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翻译论文篇（1）

从中世纪的欧洲人学希腊文和拉丁文所产生语法翻译法起，在外语教学方法上已经历了语法翻译法(脚mmar一ranslationmethod)、直接法(directme小od)、听说法(theaudio一lin只ualmethod)、认知法(theeo即itiveapproach)、交际法(theeommunieativeapproach)、功能法(thefunctional即讲oach)的演变。在现阶段笔者认为，高校的外语教学应从语法翻译和交际法两项入手，提高外语教学质量。

语法翻译法是用本族语讲解，强调语法的作用，强调对词汇和语法规则的记忆和背诵，侧重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其长处在于利用文法和学生的理解力着重阅读，着重使用原文，提高外语教学的效果。笔者认为这是比较适合有思考力的外语学习，者的方法。丹麦语言学家OttoJes沐rson在他的《为什么母语学得这么好》的文章中曾对学语言的婴幼儿和成人作了一番比较研究，得出的结果是:在孩子这方面无论孩子有多愚笨，对语言都有一个完全的掌握，而在成人那方面，无论成人在其它方面的天赋有多高，大多数情况下，对语言的掌握，都是漏洞百出而且不正确的。如果从这个结果看，我们似乎应采用直接法，也就是以口语材料作为教学内容，强调模仿，主张用教儿童本族语的方法，模仿、反复练习，直到养成语音习惯。讲述中只用外语加手势、实物、图画等直观手法。但直接法恰恰忽略了人的理解力的不同，儿童语言和成人语言的不同。一个儿童头脑的“知识”含量是绝对比不得成人的，成人由于长期思考习惯的养成，已难以象儿童一样运用直接法，因此，针对成人的教学法与针对儿童的教学法不应相同。

对于学外语的成人来讲，使阅读理解成为自己知识结构的一部分是一个更重要的目的，而语法翻译法恰恰给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成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空间。成人可以利用学到的语法知识，对原文进行深入的理解。最常用的方法是利用主谓宾的结构来分析一个较难理解的句子，这时候，就会发现面前的句子似乎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理解的难度减弱了。可是，我们光能理解是不够的，还要进行书面或口头形式的交流。因此，必须培养由汉语再翻译成外语的能力，才可以说对外语有了初步的掌握。应用语音学家H·G·Widdowson在谈到“语法”和“学会”时说:“对学习者而言，欲知晓语意，则应知晓语法在单词与语境之间所起的作用(what15erueialforleamerstoknow15气how脚nunarfunetionsinallianeewithwordsandeontextsfortheaehievementofmeaning)。”由此可见，语法翻译法忽视了语教学，忽视了语音和语调的教学，过分强调翻译而不利于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

交际法产生于本世纪六十年代。它主要是在社会语言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既要求语言形式和使用规则，还要求学会具体运用，使用真实的语言材料。比如说新闻报导、广告、通知、表格、新闻广播、电话谈话等生活中常见的材料。因此，交际法可以弥补语法翻译法所带来的口语练习方面的不足，我们也可以尽可能地利用直观教学带来的各种好处，列如: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的兴趣，让学生所学与他们每日的活动息息相关。而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让学生学会在各种交际中的语音，知道怎样去说，说什么，这恰好迎合了J·A·Fishman等提出的社会语言学的任务“谁在什么场合用什么样的语言对谁讲话(从小。SpeaksWhatla眼u眼etowhomandwhere)。”所谓交际能力正如MiehaelGanale在其文章((从交际能力到交际语言法(FromCommunieativeeompetencetoeonununicativeLa雌u职eped眼。盯)》中所说，是“知识和技巧:在交际能力的运用过程中，知识指的是人们对语音和交际语音运用的其它层面的自觉和非自觉的认识;技巧指的是人们在真正的交流中对这种知识运用的程度有多高。”可见交际法的最终目标是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要以人们的知识积累作为基础。同时，我们在学习中还要分清语言和语言知识的内涵，语言内涵是指能够与不同语言的人进行简单的交流，那么你已经掌握了这种语言的某种法门;而语言知识则不同，语言知识是指系统的规则，这规则可以使一句话听起来语序正确，合乎这种语言的特点。因而，对大学生来讲，仅仅靠浅层次的交际是无法在语言的掌握和运用方面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的，只有掌握了包括语法翻译的语言知识，才能弄懂深层次的交际内容。

语法翻译论文篇（2）

习语是指在一种语言的漫长演变中形成的特有的、固定的表达方式。每种语言都包含了十分丰富的习语，它们具备强烈的民族、历史和地域特征。从广义来看，习语包括固定短语、谚语、通常用语、谜语和名言警句，等等。

习语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体现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所有语言的习语能够最佳诠释其语言的特点，与此同时，习语的翻译又是最有难度的。本文结合语言文化背景旨在探讨以下问题：中英文习语的不同之处；中英文习语翻译的规则及方法。

一、中英文中习语的不同

1.比喻的不同。译者在翻译习语时，必须考虑到一些因素，比如，读者的文化习俗、思维方式、知识层面等。例如，中国人通常使用“雨后春笋”描述某事物的快速大量的发展。但在英语中，同一件事物人们用“bejustlikemushrooms”比喻。因为竹子不是英国当地的本土植物，即使“竹子”一词是外来词，英国人还是很难接受用竹子来比喻上述语意。

2.习俗的不同。最关键的不同点是对于“狗”一词的所持的态度。狗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献谄的动物，在汉语中有很多对狗含有贬义的习语。例如，“狐朋狗友”、“狗急跳墙”、“狼心狗肺”等。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因此，英国人生活中有很多含有狗的习语。例如，Everydoghashisday（凡人皆有得意的日子），Todogone’ssteps（跟某人走），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等等。3.自然环境的不同。习语的诞生与人们的生活工作紧密相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东风”是指“春风”。如李煜《虞美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其中的“东风”就指“春风”。但是，英国地处西半球，属于海洋季风气候，因此在英国刮西风预示着春天的来临。因此，他们的“西风”来指代“春风”或“春天”。

4.不同。在汉语和英语中，大量的习语体现了与的关系。佛教在中国有超过一千多年的历史，信仰佛教的中国人相信佛控制着世间的万物。例如，“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在许多西方国家，人们信仰基督教，因此人们视圣经为其为人处世的指导原则，许多英语习语来自圣经。例如，“sellone’sbirthrightforamessofpottage”（因小失大、见利忘义）。

5.历史、文学典故不同。英汉两种语言中，还有大量由典故形成的习语，通常取自历史典故、传说及寓言等，具有历史性和强烈的民族特征并广泛传播于民间。这些习语结构简单，意义深远，往往是不能单从字面意义去理解和翻译的。汉语如“愚公移山”、“叶公好龙”等。英语如Achilles''''heel（惟一致命弱点）、aPandora''''sbox（潘多拉之盒——灾难、麻烦、祸害的根源）等。

以上由于文化差异形成的习语的不同，直接造成了英汉两种语言相互使用上的难度。因此，译者必须掌握好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源语言和目标语。

二、习语翻译的方法和原则

对于翻译原则，历来就有不同的观点。著名僧人玄奘曾立下准则，即翻译对于百姓而言必须真实、易懂。翻译家严复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信，达、雅”。鲁迅尤其注重翻译的真实性。张培基则注重于翻译内容逻辑的一致和真实。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EugeneA•Nidar强调“功能对等（functionalequivalence）”或“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可以看出，这些主张是相互影响、互为补充、不断完善的，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中心意思都肯定了译文要忠实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意义。以下笔者谈谈习语的常见翻译法。1.直译

直译，指在不违背译文语言规范以及不引起错误联想的条件下，在译文中保留原习语的民族色彩、语言风格和比喻形象的方法。有些习语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其含义，也因为人们相同的情感和社会经历，有些习语在中西语中含义相似或相同。当原习语的隐含意义很明显或很容易推断时，读者则可以通过字面领悟它的含义，直译字面意义。例如，“Goodluckwouldnevercomeinparis”（福不双至）、“Longhairandshortwit”（头发长，见识短）……

文学手法的翻译可以保留习语的比喻、民族特征和语言方式等特点，但这些都必须建立在读者熟知另一语言的基础上。

2.意译

意译指的是在掌握某一内容大概含义的基础上，能够流畅、自然的翻译，而不用过分注意细节翻译。意译也要注意原句的句式、结构、修辞手法等，而不是自由的添加或删减。鉴于文化背景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保持原文比喻、形象的民族、地方色彩等。例如，“acatonhotbricks”（在炽热的砖头上行走的猫），与汉语“热锅上的蚂蚁”不谋而合。有“非常狼狈、异常焦虑”之意，因此易于读者理解。但有时候时，我们无法保留原本语句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也无法找到同义的习语借用，这时可将原文的形象更换成读者所熟悉的另一个译文形象。例如，汉语中的“天有不测风云”。如果将该句直译成英语会使英语读者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很难理解汉语的“风云”一词。如果译为“somethingunexpectedmayhappenanytime”则容易让英语读者理解。这样的例子很多，“breakoutofthepotthatholdusin”被译为“打破这个把我们关在里面的罐子”，许多非英语的读者对于这句话感到困惑，因此译为“出人头地”更合适。

3.注解

严格意义上讲，注解不能够作为翻译方法解释，但它确实影响到翻译的内容。因此，当习语被第一次介绍给译入语时，注解起到关键作用。“叶公好龙”一词被直译为“LordSheh’sloveofdragon”，并注解为：“叶公很喜欢龙，在他住的地方画的、刻的都是龙。有一条真龙听说这件事后，亲自拜访了他，叶公由于惊吓过度而发疯。”这则注解起到了恰当的解释作用。

4.直译和注解的结合

虽然有些习语广为人知，但非本语言的读者不知道其来源。因此，有些汉语习语翻译时将直译和注解相结合达到保留原句形象的目的。例如，“theplannerwerebusybypassingtheGordianknot.”计划制定者为躲避戈尔迪之结——棘手的问题而忙得不可开交。

以上讨论到的是最基本的翻译方法，不同的习语有其特点、形式和文化背景，因此在翻译时应采取不同手法灵活处理。

三、结语

英汉两种语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发展过程，各语言包含的习语丰富而多样。因习语中包含的文化因素不同，故传达的内容有差异，人们对于习语的理解容易造成困难，因而习语的翻译往往是个难点。通过探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直译，意译，注解等翻译技巧和原则，将原文内容灵活处理，相互补充和完善，紧密联系习语的文化背景，回归原文内容以及文体风格的基础上，达到信，达，雅的标准。

参考文献:

[1]JinDi，EugeneA.Nida．OnTranslation[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3]李延林．小议英语典故性成语的来源与汉译[J]．中国翻译，1999．

[4]宋德胜．（圣经）故事与成语典故[J].英语知识，2000，（12）．

语法翻译论文篇（3）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扩大和国际间交流的日益加深，作为对外交流工具的英语开始进入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并且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国内各大，中城市的公共场所，各式各样的双语标识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些英文标识不仅显示了这个城市的对外开放的程度，而且大大减少了外国朋友在中国生活的不便。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标识用语的错误翻译问题比比皆是，这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对外交流的国际形象。鉴于此，许多学者纷纷撰稿，呼吁重视标识语翻译的规范化问题。本研究对我国城市标识语的英译问题进行分析，同时结合该类语言的特殊性，从实用角度提出一些规范化建议。

一、翻译规范化现状

笔者利用假期时间，实地考察了国内部分城市，对城市标识语的英译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了解。调查结果发现标识语的英语翻译存在多方面的问题，不规范现象比比皆是。主要存在问题如下:

1.机械式翻译

所谓机械式翻译是指翻译时不仔细分析句子语法结构，不考虑措辞，或忽略文化内涵和风俗习惯，简单机械地照搬母语，造成翻译母语化，即我们平时所说的“中式英语”。此类翻译问题在旅游英语和标示语中尤为常见。以下是一些作者收集到的此类错误例子。

某烟酒店内有一“中国烟酒”招牌，旁附英语翻译“ChinaSmokeandDrink”，这是典型的汉语式翻译，正确的翻译应为“ChinaTobacco”。再如某公厕旁有“PublicToilet”标示，这种翻译也有照搬汉语之嫌，其实只需要写“Tiolet”就能表明含义了。再如在旅游景点，常常见到类似于“办公区域，游客止步”、“注意安全，请勿攀爬边墙”等的警示性语言，笔者见其英语翻译为“OFFICEAREA，PLEASEDON’TCOMEIN.”，“PAYATTENTIONFORYOUSAFETY，DON’TCLIMBTHESINGLEWALL.”这样的翻译往往令外国游客疑惑不解。实际上，地道的英语翻译应为“STAFFONLY!”和“NOCLIMBING!”，既醒目易懂，又言简意赅。同样，“小心路滑”适合翻译成“Totakenoticeofsafe:theslipperyareverycrafty.”而不是“Cautions!Slipperypath.”。

2.累赘式翻译

此类翻译问题出在将原本简单的翻译复杂化，反而不能起到醒目、提醒等作用。例如，某城市湖区边有一警示牌，上有“Thewaterunderthelakeiscomplicated，pleasedon’tswiminthelake!”的警示语。很显然，这句话原本之意仅在于提醒游客们注意安全，不要在湖区游泳。而这样长篇累赘的翻译难以起到醒目和警示的作，且这种表达法也与英语中的警示语表达法大相径庭。其实，此处可将其简单翻译为“Danger!NoSwimming!”。这样，既简练又醒目，能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再比如:在某高速公路入口处，悬挂着这样一个告示牌“第一出口NO.1EXIT”。在此，“NO.1”实为累赘，不如将其直接表达为“EXIT1”，表达既简洁又充分。

3.望文生义式翻译

此类翻译错误主要成因在于翻译者没有深层次地理解某些表达的内涵，只是肤浅地照其字面意思翻译，从而往往造成词不达意，表达欠准确等后果。用词不准的错误可谓比比皆是，经常令人啼笑皆非。

笔者收集了大量此类错误，比如在一家私人开的小餐馆中的“私家菜”被译为“PrivateVegetable”；“综合服务处”译作“SynthesisServices”等等。从翻译的角度来看，以上译法都存在用词欠佳的问题:“私家菜”中的“菜”在汉语中不是单指“蔬菜”，而应是所有膳食的总称，故“私家菜”宜翻译为“PrivateFood”。而“综合服务处”的真实含义应为“总服务处”，故此处宜译作“IntegratedServices”。

4.语气生硬造成的翻译错误

在公共场所我们经常可见到类似“禁止入内”、“禁止踏草坪”、“禁止喧哗”等字眼。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见到这些字眼已不觉不妥。但如果直接翻译成英语，则会给外国友人一种居高临下的强迫意味。“禁止”翻译成英语就是“Don’t”。使用起来口气比较生硬，不委婉。如“Don’tpicktheflowers(禁止摘花)”，“Don’tmakenoise(禁止喧哗)”等。当然这些句子从语法和意义上讲都是正确的，但语气显得太重，容易给人一种距离感。为了营造一种随和的气氛，产生令人身心愉快的效果，应在翻译中避免使用“Don’t”这样生硬的单词。如“禁止摘花”可以翻译为“Keepawayfromtheflowers，please.”或者“Takecareoftheflowers，please.”虽然和以上的翻译方式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但委婉的的语气让人读后没有距离感，同时使人不知不觉生出爱花护花之情，把爱护花草当成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5.文化差异造成的翻译错误

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特殊文化背景下的产物，语言的运用也是特殊文化的集中反映。文化差异，是指人们在不同的生态和社会环境下形成的语言、知识、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不同。文化上的差异，尤其是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了人们对同一事物或理性概念的不同理解和解释。由于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英语与汉语在语言表达上存在着差异。标识语翻译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交流形式，不仅需要译者在翻译中解读源语中的语言符号，也要求译者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破译源语中的非语言符号-----文化的内涵。如果在翻译中不顾及非语言符号的内涵，则会造成翻译的生硬、僵化，乃至错误，严重影响文化交流。下面笔者将具体分析一些因文化差异造成的城市标识语翻译错误。

例如，在很多城市高速公路出城口都有“欢迎您再来”的标示语，其英语翻译往往为“Welcometo…again.”。其实，在英语中，“welcometo”等同于“weinviteyouto”或者“youarewelcometo”，其意在于对某人表示欢迎，而很少用于欢送场合。在对客人表示欢送时，常用的习惯表达应是“Pleasecomeagain”。

二、翻译规范化建议

城市标识语的错误翻译或不准确翻译一方面会对外国游客留下不良印象，严重影响城市形象。另一方面，由于很多英语学习者都对城市标识语抱有极大的信任态度，往往会对上面所涉及的英语刻意模仿和学习，久而久之，极易造成恶性循环。因此，极有必要针对这一问题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对某些不准确翻译进行及时处理，以提升城市形象。以下笔者将针对这一问题提出几点规范化建议。:

首先，各城市相关部门有必要组织专门人员对所有的标识语翻译情况进行逐一检查。为了确保检查的力度和全面性，可将该项工作落实到相关各具体部门，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位。再由各部门、单位聘请英语专业人士对其辖区内的标识语翻译情况进行检查，力求将现有的翻译问题逐一排查并加以纠正和规范。对于现有城市标识语翻译错误的检查工作也可借助群众的力量，如通过设立专门的奖励机制，对发现错误并提出合理建议的群众给予奖励等。在规范过程中，为了做到统一有致，对于某些有争议的翻译方法应予以统一。如所有的街道、建筑物等名称都用汉语拼音拼写等。

其次，在各城市应设有专门的具有翻译资格的人员，长期负责相关地区城市标识语的翻译工作，以确保类似的翻译问题不会再出现。同时，有关部门应尽快设立翻译资格认证机构和译文权威审定机构，对于条件达不到聘请正式翻译人员的部门，规定其凡对外使用的城市标识语等必须送审，译文确定后方可公开使用。

参考文献:

[1]Nord，Christiane.TranslationasapurposefulActivity—FunctionalistApproachesExplained[M].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1.

语法翻译论文篇（4）

论文摘要：本文从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的角度出发，结合外来语词汉语翻译方法的演化，探讨现代汉语字母词现象，并指出现代汉语字母词现象出现的必然性。

汉语字母词的出现丰富了现代汉语语言词汇系统，便于中西跨文化交际，但另一方面字母词的出现也是语言文化帝国主义在现代汉语中的表现，它破坏了现代汉语文字系统的纯洁性。本文探讨现代汉语字母词现象，并指出现代汉语字母词现象出现的必然性。

一、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的建立

现代汉语字母词作为现代汉语语言系统中特殊的成份，是中西跨文化交际在现代汉语语言中沉淀的结果。汉语字母词的结构与现代汉字结构相差甚远，而其用法却与现代汉字基本相同。本文拟从跨文化交际翻译的角度出发，客观地分析其必然性。语言翻译界对语言翻译标准的讨论非常激烈，但总的说来语言翻译标准应该包括两点，即语言翻译需要做到既准确又通顺。准确，说的是译文内容与原文一致：通顺，说的是译文符合目标语的语法规则。然而随着中西跨文化交际的深入发展，外来语词的翻译标准的焦点是语言交际功能对等，这就意味着在特殊情形下，为了达到交际功能的对等，某些外来语词汇只能用汉字音译，甚至只能完全套用(即不译)。现代汉语字母词的出现是跨文化交际发展的必然结果，其理论依据是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的建立。

二、跨文化交际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西跨文化交际发展的结果在现代汉语语言中留下的烙印就是外来语新词(表达新概念)层出不穷。近年来中外语言翻译界就某些语言翻译理论达成一定的共识，即强调在两端语言转换过程中的交际信息对等，结果现代汉语语言中的音译外来语词和字母词的数量日益增多。人们由此担心汉语字母词在现代汉语中的出现会破坏现代汉语现行文字系统的纯洁性和传统性。但实际上，只要我们转换一下角度，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思考这一语言现象，结合外来语词汉语翻译方法的演化，那么我们对汉语字母词现象出现的必然性就会有一个客观科学的认识。

1、跨文化交际的初始阶段——音译外来语词

在跨文化交际的初始阶段，人们在进行跨文化与跨语言交际的过程中，往往会觉察到这样～种语言现象。在跨文化交际的初始阶段，人们在进行跨语言翻译实践中，为了完成两端语言间词语表达方式的转换，为了不至于形成语义上的空白，只好借助于纯粹的音译这种过渡性的手段，以便达到语言在语际转换时最大限度的对等。从严格意义上讲，完全对等的音译在实际跨语言翻译过程中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既要保证源语词的语义前提，又要发挥目标语词的语言优势，并力图使对等的目标语词具有准确无误、琅琅上口和记忆牢固的语音特点，这是非常困难的。但用汉字单纯音译以下这些外来语字母词是非常成功的，堪称音译的典范：shock(休克)，logic(逻辑)，humor(幽默)，coffee(咖啡)，gene(基因)，Brandy(白兰地)，sofa(沙发)。这些词语译得贴切得体，大部分己收入汉语字典中，变成了规范的现代汉语词汇。

2、跨文化交际的过渡阶段——音意兼译外来语词

在跨文化交际的过渡阶段，跨文化与跨语言交际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为了克服在跨文化交际起步阶段用汉字单纯音译外来语词的缺陷，人们用汉字音意兼译外来语词。如把Beatles译成“披头士”会让人联想起乐手们演奏乐曲时长发飘散的潇洒形象；把coca-cola译成“可口可乐”会让人向往这种饮料的美昧，可口可乐之所以行销中国，其原因也在于此；把TOEFL译成“托福”，把意欲留学美国的中国学子的祈福心态描绘得活灵活现。其它经典的音意兼译佳作还有shampoo(香波)，Benz(奔驰)，Canon(佳能)，talking show(脱口秀)，Sumicidin(速灭杀丁)，Broadway(百老汇)等等。

3、跨文化交际的成熟阶段——意译外来语词

随着跨文化交际由过渡阶段向成熟阶段发展，外来语词的翻译方法逐渐转向意译，即用汉语词将外来语词的意义译出。例如：把dictator译为“独裁者”，把democracy译为“民主主义”，把dollar译为“美元”等。随着跨文化交际逐渐走向成熟阶段，有的外来语词明显经历了一个由音译转向意译的过渡过程。例如：vitamin由“维他命”转为了“维生素”，penicillin由“盘尼西林”转为了“青霉素”，ultimatum由“哀的美敦书”转为了“最后通牒”，laser由“莱塞”转为了“激光”，engine由“引擎”转为“发动机”，Steam由“水门”转为了“暖气”，bus由“巴士”转为了“公共汽车”。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外来语新词通过跨文化交际的融合直接转化为汉语字母词，这是一种特殊的由跨文化交际融合而导致的语言融合现象。汉语字母词进入汉字系统是系统本身对其记录功能的有益调整，这种调整适应了现代社会对现代汉字记录功能新的需求，也丰富了现代汉语语言的词汇，有利于中西跨文化交际。

语法翻译论文篇（5）

二、文化因素

英语和汉语属于两种不同语言，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在一般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言结构方面和文化意义等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英语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语言。学习和掌握英语变得越来越重要，语言学的发展已经证明，掌握语言形式很重要，而语言的文化意义也同样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跨文化交际中得到更好的结果。语言的文化因素是语言本身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反映了语言使用者的社会生活。由于这些因素，包括文化因素的词句是很难翻译的。有文化内涵的词语指那些语言中存在的文化内涵和意义随着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当我们想到“松”、“竹”、“梅”，“岁寒三友”将立即想到其意义指的是人的情操，同时还有“不怕严寒”的意思。而在英国，“松”、“竹”、“梅”并不意味着特别的东西，它们只是植物而已。再比如“水仙”在英语中是一个象征春天和喜悦的词语，著名的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写了一首诗“水仙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来形容当时的水仙花，同时展示他的心情开朗。而在中国，水仙是一种普通的花。

三、难句翻译的几种方法

(一)语义模糊难句的翻译

1、翻译用语。为了实现准确通顺的翻译，译者要考虑如何找到一个可能是最贴切地表达本意的字或词。词与短语的选择是一个基本的技巧。词的选择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准确理解原句。下面列举几个句子:Dr．Goldsteinheisfilledwithremorse，afterallwholovehim，butthisguiltinhedroveontheroadbe-comesweakened．较好的翻译:对Dr．Goldstein他深怀内疚，毕竟曾真爱过他，可是这点内疚都在他驾车开上公路后变得减弱了。在这个句子中，“责任”并不意味着职责或诚信。在小说中，德斯坦博士是凯文的导师。根据上下文，我们知道由于凯文自杀他会感到内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把它译为“内疚”而未译成“义务。Inhisfirstnight，Kevin＇sscarwasfound"Iwasn＇tagoodboy，"saidKevin．较好的翻译:在和他的，凯文身上的疤痕就被发现“我以前不是个好孩子，”凯文说。从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克拉拉把刀片插入过凯文的躯干。当凯文摸了摸她的伤疤，她用的词是“fall”。而这意味着她骗他说她的创伤是事故引起的。她是用“fall”的比喻意义“过错”，在中国我们说“堕落”或“失足”。但这两个词可以使用一些更委婉的话来表达，就如此例。2、适当增补。此外，在翻译难句的时候如果必要的话，可以适当增补一下词句，使语法正确，语义明确，逻辑修辞更趋完美，这也是读者可以接受的。如下面的例子:Shesuddenlyknewwhothemanwas，andsome-thingpassedoverher，likeashadowcrossinginfrontofthesun．较好的翻译:她一下子就回忆起此人，心头忽然掠过许多往事，就像云遮住太阳。句中的“something”并不意味着一个物体或一些真实的东西。她想起了他的人和事，译者将其翻译成“旧时的记忆”。如果它被翻译成“有个东西飘过/越过了她”，读者会感到困惑。但如果翻译成“她心头飘过些往事的思绪”，其意义将十分明确。Infact，sheisnotlikebeforethetwopregnancies，thoughtofherefeelnausea，thetasteofthecake，shefeltalittlesad，sideasifenvelopedthemelancholy．较好的翻译:事实上，她不像以前那两次怀孕，对蛋糕的味道感到恶心，想到这里，她有些伤心，身边好像笼罩着惆怅。在这种情况下，读者会感到困惑，为什么烘烤香味让她伤心，“两次怀孕”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怀孕的女人会觉得很多味道令人作呕，所以她可能已经有过两次怀孕了。“伤心”的问题后文会有答案。“她流产了，这让她很伤心。”这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而无需在此时就急于解释“伤心”的情感来源，它会留一个空间给读者想象。

语法翻译论文篇（6）

二、文化因素

英语和汉语属于两种不同语言,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在一般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言结构方面和文化意义等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英语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语言。学习和掌握英语变得越来越重要,语言学的发展已经证明,掌握语言形式很重要,而语言的文化意义也同样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跨文化交际中得到更好的结果。语言的文化因素是语言本身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反映了语言使用者的社会生活。由于这些因素,包括文化因素的词句是很难翻译的。有文化内涵的词语指那些语言中存在的文化内涵和意义随着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当我们想到“松”、“竹”、“梅”,“岁寒三友”将立即想到其意义指的是人的情操,同时还有“不怕严寒”的意思。而在英国,“松”、“竹”、“梅”并不意味着特别的东西,它们只是植物而已。再比如“水仙”在英语中是一个象征春天和喜悦的词语,着名的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写了一首诗“水仙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来形容当时的水仙花,同时展示他的心情开朗。而在中国,水仙是一种普通的花。

三、难句翻译的几种方法

(一)语义模糊难句的翻译

语法翻译论文篇（7）

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自从有语言交流以来，翻译就伴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千百年来，人们在交流翻译活动中不断积累翻译经验，逐步改进翻译方法，产生了许多翻译流派，建立了完整的翻译体系，创立了不同的翻译理论，翻译等值理论便是不同的翻译理论之一。翻译等值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在翻译领域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翻译学者。

一、翻译等值论的起源

翻译等值理论是语言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学的翻译理论强调原文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在译文中必须保留原文的文本特征，也就是翻译的对等理论。我国古代的佛经翻译是最早的对等翻译，至唐宋之前大部分佛经是以词对词、句对句的翻译。三国时期支谦在《语法经序》中提出“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隋朝彦琮在《辨证论》中主张译经“宁贵朴而正理，不用巧而背源”的观点。此时期的译文以“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为标准，甚至为了力求保全原来面目，“辞质多胡音”。但是，这一阶段的译文由于过于忠实原文而显得译文晦涩难懂，甚至不明就里。

系统的等值翻译理论最初在欧洲萌芽、发展，其后为世界各国的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工作者所接受并运用，是对翻译活动影响最大的翻译理论。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同等效果论的是十八世纪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Tytler），他在1790年的著作《翻译原理简论》中提出“好的翻译是把原作的优点完全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使得译文语言国家的人们能够像使用原作语言的人们一样清晰地领悟、强烈地感受”。我国著名的翻译大家严复所提出的翻译三要素“信、达、雅”中的“信”便是翻译等值理论的具体体现，是指原文和译文在思想内容和语义上的等值。现代第一个明确提出等值翻译理论的是前苏联语言学家费道罗夫（Fedolov），他在1953年出版的《翻译理论概要》中提出了“翻译等值”理论：“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外一种语言在内容和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所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至此，翻译等值论就正式产生了。

二、翻译等值论的发展

翻译等值理论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贯穿整个世界翻译史，翻译学家和翻译工作者都力求把最准确、最流畅、最符合原文的译作呈现给译语读者。然而，翻译行为所涉及的是不同语言中的对应等值的信息，即“在不同的语言现象中求得等值”。由于语言之间的非对称关系及语言信息在翻译中要实现“等值”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各翻译流派对翻译等值概念本身的界定，以及对其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价值和作用的认定不尽一致。我国唐朝玄奘法师在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的过程中提出了翻译的标准应“既需求真，又须喻俗”。西方有翻译理论家提出用含义相对温和的术语来取代“等值”一词，如相似（similarity）、类似（analogy）、对应（correspondence）、相配（matching）、适合（adequacy）等。美国语言学家雅克布森（R.Jakobson）在《论翻译中的语言学问题》一文中指出“有差异的等值（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是语言中的基本问题，也是语言学所关心的关键问题”。1964年，美国语言学家奈达（E.A.Nida）在《翻译科学探索》中首次提出了“动态对等”的概念，强调形式等值（formal equivalence）和动态等值（dynamic equivalence）两个方面，主张翻译的等值首先是意义上的等值，其次是风格上的等值。德国翻译家科勒（Koller）则认为翻译过程中需要兼顾诸多非语言因素的观点，主张以目的为主导的翻译标准多元化体系，把翻译等值内容分为外延等值（denotative equivalence）、内涵等值（connotative equivalence）、语言规范等值（text-normative equivalence）、语用等值（pragmatic equivalence）、形式等值（formal-aesthetic equivalence）等方面。我国清代翻译家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提出了“善译”的概念，“译成之文，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

随着人们对外交流的机会增多，需要翻译的材料越来越多，因此西方现代翻译理论中的等值、等效理论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被引入中国翻译界，极大地促进了翻译学研究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我国的翻译实践。著名翻译家金认为“翻译对接受者（听众或读者）的效果，应该与原文接受者的效果基本相同”。奈达等人的动态对等概念为翻译等值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两千年来西方翻译家们相持不下的直译和自由译之争，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三、翻译等值论的运用

翻译活动中的等值概念，不仅是千百年来西方翻译理论中的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而且是现代翻译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等值翻译理论强调译文和原文在内容、文体、风格等方面达到等值，译文语言的表达符合原文语言的表达，以实现两种语言间的交流。一种语言的原文材料，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就会有诸多不同之处。在两种语言互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直译法、意译法、分译法、增译法、减译法等手法达到等值翻译的效果。

运用直译法使得翻译达到表层等值。直译是在译文中不仅传达原文的内容，还尽可能完整地保留原文的修辞风格及组句形式。翻译虽然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符号转换，但是两种语言中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处。因此，直译是翻译活动中最基本的方法。直译要求能尽量保持原作的语言形式，包括词汇运用、句子结构、比喻手段等，同时译语语言流畅、简洁易懂。翻译时首选直译不仅有利于避免歧义，而且有利于文化交流和丰富语汇。当两种语言有相同或相似之处时，只需通过直译便能实现翻译等值的目标。这在翻译一些简短的句子或当原文与译文的结构相同时经常运用。直译能最大限度地达到原文和译文在词法、属分、文体、篇章等方面的等值。

运用意译法使得翻译达到深层等值。意译是翻译活动中的另一重要方法。每种语言都有各自独立和分明的系统，在形态和句法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一味地直译会使译文产生生硬晦涩的弊病，甚至会让译语读者无法领略原文的内容。意译是从原文的意义出发，只要求将原文大意表达出来，只求译文自然流畅，最大限度地符合译语读者的思维习惯而不拘泥原文的形式。当源语的意思无法直接用目的语表达时，意译便可以将整个句子甚至一段话作为一个整体的翻译单位而不注重源语和目的语词语的对应，使目标语的翻译尽量贴近源语的文化背景及习惯。通过意译的方法，使原文和译文达到意义、逻辑、动态等方面的等值。

运用其他方法使得翻译达到语用等值。翻译等值论一贯主张，当译文语言与原文语言无法完全对等时，就只能寻求其他手段达到译文语言中大致与原文语言相同的表达。这便是语用功能上的对等形式。运用分译、增译、减译等方法使原文和译文，达到修辞、审美等方面的等值。

翻译等值论是翻译理论研究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代表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方向，是翻译者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翻译等值理论是翻译理论转中的核心理念，等值翻译是翻译活动的最终目标。无论在我们在翻译实践中运用何种翻译理论，都必须明确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十全十美的。我们应看到翻译等值理论与同类型理论相比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翻译理论必须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脱离特定的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环球式的翻译理论体系实际不存在。

参考文献：

[1]费道罗夫.翻译理论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2]刘宓庆.文体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4]范仲英.实用翻译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语法翻译论文篇（8）

1.引言

较之其他翻译文本，科技文本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译文要求兼顾精准性和规范性，这就对翻译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际情况中，作为中西方科技活动交流的主要媒介，科技论文由于其较强的专业性，使得英译工作发展缓慢，无论是科技工作者还是专业翻译者，都很难保证译文质量，致使科技文英译水平良莠不齐，这与中国的科技迅猛发展之势形成落差，提高中文科技文献英译水平是适应中国科技“走出去”形势的当务之急。

具体而言， 科技文英译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英译工作多着眼于单句词语、语句或语段层面上的翻译，如何将科技文英译兼顾句法（包括语句内部的词汇和语法）和篇章层面应作为研究重点。文本类型理论及翻译目的论为探索科技文英译技巧和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撑。

2.功能翻译理论

功能翻译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德国学派整合了费米尔的目的论、赖斯的功能翻译批评理论、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及诺德的“功能加忠诚原则”。

其中，目的论现已成为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理论之一。该理论将翻译阐述为承载着本身的目的，并通过冲破文化障碍促进文化间交流的行为。选择翻译方法或策略的标准在于翻译本身的预期目标。目的论是建立在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忠实原则基础上的[1]。

赖斯将语言学的文本功能理论迁移到翻译行为的研究中，提出了功能翻译批评理论。该理论建立在布勒的语言功能三分法基础上，将文本分为信息型、表情型、感染型和视听媒体型四种类型[2]。

翻译行为理论是目的论的深化与发展。从翻译过程出发，曼塔利将翻译阐释为一种“跨文化合作”的行为，认为其是有自身目的并注重结果的活动，翻译过程则是文化转化关联的交流过程;从翻译参与者行为及作用角度出发，曼塔利认为翻译并不是单纯的文字本身的翻译，而是通过翻译打破语言障碍，从而促进文化的交流[3]。

诺德的“功能加忠诚原则”是对功能翻译批评理论的补充，不仅强调翻译本身的功能，还重视翻译对原著及读者的忠诚。在此，“功能”指译文可以在目标语国家的文化体系中起到学术交流作用;“忠诚”指翻译既要忠实原著又要兼顾读者的语言习惯。这一理论给出了翻译过程中经常碰到的一些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如哪些语句属于可以保留，而哪些属于必须保留并进行相应的改写。

综上，功能翻译理论内部主流理论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系统解决翻译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3.功能翻译理论指导下的科技文的翻译

功能翻译理论的某些特征能够迎合科技文在句法翻译（包括词汇&语法）和整体篇章翻译方面的特点。

3.1词汇翻译

3.1.1动词名词化

与汉语动词使用的灵活性不同，英语中动词的形态改变有严格限制，动词名词化的方式在不影响原文意义的同时，有利于句子结构的精简。在忠实性原则指导下，科技文英译倾向使用名词化动词，以顺应目标语的表达习惯与文本特点。举例如下：

原文：……打造医疗旅游资源的品牌价值，开拓医疗旅游市场的规模，提升医疗旅游服务与产品的质量……

译文：…the building of brand value of medical tourism resources， the expansion of medical tourism marke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medical tourism services and products…（动词的处理在此加粗标注）

分析：原文中使用了多个并列动词，使得句子更加简短有力。翻译时应将这些动词名词化（“打造”翻译为“the building of”;“开拓”翻译为“the expansion of”等），以保证句子结构与层次的清晰性，更符合英文表达习惯。

3.1.2渲染词的省译

为增强语气，中文科技文通常带有很多中国特色的渲染词汇，是中国人独特思维方式的体现;然而，科技英语更关注文章的周密严谨，用简练的表达突出文章的重点信息。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将渲染词省译。举例如下：

原文：……对我国医疗旅游资源的空间布局、特征、类型等更加深入地讨论……有利于医疗旅游资源的合理使用，大力提高我国医疗旅游资源的市场竞争力，有针对性地创新更多的医疗旅游产品……

译文：… the discussion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and type of medical tourism resource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China’s unique medical resources are favorable to the use of medical tourism resources， the improvement of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medical tourism resources， the creation of more medical tourism products…（省译部分加粗标注）

分析：原文中使用了很多渲染词，例如“更加”、“深入地”、“合理”、“大力”、“有针对性地”等，都采取了省译策略，使译文更加简洁易懂。

3.1.3术语的处理

科技论文专业性强，术语使用密度高，翻译应当关注术语表达的准确性。举例如下：

原文：该文主要运用了定性的研究方法，包含网络分析法、实地调研法、SWOT分析法等。

译文：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is the main method of this paper， including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field research method and SWOT（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Threat） analysis method.

分析：对于专业人士而言，原文中的SW OT分析法不难理解，但是考虑到非专业读者的阅读体验，因此在括号中将各字母的含义表示出来。

3.2语法翻译与篇章翻译

语法翻译通常融于篇章翻译中，在此将二者结合阐述。较之其他文体，科技文英译应注意的语法点主要在于主动变被动的处理。根据相关统计，在科技文教科书中，大约有将近一半的动词使用了被动语态，而汉语中更习惯主动语态的使用。因此，为了使得译文读者更容易理解，在翻译过程中要对语态作适当的转换。举例如下：

原文：……制订合理的医疗旅游方案，深入挖掘我国医疗旅游的独特优势，并进行医疗旅游产品的设计与创新。

译文：… a reasonable medical tourism scheme is developed，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medical tourism are exploited， and medical tourism product is designed and created.

分析：由于原文较长，而且结构相对复杂，因此在翻译时首先进行了断句。在翻译后半部分时，将汉语中的主动语态转换成被动语态，将汉语主动语态“制订”翻译成英语被动语态的“is developed”，将汉语主动语态的“挖掘”翻译成英语被动语态的“are exploited”，将汉语主动语态的“设计与创新”翻译成英语被动语态的“is designed and created”。这种不具备感彩的翻译方式，不但能够客观地将原文的语态特点表示出来，还能够让科技文的信息功能更加明显。

4.结语

在功能翻译理论的指导下，翻译不仅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变，更是一种具备较强目的性的交际行为。在翻译过程中，应当使用合理的处理策略，将译文的信息功能充分体现出来，实现交际目标。科技文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以内容表达为目标的信息文本，为了将科技文的功能体现出来，需要运用交际翻译的合理处理策略，在保持原文信息不变的前提下，按照实际语体的习惯与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转换与删减，从而使得科技文翻译质量更高。

参考文献：

语法翻译论文篇（9）

一、引言

被尊为基督教经典的《圣经》，可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印刷出版、被翻译过最多的书籍，也是世界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通过翻译，《圣经》给西方各国的语言、文学、文化、艺术、宗教产生了无法比拟的影响。麦克非（Cleland B.McAfee）在《最伟大的英国古典文学》（The Greatest English Classics）一书中写道：“假如每一个大城市中的《圣经》都被摧毁了，单单由各城市公共图书馆的书架，收集其他书中所引用过的《圣经》字句，我们仍可以把《圣经》的主要部分重新拼凑起来。”差不多所有伟大的作家们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论及圣经对他们的影响。当然，《圣经》翻译对西方翻译理论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二、《圣经》翻译的历史

根据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定义，他将《圣经》翻译史主要划分为三个阶段：希腊罗马时期（公元前200年至公元700年）；宗教改革时期（十六至十七世纪）；近现代时期（主要是十九至二十世纪，又被称为“传教士世纪”）。

1.希腊罗马时期。西方最早的译作之一是公元前2世纪用希腊语从希伯来语翻译过来的《七十二子圣经》（Septuagint），又名《旧约圣经》。在希腊罗马时期，一些《新约圣经》部分也被翻译成拉丁语。后来，《圣经》也被翻译成了其他中东国家的语言，如叙利亚语，科普特语（两种不同的方言），亚美利亚语，乔治亚语，埃塞俄比亚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哥特语。古拉丁文版的《新约圣经》在翻译上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直到公元4世纪末，杰罗姆（St.Jerome）将其进行了修改，也就是现在著名的《通俗本圣经》（Vulgate）。后来，他又在公元406年完成了将希伯来语本《圣经》和续经翻译成拉丁文的工作。杰罗姆对西方翻译理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他所主张的“意义高于形式”。

2.宗教改革时期。在宗教改革时期，《圣经》被翻译成欧洲各个民族的语言，其中对翻译理论做出最大贡献的要数路德（Martin Luther）了。在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圣经》翻译家是为翻译而献身的英国人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16至17世纪最有名的三部《圣经》――《日内瓦圣经》（Genva Bible）、《杜埃-海姆斯版圣经》（ The Douay-Rheims Bible）和《钦定本圣经》（King James Version）。《杜埃-海姆斯版圣经》是第一本天主教圣经，它的翻译是为了与广为民间使用的《日内瓦圣经》相抗衡。罗马天主教以杰罗姆的拉丁文《圣经》版本作为依据，着手翻译英文《圣经》。《杜埃-海姆斯版圣经》翻译所使用的语法较拉丁化，而且拉丁语词汇较多。从这三本圣经中都可以找到廷代尔翻译《圣经》的痕迹。

3.近现代时期。近现代《圣经》翻译主要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量《圣经》译作修订出版，并被翻译成欧洲各个民族的语言，该阶段的成果主要得益于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对《圣经》手稿的研究。第二阶段，大批传教士将《圣经》引入“第三世界”国家。第一阶段的主要贡献有：《英语修订版圣经》（1885）、《美国标准版圣经》（1901）、《修订版标准圣经》（1952）和《新修订版标准圣经》（1989）。英语中另外两个重大贡献是基于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翻译的《新美语圣经》（1970）和《新英语圣经》（1970）。第二阶段有大批传教士将《圣经》翻译作多国语言并引入其他国家，即所谓的“信仰使命”。

三、《圣经》翻译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

从纪元初期直到今天，《圣经》翻译从未停止过，他所涉及的语种范围、译本种数以及译本的使用频率等，都是任何其他作品的翻译所不能比拟的。可见，《圣经》翻译在西方翻译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而圣经翻译理论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也可想而知。作者认为，从翻译发展史角度来看，《圣经》翻译应视为西方翻译最初源头，圣经翻译理论则为西方翻译理论逐步发展成熟的原始依据。

据《西方翻译简史》，从广义上讲，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之间，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而从事圣经翻译最早的，并以其理论著称于早期宗教界，包括圣经翻译界，应数裴洛・犹达欧斯。他对翻译问题的阐述大致是：圣经翻译是神圣的，译者单凭精通两种语言而无神的感召，便不能从事翻译。当时裴洛的理论被不少人奉为圣经翻译的准绳，圣经翻译坚持“ 受上帝的感召”、采取直译死译的作法也盛行一时。裴洛把译者变成一种“ 听写工具”，完全剥夺了译者的自。然而，无论译者在圣经翻译时受到上帝多大的感召，动笔时却还得由译者来选词造句，难免会出现主观随意的问题。古罗马后期，在神学家杰罗姆的竭力主张下，圣经翻译的做法有了很大的改观。在杰罗姆看来，虽然《七十子希腊文本》的译者“ 受上帝的感召”，在用词方面是不会有什么上帝的感召的，译者应当按照译文语言的特点移植原文的风格。杰罗姆既是出色的翻译家，又是颇有见地的翻译理论家。他的理论可归纳为：翻译不能始终字当句对，而必须采取灵活的原则。应区别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以而且应当采取易于理解的风格转达原作的意思。但在圣经翻译中，则不能一概采用意译，而主要采用直译。正确的翻译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解。杰罗姆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对后世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提出的许多概念也得到继承。

由于西塞罗是第一个明确提出“ 直译”和“ 意译”的翻译方法论的人，许多西方翻译理论的书籍都把公元前46年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哲人西塞罗作为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其实，在西塞罗之前从事圣经翻译的神学家们，都在各自翻译的圣经序言或跋中论及过翻译的忠实性问题。只是西塞罗首次提出了关于“ 不要逐字翻译”的理论，并把翻译分为：作为“ 解释员”的翻译和作为“ 演说家”的翻译，即“ 直译”与“ 意译”两种基本的译法，从而开拓了翻译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园地。西塞罗以后，西方翻译理论家便围绕直译与意译，死译与活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与不准确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追根逐源，圣经翻译开启了直译、意译之河，而西方译学理论也就围绕着这一线路，结合不同理论逐步发展成熟起来。

西塞罗翻译理论大致有以下一些要点：1.译者在翻译中应象演说家那样，使用符合古罗马语言习惯的语言来表达外来作品的内容，以吸引和打动读者、听众的感情。2.直译是缺乏技巧的表现。应当避免逐字死译，翻译应保留的是词语最内层的东西，即意思。译者的责任是给读者“称”出原词的“重量”而不是“算出”原词的“数量”。3.翻译也是文学创作，任何翻译狄摩西尼的人都必须自己也是狄摩西尼式的人物。4.声音与意思自然相联，或者说词与词义在功能上不可分割，这是语言的普遍现象，而由于修辞手段以这种词与词义的自然联系为基础，因此各种语言的修辞手段彼此有相通之处。这就说明，翻译可以做到风格对等。

自西塞罗提出所谓“ 解释员”式翻译与“ 演说员”翻译，即“ 直译”与“ 意译”的两种基本译法，确定了后世探讨翻译的方向，影响到贺拉斯、昆体良、杰罗姆、路德、泰特勒、施莱尔马赫、列维、加切奇拉泽等人。

被誉为西方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的杰罗姆完成了第一部“标准”拉丁语《圣经》的翻译工作，他提出的翻译理论也紧紧围绕直译和意译的主题进行阐述：首先强调各种语言的形式差异，主张翻译应忠实于原作的内容，但允许一定程度地偏离语言形式和更改词汇。其次，杰罗姆指出宗教翻译和文学翻译应区别对待，宗教翻译应主要采用直译，而文学翻译则可以采取意译的方法。第三，否认《圣经》翻译中存在着“上帝的感召力”。在翻译中他敢于对《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进行增补、删改和修正；提出对《圣经》的正确理解应依靠广博的知识和熟练的语言能力。此外，杰罗姆还率先提出翻译创造论，认为译者完全可以具有自己的风格特征，优秀的译文完全可以和原作媲美。

昆体良继承了西塞罗“ 翻译也是文学创作”的观点，在《演说术原理》一书中明确提出“ 与原作竞争”之说。他指出“：我所说的翻译，并不仅仅指意译，而且还指在表达同一意思上与原作搏斗、竞争”。这就是说，翻译也是创作，这种创作必须与原作媲美，译作应力争超过原作。

之后，无论是法国多雷的“ 翻译五原则”、17至19世纪法国巴托的“ 准确翻译”论、英国德莱顿的“ 翻译三分法”、泰特勒的“ 翻译之原则”、德国施莱尔马赫的“ 翻译区分论”、洪堡的“ 语言哲学观”和“ 可译与不可译”理论，还是20世纪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法国的穆南等的翻译语言学理论、美国雅可布逊的“ 翻译三类分”理论、苏联列维、加切奇拉泽的文艺翻译理论、法国塞莱斯科维奇和勒代雷的“ 释意”理论、美国奈达的等效论和“ 交际”理论等等，尽管表达术语不一，但其实质都论及翻译根本原则，也就是如何处理原文和译文的关系问题。

四、小结

自《圣经》翻译开启直译、意译之河以来，西方翻译理论虽经历了语文学、语言学、符号学、阐释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融洗礼，但始终没有脱离对直译意译方法论的阐释和变通。之所以直译和意译之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存在，是因为译者们没有意识到形式、内容、风格在特定语言和文化系统中的统一和在不同文化、语言系统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矛盾。或者说意识到了但还找不到解决的具体办法，因而把翻译的艺术性和科学性分裂开来，体现在翻译方法上则是直译与意译的对立。当翻译发展到更加成熟的阶段，译者们掌握了翻译的这些基本规律之后，就不再执著于直译、意译之争，而是把他们当作互补的翻译方法灵活使用，力求取得译文与原文在形式、内容和风格方面的全面忠实，达到翻译的理想标准。然而，就像哲罗姆认为区分文学翻译用意译、《圣经》翻译用直译一样，具体的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又随着翻译目的、翻译类型和翻译文本的不同而体现出多样性。

参考文献：

[1]Baker，Mona.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Z].NewYork and London，1998：22-23.

[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刘俊.圣经翻译史[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8（10）.

[4]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5]申雨平.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语法翻译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盛行，处于主导地位。语言学理论学派认为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的篇章材料替换为另一种语言的篇章材料”的过程（Catford， 20），因此翻译是对比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但是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几乎忽略了文本的整体性以及其他的一些非语言的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功能主义目的论于首次被德国学者凯瑟林娜・赖斯提出。而后她的学生汉斯・弗米尔、贾斯塔・赫兹・曼塔利和克里斯蒂安・诺德进一步完善了该理论。功能主义目的论长期以来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翻译理论之一。功能主义目的论的理论基础有四，分别是芬兰学者冯赖特的行动哲学研究、美国数学家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的通信理论、德国美学家汉斯・罗伯特・姚斯和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接受美学、以及语篇语用学（卞，44-59）。作为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诺德提出了对翻译源文本的分类，并以分类为基础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本文由四个部分构成，旨在诺德的翻译类型进行分析。不可否认的是，诺德的翻译类型分类是功能主义目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分类豪无缺陷，所以本文将会对翻译类型的贡献以及局限性进行详细地阐释。

1功能主义目的论形成和发展的学术背景

“翻译研究”这个术语于1988年由美籍学者詹姆斯・霍姆斯在他的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中首次提出，但是对于翻译实践的研究远远早于这个术语产生的时间。最早的翻译实践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Stolze， 2）。16世纪时，为了能有效地促进《圣经》的翻译，马丁・路德在他翻译的德语版《圣经》中倡导自由译法，这种方法与真实译法是对立的（Stolze， 3）。用现代术语来说，马丁・路德所倡导的是归化译法，而后者是异化译法。在翻译研究领域中，不同的翻译学派有不同的研究重心，所以每个学派提出的翻译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是不同的学派的形成从本质而言都是为了能更好地理解翻译实践。

一开始，翻译被认为是语言学的分支，在语言学的领域里对翻译进行研究。索绪尔创建的现代语言系统深刻地影响了翻译研究，因为翻译与应用语言学是紧密相连的。像詹姆斯・霍姆斯、罗曼・雅各布森、J.C.卡特福特、尤金・奈达以及皮特・纽马克等翻译学者都非常强调翻译中语言本身的因素。雅各布森（114）在他的论文《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中将翻译划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三类，并指出在语际翻译中语言意义和语言等值是核心问题。在这一时期里，直译和意译的冲突仍然存在。尤金・奈达在他的论文《论对等原则》中提出了静态对等和动态对等的概念；前者更重视源文文本，而后者更重视读者反应。奈达（136）还进一步阐释了动态转译包含的三个核心概念，“最恰当、自然和对等”，并指出“自然”的译文必须符合译入语语言和文化以及特定信息的语境，并易于译入语读者所接受。这三个要求与后来的功能主义学派的一些思想不谋而合。但是，总体而言，翻译的语言学派的主张虽反映了该学派十分重视单个句子的句法结构等语言学因素，但却忽略了文本的整体性。

2克里斯蒂安・诺德的翻译类型和翻译策略

在凯瑟林娜・赖斯理论的基础上，赖斯的学生汉斯・弗米尔提出了目的论，贾斯塔・赫兹・曼塔利提出了翻译行为理论，都丰富了功能主义目的论。当然，克里斯蒂安・诺德也不例外。

克里斯蒂安・诺德是赖斯的学生，也是功能主义目的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她的著作《目的：析功能翻译理论》中，诺德（46-47）在回顾了朱利安・豪斯的隐性翻译和显性翻译理论和赖斯的文本类型分类，并提出了两个基本的翻译类型，分别是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文献型翻译强调的是源语作者和源语文本接受者之间的交际行为，对源语作者和源语文本读者在源语文化中的交际做文献记录；译者把源语文化呈现给译语读者，把他们置于源语文化中，并让它们觉得读到的东西本身是存在于读者的文化中的。工具型翻译是为了目的语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实现不同的功能的翻译，强调译语文本读者能够无障碍地接受源文本传达的信息，并且接受到的信息和源文本信息具有同样的功能，即实现译语文本和源语文本的功能对等。

诺德进一步地将文献型翻译划分成了四个子类别，分别是逐行对译、字面翻译、文献学翻译和异化翻译。逐行对译旨在再现源语语言结构，常应用于比较语言学研究中；通过字面翻译，译者想要重现源语语言的形式，在目标语言中再现源语语言的句式结构和词汇用法等；如果在译文中还加入了注释对源语语言和文化进行阐释，这种就是文献学翻译；如果译文给目标语言读者造成一种文化距离感，这就是第四种类别异化翻译。

工具型翻译目的是达到源文本的语言功能，所以，根据目标语语言功能和源语语言功能的相似程度可以将工具型翻译细分为三个小类别，分别是等功能翻译、异功能翻译和相似功能翻译。

2.1对诺德的翻译类型的阐释

辜鸿铭的翻译可以作为文献学翻译的一个例子。当他在英译《论语》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些脚注来对中国的文化现象等进行阐释。比如，在论语第二章中，辜鸿铭（13）将夏朝和欧洲的希腊时代做类比，将殷朝和欧洲的罗马时代做类比，使西方读者更好的理解原文。同样，在第六章的脚注中，辜鸿铭（46）将鲁国类比为古代中国的英格兰，将尧帝比作中国父系社会的亚拉伯罕・林肯。

赛珍珠翻译的《水浒传》则是异化翻译的一个例子。比如第二十六回， “当下只见王婆推开房门，入来怒道：“你两个做的好事！”西门庆和那妇人都吃了一惊。那婆子便道：“好呀！好呀！我请你们来做衣裳，不曾叫你来偷汉子！…”，赛珍珠的译文则是：

The Old woman came in， pushing the door open and crying，“This is a good thing you have done！”Then Hsimen Ching and the woman both startled with fright and the old woman said，“Ha， good！ HA， and this is well！ I ask you to come and make clothes and I did not tell you to come and steal a man！ …”

“你两个做的好事！”和“偷汉子”被译为了“This is a good thing you have done”和“steal a man”，这种译法不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而是遵循了源语语言的用法，所以给译入语读者一种文化距离感。

诺德还指出，一般而言，使用说明书等实用文本的翻译是等功能翻译。而将《格列夫游记》和《鲁滨逊漂流记》之类的小说译为儿童读物则是异功能翻译。诗人译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原诗的部分相似功能功能，但却不能做到等功能，因为不同语言中的韵、节奏、意象等是不同的，所以诗人译诗是相似功能翻译的一个例子。下面以古诗《天净沙・秋思》为例来分析诗人译诗。

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Tune： Sunny Sand

Autumn Thoughts

Ov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s fly evening crows； Under a small bridge near a cottage a stream flows；

On ancient road in the west wind a lean horse goes.

Westward declines the sun；

Far， far from home is the heartbroken one. （Translated by XuYuanchong）

虽然在英语译文仍然是诗的形式，但是同原文相比，有几处明显的不同。首先，在“Sunny Sand”之前添加了“Tune”来说明“Sunny Sand”不是题目，而是一个词牌名。再者，在这首词中，每一句都押尾韵/a/，而在英语译文中只有前三句押韵，而且是押的/s/音。最后，《秋思》这首词是由意象相连，而译文中加入了许多动词、方位词等来保证整首诗的流畅和完整。

2.2对诺德翻译类型的评述

诺德的翻译类型理论阐释了从逐行翻译到异化翻译各种翻译类型，并且提出了各类作品，比如说明书、文学经典和诗歌，对应的翻译方法。她的两大翻译类型分别是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前者更重视源语言文化，而后者是以目标语言的文化为导向。所以，除了源语言和源文化之外，诺德也将目标语言的语言功能纳入了考虑范围，这在根本上同豪斯的划分区别开来。因此，诺德了源文本的绝对地位，但同时她也指出她提出的翻译类型以及其他的翻译理论并不是否定对等理论，因为对等关系是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众多关系中的一种（诺德，29）。

但是，同其他的理论一样，诺德的翻译类型并不是完美无缺毫无漏洞的。她强调所有的翻译都可以归为文献型翻译或者工具型翻译，这种两极化的主张使得她的翻译类型理论的可行性有所降低，因为某一翻译可能不仅仅是文献型翻译或工具型翻译，其中的某些成分也可能包含了另一类型的翻译因素。赛珍珠的《水浒传》译本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例子。赛珍珠将这本小说的书名译作All Men Are Brothers（所有人皆兄弟），这个译法显然是意译（书名的直译译法应该是The Water Margin）。但是在赛珍珠的译本一直是以直译著称。她自己在译本的序言中也说道，她翻译的目标是再现中文的魅力，所以她更加注重源语言和源文本。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赛珍珠的直译：

石秀便问道：“这位兄长是谁？”

Shih Hsiu asked， saying， “Who is this brother？”

在这个例子中，“问道”被译为“asked， saying”。这种译法完全忠实于中文源文本，但是英文中没有这样的用法。除此之外，上一个部分中提及的“你两个做的好事”、“偷汉子”分别被译为“a good thing you have done”和“steal a man”.这里的“好事”实则表示“不要脸的事”而不是英译中的“a good thing”，“偷汉子”也不是译文中的“steal a man”，但是赛珍珠却在英译本中保留了中式的说法和表达。赛珍珠版本的《水浒传》译本说明了在某些情况下，在翻译过程中，就算有明确的目标，译者有时也会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所以，两极化的翻译类型有时也许不完全可行。

3结语

作为功能主义目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诺德的翻译类型打破了源文本的主导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指导实践的可行性，兼顾了语言内外两方面的因素，既摆脱了原文的束缚，也避免了极端功能主义之后对原文的不尊重等，且分类较为全面。但是诺德的理论也有所局限，她的二元对立的主张降低了理论的可行性，因为有些时候，一个特定文本的翻译，如上述部分中的例子所展示的那样，可能包含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两方面的因素。综上所述，克里斯蒂安・诺德的翻译类型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对功能主义目的论的发展确实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虽然其理论有所缺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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