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权益相关法律篇（1）

2002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十周年的纪念日。各新闻媒体、相关机构就该法实施十周年以来的状况展开了广泛、热烈的讨论。如果对这种人声鼎沸的讨论声进行一番理性的思考，我们即不难发现此种讨论渗透着人们对妇女问题的人文关怀。质言之，妇女问题不仅是妇女的问题，它也是一个属于男性的问题、一个社会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妇女地位的提高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形成了保障妇女权益的优良传统——这是当时革命的需要，更是由共产党这一政党自身的属性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了法律在保障妇女权益中的重要作用，并初步构建了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但是，2002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更有甚者，某些网络媒体还将其中的女主人公、饱受家庭暴力之害的梅湘南评为2002年“最命苦”的中国妇女！此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妇女问题已经进入了大多数人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向人们揭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入，妇女问题体现出了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妇女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亦要求我们作出法律上的回应。因此，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是切实保障妇女权益的前提；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调动妇女参加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积极性、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的根本途径。就像没有法律就不会有当今奴隶的解放一样，没有完善的法律，妇女的权益就不会得到有效的保障。

一、我国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及其社会效果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注重并不断加大创制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的力度。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已初具规模，基本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为根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年）为主体，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制定，1997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80年制定，2001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年）和《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1988年）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在内的一整套保障妇女权益和促进妇女发展的法律体系。2001年12月29日由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无疑对这个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又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与《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设定的妇女宏观发展目标相比照，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涉及到妇女在参政、劳动佣工、教育、家庭、健康等诸多方面的权利。

为全面贯彻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我国政府还进一步建构了相应的组织保障。据《中国妇女报》2002年9月8日报道，2002年我国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市（地）级以上政府都建立了执法协调议事机构——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绝大多数县级政府也建立了这一机构。除了法规和政策的保障不断完善，制定了一批政策性文件而外，关于这些法律法规的监督保障体制也逐步加强。[①]

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为妇女撑起了一片法律的天空，它们对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推动妇女充分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使男女平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领域进一步得到实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1年9月4日公布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反映了10多年来中国妇女地位在就业、政治参与、家庭生活、教育和健康问题等方面取得的进步。而且调查显示“男女平等”已成为我国公众的主流意识，女性的能力得到普遍认可，传统两性角色分工受到挑战，女性的自主意识增强等[②].2002年4月，《中国妇女报》公布的一系列数字更能从微观方面表明近年来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③]恐怕没有谁会否认，这些深刻的变化与我国现阶段比较完善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在看到我国推进两性平等事业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以1995年至2000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为指标进行衡量，其中规定的十一类目标中仍有保障妇女的劳动权益和妇女保健两方面的指标没能实现。另一方面，2001年公布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数据还表明，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总体差距和分层差距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女性就业率较低，再就业困难；男女两性收入差距成扩大趋势；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与男性差距较大；妇女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决策的程度仍然偏低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有着复杂的原因，但不可忽视的是：传统的歧视女性的性别观念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模式，而且这种文化模式还渗透并体现在每个人的心理和行为之中。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虽然显性的歧视女性的制度已经走入了历史，但歧视女性的文化模式以及人们歧视女性的心理——行为模式却很难在短时间内遭到彻底的清算。因此，为减少歧视妇女的现象，还应该进一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

二、完善我国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宏观措施——创制反歧视法

法律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妇女权益的保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立法、严格实行法律的手段得以缓解。作为关心两性平等问题的法律工作者，我们认为推动两性平等的事业必须健全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而具体的措施又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入手。从宏观方面来看，我国实有创制反歧视法的必要性。

1.创制反歧视法是保障妇女权益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是完善我国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必然要求。应该说，没有专门的反歧视法是我国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一个重大缺陷。从法律的角度看，保障妇女权益应该抓住两个环节：其一，以授权性规范[④]为手段，从正面授予妇女应有的法律权利；其二，通过禁止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要求法律关系主体必须为某些行为或不得为某些行为，从反面保障妇女的权益得以实现或补偿妇女权益所受到的侵害。我国现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基本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强调妇女可以根据这些法律法规行使其权利；而问题的另一方面——限制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机构不得实施歧视妇女的行为，对歧视妇女行为的处罚方面则规定得很少。基于此，我们不难发现，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措施只强调了“一只手”的作用，而忽视了反方面的另一只手。

2.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歧视妇女的现象不容忽视

相关调查显示，推进两性平等的事业在当前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十几年来，中国处于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了非比寻常的压力的同时，也使“效益优先”（特别是经济效益优先）的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了主流地位。由于两性生理上的差别，女性首当其冲地成了这种价值评判尺度的牺牲品。例如，在生产领域，一些私营企业、甚至包括一些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效益，置平等保护女性的法律法规于不顾，在劳动佣工时公然不招收女性。更有甚者，一些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也秉此价值尺度行事，严重地侵害了妇女的权益。在女性参政、受教育等各个方面，歧视妇女的现象都不容低估。种种歧视妇女的现象呼吁反歧视法的出台。

3.制定反歧视法，有利于改造传统中国遗留下来的歧视妇女的行为模式

从本质上来说，行为模式是文化模式的一个具体表象。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模式在两性关系中的具体表现，是歧视女性的行为方式。由于文化模式的相对独立性和惯性，歧视女性的行为模式在现实生活中还很有市场。毕竟，中国乃至世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同男性相比，女性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这种男尊女卑的历史传统从两个方面塑造了人们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行为模式。一方面，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期待定型化。也就是说，在男人看来，女人就应该做那些属于女人的事，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务、孩子、丈夫和家庭之上。这种“女主内，男主外”的角色分工模式在男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女性也认同了上述的文化模式，并用该文化模式作为培养其性情和个性的标准。而反歧视法的创制有利于校正人们的这种行为模式，为女性参与管理国家、参与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4.制定反歧视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歧视女性的心理态度

马克思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就曾经指出过，“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⑤]也就是说，法律调整的对象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而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成为法律规制的目标。但我们却不应从此出发，认为法律对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具体言之，法律影响人们的心理和思想的方式至少有二：其一，从微观层面上，法律通过确定人们的行为模式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法律影响人们心理的由外而内的作用模式；其二，从宏观层面上看，法律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作为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确立某种价值观的方式实现的。它发挥作用的机制是，行为人首先将法律确立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尔后再用这种价值观念统帅自己的行为。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法律影响人们心理的由内而外的作用模式。作为法律制度和法律意识形态的反歧视法，完全可以按照上述两种渠道发挥作用，校正人们歧视女性的心理，这也是创制反歧视法的深层要求。

5.创制反歧视法，是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发展的要求

法律的发展从来都不能排除法律继承与法律移植这两条便捷的渠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有自己的反歧视法，此立法经验当为我国所借鉴。两性不平等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英、法等国家基于其具体的国情，都制定了反歧视法。我们亦如法炮制、创制反歧视法，并不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做法的盲目效仿和简单照搬，毕竟我国同样大量地存在着歧视妇女的现象，这是基于我国目前现实情况得出的必然结论。过去，我们走入了这样一个误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为消除歧视妇女现象提供了经济上的前提，我国没有歧视妇女的现象，这种心理也曾影响过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制定。可以说，我们陷入了制定反歧视法，即等于承认我国也存在歧视妇女现象这种两难的情结之中。若抛开这一情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存在于社会诸领域中的歧视妇女的现象，我们就会看到制定反歧视法还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我们还应注意到，在制定反歧视法的操作过程中还要注意一些具体的问题：其一，要把反对歧视妇女的现象与歧视少数民族等其他可能存在的歧视现象结合起来。其二，反歧视法即要规定对歧视妇女行为的处罚尺度，同时也应该规定对优先录用妇女等用人单位的奖励措施。惟其如此，反歧视法才有可能不会形同虚设，具有可操作性。

三、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微观方面——修正《妇女权益保障法》之我见

反歧视法的制定，可以从宏观方面弥补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缺陷；而从微观方面修正现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则是完善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必要且更具可操作性的工作。《妇女权益保障法》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的、综合的、专门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由国家制定的妇女权益保障专门大法。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我国必将陆续出台一些保障妇女权益的专门法规。但这些法规更多地会涉及到保障妇女权益的细节性问题，因此修正这部经历了十多年风风雨雨且已渐显出某些弊端的、保障妇女权益的主体性法律——《妇女权益保障法》，在当前制定和修正法律的大潮下已悄然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

（一）《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缺陷

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不足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整部法典的内容尚待充实。

从篇章结构上观之，《妇女权益保障法》构建的“总则——分则——附则”之体例本无可厚非。问题出在总则和分则中的内容尚存在若干亟待完善的地方。例如，总则除了明确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立法宗旨、立法依据和确立宏观的妇女权益保障结构外，还应该明确地概括出妇女权益保障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象“妇女联合会”这样的保障妇女权益的重要机构应该具有怎样的职能和作用，该法缺乏明确的规定。

第二至第八章构成了该法的分则部分。本部分包括妇女依法享有的权益及违反相应规定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此处关于妇女法律权益的规定更多地表现为授权性规范；规定妇女权益的内容显得过于分散；与其他法律法规的法律责任相比，此处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行文更抽象、操作起来也更为困难。更有甚者，《妇女权益保障法》分则部分的内容从整体上看，似乎都能从其他法规中找到类似的规定。换言之，构成该法典主体部分的分则，好像是其它法律法规中关于妇女权益规定的拼盘杂烩。

第二，适用法律困难。

制定的法律没法实施、或实施效果不好就是对法治精神的背叛。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公布实施以来，我们很少见到根据该法或从维护该法保障的妇女权益出发而判决的案件。1999年2月4日，《中国妇女报》报道了一则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判决的案件，[⑥]但这样的判决毕竟是不多见的。可以说，由于行政和司法机关在办理各类事关妇女权益的案件时大多不倾向于适用妇女权益保障法，因此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的社会效果尚存在相当广阔的提升空间。这种现象的存在有人们漠视女性权益的因素，但妇女权益保障法自身缺乏完整而独立的体系、独到的理论概括和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的因素同样不容低估。

第三，立法技术滞后。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分则部分规定了妇女应有的法律权利。以立法技术的角度观之，本部分关于妇女权益的规定属于列举式的。然而，“妇女权益”是一个随时代之演进而内容不断变化的概念，这种列举式的立法技术显然与女性权益的性质本身不相协调。

（二）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正方案

鉴于妇女权益保障法存在的缺陷，笔者认为《妇女权益保障法》宜作出以下几方面的修正：

第一，关于总则部分。

总则部分的修正应进一步明确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基本原则、保障机制，尤其是作为妇女权益保障事业中坚力量的各级妇女联合会的职能和作用。

我们认为，男女平等原则虽然是妇女权益保障中最基本的原则，但毕竟不是唯一的原则，《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虽然涉及到了这些原则，但这些规定尚不够明确，因此没能突出这些原则之于妇女权益的重要性。故而笔者认为，有必要把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概括如下：

（1）权益法定原则（包括女性依法享有的特殊权益在内）；（2）男女平等原则；（3）禁止歧视原则（虽然我们前面指出了创制反歧视法的必要性，但在此处亦实有提及反歧视原则的必要性，具体在适用法律时可结合反歧视法的相关规定）；（4）妇女权益保障与公共安全、大众福利及子女权益相适应的原则（妇女权益保障既是一个不断前进、不断完善的过程，又是一个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适应的过程，因而需确立此原则）；（5）妇女权益保障的社会性原则。妇女权益的保障乃是一个社会性的工程，它不仅需要政府部门而且需要非政府组织以及人民大众的全方位关注。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条[⑦]基本上反映了妇女权益保障的社会性特点，如果将此规定上升为保障妇女权益的原则，无疑将发挥高屋建瓴的作用。

各级妇女联合会的职能与妇女维权事业紧密相关，故而应该在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时做出明确规定。1994年2月我国执行《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国家报告中，对妇女联合会的职能作了权威性的表述：“它的基本职能是：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由于各种原因，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没有做出相应的修正；如果在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中仍然忽视妇女联合会的作用，不对妇女联合会的职能作出明确规定，那肯定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笔者认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地方各级妇女联合会以及团体会员应该具有以下职能：

（1）代表各族、各界妇女利益，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2）协助有关国家机关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制止家庭暴力，消除对妇女的歧视，促进男女平等和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3）经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有关妇女权益保障事业的权威信息；（4）促进妇女权益保障事业的科学研究与国际交流；（5）法律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受害妇女不能告诉时，代为告诉和申诉；（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能。

第二，关于分则部分。

本部分应该包括妇女权益的内容、妇女权益的保障机制以及法律责任三个方面。

（1）关于妇女权益的内容。

我国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至第七章分别列举了妇女应该享有的各种权益。笔者认为，宜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把这些权利放在一个独立的法律条文中列举出来，此后还应加上一款更灵活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必要对妇女特有的隐私权、人格尊严、居留与迁徙等权利做进一步的详细规定。这样的立法策略更能适应我国情况和妇女权益本身的性质：我国当前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各种体制和社会状况都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而变化，如此规定更能适应一些新情况、照顾到一些可能出现的新问题；而且也能适应妇女权益内容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

当然，这里还必须提及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除了某些特别重要的妇女权益外，《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已经作了明确规定的妇女权益不必要再在其他法律法规中予以简单的重复。此举无疑将提高《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法律地位，增强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也会大大降低各部门法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减少法律适用的难度。

（2）关于妇女权益的组织保障问题。

妇女权益保障法应当建立起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各级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统一协调的，以各级妇女联合会及团体会员单位为维权主体的，国家机关、工会、青年团、企事业单位、家庭和妇女自身协同配合、积极参与的维权体系。

妇女权益的组织保障应该是《妇女权益保障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完善的组织保障能有效地促进《妇女权益保障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施，增强其社会效能。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被适用，有法律自身的原因，当然还有组织保障不力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为了增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可操作性，更有效地保障妇女的权益，宜采取以下具体的组织保障措施：

首先，应在司法机关成立专门的维护妇女权益的机构。当然这些司法机构的受案范围，应主要包括那些涉及到女性特有权益的刑事案件和侵害妇女重要民事权利的民事案件。关于此点，某些地区已出现了这种机构，并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较好的效果。[⑧]

其次，以法律规定的方式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在妇女维权工作中的作用。目前，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只是在第5条中笼统地写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各级妇女联合会代表和维护各族各界妇女的利益，做好保障妇女权益的工作。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做好保障妇女权益的工作。”如果妇女权益保障法能够在法律上给予这些组织以更明确的定位，那么这些组织的潜能必将得到更大限度的挖掘，妇女的权益也会得到更有效的保障。[⑨]

（3）关于法律责任问题。

法律责任是一项法律法规能够得到有效实施的重要保证。然而，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却显得过于笼统、抽象。我们认为，如果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本部分的内容应按以下原则进行调整：

第一，确立《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优先适用地位。

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9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害妇女合法权益，其他法律、法规已规定处罚的，依照该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此条有两方面的缺陷：（1）遗漏了其他法律、法规未规定处罚的情形；（2）《妇女权益保障法》只在保障妇女权益的过程中发挥着配角的作用。

针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9条的缺陷，笔者认为该法在修正时宜作如下补充。由于新时期妇女权益保障内容的多变性，这种补充可以是很灵活的：“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相应处罚的，可以由主管机关或各级妇女联合会提出处理意见。”其次，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法律责任部分在立法时应有意识地运用一些准用性规范，[⑩]这些准用性规范将为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之间架起一道相互沟通的桥梁，其结果也必然会大大地增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可操作性。这样，司法机关在处理侵犯妇女权益的案件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写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

第二，在强制违法者承担法律责任的过程中，应适量加大相应行政机关的职责。

目前，行政机关对我国妇女权益的保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更确切地说，当前我国妇女的地位也是由政府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的。针对这种现实，笔者认为《妇女权益保障法》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应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作用。如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0条规定，“有下列侵害妇女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可根据具体情况，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此处可增加规定：“单位或责任人员拒绝改正的，可由上级机关或者其所在地人民政府强制改正。”

四、尾论

至此，笔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讲述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完善问题。但法律体系的完善对于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来说只是一个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些法律能够真正落到实处。法律的实现，就是法律的生命。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从意识层面上看，我国保障妇女权益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不仅我国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维护女性权利的意识不强，而且女性自身的权利意识仍然较低。

无可否认，法律是维护妇女权益、提高妇女地位、促进男女平等的重要武器，但它又绝不是保障女性权益的唯一途径。妇女维权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进行，一些新问题的出现还会增加这一社会系统工程的复杂性。但我们同时还必须意识到，妇女地位地提高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有目的、有步骤地促进妇女维权工作仍然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注释：

[①]《中国妇女报》2002年9月8日。

[②]《中国妇女报》，2001年9月4日。

[③]《中国妇女报》，2002年4月4日。

[④]法律规范是为社会主体提供行为模式的一种尺度。根据法律规范调整人们行为方式的不同可以将法律规范分为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授权性规范规定主体享有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权利，肯定了主体为实现其利益所必需的行为自由。义务性规范也叫积极义务规范，是规定主体应当或必须做出一定积极行为的规则。禁止性规范规定主体不得做出一定行为，即规定主体的消极的不作为义务，它禁止主体做出某种行为，以实现权利人的利益。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17页。

[⑥]案件当事人为河南省卫辉市狮头乡塔岗村的已婚妇女岳合云。1998年秋天，塔岗村重新调整土地。村里规定：出家的闺女不再分地。这样岳合云及其婚后所生一子便成了无地户。几经周折而感万般无奈的岳合云于1998年9月10日把塔岗村告上了法庭。卫辉市法院立案后，从不误农时、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出发，及时组成合议庭审理，尽量缩短审理时限。于10月29日做出如下判决：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若干规定》，责令塔岗村村委会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分给原告与同村村民同等亩数承包地的判决。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采取组织措施，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具体机构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妇女权益相关法律篇（2）

2002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十周年的纪念日。各新闻媒体、相关机构就该法实施十周年以来的状况展开了广泛、热烈的讨论。如果对这种人声鼎沸的讨论声进行一番理性的思考，我们即不难发现此种讨论渗透着人们对妇女问题的人文关怀。质言之，妇女问题不仅是妇女的问题，它也是一个属于男性的问题、一个社会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妇女地位的提高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形成了保障妇女权益的优良传统——这是当时革命的需要，更是由共产党这一政党自身的属性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了法律在保障妇女权益中的重要作用，并初步构建了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但是，2002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更有甚者，某些网络媒体还将其中的女主人公、饱受家庭暴力之害的梅湘南评为2002年“最命苦”的中国妇女！此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妇女问题已经进入了大多数人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向人们揭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入，妇女问题体现出了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妇女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亦要求我们作出法律上的回应。因此，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是切实保障妇女权益的前提；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调动妇女参加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积极性、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的根本途径。就像没有法律就不会有当今奴隶的解放一样，没有完善的法律，妇女的权益就不会得到有效的保障。

一、我国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及其社会效果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注重并不断加大创制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的力度。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已初具规模，基本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为根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年）为主体，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制定，1997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80年制定，2001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年）和《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1988年）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在内的一整套保障妇女权益和促进妇女发展的法律体系。2001年12月29日由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无疑对这个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又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与《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设定的妇女宏观发展目标相比照，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涉及到妇女在参政、劳动佣工、教育、家庭、健康等诸多方面的权利。

为全面贯彻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我国政府还进一步建构了相应的组织保障。据《中国妇女报》2002年9月8日报道，2002年我国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市（地）级以上政府都建立了执法协调议事机构——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绝大多数县级政府也建立了这一机构。除了法规和政策的保障不断完善，制定了一批政策性文件而外，关于这些法律法规的监督保障体制也逐步加强。[①]

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为妇女撑起了一片法律的天空，它们对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推动妇女充分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使男女平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领域进一步得到实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1年9月4日公布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反映了10多年来中国妇女地位在就业、政治参与、家庭生活、教育和健康问题等方面取得的进步。而且调查显示“男女平等”已成为我国公众的主流意识，女性的能力得到普遍认可，传统两性角色分工受到挑战，女性的自主意识增强等[②].2002年4月，《中国妇女报》公布的一系列数字更能从微观方面表明近年来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③]恐怕没有谁会否认，这些深刻的变化与我国现阶段比较完善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在看到我国推进两性平等事业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以1995年至2000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为指标进行衡量，其中规定的十一类目标中仍有保障妇女的劳动权益和妇女保健两方面的指标没能实现。另一方面，2001年公布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数据还表明，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总体差距和分层差距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女性就业率较低，再就业困难；男女两性收入差距成扩大趋势；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与男性差距较大；妇女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决策的程度仍然偏低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有着复杂的原因，但不可忽视的是：传统的歧视女性的性别观念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模式，而且这种文化模式还渗透并体现在每个人的心理和行为之中。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虽然显性的歧视女性的制度已经走入了历史，但歧视女性的文化模式以及人们歧视女性的心理——行为模式却很难在短时间内遭到彻底的清算。因此，为减少歧视妇女的现象，还应该进一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

二、完善我国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宏观措施——创制反歧视法

法律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妇女权益的保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立法、严格实行法律的手段得以缓解。作为关心两性平等问题的法律工作者，我们认为推动两性平等的事业必须健全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而具体的措施又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入手。从宏观方面来看，我国实有创制反歧视法的必要性。

1.创制反歧视法是保障妇女权益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是完善我国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必然要求。应该说，没有专门的反歧视法是我国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一个重大缺陷。从法律的角度看，保障妇女权益应该抓住两个环节：其一，以授权性规范[④]为手段，从正面授予妇女应有的法律权利；其二，通过禁止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要求法律关系主体必须为某些行为或不得为某些行为，从反面保障妇女的权益得以实现或补偿妇女权益所受到的侵害。我国现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基本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强调妇女可以根据这些法律法规行使其权利；而问题的另一方面——限制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机构不得实施歧视妇女的行为，对歧视妇女行为的处罚方面则规定得很少。基于此，我们不难发现，保障妇

女权益的法律措施只强调了“一只手”的作用，而忽视了反方面的另一只手。

2.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歧视妇女的现象不容忽视

相关调查显示，推进两性平等的事业在当前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十几年来，中国处于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了非比寻常的压力的同时，也使“效益优先”（特别是经济效益优先）的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了主流地位。由于两性生理上的差别，女性首当其冲地成了这种价值评判尺度的牺牲品。例如，在生产领域，一些私营企业、甚至包括一些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效益，置平等保护女性的法律法规于不顾，在劳动佣工时公然不招收女性。更有甚者，一些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也秉此价值尺度行事，严重地侵害了妇女的权益。在女性参政、受教育等各个方面，歧视妇女的现象都不容低估。种种歧视妇女的现象呼吁反歧视法的出台。

3.制定反歧视法，有利于改造传统中国遗留下来的歧视妇女的行为模式

从本质上来说，行为模式是文化模式的一个具体表象。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模式在两性关系中的具体表现，是歧视女性的行为方式。由于文化模式的相对独立性和惯性，歧视女性的行为模式在现实生活中还很有市场。毕竟，中国乃至世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同男性相比，女性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这种男尊女卑的历史传统从两个方面塑造了人们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行为模式。一方面，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期待定型化。也就是说，在男人看来，女人就应该做那些属于女人的事，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务、孩子、丈夫和家庭之上。这种“女主内，男主外”的角色分工模式在男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女性也认同了上述的文化模式，并用该文化模式作为培养其性情和个性的标准。而反歧视法的创制有利于校正人们的这种行为模式，为女性参与管理国家、参与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4.制定反歧视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歧视女性的心理态度

马克思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就曾经指出过，“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⑤]也就是说，法律调整的对象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而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成为法律规制的目标。但我们却不应从此出发，认为法律对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具体言之，法律影响人们的心理和思想的方式至少有二：其一，从微观层面上，法律通过确定人们的行为模式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法律影响人们心理的由外而内的作用模式；其二，从宏观层面上看，法律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作为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确立某种价值观的方式实现的。它发挥作用的机制是，行为人首先将法律确立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尔后再用这种价值观念统帅自己的行为。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法律影响人们心理的由内而外的作用模式。作为法律制度和法律意识形态的反歧视法，完全可以按照上述两种渠道发挥作用，校正人们歧视女性的心理，这也是创制反歧视法的深层要求。

5.创制反歧视法，是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发展的要求

法律的发展从来都不能排除法律继承与法律移植这两条便捷的渠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有自己的反歧视法，此立法经验当为我国所借鉴。两性不平等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英、法等国家基于其具体的国情，都制定了反歧视法。我们亦如法炮制、创制反歧视法，并不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做法的盲目效仿和简单照搬，毕竟我国同样大量地存在着歧视妇女的现象，这是基于我国目前现实情况得出的必然结论。过去，我们走入了这样一个误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为消除歧视妇女现象提供了经济上的前提，我国没有歧视妇女的现象，这种心理也曾影响过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制定。可以说，我们陷入了制定反歧视法，即等于承认我国也存在歧视妇女现象这种两难的情结之中。若抛开这一情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存在于社会诸领域中的歧视妇女的现象，我们就会看到制定反歧视法还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我们还应注意到，在制定反歧视法的操作过程中还要注意一些具体的问题：其一，要把反对歧视妇女的现象与歧视少数民族等其他可能存在的歧视现象结合起来。其二，反歧视法即要规定对歧视妇女行为的处罚尺度，同时也应该规定对优先录用妇女等用人单位的奖励措施。惟其如此，反歧视法才有可能不会形同虚设，具有可操作性。

三、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微观方面——修正《妇女权益保障法》之我见

反歧视法的制定，可以从宏观方面弥补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缺陷；而从微观方面修正现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则是完善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必要且更具可操作性的工作。《妇女权益保障法》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的、综合的、专门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由国家制定的妇女权益保障专门大法。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我国必将陆续出台一些保障妇女权益的专门法规。但这些法规更多地会涉及到保障妇女权益的细节性问题，因此修正这部经历了十多年风风雨雨且已渐显出某些弊端的、保障妇女权益的主体性法律——《妇女权益保障法》，在当前制定和修正法律的大潮下已悄然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

（一）《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缺陷

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不足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整部法典的内容尚待充实。

从篇章结构上观之，《妇女权益保障法》构建的“总则——分则——附则”之体例本无可厚非。问题出在总则和分则中的内容尚存在若干亟待完善的地方。例如，总则除了明确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立法宗旨、立法依据和确立宏观的妇女权益保障结构外，还应该明确地概括出妇女权益保障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象“妇女联合会”这样的保障妇女权益的重要机构应该具有怎样的职能和作用，该法缺乏明确的规定。

第二至第八章构成了该法的分则部分。本部分包括妇女依法享有的权益及违反相应规定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此处关于妇女法律权益的规定更多地表现为授权性规范；规定妇女权益的内容显得过于分散；与其他法律法规的法律责任相比，此处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行文更抽象、操作起来也更为困难。更有甚者，《妇女权益保障法》分则部分的内容从整体上看，似乎都能从其他法规中找到类似的规定。换言之，构成该法典主体部分的分则，好像是其它法律法规中关于妇女权益规定的拼盘杂烩。

第二，适用法律困难。

制定的法律没法实施、或实施效果不好就是对法治精神的背叛。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公布实施以来，我们很少见到根据该法或从维护该法保障的妇女权益出发而判决的案件。1999年2月4日，《中国妇女报》报道了一则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判决的案件，[⑥]但这样的判决毕竟是不多见的。可以说，由于行政

和司法机关在办理各类事关妇女权益的案件时大多不倾向于适用妇女权益保障法，因此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的社会效果尚存在相当广阔的提升空间。这种现象的存在有人们漠视女性权益的因素，但妇女权益保障法自身缺乏完整而独立的体系、独到的理论概括和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的因素同样不容低估。

第三，立法技术滞后。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分则部分规定了妇女应有的法律权利。以立法技术的角度观之，本部分关于妇女权益的规定属于列举式的。然而，“妇女权益”是一个随时代之演进而内容不断变化的概念，这种列举式的立法技术显然与女性权益的性质本身不相协调。

（二）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正方案

鉴于妇女权益保障法存在的缺陷，笔者认为《妇女权益保障法》宜作出以下几方面的修正：

第一，关于总则部分。

总则部分的修正应进一步明确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基本原则、保障机制，尤其是作为妇女权益保障事业中坚力量的各级妇女联合会的职能和作用。

我们认为，男女平等原则虽然是妇女权益保障中最基本的原则，但毕竟不是唯一的原则，《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虽然涉及到了这些原则，但这些规定尚不够明确，因此没能突出这些原则之于妇女权益的重要性。故而笔者认为，有必要把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概括如下：

（1）权益法定原则（包括女性依法享有的特殊权益在内）；（2）男女平等原则；（3）禁止歧视原则（虽然我们前面指出了创制反歧视法的必要性，但在此处亦实有提及反歧视原则的必要性，具体在适用法律时可结合反歧视法的相关规定）；（4）妇女权益保障与公共安全、大众福利及子女权益相适应的原则（妇女权益保障既是一个不断前进、不断完善的过程，又是一个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适应的过程，因而需确立此原则）；（5）妇女权益保障的社会性原则。妇女权益的保障乃是一个社会性的工程，它不仅需要政府部门而且需要非政府组织以及人民大众的全方位关注。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条[⑦]基本上反映了妇女权益保障的社会性特点，如果将此规定上升为保障妇女权益的原则，无疑将发挥高屋建瓴的作用。

各级妇女联合会的职能与妇女维权事业紧密相关，故而应该在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时做出明确规定。1994年2月我国执行《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国家报告中，对妇女联合会的职能作了权威性的表述：“它的基本职能是：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由于各种原因，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没有做出相应的修正；如果在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中仍然忽视妇女联合会的作用，不对妇女联合会的职能作出明确规定，那肯定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笔者认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地方各级妇女联合会以及团体会员应该具有以下职能：

（1）代表各族、各界妇女利益，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2）协助有关国家机关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制止家庭暴力，消除对妇女的歧视，促进男女平等和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3）经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有关妇女权益保障事业的权威信息；（4）促进妇女权益保障事业的科学研究与国际交流；（5）法律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受害妇女不能告诉时，代为告诉和申诉；（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能。

第二，关于分则部分。

本部分应该包括妇女权益的内容、妇女权益的保障机制以及法律责任三个方面。

（1）关于妇女权益的内容。

我国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至第七章分别列举了妇女应该享有的各种权益。笔者认为，宜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把这些权利放在一个独立的法律条文中列举出来，此后还应加上一款更灵活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必要对妇女特有的隐私权、人格尊严、居留与迁徙等权利做进一步的详细规定。这样的立法策略更能适应我国情况和妇女权益本身的性质：我国当前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各种体制和社会状况都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而变化，如此规定更能适应一些新情况、照顾到一些可能出现的新问题；而且也能适应妇女权益内容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

当然，这里还必须提及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除了某些特别重要的妇女权益外，《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已经作了明确规定的妇女权益不必要再在其他法律法规中予以简单的重复。此举无疑将提高《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法律地位，增强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也会大大降低各部门法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减少法律适用的难度。

（2）关于妇女权益的组织保障问题。

妇女权益保障法应当建立起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各级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统一协调的，以各级妇女联合会及团体会员单位为维权主体的，国家机关、工会、青年团、企事业单位、家庭和妇女自身协同配合、积极参与的维权体系。

妇女权益的组织保障应该是《妇女权益保障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完善的组织保障能有效地促进《妇女权益保障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施，增强其社会效能。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被适用，有法律自身的原因，当然还有组织保障不力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为了增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可操作性，更有效地保障妇女的权益，宜采取以下具体的组织保障措施：

首先，应在司法机关成立专门的维护妇女权益的机构。当然这些司法机构的受案范围，应主要包括那些涉及到女性特有权益的刑事案件和侵害妇女重要民事权利的民事案件。关于此点，某些地区已出现了这种机构，并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较好的效果。[⑧]

其次，以法律规定的方式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在妇女维权工作中的作用。目前，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只是在第5条中笼统地写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各级妇女联合会代表和维护各族各界妇女的利益，做好保障妇女权益的工作。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做好保障妇女权益的工作。”如果妇女权益保障法能够在法律上给予这些组织以更明确的定位，那么这些组织的潜能必将得到更大限度的挖掘，妇女的权益也会得到更有效的保障。[⑨]

（3）关于法律责任问题。

法律责任是一项法律法规能够得到有效实施的重要保证。然而，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却显得过于笼统、抽象。我们认为，如果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本部分的内容应按以下原则进行调整：

第一，确立《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优先适用地位。

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9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害妇女合法权益，其他法律、法规已规定处罚的，依照该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此条有两方面的缺陷：（1）遗漏了其他法律、法规未规定处罚的情形；（2）《妇女权益保障法》只在保障妇女权益的过程中发挥着配角的作用。

针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9条的缺

陷，笔者认为该法在修正时宜作如下补充。由于新时期妇女权益保障内容的多变性，这种补充可以是很灵活的：“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相应处罚的，可以由主管机关或各级妇女联合会提出处理意见。”其次，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法律责任部分在立法时应有意识地运用一些准用性规范，[⑩]这些准用性规范将为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之间架起一道相互沟通的桥梁，其结果也必然会大大地增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可操作性。这样，司法机关在处理侵犯妇女权益的案件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写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

第二，在强制违法者承担法律责任的过程中，应适量加大相应行政机关的职责。

目前，行政机关对我国妇女权益的保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更确切地说，当前我国妇女的地位也是由政府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的。针对这种现实，笔者认为《妇女权益保障法》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应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作用。如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0条规定，“有下列侵害妇女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可根据具体情况，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此处可增加规定：“单位或责任人员拒绝改正的，可由上级机关或者其所在地人民政府强制改正。”

四、尾论

至此，笔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讲述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完善问题。但法律体系的完善对于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来说只是一个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些法律能够真正落到实处。法律的实现，就是法律的生命。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从意识层面上看，我国保障妇女权益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不仅我国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维护女性权利的意识不强，而且女性自身的权利意识仍然较低。

无可否认，法律是维护妇女权益、提高妇女地位、促进男女平等的重要武器，但它又绝不是保障女性权益的唯一途径。妇女维权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进行，一些新问题的出现还会增加这一社会系统工程的复杂性。但我们同时还必须意识到，妇女地位地提高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有目的、有步骤地促进妇女维权工作仍然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注释：

[①]《中国妇女报》2002年9月8日。

[②]《中国妇女报》，2001年9月4日。

[③]《中国妇女报》，2002年4月4日。

[④]法律规范是为社会主体提供行为模式的一种尺度。根据法律规范调整人们行为方式的不同可以将法律规范分为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授权性规范规定主体享有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权利，肯定了主体为实现其利益所必需的行为自由。义务性规范也叫积极义务规范，是规定主体应当或必须做出一定积极行为的规则。禁止性规范规定主体不得做出一定行为，即规定主体的消极的不作为义务，它禁止主体做出某种行为，以实现权利人的利益。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17页。

[⑥]案件当事人为河南省卫辉市狮头乡塔岗村的已婚妇女岳合云。1998年秋天，塔岗村重新调整土地。村里规定：出家的闺女不再分地。这样岳合云及其婚后所生一子便成了无地户。几经周折而感万般无奈的岳合云于1998年9月10日把塔岗村告上了法庭。卫辉市法院立案后，从不误农时、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出发，及时组成合议庭审理，尽量缩短审理时限。于10月29日做出如下判决：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若干规定》，责令塔岗村村委会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分给原告与同村村民同等亩数承包地的判决。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采取组织措施，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具体机构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妇女权益相关法律篇（3）

2002年 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十周年的纪念日。各新闻媒体、相关机构就该法实施十周年以来的状况展开了广泛、热烈的讨论。如果对这种人声鼎沸的讨论声进行一番理性的思考，我们即不难发现此种讨论渗透着人们对妇女问题的人文关怀。质言之，妇女问题不仅是妇女的问题，它也是一个属于男性的问题、一个社会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妇女地位的提高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形成了保障妇女权益的优良传统——这是当时革命的需要，更是由共产党这一政党自身的属性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了法律在保障妇女权益中的重要作用，并初步构建了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但是，2002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更有甚者，某些网络媒体还将其中的女主人公、饱受家庭暴力之害的梅湘南评为2002年“最命苦”的中国妇女！此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妇女问题已经进入了大多数人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向人们揭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入，妇女问题体现出了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妇女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亦要求我们作出法律上的回应。因此，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是切实保障妇女权益的前提；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调动妇女参加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积极性、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的根本途径。就像没有法律就不会有当今奴隶的解放一样，没有完善的法律，妇女的权益就不会得到有效的保障。

一、我国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及其社会效果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注重并不断加大创制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的力度。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已初具规模，基本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为根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年）为主体，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制定， 1997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80年制定，2001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年）和《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1988年）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在内的一整套保障妇女权益和促进妇女发展的法律体系。2001年12月29日由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无疑对这个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又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与《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设定的妇女宏观发展目标相比照，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涉及到妇女在参政、劳动佣工、教育、家庭、健康等诸多方面的权利。

为全面贯彻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我国政府还进一步建构了相应的组织保障。据《中国妇女报》2002年9月8日报道，2002年我国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市 （地）级以上政府都建立了执法协调议事机构——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绝大多数县级政府也建立了这一机构。除了法规和政策的保障不断完善，制定了一批政策性文件而外，关于这些法律法规的监督保障体制也逐步加强。[①]

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为妇女撑起了一片法律的天空，它们对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推动妇女充分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使男女平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领域进一步得到实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1年9月4日公布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反映了10多年来中国妇女地位在就业、政治参与、家庭生活、教育和健康问题等方面取得的进步。而且调查显示“男女平等”已成为我国公众的主流意识，女性的能力得到普遍认可，传统两性角色分工受到挑战，女性的自主意识增强等[②].2002年4月，《中国妇女报》公布的一系列数字更能从微观方面表明近年来中国妇女的发展状况。[③] 恐怕没有谁会否认，这些深刻的变化与我国现阶段比较完善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在看到我国推进两性平等事业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以1995年至2000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为指标进行衡量，其中规定的十一类目标中仍有保障妇女的劳动权益和妇女保健两方面的指标没能实现。另一方面，2001年公布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数据还表明，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总体差距和分层差距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女性就业率较低，再就业困难；男女两性收入差距成扩大趋势；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与男性差距较大；妇女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决策的程度仍然偏低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有着复杂的原因，但不可忽视的是：传统的歧视女性的性别观念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模式，而且这种文化模式还渗透并体现在每个人的心理和行为之中。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虽然显性的歧视女性的制度已经走入了历史，但歧视女性的文化模式以及人们歧视女性的心理——行为模式却很难在短时间内遭到彻底的清算。因此，为减少歧视妇女的现象，还应该进一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

二、完善我国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宏观措施——创制反歧视法

法律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妇女权益的保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立法、严格实行法律的手段得以缓解。作为关心两性平等问题的法律工作者，我们认为推动两性平等的事业必须健全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而具体的措施又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入手。从宏观方面来看，我国实有创制反歧视法的必要性。

1. 创制反歧视法是保障妇女权益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是完善我国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必然要求。应该说，没有专门的反歧视法是我国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一个重大缺陷。从法律的角度看，保障妇女权益应该抓住两个环节：其一，以授权性规范[④]为手段，从正面授予妇女应有的法律权利；其二，通过禁止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要求法律关系主体必须为某些行为或不得为某些行为，从反面保障妇女的权益得以实现或补偿妇女权益所受到的侵害。我国现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基本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强调妇女可以根据这些法律法规行使其权利；而问题的另一方面——限制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机构不得实施歧视妇女的行为，对歧视妇女行为的处罚方面则规定得很少。基于此，我们不难发现，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措施只强调了“一只手”的作用，而忽视了反方面的另一只手。

2. 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歧视妇女的现象不容忽视

相关调查显示，推进两性平等的事业在当前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十几年来，中国处于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了非比寻常的压力的同时，也使 “效益优先”（特别是经济效益优先）的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了主流地位。由于两性生理上的差别，女性首当其冲地成了这种价值评判尺度的牺牲品。例如，在生产领域，一些私营企业、甚至包括一些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效益，置平等保护女性的法律法规于不顾，在劳动佣工时公然不招收女性。更有甚者，一些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也秉此价值尺度行事，严重地侵害了妇女的权益。在女性参政、受教育等各个方面，歧视妇女的现象都不容低估。种种歧视妇女的现象呼吁反歧视法的出台。

3. 制定反歧视法，有利于改造传统中国遗留下来的歧视妇女的行为模式

从本质上来说，行为模式是文化模式的一个具体表象。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模式在两性关系中的具体表现，是歧视女性的行为方式。由于文化模式的相对独立性和惯性，歧视女性的行为模式在现实生活中还很有市场。毕竟，中国乃至世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同男性相比，女性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这种男尊女卑的历史传统从两个方面塑造了人们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行为模式。一方面，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期待定型化。也就是说，在男人看来，女人就应该做那些属于女人的事，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务、孩子、丈夫和家庭之上。这种“女主内，男主外”的角色分工模式在男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女性也认同了上述的文化模式，并用该文化模式作为培养其性情和个性的标准。而反歧视法的创制有利于校正人们的这种行为模式，为女性参与管理国家、参与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4. 制定反歧视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歧视女性的心理态度

马克思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就曾经指出过，“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⑤]也就是说，法律调整的对象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而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成为法律规制的目标。但我们却不应从此出发，认为法律对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具体言之，法律影响人们的心理和思想的方式至少有二：其一，从微观层面上，法律通过确定人们的行为模式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法律影响人们心理的由外而内的作用模式；其二，从宏观层面上看，法律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作为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确立某种价值观的方式实现的。它发挥作用的机制是，行为人首先将法律确立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尔后再用这种价值观念统帅自己的行为。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是法律影响人们心理的由内而外的作用模式。作为法律制度和法律意识形态的反歧视法，完全可以按照上述两种渠道发挥作用，校正人们歧视女性的心理，这也是创制反歧视法的深层要求。

5. 创制反歧视法，是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发展的要求

法律的发展从来都不能排除法律继承与法律移植这两条便捷的渠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有自己的反歧视法，此立法经验当为我国所借鉴。两性不平等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英、法等国家基于其具体的国情，都制定了反歧视法。我们亦如法炮制、创制反歧视法，并不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做法的盲目效仿和简单照搬，毕竟我国同样大量地存在着歧视妇女的现象，这是基于我国目前现实情况得出的必然结论。过去，我们走入了这样一个误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为消除歧视妇女现象提供了经济上的前提，我国没有歧视妇女的现象，这种心理也曾影响过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制定。可以说，我们陷入了制定反歧视法，即等于承认我国也存在歧视妇女现象这种两难的情结之中。若抛开这一情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存在于社会诸领域中的歧视妇女的现象，我们就会看到制定反歧视法还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我们还应注意到，在制定反歧视法的操作过程中还要注意一些具体的问题：其一，要把反对歧视妇女的现象与歧视少数民族等其他可能存在的歧视现象结合起来。其二，反歧视法即要规定对歧视妇女行为的处罚尺度，同时也应该规定对优先录用妇女等用人单位的奖励措施。惟其如此，反歧视法才有可能不会形同虚设，具有可操作性。

三、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微观方面——修正《妇女权益保障法》之我见

反歧视法的制定，可以从宏观方面弥补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缺陷；而从微观方面修正现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则是完善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的必要且更具可操作性的工作。《妇女权益保障法》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的、综合的、专门维护妇女权益的法律；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由国家制定的妇女权益保障专门大法。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我国必将陆续出台一些保障妇女权益的专门法规。但这些法规更多地会涉及到保障妇女权益的细节性问题，因此修正这部经历了十多年风风雨雨且已渐显出某些弊端的、保障妇女权益的主体性法律——《妇女权益保障法》，在当前制定和修正法律的大潮下已悄然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

（一）《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缺陷

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不足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整部法典的内容尚待充实。

从篇章结构上观之，《妇女权益保障法》构建的“总则——分则——附则”之体例本无可厚非。问题出在总则和分则中的内容尚存在若干亟待完善的地方。例如，总则除了明确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立法宗旨、立法依据和确立宏观的妇女权益保障结构外，还应该明确地概括出妇女权益保障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象“妇女联合会”这样的保障妇女权益的重要机构应该具有怎样的职能和作用，该法缺乏明确的规定。

第二至第八章构成了该法的分则部分。本部分包括妇女依法享有的权益及违反相应规定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此处关于妇女法律权益的规定更多地表现为授权性规范；规定妇女权益的内容显得过于分散；与其他法律法规的法律责任相比，此处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行文更抽象、操作起来也更为困难。更有甚者，《妇女权益保障法》分则部分的内容从整体上看，似乎都能从其他法规中找到类似的规定。换言之，构成该法典主体部分的分则，好像是其它法律法规中关于妇女权益规定的拼盘杂烩。

第二，适用法律困难。

制定的法律没法实施、或实施效果不好就是对法治精神的背叛。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公布实施以来，我们很少见到根据该法或从维护该法保障的妇女权益出发而判决的案件。 1999年2月4日，《中国妇女报》报道了一则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判决的案件，[⑥]但这样的判决毕竟是不多见的。可以说，由于行政和司法机关在办理各类事关妇女权益的案件时大多不倾向于适用妇女权益保障法，因此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的社会效果尚存在相当广阔的提升空间。这种现象的存在有人们漠视女性权益的因素，但妇女权益保障法自身缺乏完整而独立的体系、独到的理论概括和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的因素同样不容低估。

第三，立法技术滞后。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分则部分规定了妇女应有的法律权利。以立法技术的角度观之，本部分关于妇女权益的规定属于列举式的。然而，“妇女权益”是一个随时代之演进而内容不断变化的概念，这种列举式的立法技术显然与女性权益的性质本身不相协调。

（二）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正方案

鉴于妇女权益保障法存在的缺陷，笔者认为《妇女权益保障法》宜作出以下几方面的修正：

第一，关于总则部分。

总则部分的修正应进一步明确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基本原则、保障机制，尤其是作为妇女权益保障事业中坚力量的各级妇女联合会的职能和作用。

我们认为，男女平等原则虽然是妇女权益保障中最基本的原则，但毕竟不是唯一的原则，《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虽然涉及到了这些原则，但这些规定尚不够明确，因此没能突出这些原则之于妇女权益的重要性。故而笔者认为，有必要把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概括如下：

（1）权益法定原则（包括女性依法享有的特殊权益在内）；（2）男女平等原则；（3）禁止歧视原则（虽然我们前面指出了创制反歧视法的必要性，但在此处亦实有提及反歧视原则的必要性，具体在适用法律时可结合反歧视法的相关规定）；（4）妇女权益保障与公共安全、大众福利及子女权益相适应的原则（妇女权益保障既是一个不断前进、不断完善的过程，又是一个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适应的过程，因而需确立此原则）；（5）妇女权益保障的社会性原则。妇女权益的保障乃是一个社会性的工程，它不仅需要政府部门而且需要非政府组织以及人民大众的全方位关注。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条[⑦]基本上反映了妇女权益保障的社会性特点，如果将此规定上升为保障妇女权益的原则，无疑将发挥高屋建瓴的作用。

各级妇女联合会的职能与妇女维权事业紧密相关，故而应该在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时做出明确规定。1994年2月我国执行《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国家报告中，对妇女联合会的职能作了权威性的表述：“它的基本职能是：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由于各种原因，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没有做出相应的修正；如果在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中仍然忽视妇女联合会的作用，不对妇女联合会的职能作出明确规定，那肯定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笔者认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地方各级妇女联合会以及团体会员应该具有以下职能：

（1）代表各族、各界妇女利益，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2）协助有关国家机关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制止家庭暴力，消除对妇女的歧视，促进男女平等和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3）经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有关妇女权益保障事业的权威信息；（4）促进妇女权益保障事业的科学研究与国际交流；（5）法律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受害妇女不能告诉时，代为告诉和申诉；（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能。

第二，关于分则部分。

本部分应该包括妇女权益的内容、妇女权益的保障机制以及法律责任三个方面。

（1）关于妇女权益的内容。

我国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至第七章分别列举了妇女应该享有的各种权益。笔者认为，宜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把这些权利放在一个独立的法律条文中列举出来，此后还应加上一款更灵活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必要对妇女特有的隐私权、人格尊严、居留与迁徙等权利做进一步的详细规定。这样的立法策略更能适应我国情况和妇女权益本身的性质：我国当前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各种体制和社会状况都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而变化，如此规定更能适应一些新情况、照顾到一些可能出现的新问题；而且也能适应妇女权益内容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

当然，这里还必须提及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除了某些特别重要的妇女权益外，《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已经作了明确规定的妇女权益不必要再在其他法律法规中予以简单的重复。此举无疑将提高《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法律地位，增强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也会大大降低各部门法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减少法律适用的难度。

（2）关于妇女权益的组织保障问题。

妇女权益保障法应当建立起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各级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统一协调的，以各级妇女联合会及团体会员单位为维权主体的，国家机关、工会、青年团、企事业单位、家庭和妇女自身协同配合、积极参与的维权体系。

妇女权益的组织保障应该是《妇女权益保障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完善的组织保障能有效地促进《妇女权益保障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施，增强其社会效能。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被适用，有法律自身的原因，当然还有组织保障不力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为了增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可操作性，更有效地保障妇女的权益，宜采取以下具体的组织保障措施：

首先，应在司法机关成立专门的维护妇女权益的机构。当然这些司法机构的受案范围，应主要包括那些涉及到女性特有权益的刑事案件和侵害妇女重要民事权利的民事案件。关于此点，某些地区已出现了这种机构，并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较好的效果。[⑧]

其次，以法律规定的方式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在妇女维权工作中的作用。目前，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只是在第5条中笼统地写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各级妇女联合会代表和维护各族各界妇女的利益，做好保障妇女权益的工作。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做好保障妇女权益的工作。”如果妇女权益保障法能够在法律上给予这些组织以更明确的定位，那么这些组织的潜能必将得到更大限度的挖掘，妇女的权益也会得到更有效的保障。[⑨]

（3）关于法律责任问题。

法律责任是一项法律法规能够得到有效实施的重要保证。然而，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却显得过于笼统、抽象。我们认为，如果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本部分的内容应按以下原则进行调整：

第一，确立《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优先适用地位。

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9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害妇女合法权益，其他法律、法规已规定处罚的，依照该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此条有两方面的缺陷：（1）遗漏了其他法律、法规未规定处罚的情形；（2）《妇女权益保障法》只在保障妇女权益的过程中发挥着配角的作用。

针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9条的缺陷，笔者认为该法在修正时宜作如下补充。由于新时期妇女权益保障内容的多变性，这种补充可以是很灵活的：“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相应处罚的，可以由主管机关或各级妇女联合会提出处理意见。”其次，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法律责任部分在立法时应有意识地运用一些准用性规范，[⑩]这些准用性规范将为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之间架起一道相互沟通的桥梁，其结果也必然会大大地增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可操作性。这样，司法机关在处理侵犯妇女权益的案件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写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

第二，在强制违法者承担法律责任的过程中，应适量加大相应行政机关的职责。

目前，行政机关对我国妇女权益的保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更确切地说，当前我国妇女的地位也是由政府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的。针对这种现实，笔者认为《妇女权益保障法》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应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作用。如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0条规定，“有下列侵害妇女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可根据具体情况，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此处可增加规定：“单位或责任人员拒绝改正的，可由上级机关或者其所在地人民政府强制改正。”

四、尾论

至此，笔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讲述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完善问题。但法律体系的完善对于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来说只是一个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些法律能够真正落到实处。法律的实现，就是法律的生命。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从意识层面上看，我国保障妇女权益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不仅我国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维护女性权利的意识不强，而且女性自身的权利意识仍然较低。

无可否认，法律是维护妇女权益、提高妇女地位、促进男女平等的重要武器，但它又绝不是保障女性权益的唯一途径。妇女维权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进行，一些新问题的出现还会增加这一社会系统工程的复杂性。但我们同时还必须意识到，妇女地位地提高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有目的、有步骤地促进妇女维权工作仍然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注释：

[①] 《中国妇女报》2002年9月8日。

[②] 《中国妇女报》，2001年9月4日。

[③] 《中国妇女报》，2002年4月4日。

[④] 法律规范是为社会主体提供行为模式的一种尺度。根据法律规范调整人们行为方式的不同可以将法律规范分为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授权性规范规定主体享有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权利，肯定了主体为实现其利益所必需的行为自由。义务性规范也叫积极义务规范，是规定主体应当或必须做出一定积极行为的规则。禁止性规范规定主体不得做出一定行为，即规定主体的消极的不作为义务，它禁止主体做出某种行为，以实现权利人的利益。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17页。

[⑥] 案件当事人为河南省卫辉市狮头乡塔岗村的已婚妇女岳合云。1998年秋天，塔岗村重新调整土地。村里规定：出家的闺女不再分地。这样岳合云及其婚后所生一子便成了无地户。几经周折而感万般无奈的岳合云于1998年9月10日把塔岗村告上了法庭。卫辉市法院立案后，从不误农时、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出发，及时组成合议庭审理，尽量缩短审理时限。于10月29日做出如下判决：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若干规定》，责令塔岗村村委会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分给原告与同村村民同等亩数承包地的判决。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采取组织措施，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具体机构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妇女权益相关法律篇（4）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妇女权益保障；司法保障；措施

中国共产党妇女权益保障思想立足于中国社会逐渐发展起来的男女平等思想、公民权益保障思想，同时借鉴了西方人权保障思想、女性权益保障思想，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观及我国妇女发展实践历程建构起的思想体系。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飞速发展，法制化进程不断深化，妇女地位不断提升，围绕妇女权益地位的保证体系愈益法制化，妇女权益保障在立法、执法、司法等程序上不断完善。现如今，中国共产党在妇女权益的保障上正在从法律平等文本化转化为法律平等实质化。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妇女权益被侵犯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中国共产党对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加强对妇女权益的保障是社会公平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举措，必须引起相关人员的重视，并从法律保障、措施保障出发，切实保障妇女权益。

一、马克思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的价值

任何理论的最终形成都是经过多次的实践检验的，因为社会在飞速发展中，科学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因此，理论是需要实践中验证的，而不是思想家们空想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解放理论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实践中被不断检验因而不断完善，这对中国的妇女解放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妇女解放的思想的正式系统的确立并不是标志着妇女解放思想会一成不变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

（一）理论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解放的理论在中国化的过程中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渐渐趋于完善。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解放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就在于不断地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德国的女权主义盛行、妇女运动高涨的时期，德国的蔡特金和倍倍尔为了揭穿资产阶级的虚伪的假面具，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解放理论为指导，在德国开展马克思的妇女解放运动，指出了私有制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是男女不平等根本原因。在他们的正确引导下，德国的广大无产阶级妇女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为实现自身的解放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解放理论在我国也取得很大发展，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解放理论与思想、邓小平理论相结合的结果。理论总是要体系化与系统化的，只有这样才能用于指导实践。中国妇女地位理论已经形成体系，并且符合中国国情。理论的进步为我国妇女完全解放提供了准确的指导，推动了中国妇女解放步伐。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解放理论是关于如何实现妇女完全解放的理论，它只有与时俱进，才能为妇女解放运动发挥指导作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解放理论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找到了男女不平等的根源，那就是封建社会遗存下来的“三纲五常”等伦理封建思想，只有打破这些思想禁锢，我国妇女才能实现解放。妇女地位的改变，有助于发挥她们社会主力军作用，我国妇女在国家建设际建设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二）现实意义

理论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才能具有活力并发挥其指导实践的作用，才能实现它的最大的价值。在马克思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仅在理论上对于指导我国妇女实现解放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在有关妇女具体政策制定上上，也具有实现的指导意义。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知道，劳动是妇女实现自身解放的最根本的途径。在社会生活中，要实现妇女的彻底的解放，首先就要保证妇女拥有与男子相同的劳动权利。要做到这点，就需要政府调整就业结构，保证妇女的平等工作的机会。而在家庭生活中，解决妇女家务劳动负担过重的问题却成为解放妇女的必要手段。因为社会生产有两种方式，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而男性在体力方面优于女性，在占有生产资料占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这种不平等，是性别差异产生的根源。要调节两种生产方式，实现两种生产方式的平衡，才能真正实现妇女解放。

二、司法保障是《妇女法》实施的关键

增强《妇女法》的可操作性是法律界和妇女界的工作目的，要进一步明确执行主体，制定具体的保障妇女六大法定权益的法律措施。

（一）重视设定规范和权利实施的统一

做好立法工作，提高《妇女法》的可诉性，使法律中的相关法规条文为提供重要依据。在当前的《妇女法》中有三大类规范，即平等规范、特殊保护规范、禁止规范，其中有诸多不可诉的内容，甚至《婚姻法》中保护妇女权益的内容也有一部分不可诉，这些都是需要改进的。

（二）变权益保障的泛责任主体为相对责任主体

《妇女法》第3条规定中指出，全社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单位等）应该共同承担起保障妇女权益的责任。《妇女法》第5条规定应该将妇联、工会、共青团也看作是保障妇女权益的责任主体。由此可见，法律规定的保障妇女权益的主体属于一种泛责任主体，看似体现了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但是极易在实际的责任分配时出现问题，导致责任主体不明，各机构之间互相推诿的现象出现。因此相关法律应该明确妇女权益保障的各个主体，使得妇女权益的申诉有直接主体负责。

（三）改权益保障的行政主导为司法主导

根据《妇女法》第4条的规定可知，相关机构或部门必须做好相应的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做到积极协调，落到实处。第48条规定可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对受到权益侵害的妇女实施救济，向有关主管部门、根据法律依法和向妇女组织投诉。由以上内容可知，法律虽然规定了当妇女受到权益侵害时的投诉主体，但是主体并不明确，对有关部门的规定并不清晰，使得执行行政救济的部门权责不明。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两种权力的目标和运行方式存在很大不同，行政权力的保障弹性较大，受人为因素的影响明显；司法权力则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因此具有相应的刚性。由此可知，司法救济是无法被行政方法代替的，司法救济是确保权益得到保障的重要举措，若被行政方式取代，则可能导致权力实现上的障碍甚至导致权利虚设。

（四）建立平等权利救济专门机制

在妇女权益保障方面，我国已经制定了专门法，但是缺乏专门的独立体系的处理机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国家或地区设立了平等机构委员会来处理妇女权益的相关投诉。在这一机构的带领下，成立了专门的律师或委托律师而建立起来的多种形式的妇女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机构，一些公安部门建立了专门的预防和制止家暴的机构，获得了良好的成效。基于此，我国应该积极建立相关的独立保障妇女权益的机构，进一步保障妇女权益，提高其社会地位，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和制度的优越性。

三、妇女权益综合保障的举措

（一）重视男女平等的宣传

向公众灌输男女平等意识是进一步提升女性社会地位、促进妇女权益保障的重要举措。基于此，全社会应该重视借助电视、网络等社会公众媒体向大众宣传男女平等思想，帮助大众树立男女平等观念，促进尊重女性的良好社会氛围的形成。除此之外，还可以向女性开展有针对性的维权法制教育，使他们形成对妇女保障权益的认识，提升妇女的自我权益维护意识。引导妇女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主动且勇于拿起法律武器对自身权益进行保护，实现自我权益的维护。

（二）建立健全相应的组织保障体系

建立健全对妇女权益保障组织，是保障妇女权益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一组织保障体系强调由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各级人民政府、妇联、相关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会等组织与单位联合参与，相互协作，形成合力。在这一组织保障体系中，妇联是不可或缺的，妇联组织应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妇联要发挥主导作用，就要完善其机构功能，比如：设立宣传机构，大力宣传保护妇女权益的重要性；设立法律服务中心，为妇女提供法律服务；建立网站、设立咨询电话，尽最大可能为妇女提供法律及其他方面提供帮助。此外，应加强对相关组织中的工作人员的培训，切实增强他们的妇女权益保障的维护意识，切实落实相关法律法规。

妇女权益相关法律篇（5）

论文摘要：我国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权益流失较为严重，其原因复杂多样。分析归纳起来，我国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权益的流失，主要是由土地资源的稀缺、农村离婚妇女自身素质、村干部行政意识、国家政策法律的漏洞、村规民约的威力以及社会历史观念几方面因素影响所致。

一、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权益流失的特点

根据对江西H县的调查，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权益流失呈现以下特点： 2.农村离婚妇女在婆家只是空挂户，实际上没有获得土地权益。调查显示，在婆家空挂户的离婚妇女有7个。离婚妇女不居住在婆家，个别村虽保留了土地，但土地和相关权益归男方，离婚女方实际上是空挂户的也有6个。

3.农村离婚妇女户口被强行迁出，承包地被收回，本村一切权益不能享有。这种情况常发生于人均土地稀少、城郊和土地利益较多的农村。如E镇的一些村委会就规定，离婚妇女户口必须迁出，征地补偿费一律不分配给离婚妇女，而且本村女子嫁入外村离婚后，户口不可迁回本村。

4.成为户主的农村离婚妇女不能长期拥有土地权益。F镇某村两个离婚妇女中，其中一个带有一儿，在婆家独立成户，她和儿子都有土地权益，但该村村规定，等她儿子成年或娶媳妇时，户主自然转为她儿子，到时她本人的土地和相关经济、政治权益都丧失；另一离婚妇女带有一女，在婆家独立成户，她本人有土地，但其他权益不能享有，而且，等待女儿出嫁后，其土地要收回。

二、解决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权益流失问题的几点建议

据了解，在H县历来就存在着男子出外打工，妇女留守在家种田的现象。据调查的真实情况是，在24名土地权益流失的离婚妇女中，只有4人表示不愿要土地，其余20名都表示：“即使我想要（土地或权益），他们也不会给”，可见，农村离婚妇女是渴望拥有土地权益的。并且，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权益，反映了农村妇女解放程度、生活状况和权益保护等问题。因此，对于农村离婚妇女土地权益的流失，我们需要实施有效的解决措施，鉴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需从法律、制度、行政、经济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对这问题进行循序渐进的变革。农村妇女包括离婚妇女土地权益流失的根源很难从根本上消除，本文也无意提出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法，更关心的是弱势农村离婚妇女的土地权益流失后，如何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保障她们的生存和发展权，当务之急，要做好以几方面的工作。

1. 提高农村离婚妇女的法律素质和维权意识，并畅通法律救济途径。一方面是不知道如何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是一些离婚妇女只从眼前利益出发，离婚诉讼时放弃了对土地的承包权。笔者认为，各级组织尤其是农村基层妇女组织要发挥优势，提高农村离婚妇女的法律素质，充分调动农村妇女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的主观作用。例如，对农村妇女尤其是离婚妇女，要广泛深入地搞好《村民组织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土地承包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和培训活动，促使她们学法、知法、懂法，提高她们的法律素质，促使她们在遇到依靠自身力量不能解决的问题时，能懂得向妇联组织求助，懂得借助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来维权。教育、鼓励农村妇女主动通过诉诸法律争取自己的权利，不失为在权益受侵害时保护自己的一种有效手段。同此同时，还必须畅通法律救济途径，关于离婚妇女失去土地权纠纷案件，法院应及时处理。

2.切实转移农村富余人口，并帮助农村离婚妇女群体就业。一个村庄拥有的土地量是恒定的，人口却在流动和增加，然而土地不能无限分割，因此，有限的土地难以负载过多的人口，这势必忽视离婚妇女的土地权益，有学者已提出通过转移农村富余人口的途径来维护弱势群体的土地权〔3〕。笔者认为，迎合城镇化，转移农村人口的同时，各级政府可以开辟一个专门窗口，以解决失地离婚或丧偶且生活困难的妇女的就业问题。例如，对农村离婚妇女开展技能培训，通过培训有效提高离婚妇女转移就业的能力，让她们进城务工。 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为她们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她们积极创业，以切实保障她们的生存和发展权。

3.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正视性别不平等的现实，并加强对村规民约的监管。现有的法律对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的规定较全面，有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意识。但笔者认为，法律政策不仅要符合农村实际，还要注重社会性别。许多法律政策尊重男女平等，没有歧视妇女权利，但因没有充分考虑现实的社会性别利益关系和婚姻关系的流动性，使法律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给农村妇女带来不利。所以，法律政策尽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尽可能偏向农村弱势妇女。例如，农户土地承包合同登记可以实行夫妻双名制，夫妻各持一份，双方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在转让、租赁土地时要出具双方所持有的两份土地承包书，并由双方签名才能生效，保障妇女在分居、离婚和丧偶情况下土地承包权的安全。要保证国家法律政策的贯彻实施，还必须废止同国家法律相抵触的地方土政策，加强对村规民约的监管。建议县级民政局成立相应的司法科（股），专门负责对村规民约进行法律方面的宏观指导；乡镇司法员列席村民代表大会，对制定村规民约进行具体指导，并对村规民约的合法性把关；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全面开展对村规民约的清理工作，对村规民约中侵害妇女合法财产权利和乱罚款的条款坚决予以清除；乡镇基层党委政府要通过培训班的形式，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法律意识和依法建章建约的自觉性。

4.加强新时期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一方面，开展各种活动，提高农民素质，解放农民思想，让男女平等的国策深入人心，尊重农村妇女的生存发展权。另一方面，农村基层组织要积极拓宽农村社会救助体系，不仅保障农村特困户、低保户和五保户，而且要保障农村失地的离婚妇女和丧偶妇女这一弱势群体的权益，积极动员社会和村民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形成尊重和保护农村弱势妇女权益的好风尚。

妇女权益相关法律篇（6）

二、以法律援助为主要内容，大力开展法律服务，为妇女儿童维权争利

近年来，我们把妇女儿童作为法律服务工作的重要群体，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一是建立健全妇女儿童法律援助工作网络。在县妇联及各乡镇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11个,为妇女法律援助工作提供组织保障和人员保障。二是发放爱心卡，开通维权咨询热线。进一步畅通法律援助咨询、申请渠道，及时解答、受理和协调妇女合法权益的案件和问题。三是为妇女提供及时、高效的法律服务。我们以服务为宗旨，用“热心、耐心、细心、爱心”来疏导化解来访者的忧怨，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她们的合法权益。四是动员广大公证、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工作者参与调解家庭纠纷。仅去年，全县就办理妇女儿童维权案件23起，接待法律咨询100余人次，调处婚姻家庭纠纷863件，占全年排查矛盾纠纷隐患的17.33%。及时有效地维护了家庭稳定和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妇女权益相关法律篇（7）

一、妇女法律援助案件的特点

由于妇女自身身体原因及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等原因，侵害妇女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涉及妇女维权的案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婚姻类案件。婚姻是家庭的根本，由于传统观念及妇女自身身体原因，婚后大多妇女承担了照顾家庭老人、孩子的重任，甚至为了照顾孩子放弃了晋升的机会，选择了辞职回家做家庭主妇，时间一长夫妻双方在认识各方面产生分歧，有了隔阂，从而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产生离婚诉讼。

二是房产类案件。房屋产权纠纷在妇女维权案件中尤为明显，绝大多数的房产纠纷与离婚、抚养等问题交叉在一起，各种原因错综复杂。

三是抚养费案件纠纷。婚后妇女大多承担了实际抚养孩子的重任，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孩子入托费、学费的增长，自己很难担起抚养孩子的重任，只能通过诉讼等方式向男方索要抚养费，或者向法院要求增加抚养费数额。

二、妇女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对妇女维权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一些社会团体和机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缺乏爱心与同情心，责任心不强，对妇女反映的事情常常推来推去，不认真处理，敷衍了事，导致当妇女权益受到侵害时，很难维权。

二是法律援助经费不足。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国家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根据实际情况，市政府每年向市法律援助中心拨付一定数量的办案经费。但是，目前我市法律援助中心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数量较多，按照上级要求20__年办案数量500件以上，所需的资金缺口依然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员的办案积极性。

三是对妇女维权宣传力度不够。尽管目前各个地区都设立了妇联，各市的法律援助中心也在妇联成立了妇女维权工作法律援助工作站，但由于各县市妇联没有法律专业人员，也没有人员专职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也显得爱莫能助。同时，由于对法律援助的宣传覆盖面不广，很多妇女不了解法律援助工作，对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三、做好妇女法律援助工作的几点建议

当前，法律援助工作者要着重突出利民、便民的思想观念，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针对妇女这类特殊群体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进一步从工作细节处着手，真情实意地关注困难妇女，把法律援助工作做好做扎实。

一是健全援助网络，为妇女申请法律援助构筑便捷的渠道。我们在妇联、工会、共青团、残联、老龄委等部门设立了法律援助联络站，在18个镇（办）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在村（居）设立了法律援助联络点。形成了覆盖城乡的法律援助网络，方便了基层妇女就近申请法律援助。对符合条件的贫困残疾妇女发给法律援助证，她们需要法律援助时不再审查经济状况。对切实需要援助而又达不到经济困难标准的妇女维权案件，积极争取中央专项公益金项目经费，尽量满足妇女维权的需要。

二是构建联动机制，提高妇女维权实效。为切实有效地维护广大妇女的合法权益，加强与妇联的沟通、协调和联络，不断强化市、镇（街道）法律援助中心（工作站）与各级妇联的工作，进一步做好妇女法律援助和妇女维权方面的有效对接。市、镇（街道）妇联在接待来访妇女时，对其是否需要提供法律援助进行初步审查，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可直接提请法律援助中心（工作站）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三是发挥律师、公证、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专业队伍作用。对侵害妇女权益案件，在受理上尽量简化程序，缩短受案时间，并在特殊情况下优先办理，在处理方式上，对属于婚姻家庭内部矛盾致使侵害妇女权益的，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的优势，开展非诉讼法律援助，大大节约了诉讼成本。对于多次调解达不成协议的纠纷及严重侵害案件，积极为她们开辟诉讼通道。同时加大办理涉及妇女权益的法律援助案件力度，建立重大案件讨论制度、案件回访制度、受理监督制度。根据案件不同情况，选派具有专长的优秀律师办理案件，对其中相对较为复杂的案件实行全程跟踪，确保案件质量，实现妇女权益保护效益最大化。

四是发挥法制宣传作用，为妇女维权工作创造良好氛围。针对部分妇女

文化程度较低、自我保护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强等特点，采用日常宣传和集中宣传相结合，加大对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的法律援助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宣传教育力度。在法律援助宣传月、“三八”妇女维权周、“12?4”法制宣传日等特定时间，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广泛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合同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着力提高妇女的法律素质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提高法律援助在广大妇女中的知晓率。充分利用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通过举办讲座、培训班、发放宣传材料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法律知识，提高妇女法律素质，优化妇女生存发展环境。成立妇女维权法律顾问团，团成员深入农家炕头、田间地头、工厂街市为群众宣讲法律故事，深入到社区居民家中或社区居民集中的场所宣讲法律故事，为广大社区居民送法进家。

妇女权益相关法律篇（8）

妇女法授权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各级妇女联合会代表和维护各族各界妇女的利益，做好保障妇女权益的工作。在妇女权益受到侵害时，接受被侵害人的投诉，并要求有关部门或单位查处。从法律上赋予了妇联组织贯彻实施妇女法的责任。在制定与完善妇女法及其它相关法律的过程中，妇联是妇女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在以政府为主体贯彻实施妇女法的过程中，妇联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在妇女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妇联是坚定的维护者。

一、妇联组织在妇女法实施中的地位

（一）妇联组织的性质

妇联组织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一种社会团体。也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授权而行使特定行政职能的非国家机关组织。首先，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指非国家机关的组织。它们不同于行政机关，不具有国家机关的地位。它们只有在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行政职能时，才享有国家行政权力和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在非行使法律、法规授权时，它们只是一般的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其次，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使的是特定行政职能而非一般行政职能。所谓“特定职能”，即限于相应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某项具体职能或某种具体事项，其范围通常是很窄的、有限的。正式行政机关则行使国家的一般行政职能，不限于某种具体领域或某种具体事项。第三，法律、法规的组织行使的职能为具体法律、法规所授，而非行政组织法所授，而具体法律、法规对相应组织的授权通常是有期限的，通常限于输某一具体行政事务，该行政事务完成，相应授权即结束。而行政组织法对行政机关的授权则具有相对稳定性，只要该行政机关存在，它就一直行使所授职能。

（二）妇联组织的法律地位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行政职能时，是行政主体，具有与行政机关基本相同的法律地位。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与行政机关同属行政主体，在行使被授职能时，具有与行政机关基本相同的法律地位，可以依授权法行政命令，采取行政措施，实施行政行为，对违法不履行其义务或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相对人采取行政措施或实施行政处罚。但被 授权组织和行政机关的地位仍有一定区别：行政机关是一般行政主体，被授权组织只有在行使被授职能时，才成为行政主体；行政机关享有的被授权组织某些职权和管理手段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不能享有的，如行政立法权、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拘留权及行政复议受理、裁决权等。

第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自己名义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职能，并由其本身就行使所授职能的行为对外承担法律责任。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独立的行政机关，其行使行政职能直接以授权法为根据，故其行为以自己名义作出。正因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自己名义作出行政行为，从而对其行为的责任也只能由它自己承担。此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通常是具有法人地位的社会团体或企事业组织，其本身也具有对外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

第三，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非行使行政职能的场合，不享有行政权，不具有行政主体的地位。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基本性质是非法人组织，其只有在行使 行政职能时才具有行政主体的地位。其在执行它作为社会团体的职能时，与其他法人或其他组织一样，享有民事主体或行政相对人的地位，而不具有行政主体的地位。

二、妇联组织在妇女法实施中的作用

（一）妇联发挥群团组织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作用的意义。

妇女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反映妇女参与社会发展的程度。广大妇女对国家的政治管理、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社会稳定、文明进步、公民权益等重大事务的意见、意愿、呼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妇联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是落实党的宗旨任务的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也是妇联履行职能任务的需要。妇女法第二章政治权利第十二条规定，各级妇女联合会及其团体会员，可以向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推荐女干部。这就是要充分发挥各级妇联组织的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作用，使其成为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反映妇女群众意见和建议的重要渠道。妇联组织在培养选拔妇干部、妇女参政义政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应当受到重视，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宣传和推荐女性人才的优势，使妇联组织成为培养、选拔女干部的摇篮和基地。

（二）妇联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的难点

第一，妇联进行民主参与、民主监督难以进入决策主流。这主要是妇联负责人大多数没有进入决策层，反映的问题和意见不受重视，打击了妇联组织的积极性。真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得说，说多了也不白说”。

第二，机制的制约直接影响了妇联民主参与的实际效果。如为提高女性参政比例，妇联开展的推荐女干部活动，从社会宣传到大小会呼吁，从选才培养到建档立卡，从层层筛选到组织力荐，环环紧扣，千方百计。但由于只有建议权而无参与决策权，其结果是，活动搞得轰轰烈烈，任用率却不尽人意。又如，有些地方妇联组织的代表在人大、政协会议上，针对妇联力不能及的妇女群众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议案，呼吁社会力量帮助解决，但最终提案又游戏般地回到“娘家”，有关部门责成妇联，限期办理，并要答复，使人啼笑皆非。也有的提案，办理部门“虚心接受”，结果却是改进不大。

第三，妇联民主参与、监督的地位和自身素质不相适应。一是妇联民主参与、监督的工作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二是高层或决策层女性干部少，且大多是一人兼几重代表性的非党人士；三是部分妇联干部参政议政能力与任务、要求差距较大。

第四，有价值的社情民意、重要信息反馈滞后。一些妇联干部工作作风不深入，妇女群众中的真实情况摸不准，群众团体群众化问题解决的不够好，致使参与不力，监督无的放矢。

（三）妇联组织应当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

第一，提高妇联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的层次和质量。为提高妇联民主参与水平和监督质量，应从参与效果等方面，制定奖励约束机制，以增强参与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引起党委、政府领导重视，并被决策采纳的提案、议题、发言、信息、建议、报告等，要对参与者给予重奖。对参政不议政、敷衍搪塞者及时亮牌警示。各级妇联要层层制定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工作管理办法或工作制度。在实施重大民主参与、民主监督行动之前，要如开专题研讨会，提高参与的整体水平和社会效果。

第二，开发妇联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活动的主干渠道，并努力使其保持畅通。一是主动要求列席参加有关妇女儿童发展或权益问题决策的工作会议。二是争取向同级党委汇报妇女儿童工作 .在政策上得到支持和物质上的扶持。三是定期请党政、人大、政协、纪检部门的女领导干部了解有关妇女儿童发展参与发展或涉及全局性、普遍性的权益问题，并给予其支持和帮助。

第三，开掘妇联组织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的源头活水。妇联作为广大妇女的代言人和合法权益的维护者，就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妇女法的第八章第四十八条规定，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被侵害人可以向妇女组织投诉，妇女组织应当要求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查处，保护被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这就要求妇联组织采取一定的办法 ，妇联干部要多下基层，掌握妇女群众的思想情绪、心态、追求、意愿、困难和问题，只有知晓群众疾苦和实情，群众工作才有生命力和活力，这是妇联发挥民主参与、民主监督作用的最直接的源头。

近年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人们的价值趋向和道德观念急剧嬗变，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冲击，特别是劳动争议、家庭暴力、重婚纳妾等侵权案件呈现上升趋势。由于妇联是群众组织，维权工作既没有强制性，更没有裁判性，只能运用伦理道德、法律条文等有关规范做工作，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督促问题尽快解决。我市法院采取了与妇联结合，形成强大的维权合力。妇联干部被聘为“特邀陪审员” ，直接参与审判。第一，与法庭一起调查、取证、开庭审理，实现了审判维权与妇联维权的有机衔接，赋予了维权工作一定的权威性，开辟了依法维权的新路子。第二，对一些社会反响大、妇女受害深、当事人又有社会背景的案子备加关注，发现新情况、新问题或者自己又有新见解时，可以及时发表，便于与法院形成一致的处理意见，更有利于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第三，进一步增强了法官和妇联干部的工作责任感，都唯恐自己在工作中出现差错和失误，经常互访、请教，征求对方的指导意见，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密切了双方的关系，形成了强有力的维权合力。

第四，协助法院多息诉、少缠诉，实现了优势互补、责任同担，缩短了办案时间，提高了办案质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三、妇联组织在妇女法实施中的职责

（一）妇联的职责

妇联的基本职责是“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体现了妇联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众团体的本质特征。妇女是改革开放及两个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力量，同时，又是身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到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影响的特殊群体。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带领广大妇女以崭新的精神风貌，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地维护妇女权益，谋求男女共同进步与发展，是妇联组织的重要课题。

妇女权益，具有较宽泛的内涵，它包括妇女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一切领域中应享有的权利和利益，直接体现为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其核心内容是妇女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即妇女的基本人权。男女平等是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我国反对歧视妇女的现象，切实维护妇女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平等地位及各项权益。在我国妇女法实施中，妇女参与权力和决策程度提高，范围扩大。妇女获得了更多的发展和就业机会。男女两性受教育水平差距缩小，女性整体素质明显提高。基本实现了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改善了妇女的健康状况。保护妇女的法律法规逐步健全和完善，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机制初步建立。中国妇女权益的维护与保障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我国妇女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依然存在，维护妇女权益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二）主要问题

第一，在多层次生产力并存的状况下，妇女的整体发展水平与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较少数的女性劳动者能够进入先进生产力的行列，大量的妇女处于欠发达甚至落后的生产和发展状态。如果生存状况不改变，就很难谈到妇女权益的维护与发展。

妇女权益相关法律篇（9）

改革开放20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我国的妇女立法和妇女法学研究工作都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和发展。

一、独具特色的妇女法体系已基本形成

妇女法作为专以妇女为保护对象，主要从保障妇女权利的角度来调整男女两性社会关系的法律，它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在法律中有了关于妇女权利义务的规定就产生了妇女法，它是随着妇女运动的兴起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而产生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迫于当时妇女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的客观形势，才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妇女的权益问题，从立法上逐步删除有关歧视女性的规定，并不断创制新的法律以保护妇女的某方面的权益，甚至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专门制定了协调男女两性社会关系、保护女性权益，反对性别歧视的专门性法律。与此同时，在国际社会，联合国对保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工作也日益关注，颁发过不少宣言，如《世界人权宣言》、《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还通过了一系列保障妇女权益的公约，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妇女政治权利公约》，等。这些宣言、公约中对妇女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对推动各国制定保护妇女的专门法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才形成了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妇女法。

我国的妇女立法工作从建国至今，大致经历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一个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妇女立法；一个是改革开放至今的妇女立法。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确保妇女在社会上和家庭中免受歧视，不仅完全否定和彻底废除了旧中国遗留的那些歧视、压迫、残害广大妇女的法律和司法制度，而且还及时地颁布了体现男女平等，保护妇女权益的新法律，以法律的形式对妇女的权益加以确认和保护。从1949年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到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再到1975年宪法和78年宪法，它们之间虽因制定时的历史条件各异而在内容上各有不同，但在坚持男女平等、保护妇女权益方面却是一脉相承的。这一时期的妇女立法，虽然促使中国妇女的法律地位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但就其自身而言还不够系统，在立法机制和执法机制上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并且随着“左”倾思想的泛滥，民主和法制遭受破坏和践踏，有关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也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妇女立法也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在改革开放初期颁布的选举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和义务教育法等重要法律中，都在自己调整的领域赋予了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特别是1982年颁布的宪法，它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的实际情况，再一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妇女与男子法律地位上的完全平等，而且强调了对妇女权益实行特殊保护。宪法的这种指导思想为其他有关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乃至规章、制度的制定提供了法律的依据，指明了方向。

为了落实宪法的有关规定，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同时也为了履行我国签署的有关国际公约的义务，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国于1992年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通过对妇女的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益、劳动权利、财产权利、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利等各项权益的全面确认和通过规定一些协调性、补充性、程序性、制裁性的条款，使之成为一部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全面保障妇女权益的基本法。这部法律的颁布，不仅是我国妇女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它是我国妇女立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妇女权益保障法的颁布实施，为全面确立妇女权益保障的法律机制奠定了基础。在此后的几年里，我国又相继颁布了与妇女权益密切相关的劳动法、母婴保健法、新刑事诉讼法、新刑法等法律，国务院有关部门也颁布了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女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全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制定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实施办法、规定或补充规定。此外，我国除了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外，最近又相继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这样，在我国就形成了以宪法为根据，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国家各种单行法律，地方性法规和政府各部门行政法规以及我国已签署的国际社会有关妇女权益问题人权约法在内的一整套保护妇女权益和促进男女平等的法律体系。

二、妇女法体系的形成对妇女法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妇女法学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妇女权利保障法律的产生、运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作为一门应用法学，我国妇女法学始终与我国的妇女法紧密相连，相生相伴。改革开放20年来，随着妇女法体系的基本形成，我国的妇女法学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一）妇女法学的学科体系正在形成

每一个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建立一个崭新的独具特色的妇女法学学科体系，是妇女法学研究中的首要任务。妇女法学的体系，作为妇女法学所包括的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结构形式，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以什么样的结构科学地表述妇女法学的内容，正确解决妇女法学各项内容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关系，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目前，我国妇女法体系已基本形成，这在客观上为我们建立妇女法学体系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依据，它将对妇女法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在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妇女法体系的形成，对我国妇女法学的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在此之前，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出现了有关的妇女法律问题的研究，但量少势微，没有形成规模和气候，而且，研究中缺乏应有性别意识，因而影响有限。随着妇女权益保障法的颁布和实施，有关妇女法学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在这一时期发表、出版了数以百计的通俗读物和宣传妇女法的文章、著作，如《妇女权益保障法一百问》、《妇女权益保障法学》，等；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对妇女法学学科建立进行探索或有所涉及的论文和专著，如巫昌祯、陈明侠《妇女法学》、杨大文《妇女立法的回顾与展望》、陈明侠《论我国妇女权益保障》、胡德华《妇女法的立法原则》、马忆南《中国法律与妇女人权》、夏吟兰《试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性质与特点》、郭建梅《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地位和特征》、李明舜《妇女法理论研究中的两个问题》、田军《各国妇女权益宪法保障的比较研究》、朱景哲《我国刑法对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保护》，等。此外，中华女子学院、北京大学、内蒙古大学的法律系已经开设或正在酝酿开设妇女法课程，妇女法的培训更是规模巨大，《妇女法学》教材亦在编写过程中，所有这些情况表明，我国的妇女法学的学科体系的建立已初露端倪，正在形成过程中。

（二）妇女法学的研究队伍已初具规模

随着妇女法体系的形成，妇女法学研究工作受到了法学界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政法院系、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社会团体和司法实际部门都有一些同志从事妇女法学的研究工作。由于妇女法

是以综合手段，多方位调整妇女与男子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法律，因而，对妇女法的研究就需要有一个多学科、各方面都参与的研究群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妇女法学研究工作者队伍中，起带头作用的是婚姻法学界的一些专家学者。这种状况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婚姻法与妇女法二者之间存在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在妇女法颁布前，婚姻法在维护妇女权益方面一直发挥着主体作用，在妇女法颁布后，婚姻法在妇女法体系中仍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妇女法与婚姻法的调整对象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交叉关系，因而研究婚姻法学的同志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妇女法学研究队伍的中坚和骨干。同时妇女法的调整范围和调整方法与婚姻法有很大的差别，因而研究妇女法的队伍又不限于婚姻法学研究队伍，其他法律学科（如宪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民法学）女性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各学科的专家学者以及专门从事妇女维权工作的同志均在进行研究。这些从事妇女法学研究工作的同志，遍布于各级各类的法学研究会、妇女问题研究会（或中心）、各类协会（女律师协会、女法官协会、女检察官协会）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等，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队伍。在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建立于1995年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妇女法律研究和服务中心及1998年成立的北京市妇女法学研究会。它们的成立，不仅表明了社会对妇女法学研究工作的承认和支持，而且为今后妇女法学研究工作树起了旗帜，集结了队伍，有利于推动妇女法学研究工作上一个新的台阶。

（三）妇女法学学术活动广泛开展

改革开放20年来，特别是妇女权益保障法颁布以来，有关妇女法学的学术活动十分活跃，既有国际性的，也有全国性的或地区性的。在妇女法起草过程中，就由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召集有关省、市、自治区人大及政府的机关代表、专家、学者、社会团体代表在东北、西北、西南、中南、东南，等各地区多次举办了制定妇女法的研究会；中国婚姻法学研讨会于1990年12月与婚姻管理研究会和全国妇联联合召开了关于妇女法有关课题的研讨会。全国各地的婚姻法学研究会也都以不同形式召开学术会研讨妇女法的制定、实施问题，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对策性的意见；1992年、1993年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连续召开妇女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设有《妇女与法律》专题，对妇女法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在筹备和召开‘95世界妇女大会过程中，1994-1995年间，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妇女与人权国际研讨会、女法官、女检察官、女律师协会分别举办的有关保障妇女权益问题国际研讨会为代表，全国各地均举行了多次关于妇女法、妇女权益保障方面的学术研讨会。这些会议对形成和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95世界妇女大会之后，北京市妇联和其他省市又先后召开了有关执行妇女法的研讨会。（注：参见巫昌祯、陈明侠合著《妇女法学》、《中国妇女研究年鉴》，第70页。）1996年北京大学法律系主办了《中英妇女与法律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华女子学院承办了《预防和制止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研讨会》，全国妇联也召开了全国妇联系统维权工作会议；1997年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全国妇联联合召开了纪念妇女权益保障法颁布5周年座谈会；1998年北京市妇女法学研究会召开成立大会暨首届妇女法学问题研讨会，之后，迁西妇联又主办了妇女法律援助问题研讨会，与此同时，全国妇联与加拿大合作的中加妇女法项目也全面启动。上述的各种活动，对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妇女法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四）妇女法学的研究领域日趋广泛

由于妇女权益问题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而妇女法学的研究范围是十分广泛的。近20年来，妇女法学研究涉及了以下诸多方面：1.妇女立法的完善问题；2.妇女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3.妇女法的指导思想、任务和基本原则；4.中国妇女的法律地位；5.外国妇女立法的历史发展；6.联合国妇女立法的状况；7.我国妇女立法的历史发展；8.妇女的政治权利问题；9.妇女文化教育权利问题；10.妇女的劳动权利问题；11.妇女的财产权利问题；12.妇女人身权利问题；13.特殊群体中的女性权利问题；14.妇女与人权问题；15.妇女权利的自我救济问题；16.家庭暴力问题；17.性骚扰问题；18.侵害妇女权益的法律责任问题；19.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程序；20.妇女法的实施问题；21.妇女权益保障机构问题，等。

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了这样几个特点：1.密切联系我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的实际，突出了为依法维护妇女权益服务的特点；2.立法研究和法律对策研究较多；3.关注妇女界的热点、焦点问题较多；4.注重多学科、多方位进行研究。当然，目前的妇女法学研究除了上述可取的优点以外，也还有很多的不足，由于妇女法学研究起步晚，基础较薄弱，整体研究水平不高，对有关妇女法学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还缺乏深入的探讨。这种研究现状，很难适应依法维护妇女权益工作的客观需要，因而，加强妇女法学理论研究已成为当务之急。

三、完善中的妇女法与发展中的妇女法学

当前，我们正处在20世纪向21世纪迈进的重要时期。从国际上看，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妇女问题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从国内看，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保证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及家庭生活中应该享有的各项权利，将有利于调动广大妇女的积极性，更好地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我国是《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的缔约国，参与了《到2000年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的制定，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行动纲领》是指导全球妇女事业发展，迈向21世纪的纲领性文件，因此，我们在完善妇女立法和加强妇女法学研究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关于妇女法的完善问题，著名法学家杨大文先生提出了很好建议：

第一，应当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继续完善妇女立法，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前几次草案中，关于保障措施的具体规定多于后来出台的法律。当时在草案中删去一些条款，绝不是怀疑其必要性、正确性，而是出于可行性方面的考虑，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妇女权益保障的领域中还会出现新的情况和问题，需要从立法上采取对策。因此，决不能满足已取得的成就，一定要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把妇女立法不断地推向新的、更高的水平。

第二，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正在而且还将发生各种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从根本上说有利于妇女解放，但由于一些改革措施不够配套，在妇女权益保障问题上也会遇到某些暂时的困难，特别是由于妇女在竞争中目前还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因而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应当把妇女权益的群体保护作为立法的重点；在实行各种制度改革时，应当兼顾效益和公平。强化对妇女劳动权益的保护，建立和完善对妇女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今后妇女立法的当务之急。

第三，为了扩大妇女立法的整体效应，应为该加强配套法规的制订工作；对于一些内容已经滞后的法律，应尽快地进行修改，特别是现行婚姻法的修改应加快速度，以使中国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得到更有效的法律保护。（注：参见杨大文著《妇女立法的回顾与展望》。）

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发展，妇女法需要不断的完善，妇女法学的研究工作也需要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妇女法学的研究工作必须坚持以

妇女权益相关法律篇（10）

【关键词】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维护与救济

一、前言

农村土地曾是农民生活保障的最重要来源，对于农村妇女而言，土地对保障她们的家庭地位和生活显得尤为重要。只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外出务工逐渐取代农村土地带来的收益。土地资源浪费和低效运用现象逐渐显露，相关政府、村委会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现象也与日俱增，为此，确定本次调研方向。

重庆市渝北区位于重庆市区北部，是1994年12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在撤销原江北县建制基础上设立的新区。①石船镇、龙兴镇（以下简称“‘龙石’镇”）就是其中两个十分重要的乡镇。“据悉，龙兴镇已完成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全部基本农田已获批为建设用地，土地拆迁工作正在加紧进行，而石船镇的征地工作也即将开始。” ②可见在两江新区的建设过程中，征地补偿问题与农民利益切身相关。

可以看出，“龙石”镇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问题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于是，利用2012年1月至3月这两个月时间对其作出调研。调研选取了“龙石”镇两个农业经济反差较大的片区，调研的对象是以户为单位，其中农民占66.67%，女性占77.78%，年龄较为集中在30-40岁，已婚的人的比例为74.07%。调研的地区典型、对象典型、情况真实，能较好地提供研究数据。为使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得到更好地保障，通过运用社会调查法和逻辑分析法，将“龙石”镇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情况科学地分析出来，以之指导实践。问卷的具体分析会在下面得到阐述。

二、调研结果与分析建议

（一）调研结果

1、“龙石”镇在性别问题上对妇女土地权益有无侵害的情况

受调查者中96.30%的人选择在土地承包过程中妇女有权承包土地，且调查结果显示选择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土地权、宅基地权的比例同样高达90%以上。在“龙石”镇是否有过妇女只能分到男性1/2责任田的做法的问题上，选择现在没有和一直不存在的总共占77.78%。此外，调查显示“龙石”镇不存在妇女分配田地的质量比男子稍差些的占77.78%，比存在该问题的比例22.22%高出了5个百分点。所以调研表明“龙石”镇妇女与男子在土地分配、土地权利和土地质量上基本上是不存在性别歧视问题的。

2、“龙石”镇对出嫁女的土地权益保护情况

首先是妇女结婚后到男方家，原地是否将所分土地收回，新到男方家土地是否及时给予增加问题，调查显示“龙石”镇85.19%的妇女结婚后到男方家时，其土地数量几乎不存在改变。但对妇女土地权益给予及时调整和保障的仅占22.22%，反映出“龙石”镇农村妇女土地承包连续性受阻。然后分析由于妇女户籍迁出问题而产生了土地权益的变化情况，即为农村妇女嫁给城镇居民后和妇女同现役军人结婚后土地变化的情况，两问题调研数据一样，即选择原地不将所分土地收回的占74.07%，远远高出收回的比例，所以在这方面情况相对较好。

3、“龙石”镇对离婚或丧偶妇女土地权益保护情况

首先看当男女双方离婚时，女方能否继续享有每年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受访者中选择能的占85.19%，很明显，“龙石”镇的妇女离婚后并没有被剥夺土地补偿费的享有权利。其次，37.04%的受访者选择当妇女离婚后未离本地再婚的，其土地权会给予重新调整，但选择不予调整的却达到了62.96%，远远超出一半。最后反映的是再婚妇女对再婚家庭的土地权是否享有平等的使用权，享有平等使用权的比例高达81.48%，保护还是较为到位。

4、“龙石”镇在土地流转方面对妇女土地权益的保护情况

由于“龙石”镇正处于由小农乡镇向工业都市转变的转换期，土地征收成为农民们最关切的问题。结合这个新形势，本次调研着重关注妇女在土地被征收时补偿费的分配与男子相比的情况，可以看出，85.19%的妇女在土地补偿费上能享受与男子同等的对待，可见，“龙石”镇的绝大多数妇女在土地补偿费上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对妇女的保护情况较好。

5、“龙石”镇妇女对相关法律的认识情况

调查显示，“龙石”镇村民对《妇女权益保障法》、《土地法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有了解的比例分别为33.33%、18.52%、33.33%，比例之低，让人深感遗憾。此外，也对“龙石”镇村民了解上述法律有关规定的途径问题做了调查，调查显示，妇女通过“电视、电台、报纸”和“遇到问题后才知道”这两种方法了解与妇女土地权益相关法律法规占的比例最大，分别为40.74%和51.85%。而这两种方式都显得比较被动，可见“龙石”镇妇女们没有积极学法积极维权的意识。

6、“龙石”镇妇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情况

调查结果还显示出当“龙石”镇妇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或村民们有不同看法时，25.93%的人选择找村委会，37.04%选择找乡镇政府，而14.81%的人选择到法院，22.22%的人选择找妇女组织。各个选项比例相当，虽然可以看出妇女们寻求救济的途径多样，但是，这也会在实践中显得十分复杂，不确定性太强不利于快捷、有效地解决问题。

（二）存在的优点与不足

1、优点

根据上一部分阐述可知，“龙石”镇在性别、出嫁女、离婚或丧偶女问题上对妇女的保护情况是颇为乐观的。实际上，这一块的调研已经被很多学者重视过，调研结果是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为何在“龙石”镇就出现如此之大的反差。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如下两点：

一方面，历史原因。“龙石”镇由于地处重庆较为进步的地区，男女平等思想早已深入人心，无论在政策方面还是地方习惯方面土地的分配与使用一直都是男女平等。另一方面，政策原因。“龙石”镇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落实法律法规。如遵循渝北区关于农村土地确权颁发证政策解读（一）第十条中“农村妇女离婚后承包地登记是否单独立户；妇女结婚未迁户口，婆家未分承包地，娘家村社收回了承包地，现妇女离婚回到娘家怎样处理。”问题时作出的“农村妇女离婚后承包地登记是否单独立户，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妇女离婚回到娘家的，按照新增人口同等对待。”的要求。

“龙石”镇在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中易受侵害的几种类型上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保障情况都较好，这样就可以保障农村妇女的地位、维护农村家庭和谐、稳定农村基本经济状况。

2、不足

根据调研结果可知，“龙石”镇妇女的土地权益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得到及时调整，给她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不便，形成了间接的侵害。这是由于村规村约不规范，偏离原则所致。此外，还存在农村妇女对法律认识程度不高，遇到问题时寻求救济的途径也过于宽泛和复杂的现象。造成法律认识不高现象的原因有两点， （下转第99页）

（上接第97页） 一方面，农村妇女一般喜欢遇到问题后才考虑解决，这种不主动学法的思想直接导致其维权意识的不高，进而导致基本法律认识的缺乏。另一方面，农村妇女自身文化水平较低，获得相关法律知识的途径有限，间接导致其法律认识程度低下。而造成救济途径过广的原因也有两点，一是法律法规没有具体的规定，各地都是按照当地的习惯来设定救济途径，“龙石”镇在这方面没有具体的地方规定，导致妇女不明确具体的维权途径。二是由于“龙石”镇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侵害较少，没能形成一个所谓的“习惯”。

农村妇女维权意识不强、法律认识不足会导致其土地权益易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受到侵害。而对相关问题表示异议的救济途径的过分宽广和复杂也会使农村妇女们深感困惑，阻碍其权利救济的实现。

（三）意见与建议

1、建立和完善土地权益法律体系，加大保护

通过本次调研，真实地了解到了“龙石”镇对妇女土地权益的保障情况，不存在对妇女的歧视，这值得继续发扬。而在对出嫁女、离婚女和丧偶女的土地权益保护方面，应继续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合法且符合当地实际的具体政策，平等保护每一位妇女的土地权益。由于村规村约的不规范，导致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连续性受阻问题需要深思，只有通过立法完善土地权益法律体系，才能较好地保证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为妇女所有所用。另外，在“龙石”镇如今的特殊时期，土地流转所反应的情况来看，妇女得到了与男性同样的征地补偿款，在以后更加广阔的征地范围中，应更加重视对妇女土地权益的保护，不能仅限于如今的状态。

2、加强法律宣传，促进法律学习

“龙石”镇的农村妇女维权意识较差、法律认识不足，结合其形成原因分析可知，通过加强法律宣传来促进农村妇女对相关法律的学习显得尤为重要。加强法律宣传首先还应提高领导干部的相关法律意识，宣传才能走上正轨。同时，宣传的形式可以多样，可以开展大型宣传活动，可以通过地方电台、广播等媒体进行宣传，可以设立专门的法律服务热线，这样就是在生活中用法律熏陶农村妇女的维权意识，同时也提供途径被动宣传相关法律。

3、明确最佳救济途径，保证其实现

现有的救济途径为找村委会、找乡镇政府、到法院、找妇女组织或找其他调节部门，对此一一评析可知，现实中存在村委会和乡镇政府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现象较多，如若找他们寻求救济，那么就是自己审查自己的错误，效果必然不好，因此这两种救济途径应该排除。由于妇女组织或找其他调节部门专业性不强，作用并不明显，所以这两种救济途径也应排除。到法院从应然上讲是最好的一种救济途径，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但从实然上讲，由于农村妇女自身文化水平有限以及其惧诉心理导致其并不愿意走上这条救济路，所以应在选择诉讼这条救济路的原则上再考虑结合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有关的实际问题设立一个特殊的机构为妇女们解决问题，帮助其进行诉讼。

三、结语

纵观本次调研结果，不难发现“龙石”镇妇女土地权益保障情况总体较好，但不能忽视细节，必须切实保障每个妇女的土地权益。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保障依靠的是多方的共同努力，望处于征地补偿热潮中的“龙石”镇妇女的土地权益能得到更加有效的保障。

注释：

①参见百度百科，“渝北区”，baike.省略/view/140267.htm.

②重庆商报，“龙兴石船:传统农业小镇托起万亿工业基地”，省略/right/qx/tuijian2/ 201007/ t20100703_4446822.htm. 2010年07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