构建

本文考察的是金融脱媒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如果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则不能够有效地检验出滞后项的影响，而使用VAR模型虽然可以有效地检验各期的脉冲反应，但是当所选用的因子过多时会丢失自由度。所以本文引用伯南克（Ben S.Bernanke）等人提出的因素增强型向量自回归（FAVAR）模型来进行分析，其具体模型如下：

首先假设我国的经济状况无法准确地被直接观测到，其中各宏观经济状态用K×1维向量Ft表示，由于这些经济状态无法直接观测，所以用可以得到的大量宏观经济指标来衡量。用M×1维向量Yt来表示这些可以被观察到的指标，这些指标与宏观经济紧密联系并且可以产生符合经济规律的影响。假设Ft、Yt的动态关系由式（1）给出：

（1）

其中，φ（L）表示一个滞后期为d的多项式；υt为一个随机误差项，其均值为零，协方差矩阵为Q；Ft表示的是不可观测的宏观模糊变量，包含了Yt中没有的信息；而Yt表示可以观测到的宏观指标。由于式（1）不能直接估计，但是如果把因子解释为可以影响宏观经济的变量，那么就可以从大量的可以观测到的指标中了解各因子。即可以用N×1维的向量Xt表示大量背景性时间序列。该时间序列的期数N大于Ft和Yt时间期数T，同时假设公共因子与不可观测因子Ft和可观测因子Yt都相关且因子数（K+M）是远小于N。则其之间的关系如式（2）所示：

Xt=AfFt+AyYt+εt （2）

其中，Af表示N×K的负荷因子矩阵；Ay是N×M的向量矩阵；误差项εt是N×1阶均值为零的向量；各载荷因子之间是弱相关或者不相关的。但是不可观测因子Ft和可观测因子Yt之间是相关的，并且表示了引起时间序列Xt动态变动的主要力量。式（2）意味着Xt只依赖当前信息，而与各种因子的滞后期没有关系。

可以理解，直接从Xt中提出的主成分不可避免地含有Yt的成分，直接让这样的Ft和Yt进入VAR模型会降低模型的有效性。从Ft中分离Yt成分有多种方法，本文选取了Boivin在2009年提出的反复迭代法，该方法避免了两步主成分分析法中对慢速和快速变量的分类，其步骤如下：第一步：从Xt中抽取前面K个主成分，将其作为迭代的初值，记为Ft（0）；第二步：将Xt对Ft（0）和Yt进行回归，从而获得Yt的回归系数λ0；第三步：计算Xt（0）=Xt-λ0Yt；第四步：从Xt（0）中提取前面K个主成分Ft（1），然后返回第二步。迭代一定次数后可以得到不含Yt成分的Ft，然后执行标准的VAR程序即可。

实证分析

（一）金融脱媒指标的选取

本文根据Harmes（2001）的观点，将金融脱媒定义为投资者或金融工具的购买者绕过中介机构通过直接融资的方式进行交易。因此运用直接融资额占社会融资总额的比例来衡量我国金融脱媒的程度。本文选取的120个数据均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从图1（1）中可以看出，金融脱媒指标波动比较大，因此本文运用EVIEWS6.0对数据进行HP滤波来除去季度波动对于金融脱媒指标的影响，从而得出近十年来金融脱媒的趋势图，滤波后的图形如图1（2）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2002-2008年期间金融脱媒不断深化，六年内金融脱媒指标上升了10%以上。其中2006-2007年期间金融脱媒现象加剧明显，2008年左右脱媒现象开始缓解，之后，脱媒指标维持在14%水平附近。这与宋旺基于MS-AR模型的我国金融脱媒趋势分析中所得到的结论基本相符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金融脱媒的发展趋势。

（二）因子分析

首先，本文运用EVIEWS6.0对数据进行ADF检验。经过检验，其中14组数据一阶平稳，而进出口额、货币供应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及贷款额等5组数据二阶平稳，所以将其处理为增长率，处理之后的数据表示进出口增长率、货币供应增长率、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增长率。经过处理后所有数据都一阶平稳。

其次，本文运用SPSS19.0对所有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然后用标准化后的数据来分析。对各序列进行KMO和巴特利特球度检验，其KMO检验值为0.788大于0.7，说明各因子题项数足够多。巴特利特球度检验伴随概率小于0.05，说明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有显著差异，所以时间序列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分析，由主成分分析结果可知，第五个因子的特征值开始明显变小（小于1），同时通过对碎石图进行判定，从第五个因子开始，坡度逐渐变缓。前五个因子的贡献率达到了84.6%，说明这五个主因子基本包括了19个序列的总信息量。

最后，本文运用MATLAB对五个主因子进行反复迭代，迭代三次过后，所提取的因子变化不大，基本可以确定结果不含有金融脱媒因素的成分。再使用正交旋转法对因子进行旋转，采用最大方差法，经过9次旋转之后方差达到最大，停止旋转。根据旋转后各因子的特征值贡献率的大小进行排序，其中前两个因子基本包含了大部分的因素，然后根据相关因素的特征对五个主因子进行命名，第一因子包含了总发行股本、股票境内筹资额、股票成交额、成交量以及上证和深证大盘收盘指数等，将其命名为证券因子；第二因子包括了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物价指数、国债成交量、美元兑人民币的加权平均汇率等，将其命名为宏观因子；第三因子包括了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增长率、新增信贷、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等，将其命名为信贷因子；第四因子为进出口增长率，将其命名为进出口因子；第五因子为银行间加权平均拆借利率，将其命名为利率因子。将五个因子与可观变量相结合，做脉冲响应分析。

（三）VAR模型建立

通过AC和AIC准则判定其最佳滞后期为四期，建立滞后期为四期的VAR模型，经过VAR稳定性分析可以确定其特征根都在单位圆内，说明VAR模型稳定，可以进行脉冲分析。

（四）脉冲响应分析

1.金融脱媒对证券因子的影响。分析第一因子（F1）即证劵市场因子对金融脱媒（FD）的脉冲响应，其脉冲响应结果如图2（1）所示，通过脉冲响应结果可以看出，对于金融脱媒的一个标准冲击，证券市场因子立即有一个较大的负向反应。第五个月左右证券市场因子达到最低值-0.05个单位左右，五个月后开始上升，七个月之后开始有一个持续的正向反应，在一年之后这种正向反应逐渐趋于稳定，保持在0.1个单位左右。

在短期内，受制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结构性失衡以及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滞后，企业以及居民的资产结构并没有实现从银行储蓄向多元化金融产品的转变，所以金融脱媒深化在短时期内会压制大盘的上行空间，影响股市估值体系，使股市市盈率、融资量等有一定下滑；但从长远来看，金融脱媒会促进更多的企业以直接融资的手段进行融资，加速企业资产证券化的进程，使得资本市场的筹资总额、活跃度都有大幅提升，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2.金融脱媒对宏观因子的影响。分析宏观因子（F2）对金融脱媒（FD）的脉冲响应，其脉冲响应结果如图2（2）所示，通过结果可以看出，对于金融脱媒的一个标准冲击，宏观因子立即有一个正向反应。两个季度内，1个单位的金融脱媒冲击最高使宏观因子上升了约0.03个单位，之后反应力度逐渐下降，第七个月左右时宏观因子开始出现负向反应，一年半左右达到谷底，产生了-0.13个单位左右的反应值，之后这种负向反应一直持续，维持在-0.1个单位左右。一方面，我国企业的上市条件较为苛刻，不少中小企业无法达到上市标准，而金融脱媒使得中小企业融资更为困难，进而影响了经济景气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等；另一方面，投资者盲目的跟风，加上证券市场缺少有利的监管，造成了证券市场的过度投资，从而产生泡沫经济，继而导致物价升高，会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有一定的挤出效应。

3.金融脱媒对信贷因子的影响。分析信贷因子（F3）对金融脱媒（FD）的脉冲响应，其脉冲响应结果如图2（3）所示，经过分析可以得出，对于金融脱媒的一个标准冲击，信贷因子立即有一个较大的负向反应。在第一个月时直接达到最低值-0.3个单位，之后，这种负向反应逐渐缓解，在第三个月时开始出现正向反应，在第五期时达到最高值1.8个单位左右，之后又逐渐降低，在三个季度左右又出现负向反应，在一年半左右这种反应逐渐消失，金融脱媒对信贷的冲击逐渐平稳。金融脱媒使得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业务相对减少，导致了信贷市场的萎缩；同时本文为了避免信贷数据不平稳而选取了信贷增长率数据，由于增长率的数学特征，当信贷保持稳定的时候增长率会维持在零水平。所以虽然整个信贷水平相对于基期仍然维持在负水平，但只要数据逐渐平稳，最后增长率会恢复到零左右。

4.金融脱媒对进出口因子的影响。分析进出口因子（F4）对金融脱媒（FD）的脉冲响应，其脉冲响应结果如图2（4）所示，通过结果可以看出，对于金融脱媒的一个标准冲击，在第一个月进出口因子立即有一个-0.1左右的负向反应，在一年以内，进出口因子的脉冲响应呈现出周期性，其中，在第四个月达到最低值-0.23个单位左右，在半年时出现最高值0.1个单位左右，一年后这种波动逐渐平稳，一年半时开始出现持续的负向反应，这种负向反应维持在-0.02个单位左右。根据曼昆的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外汇市场中资本净流出等于净出口，而在可贷资金市场中储蓄等于国内投资加上资本净流出。金融脱媒的产生会减少可贷资金的需求，降低国内投资和资本净流出，减少净出口。因为选择了增长率数据而非进出口原始数据，结果可能略有偏差。总体来说，金融脱媒导致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减少。

5.金融脱媒对利率因子的影响。分析利率因子（F5）对金融脱媒（FD）的脉冲响应，其脉冲响应结果如图2（5）所示，通过结果可知，对于金融脱媒一个标准冲击，利率因子在第一个月时立即有一个负向反应，这种负向反应逐渐增大，第七个月份下降到最低值-2.1个单位，之后这种负向反应逐渐缓解，一年半左右之后开始有很微弱的正向反应。出现上述结果的主要原因是，金融脱媒对利率的影响是双方面的。由凯恩斯理论可知，在信贷市场上，储蓄代表着资金的供给，贷款表示资金的需求。从短期来看，当贷款需求减少，即对信贷资金的需求减少时，会导致利率下降，所以利率立即有了一个负向反应。而长期来看，金融脱媒会使储蓄逐渐下降，从而又会刺激利率回升。所以金融脱媒对利率的影响取决于这两种效果的大小，显然短期内负向影响更加剧烈。

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一年以内，金融脱媒对证券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对信贷、外贸以及利率等影响很大，使这些因素的波动幅度达到20%以上；两至三年后，随着金融脱媒的逐渐深化，其对证券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则会逐渐显现，虽然脱媒有效地刺激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使资本市场活跃度、融资量、市盈率上升了10%左右，但其导致了我国大部分宏观指标一定程度的下降，从而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金融脱媒在刺激证券市场发展的同时，却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因与我国金融脱媒的一些特有的特征有关。首先，我国银行存款流出后部分涌入了民间借贷市场或者非正规的金融市场而非全部进入证券市场，脱媒并没有有效刺激股市，反而降低了有效的企业投资。其次，证券市场中的过度投资造成了股市泡沫，使股市呈现出一种表面繁荣的经济现象，影响了我国物价水平，对贸易产生了负面影响。再次，我国的金融脱媒更突出地表现在中小企业贷款融资难的问题上，而与融资方式转变关联不大，中小企业发展困难，进一步阻碍了我国经济的转型。最后，融资方式的多样性，使得我国官方利率与民间利率有很大差距，这种特有的脱媒会对利率市场化产生不利影响。

“脱媒”是我国改变融资现状，发展直接融资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以银行中介为主导的间接融资已经引发了我国金融体系中的诸多弊端，这样一种体系无法支持我国以投资增长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并造成了银行储蓄与投资的期限结构错配，同时还关系到人民币汇率调整的诸多问题。因此，为了有效应对具有中国特征的金融脱媒现象，笔者在此提出一些个人见解：首先，政府应该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提高监督效率，健全资本市场的相关秩序，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减少对于市场的过度干预，加强对于中小企业的关注。其次，央行应该强化金融体制改革，逐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继续推进商业银行改革，在完善其传统业务的同时调整资产负债规模和客户结构，积极拓展金融业务；同时适当放松利率管制，调整利率政策，加强利率市场化，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负利率的产生而引发存款额度大幅下降的现象。最后，商业银行要加强改革，转变传统的经营方式，开拓出更多的以提供咨询服务、理财服务等为核心的业务，不断地调整资产负债结构，积极应对金融脱媒所带来的冲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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