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把提高农民素质特别是农村青年素质摆到了重要位置。农村青年占全国青年总数的近70%。这支庞大的队伍，既是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中坚力量，又是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主要来源;既是促进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生力军，又是决定农村未来繁荣进步和长治久安的重要力量。因此农村青年工作的好坏，不仅影响农村，而且影响全局;不仅影响当前，而且影响未来。
一、当前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其产生原因
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农村，薄弱环节在农民，而突破点应该是农村青年。当前农村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得解决好农民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完成后，农民负担明显减轻.村级债务包袱有所化解，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干群关系得到改善各类农村矛盾相对缓和。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却拖了后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思想政治观念淡化。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驭动下，有的农村青年政治观念淡化，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淇不关心;缺乏正确的是非观念，不择手段敛财，“一切向钱看，成为不少农村青年的行为准则;有的人片面地理解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认为“土地分到户，不要党支部’。其次，未能用先进文化武装自己头脑，封建迷信活动猖撅。当前，在农村的一些地方封建迷信活动盛行。有的农村青年对应该上缴国家的农税等不愿交但出资修庙、树菩萨等却毫不吝裔;有的农村青年外出打工赚钱归来，想的不是继续发家致富，或者带领乡亲致富，而是看风水砌高楼，大肆翻修祖坟、祠堂，丧事奢办，做道场、请神汉等，严重败坏了农村社会风气。再次，对基层干部持对立态度，干群关系紧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涉农政策和法规，政府也为农民办了大量好事实事，受到了农民的拥护和赞成。但目前在一些地的农村青年却普遍对党的基层组织、基层政府及其领导产生了逆反心理，产生了不信任感和疏远感，导致干群关系紧张。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乡村干部不够或者不能引起重视。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对当前要不要加强对农村青年的教育感到困惑，不知所措。有的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起不了多大作用;有的认为当前对农村青年的教育很难抓;有的则认为把农村青年管住就不错了.思想政治教育能抓则抓、不抓也行;有的甚至认为只要把经济工作搞上去了，其他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其次，教育载体不太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办点示范搞得很成功，普遍开展起来就一哄而起，很容易流于形式，往往是“热上头、温中间、凉下面气有的地方热衷于抓先进典型、贴标语、挂牌匾，不遗余力地大搞宣传、空喊口号，不注意创新活动模式、深化活动实效;同时，农村青年人口流动较大，尤其是青壮年外出务工经商的多，对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更是鞭长莫及。再次，教育阵地逐渐萎缩。由于农村经济正面临一些困难，各类工作经费紧缺，一些村镇的农村青年教育阵地、设施十分有限，连有一间标准的活动室、阅览室的已经不多，计生、法制、科技等农村青年夜校几乎形同虚设，各类民间文艺团体的发展也不令人乐观，一些不健康的文化、娱乐方式如“黄”、“赌”、“毒’.等在农村开始乘虚而入，抢滩登陆。
二、加强农村裔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做好农村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事关农村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1加强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是提高党在惫识形态的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党不断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党驾驭意识形态的能力愈强，整合人们思想认识、动员社会力量的能力愈强，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就愈强。新的历史时期，农村青年占全国青年多数的国情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教育农村青年，强化思想武装，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影响农村社会，凝聚农村青年群众。
2.加强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是用先进思想文化占领农村阵地的重要手段。大量事实表明，思想文化阵地不去占领，先进的思想文化不去拥有，腐朽落后的思想文化就必然会滋生蔓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不去学习，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就必然会乘虚而入.侵蚀渗透。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人，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交织.使群众思想呈现出独立性、差异性和多变性。思想文化的多元化是把“双刃剑”，必须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思想理论成果进农村、进农村青年头脑，用先进思想文化占领农村阵地。
3.加强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证。加强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其实就是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十五届三中全会强调:‘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全面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三、切实加强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同志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这就旗帜鲜明地明确了新农村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从这一点上看，加强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意义尤为重要而深刻。具体来说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强化农村青年的全面发展意识。农民是最讲实际的，农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果不能同农村综合产业开发和农民致富奔小康活动结合起来，不能同农村青年艰苦创业、建设家园的奋斗精神结合起来，就不可能在农村青年的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就不可能吸引农村青年群众热心投人、积极参与。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农村青年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要着眼于促进素质的提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思想道德素质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保证。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强化农村青年的合作意识，营造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良好氛圈，推动人际关系的和谐，从而促进社会发展的和谐。要对广大农村青年进行持续渐进、系统有效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发挥其心理调适的价值功能，帮助消除疑惧心理与对立情绪，走出狭隘性与自我封闭。增强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培养新的道德意识，从旧有的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势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树立新观念、新思想、新道德，促进人自身的和谐。
2.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强化农村青年社会主义意识。当前，部分农村青年受不良思潮和消极腐败现象的影响，理想信念淡化，对社会主义前途和发展方向认识不清，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缺乏正确理解，对社会主义性质表示怀疑.对党失去信任。精神支柱动摇，精神状态低迷。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全面落实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战略任务，不断用党的先进理论指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全体农村青年团结奋斗，才会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往。
农村教育是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推动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先导性的基础工程，是关系作为“后发展”的农村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步人现代化历程的根基所在：而要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相适应的新农村教育，就必须解决好以下三大问题。
一、功能“定位”是首要问题
直面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的传统格局，探讨农村教育应该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学理依据，使区域农村教育的功能“定位”回归到引领并支撑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轨道上来，这是新农村教育建设必须关注的首要问题。
(一)“姓城不姓农”的传统格局
传统农村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其功能定位“游离”于农村社会的发展之外。由于国家一统性的传统定位机制的影响，使得农村教育的功能“异化”为向城市教育输送“半成品”的教育“材料”。农村教育的最大目标变成了让自己最优秀的子弟离开农村，为城市服务；农民的最大愿望是一家人省吃俭用，让自己的孩子跳出“农门”进入城市社会。这样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发展需要之间的功能性联系被，使得农村社会难以获得发展壮大自己所必需的教育营养。
中国教育的传统是“学而优则仕”，农民已经习惯了教育远离自己的生活实际。在如此历史传承中造成的最大问题是：教育逐渐丧失了与当地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沟通、对话、互动的功能，农村教育的本体地位日渐消融，独立自主能力不断萎缩。形成的最大障碍是：其历史惯性在现实中仍有巨大张力，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的传统格局，至今仍未彻底改变。农村教育培养出不为农村社会服务的人，对农村教育而言这是最大的浪费。
(二)“应然定位”的学理依据
“农村教育为农村社会发展服务”的论题，整体而言应该具有公理特性即不证自明性，具体而言则主要具有以下学理依据：
“区域性”发展理论告诉我们，要尽力避免传统区域开发过分城市中心化倾向，确立农村社会独立自主的本体地位；要尽力避免农村教育的城市化倾向，确立农村教育适应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应然功能定位。农村教育在农村社会这个系统的发展序列上应该姓“农”。
“后发性”发展理论告诉我们，早发式的地区(如城市)，在发展中占据了先手之利，使后发者(如农村)无法重复其先走过的路。这就使得农村教育既要跟踪社会——教育发展的潮流、主流(不能闭门造车)：更要研究他们所以如此的内在机制和外部条件，特别是在本地区特有条件、状况下，如何达标的特有机制与具体条件(不能照抄照搬)。农村教育在自我发展形式上必须姓“农”。“可持续性”发展理论要求我们，不要厚此薄彼，要走共同富裕、发展的道路，以求得区域间发展的公平性。作为体现社会整体意志的国家和上级政府，必须加大调控力度，加大向落后地区扶持和政策倾斜力度，以缩小区域性差异；地方政府更要加大力度，以缩小城乡、工农差异，从而实现农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以支撑农村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农村教育受道德与政策的扶助而可持续姓“农”。
“互动性”发展理论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农村社会，农村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会有什么样的农村教育，农村教育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农村社会要确立农村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不仅仅是立足现有条件办教育，而是创造条件立足未来发展教育。农村教育在“社会——教育”互动层面上被规定姓“农”。
(三)“回归本位”的现实态势
作为革命老区的临沂农村社会，具有典型的“后发展式”特点，要想跨越式地步人现代化、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没有高经济价值的物质资源去开发且人均量太低，无法选择类似“石油输出、西气东运”以带动经济腾飞的模式；又因缺乏工业化的雄厚基础和小城镇化迅速发展的有力拉动，缺乏组织管理农业面向大市场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有效管理资源，也无法靠贷款和大量引进外资以高投入赢得高速度，所以只有走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以弥补以上不足的道路。然人力资源的现状是人口多而素质差。如此，历史留给区域农村社会惟一可行的发展之路，就是农村社会必须依靠农村教育、教育必须优先发展，建立起主动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大农村教育体系。
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农民大国。自八十年代农民从农村旧体制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便开始走向自我解放、发展的道路。他们强烈呼唤能够重塑现代意义上的新型农民，解除套在自己头上的素质低的精神枷锁：能够以自身的高素质赢得农业的高效益，以自我的现代化达成农村社会的现代化，以个人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整个区域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他们渴望改变不成体系、弱小而又相互隔离的农村“职教”和“成教”，以及于己无益却要给予巨大投入的农村“基教”。
农村儿童是农村教育的主体，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将是未来农村社会的新型农民。所以，农村儿童接受教育的必然要求是：希望自己既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又是现代农村社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既为城镇发展服务，更为农村发展服务；最后，以自身未来新型农民的现代化素质，去实现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这大概是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基教”)最根本的教育目的和办学方向，更是农村儿童扎根农村、建功立业的必然要求。
二、结构“调整”是核心问题
有什么样的应然功能定位，就需要相适应的内在结构来实现这种功能。农村教育回归到了“主动适应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的功能定位，必然需要我们在反思批判既有农村教育结构的基础上，创建农村教育和谐融通的新“三元结构”，这是关系新农村教育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
(一)反思失衡封闭的传统结构
我国农村教育是由“基教、职成、成教”三要素构成的“三元”结构，而传统的农村“三教”结构要素本身存在着不平衡性，要素之间存在着封闭性。
“基教”是农村教育“三元”结构中的基础要素，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和中国的特殊国情，它得到了超常规的、甚至是畸形的发展，历史地成为农村教育中的主体、主角和主导方面。“职教”承担着打造和提升农村教育为区域农村社会(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历史使命，它应该是农村教育“三元”结构中的主体要素：但由于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较低，特别是产业化、城镇化水平低，农村劳动力人才市场还在发育之中，它现实地成为农村教育中发展水平最低的要素。“成教”肩负着培养农民新素质与打造农民新形象的现实职责，它应该是农村教育“三元”结构中的关键要素，但由于我国农村“基教”与“职教”的整体水平不高，更缺乏一个建立在“立足农村人可持续发展、农民生活终身幸福”范畴之上的规范有效的发展机制，它只能成为农村教育结构中的薄弱要素。如此，我国区域农村教育的三要素存在明显的发育不良，造成其“三元”结构的失衡倾向，难以形成“三足鼎立”的整合优势。
从横向结构联系看，三要素相互封闭，缺乏开放沟通以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空间上存在明显的人为界限，影响了农村教育结构的优化与整体效能的发挥。由于“基教”的基本功能定位是跳出农村而非为了农村，所以现实农村教育中占绝对优势的“基教”呈现相对封闭的大一统趋势，与“职教、成教”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职教、成教虽有一定程度的交叉、互动，多属于“定位”不当、历史欠帐、相互补偿等因素造成的无序行为，不是恪守本分、各尽其职基础上的自觉的合作、互助、共享、共建。如此，农村“三教”三驾马车各行其道，不能在共同定位于为农村社会发展服务这个总目标的前提下分工合作。
从纵向序列角度看，三要素在立足人的终身教育，服务于发展变化的农村社会，打通在时间上的界限，构建前后衔接过渡、传承接力的纵向教育系统上。存在相互割离的间断性现象。对农村教育而言，“基教”是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即初中毕业后)，相当部分需要回农村就业、创业的农村学生，因缺乏连续的初中后职业教育，他们只能在没有岗前培训、职前教育的情况下，直接上岗就业；升入高中的那部分学生毕业后，除少数接受高等教育的以外，相当一部分也是由于缺乏连续的高中后职业教育，而在缺乏应有职业技能和准备的情况下，直接到农村就业、创业。在这里。“基教”和“职教”出现脱节与间断现象。与“基教”连接的“职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成教”的基础，然而因为缺乏这个环节，使得农村“成教”成为“职教”的补偿教育，成了位置后移了的职教，而不能实施自身意义的继续教育，更不能行使自己终身教育的应然功能。同时由于成教的“成人性”特点。也难以真正落实作为职前教育的职教目标，出现一定程度的“双难”、“双误”现象。
(二)创建和谐融通的新型结构
事物的发展是质变基础上的“扬弃”，它必须具有自我发展的新形态与容纳旧我的新格局。农村教育的新发展，同样需要创造出自己的新结构形态，并在新格局里“推陈出新”。
在“区域农村教育为区域农村社会发展服务”这个总的应然性本体功能定位的规定下，我们确立的农村“三教”各自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功能定位是：其一，农村基础教育，它应是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又为当地农村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基础性、综合型的教育；是以学术性学力养成为主、职业性资格准备为辅的基础性、综合型的教育。其人才培养规格的价值取向是：既要把农家子弟培养成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现代型人才，又要把他们培养成作为新农村社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现代型农民。其二，农村职业教育，它应是直接为农村现代化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服务的职业资格教育和专业技术教育；是以职业资格准备、专业技术训练为主，以学术性学力养成为辅的TVET。其人才培养规格的价值取向是：把广大的农民(特别是未来的农民)培养成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具有开发创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其三，农村成人教育，它应是直接服务于农村工作者的实际需要的继续性、回归性的教育。是以提高农村劳动者的岗位适应、致富能力为核心的综合实用性教育，也是促进其自我完善与生活幸福为目的的终身教育。其人才培养规格的价值取向是：把广大的农村工作者(特别是农民)培养成有文化、能致富、会生活的发展型人才。
实施农村“三教”综合改革。创建和谐融通的新农村教育“三元”结构，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其一，在社会实控层面上，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教育是社会的教育，必然通过一整套社会保障体制来实施对教育改革的有效控制。譬如，通过“教育立法”体制，改变“三教”综合改革中“无法可依、施控不力”的现象；通过“教育督导”制度，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其二，在教育回应层面上，建立有效的对话沟通机制。通过教育督导室的“督政”功能，体现教育的权利和意志：通过建立专业性的社会中介组织。为改革提供科学公正的有效信息：通过建立高效灵敏的反馈机制，及时获得教育产品是否适应社会需求的信息。其三，在教育结构层面上，建立系统的内部整改机制。通过“教育规划”，使农村教育要享有和区域城市教育对等的地位、平等的发展权：通过“教育结构”改革，建立起不是“脱离、偏离、被动、滞后”，而是“融通、对话、主动适应、自觉服务”的新农村教育体系。其四，在教育配套改革层面上。建立相应体制系统。通过改革“办学体制”，鼓励社会办学和个人办学，使教育投入主体多元化，并建立“联办、共建、交流、合作”的统筹机制：通过改革“经营管理体制”，引进竞争机制，讲求产出效益，提高办学效益。通过改革“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可试行校长选举制和教师招聘制，并形成双向制约机制等。
三、个性“演化”是根本问题
在区域农村社会系统中发展着的农村教育，在与区域农村社会协调互动中发展着自己的主体力量，张扬着自我的创造个性；并以此自觉主动而又超前性地顺应和改造社会，书写自己的“性情”人生。这是农村教育“合规律性与合目性”的自然显现，也是涉及农村教育可持续发展与建设和谐农村社会的根本问题。
(一)，‘双层级”协调互动
区域农村教育与区域农村社会的“协调互动”，包括宏观的“社会与教育”和微观的“功能与结构”双层级互动形式。
社会本身是个发展着的系统，教育是这个系统中的基础性、先导性的要素，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上，教育与社会结成不同的结构关系，教育首先被社会历史性所规定。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需要，决定教育的应然“定位”，教育功能定位又决定自身要具备的相应结构；丰十会发展变化了，由其决定的教育功能定位也要发生变化与之适应，教育结构也要相应调整而与功能变化适应。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现代社会越来越“依靠”教育来发展自己，教育由社会的边缘逐步变成核心，由跟在后面被动适应，转为走在前面主动适应。两者关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作用越来越大。这就要求教育功能定位的立足点，不仅是社会现实的需要，而且更应该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是被动进行结构性调整，而是主动变革以发挥其功能。同时社会要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不仅仪是立足现有条件办教育，而是创造条件立足未来发展教育。如此，教育与社会结成协调互动的发展关系。
由教育与社会协调互动所规定的是教育应然性的功能定位和应然性的结构调整，它与教育现实的结构和由之决定的现实的教育功能之间存在差距，有时差距很大。这便要求我们进入教育系统内部，考察其现实的教育结构如何，由其决定的教育功能水平怎样；又要跳出圈外，分析应然定位如何引起已有功能定位变化，以此带来旧有教育结构的调整，逐步建立起与应然功能定位相适应的新的教育结构，从而又引起教育功能的改变。如此，由社会需要决定的应然定位，通过已有功能定位、已有教育结构的中介变化，便与应然结构定位、应然教育功能之间，成功实现了协调互动。
(二)“两特性”自我表现
“协调互动”关系中教育的自主性问题，则涉及“教育存在的自主规定性”与“教育发展的主动适应性”两大教育特性。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虽然农村教育的“生成”来自其“上位”系统的需要，它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也不能脱离“条块”网络系统和自身生态系统的制约和帮助，但它一经存在就具有了天然的本体性地位，它要重新自我规定其应在的位置，主动承担其应负的职责，并有效地作用于所属系统。它体现为教育克服了依附性而“不等、不靠、不要”，具有了独立意志和自主能力。它自我规定自己姓“农”。为区域农村社会服务，而不再笼统的姓“围”、无奈的姓“城”，游离于农村社会的发展之外。
所谓主动适应性是说具有独立自主能力的教育，不但具有以“教育市场”为中介自动纠偏的反馈机制，而且具有根据变化了的社会需求去有效适应的能动纠偏的“前馈”回路，以保证在社会需求和社会供给之间实现动态平衡。教育作为培养人的过程，周期长而滞后特点明显，随着社会发展节奏变得越来越快，相应的社会需求便处于不断变化中，这就使得普通的反馈机制纠偏的作用和时效大受影响。因此我们引入“前馈”(feedforward)的概念，为了保证前馈效果，需要在农村社会发展需要和应然定位之间加上“外前馈”机制。以不断检与矫正功能定位因需要变化而产生的滞后性偏差；在应然定位和应然教育结构之间设置“内前馈”机制，以保证结构主动适应功能定位的变化。进一步，还需将前馈职能“实体化”，以充分发挥农村教育适应农村社会发展的主体能动性。
(三)“五维度”个性演化
社会教育“协调互动”历史进程中的教育个性的演化，蕴涵着“本体、主体、中介、意识、实践”五个层面的合和融通，它是双边互动中教育个性的具体张扬。:
1、本体层面。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态因子互动契合的程度。这是标志教育生态系统状态和进化水平的层面，也是考察教育生态状况的本真视角。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诸因子互动的契合度，决定教育系统生态的和谐性，而和谐性的教育生态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2、主体层面。政府、社会、个人强化自身发展并参与、支持教育发展的力度，与教育加强自身改革与发展并主动服务于社会发展的力度。这是标志教育生态系统由自在状态转为自为状态的层面。“力度”表明社会主体具有的自主发展的程度。具体而言，指政府、社会、个人加强自身发展并参与支持教育的发展，这说明社会进化到(人们也意识到)开始依靠教育发展自身，社会教育化亦即“学习化社会”将要降临的阶段：而教育加强自身改革与发展并主动服务于社会，则说明教育已发展到超前为未来社会培养人才，教育中心化的时代即将来临。两趋势的融通、两力度的融合将重塑本体层面新型的“教育——社会”结构。
农村教育是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推动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先导性的基础工程，是关系作为“后发展”的农村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步人现代化历程的根基所在：而要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相适应的新农村教育，就必须解决好以下三大问题。
一、功能“定位”是首要问题
直面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的传统格局，探讨农村教育应该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学理依据，使区域农村教育的功能“定位”回归到引领并支撑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轨道上来，这是新农村教育建设必须关注的首要问题。
(一)“姓城不姓农”的传统格局
传统农村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其功能定位“游离”于农村社会的发展之外。由于国家一统性的传统定位机制的影响，使得农村教育的功能“异化”为向城市教育输送“半成品”的教育“材料”。农村教育的最大目标变成了让自己最优秀的子弟离开农村，为城市服务；农民的最大愿望是一家人省吃俭用，让自己的孩子跳出“农门”进入城市社会。这样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发展需要之间的功能性联系被，使得农村社会难以获得发展壮大自己所必需的教育营养。
中国教育的传统是“学而优则仕”，农民已经习惯了教育远离自己的生活实际。在如此历史传承中造成的最大问题是：教育逐渐丧失了与当地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沟通、对话、互动的功能，农村教育的本体地位日渐消融，独立自主能力不断萎缩。形成的最大障碍是：其历史惯性在现实中仍有巨大张力，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的传统格局，至今仍未彻底改变。农村教育培养出不为农村社会服务的人，对农村教育而言这是最大的浪费。
(二)“应然定位”的学理依据
“农村教育为农村社会发展服务”的论题，整体而言应该具有公理特性即不证自明性，具体而言则主要具有以下学理依据：
“区域性”发展理论告诉我们，要尽力避免传统区域开发过分城市中心化倾向，确立农村社会独立自主的本体地位；要尽力避免农村教育的城市化倾向，确立农村教育适应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应然功能定位。农村教育在农村社会这个系统的发展序列上应该姓“农”。
“后发性”发展理论告诉我们，早发式的地区(如城市)，在发展中占据了先手之利，使后发者(如农村)无法重复其先走过的路。这就使得农村教育既要跟踪社会——教育发展的潮流、主流(不能闭门造车)：更要研究他们所以如此的内在机制和外部条件，特别是在本地区特有条件、状况下，如何达标的特有机制与具体条件(不能照抄照搬)。农村教育在自我发展形式上必须姓“农”。“可持续性”发展理论要求我们，不要厚此薄彼，要走共同富裕、发展的道路，以求得区域间发展的公平性。作为体现社会整体意志的国家和上级政府，必须加大调控力度，加大向落后地区扶持和政策倾斜力度，以缩小区域性差异；地方政府更要加大力度，以缩小城乡、工农差异，从而实现农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以支撑农村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农村教育受道德与政策的扶助而可持续姓“农”。
“互动性”发展理论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农村社会，农村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会有什么样的农村教育，农村教育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农村社会要确立农村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不仅仅是立足现有条件办教育，而是创造条件立足未来发展教育。农村教育在“社会——教育”互动层面上被规定姓“农”。
(三)“回归本位”的现实态势
作为革命老区的临沂农村社会，具有典型的“后发展式”特点，要想跨越式地步人现代化、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没有高经济价值的物质资源去开发且人均量太低，无法选择类似“石油输出、西气东运”以带动经济腾飞的模式；又因缺乏工业化的雄厚基础和小城镇化迅速发展的有力拉动，缺乏组织管理农业面向大市场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有效管理资源，也无法靠贷款和大量引进外资以高投入赢得高速度，所以只有走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以弥补以上不足的道路。然人力资源的现状是人口多而素质差。如此，历史留给区域农村社会惟一可行的发展之路，就是农村社会必须依靠农村教育、教育必须优先发展，建立起主动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大农村教育体系。
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农民大国。自八十年代农民从农村旧体制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便开始走向自我解放、发展的道路。他们强烈呼唤能够重塑现代意义上的新型农民，解除套在自己头上的素质低的精神枷锁：能够以自身的高素质赢得农业的高效益，以自我的现代化达成农村社会的现代化，以个人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整个区域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他们渴望改变不成体系、弱小而又相互隔离的农村“职教”和“成教”，以及于己无益却要给予巨大投入的农村“基教”。
农村儿童是农村教育的主体，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将是未来农村社会的新型农民。所以，农村儿童接受教育的必然要求是：希望自己既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又是现代农村社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既为城镇发展服务，更为农村发展服务；最后，以自身未来新型农民的现代化素质，去实现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这大概是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基教”)最根本的教育目的和办学方向，更是农村儿童扎根农村、建功立业的必然要求。
二、结构“调整”是核心问题
有什么样的应然功能定位，就需要相适应的内在结构来实现这种功能。农村教育回归到了“主动适应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的功能定位，必然需要我们在反思批判既有农村教育结构的基础上，创建农村教育和谐融通的新“三元结构”，这是关系新农村教育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
(一)反思失衡封闭的传统结构
我国农村教育是由“基教、职成、成教”三要素构成的“三元”结构，而传统的农村“三教”结构要素本身存在着不平衡性，要素之间存在着封闭性。
“基教”是农村教育“三元”结构中的基础要素，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和中国的特殊国情，它得到了超常规的、甚至是畸形的发展，历史地成为农村教育中的主体、主角和主导方面。“职教”承担着打造和提升农村教育为区域农村社会(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历史使命，它应该是农村教育“三元”结构中的主体要素：但由于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较低，特别是产业化、城镇化水平低，农村劳动力人才市场还在发育之中，它现实地成为农村教育中发展水平最低的要素。“成教”肩负着培养农民新素质与打造农民新形象的现实职责，它应该是农村教育“三元”结构中的关键要素，但由于我国农村“基教”与“职教”的整体水平不高，更缺乏一个建立在“立足农村人可持续发展、农民生活终身幸福”范畴之上的规范有效的发展机制，它只能成为农村教育结构中的薄弱要素。如此，我国区域农村教育的三要素存在明显的发育不良，造成其“三元”结构的失衡倾向，难以形成“三足鼎立”的整合优势。
从横向结构联系看，三要素相互封闭，缺乏开放沟通以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空间上存在明显的人为界限，影响了农村教育结构的优化与整体效能的发挥。由于“基教”的基本功能定位是跳出农村而非为了农村，所以现实农村教育中占绝对优势的“基教”呈现相对封闭的大一统趋势，与“职教、成教”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职教、成教虽有一定程度的交叉、互动，多属于“定位”不当、历史欠帐、相互补偿等因素造成的无序行为，不是恪守本分、各尽其职基础上的自觉的合作、互助、共享、共建。如此，农村“三教”三驾马车各行其道，不能在共同定位于为农村社会发展服务这个总目标的前提下分工合作。
从纵向序列角度看，三要素在立足人的终身教育，服务于发展变化的农村社会，打通在时间上的界限，构建前后衔接过渡、传承接力的纵向教育系统上。存在相互割离的间断性现象。对农村教育而言，“基教”是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即初中毕业后)，相当部分需要回农村就业、创业的农村学生，因缺乏连续的初中后职业教育，他们只能在没有岗前培训、职前教育的情况下，直接上岗就业；升入高中的那部分学生毕业后，除少数接受高等教育的以外，相当一部分也是由于缺乏连续的高中后职业教育，而在缺乏应有职业技能和准备的情况下，直接到农村就业、创业。在这里。“基教”和“职教”出现脱节与间断现象。与“基教”连接的“职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成教”的基础，然而因为缺乏这个环节，使得农村“成教”成为“职教”的补偿教育，成了位置后移了的职教，而不能实施自身意义的继续教育，更不能行使自己终身教育的应然功能。同时由于成教的“成人性”特点。也难以真正落实作为职前教育的职教目标，出现一定程度的“双难”、“双误”现象。
(二)创建和谐融通的新型结构
事物的发展是质变基础上的“扬弃”，它必须具有自我发展的新形态与容纳旧我的新格局。农村教育的新发展，同样需要创造出自己的新结构形态，并在新格局里“推陈出新”。
在“区域农村教育为区域农村社会发展服务”这个总的应然性本体功能定位的规定下，我们确立的农村“三教”各自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功能定位是：其一，农村基础教育，它应是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又为当地农村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基础性、综合型的教育；是以学术性学力养成为主、职业性资格准备为辅的基础性、综合型的教育。其人才培养规格的价值取向是：既要把农家子弟培养成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现代型人才，又要把他们培养成作为新农村社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现代型农民。其二，农村职业教育，它应是直接为农村现代化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服务的职业资格教育和专业技术教育；是以职业资格准备、专业技术训练为主，以学术性学力养成为辅的TVET。其人才培养规格的价值取向是：把广大的农民(特别是未来的农民)培养成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具有开发创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其三，农村成人教育，它应是直接服务于农村工作者的实际需要的继续性、回归性的教育。是以提高农村劳动者的岗位适应、致富能力为核心的综合实用性教育，也是促进其自我完善与生活幸福为目的的终身教育。其人才培养规格的价值取向是：把广大的农村工作者(特别是农民)培养成有文化、能致富、会生活的发展型人才。
实施农村“三教”综合改革。创建和谐融通的新农村教育“三元”结构，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其一，在社会实控层面上，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教育是社会的教育，必然通过一整套社会保障体制来实施对教育改革的有效控制。譬如，通过“教育立法”体制，改变“三教”综合改革中“无法可依、施控不力”的现象；通过“教育督导”制度，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其二，在教育回应层面上，建立有效的对话沟通机制。通过教育督导室的“督政”功能，体现教育的权利和意志：通过建立专业性的社会中介组织。为改革提供科学公正的有效信息：通过建立高效灵敏的反馈机制，及时获得教育产品是否适应社会需求的信息。其三，在教育结构层面上，建立系统的内部整改机制。通过“教育规划”，使农村教育要享有和区域城市教育对等的地位、平等的发展权：通过“教育结构”改革，建立起不是“脱离、偏离、被动、滞后”，而是“融通、对话、主动适应、自觉服务”的新农村教育体系。其四，在教育配套改革层面上。建立相应体制系统。通过改革“办学体制”，鼓励社会办学和个人办学，使教育投入主体多元化，并建立“联办、共建、交流、合作”的统筹机制：通过改革“经营管理体制”，引进竞争机制，讲求产出效益，提高办学效益。通过改革“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可试行校长选举制和教师招聘制，并形成双向制约机制等。
三、个性“演化”是根本问题
在区域农村社会系统中发展着的农村教育，在与区域农村社会协调互动中发展着自己的主体力量，张扬着自我的创造个性；并以此自觉主动而又超前性地顺应和改造社会，书写自己的“性情”人生。这是农村教育“合规律性与合目性”的自然显现，也是涉及农村教育可持续发展与建设和谐农村社会的根本问题。
(一)，‘双层级”协调互动
区域农村教育与区域农村社会的“协调互动”，包括宏观的“社会与教育”和微观的“功能与结构”双层级互动形式。
社会本身是个发展着的系统，教育是这个系统中的基础性、先导性的要素，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上，教育与社会结成不同的结构关系，教育首先被社会历史性所规定。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需要，决定教育的应然“定位”，教育功能定位又决定自身要具备的相应结构；丰十会发展变化了，由其决定的教育功能定位也要发生变化与之适应，教育结构也要相应调整而与功能变化适应。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现代社会越来越“依靠”教育来发展自己，教育由社会的边缘逐步变成核心，由跟在后面被动适应，转为走在前面主动适应。两者关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作用越来越大。这就要求教育功能定位的立足点，不仅是社会现实的需要，而且更应该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是被动进行结构性调整，而是主动变革以发挥其功能。同时社会要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不仅仪是立足现有条件办教育，而是创造条件立足未来发展教育。如此，教育与社会结成协调互动的发展关系。
由教育与社会协调互动所规定的是教育应然性的功能定位和应然性的结构调整，它与教育现实的结构和由之决定的现实的教育功能之间存在差距，有时差距很大。这便要求我们进入教育系统内部，考察其现实的教育结构如何，由其决定的教育功能水平怎样；又要跳出圈外，分析应然定位如何引起已有功能定位变化，以此带来旧有教育结构的调整，逐步建立起与应然功能定位相适应的新的教育结构，从而又引起教育功能的改变。如此，由社会需要决定的应然定位，通过已有功能定位、已有教育结构的中介变化，便与应然结构定位、应然教育功能之间，成功实现了协调互动。
(二)“两特性”自我表现
“协调互动”关系中教育的自主性问题，则涉及“教育存在的自主规定性”与“教育发展的主动适应性”两大教育特性。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虽然农村教育的“生成”来自其“上位”系统的需要，它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也不能脱离“条块”网络系统和自身生态系统的制约和帮助，但它一经存在就具有了天然的本体性地位，它要重新自我规定其应在的位置，主动承担其应负的职责，并有效地作用于所属系统。它体现为教育克服了依附性而“不等、不靠、不要”，具有了独立意志和自主能力。它自我规定自己姓“农”。为区域农村社会服务，而不再笼统的姓“围”、无奈的姓“城”，游离于农村社会的发展之外。
所谓主动适应性是说具有独立自主能力的教育，不但具有以“教育市场”为中介自动纠偏的反馈机制，而且具有根据变化了的社会需求去有效适应的能动纠偏的“前馈”回路，以保证在社会需求和社会供给之间实现动态平衡。教育作为培养人的过程，周期长而滞后特点明显，随着社会发展节奏变得越来越快，相应的社会需求便处于不断变化中，这就使得普通的反馈机制纠偏的作用和时效大受影响。因此我们引入“前馈”(feedforward)的概念，为了保证前馈效果，需要在农村社会发展需要和应然定位之间加上“外前馈”机制。以不断检与矫正功能定位因需要变化而产生的滞后性偏差；在应然定位和应然教育结构之间设置“内前馈”机制，以保证结构主动适应功能定位的变化。进一步，还需将前馈职能“实体化”，以充分发挥农村教育适应农村社会发展的主体能动性。
(三)“五维度”个性演化
社会教育“协调互动”历史进程中的教育个性的演化，蕴涵着“本体、主体、中介、意识、实践”五个层面的合和融通，它是双边互动中教育个性的具体张扬。
1、本体层面。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态因子互动契合的程度。这是标志教育生态系统状态和进化水平的层面，也是考察教育生态状况的本真视角。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诸因子互动的契合度，决定教育系统生态的和谐性，而和谐性的教育生态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2、主体层面。政府、社会、个人强化自身发展并参与、支持教育发展的力度，与教育加强自身改革与发展并主动服务于社会发展的力度。这是标志教育生态系统由自在状态转为自为状态的层面。“力度”表明社会主体具有的自主发展的程度。具体而言，指政府、社会、个人加强自身发展并参与支持教育的发展，这说明社会进化到(人们也意识到)开始依靠教育发展自身，社会教育化亦即“学习化社会”将要降临的阶段：而教育加强自身改革与发展并主动服务于社会，则说明教育已发展到超前为未来社会培养人才，教育中心化的时代即将来临。两趋势的融通、两力度的融合将重塑本体层面新型的“教育——社会”结构。
建设新农村，核心在班子，关键在队伍。推进“班子队伍带村”，适应新时期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先进性建设的新要求，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优化村党支部班子结构。支部强不强，关键看“班长”。为了优化村党支部班子，我们立足于就地选才，全面推行“公推直选”，为全市多个村选优配强了村党支部书记；立足于多方引才，在回乡的转业军人、退休干部、务工人员、大学毕业生中优选了多人，充实村党支部班子；立足于下派育才，选派了余名年轻干部，到条件艰苦的村担任党支部书记。目前，全市村党支部班子平均年龄下降到岁左右，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达到％，结构明显得到优化。
增强党员队伍能力。为了增强农村党员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能力，我们在加强“双向培养”上着力，把多名优秀致富带头人培养成党员，农村新发展党员中致富带头人占％；把多名农村党员培养成致富带头人，全市农村党员中致富带头人占％。在加强素质培训上着力，按照分工责任制，市委对多名村党支部书记进行示范培训，各县（市、区）对多名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进行了重点培训，各乡（镇）对村其余党员进行了全面培训，有效提高了农村党员队伍的致富能力和帮富素质。在加强实践锻炼上着力，通过党员带头办“田园学校”、上“科技党课”、建“示范基地”等形式，使多万党员在农村发展第一线经受锻炼。
健全激励村干部机制。为了构建调动村干部积极性创造性的有效机制，我们一手抓政策激励，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调动农村基层干部积极性的意见》，建立健全一整套村干部教育培训、表彰奖励、监督管理、权益保障等制度和机制；一手抓导向激励，把“三村建设”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用“三村建设”的实际效果检验村班子，考察村干部，评选农村先进党组织、优秀党员、优秀村党务工作者，形成了党员干部自觉在“三村建设”中接受教育、转变作风、展示先进的良好氛围。我们还实行定期表彰优秀村党支部书记制度，并选拔多名优秀村党支部书记进入乡镇领导班子，积极引导和促进村干部健康成长。
二、狠下“三个功夫”，加快经济发展
建设新农村，根本在人才和科技。推进“人才科技兴村”，找到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助推器，为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加强科技普及培训上下功夫。我们从强化科技意识和科学理念入手，拓宽培训渠道，依托党校、干校、农广校等主渠道，同时开辟田园学校、农民课堂、网络培训、科技党课等新途径，两年内使多万农民成为“土专家”、“田秀才”。动员社会力量，整合培训资源，通过社会化办学、自主性选学等模式，培训培养农村科技实用人才万余名，努力实现农村实用科技人才的供需平衡。按照需要什么培训什么的原则，开展分类培训，对农民群众强化科技普及，对科技队伍强化科技更新，对农村基层干部强化科技武装。目前，全市％以上的基层干部掌握了一门以上实用技术，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科技服务者。
在加强科技推广应用上下功夫。为了使科技成为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的第一动力，我们着眼做大“龙头”，用产业联企业，围绕建成六大优势产业，用工业化推动农业产业化，培育出了一批发展快、辐射强的龙头企业；着力做强“龙身”，用企业联基地，建成了个各具特色的科技示范基地；落脚摇活“龙尾”，用基地联农户，带动农户应用科技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目前，全市个“三村建设”示范村初步实现有企业带动、有基地覆盖，成为科技推广应用的典范。
在加强科技产业支撑上下功夫。我们着力打造特色产业，采用“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等模式，围绕各村资源建基地、引企业、联农户，全市农业产业化企业发展到多家，直接带动农户万多户。采用“支部＋协会”等模式，提高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组织化程度，全市建立各类协会余个，覆盖了全市％的乡镇和％的村。我们还发挥组织优势，统筹涉农项目资金，推动部门帮扶。两年来，政府部门捆绑使用项目资金余万元，带动农户自主投入．亿元，激活了城乡市场，加快了全市新农村建设。
三、推动“三个规范”，促进社会和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然要求建立与农村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推进“民主法治管村”，使农村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为新农村建设奠定稳固的社会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
用制度规范村务。我们坚持党管农村与村民自治相结合，强化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了村“两委”联席会议、村重大事项向党支部报告、村“两委”交叉任职等制度，推进村“两委”的协调运转；坚持民主管村与依法治村相结合，建立了村务公开和民主听证等制度，推进村务规范运行；坚持整体建设与精细管理相结合，推行记民情日记、民主评议等制度，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用体制保障民权。围绕实现农民当家作主，坚持村官民选，在村换届选举和村干部职数出现空缺时，全面推行村党支部书记“公推直选”和村委会成员“海选”；坚持村务民管，实行村集体资产由村民理财小组管理，村务报账由理财小组审核，建设项目由村民派代表全程监督管理；坚持村事民决，研究村务请村民听证，村级重大事项交由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投票表决，执行结果由村民评判议决。
用法治规范综合治理。结合开展“四五”普法宣传教育，深入开展万人送法到村活动，推动农民和村干部学习法律知识，提高法律素质。以争创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市为目标，扎实开展“平安村”和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发动群众组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群防群控网络。大竹县、通川区被评为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县，大竹县庙坝镇五桂村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两年来的“三村建设”实践，达到了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农民群众，推动农村发展的目的。
激发了党员在新农村建设中自我教育的内在动力。通过“三村建设”，形成了党员受教育“内有动力，外有压力，前有引力，后有推力”的促进机制。它适应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要求，顺应农民群众对现代生活的企盼，促使农村党员不仅接受政策理论教育，还要自觉提高素质和能力，自觉接受相关应用知识、实践知识教育，提高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的本领和能力。
2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问题
2.1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资金投入不够我国在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方面的资金投入比较少，我国对教育的资金投入总体上就比较少，用在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方面的资金就更少。最近几年虽然我国财政对农民的培训教育有一些专门的培训工程和教育项目支持，但是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投入没有完善的制度和稳定的资金来作为保障。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不稳定性，培训项目具有很强的随机性，这样培训的效果也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2整合教育资源比较困难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开展需要涉及到很多相关部门的共同参与和整合各种资源，但是培训资源比较分散、资源的协调性不强以及社会培训资源的整合缺乏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教育资源整合比较困难，这样就对对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正常开展造成影响。
2.3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相互衔接不好虽然现在我国农村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人数越来越多，但是农民的技能素质并没有真正的得到提高，从劳动力市场来看，技工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很多企业都比较缺乏技术工人，但是很多农民在经过培训之后并不能有效满足这些企业的实际需求。
2.4在输入和输出方面出现培训脱节的情况现在我国很多地方的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都存在输入和输出脱节的情况，很多输出地政府认为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农民并不是在当地就业服务，所以就不愿意进行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投资，而另外输入地的政府部门认为这些农村劳动力并不是本地人，所以也不愿意进行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投入。
3加强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措施
3.1拓宽资金的筹集渠道，加大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资金投入对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资金投入应该要稳步的增加，在教育经费方面可以向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倾斜。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外部性和公共性也非常强，所以政府部门也应该要从资金上加大对它的支持力度。如果只是简单的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肯定不够，所以就需要借助企业、社会以及农民的力量来开展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最终就能够形成一个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3.2建立和完善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管理体制，对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管理模式进行不断创新。我国政府部门虽然加强了对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管理的综合协调能力，但是管理体制却还需要进行不断的改善，各级政府部门的任务和职责需要更加明确。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还应该要坚持市场化的发展放线，要以社会和就业的实际需求和前提，对管理模式进行不断的创新。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还应该要对自身的管理能力进行不断加强，对培训的理念和办学理念进行不断创新，在确定办学思路和方向的时候应该要以市场的实际需求来进行，对课程和专业进行合理的设置，学校的管理也需要不断加强，这样才能够很好的为社会和企业提供比较高水平的技能型人才培养基地。
3.3政府各部门的资源要综合利用这样才能有效形成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开展的合力。在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中，综合利用各个政府部门的资源、协调利用社会资源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各级政府部门应该要对体制进行积极的创新，对各类教育资源、科技资源、培训资源等进行综合利用。另外还要对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有效的协调使用，在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工作中，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在农村中小学，由于受到学校的场地、设备、师资、教育经费的投入等的限制，有些技能类课程（包括：体育、美术、音乐、劳动技术、综合实践、信息技术课程和研究性学习，等等）没有开设或者并没有按照新课程标准的课时要求进行设置。
2.家庭对课改冲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里出去经商的和农民工越来越多，他们奔走在全国各地从事各行各业，很多家长从小就将孩子留给自己的长辈，由于长辈们的文化程度有限、教育方法不当等诸多因素，导致许多孩子从小得不到正确的家庭教育引导，行为习惯差，性格脾气倔强。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前提和基础，这些“留守学生”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学生的成长道路就会难以得到正确的引导。
3.社会多元文化。
每个孩子都生活在多维的现实社会中，受到了社会各种文化的冲击，包括电视传播媒体、网络等载体，由于中小学阶段的孩子没有明确的辨别是非的能力，他们有着从众、盲目的心态。社会生活中的多元文化，对学生的思维将带来很大的影响。为了确保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和水平，必须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力度，科学、有效地进行反思，促使教育和谐发展。
二、课改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1.基础教育的需要。
教材改革是一项长期的连读的工作，我们要稳步向前推进，要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它的目的在于课程内容仍与生活和时代相联系，特别是与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相联系，科技不断发展，新鲜事物不断产生，教材改革就必须紧跟时代，因此，教师的知识也必将不断地改进，主动接受新知识，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2.现代社会的需要。
教育观念滞后，人才培养目标同时展的需求不能完全适应；思想品德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不强；课程内容存在着“繁、难、偏、旧”的状况，考试内容偏奇、难现象突出；课程结构单一，学科体系相对封闭，难以反映现代科技、社会发展的新内容，脱离学生经验和社会实际；学生死记硬背、题海训练的状况普遍存在；课程评价过于强调学业成绩和甄别、选拔的功能；课程管理强调统一，致使课程难以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学生多样化发展的需求。这些问题的存在，以及它们对实施素质教育的制约及产生的不良影响，都足以说明推进课程改革的必要性和针对性。
3.学生发展的需要。
对于知识而言，人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发现”。对于学校里的学生而言就是让学生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但是现在他们的任务乃是接受、存储前人已经“发现”了的知识。在实践中，与知识、技能的传授无直接关系的校内外活动，往往被看做是额外的负担而遭到排斥。这种知识本位的课程显然是不符合时代需要的。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探究、选择和创造的过程，也是学生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乃至正确世界观逐步形成的过程。
三、新课改的对策和措施
1.加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互动与整合。
良好的家庭教育促进学校教育的发展，反之制约了学校教育的顺利开展。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家庭教育是前提和基础，学校教育是提升和深化。加强学校与家庭的沟通和交流，对于促进学生健康、全面的发展是极为重要和关键的。学校应主动跟学生家长取得联系，定期召开家长会，介绍学校的活动开展和孩子的学习生活等情况，及时告知家长。家长应以更加积极的主人翁姿态参与到学校的各项工作中去，及时有效地了解自己孩子在学校的各方面情况。
2.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学校要高度重视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各种有效形式活跃学校校园文化，定期举办校园书画比赛、普通话比赛、校园文化节、校运动会、中华古诗词朗诵比赛、元旦文艺汇演、法制教育抢答、电脑科技文化节和海报制作比赛等活动。让学生在这些活动中成长，得到文化的感染和熏陶，让心灵得到感化。
3.全面推进校本教研制度，促进教师在研究状态下工作。
为了更好地促进农村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学校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校本教研制度，校本教研是学校发展的有效途径，通过校本教研，促成学校教师在研究状态下工作。让广大教师积极主动地参与相关课题的研究，任何事物都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探索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策略和方法。在研究中教学带着研究的课题去教学实践，解决教学中的相关问题。
1.社会关注没能转化。农村义务教育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由来已久，也引来社会各方面的不断关注。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社会上呈现了一种并不令人叫好的现象，一旦某一地区、或某一学校出现问题，社会关注度颇高，人力物力财力急剧向此地区或学校倾斜，问题得到一时解决，但随着人们热情很快冷却，该地区或学校又归于原状。党和政府历次会议对农村地区教育问题的解决提出明确要求，但具体如何细化，如何深化，如何转化，如何发展又是各级政府和学校亟待解决的难题和现实问题。社会关注的转化就是要求各级政府将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细化到当地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上，要求社会组织将社会上“蜻蜓点水”形式的关注细化到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改观上。因为社会关注没能有效转化，政府责任意识不强，办学条件依旧，农村环境继续现状，家庭环境没能改善等等，大部分人对农村义务教育依然似浏览新闻和网页式关注。与其对农村教育表面化、肤浅化关注，不如点滴地逐步推进和改观。
2.管理体制没能系统化。农村义务教育在管理方面表现出的管理思想陈旧化、管理方法欠妥、管理人员欠缺等突出问题，究其原因是由各方面长期没能及时有效更正和治理造成的。首先是各级地方政府认识不到位。没能够将教育管理放在重要和突出位置，对教育的重要性强调不够，对教育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清楚、不到位，因而缺乏相应的条件支持。同时，对于农村学校教学质量和管理没有形成有效监管和指导，“很多地区学前教育甚至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相关体制不够健全。其次是教育部门认识不到位。教育主管部门对农村地区教育管理人员定期培训和学习交流不重视，仅仅依靠学校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有些地区根本没有明确的教导主任、教务主任专门教师）等几个领导人员进行管理，专门负责老师严重缺乏，酿成管理不及时、不到位、不有效。第三是学校自身认识不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地区学校忽视党和政府相关教育方针，依旧将升学率放在首位的现象相当普遍，“填鸭式”教育方法得不到纠正，课程开设不统一、不全面、不合理。第四是家庭层面认识不到位。父母远离子女，缺乏必要教育，坚持将子女送入学校就“一劳永逸”，这加重学校管理的应有负担，给学校管理带来不便。
3.学校“内”“外”不美、优化。“内心”不美化。学校资源“内心”不美化主要是指学校各种配套资源的缺乏，必须的硬件和软件设施不够，更不可能合理有效地利用其资源。人均占有面积不合格；教学用房不健全“教学辅助用房（实验室、仪器室、音美教室、图书室、多功能室、团队室、会议室、值班室）严重不足，绝大部分农村小学根本没有教学辅助用房。”教学设备不达标；信息技术不发达；课程设置不合理；知识更新换代不迅速等等。河南大学张新海副教授在对中原地区调研发现，农村义务教育质量提升不在于外表的美化而却在于真正将学校“内心”美化。内心不美化必然影响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内心”不美化不能够给予教师提供一个便利的环境，不能够真正使教师融入其中；内心的不美化不能够为孩子创造一个乐于学习的氛围，不能够及时将孩子接触到新鲜的事物。环境的不够和谐，资源的不够丰富，场所不够宽余，设备的不够更新等等极大程度上影响到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和青少年的成长成才。
“外表”不优化。“外表”不优化主要是指农村教育资源的不优化。囿于农村地区特殊地理位置和背景，致使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出现教师资源的缺乏。教师资源的质量对教育的影响直接反映到学校教育教学成果上。教师资源的不优化主要是指：一是农村地区长期执教，经验丰富的教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逐步向城镇地区转移，使农村原有良好教师资源出现短缺；二是指城市的优良教师资源不愿意、不乐意去基层农村执教。即使是在特岗和招教考试胜出的刚毕业的大中专学生和研究生也不愿意选择长期执教农村，有的即使执教了，三五年也向城市中迁移，唯余年龄较大教师留守执教，“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严重老化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且学段越低，学校越偏远，老化的程度越严重。从年龄结构上看：50岁以上的老教师居多，30岁以下的年轻教师很少。”甚至有的城市、地区不但不下放教师资源，而且向优良的农村地区教师资源抛出了橄榄枝，这便造成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落后和质量不提升的恶性循环之中。
4.农村地区文化负面影响化。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不发达和农村地区文化的负面化有着固有的联系。农村环境、家庭观念、传统思想是影响农村教育和青少年成长十分重要的因素，农村消极环境是农村教育发展的无形屏障；传统教育思想是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无形束缚，“我国教育政策和教育学界多年来一直笼而统之地强调农村教育‘为农’。”家庭陈旧观念是教育子女成长过程中无形障碍。影响农村义务教育的消极社会环境不破除、传统思想不蜕化、家庭陈旧观念不扫掉，日积月累便成为影响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蛀虫，成为农村发展和子女成才的绊脚石。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农村地区呈现当孩子出生不久，父母便早早离开了孩子出外打工，真正起教育作用的却是祖辈，这便使孩子接受不到良好教育。在如此环境、思想、观念笼罩下，循环往复，便给青少年的教育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只有将环境营造好、思想改变好、观念更新好，重塑学校和家庭教育的地位，才可以更好辅助农村地区学校教育，才有益于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
作者简介：杨兆山(1963-)，男，黑龙江甘南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侯玺超(1985-)，男，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陈仁(1985-)，男，广西北海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一、必要性：农村教育需要有“自己”的理论
农村教育研究是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在农村教育研究方面，教育理论工作者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取得了丰富而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对农村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但“从整体上看，农村教育研究的学理水平还很低，无论在研究内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需要对现有的研究加以学术反省。”[1]所以，如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更为有效地开展农村教育研究，使农村教育的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农村教育实践的发展，有效提高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使广大农村青少年儿童享有和城市大体均等的受教育权利，使农村教育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村社会发展，适应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快速迈向城镇化的新现实，是农村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摆在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那么，农村教育研究是否需要“理论”，这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一般来说，关于农村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属于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农村教育研究都是有“理论”的。任何一项研究成果，都内在地反映出研究者一定的立场、价值取向和方法论等理论素养，农村教育研究成果也必然具有“理论性”。但具有“理论性”的农村教育研究成果并不必然是“农村教育理论”的研究。农村教育理论是农村教育研究中的一部分：其一，它是对农村教育的理论研究成果的研究；其二，是在此基础上对农村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总结，抽象出一般性的问题，从而确立一定时期农村教育研究的问题领域，进一步来明确农村教育研究的对象；其三，对“农村教育”这一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特征、发展规律进行抽象归纳，明确农村教育的特殊性；其四，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农村教育发展的总体性理论假设，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由此，“农村教育理论的研究”与“农村教育的理论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后者的抽象与升华。
问题在于，农村教育是否应有属于“自己”的“理论”。目前的农村教育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将“农村教育”视为一个公共问题领域，将某一种具有相对普适性的“理论”应用到或移植到农村教育领域中来，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中的理论，正如将统计学引入到教育领域而成为教育统计学一样，从而生成农村教育的研究成果，农村教育研究要“综合应用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2]，这是当前比较普遍的研究视角和路径。
本文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固然有助于农村教育研究的深入，但也应将农村教育视为一个相对特殊的研究对象，从探究农村教育发展的特殊的本质、特征与规律入手，构建农村教育的理论。问题的关键是，农村教育是否特殊到足以需要一种有针对性的理论来对其进行解释。从农村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组成部分的角度来看，将其视为一个公共问题领域有其合理性；但我国的农村教育亦有其特殊性，从体制来看，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造成城乡间发展的不均衡，农村教育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教育结构，尽管在国家教育政策文本或经典教育学教科书中，我们很少见到有关于农村教育是与城市教育相对应的教育的表达，但实际上，无论在观念层面或在实践层面，农村教育已成为一种区别于城市教育的教育”[3]。从文化上看，基于农业文明的农民生产与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差异的存在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此外，人口分布情况、地理和民族差异等等因素造成了农村社会与教育发展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并且这一特殊性无论合理与否，都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
更为重要的是，城乡教育发展均衡并非城乡教育发展“同质化”。所以，农村教育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理论”，为农村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作为农村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教育，必然有其异于其他教育的特殊性。农村教育研究需要立足于农村教育的现实。理论的生成不是由“一般到个别”，而是正相反。正如不是先“构建”辩证唯物主义，再“创造”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农村教育实践发展的特殊性，客观上要求理论工作者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和提升，将其上升到理论认识，并探究农村教育发展的规律，从而提升农村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在坚持科学精神的前提下，通过整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学科优势进行视阈融合，形成一种科学人文主义方法论”[4]，据此形成属于农村教育的“理论”，而这一理论也将起到丰富和完善整个教育学学科的作用。
对农村教育研究者来说，目前需要深入探讨的是如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即不仅仅是把农村教育作为一个空间意义上的领域，研究者只是将某一理论应用在这一领域中，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学科研究对象，研究者需要深入其中，探究其内在的本质特征与规律，从而生成农村教育的理论。
首先，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文化传统对当前农村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自秦汉以降，管理地方越来越重视教化的作用，“到明中期地方乡绅、族长成为教化的主导力量，与此相适应，乡约、族谱便成为教化的主要形式。”[5]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十分迅速，城市人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影响日渐式微，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相对于传统文化而言，变化是巨大的。而广大农村地区则更多地保留了农耕文化传统，其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和城市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异，无论这种差异本身是否合理，在短期内是很难消弭的，理论研究者不能无视这种差异。
其次，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在体制上强化了城乡本就具有的这种差别。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体制因素以及区域发展不均衡等的叠加影响，农村的社会与教育发展总体上落后于城市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总体上发展迅速，但农村教育发展相对滞后，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距仍是巨大的。这也是理论研究者必须正视的现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6]，“城乡教育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社会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7]。城乡一体化为农村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也说明，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无视这一现实，一厢情愿地进行抽象的批判和理论构想，对改善农村教育的现实并无裨益，这种流于清议的学术研究在实践中反而往往是有害的。
农村教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教育现象。由于文化传统、现实国情等原因，农村教育不仅是一个教育场域，更主要的是一种特殊的教育现象，简言之，农村教育有其特殊性。至于这种特殊性是什么，如何评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农村教育理论建设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明确农村教育的内涵。包括其本质、规律、价值取向等问题，这是建设农村教育理论的合理性前提。
二、问题域：“教育的农村问题”抑或“农村的教育问题”
顾名思义，农村教育理论的价值是为农村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由上文，建设农村教育理论首先要为农村教育方面的研究“立法”，即在内涵上明确农村教育研究的特殊性，从而避免假借农村教育之名做泛性的一般化的研究。更进一步，农村教育理论的建构，也在外延上明确了农村教育研究的问题域。
如果对目前的农村教育研究成果进行考察，其研究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个领域：一类是“农村的教育问题”；一类是“教育的农村问题”。
所谓“农村的教育问题”，是指将农村教育问题视为整个农村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农村社会整体发展的视角下来审视农村教育发展问题。此类研究比较侧重于从宏观的社会层面来探究农村教育问题背后的动因，关注农村教育问题与其他农村问题之间的联系，试图从整体的视角来研究农村教育。关注此类问题的大多是具有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术背景的学者。其研究的合理性是注意到农村社会对农村教育的整体制约性，也关注教育对社会的影响，理论视角比较开阔和丰富，其研究方法，尤其是社会学、经济学的方法，比较规范、严谨，其研究结论也具有说服力。其局限则是相对忽视了农村教育作为“教育”的特殊性，更多的是从外部而不是从教育自身出发来探讨农村教育问题，视教育为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的手段与途径，造成农村教育改革路向的偏差。
所谓“教育的农村问题”，是指基于教育自身的视角，从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的特殊性出发来研究农村教育问题。此类研究更多的是将农村教育(农村学校)从农村大环境中剥离出来，做相对独立的剖析，关注相对微观的学校教育内部的问题，对农村学校教育现状的描述较为具体细致，有助于对农村学校教育问题认识的深入。研究此类问题的学者多具有教育学科背景。其研究的合理性是充分尊重了教育活动自身的特殊性，对课程、教学、教师发展、学校架构等方面问题更为关注。其问题则是容易导致相对孤立地研究农村学校教育现象和问题：一方面，忽视了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别。
两类研究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农村”与“教育”(学校)之间的分离。建构农村教育理论，需要将农村与教育真正结合起来，做到既有农村，又有教育。既要立足于农村，把农村教育问题视为农村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又要立足于教育，凸显出农村教育之于农村社会和城市教育的特殊性。
农村教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教育现象。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必然就是农村教育理论的研究对象。从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看，一种是由教育自身原因引发的教育问题，这是农村教育理论研究主要领域。此种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教育领域内部矛盾发展变化使然，例如教师体罚学生，虽然问题也有社会背景，但主要是教师自身素质不高的问题，不必扯上什么社会原因，把责任推给社会。这类问题是教育矛盾自身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以也必然是教育学要研究的问题。一种是由社会原因所引发的教育问题，这类问题表现为教育问题，实际是农村社会(以及整个社会)问题在教育领域中的表现。这一问题不仅在教育领域反映出来，也在社会其他领域中得以反映，所以，这类教育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这类问题不可能在农村教育的框架内单独解决，而需要在整个社会层面才能得到解决。对于农村教育研究者来说，这类问题并非不可以研究，但需要更加审慎，不能流于空洞的情绪化的议论。
农村教育理论需要在农村社会问题的背景下来展开对教育问题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教育理论也要深入研究农村社会其他领域的问题。教育研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是由于社会其他领域问题与教育问题发生切实的影响。教育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社会其他领域的问题也影响了教育问题的产生与解决，需要把教育问题置于广阔的社会问题的背景下去研究。教育理论之所以要研究这些问题，是因为这些社会活动中的矛盾影响和制约了教育活动的矛盾运动发展，所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构成教育研究的理论前提。
所以，需要将“教育的农村问题”与“农村的教育问题”结合起来。“如果我们用传统的教育学的思维方式思考农村教育，那么农村教育就变成了一般教育理论的应用地，但是如果我们从城乡关系、社会转型等大的背景去思考问题时，就会发现农村教育有许多自己独特的‘问题型’”[]，由此所生发的问题，才是真问题，才是可以解决的有意义的问题，基于这样的问题的研究，才是有意义的研究。
三、落脚点：如何建设农村教育理论
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的深化，农村教育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为农村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了发展的契机，许多新问题需要理论研究加以应答。《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在学前教育、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义务教育、教师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设想，农村教育日益受到国家的重视。
农村教育理论的建设的路径，应是在对当前农村教育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的基础上，通过理清农村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矛盾和核心问题，探索农村新教育理论构建问题。其目的是通过理论研究，系统总结之前的理论研究成果，为今后农村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农村教育实践的深化与发展。
(一)在对已有研究的研究中确立学术生长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与教育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取得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推进农村教育研究，提高农村教育研究对农村教育发展的影响力，有必要对30年来农村教育方面的理论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其一，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我国社会各方面迅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十六大以来的10年，改革逐步深化，社会继续发展。适时进行理论总结，探究30年来农村教育研究的理论发展线索，对农村教育研究做相对全面的理论梳理，以形成对此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的全面概括。
其二，对30年以来农村教育研究所取得的经验与成绩进行总结。农村教育所取得的成绩与理论研究者的努力是不可分的。任何实践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教育实践的深化与发展的背后是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此一时期教育理论研究的成功之处进行深入研究，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其三，对30年来农村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与反思。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当前还存在许多问题，这是必须正视的。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复杂，其中，农村教育研究的解释力与实践力的不足需要反省。所以，有必要对当前农村教育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找到原因所在，以求在今后的研究中克服。
(二)基于农村教育现实，明确农村教育发展中的基本矛盾与核心问题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凭空设想出来的，都有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问题。构建农村新教育理论，离不开农村教育实践与理论中的现实问题。农村教育研究是研究农村教育中的问题的。所以，基于农村教育的问题意识，是农村教育研究的合理性前提。即只有研究的是农村教育的问题，才能称作是农村教育研究。这就需要找到农村教育研究中的基本矛盾与核心问题。找到了农村教育的特殊矛盾与问题，才能明确农村教育的特殊性，深入认识农村教育的本质和特征。也就能够确定农村教育研究的边界。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农村社会与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演进路径和城市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一不同造成了农村教育问题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农村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必然就是中国教育中的普遍性问题。当然，包括农村教育在内的各种教育共同构成了中国教育，但由于教育发展与研究价值取向中的城市本位的价值取向，农村教育和农村教育研究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了。作为中国教育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农村教育在现实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从理论到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城市教育的“附庸”，这种局面，对于农村教育是不利的。农村教育中的问题是被“发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制造”出来的。本文力图通过文献梳理与调查研究，从理论上阐明农村教育的本质与特征，以确立农村教育研究的逻辑与现实起点。
(三)基于辩证法的方法论，构建农村新教育理论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15-0060-05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如：1983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1年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的《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等等。在“四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要不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国家政策已经给予了明确、清晰、肯定的回答，学界也普遍认同。不过，也有少数研究者发出了不同声音。其中，宋飞琼教授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
《职业技术教育》2015年第30期发表了宋飞琼教授的《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三个假设》（以下简称“宋文”）一文。宋文首先通过对相关政策文献的解读和部分论者言论的分析，归纳出了被其视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三个假设：农村需要大量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农村职业教育可以把农村青年留在土地上。然后，再以其课题组对中部某省五县（市）的调研为支撑，对这三个假设予以全盘否定，最后做出论断：“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
本文认为，宋文的分析与论断，存在逻辑漏洞和理据不足，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不是伪命题而是真命题，并就此与宋教授商榷。
一、对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质疑
宋出了“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的论断，是基于对其设定的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三个假设”的否定。从逻辑上看，如果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真是这“三个假设”，且又被否定，自然“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了伪命题。但问题是这“三个假设”真的是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前提吗？
首先，让我们看看宋文对“农村职业教育”如何界定？对什么是“农村职业教育”，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没有一个被政策制定者、实践者、研究者都普遍认同的定义。“农村职业教育”可以从地域、教育对象、教育功能、培养目标、办学方式等不同角度理解和定义。比如，有人将其理解为狭义的“在农村、由农村人举办的、以培养农村技能型人才为目的的农村职业教育”，也有人将其理解为广义的“面向农村”的“大农村职业教育”，等等，不一而足。不过，尽管“农村职业教育”歧义纷呈，但有一点却几乎没有歧义，即“农村职业教育”至少包括了“农村职业学校教育”和农村成人职业技能培训，农村职业教育既要培养农业生产人才，也要培养其他各种类型的农村实用人才。似乎宋文有意回避了大家对“农村职业教育”共性的理解，刻意把“农村职业教育”限定为“主要由办在县域以涉农专业为主的中职学校构成”的中等职业学校教育，而把县域内不是“以涉农专业为主”的中等职业学校教育，以及非正规的农村成人职业技能培训排除在外，这显然有混淆概念、以小指大、偷梁换柱之嫌。按宋文对“农村职业教育”的界定，实际上，宋文否定的就不是“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这个命题，而是“在县域以涉农专业为主”的职业学校教育。所以，宋文不应从一般意义上得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的结论。
其次，让我们看看宋文对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前提如何设定？宋文通过对1980-2015年相关政策文献的解读，以及期刊论文观点的分析，归纳出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三个假设”。在此，对这“三个假设”的对错，笔者暂时“存而不论”，重点要对宋文把“三个假设”设定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合理性提出质疑。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客观存在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及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村职业教育需要为农村社会培养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型人才，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农村职业教育满足农村人口接受教育的需求；新世纪，我国逐步进入了城乡统筹发展、新农村建设、农村“四化”同步发展的新时期，农村职业教育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留守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宋文的“三个假设”只能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时期，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形势不同，农村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不同，人们对农村职业教育实际作用的认识和政策期许不同。除此之外，似乎说明不了太多的其他问题。所谓“前提”在逻辑学上是指“宣示理由或证据的陈述”，必须支持或蕴含结论的所有要求。无疑，“三个假设”并不足以支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的所有要求，所以也就不是前提。由此可见，无论是基于历史和现实考察，还是基于理论分析，农村职业教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应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农村人口接受职业教育的主观诉求。尽管这种客观需要和主观诉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各不相同，但只要它们实际存在，就有继续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必要。
二、对“三个假设”全盘否定的质疑
为深入讨论问题，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如果宋文把“三个假设”设定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前提并没有错，是不是“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就成了伪命题？
在笔者看来，即便如此，也不能证明宋文最后结论的正确性，因为宋文对“三个假设”的全盘否定，明显存在理据不足。下文将对此一一加以分析。
（一）农村发展真的不需要大量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
被宋文设定并随后否定的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第一个假设是“农村需要大量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宋文认为：“农村需要大量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这个假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个很长时期内是对的。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使这个假设不成立：一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很多新的农机具似“傻瓜相机”，很容易操作，一些新技术帮助简化了生产工艺。二是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农业科研和教育部门参与、合作组织或企业运作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在该服务体系支撑下，农业生产过程被程式化，不需要大批技能型人才。宋文以生产过程分析理论和对中部某省五县（市）的实地调查，为其论点提供论据支撑。
笔者认为，宋文的分析虽有一定道理，但存在以下漏洞：其一，生产过程分析理论表明的是可以从生产的典型任务、主要环节、岗位职责、从业者所需知识和技能等方面清晰地理解、认识生产过程，并不表明对农业经济主体的职业能力要求必然降低，对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的数量需求必然减少。其二，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领域应用范围的扩大，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逐步转变，“企业集中养殖”“公司+农户养殖”“二者混合养殖”逐渐成为种植业、养殖业三种主要的生产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从业者的技能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现代农业发展初期，农业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资料还比较低端，从业者可以“干中学”，或者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照着做”，此时，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不够明显。单纯利用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农业不是现代农业。现代农业是“以现代产业的理念为指导、以产业关联关系为基础、以现代科技为支撑、以现代产业组织为纽带的可持续发展的包括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的有机系统。”[1]随着现代农业进一步发展，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农田艺术景观、阳台农艺等创意农业、农产品个性化定制服务、会展农业、农业众筹等新型业态的不断涌现，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都会需要大量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涉农专业人才，对涉农专业人才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也会提出更新、更高要求。所以，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即使存在宋文所说的对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数量需求有所减少的情况，也不否定我国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潜在的大量需求。毫无疑问，无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如何发达、农业科学技术应用达到何种水平，其有效运作和合理应用都离不开大量涉农技术技能型人才提供的人力支持。其三，宋文调查的只是中部某省五县（市）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转变的种植业、养殖业，样本数量有限。宋文忽视了我国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与特点。我国幅员广阔，自然禀赋迥异，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梯度性和区域差异性。我国还有很多农村地区山高路远、田地分散，不适合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我国也还有许多边远、贫穷的农村地区，从业者文化素质较低、观念落后，其小农生产意识和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很难在短期内发生转变，还需要大量的农业技术人员给与耐心的“手把手”指导。有研究基于中部地区各省份1990～2011年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中部地区整体的农村人力资本开发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对于中部地区农业经济的长远发展，在稳固农村物质资本投入的基础上，亟需促进中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本的深度开发，特别是教育人力资本开发，为现代农业发展供给高素质的新型劳动者[2]。现代农业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培养培训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有其迫切的现实需求。
至于宋文所说的一些农业企业不愿意招收农村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更不能说明农村经济发展就不需要涉农专业的技能型人才。“是否愿意”与实际“是否需要”完全是两回事，“不愿意”并不表示实际“不需要”。
在笔者看来，“农村需要大量的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这个假设，不但在过去的三十年成立，就是再过三十年也成立。
（二）“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仅仅是一个良好愿望？
被宋文设定并随后否定的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第二个假设是“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理由是：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需要一支数量充足的、质量合格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需要建设好农场、养殖场等实习实训基地，需要较好的办学设备、较充足的办学经费投入，等等。但是，我国许多农村地区财政困难，职业学校办学经费严重不足、没有合格的师资队伍、实训基地建设极为薄弱、教学设备非常短缺。所以，“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涉农专业技能型人才”仅仅是一个良好愿望，更不可能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宋文以此证明，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无异于浪费钱财、毫无意义。
对宋文的分析，笔者提出如下质疑：其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真的如此不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向农村倾斜、支持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也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在职教经费投入、职教师资培养、贫困生资助、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大力支持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农村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已经得到了普遍改善，办学质量也在逐步提高，为发展农村经济培养了大量的技能型人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3]。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大力支持，以及区域职业教育布局的优化调整、校企合作的深入推进，涌现出了大批办学条件好、办学实力强、办学水平高的县域职业教育中心、农业职业学校、农业职业教育集团，县域职业教育培训网络也已基本形成。随着农村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不断增强和服务网络不断向社区、村庄、合作社、农场、企业的延伸，必将为农村经济发展培养培训更多的技能型人才。尽管目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与城市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相比还有明显差距，但岂可因此就罔顾事实，抹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成就，抹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村实用型人才培养的历史贡献和实际价值？其二，农村职业学校不能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吗？宋文认为，具有“高素质，不仅需要知识技能，更需要宽广的视野、综合的管理能力、优良的职业道德和诚信的经营意识”的“新型职业农民”，应该是高等农业院校涉农专业的培养目标（宋文中的“高等农业院校”属于城市职业教育机构）。因为只有高等农业院校才具有培养这类人才的人文环境和具体条件。在笔者看来，这种看法至少忽视了两点：一是我国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现代农业的生产和经营主体，主要包括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一些种粮大户、养殖大户，以及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乡镇私营企业主、家庭农场主、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等。这些人构成了新型职业农民的潜在主体，也是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主要对象，这一点从国家政策和地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政策实践中，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例如，教育部、农业部《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四川省新型职业农民认定办法（暂行）》《南京市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办法》《安溪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认定及管理办法（试行）》，等等。总体上看，这些农业生产和经营主体有较好的经济基础，有比较丰富的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经验，有一定的市场意识和管理能力，但文化水平不高。农村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如果能够开展有针对性的培养和培训工作，完全可以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发挥其积极作用。二是农村职业教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培训中的独特优势。新型职业农民有不同层次和类型，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与农村社会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它们比城市职业教育机构更了解农民、贴近农民、亲近土地。农村职业教育机构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和高等院校、涉农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组成“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共同体”。通过分工协作、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以国家和地方开展的各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和项目为抓手，搭建形式多样的实践平台，共同培养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假如真的如宋文所言，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培养出合格的涉农专业的技能型人才”仅仅是“一个良好愿望”，那就更加说明我们对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力度。
（三）农村职业教育就一定要把农村青年留在土地？
被宋文设定并随后否定的作为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前提的第三个假设是“农村职业教育可以把农村青年留在土地”。宋文的言下之意是：既然农村职业教育不能把农村青年留在土地，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也就成了伪命题。
按宋文的叙述，其访谈对象无一例外地表示：接受过农村职业学校教育的农村青年，只要能离开农村，一定选择离开农村；农村青年接受农村职业教育实属无奈之举；农村青年接受农村职业教育的最终目的和最后结果也是离开农村。简言之，农村职业教育难以让农村青年留在农村。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知道，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城乡之间缺乏人才流动，城市人不愿意到农村工作、生活，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主要依靠农村职业学校培养。尽管这种教育制度、毕业生分配制度不合理，但实际上也把一部分农村青年留在了农村。自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地逐步放宽了对农民工进城的限制，城市较为优越的生活环境和较高的工资收入，以及大量的用工需求，的确吸引了大批农村青年进城。不过，也应看到，进入新世纪后，国家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目标，确立了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的惠农、惠民政策。同时，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东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和延伸，特别是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农村地区的转移，以及现代农业、区域特色产业的迅速发展，为农村青年提供了较多的就业、创业机会，一些接受过良好职业教育的农村青年开始在本地就业、创业，甚至外出打工多年的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者也不乏其人。或许30年前，农村人接受职业教育主要目的是为了离开农村，但在今天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已不再只是一个充满政治激情的想象！
退一步说，农村职业教育让农村青年全都留在农村就合理？难道我们需要这种“画地为牢”的农村职业教育？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在农村“四化”同步发展的进程中，一方面，农村职业教育既要为农村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培养实用人才，把有志于农村建设的农村青年留在农村；另一方面，也要通过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帮助农民工市民化。简言之，无论是让农村青年“留农”还是“离农”，都是新形势下农村职业教育两种并行不悖的价值选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宋文错误地定义了“农村职业教育”，错误地设定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前提，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特点与功能变化，也缺乏正确的认识，以致做出了“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了伪命题”的错误论断。我们应坚信，只要我国农村社会还存在，“三农”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农村职业教育就大有可为、大有作为，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依旧任重道远。当然，我们要发展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农村职业教育”，而是面向农村、服务农村的、现代化的“大农村职业教育”。
参 考 文 献
关键词：
农村教育；乡土意识；教育功能；地方人才；社区文化
农村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小康社会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农村教育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止2014年底，我国农村常住人口为6186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45．23％［1］，农村人口基数依然庞大，迫切需要农村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如今，农村义务教育基本上实现了免费模式，越来越多的农民孩子上得起学，而随着职业教育在农村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农民的生活与生产技能。但是在当前的中国农村，很多观念还是比较落后，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以及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教育的发展困境依然存在，探讨我国农村教育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农村教育的意义
我国的农村教育源远流长，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有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剖析了教育在农村地区的重要性，并探讨了农村教育的理论与价值。例如，陶行知把农村教育看作是立国之本，他认为中国的农村非常落后，农民的人口又多，只有抓好农村教育，中国才会进一步强大［2］。晏阳初则认为农村要发展，教育需先行，农村教育是帮助农民脱离“贫穷、愚昧”的主要途径，是中国富强的基本要素［3］。如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是党和国家一直以来的重要任务，而在这其中，农村教育凸显出重大的作用。
（一）农业发展离不开农村教育作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农业大国，中国一直重视农业的发展，可以说，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命脉所在，是养活十三亿人口的第一产业，农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产生直接的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是我国社会安定团结的重大工程，所以农业的稳定发展是我国现代化愿景实现的基本条件。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跟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尚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有必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采取一定的手段措施对我国的农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在此过程中，教育是促进农业发展的根本手段，为了突破农业发展的瓶颈，需要不断提高农村教育的质量。然而一直以来，农村教育的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在观念上也难以改进，很多农民的孩子仅仅把读书当作通往城市的桥梁，而忽视了教育的本质，使得农业人才日益缺乏，农村生产力增长缓慢，技术措施止步不前，造成大量的土地荒芜、土质退化，加上森林的滥伐，使得水土流失情况严重，农业生产环境不断恶化，极大地影响到农业的稳定发展。面对这一现状，若对农村教育加以重视，在教育的过程中传播现代化的农业科技知识，使更多的农村科技人才脱颖而出，逐渐转变农民的观念，提倡环境保护，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促进农业发展，进一步展现农村教育的意义，我国的农业发展必将迎来一个新的局面。因此，农业发展是离不开农村教育的，两者相辅相成，农业发展离不开农村教育，而农村教育也是以农业发展为前提的，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加强农村教育是一项重要的决策。
（二）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前提是发展农村教育无论在教育学领域还是经济性领域，都认为经济和教育是分不开的，教育的发展方向和规模是由经济所决定的，而经济的发展需要教育推动，教育水平跟不上，经济的快速发展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同样，农村经济和农村教育也是密不可分，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与其收入是成正比的，从中可以看出农村教育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发挥出的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很多农民都住上了新房、开上了小车，缩短了与城市的差距，而这些成绩的获取，与党和国家重视农村教育息息相关，包括农村教育政策的推出及教育基础措施的落实。当然，这只是一个宏观上的现状，具体来看，我国贫困县、贫困村的数量依然不少，文盲与半文盲的人口比例较高，许多农民的教育文化程度只有小学水平，落后的农村教育对农村生产力发展有着直接影响。所以发展农村教育是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前提，只有不断加强农村教育的质量，完善农村教育的基本设施，改变农村教育的传统观念，以此来调整农村社会的文化结构，才能从整体上真正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三）农村教育是提升农民素质的主要途径受封建社会影响，当前依然有不少农民含有封建思想，例如重男轻女思想、迷信思想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农民的整体素质。而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农民素质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除了传统的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之外，还增加了农业技能素质、农业理论素养等。可以说，提高农民素质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证。而我国的不少农村地区，存在封建意识浓厚及小农经济思想等，且缺乏环境保护观念，法制意识薄弱，农业技能低下，农民接受新科技、新事物的能力较差，造成了农民的整体素质较为落后［4］。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为农村教育跟不上，教育体制落实不到位，从而与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脱节。因此，要重视农村教育，并将其作为提升农民素质的主要途径，促进农村文明程度的提高，使农民真正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力量，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当前农村教育面临的困境
虽然我国的农村教育理论起源较早，但真正实现质的飞跃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随着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在农村地区的普及，新一代农民的文化程度得到了普遍提高。如今，我国的农村教育实现了多元化发展，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都取得了较好的成就，农村教师队伍也在不断地加强，农村教育体制正在成功转型。当然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清当前农村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是：乡土意识薄弱，农村教育只是“跳板”；农村教学缺乏实践，“死读书”现象严重；农村教师待遇较低，师资流失量大；农村教育功能较为单一，社区文化落后。
（一）乡土意识薄弱，农村教育只是“跳板”在我国的社会发展历程中，城乡二元结构永远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虽然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乡户籍改革也在进行中，但城市与农村之间所存在的“鸿沟”，短时间内是难以抹平的。相对于农村来说，城市所具备的优势巨大，无论是交通基础设施、区域地理位置、居民保障制度、人均收入水平等，农村都远远比不上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农村甚至是“落后、封闭、保守、贫穷”的代名词，加上城乡户籍改革尚没有完全到位，农民若要落户城市，除了在城市购买商品房之外，另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送孩子上大学，利用教育打开通往城市的“门”［5］。鉴于经济水平，很少有农民能够在城市买得起商品房，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农村教育几乎是通往城市的唯一途径。城乡二元结构不打破，这一现象将一直存在，同时也是农村传统教育体系的一大特色。“考上大学，当上城市人”是当前大多数农村子女教育的头号信条，但也造成了农村子女乡土意识薄弱，农村教育仅仅是一块“跳板”，而很多农村学校只强调升学率，无论是教学目标还是教学内容，都以升学为目的，很少有涉及乡土本身的，这也是农村学生乡土意识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可能了解全国各地的人情风貌，对一些著名城市、山川风景了如指掌，但不一定了解本土的情形，缺乏本土文化的传承，甚至有一些农村大学生落户城市之后，很少再回农村，甚至看不起农村。
（二）农村教学缺乏实践，“死读书”现象严重在教育领域，理论结合实践是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理论需要实践来验证，实践需要理论来指导，两者是统一的［6］。但农村教学通常偏重升学率，“重理论、轻实践”现象普遍存在，加上农村子女的重要目的就是通往城市，对于必考的教材，他们通常能够倒背如流，为了应试而读书，实践操作极度缺乏，“死读书”现象严重。在九年制义务教育方面，按照一定的教学目标以及中小学生的接受能力，重理论的做法还不至于让学生偏离人生成长轨道，但高中教育甚至职业教育还采取这种做法，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学生未来的人生道路，使得他们实际动手能力低下，社会立足本领不足。而当前我国城市的就业形势严峻，并非每一位农村大学生都能够在城市里找到工作，如果无法在城市立足，很可能要重回农村。由于这些学生在教育的过程中，只会理论知识，与现实脱节严重，就算回到农村也不一定能快速掌握劳动技能，这就给农村社会的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压力，反过来阻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三）农村教师待遇较低，师资流失量大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决定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的基本因素。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教师的待遇有了明显的改善，地位也有了较大的提升，“尊师重教”成为社会上的一种良好风气［7］。但是农村教师跟城市教师相比，待遇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甚至有扣发工资、延期发放工资、发放不足额等现象发生，加上农村教育的行政干预较多、教师缺乏培训和交流、居住条件得不到改善、教师的娱乐设施匮乏、升职涨薪机会较少等因素，使得一些农村教师难以安心工作，如果有转行或工作调动的机会，他们往往更倾向于外面的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师资的流失量大，特别是一些偏远农村地区的教师队伍，“招不进人、留不住人”的问题较为突出。如何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成为当前农村教育面临的一个主要困境。据相关数据统计，2010－2013年间，全国乡村教师数量由472．95万降为330．45万，短短三年时间，乡村教师流失率达30％［8］。农村教育要发展，保持一支稳定的教师队伍至关重要，所以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农村教育功能较为单一，社区文化落后农村教育不止为城市输送人才，还要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农村教育肩负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许多农村地区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教育功能较为单一，教育定位和教学模式很少涉及培养农业人才方面，这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相脱节。基础教育实行的基本上是单一型的理论教育，完全脱离了劳动生产，素质教育不多，创业教育几乎没有，而职业教育也大多以理论为主，缺少培训基地与实践课程，大部分学生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拿到文凭证书。农村教育功能的单一化，跟农村社区文化落后也有很大关系，这是因为农村劳力基本都进城打工，仅仅依靠留守的老人孩子，是难以繁荣农村社区文化的，这间接造成了农村文化培育的滞后，如何脱离农村成为大多数孩子的向往，他们能做的是勤奋读书、考高分、上大学，这与一些农村学校应试教育的目标不谋而合，甚至有些学校相互间还会攀比，送出去的学生越多，越以此为荣，使得农村教育功能难以朝多元化发展。
三、当前农村教育困境的解决措施
针对当前农村教育所存在的诸多困境，迫切需要制定相应的解决措施，否则这些问题的持续存在，将阻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今，农村教育日益凸显出其作用和价值，如何对农村教育体系进行创新，使农村教育的发展走出困境，成为我国教育领域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一）加强乡土意识培育，发扬农村传统美德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无论在文化还是经济上都较为落后，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面要求，党中央和国务院也再三强调要尽快解决“三农”问题，并于2015年2月1日正式《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9］，这是新世纪以来连续第十二个聚焦“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充分展现了党和国家建设新农村的决心，但是城乡之间所存在的差距短时间内依然是难以拉近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农村在落后城市的同时，也有着一定的长处，例如空气更加新鲜、环境更加优美、民风更加朴实、邻里更加和睦，这些都是城市难以比拟的。农村有很多传统的美德，例如诚恳、守信、勤俭、尊亲、敬长等，并得到很多城市人的认可。这些农村的道德体系和伦理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所以有必要加强农村孩子的乡土意识培育，增强他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情怀，人生道路有很多，走进城市并非是唯一的一条，为家乡的建设作出贡献、跟家乡人民共同富裕，也是非常崇高的信条。随着乡村旅游热、“农家乐”、“乡村养老”等热潮的兴起，很多农村地区也迎来了致富的机会，农村教育应改变观念，多创新教育理念，充分发扬农村传统美德，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养更多的人才。
（二）增加实践教育，培育地方人才在传统的农村教育中，奉行的是理论教育，很少与生活、生产相连，很多农村子女的目标是通过读书走向城市，这种价值观念也造就了他们“死读书”的背景，其产生的结果是忽视了农业技术与生活技能，并成为农村生产力低下的主要因素，这显然不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因此，农村教育应增加实践教育内容，促进农村子女的农业技术掌握，提高生活技能的培训，这有两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农业技术的掌握可以帮助农村子女获得更多的生存技能，为将来返乡创业做好准备，同时还可以推动农村教育的多元化发展，从理论传授型向职业教育型转变，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农村学校的办学服务面，培养出更多的一专多能型人才。第二，生活技能的提高使得农村子女更加了解生活的真谛，学习到更多的人生知识，包括精神面貌、人际交往、生活常识等，具备更好的心理素质和更高尚的道德情操，并且能够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对学生的成长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实践教育还可以培育出更多的地方人才，由于农村社会比较分散，很多人守着三分地就满足了，如果没有人组织与号召，就不会有积极性，而地方人才正是带动农村社会改进与发展的“领头羊”，代表着创新与改革。地方人才应该熟悉本土的地理地形、人情风貌，在家乡建设中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利用本身掌握的农业技术创业致富，在当地树立起标杆，充分发挥出榜样的力量，并且能够通过技能“传帮带”、帮助农民推广优良农产品，带领家乡人民共同致富［10］。
（三）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农村教师与城市教师在待遇上差别较大，相关部门应重视该问题，通过各种融资途径提高农村教师待遇，以留住更多的教师人才。例如可以向上级部门申请教育资金辅助，或者跟相关社会机构、企事业单位合作，以定向人才培养为主要方式，争取到这些机构和单位的资金支持，以此来提高农村学校的教师待遇，激发农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11］。此外，在农村教师住房、评职称等方面，也尽量能给予优惠、开“绿灯”等，使农村教师能够教得“称心”、住得“安心”。农村教育还应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建设可持续发展机制，全面提升教师整体上的素质。例如可以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制定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不断对教师编制进行完善，吸引更多的优秀教师加入到队伍中来；也可以构建教师培训制度，培养当地的青年骨干教师，建立起教师流失的补偿机制，以此来提升农村教师的素质，并起到稳定教师队伍的作用。农村学校在提高教师专业技能的同时，还要培育教师的使命感，自愿投身于农村教育的事业中。相关部门还可以帮助农村学校与城市中的师范院校对接，定点培养师范生，为农村学校招募更多的一线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