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现在化论文篇（1）

 

随着农业产业化实践的深入，各国政府不但认识到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意义，而且还更加充分的认识到，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已经成了热点话题，国内外很多学者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相关领域进行了大量、深刻的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一大批优秀研究成果。

一、国外文献综述

（一）文献研究

国外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研究主要是从龙头企业的出现、与农户的组织形式等角度进行研究的。

Barkema（1993）认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消费者需求和偏好变化的需要。由于消费需求的变化很快，要求农业食品系统必须对消费者的变化及时做出反应，通过纵向一体化纵向协调，使得消费者的需求信息能快速传递给生产者。

Eaton（2001）对龙头企业与农户的组织形式做了比较综合性地分类：一类是“公司+农户”模式，另一类是“公司+中介+农户”模式。“公司+合作社+农户”、“公司+行业协会+农户”、“公司+大户+农户”等都属于后一种模式。可见，组织形式上的分类，仅仅涉及表象，是基于对现实的经验总结，不能反映各种形式内部的运作机理。

Kirsten and Sartorius（2002）详尽的解释和说明了订单农业给龙头企业和农户带来的好处和不好处。他认为订单农业给农户带来的好处，包括：①订单农业使农户跨越进入特定作物或动物养殖的障碍。②签约农民能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量和收入。③签约农户能降低销售风险并稳定收入。④签约农户还能通过更广的产品范围和差异化的产品来提高获利机会，或通过改变种植传统作物而种植高价值的作物来增加收入。同时，订单农业也给农户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地方，主要集中在:①在集中控制系统下，农户自主权利的普遍丧失。②为了履行订单义务，增加了生产风险。③订单农业通常会提高土地的利用强度，从而导致更多的污染。④农户收入的减少。

（二）文献简评

纵观国外学者对龙头企业的研究成果，国外的研究集中在龙头企业的出现、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合作方面，并且一般是从微观层面上开展的。宏观层面上的研究文献较少，关于龙头企业的作用似乎是被国外学者遗忘了。

二、国内文献综述

（一）文献研究

关于龙头企业的研究是近几年才逐渐开始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龙头企业竞争力的研究

（1）文献研究

王志茹（2003）的《南京市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竞争力研究》，陈怡（2003）的《江苏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构建了龙头企业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黎移新（2005）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竞争力培植研究》，以竞争理论为基础，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竞争力进行了实证分析，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阐述如何加大创新力度以培植和提高龙头企业竞争力。论文参考，带动作用。彭熠、和丕禅、邵桂荣（2006）的《强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核心竞争力探析》，分析了影响龙头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直接因素，提出要在推进农业企业化进程、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强化龙头企业基本能力及其他现代企业管理方法等方面努力，以提升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核心竞争力。王秀峰（2007）的《基于核心竞争力的贵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用具体数据分析说明贵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现状，提出要提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实现贵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王茜（2009）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效绩评价研究》，构建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模型并把它们应用于实际，分析评价了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绩效水平。

（2）文献简评

截至目前，学术界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竞争力理论、企业绩效评价理论和方法及其运用已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论文参考，带动作用。

2对龙头企业与农户关系的研究

（1）文献研究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实际运行的难点，同时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曹立群、周立群（2001）从信息经济学和博弈理论出发，研究了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行为。黄祖辉、王祖锁（2002）从不完全契约出发，应用资产专用性理论讨论了龙头企业与农户联结的两种契约——商品契约和要素契约。吴秀敏、林坚（2004）利用格鲁斯曼-哈特-穆尔模型（Gossnon-Hart-Moore）对农业产业化经营中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联接方式进行了考察，得出结论：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接方式不能一概而定，要看具体条件。随着产业化进程的加快，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方式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陈晓华、张红宇（2005）指出，目前主要的联接方式有5种：相对稳定的买断关系、合同式利益联结、合作式利益联接、企业化利益联结、股份式和股份合作式利益联结。构建了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评价指标体系。虽然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方式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但一般认为，以合同、合作、股份合作三种形式最稳定，据统计，全国582家重点龙头企业中，这三种缔约方式占93.7%，其中合同方式占82.9%（赵志龙，2008）。瞿珊珊（2009）提出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存在紧密型、疏远型、感性型、理性型等多种类型的合作关系，并指出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关系治理机制对绩效有着不同的影响。通过比较发现，紧密型合作关系对龙头企业与农户满意度的绩效都要优于其它三种类型；疏远型合作关系对龙头企业与农户满意度的绩效都要劣于其它三种类型；感性合作关系和理性合作关系，居于中间位置。论文参考，带动作用。

（2）文献简评

国内众多学者对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中的很多问题，如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行为、利益联接方式及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何种利益联接方式绩效最好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通过比较发现，紧密型合作关系对龙头企业与农户满意度的绩效都要优于其它类型（瞿珊珊，2009）。

3对龙头企业的扶持研究

随着农业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资源的稀缺性越发明显，政府对龙头企业的重视程度逐渐加强，学术界近几年对龙头企业的政府扶持问题也开始进行了研究。

（1）文献研究

2000年，中央提出在全国选择一批有基础、有优势、有特色、有前景的龙头企业作为国家支持的重点并制定了扶持政策，至此，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已经列入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之中。论文参考，带动作用。杜青林（2004）指出，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对促进农村先进生产力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起着关键性作用。张海宁（2007）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政府的财税扶持政策对龙头企业的产出和带动农户获利的作用及其效率。应丽艳（2009）建立数学模型，运用计量方法测度财政扶持龙头企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还选取典型案例，对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的方式和效果进行具体分析。杨明洪（2009）深入揭示了扶持龙头企业的理论依据，构建了扶持龙头企业的政策运作框架，结合理论和实践分析、评价了扶持龙头企业的效果。

（2）文献简评

以上学者分别从理论、实证、模型等角度全面、系统的分析评价了扶持龙头企业的效果，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论文参考，带动作用。

4对龙头企业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1）文献研究

周中林（2005）的《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历史地位与发展对策》，认为龙头企业要带动农民进行农业产业化，必须具有四方面特殊功能：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社会服务、协调管理。匡勇（2005）的《论湖南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及发展》，研究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促进农民增收中的关键作用。李炳坤（2006）的《发展现代农业与龙头企业的历史责任》，深入分析了现代农业与龙头企业相互关系，认为龙头企业在发展现代农业进程中具有很大优势，也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苑鹏、刘玉萍、宫哲元（2007）的《龙头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探讨了龙头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基本作用，初步分析了龙头企业的科技创新投入的特点、优势与局限性。

（2）文献简评

近几年一些学者对龙头企业的地位、作用分别进行了研究，但研究文献比较欠缺、研究面窄，不全面。

（二）文献简评

纵观国内学者对龙头企业的研究成果，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龙头企业竞争力、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合作、龙头企业与政府关系、龙头企业地位和作用方面。但是，关于龙头企业作用的系统研究文献较少。

三、总结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竞争力、与农户的关系、财政扶持等方面，并且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比较欠缺，已有成果在理论和实证方面仍有待深入研究，主要表现在：①研究缺乏系统性。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一环节，如龙头企业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研究的视角狭窄，且论证不全面。②研究方法不够规范。以往的研究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实证研究较少，尤其是应用计量经济学、博弈论、制度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的成果更少。论文参考，带动作用。

目前，从整个农村历史发展阶段看，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因此，关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综合带动作用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黎移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竞争力培植研究[D]．湖南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2]周中林．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历史地位与发展对策[J]．求索，2005（4）24-26．

[3]匡勇．论湖南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及发展[J]．企业技术开发，2005，24（3）：67-68．

[4]陈晓华、张红宇．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与建设现代农业[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5]苑鹏、刘玉萍、宫哲元．龙头企业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J]．学习与实践，2007，53-57．

[6]李炳坤．发展现代农业与龙头企业的历史责任[J]．农业经济问题，2006（9）：7-8．

[7]朱铁辉．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四阶段”论[D]．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

[8]彭熠、和丕禅、邵桂荣．强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核心竞争力探析[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6，18（3）：108-113．

[9]邸长慧．南京市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农户能力实证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0]张海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府财税补贴政策效率研究—以南京市农业龙头企业为例[D]．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1]王秀峰．基于核心竞争力的贵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贵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2]瞿珊珊．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关系:治理、绩效与影响因素[D]．华中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13]应丽艳．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农民增收效应研究[D]．沈阳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农业现在化论文篇（2）

舒尔茨在其《改造传统农业》着作中认为,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和技术。现代服务业能否成为改造传统农业新的生产要素,这是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研究意义的课题。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工业化已发展到中级阶段水平,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46.6%,拥有6.2亿城镇人口①,但中国农业大而不强的现状未得到本质上的改变,特别是传统农业比重较高,依然主要依靠以工哺农等非市场化路径来发展农业,严重制约和延缓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笔者曾在《农业现代服务业:以工促农的产业路径》拙文中,理论上论证了农业现代服务业是以工促农的市场化路径,是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实现产业耦合的产物[1]61,但未从实证角度论证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实际绩效,本文将予以弥补与完善,并从理论上完整地提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命题。

二、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重视研究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应伴随经济学家批判传统发展经济学对农业的偏见,以及追溯到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思想开始。首先,1958年农业经济学家科克伦(Cochrane, Willard. W)提出了“农业踏轮理论”,他是从农业技术引进的角度来认识改造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的过程。该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每个生产者适应农业新技术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技术的跟进和应用心[2]。在20世纪60年代初舒尔茨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理论的同时,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梅勒(John. Mdlor)也指出,促进技术进步是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关键[3]。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虽然论证了要发展现代农业必须通过引进新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等理论,但他们并没有解释如何引进技术及引进何种技术。直到70年代早期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YujiroHayami)和美国经济学家弗农.拉坦(vernon w. ruttan)提出“诱发性技术创新理论”,才解释清楚发达国家如何发展现代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4]。拉坦和速水佑次郎通过研究发现,美国和日本两国走的完全不一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并认为应该为农业发展补充最稀缺的要素技术。换句话说,技术的经济可行性决定了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安排,而不是取决于其技术的可能性(林毅夫,1988)。

综合当前国外现有的研究文献资料,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研究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生产业(Producer Services)等领域,并把生产业作为高级生产业或现代生产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国外文献简称为APS)研究范畴,这一点与国内把服务业区分为传统和现代服务业有较大区别。目前,在浩瀚的外文文献中,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关系研究上。Kenneth A. Reinert(1998)从贸易理论的视角出发,实证分析了生产服务作为直接投入对于农业产生积极影响,并构建了农村地区农产品产出模型[5];采用投入—产出表的相关计算方法,Postner H. Harry(1982)测算出加拿大1967—1977年的生产服务业消耗率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证明了生产业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在逐步增强[6]。(2)现代服务业为农业提供高科技服务研究上。Griliches(1958)研究发现,美国采用了杂交玉米技术后,社会回报率明显比未使用前高[7];Akino,Masakatsu,YujiroHayami(1975)对水稻、家禽育种等品种改良研究后发现,其社会回报率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表现为显着提高,而且在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其社会回报率也相当高[8];David, Hall Toole(2000)研究了这一领域颇有影响的三十余篇文献后得出结论:多数学者研究结论支持公共农业科研投入和私人科研投入呈现为互补关系[9];Bennet(2002)认为科技成果要想真正转化为农业的生产率,需要市场交易来完成[10]。(3)现代服务业为农业提供其他生产服务研究上。Pearce(1990),Oppermann(1995),Swarbrooke(1996)认为现代服务业对传统旅游市场的升级与改造,使得农业旅游成为经营者投资的重要领域[11],ArloBiere(2000)认为,应该单独开设一门农业贸易物流课程,并应在农业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内容上进行重点讲授[12]。

在国内文献中,黄佩民、孙振玉(1997)首先提出农业社会化服务业这一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密切相关的概念。随后学者开始重视研究这一问题。李桐山(2003)认为,与传统农业服务业相比,现代农业服务业是一种新型的农业服务业,具有与市场机制、高新技术和信息平台相适应等特点,并提出了现代农业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13]。刘立仁(2005)认为,建设现代农业不仅应包含大力发展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内容,而且也应把其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并首次对其进行分类研究[14];韩坚(2006)认为,农业生产业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新途径[15];陆云福、温月清(2007)以苏州市为例,刘峻岭(2007)以贵州省为例,分析我国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并对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6]。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在相关概念使用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同意使用“农业现代服务业”这一概念,另一部分学者赞成使用“现代农业服务业”这一概念,因此,在内涵界定中出现了概念混乱等现象[1]62。本文认为,使用“农业现代服务业”更能体现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总之,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业在实践领域已经承担了改造传统农业的功能,本文提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命题,并试图系统地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

三、理论框架

本文从产业耦合视角出发,从理论上证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最终的结果是诞生了一个全新的产业类型即农业现代服务业,并寻找了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一)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

被现代服务业服务的生产者,应包含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等所有产业的生产者。因此,根据服务与改造对象的差异,本文将现代服务业依次划分为改造农业的现代服务业、改造工业的现代服务业和改造传统服务业的现代服务业,它们与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的关系及形成机理见图1。所谓工业现代服务业是指现代服务业对传统工业的服务,主要体现在为工业生产提供技术研究与开发、信息服务、交通运输、现代物流、金 融和商务等服务。其服务的核心价值为工业技术改造与升级提供智力、金融和现代商务的服务。

图1 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

从狭义上讲,现代服务业是相对于传统服务业而言的。传统服务业一般是指餐饮等与吃、穿、住、行相关的为人们生活提供服务的产业。现代服务业是依托于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是信息技术与服务产业结合的新产物,主要产生于工业比较发达的阶段[17]。根据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发展经验,由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发展和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要求。因此,现代服务业是一个动态概念[18]。随着科技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服务业会拓展新的领域和增加新的内容,新的现代服务业会不断涌现出来,旧的现代服务业也就逐渐“沦落”为被改造的传统服务业。

农业现代服务业是本文引入的最核心的概念,也是本文试图为学术界和实践中着力引入的新概念。所谓的农业现代服务业,是指从工农业和服务业中分离出来而又经过适度产业耦合的,借助现代服务业的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的新型产业[1]62。本文继续沿用刘立仁对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分类标准,将农业现代服务业分为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农业生产资料连锁经营、现代农产品物流、良种引进服务、农机跨区作业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与中介服务、现代农业保险、现代农业信息、农业观光旅游等[14]。农业现代服务业最核心的功能是借助现代服务业的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等优势改造传统落后的农业,帮助传统农业走上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使其具有现代化的产业标签。因此,农业现代服务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意义可能更大,因为发展中国家多数是传统农业大国,急需要现代服务业的引植和服务。当然,现代服务业的孕育离不开发达的工业和科技,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普遍滞后,国民教育程度低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引入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循序渐进。

(二)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依据

1.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蜕变的技术需要

服务业发轫于工业,而工业又发轫于农业,所以,从产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农业中最优秀的要素依次被工业和服务业剥离了,那么,农业成为弱势产业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蜕变,仅依靠农业自身积累和技术革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外力即外来的技术和服务,特别是最新的科学技术、现代信息和管理技术,而现代服务业是依靠高新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及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主要为生产者提供中间投入的知识技术信息密集型服务的部门[19]。因此,改造传统农业所需的技术不仅可以由现代服务业来提供,而且与现代服务业的本质内涵相匹配,同时也是其拓展发展空间的自身需要。

2.现代服务业拓展利益触角的空间需要

关于现代服务业的界定,主流经济学家更多地将眼光聚焦在为先进制造业或者工业的服务上,而对现代服务业对农业的服务与改造功能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在实践领域农业现代服务业已经取得良好的发展成效。伴随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现代农业的形成与发展,与之相关的农业现代服务业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江浙地区的农业现代服务业实践效果最明显。同时,现代服务业要想获得新的增长领域也需要拓展其发展空间[20],将利益触角从城市、工业延伸到农村和农业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一方面会形成现代服务业多层次、多领域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会由于产业耦合而给三次产业带来蝴蝶效应、规模效应和由技术变革带来效率效应。

3.改造传统农业有产业耦合的功能需要

现代产业间的界限越来越淡化,是产业冲突走向产业耦合的产物,也是现代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耦合一般是指两个实体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物理学上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成为现代农业成长的主要驱动力,也导致农业与工业和服务业的产业界限日益淡化。现代产业耦合在形式上表现为体系内产业要素彼此影响、联系和联合,在本质上形成了更强的新型产业发展要素或者业态。农业现代服务业是三次产业耦合的结果,发展农业现代服务业不仅拓展和延伸了现代服务业的服务价值链,而且在客观上也促进现代农业的形成与发展。同时,有了农业现代服务业就让农业和现代服务业有了互动的桥梁。因此,运用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不仅是现代服务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三次产业间耦合的功能需要。

4.重塑农业现代化实现路径的创新需要

造成改造中国传统农业绩效较差的原因,有中国工业化水平偏低和产业结构畸形等因素,更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长期依赖的传统。中国农业现代化过多依赖于机械化、化学化和水利化,这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传统路径依赖,发展中国家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已成功的农业现代化路径本无可厚非,但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也应随之改变或创新。发达国家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就变成了旧路径依赖,根据马兰·阿瑟的路径依赖理论,旧路径依赖具有自我强化、自我积累的性质,即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的路径依赖都会依照已形成的技术路线实现规模模仿效应,而对新的技术形成排斥并固化制度实现的已有方式。要克服旧路径依赖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实现形成锁定效应,应确立现代服务业在改造传统农业中的主体地位,在实践中充分发挥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对农业生产的巨大改造作用。唯有如此,中国农业现代化才能获得通过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新路径依赖所带来的比较优势。

四、实证分析

上文从理论上阐述了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机制与原理,本节从实证角度进一步进行验证。我们选择中国农业总产值代表中国农业现代化或者现代农业发展的指标和因变量②,以农业现代服务业的现有实践领域为相关维度,即以农业保险、农业贷款、现代农业信息等农业现代服务业为自变量,以农业机械总动力、农用化肥施用量和有效灌溉面积为控制变量,建立计量模型。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GAP为农业总产值,即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的 总产值;TAV为农业机械总动力,包含农用大中小型拖拉机、农用排灌柴油机、渔用机动船、大中小型拖拉机配套农具的动力;AFC为氮、磷、钾和复合肥等农用化肥施用量,EIA为能够实现有效灌溉面积,AL为农业贷款,即金融机构对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的贷款余额,AI为农业保险,即政策性和商业性农业保险机构获得农业保险保费收入,MAI为现代农业信息,限于数据可获得性等原因,本文用18岁以上农民网名数量来衡量。

(二)计量分析过程与结果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在做回归前需要对因变量和自变量做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Eviews5.0进行平稳性检验。首先,我们对因变量GAP进行原始数据水平(level)下单位根(unit root test)检验,ADF Test Statistic的值为2.770571,均大于1%(-2.6453)、5%(-1.9530)和10%(-1.6218)的数值,对GAP进行一阶差分(1st differential)检验后,发现结论和原始数据(level)水平下单位根(unit root test)检验是一样的,即不能通过GAP的平稳性检验。二阶差分(2st differential)后,ADF Test Statistic的值为-6.291557均小于1%(-2.6522)、5%(-1.9540)和10%(-1.6223)的数值,因此可以认为它在二阶时,有99%的可能性是平稳的即通过了平稳性检验。

其次,对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单位根(unit root test)检验,发现了TAV、AFC、EIA、AL、AI、MAI等自变量都在无法通过level和1st differential下的无单位根的检验,即都是非平稳的。本文依次对这些变量进行了2st differential后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发现都通过平稳性检验,其中TAV、EIA和AL的ADF值均大于1%、5%和10%的所有的临界值,而AFC、AI和MAI的ADF值均大于5%和10%的所有的临界值,因此,可以认为它们在二阶时,有95%的可能性是平稳的。

虽然每个变量都不能在水平(level)和一阶差分(1st differential)条件下获得平稳性检验,但在二阶差分(2st differential)后都通过平稳性检验,可以看出,因变量和自变量具有单阶同整特征的,即通过了协整检验。因此,不同变量虽然它们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可以使用经典回归模型方法建立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

2.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了避免在回归中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首先,我们使用OLS方法对我们建立的多元方程做整体回归分析,虽然F值=340.3280>(6,24)=2.43,即通过了F检验即回归方程整体显着性强,但我们发现,只有FAC和AL两个变量通过T检验,其他变量都没有通过,而且出现了TAV和MAI的相关系数为负值情形,这与实际的经济因果关系是相背离的。因此,在模型(1.1)中的变量间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

其次,我们计算各解释变量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均值和方差。结果是一些解释变量间存在高度线性相关。尽管=0.9884,整体上线性回归拟合度非常好,但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值基本上都不显着,也表明模型中解释变量确实存在着多重共线性。另外,做辅助回归模型检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等,都得到了类似结论,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赘述。

3.逐步回归分析及结果

首先,我们采用White(1980)的异方差一致协方差矩阵,减少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对估计结果稳健性的影响。另外,本文有32个观察值的样本,符合怀特检验为大样本检验的要求。

其次,运用上述OLS法逐一求GAP对各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简单回归方程,并在综合考虑经济意义与统计检验等因素的基础上,选出拟合效果最好的一个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在本文6个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农业总产值(GAP)与农业机械总动力(TAV)的线性关系最强,拟合效果最好,结果见表1。

最后,将其他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逐一代入(1.2)方程,根据新增变量对模型的贡献大小,以及对其他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见表2),经比较后剔除一些对被解释变量影响不显着的变量,最后确定如下模型:

通过比较值(见表2),我们发现加入了解释变量AL(农业贷款)和AI(农业保险)后,模型的解释能力明显增强,另外,F值也有了较明显地增加。

五、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计量模型的结论

1.控制变量TAV(农业机械总动力)、AFC(农用化肥施用量)和EIA(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分别对因变量GAP(农业总产值)呈正相关,但TAV正相关性最为显着。三个控制变量两两组合和共同带入回归方程,其结果是AFC和EIA均未通过T检验,可见,在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实践中,AFC(农用化肥施用量)和EIA(农业有效灌溉面积)对传统农业现代化影响有限,更多地体现在农业机械化上。所以,本文最后只选择了TAV作为唯一的控制变量。

2.解释变量AL(农业贷款)、AI(农业保险)和MAI(现代农业信息)分别对因变量GAP(农业总产值)呈正相关,相关性强弱依次为AL、MAI和AI等变量。

3.在TAV为唯一控制变量的多元回归方程中,我们将AL(农业贷款)和AI(农业保险)带入计量方程后,比较前后模型的,发现回归的系数显着,显着提高,假设得证即以农业贷款和农业保险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对农业现代化有较强的显着影响,即有较强地改造与服务传统农业的作用。但将AL、AI、MAI带入后,发现回归方程中MAI(现代农业信息)的T值为-2.403036,即未能通过T检验。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现代农业信息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或实现农业现代化中作用并不显着,当前中国还未能充分发挥现代信息在现代农业中的作用,这与农民上网实际数量、目的和需求相吻合,同时,农业保险虽然在逐步回归中通过了相关检验,但回归系数很小,可见,农业保险在现代农业现代化的作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4.通过对控制变量(传统的农业现代化要素)和解释变量(以农业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现代化要素)对因变量的逐步回归分析过程及其结果来看,我们发现,控制变量TAV对因变量的影响最显着,依然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导力量。虽然,解释变量AL(农业贷款)和AI(农业保险)通过了回归方程的检验,但影响程度还是很有限的。因此,中国农业现代化中的以农业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生产要素还需大力推荐与引植。

(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等问题的研究还是一个崭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虽然在实践中已经初展其锋芒,但理论界对其研究较少,仅有少量的文献资料可阅,因此,在很多问题上的研究并未形成共识。应该说,本文是比较早的系统地研究了此问题,或许能为理论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做点前期推进研究工作。但本文认为,在以下两方面研究还是不够,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一是需要深入研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差异性等问题。本文用的是全国数据来做计量分析,因此,需要进一步分发达、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三个层次做实证研究,也许会得到更有益的计量结论。二是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如何从制度设计与政策激励上,大力促进中国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并有效地形成新型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农业现在化论文篇（3）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来，新农村建设的政治实践在全国蓬勃发展，理论探讨也不断深入。由于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政治结构、文化和民族特点等因素，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呈现出与中东部不同的特点，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探讨也逐渐形成独特的体系，学者们或者是针对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或者是从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实的角度出发，发表对新农村建设的看法。提出对策和建议。经过两年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是很有必要的，也必将有助于今后西部新农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

一、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有论者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践行党的性质宗旨的需要，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有论者进一步指出加快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之所以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点，原因在于全国和谐的薄弱之处是西部地区，城乡和谐的薄弱之处是农村，社会和谐的薄弱之处是农民。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改变西部农村的面貌，改善西部地区农民的生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难点所在，也是着力点所在，是突出的抓手。有论者还指出，西部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保证。

(二)西部新农村建设的预期作用。大多数论者一致认为，西部新农村建设为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首先。在政策方针层面，新农村建设端正和明确了少数民族聚居区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思路，改变了过去单纯追求GDP的观念，更注重农村中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协调、全面发展。其次，在经济层面，新农村建设有利于打破二元结构，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为统筹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总抓手，还可以促进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再次，在社会政治层面，西部新农村建设还有利于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与和谐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使农民群众通过新农村建设增进对党组织的亲近和信任。最后，在思想观念层面，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农民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激发农民发展生产、增收致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内在动力。

二、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内涵和关键

(一)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贯彻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方略，逐步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乡关系，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繁荣。另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二元结构得到改观，达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目的。

(二)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有论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集中概括。与传统农村相比，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五个方面的突出特点：其一，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城乡统筹良性互动的新农村；其二，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现代化水平、科技贡献率高，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的新农村；其三，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优美的新农村；其四，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设施良好的新农村；其五，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新农村。

(三)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根据西部农村的特点，将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或突破点放在哪里，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对策设计和实践成效。在此问题上，众说纷纭，争议颇大。有论者认为，要进一步提高西部农村生产力、创造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应该着重研究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农民组织化和农村合作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新型农民培养造就以及村镇建设和环境整治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有的论者更重视人的因素，认为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运用自己的双手创建美好家园，前提是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有的论者更重视生态问题，认为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充分利用农业的可再生资源，才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使农民的收入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使农村生活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并实现农业的持续发展，加快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有的论者更重视经济发展，认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生产发展为首要任务，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建设重点。最后，有的论者认为，应该将改善农民生活作为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关键环节，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差距。

三、西部新农村建设的障碍

(一)地理、气候和生态等自然资源条件。所有论者都指出，西部地区地处内陆，以山脉、高原、沙漠、戈壁为主，交通信息闭塞，气候恶劣。土质贫瘠，耕地面积小，生产和生活用水短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是西部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也是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巨大障碍。比如，贵州喀斯特地区山高林密，坡度陡峭，道路崎岖，岩多土少，石漠化严重，机械化程度低。甘肃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区，地形复杂多样。自然环境恶劣，森林覆盖率低，农业生态脆弱，土地沙化，干旱、大风、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频发。

(二)劳动力素质、结构和思想观念等人力资源条件。所有论者一致指出，西部地区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文盲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劳动生产率很低。在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有论者指出，西部地区农民对新事物、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偏低，对市场的认识粗浅、模糊，对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缺乏思想准备，保守和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和魄力，大多数人缺乏一技之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难以推广。在劳动力结构方面，有论者指出，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农业生产主要依赖老、弱、妇、幼群体，使西部农业劳动力素质日趋低下的状况更加严重。在消费观念方面，有论者指出，西北地区农民的消费主要集中在物质生活方面，文化生活消费显得相对滞后。在文化消费方面，先进文化、高雅文化消费不足，而低级庸俗文化消费仍有较大市场。在道德文明素质方面，有论者指出，西部地区农民一方面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另一方面，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重新泛起，、封建迷信等思想有抬头趋势，从而导致勤劳节俭、诚实守信、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正在丧失，关心集体、热心公益等集体主义观念正在淡化，民主法治观念依然淡薄。

(三)发展总量、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等经济发展条件。就总的情况来说，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2000年西部大开发之前，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份额较低，西部地区传统产业相继萎缩，新兴产业发育迟滞，产业发展缺乏新的增长点。就二、三产业发展状况而言，有论者指出，西北五省二、三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还缺乏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支持的能力，并且其产业结构侧重于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等类型，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升级效应不明显，对区域就业、城镇化以及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贡献相对较小，也没有形成明显的区域分工，不易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不足以提供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支持。就农业而言，人均耕地少，人地矛盾突出，生产性基础设施、服务性基础设施和流动性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业产业化的模式还需要进一步创新，进一步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素质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产业发展的低水平、产业结构的低层次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偏离。成为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障碍。就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来看，西部地区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并存，农村贫困程度深。

(四)农村党支部、基层组织和管理等政治条件。一些论者指出，西部农村党支部领导核心作用发挥难。一是执行政策无力，二是加快发展无门，三是服务群众无钱，四是化解矛盾无法，五是自身致富无能。西部地区和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农村基层管理乏力，部分干部法制意识淡薄、思想观念陈旧和自身能力欠缺，、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严重，无法担负起新农村建设的重任。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存在“等靠要”的臣属型政治文化；一些村干部缺乏平等意识，以狭隘民族主义或大民族主义处理民族关系；一些少数民族村干部受宗教的影响，以宗教价值观判断是非曲直，甚至影响政策；一些村委会主任，缺乏民主意识，在决策时一手遮天；一些村干部缺乏村民自治所必需的政治经验、政治技巧。广大农民对自己依法享有的政治、民利不熟悉，更谈不上行使，村委会选举常常是走过场，阻碍了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五)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条件。在文化教育方面，有论者指出，由于历史和政策方面的原因，教育资源在城乡分配不公直接导致了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同时，农民注重物质消费，对子女教育、农业科技投入、农民自身精神文化消费的投入明显不足。西部地区“毛入学率”和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有论者指出，西部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体系不健全，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广大农民的需要。

四、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一)需要处理的矛盾和关系。有论者认为，西部新农村建设需要处理和化解人多地少的矛盾、农村对人才的需要与农民素质普遍偏低的矛盾、西部资源开发的控制与农民生活基本需要的矛盾、以及分散经营与市场化经济格格不入的矛盾。另有论者指出，在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处理好民族地区以下各种关系：一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不同地区具体实施战略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推进民族地区全面协调发展；三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建设的关系；四是正确处理发展与生态人文环境保护的关系，将文化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视为完整统一的工程，实现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五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与个体差异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理念，充分尊重农牧民自己的选择权利。正确处理鼓励个体积极性与合作组织协调的关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关系，引导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有论者指出，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即新村建设与新农村建设规划之间的关系，新农村建设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宗教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以及生态环境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导和机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导及其与其他各种力量的关系，还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有论者认为，构建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平台，必须以政府为主体，而且是中央政府的投入为主体，国家通过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支持力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成具有一定水平的新农村发展平台之后，才能带动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实体的广泛参与。相反。另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不应该成为政府代替农民包办的新农村建设，而应是农民自主的新农村建设；同时，也不能站在政府和城市的角度来建设新农村。农民是农村和农业的主体，农民也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了解农民的切身需求。发动农民主动参与，组织农民共同建设。没有农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没有农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也很难取得成功。最后，有论者对主体和主导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三农”问题首先是体制性问题，新农村建设必须突破二元结构的束缚，通过“以工哺农、以城带乡”，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从而决定了政府既是启动者，又是组织者和出资者，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三农”问题又是发展性问题，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常态，“三农”问题必须在发展中解决，而农民是发展的主体，他们既是新农村建设的受益者，也是新农村建设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只有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引导农民积极响应、参与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才能顺利完成。此外，新农村建设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机制就是，通过政府的帮助、支持和引导，培育农村和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在农村形成各种发展力量的合力，形成政府、农民和各种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有论者提出，西北新农村建设应更加注重长远性，坚持规划优先、分步实施、因地制宜的原则；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推进西北地区新农村建设；与退耕还草相结合，在新农村建设中同时注重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有论者也指出要因地制宜推进新农村建设，不照搬、不强求统一的建设模式，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基础保障，注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避免“涸泽而渔”、“杀鸡取卵”、“寅吃卯粮”式的急功近利行为，转变农民观念，培养新经济时代农民应具备的基本素养[2¨。有论者提出，分类指导是新农村建设的有效原则。还有论者提出，坚持新农村建设的长远目标与渐进发展相结合，坚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坚持内涵的新农村建设与外延的新农村建设同时并举。

五、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措施

(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反哺农业”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因此大多数论者都强调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一是要争取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二是要用好政策，加大引资力度，整合各方面的资金；三是要加强资金监管，提高资金利用效率。首先，加强公共投资向农业基础设施的倾斜，优先发展农田水利建设，以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其次，加强道路交通和电网改造等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最后，加强村内道路、自来水工程以及电视、电话等生活基础设施建设。

(二)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有论者指出，县域经济是我国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结合部，是社会经济功能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经济单元，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关键性层次。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途径，是实现“以城带乡”的重要支撑。是建设新农村的强大引擎。具体来讲，发展县域经济，一是要发挥资源优势，培育支柱产业；二是要鼓励和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业；三是要着力发展县城和在建制的重点镇，为小城镇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四是要发展劳务经济，把劳务输出作为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五是发展非公经济，引导企业要素聚集，改善金融服务。

(三)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

1促进农业产业化。一些论者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指出了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内容。首先。以工业化的理念推动农业产业化，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建设优势产品产业带，让农民从低水平的生产中解放出来。其次，推进一村一品，发展特色产业。根据地域特点。大力开发最具特色和个性的产品。最后，发展农业合作组织。鼓励土地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生产。探索“市场+基地+农户”的模式，实现大面积市场化、组织化；按照市场需求组织农民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和专业化生产，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还要提高农业龙头企业的素质。

2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农业。一些论者指出，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到西部地区，要着力解决水土流失、荒漠化防治问题；做好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和植被恢复工作；加强西部地区减灾、防灾、病虫害综合防治；推行农业清洁生产；建立生态农业的激励机制和保障体系，实现西部地区农业以及其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加大科技支农力度，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有论者指出，一是充分发挥农技站的作用；二是加强与科技部门、高等院校的联系与协作；三是制度化、规范化，甚至强制性地对农民进行农村实用科技培训；四是建立激励机制，留住本地科技人才，提供优惠政策，尽可能引进人才。

(四)发展基础教育和培训，造就新型农民。首先，有论者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切断“穷根”。在加大对西部地区教育投入的同时，还应从西部地区农村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一些非常规措施，鼓励教师资源向西部农村倾斜，应着重强调非物质性、有长远效益的激励。其次，有论者指出，提高农民素质，一是要从基础教育人手，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二是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向农民传授现代农业技术和标准化生产知识，以及富余劳动力转移所需的专业技术；三是突出政治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农民的人文素质，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将传统美德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克服小农意识和陈规陋习。最后，还有论者指出，要引导西部地区农民树立科学合理的消费观，鼓励农民扩大文化教育投资，克服封建迷信、铺张浪费和等陋习。

农业现在化论文篇（4）

1 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毛泽东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毛泽东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毛泽东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毛泽东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毛泽东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毛泽东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土地改革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江泽民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江泽民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江泽民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江泽民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江泽民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江泽民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2期上发表的《论江泽民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 问题的认识历程。

3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毛泽东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1期上发表《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毛泽东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江泽民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农业现在化论文篇（5）

    舒尔茨在其《改造传统农业》著作中认为，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和技术。现代服务业能否成为改造传统农业新的生产要素，这是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研究意义的课题。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工业化已发展到中级阶段水平，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46.6％，拥有6.2亿城镇人口①，但中国农业大而不强的现状未得到本质上的改变，特别是传统农业比重较高，依然主要依靠以工哺农等非市场化路径来发展农业，严重制约和延缓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笔者曾在《农业现代服务业：以工促农的产业路径》拙文中，理论上论证了农业现代服务业是以工促农的市场化路径，是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实现产业耦合的产物[1]61，但未从实证角度论证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实际绩效，本文将予以弥补与完善，并从理论上完整地提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命题。

    二、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重视研究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应伴随经济学家批判传统发展经济学对农业的偏见，以及追溯到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思想开始。首先，1958年农业经济学家科克伦（Cochrane, Willard. W）提出了“农业踏轮理论”，他是从农业技术引进的角度来认识改造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的过程。该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每个生产者适应农业新技术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技术的跟进和应用心。拉坦和速水佑次郎通过研究发现，美国和日本两国走的完全不一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并认为应该为农业发展补充最稀缺的要素技术。换句话说，技术的经济可行性决定了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安排，而不是取决于其技术的可能性（林毅夫，1988）。

    综合当前国外现有的研究文献资料，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研究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等领域，并把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级生产性服务业或现代生产性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国外文献简称为APS）研究范畴，这一点与国内把服务业区分为传统和现代服务业有较大区别。目前，在浩瀚的外文文献中，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关系研究上。Kenneth A. Reinert（1998）从贸易理论的视角出发，实证分析了生产服务作为直接投入对于农业产生积极影响，并构建了农村地区农产品产出模型。

    在国内文献中，黄佩民、孙振玉（1997）首先提出农业社会化服务业这一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密切相关的概念。随后学者开始重视研究这一问题。李桐山（2003）认为，与传统农业服务业相比，现代农业服务业是一种新型的农业服务业，具有与市场机制、高新技术和信息平台相适应等特点，并提出了现代农业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13]。刘立仁（2005）认为，建设现代农业不仅应包含大力发展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内容，而且也应把其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并首次对其进行分类研究[14]；韩坚（2006）认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新途径[15]；陆云福、温月清（2007）以苏州市为例，刘峻岭（2007）以贵州省为例，分析我国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并对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6]。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在相关概念使用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同意使用“农业现代服务业”这一概念，另一部分学者赞成使用“现代农业服务业”这一概念，因此，在内涵界定中出现了概念混乱等现象[1]62。本文认为，使用“农业现代服务业”更能体现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总之，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业在实践领域已经承担了改造传统农业的功能，本文提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命题，并试图系统地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

    三、理论框架

    本文从产业耦合视角出发，从理论上证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最终的结果是诞生了一个全新的产业类型即农业现代服务业， 并寻找了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一）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

    被现代服务业服务的生产者，应包含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等所有产业的生产者。因此，根据服务与改造对象的差异，本文将现代服务业依次划分为改造农业的现代服务业、改造工业的现代服务业和改造传统服务业的现代服务业，它们与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的关系及形成机理见图1。所谓工业现代服务业是指现代服务业对传统工业的服务，主要体现在为工业生产提供技术研究与开发、信息服务、交通运输、现代物流、金融和商务等服务。其服务的核心价值为工业技术改造与升级提供智力、金融和现代商务的服务。

    

    图1　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

    从狭义上讲，现代服务业是相对于传统服务业而言的。传统服务业一般是指餐饮等与吃、穿、住、行相关的为人们生活提供服务的产业。现代服务业是依托于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是信息技术与服务产业结合的新产物，主要产生于工业比较发达的阶段[17]。根据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发展经验，由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发展和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要求。因此，现代服务业是一个动态概念[18]。随着科技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服务业会拓展新的领域和增加新的内容，新的现代服务业会不断涌现出来，旧的现代服务业也就逐渐“沦落”为被改造的传统服务业。

    农业现代服务业是本文引入的最核心的概念，也是本文试图为学术界和实践中着力引入的新概念。所谓的农业现代服务业，是指从工农业和服务业中分离出来而又经过适度产业耦合的，借助现代服务业的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的新型产业[1]62。本文继续沿用刘立仁对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分类标准，将农业现代服务业分为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农业生产资料连锁经营、现代农产品物流、良种引进服务、农机跨区作业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与中介服务、现代农业保险、现代农业信息、农业观光旅游等[14]。农业现代服务业最核心的功能是借助现代服务业的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等优势改造传统落后的农业，帮助传统农业走上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使其具有现代化的产业标签。因此，农业现代服务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意义可能更大，因为发展中国家多数是传统农业大国，急需要现代服务业的引植和服务。当然，现代服务业的孕育离不开发达的工业和科技，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普遍滞后，国民教育程度低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引入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循序渐进。

    （二）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依据

    1.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蜕变的技术需要

    服务业发轫于工业，而工业又发轫于农业，所以，从产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农业中最优秀的要素依次被工业和服务业剥离了，那么，农业成为弱势产业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蜕变，仅依靠农业自身积累和技术革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外力即外来的技术和服务，特别是最新的科学技术、现代信息和管理技术，而现代服务业是依靠高新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及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主要为生产者提供中间投入的知识技术信息密集型服务的部门[19]。因此，改造传统农业所需的技术不仅可以由现代服务业来提供，而且与现代服务业的本质内涵相匹配，同时也是其拓展发展空间的自身需要。

    2.现代服务业拓展利益触角的空间需要

    关于现代服务业的界定，主流经济学家更多地将眼光聚焦在为先进制造业或者工业的服务上，而对现代服务业对农业的服务与改造功能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在实践领域农业现代服务业已经取得良好的发展成效。伴随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现代农业的形成与发展，与之相关的农业现代服务业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江浙地区的农业现代服务业实践效果最明显。同时，现代服务业要想获得新的增长领域也需要拓展其发展空间[20]，将利益触角从城市、工业延伸到农村和农业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一方面会形成现代服务业多层次、多领域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会由于产业耦合而给三次产业带来蝴蝶效应、规模效应和由技术变革带来效率效应。

    3.改造传统农业有产业耦合的功能需要

    现代产业间的界限越来越淡化，是产业冲突走向产业耦合的产物，也是现代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耦合一般是指两个实体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物理学上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成为现代农业成长的主要驱动力，也导致农业与工业和服务业的产业界限日益淡化。现代产业耦合在形式上表现为体系内产业要素彼此影响、联系和联合，在本质上形成了更强的新型产业发展要素或者业态。农业现代服务业是三次产业耦合的结果，发展农业现代服务业不仅拓展和延伸了现代服务业的服务价值链，而且在客观上也促进现代农业的形成与发展。同时，有了农业现代服务业就让农业和现代服务业有了互动的桥梁。因此，运用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不仅是现代服务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三次产业间耦合的功能需要。

    4.重塑农业现代化实现路径的创新需要

    造成改造中国传统农业绩效较差的原因，有中国工业化水平偏低和产业结构畸形等因素，更重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长期依赖的传统。中国农业现代化过多依赖于机械化、化学化和水利化，这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传统路径依赖，发展中国家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已成功的农业现代化路径本无可厚非，但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也应随之改变或创新。发达国家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就变成了旧路径依赖，根据马兰·阿瑟的路径依赖理论，旧路径依赖具有自我强化、自我积累的性质，即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的路径依赖都会依照已形成的技术路线实现规模模仿效应，而对新的技术形成排斥并固化制度实现的已有方式。要克服旧路径依赖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实现形成锁定效应，应确立现代服务业在改造传统农业中的主体地位，在实践中充分发挥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对农业生产的巨大改造作用。唯有如此，中国农业现代化才能获得通过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新路径依赖所带来的比较优势 。

    四、实证分析

    上文从理论上阐述了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机制与原理，本节从实证角度进一步进行验证。我们选择中国农业总产值代表中国农业现代化或者现代农业发展的指标和因变量②，以农业现代服务业的现有实践领域为相关维度，即以农业保险、农业贷款、现代农业信息等农业现代服务业为自变量，以农业机械总动力、农用化肥施用量和有效灌溉面积为控制变量，建立计量模型。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GAP为农业总产值，即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的总产值；TAV为农业机械总动力，包含农用大中小型拖拉机、农用排灌柴油机、渔用机动船、大中小型拖拉机配套农具的动力；AFC为氮、磷、钾和复合肥等农用化肥施用量，EIA为能够实现有效灌溉面积，AL为农业贷款，即金融机构对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的贷款余额，AI为农业保险，即政策性和商业性农业保险机构获得农业保险保费收入，MAI为现代农业信息，限于数据可获得性等原因，本文用18岁以上农民网名数量来衡量。

    （二）计量分析过程与结果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在做回归前需要对因变量和自变量做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Eviews5.0进行平稳性检验。首先，我们对因变量GAP进行原始数据水平（level）下单位根（unit root test）检验，ADF Test Statistic的值为2.770571，均大于1％（－2.6453）、5％（－1.9530）和10％（－1.6218）的数值，对GAP进行一阶差分（1st differential）检验后，发现结论和原始数据（level）水平下单位根（unit root test）检验是一样的，即不能通过GAP的平稳性检验。二阶差分（2st differential）后，ADF Test Statistic的值为－6.291557均小于1％（－2.6522）、5％（－1.9540）和10％（－1.6223）的数值，因此可以认为它在二阶时，有99％的可能性是平稳的即通过了平稳性检验。

    其次，对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单位根（unit root test）检验，发现了TAV、AFC、EIA、AL、AI、MAI等自变量都在无法通过level和1st differential下的无单位根的检验，即都是非平稳的。本文依次对这些变量进行了2st differential后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发现都通过平稳性检验，其中TAV、EIA和AL的ADF值均大于1％、5％和10％的所有的临界值，而AFC、AI和MAI的ADF值均大于5％和10％的所有的临界值，因此，可以认为它们在二阶时，有95％的可能性是平稳的。

    虽然每个变量都不能在水平（level）和一阶差分（1st differential）条件下获得平稳性检验，但在二阶差分（2st differential）后都通过平稳性检验，可以看出，因变量和自变量具有单阶同整特征的，即通过了协整检验。因此，不同变量虽然它们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可以使用经典回归模型方法建立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

    2.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了避免在回归中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首先，我们使用OLS方法对我们建立的多元方程做整体回归分析，虽然F值＝340.3280＞（6，24）＝2.43，即通过了F检验即回归方程整体显著性强，但我们发现，只有FAC和AL两个变量通过T检验，其他变量都没有通过，而且出现了TAV和MAI的相关系数为负值情形，这与实际的经济因果关系是相背离的。因此，在模型（1.1）中的变量间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

    其次，我们计算各解释变量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均值和方差。结果是一些解释变量间存在高度线性相关。尽管＝0.9884，整体上线性回归拟合度非常好，但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值基本上都不显著，也表明模型中解释变量确实存在着多重共线性。另外，做辅助回归模型检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等，都得到了类似结论，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赘述。

    3.逐步回归分析及结果

    首先，我们采用White（1980）的异方差一致协方差矩阵，减少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对估计结果稳健性的影响。另外，本文有32个观察值的样本，符合怀特检验为大样本检验的要求。

    其次，运用上述OLS法逐一求GAP对各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简单回归方程，并在综合考虑经济意义与统计检验等因素的基础上，选出拟合效果最好的一个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在本文6个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农业总产值（GAP）与农业机械总动力（TAV）的线性关系最强，拟合效果最好，结果见表1。

    

    

    最后，将其他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逐一代入（1.2）方程，根据新增变量对模型的贡献大小，以及对其他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见表2），经比较后剔除一些对被解释变量影响不显著的变量，最后确定如下模型：

    

    通过比较值（见表2），我们发现加入了解释变量AL（农业贷款）和AI（农业保险）后，模型的解释能力明显增强，另外，F值也有了较明显地增加。

    

    五、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计量模型的结论

    1.控制变量TAV（农业机械总动力）、AFC（农用化肥施用量）和EIA（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分别对因变量GAP（农业总产值）呈正相关，但TAV正相关性最为显著。三个控制变量两两组合和共同带入回归方程，其结果是AFC和EIA均未通过T检验，可见，在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实践中，AFC（农用化肥施用量）和EIA（农业有效灌溉面积）对传统农业现代化影响有限，更多地体现在农业机械化上。所以，本文最后只选择了TAV作为唯一的控制变量。

    2.解释变量AL（农业贷款）、AI（农业保险）和MAI（现代农业信息）分别对因变量GAP（农业总产值）呈正相关，相关性强弱依次为AL、MAI和AI等变量。

    3.在TAV为唯一控制变量的多元回归方程中，我们将AL（农业贷款）和AI（农业保险）带入计量方程后，比较前后模型的，发现回归的系数显著，显著提高，假设得证即以农业贷款和农业保险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对农业现代化有较强的显著影响，即有较强地改造与服务传统农业的作用。但将AL、AI、MAI带入后，发现回归方程中MAI（现代农业信息）的T值为－2.403036，即未能通过T检验。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现代农业信息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或实现农业现代化中作用并不显著，当前中国还未能充分发挥现代信息在现代农业中的作用，这与农民上网实际数量、目的和需求相吻合，同时，农业保险虽然在逐步回归中通过了相关检验，但回归系数很小，可见，农业保险在现代农业现代化的作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4.通过对控制变量（传统 的农业现代化要素）和解释变量（以农业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现代化要素）对因变量的逐步回归分析过程及其结果来看，我们发现，控制变量TAV对因变量的影响最显著，依然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导力量。虽然，解释变量AL（农业贷款）和AI（农业保险）通过了回归方程的检验，但影响程度还是很有限的。因此，中国农业现代化中的以农业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生产要素还需大力推荐与引植。

    （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等问题的研究还是一个崭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虽然在实践中已经初展其锋芒，但理论界对其研究较少，仅有少量的文献资料可阅，因此，在很多问题上的研究并未形成共识。应该说，本文是比较早的系统地研究了此问题，或许能为理论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做点前期推进研究工作。但本文认为，在以下两方面研究还是不够，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一是需要深入研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差异性等问题。本文用的是全国数据来做计量分析，因此，需要进一步分发达、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三个层次做实证研究，也许会得到更有益的计量结论。二是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如何从制度设计与政策激励上，大力促进中国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并有效地形成新型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农业现在化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4-0092-03

1引言

十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与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相比，我国农业现代化滞后的问题仍很突出，而农村劳动力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影响因素，如何对农村劳动力进行优化配置成为关键问题。农村劳动力优化配置的本质是劳动力在产业间和城乡间的转移的过程，在产业间转移与工业化和城镇化关系密切、在城乡转移与城镇化联系紧密，同时减少农村劳动力有利于促进农业现代化，因此本文拟对农村劳动力与“三化”系统——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匹配问题进行探讨。双边匹配理论，作为博弈论的一个分支，无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实践运用方面，是博弈论中比较经典的部分[1]，该理论主要应用于适龄男女的婚姻关系、学校招生的录取关系、劳资双方的雇佣关系等[2]。由于本文涉及两个主体之间的匹配，所以以双边匹配理论为支撑。

2农村劳动力与“三化”系统的双边匹配问题描述

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尚无统一的概念，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的定义是“工业化是一种过程。”，工业化通常定义第二产业产值或就业人数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2]；城镇化是农村劳动力资源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第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促进小城镇和中小城市不断发展的过程；农业现代化是生产力要素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一个动态再配置过程。本文农村劳动力是泛指户籍关系在农村且具有劳动能力公民。针对实际中“三化”这个系统和农村劳动力这个系统的宏观性，很难从传统意义上进行微观匹配，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同时将双边匹配理论作为本文的支撑，将从评价的角度来衡量匹配程度，所以确定“三化”系统与农村劳动力相关的评价指标是实现“三化”系统和农村劳动力系统匹配关键。本文将双边匹配的理论延伸化，主要是通过评价值确定农村劳动力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中的配置比重，促进“三化”统筹和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3农村劳动力与“三化”系统的评价模型

3.1农村劳动力与“三化”系统的评价模型框架

劳动力是“三化”建设的必要要素之一，农村劳动力作为劳动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使农村劳动力与“三化”匹配成为促进“三化”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农村劳动力作为“三化”发展的支撑点，可以同时推进“三化”的发展。而农村劳动力和“三化”又组成一个大系统，四者之间相互影响，四者之间应保持一种动态的均衡，才能保证“三化”的统筹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四者之间的动态的均衡，其中，一者的改变，带动三者的改变，进而影响整个系统均衡性。“三化”系统与农村劳动力的均衡性呈现一种螺旋式的上升状态，四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经济的发展。

3.2农村劳动力与“三化”系统的匹配判别

本文构建的农村劳动力与“三化”系统的评价模型中，是将农村劳动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者又构成一个大系统，农村劳动力是否与另外三者匹配，关键由与农村劳动力相关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和农业现代化的评价指标值大小决定。因此农村劳动力与“三化”是否匹配，可采用“落差值”的方法，将与农村劳动力相关的“三化”的评价指标值进行简单数据处理，用“三化”中的评价指标的实际值与期望值作差的绝对值来判断农村劳动力与“三化”是否匹配。落差值越小，说明农村劳动力与“三化”越匹配，反之越不匹配。用α、β和γ分别表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中与农村劳动力落差值，其中α、β和γ∈[0，1]，当三个落差值都为0时，认为此时农村劳动力和“三化”绝对匹配，当三个落差值都在（0，0.1]之间时，认为两者较为匹配；当三个落差值都在（0.1，0.3]之间时，认为两者一般匹配；当三个落差值中有任意一个值在（0.3，0.5]之间时，认为两者之间不匹配；当三个落差值中有任意一个值在（0.5，1）之间时，认为两者极为不匹配；当三个落差值中有任意一个为 1 时，认为此时两者极为不匹配，具体数据信息如表1所示。

5对策建议

由于农村劳动力与“三化”不匹配，且主要因为与农业现代化不匹配，就需要我们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突破口，拉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劳动力的匹配，对此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多地分布于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之中，因此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促进农村劳动力优化配置一条有效途径。同时在中小企业的发展进程中要加强信息化的管理，信息化将降低中小企业的成本，使中小企业的规模不断壮大，从而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2）小城镇的发展会伴随产业集群效应形成，产业集群有着资本密集度较低、分布产业较多的特点，对农村劳动力有很强的吸收力。农村劳动力在小城镇数量的增加会促进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加快城镇化的进程。

（3）加强农村劳动力的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也是必经之路。学历教育能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学习能力，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技能教育，能提高农村劳动力在各个产业的劳动效率。

（4）要真正实现农村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必须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政府可以从改善农村社会保障的视角出发，城市政府可以成立专门的机构根据农村劳动力在当地工作的年限、是否履行义务、所作贡献大小等为其打分，通过累计的积分，提供相应公共服务并逐渐实现共享城市公共服务，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地配置的两条途径并行，快速实现农村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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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樊治平.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双边匹配决策方法[J].系统工程学报，20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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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在化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034-02

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的最根本特征是实用性、适用性、灵活性与动态性。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社会主义农业改造理论和中国农业现代化基本方略;“第二次飞跃”形成了中国农业“两个飞跃”思想和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理论体系。两次飞跃，突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演进脉络，也表达了其历史贡献。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演进脉络

（一）对农业基础地位论的深化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以苏联为鉴，要求国民经济按“农、轻、重”排序，明确指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农业基础论思想。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挥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把农业摆在“第一位”的思想。因此，中国的改革也是以农业作为突破口的。农业产业的基础性和弱质性构成了它的基本矛盾。20世纪内还没有其他产业能够替代农业的最基础的功能。现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产业的弱质性。于是，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的独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四个方面，强调农业是战略性产业。而明确提出“农业是战略性产业”的是。进入21世纪，进一步明确发展农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建立“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取消了长达千年之久的农业税，对三农给予大量补贴。这就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上进一步升华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基本思想。

（二）农业现代化概念的阐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演进过程中的争论焦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农业现代化概念的阐释，随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实践的演进而不断发生变化，直到现在，理论界对这一概念仍然缺乏统一认识。20世纪50―60年代，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主要以“四化”来概括，注重的是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缺乏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讨论。20世纪70―80年代，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延伸至经营管理现代化和生产关系现代化。学者开始认识到，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应该适应生产力水平，化运动不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科学化，应把农业的生产和管理逐步建立在生物科学、生态科学、经济科学、社会科学和系统科学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理论界广泛吸收国外农业发展理论，对农业现代化有了更深的理解，认为农业现代化应是科学化、集约化、社会化、产业化的综合发展过程，现代科技、现代装备、现代管理、现代农民既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的又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手段;生态农业或可持续农业才是农业现代化的方向。21世纪以来，农业现代化概念逐渐以中国国情为背景加以阐释。许多学者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从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农业发展的现代要素――投入、经营方式、农村组织制度等，指出农业现代化是多方面变革的集合体，包括产业体系的构建、农业组织形式的完善、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推广、农业制度的创新以及农业发展模式的整体转变，以实现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工农差别，促成农业可持续发展。

（三）农业经营模式的不断探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演进过程中的脉络主线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既吸取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又坚持了集体农庄思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提出以互助组、合作社、高级社三步走逐渐组织农民，1958年建立了“一大二公”的，这种制度安排或组织形式没能使农业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的“第一次飞跃”是废除了体制，在坚持公有制基础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这不是他的发明，而是农民群众的创造。随之发生变化的是粮食由“买难”变为“卖难”。农民获得了支配劳动时间、安排农作物和发展家庭经济特别是发展商品经济的自由权，专业户的出现加深了农村社会分工，推进了农村市场化。中国农业的“第二次飞跃”就是探寻适合于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集体经济新形式。许多学者便是围绕各种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等问题展开了既广泛又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一批理论成果。、也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从所有制、农业产业体系、农业市场体系、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农业生态保护、投融资体制和税费改革等方面，阐述了建设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观点。

（四）对农业发展方式的思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演进过程中的追寻方向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内外包括理论界，虽然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但这里的“重要性”只是为加快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性，把农业发展视为支持工业，其后果是农业结构和农业组织形式的单一化。由于农业发展停滞，改革开放后，有论者指出，“先工后农”并非工业化客观经济规律。中共中央一方面强调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另一方面，鼓励农业多种经营，推动农业专业化、区域化发展，并改变过去单一的集体大农业形式，转化为家庭经营和规模经营相结合。理论界开始探讨农业经营形式和发展方式的中国道路。中共十六大以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形成了一个新思路，即城乡协调发展。它把实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统一起来，尝试建立城乡统筹机制。这个思想要求农业发展方式的科学化。现实对理论的回应，就必须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当代中国学者围绕这个主题，从多个视角对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循环农业、低碳农业等农业发展方式进行了研究。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历史贡献

与时俱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每一步发展都将对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演进做出重要贡献。

（一）农业现代化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为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条件

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在研究方法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出发来研究农业经济;强调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关系的研究;社会主义农业运行机制的分析与研究;微观研究加深;有选择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研究;对社会主义农村经济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多学科研究等。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的不断改进，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方法论。

（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重大创新

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又丰富了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演变是伴随着中国农业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实践而前进的。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理论是当时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并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概念。70―80年代出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科学解答，其思想的直接来源是农民在实践中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并在以后的演进中得到理论化、合理化。这两大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重大创新，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实践的科学化。

（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深刻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演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跨越式发展

第一，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是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理论，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多元化多层次农业所有制理论。第二，突破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正统”观点，提出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在商品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突破了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计划调节，或者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手段为辅的思想，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四，突破了单一的农产品购销体制，提出了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理论，形成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和重大比例关系宏观协调的观点。第五，突破了单一的分配方式，农民合作组织理论的形成和实践，进一步明确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第六，明确了社会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水平，从而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新体制，破解了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史中的大生产与小生产的争论，以两者的不断融合为归宿。第七，突破了二元经济结构观点，提出构建统筹城乡长效机制的观点;提出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农业发展模式的理论。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缺陷与研究展望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在接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看，尽管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引起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但是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世界农业发展趋势、西方农业经济理论的现有成果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供给还无法满足中国农业实践的理论需求，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研究仍然与国外理论研究存在差距。第一，理论界在研究中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农业经济的前沿研究基本上都是从国外传入中国后，才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如农业的功能性、农村人力资本研究、农业技术变迁理论、农业制度变迁理论、农民合作组织理论等，无不是从国外引入中国的。第二，基础理论研究的缺乏，使中国理论界对农村改革、农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仍然较多地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和政策解释上，而从理论高度加以归纳、解释并指出其客观规律、内在联系、发展趋势等方面做得不够。第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尽管在方法论上开始注重多种方法的结合运用，但仍有较强的偏好和倾向性，方法论体系的综合性、平衡性有待加强，以更加全面地分析研究问题。方法论主要特点是：重演绎，轻归纳;偏实证，狭规范;究局部，失系统;求个性，缺共性。对调查资料的综合分析，识别事物本质做得不够，而只是根据某一原理做既定推测，证明个别事实。第四，对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农业研究多，对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总结少，也很少有对社会主义国家，例如古巴可持续农业展开的研究。反而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对此做了许多工作。国内的农业区域研究，主要以发达地区成功经验研究为主，对欠发达地区的特殊农业现代化研究较少。由于存在上述缺陷，就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农业现代化研究的理论价值有所降低，不利于理论指导实践。

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变迁存在许多羁绊，但是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且初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理论体系雏形。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中国化，要在完善上述缺陷的同时，加深对农业经济基础理论的研究;加强粮食安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业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模式、农业产业化与农业现代产业体系、农业政策与政府宏观调控、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土地产权制度及其变迁与创新、农业投融资机制设计、区域农业及其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市场化与流通体制、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内在影响机理、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实施机制、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理论研究;要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与西方农业经济理论的研究，加强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共同性、特殊性的研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农业现代化思想的繁荣与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杨承训.中国农业改革发展30年理论跃升[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7）.

农业现在化论文篇（8）

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有人归纳为两点，有人归纳为三点或五点，等等。[59a.29a.58.42a.64.50b]不管具体表述如何歧异，人们的分析一般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结构两方面着眼的；最近亦有人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业及其相互关系考察我国传统农业。对我国传统农业与水利的关系则有不同认识。

一生产技术的特点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要特点，这是国内外学者所公认的，但对精耕细作内涵的认识有一个深化过程，对它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则存在较大分歧。

董恺忱考证了“精耕细作”一词的来源，指出古代文献中虽屡有“深耕疾耘”等证，但“精耕细作”一词始见于五十年代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它实际上是近人对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体系的一种概括[59c]。这一观点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至于这一技术体系的内容，开始时人们偏重从耕作栽培技术上去理解它，并以南北不同的土壤耕作体系的形成作为农史分期的重要标志。外国人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中耕农业”，而与西欧中世纪“休闲农业”相对称者，也是着重在土壤耕作体系的区别[69]。与此同时，人们又纷纷强调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率高（较早由休闲制进入连和制和复种制）这一特点，而与精耕细作并列。随着人们对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认识的深化，人们对精耕细作内涵的理解也大大拓宽了。1989年出版的《中国农业科技史稿》“结束语”在论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时，就把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生产能力的技术措施（如育种.种子处理保藏.对农业生物之间互养或互抑关系的利用等）和改善农业生物环境条件的技术措施（如土壤耕作.施肥.灌溉等）提到同等重要地位。上述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一方面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另一方面以“三才”理论为指导，这三方面结合而成的统一整体，也可以用“精耕细作”来概括。文中又指出，精耕细作首先是在种植业中形成，但在发展过程中，其基本原则也被应用于广义农业生产的其它领域中[49]。已有人试图用这种认识具体阐述中国传统的农学体系。[29b]

精耕细作属集约经营的范畴。我国传统农业基本上属劳动集约类型。精耕细作与多劳集约关系密切，以至有论者往往把二者等同或混淆起来。最近有人指出精耕细作不一定和多劳集约相联系，并以汉代的代田法和区田法为例，说明可以有产量和效率并重型精耕细作和多劳集约型精耕细作，只是由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小农分散经营越来越占优势，精耕细作也就越来越被限制在多劳集约的轨道上运行了[29e]。

至于精耕细作传统形成的原因，或强调人口多耕地少格局的影响[8a.11]，不过这种格局的形成相参对晚后，难以成为精耕细作形成的主因。更多学者从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予以解释，本综述下篇还将具体论及。席海鹰的思路与众不同，他强调自然条件形成的压力，认为精耕细作是在中国人民改造恶劣的自然环境.抵御频繁的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建立并得到发展的。他不是用封建地主制解释精耕细作的形成，相反，是用精耕细作来解释封建地主制的形成，把精耕细作视为联结中国自然条件和中国社会的中轴。[48]从某些精耕细作技术在封建地主制形成以前即已出现看，[29a]这种说法有其一定道理。农史界的学者则多倾向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即：精耕细作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与不利的自然条件的斗争中所创造的巧妙的农艺，它的形成和发展既与封建制下农民有较多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有关，亦与逐步形成的由局部到全国性的人多地少的格局有关，同时，它又是各民族农业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结果。[49.29a]

二生产结构的特点 农业生产结构指农业生产中各个生产部门或生产项目之间的结合形式和比例关系。它的中心是农牧关系。中国古代农牧关系有着与西欧中世纪不同的特点。在广大的农区，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导，种植业中又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畜牧业只占次要地位。故古人有“辟土殖谷为农”（《汉书·食货志》）之说。对这种历史现象，论者鲜有不承认的，而认识则大相径庭。

国外学者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无畜农业”或“跛足农业”的。五十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学史》认为我国自春秋以来形成“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影响颇大。[7a]。宁可基本上承袭了这一观点，认为“从汉代开始，除饲养军马及西北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地带外，在农业地区中，与农业相结合的大规模畜牧业就没有得到发展”。其原因则是：个体生产，不宜大规模畜牧业，精耕细作，连种复种，无法普遍开辟牧场；农业生产率偏低，无法广种饲料。[11a]唐启宇分别以“主谷式”农业（先农后牧）和“谷草式”农业（农牧并重）来概括东亚和西欧的传统农业。[51]曹隆恭也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偏重粮食，不是农牧结合，而是农牧分区。[58]有些研究世界史的同志也从中外比较的角度谈到中西农业生产结构的不同特点。例如吴于廑认为无论东方西方，封建社会的经济都是农本经济，以足衣足食为根本目的，耕织结合，但对牧养牲畜的需要各不相同。中国养畜主要为农耕提供动力，牛耕发展缓慢，纺织原料不靠畜产品。南欧中亚土质粘重，很早就使用重犁，要用二牛.四牛以至八牛拉犁，养牛较多；纺织原料主要是羊毛，养羊业比较普遍；加之很早就有食肉.饮乳酪的习惯，故畜牧业在农本经济中的比重较大。[28]马克思垚也有类似的论述，但他认为中国牧轻农重特点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而对西欧中世纪畜牧业比重也不宜高估。[1]

以上论断，如局限在农区个体农户经营的畜牧业的范  

围内，无疑是正确的或部分正确的。所以说是部分正确，是因为如“跛足农业”一类提法虽然形象，但欠全面，容易引起误解（台湾学者许倬云就曾指出，中国农业自成体系，但是中跛足的[64]）。中国传统农业不是农牧结合的提法亦未必符合实际。有些同志更由此走向极端。陈平认为西欧一直是半农半牧，以牛为主，中国则自井田制崩溃以来，就形成以粮为主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34a]。

这种观点引起一些同志的批评。他们指出：“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是不科学的。因为这里的“经济结构”实际上只是指生产结构，不应与小农经济混为一谈，小农经济一般同时经营多种生产项目，其生产结构不可能是“单一”的。我国春秋以后畜牧业并没有走向衰落，而是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至中唐以来才逐步产生农牧关系畸轻畸重的现象，但也不能笼统称之为“单一经济”。我国农区生产结构是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耕桑并举，农牧结合的综合经济。就农牧关系而言，虽然畜牧业只是农区农业经济中的副业，但一方面利用农副产品牧养牲畜，另一方面利用畜粪肥田和畜力耕作，也是农牧结合.互养互促的一种形式。除农家小型养畜业外，地主和国家往往经营较大规模的畜牧业，而广大牧区又有比较发达的游牧经济。我国古代农牧关系可概括为“两个并存”，即：农耕民族占统治地位的，种植业为主的地区和游牧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同时并存；在以农为主的地区内，则是以养马业为基干.主要用于军事目的.规模较大的国营牧业和以牧养猪.牛.羊和家禽为主，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规模较小的民营（农民和地主经营）牧业同时并存。[29b.c.d.2]

三关于“多元交汇”

我国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农业类型，不能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模式。由于各种原因，以前的农史研究偏重于汉族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欠全面。在编纂《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时，曾提出要反映各民族对农业科技的历史贡献，不能写成单一的汉族农业科技发展史。这方面的工作已陆续取得一些成绩。在此基础上，近年来有人提出中国传统农业是“多元交汇”的体系的命题，指出中国农业不是从单一中心起源而向周围辐射，而是在广阔的地域内的若干地点同时或先后发生的，各地区各民族基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经过分化和重组，逐渐形成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中国古代农业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融汇而成，并在他们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碰撞中向前发展的。精耕细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多元交汇”体系的产物。多元交汇和精耕细作构成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并成为其巨大生命力的源泉。论者谓这一观点能更全面.更真实地反映我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农业发展的面貌与机制。它与费孝通提出而为民族学.考古学界普遍接受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命题相互衔接，而又有所区别。[29e]

四关于“水利农业”

十七.八世纪以来，西方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有完善的农田灌溉系统，是集约化农业的组成部分。近世言“亚细亚生产方式”者，或把水利灌溉.农村公社.土地国有.****主义作为其主要特征，而中国亦被归入其中。主要根据之一是马克思说过人工灌溉设施是东方农业的基础。这种观点颇有影响。最近的例子是孟庆琳.王朗玲的文章，认为“我国封建农业是主要的特征是水利农业”，水利灌溉在任何地方都是农业生产的支柱，黄土地区在适当灌溉条件下的“自行肥效”是中国农业具有持久性的主要奥秘。而中国封建官僚体制.宗法制度，以及封闭性都是水利农业的产物[43]。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并没有获得响应。因为很明显，像我国最早的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反映的那种旱作农业技术体系，是很难划入“水利农业”范畴的。已故王毓瑚先生曾对这种观点提出了系统的批评。他指出十七.八世纪以来欧洲人传说的中国古代农田灌溉制度是出于想象和误解，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不包括中国在内。农田水利建设兴起的战国时代，也正是土地私有制实行之时。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类似灌溉网的广泛设施。农田水利建设和集权政治没有必然联系，分裂时期的某些割据政权，反而往往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做出成绩。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既不象西欧那样完全依赖天然降雨，也不象马克思所说的古代东方完全依赖人工灌溉，各地区是在很不相同的条件下以不同方式解决水的问题，不存在遍及全国的灌溉网。他的观点基本上继承自王毓瑚，但并不否定井田沟洫体系的存在，只不过认为它的作用在排水洗碱。沟洫农业是垄作形成的旱作农业，而非灌溉农业。[29f]最近史学界批判魏特夫《东方****主义》中关于“治水社会”理论时，也指出它背离了中国历史实际。[12]

二.对中国传统农业评价中的肯定论和否定论

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是与中国农业现代化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紧密相连的。七十年代末，我国曾从美国引起成套的农业机械化设备，一时间在部分同志中引起近乎天真的乐观情绪，似乎只要照搬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就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农业现代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精耕细作的传统，被认为是小农经济手工操作的产物，甚至不再值得一提。在生产结构方面，有人也主张学西方，走“以牧为主”的道路，改变我国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传统食物结构。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对解放后三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评价问题。生产结构不大合理，生态环境恶化是三十年农业遗留的突出问题之一，有些同志对此估计较重，认为是执行“以粮为纲”方针所致；“以粮为纲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与历史上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结构一脉相承。这样，他们就从对三十年的否定进而为对传统农业的否定。这股思潮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平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动乱.贫困.闭关自守的病根》等一系列文章。在作者看来，单一经济.精耕细作.小农经营是三位一体的。它破坏自然生态，引起劳动生产率递减（如说“精耕细作，复种套种，加上灌溉，使地力不得休息，土壤沙化.盐碱化日益严重”等），造成人口问题和周期性土地危机；阻碍分工，抑制交流，使资本主义不能顺利产生（作者称之为“稳定性最高.进化度最小”的“超稳定结构”），等等，总之是坏到了极点。《病根》一文在《学习与探索》发表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分别全文或摘要转载，一时造成颇大影响。[34]”

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引起了几乎一致的反对。较早提出不同意见的，如杨直民.董恺忱指出，从农业历史看，集约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传统农业以劳动集约为特点，技术上表现为精耕细作；西方农业现代化，也是提高农业集约度的过程，技术上表现为机械化的精耕细作。因此，不应把机械化和精耕细作对立起来。在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吸收精耕细作传统中合理的.有用的因素[33]。郝盛琦等人批评了把我国封建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归罪于“单一小农经济结构”的观点，反对全盘否定我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艺。指出“精耕细作的传统，虽然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却是我国农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不便许多技术经验足资今天借鉴，而且就通过精细管理提高单产这一发展方向而言，也仍然符合我国今天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决不能简单地贬之为‘老路’。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应当继承和发扬，但我国传统农业建立在手工劳动.部分使用畜力和直观经验基上，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状况也一定要改变”。“农业机械化必须有利于精耕细作和促进单产的提高，否则，就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失去生命力”[46]。更多的同志是从正面对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和它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给予肯定的评价  

。尤其是原农业副部长刘瑞龙《正确对待我国农业历史遗产》和《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等文，影响较大。作者指出：“在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不是放弃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相反，必须利用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把精耕细作和现代化结合起来，这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是加快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最基本的依据。”由于这些文章曾广泛征求和汲取农史界的意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农史界的共识。[19]

肯定论者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证的。

1．总结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肯定它在世界农业史中的崇高地位。这方面文章发表得很多，尤其集中在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史》（季刊）.《农业考古》（半年刊）和《农史研究》（不定期论文集）上，这一时期出版的若干专着和小册子也以很大篇幅阐述这方面的问题。下面只举两例予以说明。董恺忱在《从世界看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一文中，广泛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评论，指出：一.中国是世界上栽培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二.中国框形犁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传统犁之一。它的特点是具有曲面壁和摆动性。西方近代犁吸收了中国犁的特点，成为近代农业革命的契机。三.我国是世界上有较高土地利用率的国家之一。和南欧中世纪长期实行休闲制不同，中国很早就实行连种制和复种制。四.在世界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中，我国是没有出现地力衰竭的几个仅有国家之一，这主要得力于中国农民善于利用生产.生活上的废弃物给土地施肥。五.我国传统农业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主要表现在精耕细作农艺和较高的单产上。西欧中世纪收获量只有播种量的三四倍，而中国达到十几倍.几十倍以至上百倍[59b]。原江西省博物馆陈文华等主办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则以具体事实说明我古代许多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比西欧领先一两千年。

农业现在化论文篇（9）

    舒尔茨在其《改造传统农业》着作中认为,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和技术。现代服务业能否成为改造传统农业新的生产要素,这是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研究意义的课题。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工业化已发展到中级阶段水平,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46.6%,拥有6.2亿城镇人口①,但中国农业大而不强的现状未得到本质上的改变,特别是传统农业比重较高,依然主要依靠以工哺农等非市场化路径来发展农业,严重制约和延缓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笔者曾在《农业现代服务业:以工促农的产业路径》拙文中,理论上论证了农业现代服务业是以工促农的市场化路径,是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实现产业耦合的产物[1]61,但未从实证角度论证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实际绩效,本文将予以弥补与完善,并从理论上完整地提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命题。

    二、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重视研究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应伴随经济学家批判传统发展经济学对农业的偏见,以及追溯到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思想开始。首先,1958年农业经济学家科克伦(Cochrane, Willard. W)提出了“农业踏轮理论”,他是从农业技术引进的角度来认识改造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的过程。该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每个生产者适应农业新技术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技术的跟进和应用心[2]。在20世纪60年代初舒尔茨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理论的同时,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梅勒(John. Mdlor)也指出,促进技术进步是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关键[3]。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虽然论证了要发展现代农业必须通过引进新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等理论,但他们并没有解释如何引进技术及引进何种技术。直到70年代早期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YujiroHayami)和美国经济学家弗农.拉坦(vernon w. ruttan)提出“诱发性技术创新理论”,才解释清楚发达国家如何发展现代农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4]。拉坦和速水佑次郎通过研究发现,美国和日本两国走的完全不一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并认为应该为农业发展补充最稀缺的要素技术。换句话说,技术的经济可行性决定了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安排,而不是取决于其技术的可能性(林毅夫,1988)。

    综合当前国外现有的研究文献资料,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研究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等领域,并把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级生产性服务业或现代生产性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国外文献简称为APS)研究范畴,这一点与国内把服务业区分为传统和现代服务业有较大区别。目前,在浩瀚的外文文献中,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现代服务业与农业关系研究上。Kenneth A. Reinert(1998)从贸易理论的视角出发,实证分析了生产服务作为直接投入对于农业产生积极影响,并构建了农村地区农产品产出模型[5];采用投入—产出表的相关计算方法,Postner H. Harry(1982)测算出加拿大1967—1977年的生产服务业消耗率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证明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在逐步增强[6]。(2)现代服务业为农业提供高科技服务研究上。Griliches(1958)研究发现,美国采用了杂交玉米技术后,社会回报率明显比未使用前高[7];Akino,Masakatsu,YujiroHayami(1975)对水稻、家禽育种等品种改良研究后发现,其社会回报率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表现为显着提高,而且在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其社会回报率也相当高[8];David, Hall Toole(2000)研究了这一领域颇有影响的三十余篇文献后得出结论:多数学者研究结论支持公共农业科研投入和私人科研投入呈现为互补关系[9];Bennet(2002)认为科技成果要想真正转化为农业的生产率,需要市场交易来完成[10]。(3)现代服务业为农业提供其他生产服务研究上。Pearce(1990),Oppermann(1995),Swarbrooke(1996)认为现代服务业对传统旅游市场的升级与改造,使得农业旅游成为经营者投资的重要领域[11],ArloBiere(2000)认为,应该单独开设一门农业贸易物流课程,并应在农业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内容上进行重点讲授[12]。

    在国内文献中,黄佩民、孙振玉(1997)首先提出农业社会化服务业这一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密切相关的概念。随后学者开始重视研究这一问题。李桐山(2003)认为,与传统农业服务业相比,现代农业服务业是一种新型的农业服务业,具有与市场机制、高新技术和信息平台相适应等特点,并提出了现代农业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13]。刘立仁(2005)认为,建设现代农业不仅应包含大力发展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内容,而且也应把其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并首次对其进行分类研究[14];韩坚(2006)认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新途径[15];陆云福、温月清(2007)以苏州市为例,刘峻岭(2007)以贵州省为例,分析我国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并对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6]。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在相关概念使用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同意使用“农业现代服务业”这一概念,另一部分学者赞成使用“现代农业服务业”这一概念,因此,在内涵界定中出现了概念混乱等现象[1]62。本文认为,使用“农业现代服务业”更能体现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总之,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业在实践领域已经承担了改造传统农业的功能,本文提出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这一命题,并试图系统地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

    三、理论框架

    本文从产业耦合视角出发,从理论上证明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最终的结果是诞生了一个全新的产业类型即农业现代服务业,并寻找了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一)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

    被现代服务业服务的生产者,应包含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等所有产业的生产者。因此,根据服务与改造对象的差异,本文将现代服务业依次划分为改造农业的现代服务业、改造工业的现代服务业和改造传统服务业的现代服务业,它们与农业、工业和传统服务业的关系及形成机理见图1。所谓工业现代服务业是指现代服务业对传统工业的服务,主要体现在为工业生产提供技术研究与开发、信息服务、交通运输、现代物流、金融和商务等服务。其服务的核心价值为工业技术改造与升级提供智力、金融和现代商务的服务。

    图1 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形成机理

    从狭义上讲,现代服务业是相对于传统服务业而言的。传统服务业一般是指餐饮等与吃、穿、住、行相关的为人们生活提供服务的产业。现代服务业是依托于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是信息技术与服务产业结合的新产物,主要产生于工业比较发达的阶段[17]。根据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发展经验,由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发展和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要求。因此,现代服务业是一个动态概念[18]。随着科技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服务业会拓展新的领域和增加新的内容,新的现代服务业会不断涌现出来,旧的现代服务业也就逐渐“沦落”为被改造的传统服务业。

    农业现代服务业是本文引入的最核心的概念,也是本文试图为学术界和实践中着力引入的新概念。所谓的农业现代服务业,是指从工农业和服务业中分离出来而又经过适度产业耦合的,借助现代服务业的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农业的新型产业[1]62。本文继续沿用刘立仁对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分类标准,将农业现代服务业分为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农业生产资料连锁经营、现代农产品物流、良种引进服务、农机跨区作业服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与中介服务、现代农业保险、现代农业信息、农业观光旅游等[14]。农业现代服务业最核心的功能是借助现代服务业的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技术等优势改造传统落后的农业,帮助传统农业走上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使其具有现代化的产业标签。因此,农业现代服务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意义可能更大,因为发展中国家多数是传统农业大国,急需要现代服务业的引植和服务。当然,现代服务业的孕育离不开发达的工业和科技,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普遍滞后,国民教育程度低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引入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需要循序渐进。

    (二)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依据

    1.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蜕变的技术需要

农业现在化论文篇（10）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就提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农业发展目标，迄今已经30多年。由于农业现代化作为一个动态概念，其理论和实践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等学科视野上对农业现代化内涵、农业现代化的演变历程和农业现代化实现途径等方面进行论述，也有部分学者利用中国数据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和评价。

农业现代化作为农业发展的过程，不但可以有效保证农民收入增加，而且作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结果，最终的动态均衡也将是农民充分享受农业现代化的成果。本文正是基于这个角度，研究农民收入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

理论与方法

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处理平稳数据的方法——协整可用于检验经济时间序列变量水平数据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则可用于确定时间序列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二者均要求时间序列变量具有平稳特征。因此在实证检验和建模之前首先检验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

此后，要对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关于协整关系的检验，方法很多，主要有Engle——Granger两步法、Johansen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法、Mackinnon法、频域非参数谱回归法和Bays法。本文将以Johansen和MLE估计方法进行协整检验。

最后，对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协整关系是一种长期均衡稳定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一定构成因果关系。Granger（1988）指出，如果变量之间是协整的，那么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Granger原因；在非协整情况下，任何原因的推断将是无效的。

样本说明

农业现代化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农民素质的提高、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农用机械设备的改进。所以本文在农业现代化指标的测算中以农业生产主体——农民的素质、农业信息化和农业机械化三个指标作为衡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构成。农民收入以农民纯收入作为衡量指标。

由于以上四个指标的量纲不同，本文需要对它们进行无量纲处理。即每年的数值和1990—2006年间的均值作比较，得出农业机械总动力指数、农民素质指数和农业信息化指数、农民纯收入指数。这样农业现代化指数就等于农民素质指数、农业信息化指数和农业机械化指数之和。

农民收入和农业现代化的均衡分析

进行实证检验之前，对农业现代化指数（Lam）和农民纯农业收入指数（Lnc）取对数。随后对取对数的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并在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探索它们之间的均衡关系。

（一）检验变量序列的平稳性

采用ADF 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的结果如表1。经过一阶差分后所有序列的ADF 值都小于1%临界值，因此认为这些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由于这些序列是不平稳的单位根过程，但其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进一步对其进行长期协整关系检验。

（二）协整检验

采用Johansen特征根轨迹检验考察农业现代化指数和农民纯农业收入指数之间的协整关系。通过表2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具有一个协整关系。这说明他们之间存在着长期关系。

（三）因果关系检验

对农业现代化是否显著地影响农民纯收入的增长，由表3可以看出： Lnc不是Lam的原因，它成立的概率为0.6767%。在1%的显著水平下，原假设不成立，即Lnc是Lnc的原因。对于另外一个原假设——Lnc不是Lam的原因的概率为6.528%，在5%的显著水平下，原假设成立，即Lnc的增长不显著地影响Lam的增长。而在10%的显著水平下，原假设不成立，即Lnc的增长显著地影响Lam的增长。所以农业现代化的增长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收入的增长也显著影响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二者互为因果关系。

结论

综合以上实证结果，显然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民收入之间稳定地存在着某种协同互动的均衡关系，农业现代化的波动与农民收入的波动总是高度密切相关的；农民收入是影响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原因，是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大力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所以，农业现代化与农民收入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协调发展的。任何一个环节的不合理均会导致整个发展的不协调。在下一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应该从作用机制入手，理清相互作用的机理，才能制定出更有效的相关政策。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