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1）

国际间的自由贸易、贸易保护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就是经济学家们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尽管自由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思想源远流长，但因其假设前提过于严格，其理论说服力并不强，而贸易保护观点则大有后来者居上的发展态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界先后产生了三次影响深远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一）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20世纪60年代以来，北北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的不断兴起，对经典的李嘉图比较优势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定理等传统贸易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从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诞生了基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为克鲁格曼，他用十分简洁的、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假设的数学模型，清晰地论证了国际贸易不仅可能在资源相似的各国之间（如美国和加拿大）发生，而且还可以在各国间同一产业内进行。[1]新贸易理论的主要影响之一是催生了战略性贸易政策。所谓“战略贸易政策”是指“在一个实际的或潜在的国际寡头垄断市场上，影响企业间战略互动结果的贸易政策”，其主要思想是，通过改变企业间的战略互动，一国贸易政策可以将寡头垄断市场中的超额垄断利润（或“租”）从外国企业转移到本国企业，从而提高本国福利。从中可以看出，这里的“战略”并非军事目标或战略性产业，而是企业间的战略互动，即企业利润或其他目标是直接受其竞争对手或潜在的竞争对手的决定所影响的。[2]战略性贸易政策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布朗德和斯潘塞的“出口补贴论”：通过研发或出口补贴，本国企业能够从事更高水平的研发和生产，提高本国劳动生产率，从而迫使外国企业压缩其研发和出口，改变“古诺均衡”结果，排挤外国市场份额，本国产品在国内外竞争中获取较大的市场份额和垄断利润份额，将“租”从外国企业转移到本国企业。[3]另一是克鲁格曼的“进口保护论”：在寡头垄断市场和规模经济的条件下，通过进口关税或配额等贸易保护措施，本国企业能够通过扩大生产获得规模经济效应，不断降低边际生产成本，而外国企业的边际成本则随着生产被压缩而递增，从而增强本国企业在对方国家及第三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削弱外国企业在本国及第三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将垄断利润从外国企业转移到本国企业。[5]

（二）内生贸易政策理论与利益集团

20世纪80～90年代，在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推动下，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研究的核心问题。所谓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简言之，就是在分析国际贸易的模式及政策时考虑政治因素。该理论认为，贸易政策不是外生的，不是经过经济学家福利分析之后选出的由政府规定执行的最优政策；而是内生的，是各个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博弈的均衡结果。因此，该理论也被称为内生贸易政策理论。[5]内生贸易政策理论将代议制民主政府、国内利益集团和国际政治等因素纳入同一框架，分析一国贸易政策的决定因素和形成过程。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政治捐资模型”集中研究了代议制民主政府和国内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互动。该模型认为，各个利益集团会因为某个贸易政策或者受益或者受损，故会为获得利益或者避免损失而向政府进行游说；代议制民主国家的竞选运动和政党筹资方式决定了政治家具有兜售其政策影响的强烈动机，现任政府在给定政治捐资的基础上综合权衡总政治捐资和投票者福利之后，将其自身福利最大化、决定最优的贸易政策均衡，最后达到政府与国内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纳什均衡。[6]在其随后的论文中，他们将帕特南的国际关系“双层博弈”思想运用到其模型，构建了一个既能分析国内利益集团和政治家之间的战略互动，也能分析国际舞台上各国政府之间的战略互动的正式框架，阐明了在非合作和合作政策均衡条件下贸易保护结构的决定因素。非合作博弈时，博弈方都忽视其政策对要素所有者和国外政治家的影响，利益集团组织力量强大的产业将会出现较高的关税，关税保护程度与特定要素的政治捐资正相关，与外国出口供给弹性和本国进口需求弹性负相关。合作博弈时，贸易保护率不仅反映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而且反映出国外同一产业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当国内利益集团强大而同产业的国外利益集团弱小时，保护程度最高；当两者力量相当时，保护程度最低。

（三）新新贸易理论与技术转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企业异质性推动着国际贸易研究重心由传统的国家和产业等宏观层面日渐转移到新近的企业和产品等微观层面，并由此在21世纪初诞生了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和企业内生边界模型的新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为梅利兹和安特拉斯，其基本思想是，企业劳动生产率差异是造成产业内企业异质性的最主要原因，是进而决定着企业是选择退出市场、还是在国内销售、或出口到国外市场，以及是以FDI形式还是外包形式进入国际市场等决策的关键因素，企业根据生产率水平差异分化成不同的组织形式和贸易模式。[8]与此同时，在美国最著名的一些经济学家之间，引发了新一轮针对技术转移的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争论。为贸易保护进行辩护的代表性人物有鲍莫尔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大师。鲍莫尔和戈莫瑞构建的贸易互惠区和贸易冲突区两国模型认为，只有一定条件下（贸易互惠区），自由贸易才是互惠的；如处在贸易冲突区，技术转移会增加贸易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挤占本国市场份额，对本国福利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如果本国与贸易伙伴处于贸易冲突区，最佳的贸易政策应是适度保护和阻碍技术扩散，而非自由贸易和技术转移。[9]萨缪尔森运用三组数字化模拟，分别说明美、中自由贸易和技术转移的三种可能结果，进一步支持了鲍莫尔和戈莫瑞的适度保护论观点。（1）相对于自给自足经济，自由贸易提高两国人均实际收入，两国均从中受益；（2）中国提高其出口产品生产率，改善美国贸易条件，美国从中受益更大；（3）中国提高其进口产品生产率，缩小两国生产率差异，美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优势不断被削弱，美国出口贸易量持续减少，甚至存在贸易消失的潜在风险，自由贸易使美国福利受损，而且是永久性损失。

二、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保护主义三种

主要形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多样，但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大类：一是不断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二是频繁启动反补贴、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特保）等贸易救济措施和337调查；三是继续实行高科技产品管制。接下来，我们运用前文已述的三大贸易保护理论，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分别分析其产生的经济与政治原因，并简要判断其未来发展趋势。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人民币升值声浪

人民币汇率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实施对华贸易保护的重要“武器”之一。2005年的“舒默-格雷厄姆议案”曾在美国国会掀起一股对华贸易保护新浪潮。2009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声浪又起，且与以往不同，奥巴马政府与美国国会遥相呼应，齐声协力共同“讨伐”人民币汇率。如2011年10月，美国参议院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其主要内容是要求美国政府对“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同年11月，奥巴马在夏威夷APEC会议上表示：“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被低估20～25%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快升值。”奥巴马政府施压人民币升值有多种图谋，如对外经济方面，中国坐拥庞大美债，人民币升值将稀释债务；国际政治方面，通过干预人民币汇率影响中国崛起。本文主要从战略性贸易政策角度来分析其背后产生原因和发展趋势。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失业居高不下，财政赤字屡创新高。为摆脱高失业、高财赤的“双重困境”和重振美国经济，2010年1月，奥巴马提出“五年出口倍增”目标，举政府全力实施“国家出口计划”：一方面，通过推行“商业外交”和提供“一站式”服务等，大行“政府补贴”，帮助本国企业打开国外市场；另一方面，以“公平贸易”和“世界经济均衡增长”等为由，大力保护国内市场。显然，这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美国又一次新的应用。根据克鲁格曼的“进口保护论”，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无疑是奥巴马政府实现其“出口倍增”目标最有效又最“理直气壮”的手段。一方面，如果施压人民币升值成功，既可以削弱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国及第三国市场的竞争力，又可以提高美国出口产品在中国及第三国市场的竞争力，将“租”从中国企业转移到美国企业。另一方面，不仅中国的贸易顺差与美国的贸易逆差形成强烈反差，而且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2009年、2010年和2011年美中贸易逆差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的比重分别为45.3%、43.0%和40.6%。美国经济“双高”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11年10月，美国失业率仍处在9.0%高位。白宫预计，美国失业率2012年底还将处于7.9%的高位。美国财政部报告则警示，2011年11月，联邦债务已经突破15万亿美元大关，将很快达到其GDP的100%警戒线。另一方面，由于两国产业和贸易结构原因，美中贸易赤字也恐难以迅速减少、甚至有可能还会加大。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美中贸易逆差2011年1～10月为2454.5亿美元、同比增长8.0%。因此，美国“国家出口计划”“任重道远”。从这个角度看，未来几年人民币汇率问题将可能不断被“旧话重提”。

（二）利益集团与贸易救济措施

贸易救济措施和337调查是奥巴马政府发动对华贸易保护使用最为频繁的工具。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统计数据，2009～2011年期间，美国共发起针对或涉及中国产品的贸易救济措施21宗，占其总数（31宗）的67.7%；共提起44起涉华企业的337调查，占其总数（153起）的28.8%。本文以“轮胎特保案”为例，从利益集团角度来分析其产生原因与未来发展趋势。2009年4月，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SW）申请USITC对中国轮胎发起“特保”调查。6月底，USITC建议对中国输美轮胎连续3年分别加征55%、45%和35%的从价关税。此建议提出后立即遭到中、美两国产业界的广泛反对。7月初，美国轮胎产业协会（TIA）致函奥巴马总统，强烈要求其否决该建议，因其不仅不能保护美国就业，而且还会导致美国轮胎消费者面临更高价格与更少选择，从而损害美国消费者和轮胎贸易商的利益。7月底和8月初，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分别致函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总理，提出类似请求尽管如此，2009年9月，奥巴马仍宣布未来3年对中国轮胎分别征加35%、30%和25%的惩罚性关税。事实上，正如美国TIA所言，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研究报告，2010年美国轮胎制造业就业率同比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10%；而其进口轮胎价格同比也上涨了10%～20%。那么，为什么奥巴马政府会做出如此“下策”呢？USW的全称是“钢铁、造纸和林业、橡胶、制造业、能源及相关工业与服务业工人的国际联盟”，是北美最为活跃的劳工组织之一，目前有大约120万会员，其会员不仅积极参与选举投票，而且投入大量资金从事政治捐资活动，对美国政治选举与政府决策产生着极大影响。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奥巴马正是因为得到其大力支持，才得以在初选及随后的全国大选中拿下关键的几个制造业州。较之USW，无论是美国TIA还是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其影响力显然都弱小得多：美国TIA只有6000多个成员单位；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则只有800家左右成员单位。因此，无论是美国USW与TIA之间在第一个层次的国内博弈，还是美国USW与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之间在第二个层次的国际博弈，前者的力量都比后者强大得多，按照“政治捐资模型”，双重博弈的最终结果无疑是USW获胜，无论其建议是否合理。

（三）技术转移与高科技产品管制“放宽”

美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问题由来已久，1950年12月曾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国。目前的管制政策始于2007年6月，其管制清单包括航空发动机等20大类的高科技产品。奥巴马执政后，其管制政策似乎有“松绑”迹象。2010年8月，历经一年审查之后，白宫正式公布了美国出口管制改革的新方案。2011年5月，奥巴马表示，“美方愿向中国和其他国家出口更多高科技产品，这符合双方的利益。”有的学者认为，此番改革是奥巴马政府实施出口促进战略的必然结果，美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或将逐步放宽。果真如此吗？我们认为，无论是从对外经济与贸易角度，还是以国际政治视角，都不应有过高的期待。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迅猛，不断挑战和冲击美国的经济和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国经济总量，2010年已经跃居全球第二；世界银行预计，2020年将超过美国。WTO数据则显示，中国货物出口早在2007年就已经赶超美国；中国服务出口与美国差距也不断缩小，其全球相对份额从2001年的2.4%持续上升到2010年的4.6%，而同期美国份额则从18.1%不断下降到14.1%。因此，这很容易让奥巴马政府产生错觉，认为美中两国处在“贸易冲突区”，尽管事实上两国贸易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根据鲍莫尔-戈莫瑞模型，显然，奥巴马政府的“上策”是阻碍技术转移，不太可能放宽高科技产品管制。另一方面，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新现实主义，技术是发达国家实力与霸权的重要基础，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则是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的关键部分，长期以来一直是其维护霸权实力、保障国家安全、推进外交政策的常用手段之一，加强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乃为更好地实施对华遏制的国际霸权大战略。由于美、中两国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有很大差异，使得美国朝野长期无法将中国视为可信赖的政治伙伴。在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日益快速发展的当代，这种不信任感也自然而然、有意无意地演变成为“中国”。美国有线新闻网在2009年6月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5%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对美国存在严重威胁，只有18%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对美国没有威胁。美国GBS新闻在2011年11月的民调结果则显示，61%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经济扩张对美国经济不利，只有15%的受访民众认为有利。因此，鉴于美国对中国日益加重的战略防范心理，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很难会有真正放松。

三、中国政府应对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策略思考

综上所述，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背后有其深刻的经济与政治原因，未来发展趋势也不容乐观。基于这一判断，运用第一部分的相关理论，并借鉴国际经验，我们对中国政府的应对策略进行一些初步思考。

（一）加强与美国战略对话和贸易谈判，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典型的零和博弈策略，一国所得正好是他国所失，极易招致贸易伙伴的贸易报复，如2010年6月，WTO裁定欧盟补贴“空客”之后，欧盟立即反诉美国，2010年9月，WTO再次裁定美国非法补贴“波音”。尽管在单次非合作博弈中，博弈方的占优策略或许是进行出口补贴或进口保护，但是最后达成的纳什均衡却可能导致囚徒困境。因此，在长期重复博弈中，博弈方的占优策略应该是开展互利合作的自由贸易，而非实施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因此，从这个角度，为避免中美贸易摩擦激化甚至贸易战爆发，同时也为实现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不妨“并驾齐驱”。一方面，通过WTO、APEC和G20峰会等国际组织平台，以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商贸联委会”等高层对话机制，加强与奥巴马政府的对话磋商和贸易谈判，反对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共同营造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双边贸易环境，实现合作双赢。另一方面，借鉴国际经验，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逐步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平衡增长。首先，借鉴日本和韩国等国经验，主动实施贸易顺差回调措施：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实行适度的汇率升值，同时配以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既实现贸易平衡，又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次，借鉴德国和日本经验，更加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在扩大出口中的作用，积极推动境外投资，继续推进“走出去”战略。最后，借鉴美国和日本经验，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与低碳经济：把握国际服务产业转移机遇，有选择地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领域，加强同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能源、环保等领域国际技术合作，促进服务贸易与低碳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二）调动中美各方力量，削弱美国特殊利益集团的不利影响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2）

    新形势下区域发展中招商引资的战略思考 我国物流业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入世后我国国际贸易摩擦上升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浅析进口配额的效果及政策取向 绿色贸易壁垒对佛山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我国加工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贸易技术壁垒对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的影响及对策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与对策研究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问题研究 引进外国智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垄断行业监管机制问题研究 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条件及路径 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对就业的影响 对外贸易与我国经济发展 惠州对外贸易企业的变迁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逆差：现状、成因和对策 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转基因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中泰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和竞争性研究 中国农业开放模式的选择研究 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选择与完善研究 从轮胎特保案看我国的反倾销 金融危机下广东的双转移战略 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的新特点 广东企业走出去研究 广东外资的可持续利用研究 金融危机下广东某产业发展对策探析 港口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研究（具体哪个港可以自己定） 中国国际多式联运问题研究 港口发展中的问题研究（具体哪个港可以自己定）

    中国第三方物流中的问题研究 中国集装箱运输中的问题研究 提单的风险及防范研究 贸易救济制度研究 对国际贸易原理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电子商务环境下新型国际贸易交易结构的确定 欧盟优惠性原产地规则调整与中国出口战略应对 我国纺织品出口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以美国对中国输美纺织品设限为例 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品出口面临的难题及对策 国际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趋势与促进肉类产品出口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或某省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的技术提升研究 引进外资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或作用研究 FDI 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对外贸易推动广东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研究 国际商品流动与要素流动关系研究 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自主创新与增进我国出口商品比较利益研究 论技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推动 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中的地位、利弊或转型升级研究 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研究 社会责任对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研究 国际劳工标准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 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外贸的影响研究 标准化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效用研究 国际贸易中的电子商务发展趋势 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贸易相关问题研究 我国发展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 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与我国商品出品对策

    国际劳工标准下我国政府、企业对策 我国纺织业出品竞争力问题和对策研究 我国纺织业的贸易格局与市场策略 绿色壁垒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分析 世界 FTAS 发展态势与中国策略分析 我国纺织业出口竞争秩序现状分析与对策探讨 行业协会在规范出口竞争秩序中的作用探讨 加入 WTO 后我国民族产业的保护 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模式选择——以惠州经济为例 古典比较利益论与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思考 FDI 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贸易的影响看我国开展海外投资 海外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相互关系 中国经济反垄断立法的探索 广东区域聚集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及风险研究 论我国进出口贸易对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 欧元汇率变动对惠州制鞋行业对外贸易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机理及未来演变研究 中国国有经济角色演进的反思与前瞻 我国产业结构调查研究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及解决思路 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 广告语言与消费心理研究 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拓展研究 浅论我国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中小企业文化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论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和对策

    中小企业品牌经营误区及创名牌战略研究 顾客忠诚研究述评 基于顾客感知价值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研究 浅析房地产市场营销策略 客户关系管理的探讨——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运营模式 金融危机下的消费思考——中、美消费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基于顾客关系投资的个性化价格促销 中小企业出口及其社会责任研究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广东农产品出口跨越贸易壁垒的对策研究 中小企业出口低价竞销的原因及治理对策研究 惠东鞋业出口的现状、困境及对策分析 对外贸易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全球知识网络与跨国公司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的机制和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的跨国传播机制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经济的影响研究 知识的国际传播机制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双边 FTA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进出口的影响 FDI 对我国国际贸易影响的区域性差异分析 广东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我国国际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基于因子分析的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倾销问题 反倾销背后的国家利益博弈 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原因及障碍分析 绿色国际贸易与绿色国际贸易壁垒 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如何跨越绿色贸易壁垒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出口退税率调整的政策思考 出口退税政策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国际市场水果检疫准入与促进我国水果出口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竞争法、产业法与反倾销法的冲突与协调 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与政策变化 市场营销视野下的大学生自主择业策略分析 对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方式的分析 论国际市场营销者如何跨越文化障碍和避免政治风险 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感知与评价及对中国企业的启示与建议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3）

关键词 人民币升值 中美贸易收支

一、背景分析

汇率与经济关系密切。汇率变动会影响一国的进出口产业和国际收支，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间的贸易矛盾使得汇率战争不可避免。

就现期而言，一方面，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由于政府债务在金融危机后显著增加，加之欧元债务危机，实施宽松政策受到限制；就业方面，失业率居高不下，私人部门的消费与投资增长速度较慢。此时，改善净出口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就理所当然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选择。因此，对汇率施压也不无道理。

另一方面，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金融危机后实体经济的反弹使其面临通胀压力，发达国家的宽松政策又使这些国家货币面临升值。由于升值会降低其出口竞争力，所以更多国家选择干预外汇市场。于是全球性的汇率战争不可避免。

二、汇率战争的发展

历史上汇率战争对世界经济发展影响重大，而其元凶――美国的目的就是打压其他崛起的经济体，维持其经济霸主地位。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随着日本国际竞争力增强，贸易顺差扩大，日本人均GDP超过美国，日美间经济摩擦不断。

1985年，随着《广场协议》的签订，日本中央银行收购日元使其升值并施行低利息政策，日本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在银行的推动下产生了巨大泡沫。这时华尔街大肆卖空日本股票，导致日本经济陷入萧条。

21世纪初，欧盟在经济上有所发展。与此同时，欧元相对强势，有挑战美元地位的趋势。对此，美国则通过衍生品等致使欧洲一些国家的债务危机。

21世纪中美贸易取得快速发展。2010年上半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居于储备货币的债权国榜首。然而中美之间的极大贸易顺差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强烈不满。美国几度要求人民币升值以限制中国出口，使得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中国很可能成为下一个日本。

三、汇率大战的影响分析

（一）汇率之争对中国的影响

1.降低进口成本并促进贸易结构升级

秉承“走出去”的方针，我国长期主要实行出口导向战略，贸易顺差逐年增大。人民币升值，外币相对价格降低，人民币的购买力增强，有利于降低中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以及很多重要战略物资成本。这一变化亦利于出口企业转型。出口艰难将迫使其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促使中国外贸向高质量和高效益的集约型转移，同时有利于平衡国际收支。

2.有利于外资引进

汇率变化带来的货币低成本会促使更多外资流入中国。外资的引入有助于企业管理模式、技术等的优化，有助于企业更好发展。但也伴随利润外流。

3.商品国际竞争力下降

中美汇率之争主要目的在于扩大美国市场份额。美元贬值战略可以有效地提高进口商品价格，从而增强本国商品竞争力，拉动出口和经济增长。同时，货币贬值使得中国商品出口成本增加，不利于出口持续扩大和国际市场占有率提高。同时不能承受成本上升的企业相继倒闭，加之产业转型的高成本势必使失业增加，此举会抑制中国经济发展。

4.经济泡沫

当国外投机者认为人民币存在升值预期时，他们将通过套利获取额外收益。这些热钱涌入中国楼市和股市会催生经济泡沫，而在人民币升值后，若这些资本趁机撤出中国，中国将像日本一样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

（二）汇率之争对美国的影响

美元的持续贬值不仅让各国持有的美元缩水，转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压力，变相掠夺了各国的财富，还对美国经济有如下影响：

1.弥补美国债务缺口

由于美国的对外负债主要以美元计值，而美国的对外资产主要是以外币计价，美元贬值能够降低美国政府对外真实债务支付，从而改善其高额财政赤字。

2.短期贸易逆差改善长期贸易逆差恶化

短期美元贬值有助于刺激美国商品出口，缩小贸易赤字，改善经常账户失衡，推动美国经济的复苏。但从长期来看，美元的持续贬值将会导致美国融资成本增加，使得国内流动性不足，间接抑制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此外，因许多商品价格与美元挂钩，美元贬值会导致全球能源和原料价格大幅上涨。成本价格的上涨将导致美国进口费用增加，从而影响美国的经济和生产。

四、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虽美国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并推出《2011年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的立法提案迫使人民币加速升值，但美国财政部却认为中国并没有为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而操纵货币汇率。实际上，从2005年至今，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此期间中国和其它国家的贸易顺差大幅减少，但中美贸易顺差不降反升。

（一）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收支影响的定性判断

一般来说，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收支影响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商品国内价格不变，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出口商品美元价格相应上升，中国的出口额下降；二是商品国内价格上升，名义汇率保持不变，出口商品美元价格上升，中国的出口额下降。然而，这两条路径的作用不尽相同。以升值为例，如果第二条路径更显著，则汇率战争会对中美贸易差额缩小产生一定作用。

基于前文对人民币汇率变化及中美贸易现状分析可以推断，美国要求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论是缺乏依据的。但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能否改善贸易收支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本文将通过定量分析对此做一判断。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选取

1.模型构建

选取变量如下：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R），中美贸易收支顺差（B），中国GDP（C），美国GDP（A）。

一般来说，人民币汇率贬值，出口增加，进口减少；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进口增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出口增加。

关于模型函数的具体形式，按照C-D形式函数进行研究，将中美进出口贸易收支方程设定为：

LnB=γ0+γ1LnR+γ2LnA+γ3LnC+μt

其中：μt为误差项。

根据国际经济理论，国外实际收入增加，出口将增加；国内实际收入增加，进口将增加；人民币汇率贬值，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因而预期系数γ1为正，γ2为正，γ3为负。

2.数据选取

样本选取1991年至2011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如下：中国GDP数据来自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中国CPI数据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美国GDP和CPI数据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网站，中美进出口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来自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本文运用的软件为Eviews6.0。

（三）EG协整检验

将贸易收支变量LNB对汇率变量LNR、美国实际收入LNA、中国实际收入LNC进行回归：

1.对上述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RESIB的ADF单位根检验显示，残差序列的P值为0.4408，不能拒绝原假设即RESIB为平稳序列，表明序列LNB和LNR、LNA、LNC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中美贸易收支的协整方程为：

回归方程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984>0.8，F检验的P值近似为0，说明回归方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

3.LNA系数的P值近似为0，LNC系数的P值为0.0003，拒绝原假设，说明美国和中国GDP对中美进出口贸易有较大的影响。LNR的P值为0.7159远大于0.05，拒绝实际汇率对进出口有影响的原假设，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美的贸易差额几乎没有影响。

4.LNR和LNA的系数为正，表明实际汇率和美国GDP对出口变量LNA的影响是正向的，与预期一致；LNC的系数亦为正，与预期相反，这可能是由其他因素对于净出口的影响导致的。

长期来看，方程中各个经济变量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中国实际GDP对中美贸易收支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美国对中国名义汇率施压而忽视实际汇率变化并不能起到减小贸易顺差的作用。

五、中国针对汇率大战的应对措施

人民币的快速升值会不会令中国重蹈日本的覆辙？欧美频繁向中国政府施压，除了积极谈判外，调整中国产业结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建设，改善贸易结构才是中国防止陷入新“广场协议”的最好选择。

（一）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目前人民币汇率依然存在低估。这是因为中国长期保护出口企业抑制人民币升值的结果。实际上，施行能够更好反映市场供求的浮动汇率才能更充分发挥其在平衡国际收支、抵御国际资本流动冲击方面的作用。为此，我国应加紧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逐步提高其市场化程度，以适应经济发展需求。

（二）扩大内需，优化贸易结构

要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尽快完成经济结构调整，降低出口依赖，提高内需的作用。同时贸易结构也需相应调整，通过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缓解利率对我国的冲击。

参考文献：

[1]王晶.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2009.

[2]张造西.中美汇率大战概述及其影响分析.中国证券期货.2011.05.

[3]赵可金.中国版“广场协议”会来吗.人民论坛.2010.21.

[4]陈平，熊欣.进出口汇率波动影响中国出口的实证分析.国际金融研究.2002.6.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1-0044-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是相对封闭的，虽然有一些对外交往但规模很小也还没有引进外资的做法，进口所需的外汇完全由出口多少决定，这种量入为出的对外贸易模式使我国的贸易基本保持了平衡。改革开放后的前几年，对外需求和对外供给的活力得到释放，对外贸易的规模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有顺差的年份也有逆差的年份，且逆差的年份居多。主要原因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国外先进的设备和生产资料有着旺盛的需求，而我国在劳动力密集的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尚未得到开发和形成。我国持续的贸易顺差是始于1994年，除因受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入世影响的短暂几年外，我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增长。尤其是2005年贸易顺差较上年增长218%，各界对贸易失衡的关注达到顶点，国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缓解贸易摩擦。2007年之后，贸易余额的增幅有所回落。2009年开始，贸易余额规模有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失衡的总体情况见表1。

我国自1994年以来持续的贸易顺差已经形成了贸易失衡，但贸易失衡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分别在三次工业化过程中的不同时期都曾出现过大规模的贸易失衡，而且持续时间较长。根据克鲁格曼的跨时贸易理论，各国贸易的顺差、逆差是各国从事跨时贸易的结果，跨时贸易的模式（出口当期产品，进口未来产品或进口当期产品，出口未来产品）的改变决定了贸易顺差、逆差的转换，而且跨时贸易模式主要受跨时比较优势的影响[1]。跨时比较优势又与一国的技术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成本、国际分工地位和产业结构有关。

工业革命前，世界贸易的基础是各国的自然资源和各自固有的生产技能的差异，贸易的功能在于互通有无和商业牟利。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各国和世界的自然经济结构，世界贸易的基础不仅仅是各国的天然资源，各国生产技术、产业规模不同而产生的生产成本的差异成为决定贸易模式的重要因素。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发展，劳动力成本优势引发的产业转移对贸易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贸易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从英美的独霸天下、德日的崛起再到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和中国的赶超，各国的贸易也经历着顺差、逆差的不断变化。本论文将各国贸易顺差、逆差的转换看作是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结果。选取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的贸易失衡的历史演进进行分析，以期找到影响各国贸易顺差、逆差转换的普遍规律即隐藏在跨时贸易背后的技术优势、经济结构和国际分工的变化。之所以选择这四个国家，因为它们在国际贸易的不同阶段曾发挥过主导作用，且都是世界经济的大国。通过对这四个国家的分析和与中国贸易失衡的比较，我们就能清楚地发现我国贸易失衡演进历史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由于我国的贸易失衡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失衡，所以对各国贸易失衡演进历史的考察也限于货物贸易历史（英国除外），而没有将服务贸易历史纳入分析框架。

二、英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史

为了清楚地描绘出各国贸易失衡的阶段性变化，本论文对各国贸易余额数据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处理。贸易顺差的年份用1表示；逆差的年份用-1表示；贸易平衡或缺失的年份用0表示。对英国贸易历史的考察阶段为1816至2010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和联合国的贸易数据库。由于英国货物贸易的特殊性及其大量的资本输出，“大进大出”的特点和对殖民地长期的原料掠夺使得英国的有形贸易长期逆差，而其无形贸易长期顺差[2]。为了更合理地反映英国的贸易情况，本论文对1993年以前英国贸易失衡的考察既包含有形贸易也包含无形贸易，1993年以后只包含货物贸易，其贸易历史的演进见图1。

从英国贸易平衡的点分布，我们可以将英国的贸易平衡情况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如表1所示：第一个阶段为1816―1930年、第二个阶段为1931―1947年、第三个阶段为1948―1986年、第四个阶段为1987―2010年。英国的贸易历史大致经历了顺差―逆差―顺差―逆差的演变。这种演变可以看作是英国跨时贸易的实践，是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结果。哪些因素推动着这种变化呢？影响一国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因素无非是其技术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成本、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等。

英国最鼎盛时期始于1763年与法国的七年战争结束后，18世纪60年代到187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英国确立了殖民霸权的地位，拥有了占世界三分之一的殖民地。始发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的霸主地位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它让英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居世界之翘首。尽管19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歉收以及战争（主要是与其殖民地的战争）、外国工业的成长（特别是内战后美国的成长以及统一后的德国的成长）、关税和白银贬值所造成的出口渠道的阻塞，英国货物贸易逆差逐步增加。但是由于无形贸易的巨大盈余，英国总体的贸易仍然持续顺差，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殖民地巨大的廉价市场使英国产业集中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品上，而对新兴的钢铁、化工、汽车制造等产业的投资不足，未能跟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潮流。贸易也由发达国家转向英联邦内国家，英国未及时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到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英国对外投资增加，导致国内技术革新和企业投资不足，加速了英国产业的落后。英国对其他国家资源的控制加强了其殖民倾向，对外商品贸易长期赤字但对外投资收益长期盈余。各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和国有化，使英国的对外投资化为乌有，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贸易情况彻底逆转。二战后初期，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和主要工业国的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经常账户的失衡较轻微。英国的贸易也是时而顺差时而逆差，并未表现出持续的失衡状态。由于欧洲复兴计划，英国的贸易此时出现了较多年份的顺差。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由于浮动汇率制的采用和金融行业的技术进步使各国取消了国际支付的限制，以及石油美元循环，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扩大，贸易失衡的规模也逐渐变大。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劣势和产业虚拟化等原因，英国开始了持续的贸易逆差。英国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也从1870年的30%，下降到1913年的14%，1963年的7%及1987年的3%。

三、美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历史

本论文对美国贸易失衡历史的考察从1790年至2010年，1993年以前的数据来自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993年以后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两百多年来，美国货物贸易的历史演进如图2所示。

从图2，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贸易失衡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为1790―1873年，美国贸易以逆差为主，偶有顺差的年份；第二个阶段为1874―1970年，美国贸易几乎完全顺差，偶有逆差；第三个阶段为1971―2010年，美国贸易几乎完全处于逆差，偶有顺差。具体统计见表2。总的来看，美国贸易失衡的历史经历了逆差―顺差―逆差的演变。在第一阶段，美国主要对联合王国（英国）、法国、德国有较多的贸易逆差，但对加拿大顺差居多。第二个阶段美国对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基本上都是顺差，但对加拿大和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转为逆差。另外，这一时期美国新增了两个重要的贸易伙伴――日本和墨西哥。美国对墨西哥基本保持顺差，对日本开始是逆差，从1933年转为顺差，1965年后又转为逆差。第三阶段特别是80年代后美国对几乎所有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保持逆差居多的情形，尤其是新增的贸易伙伴国中国和东盟。像美国贸易失衡历史的演进一样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美国出口商品的结构经历了农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

美国的崛起始于1861―1865年美国内战之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善于发明创造的国民性为美国经济的腾飞准备了条件。但是，1870年以前的世界是英国的世界，美国尚处于引进英国先进技术和产业的阶段，美国在1790―1873年以贸易逆差为主。19世纪70年代以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推动者美国有着绝对的技术优势，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其货物贸易也经历了近一百年的贸易顺差，而且在二战后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1946―1970年），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并未真正显现。在整个19世纪，农产品在美国出口商品中的比重超过70%，一直到一战还是主要的出口商品。虽然在1900年，美国已经变成重要的工业和农业技术的出口国。但此时美国的出口产品仅仅部分完成了从森林、田地、矿产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的历史性转移。初级产品仍然占所有产品和服务出口的2/3（主导产品是：可再生动植物产品――棉花、谷物、肉类、木材和烟草）。美国相关的自然资源产品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达到高峰[4]。二战前，美国在科学领域并没有达到领导地位。这一状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显著改变，二战后重大的科技与管理创新主要发生在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美国成为第一次世界产业转移的主要推动力量，美国国内制造业的比重下降，产业开始空心化和虚拟化。自1971年开始，美国货物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美国经济实力的下降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美国加速了产业的空心化和虚拟化，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持续至今。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份额从1870年的25%，增加至1913年的36%，1950年的60%；又由1963年的40%下降至1987年的24%。

四、德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历史

德国是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中和中国一样处于贸易顺差的一端，德国的贸易顺差历史早于中国但和中国的贸易失衡大致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和相同的货币体系下。和中国一样，德国贸易受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较大。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是美国，产业承接的主体是日本和原联邦德国。本论文对德国贸易历史的考察从1880年至2010年，1993年以前的数据来自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993年以后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统计结果见图3。

从德国贸易平衡的点分布图3，我们可以看出：德国自1880年以来的贸易情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80―1887年，德国的贸易顺差年份较多，但不具持续性特征；第二个阶段为1888―1913年，德国贸易表现为持续的贸易逆差；第三个阶段为1914―1950年，德国贸易由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两次中断；第四个阶段为1951―2010年，德国贸易持续顺差。具体统计见表3。德国贸易特征明显，阶段性很强，表现为一战前持续的贸易逆差和二战后持续的贸易顺差。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5）

一、引言

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往往伴随着频繁的贸易摩擦。我国自1995年起始终处于全球反倾销案件最大的目标国。近年来，世界反倾销调查案件的总数呈现下降趋势，但是针对中国的案件不断增加。越来越少的背景下，针对中国的案件数却仍在不断增加。美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但也是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国家之一。频繁的反倾销调查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应获取的利益。而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不仅仅关系到两国自身的利益更关系到世界贸易体系的格局，因此两国间的贸易问题也一直全世界学者关注的热点。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反倾销原因的定性分析各不相同。Blonigen认为，提起反倾销的根本原因在于贸易保护主义。而Chad P. Bown在分析了中国的贸易处境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加入WTO对贸易环境并没有改善作用，反倾销案件数量不降反升。定量分析中，Michael M. Knetter和Thomas J. Prusa采取了负二项式回归模型发现美国GDP与反倾销案件的数量呈现负相关。

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取得很多成绩。刘遵义和冯国钊认为进口和出国的统计误差和美国对华的贸易限制也对中美贸易摩擦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赵晓认为中国当前已经进入国际经济摩擦时期，并且这个时期将至少持续20年。 定量分析中，沈国兵利用Logit模型得出结论，贸易不平衡和产业内贸易指数这两个指标都对反倾销案件数产生了影响。

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本文将以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根据理论分析选取关键指标，进行计量检验。

三、美国对华反倾销现状分析

（一）自从1995年以来，中国就一直是美国提起反倾销调查的最大目标国。近年来，美国反倾销案件总量在逐渐减少，但针对中国提起的案件数量与所占比例却都在增加。

图1 美国提起反倾销案件总数及对华案件数

（二）在所有针对中国提起反倾销调查的国家中，按总量排名，印度和美国分别名列第一、第二。而在最终执行案件数排名上，美国高居首位，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三）中美贸易摩擦涉及的行业范围逐步扩大。目前已涉及化工、轻工、冶金、机械、金属制品、造纸、纺织和医药等多个行业。

四、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影响因素

（一）国际因素。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发展非常迅速。近年来，世界经济很不稳定。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频繁。经济低迷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反倾销就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保护本国贸易所使用的主要手段之一。由于经济危机，美国更加严格的阻止中国的崛起，中国也因而成为了西方国家提起反倾销调查的最主要目标。

（二）美国方面的因素。①经济衰退。经济危机给美国带来了二战以来最大的衰退，失业率也达到了大萧条之后的最高水平，贸易逆差也就变得更加敏感。②战略考虑。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相比于美国受到的重创，受到的影响显然小得多，因此美国借机对中国的贸易进行限制。③政治因素。每逢美国大选之年美国对外发起的案件数都激增，趋势见图2。很早就有学者认为，在大选之年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已经成为选举的拉票手段。美国近几年经济复苏乏力，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最受选民关心，也是两党争取选票的重头戏。为拉拢选民，美国政客在对华贸易政策上趋于强硬，试图通过贸易保护增加国内就业来大选中获得更高的支持率。

图2 美国大选年提起反倾销调查案件数

（三）中国方面的因素。中国的出口结构。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优势赋予了中国出口的产品低成本和低价格，这本是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但是遭到美国的抵制。此外，中国监控出口增长、进行反倾销预警的能力不足，是频繁遭遇反倾销的原因之一。

五、实证分析

（一）变量定义与数据选取

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选择以下因素进行检验：选取反倾销案件数为被解释变量AND；使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美国国内失业率和美中贸易逆差额作为解释变量GDR、UEM和DEF。数据的时间区间为2001年至2009年。

（二）假设条件

假设1：美国对华提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负相关。即美国的经济增长越快，提起的反倾销案件数越少。相反地，当美国经济状况不佳时，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抬头，案件数也随之上升。假设2：美国对华反倾销数量与美国的失业率呈正相关。即美国的失业率越高，国内产业遭受的威胁越大，对华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也同样增加。假设3：美国对华反倾销数量与美中贸易逆差正相关。逆差越大，美国政府为改变这种境遇便会付诸于反倾销调查。

（三）计量检验

本文分别对这三个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首先，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ADN=a1+b1GDR+μi

ADN=a2+b2UEM+μi

ADN=a3+b3DEF+μi

然后，将相关数据代入EViews 6.0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因此我们可以做下一步，通过EG协整回归验证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回归，我们得出表1的结果：

表1 一维线性回归的解释变量

*10%显著性水平，**5%显著性水平

上表显示，该模型拟合度较好，解释变量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我们可以得到下列等式。

ADN=11.44958-0.777191GDR

（8.045140） （-2.567765）

ADN=-0.946565+1.628499UEM

（-0.228136） （2.312371）

ADN=5.175291+3.37*10-7DEF

（2.381609） （1.674231）

实证结果显示，反倾销案件的数量与这三个因素都相关。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DP）对其有负面影响。而失业率（UEM）和中美贸易逆差（DEF）这两个因素对中美反倾销案件呈正向影响。结果表明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与其提出的反倾销案件负相关，美国失业率和贸易逆差则是导致提出反倾销数量增长的。

六、结论

经过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发现美国的经济形势和就业状况确实对其提出反倾销调查活动产生了影响，中美贸易不平衡也是美国对华提起反倾销调查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我国在对美出口的同时，需要及时关注美国经济增长率、失业率的变化，以及美中贸易逆差额的变动，以便做好预警工作，防止和减缓遭遇反倾销调查的情况。

参考文献：

[1]邹昆仑.我国遭遇反倾销的双边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J]，当代财经，2008（8）

[2]Bruce A.Blonigen.Working the system：firm learning and the antidumping process [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6（3）

[3]Chad P.Bown，Rachel McCulloch.U.S.-Japan and U.S.-China trade conflict export growth， reciprocity，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9（3）

[4]Michael M.Knetter，Thomas J.Prusa，Macroeconomic factors and antidumping filings：evidence from four countr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3（1）

Yuan Chingchang，Solomon W.Polachek，John Robst.Conflict and trad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graphic distance and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2004（4）

[5]冯国钊，刘遵义.对美中贸易平衡的新估算[J]，国际经济评论， 1999（5）

[6]赵晓.从战略角度看中国的“国际经济摩擦”时期[J]，国际经济评论， 2003（11）

[7]沈国兵.反倾销与美中双边产业内贸易：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8（3）

[8]Marcus Noland. Trade，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996（7）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752；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5-0003-09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三百多万平方千米的海洋国土、三万多千米的海岸线和上万个岛屿。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越来越重视海洋的开发、利用以及权益维护。然而，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所宣称的海洋权益不仅没有得到保障，反而还受到相关国家的侵犯，涉及到海洋和海洋产权等各个方面。在中国宣称拥有海洋利益的四大海域中，除了渤海为中国内海而不存在海洋权益争端外，东海、黄海和南海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与中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则涉及到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所有国家，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等。有的国家由于海洋权益争端与中国在政治上尖锐对立甚至存在随时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如日本由于问题与中国在政治上尖锐对立；有的国家虽然与中国也存在海洋权益争端，但是在政治上相对比较缓和，如韩国。

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的第二个国家，GDP总量约为美国的60%。同时，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和外商直接投资国。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看，日本和韩国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对象国、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中国也是日本、韩国、菲律宾和越南最重要的贸易对象国。如果按照贸易和平论和经济相互依赖论，中国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家之间应该不会发生战争或政治上的极端冲突，然而中国与日本和菲律宾在政治和经贸关系上却表现出了政冷经热。因此，需要弄清楚：中国与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既然如此密切，为什么还会发生争端或冲突？这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贸易和平论是否存在不一致？如何对此进行解释？同时，我们注意到，无论是中国还是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也都与美国等第三方国家存在政治和经贸关系，其密切程度将会影响到能否运用贸易和平论分析中国与周边海洋权益争端国家的冲突。

二、文献综述

贸易和平论和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对等，但联系密切：第一，贸易和平论是最早地将经济与和平或冲突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而提出来的判断，主要是讨论贸易与和平之间的关系；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虽然将贸易看做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的主要内容，但不是唯一内容，而是还包括对外直接投资。第二，贸易和平论的最新发展就是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二者所得出的判断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三种观点：（1）贸易或经济相互依赖能够减少冲突，促进和平的实现。（2）贸易或经济相互依赖不仅不能够减少冲突，反而会增加冲突。（3）贸易或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或冲突没有必然的联系。为了分析或研究的方便，本文同时使用贸易和平论和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关系两种表述。

（一）贸易和平论的提出

贸易和平论的提出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法国的克吕塞，其基本观点是通过自由贸易也能够获得依靠征服或占有所获得同样的收益。20世纪之后，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贸易和平论进行了重新阐述并进行了实证研究。木济相互依赖的角度看，基欧汉和奈为相互依赖建立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基于预期收益模型，Polachek认为，“交战的代价将会随着贸易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假设其他条件不变，贸易量越大，冲突的代价就越高，冲突的可能性就越低”。如果从国家间的冲突是获得经济利益的一种方式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贸易或其他经济手段所取代的话，那么贸易和平论无疑是成立的，并且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越密切，相互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Rosecrance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发生的一个有趣变化是，和平贸易战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有效得多。国家通过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可以改变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其他国家也可以通过国际合作，从贸易扩展和增长中获利”。Fearon提出了理性主义军事冲突模型，认为军事冲突的根源在于国家间谈判的失败，如果国家间能够通过谈判解决冲突或争端，军事冲突完全可以避免，因为国家都是理性的，都会根据自身利益进行成本收益计算。许多学者对贸易和平论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判断。Polachek与Polachek等证实了贸易和平论。Polachek对1958-1967年30对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和每年的净冲突进行的相关性研究表明，贸易与净冲突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Polachek等证实了改善贸易条件会减少冲突，而恶化贸易条件会增加冲突。波拉切克和西格利的研究表明，“贸易国之间会出现更多的合作、更少的对抗，且贸易量增加一倍，会使好斗性减少20%”。

（二）贸易和平论受到的挑战及发展

然而，贸易和平论也受到了挑战。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不是导致和平的原因.反而是导致冲突的根源，如华尔兹认为，“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交往的密切，从而增加了发生偶然冲突的机会”；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属于低级政治问题，而和平与安全等属于高级政治问题，经济联系根本制约不了国家间的冲突。

从中国与韩国之间的外商直接投资情况来看，韩国是中国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中国也是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国。1997-201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中，韩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名列前茅。仅次于中国香港、维尔京群岛、日本、新加坡和美国。从韩国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占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额来看，中国在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2003年和2004年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占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90%以上。

在政治上，中韩双方致力于地区和平与经济发展，共同推动朝核六方会谈，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中韩两国加强沟通和协商，中方支持韩方成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支持潘基文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等。在朴槿惠于2013年就任韩国总统之后，韩国一直致力于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和政治关系，使中韩之间无论是经贸关系还是政治关系都达到了非常密切的程度，然而从2016年开始，由于韩国与美国联合部署“萨德系统”而在政治上日益趋冷，出现了“政冷”。

（二）中日关系：经贸往来密切，政治上变数较大，表现为“政冷经热”

中日于1972年邦交正常化之后，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文化交流比较频繁，但是政治上受到日本右翼势力和领导人个人所在党派和立场的影响而表现得“时冷时热”。

在经济上。中国与日本都为对方的主要贸易对象国。截至2003年，日本连续11年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日本被欧盟和美国超过而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1年，日本又被东盟超过而成为第四大贸易伙伴；2012年，日本又被中国香港超过而成为第五大贸易伙伴。从日本的对外贸易伙伴来看，2009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出口对象国；2013年，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对象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而日本与中国的贸易额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在不断上升。这说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对日本的依赖程度在不断下降，而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却在不断上升。

日本是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位于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来源国的前五位，许多年份位于第三位，是除中国香港和维尔京群岛之外的最大的实际利用外资来源国，但中国对日本外国直接投资依赖程度也在逐年呈下降趋势。

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则一直变数比较大。由于受到日本右翼势力、首相态度和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等的影响，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忽冷忽热。中日建交之初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首相对华态度基本上是比较友好的，均积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但也有一些首相对日本侵华战争持模糊态度，或参拜靖国神社等；20世纪90年代日本历任首相对中国都比较友好，承认日本的侵华战争、对华道歉，积极发展对华关系；进入新世纪之后，大部分首相对华态度强硬。

（三）中菲关系：经贸往来密切，政治交往长期向好，在阿基诺三世执政时期矛盾较多，表现为“政冷经热”

中菲自1975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取得了较快发展，双方领导人多次互L，并在2005年建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性合作关系。然而，由于中菲之间在南海岛屿和海域等问题上存在争端，致使两国之间在政治上还存在较大冲突和分歧，特别是2015年6月初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访问日本时发表演讲，将中国比作纳粹德国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致使中菲关系跌入谷底。中菲关系在阿基诺三世时期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政冷经热”。2016年6月30日，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多次表达了“亲中脱美”的立场，使中菲政治关系迅速升温。

在贸易方面，从绝对量上来讲，中国与菲律宾的进出口总额增长迅速。从1998年的20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430亿美元，增长了二十多倍。中国对菲律宾的进出口总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最高时达到1.41%，对菲律宾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最高时达到0.90%，从菲律宾的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最高时达到2.42%。从贸易量上看，菲律宾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对菲律宾的贸易依赖程度。从进出口商品的类型来看，中国对菲律宾出口的主要是制成品，菲律宾无法找到同样价位的替代货源，但中国从菲律宾进口的主要是香蕉和芒果等农产品，替代进口来源不仅很多，而且同等价格的替代货源很多。

（四）中越关系：政治上经历了波折之后基本平稳，经贸往来密切

在地理上，越南是与中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国家中唯一陆地接壤的国家。越南与中国的云南省、广西省接壤，与海南省隔海相望。早在1950年就与越南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中国与越南的外交关系并不顺畅，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是“同志加兄弟”的亲密时期，20世纪60-70年代是非正常化时期，1991年以来为正常化时期。在1991年正常化之后。1991-1998年为恢复重建阶段，1998--2007年为全面合作阶段，2007年至今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阶段。自1991年以来，中越之间基本上每年都有主要领导人之间的互访，甚至一年中会有多次。可见，中国与越南之间在1991年关系正常化之后，政治关系平稳，双方领导人都在积极推动向前发展。

从经贸关系上来看，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成为中国在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五、对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经贸关系和政治关系“背离”的分析

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的经贸关系都比较密切，从政治关系和军事关系上看，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政治关系和军事关系紧张类，即政治关系波动较大，特别是随着国内政治的发展和领导人的更替，由于海洋争端而造成的军事关系相对比较紧张，存在发生潜在战争的可能性，日本属于这一类。第二，政治关系友好类，虽然存在海洋争端，但直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太大。韩国属于这一类，杜特尔特执政之后的菲律宾属于这一类。第三，政治关系相对比较友好类。历史上曾经由于海洋争端发生过战争，近期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太大。

（一）周边国家对相关海域的声索、占领和控制开始于尚未与中国建交时期

中国宣称拥有的海域主要是依据“历史性权利”，如对南海海域是依据“九段线”，在东海、黄海海域是依据中国世代渔民曾经到达、生产并且官方记载管辖的海域，然而这些海域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很长时期内由于各方面原因并未实际占领和控制，既没有驻军，也没有中国居民居住，这就给相关国家通过各种途径登陆、占领、驻军和声索的机会，而且相关国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要么尚未建立，要么尚处于建立初期还不稳定。

（二）日本和菲律宾对华态度受到其国内政治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之后，在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日本和菲律宾态度相对比较强硬，尤其是2012年12月底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和2010年6月阿基诺三世出任菲律宾总统之后。日本与中国海洋权益争端主要是围绕问题展开的；菲律宾与中国海洋权益争端主要是围绕南沙群岛中菲律宾强行占领和控制的岛礁沙滩展开的。日本和菲律宾对华态度的强硬和战略的转变与其国内政治密切相关。

中菲两国自20世纪70年代建交一直到21世纪初，主要致力于经贸关系的发展，海上冲突虽然时有发生，但是一直没有成为两国关系的焦点和重点，但在阿基诺三世上台后，从2011年开始中菲关系急剧恶化，一直到2016年7月初阿基诺三世任期结束。从其国内政治来看，有如下四个方面：第一，阿基诺三世的个人性格决定了其对华政策的反复无常。喻文灵和冯威指出。阿基诺三世在担任总统之前是个“懦弱、缺乏自信和不够果敢的人”，在担任总统之后为了树立其强硬的形象，对华摆出强硬姿态。第二，从利益集团的角度看，菲律宾的对华政策是阿基诺三世满足石油集团利益的结果。第三，阿基诺三世在竞选总统时对军队的承诺也成为其对华政策的重要根源。第四，中菲经贸关系即便受到两国海上关系的影响，受影响的也主要是低收入阶层，而他们在国内政治中的地位有限。在杜特尔特上台后，表现出了“亲中脱美”的政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该立场，在10月初甚至宣布“暂停与美军在南海的巡航和军演计划”。与此相应，中方也表达了对杜特尔特的友好和欢迎态度。在9月底菲律宾的民意调查中，杜特尔特获得了64%的满意度。从阿基诺三世到杜特尔特执政菲律宾对中国在政治上的态度变化，也体现出中菲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

21世纪之后的日本历任首相中，对华友好的首相在位时间都非常短，而对华比较强硬的小泉纯一郎在位达到五年半、安倍晋三已经在位近四年并且还有可能继续连任。这主要与日本国内经济长期不景气和右翼势力的增强密切相关：第一，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政党竞争中提振经济的战略和政策乏善可陈。日本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各执政党和首相虽然提出了许多刺激经济的计划和政策，然而都没能解决日本的经济低迷。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竞选中提振经济的纲领就越来越不能吸引到选民。第二，右翼势力增强，选民对“领土”问题等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从2009年9月16日上台的鸠山由纪夫到菅直人和2011年的野田佳彦都属于日本，然而野田佳彦与前两位的对华政策完全不同。特别是2012年日本的“购岛”风波将中日关系推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从选举政治的角度看.野田佳彦的对华政策与日本上台之后支持率迅速下降密切相关。第三，日本对华政策虽然可能会影响到其经济利益，然而这一方面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背景下对政治支持的影响相对比较小，反倒是以“领土”为由采取对华强硬政策能够获得更多支持。

（三）美国作为第三方介人是导致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关系紧张的最重要因素

在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之间中，一直都有美国等大国的参与：第一，美国与日本和菲律宾等存在更加密切的经贸关系或经贸往来。第二，美国与日本、菲律宾和韩国等军事合作密切。第三，美国试图借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的冲突来遏制中国发展。

1.日本、韩国和菲律宾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1）日本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中国虽然在2007年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但是相对于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更大一些。第一，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关系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互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二战后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后才开始。第二，虽然从数量上看，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高于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但是从结构上看，日本对美国是贸易顺差而对中国主要是贸易逆差，表4给出了2014年日本对美国和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

由表4可知，日本对美国和中国的出口额差不多，但是日本从中国的进口额远大于从美国的进口额.这就导致了日本对美国存在574.18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对中国为545.13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在日本2014年存在1218.54亿美元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依赖程度要远高于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依赖程度。

（2）韩国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中国虽然为韩国第一大贸易对象国，并且韩国对中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成为其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但是，韩国与美国的经贸往来也很密切，美国一直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表5给出了2014年韩国与前三大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额及占比情况。由表5可知，美国是仅次于中国的韩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韩国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

（3）菲律宾与美国和日本的经贸关系

菲律宾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经贸关系密切。郑国富研究表明，1981-2007年，美国一直是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则是其第二大贸易伙伴；2008年，日本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2009年，美重新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2010年之后，日本稳居菲律宾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额在新世纪之后增长比较快，2013年，中国首次成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来源国。中国与菲律宾的进出口额占菲律宾进出口额的比重与美国和日本的差距在缩小。2014年之后，中国成为菲律宾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然而，中国对菲律宾的进出口贸易中，菲律宾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菲律宾全部贸易逆差的绝大部分。据统计，2015年1-11月，菲律宾累计贸易逆差为86.40亿美元，其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达到71.72亿美元，占其贸易逆差总额的83.00%。然而，菲律宾对美国和日本的出口额都大于进口额。在菲律宾贸易存在逆差的背景下，其对美国和日本的依赖程度显然要高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2.日本、韩国和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1）日本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与日本从1951年9月签署《旧金山和约》开始进行安保合作，形成“美日安保体制”。虽然经历了冷战、冷战后等几个阶段，“美日安保体制”的内容和形式等有所修改，但是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军事合作本质没有变化，美国借日本遏制中国的战略没有变化。

从本质上讲，中日问题就是美国与日本《旧金山和约》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要求日本无条件归还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但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美日《旧金山和约》规定，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诸岛交由联合国托管，美国为唯一施政当局；1952-1953年，在美国支持下，琉球群岛托管政府扩大托管范围，将列入其中；1971年，美国将琉球群岛和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这成为日本之后强行占领并宣称为其“固有领土”的最重要依据。因此，归属本来没有问题，是美国在二战后冷战时期的对日政策造成的。2015年4月27日，美日第三次联合发表《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对此袁杨等指出，美国“允许日本武装力量在全球扮演更具进攻性的角色”。“不仅鼓励日本积极发展防卫力量，加强西南方诸岛军事部署和有针对性的战备演训，还对安倍在防卫政策上的种种出位举动表示支持或默许”。

可见，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合作是日本能够不断挑起中日争端的主要因素之一，美国成为中日海洋权益争端中最重要的第三方力量。

（2）韩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韩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双方签署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为基础。其主要目的本来是冷战时期遏制前苏联、中国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也一直都在韩国有驻军，目的是捍卫其所谓的亚太利益。朴槿惠执政期间，韩美军事合作比较突出的就是2016年7月韩方不顾中方反对确定在美军驻韩军事基地部署萨德系统，并且选址。应该说，韩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并非直接与中韩海洋争端有关。但是韩国不顾一切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部署萨德系统，却是导致中韩关系在2016年趋冷的重要因素。这也体现出面对安全问题，经贸往来只是一个低级政治问题，至少从韩方、从朴槿惠的公开言论来看是如此。

（3）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冷战结束之前，美国在菲律宾一直建有军事基地和驻军。冷战结束后，菲律宾参议院废除了与美国的《军事基地协定》，1991―1992年底，美国向菲律宾归还了6个军事基地，一直到1995年前后，无论是美国还是菲律宾都在弱化双方的军事同盟关系；1995年“美济礁事件”之后，菲律宾感到中国在南海的军事行动将对其形成长期安全威胁，开始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1998年，美菲签署《访问部队协定》，恢复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将菲律宾视为在东南亚反恐的主要基地，对菲律宾提供军事援助等；2009年之后，随着奥巴马“重返亚洲”战略的推行，美菲军事同盟得到优化和提升，美国对菲律宾军事访问和联合军事演习的次数和频率等都大为增加，使得南海的局势更加复杂。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7）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影响与策略

随着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潮流的加剧，特别是随着中国与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崛起，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亚洲各国对构建“亚洲经济圈”的呼声与日俱增。2000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就建立紧密经济合作关系达成共识，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并同意10年内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将对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乃至亚洲、世界的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国与东盟地区将成为继欧盟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初步建成一个拥有约20亿人口，3万亿美元GDP，1.2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自由贸易区，成为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影响 

目前自贸区即将正式启动，这将给中国的方方面面带来巨大的影响。以下，本文将主要从宏观的层面来具体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产生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1.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正面影响 

（1）从贸易方面来看，将促进中国扩大出口规模，提升出口竞争力。

目前，中国与东盟在贸易方面发展很快，据中国海关统计，自1993年以来，东盟已经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额从1990年的66.91亿美元增至2003年的782.5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0.8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后，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扩大出口规模，提升出口竞争力，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效果。

①通过关税降低，扩大出口规模。通过关税降低导致的贸易创造效应将大于贸易转移效应，东盟会将从其他国家的进口转向自中国进口，从而扩大中国的出口规模。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通过静态模型分析研究表明，自贸区建成后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将增加106亿美元，增幅为55.1%。

②通过规模效应，提高出口竞争力。据相关资料，到2010年自贸区的GDP将达到3万亿美元左右，区内人口约20亿，这将为中国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因此通过市场扩大引致的规模效应，能够促使中国出口企业降低成本，从而提高出口竞争力。

③通过互补性贸易，优化贸易结构。通过与东盟互补商品贸易的发展，将促进贸易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中国与东盟在资源构成、产业结构和工农业产品等方面各具特色，互补性很强。

④降低出口市场波动，实现多元化战略。东盟已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自贸区的启动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贸易上的联系，从而降低我国对欧美市场的依赖性，减少其它市场波动和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出口风险，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现。

（2）将促进中国吸引外资的增加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所带来的投资刺激效应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吸引外资的增加。截至2007年6月底，东盟国家来华实际投资累计340亿美元；同时中国企业在东盟10国协议投资额近10亿美元。自贸区的启动将给中国企业带来一个更加便利广阔的区域性市场，还可以享受到区内的关税优惠政策，并规避发达国家专门针对我国设置的部分贸易壁垒。

（3）将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结构调整。

我国西南省区同东盟国家地理位置相邻，东盟国家是这些省区的主要出口市场，其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互补性更强，通过与东盟在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加强经济合作，将大大促进这些省区的出口，有力地配合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以及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4）将提升中国整体经济实力。

首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通过外贸和投资的增长以及内需的扩大所导致的乘数效应，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根据东盟专家“全球贸易分析项目”模型的测算，中国GDP将增加0.3%，达35亿美元。其次通过关税的降低，可以增进国内竞争，从而促进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5）将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中国与东盟将政治安全也作为自贸区协议的重要内容纳入，通过启动自贸区，与东盟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能为中国营造良好的区域政治环境，提高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使我国在世界经贸、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具有更大的发言权，从而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1.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1）关税降低冲击国内产业，扩大贸易逆差。

中国与东盟中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出口商品具有较高的重合度。因此，自贸区启动后关税的降低，不仅会加剧中国与东盟同类产业与商品的竞争，还将导致东盟具有优势的产品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从而冲击中国国内缺乏竞争力的产业。

（2）服务业受到较大冲击。

由于我国在金融、通讯和专业服务等方面不具备比较优势，而东盟部分国家如新加坡就在这些方面具有相对较强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和东盟启动自贸区后，对这些行业将会放开，东盟将会进入中国同国内相关行业产生竞争，从而对国内服务业造成较大的冲击。 

（3）东盟经济波动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后，中国与东盟将在经济关系上更加紧密，双方的依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而目前东盟的经济形势虽然有所好转，但是还存在相当多的变数，因此，一旦东盟经济出现波动，也会对中国相关部门产生冲击，从而对中国经济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 

（4）第三方在舆论上的造势可能会影响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8）

贸易多元化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已经产生了一些喜人的变化，在宏观方面的表现更为明显。

（一）贸易多元化，有利于抵抗地区贸易集团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地区贸易集团的产生和发展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使得集团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贸易被集团内部的贸易所替代。我国目前游离于各主要地区贸易集团之外，从而成为地区贸易集团负面影响的首当其冲者。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墨西哥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就超过了我国。幸而我国的纺织品在世界其它国家的市场都很大，我国的纺织品出口才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所以，只有推行多元化战略，才能抵抗其它国家结成地区贸易集团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

（二）贸易多元化当然也有利于分散风险和促进贸易的长期发展亚洲金融危险爆发以后，尽管我国的外贸环境随之恶化，但我国的外贸仍能取得一定的增长，就是最好的说明。

通过使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对我国实行多元化战略的效果进行计量分析，将使我们对我国贸易多元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有更深的认识。

二、计量分析（一）：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指标

首先，将我国出口地理方向分为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其它发达国家、非洲国家（除埃及）、香港地区、亚洲国家地区（除香港、中东国家）、欧洲国家、中东国家、拉美国家、大洋洲国家（除澳大利亚）15个分方向。分别计算某一年我国对某分方向的出口额占该年我国总出口额的百分比，再求这一组15个百分比的标准差。这个标准差，就是衡量这一年我国出口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的指标。在下文中简称为“出口集中化指标”。

同样可以计算我国的“进口集中化指标”。这里计算了1986-1995年中国、美国和日本历年的“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1996-1997年中国的“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计算美国和日本的相应指标的时候，只要将原来中国对美、对日的分方向改成美国对华、日本对华即可。

以往用于衡量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分散化）程度的指标一般是对前10大贸易伙伴贸易占全部外贸的比重。这一指标并没有充分利用外贸的全部结构信息。而“出口集中化指标”和“进口集中化指标”就没有这一缺陷。而且所选取的分方向可以根据需要进一步细分中归并。

如右图，有以下结论：

附图

以上数据由《世界经济年鉴》引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贸易方向年鉴》。

我国在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曾出现一个波峰；1994年开始呈轻微下降趋势。作为对照的美日同期变化幅度保持在2个百分点内。我国进口集中化程度在80年代末呈现下降趋势，90年代则呈上升趋势，特别是1996、1997年两年的上升速度最快。美日同期进口集中化程度没有明显变化。剔除我国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则1986-1995年3国的进出口集中化程度排序为：日本〉中国〉美。

首先，我国1989-1993年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波峰，是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制裁，迫使我国出口用转口的方式取道香港。结果，在那几年间，我国对香港出口占我国总出口40%以上。从而大大提高了出口集中化程度。1993年开始，由于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推行和西方国家对我制裁的基本解除，我国出口集中化程度也就迅速下降。1994年开始的下降趋势则反映了1994年开始推行“大经贸”战略的效果。同期美日出口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化程度呈现出轻微上升的趋势；数据显示，这与其对我国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上升有关。总的来说，这一趋势有助于缓解我国与美日两国的贸易争端。

其次1996、1997两年我国进口集中化程度的迅速上升主要是因为我国从日本和香港以外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额相对（相对于我国总进口，下同）上升，而从中东、非洲和拉美国家的进口相对减少。这反映了多元化战略在进口方面的推行并没有收到太大效果。同期我国从美日的进口都相对下降，这对进口集中化程度的上升多少有一些缓解作用。

最后，3国的进出口集中化程度的排序，一方面反映了美国作为经贸大国，其经济全球化程度相当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为贸易盈余国的日本和中国，其出口分散化受到其它国家购买力等因素的限制。

三、计量分析（二）：偏相关系数模型

本节的分析通过计算中国和它国的外贸总额的偏相关系数和显著性，利用逐步剔除法寻找对中国外贸长期发展影响较大的国家，从而找出外贸多元化的目标。偏相关系数是在考察多个变量时，剔除其它变量的影响，仅考虑选定变量相关关系的指标。优点在于能反映出选定变量真实的相关关系。缺点在于相关关系并不等于因果关系。所以本节所选取的国家都是1996年中国前15大贸易伙伴（其比重都超过了当年中国外贸总额的1%），所使用变量是各国的外贸总额。

逐步剔除法是每一次计算都剔除上一次计算得出的偏相关系数达不到选定置信度水平，显著性水平由最低的变量，直到剩下的变量都达到选定的置信度水平为止。本文所选定的置信度水平要求α=1%。

第一次选取1950-1996年中国、美国、日本、欧盟5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以下简称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尼。计算的结果如下：

结论是，在选定贸易伙伴中，美日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被证明与我国外贸发展相关。尽管美国与我国在1954-1971年没有直接贸易，中美贸易的发展也是80年代才真正开始的。但因为美国始终是世界贸易大国，对全球国际贸易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对我国外贸发展也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即使是在和我国不存在直接贸易的时期，它也有巨大的间接影响。偏相关系数正因为可以通过剔除其它因素的影响，所以能把美国对我国外贸发展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都分离出来加以衡量。

表1简单相关系数

美国日本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

0.9609090.954540.9380310.9533080.7575380.954704

表2偏相关系数

美国0.50670.57270.60430.59710.5207

日本-0.2519-0.3943-0.3974-0.4132-0.3939

澳大利亚-0.2483-0.3734-0.3583-0.3494-

加拿大-0.2668-0.3067-0.2674--

印尼0.23580.267---

欧盟-0.1781----

表3偏相关系数置信度

美国0.0010000

日本0.1080.0090.0080.0050.007

澳大利亚0.1130.0140.0170.019-

加拿大0.0880.0450.079--

印尼0.1330.083---

欧盟0.259----

表4三国模型*

中国美国日本

中国-00.007

美国0.5207-0

日本-0.39390.9889-

*对角线左下方是偏相关系数，右上方是对应偏相关系数的置信度（参照表1、3）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外贸发展与美国呈正相关关系，与日本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外贸与美国是互补关系，与日本则是竞争关系。要指出的是，上述结论是以全球国际贸易为背景作出的，并不仅仅考虑两国的贸易和分工。

以上是第一次计算的结论。第二次计算与第一次的原理和步聚相同。不同的是，第二次计算的数据区间是1978-1996年，在变量中增加了韩国的外贸额（见表5-8）：

附图

表6偏相关系数

美国0.55470.78530.79330.75650.6042

欧盟-0.5325-0.6186-0.6105-0.6406-0.7129

韩国0.63110.66050.65570.730.6651

澳大利亚-0.5893-0.6296-0.6361-0.573-

印尼0.36510.38360.4247--

加拿大0.14090.1374---

日本0.0315----

表7偏相关系数置信度

美国0.0490.00100.0010.01

欧盟0.0610.0180.0160.0080.001

韩国0.0210.010.0080.0010.004

澳大利亚0.0340.0160.0110.02-

印尼0.220.1760.115--

加拿大0.6460.64---

日本0.919----

表8四国模型

中国美国欧盟韩国

中国-0.010.0010.004

美国0.6042-0.0080.678

欧盟-0.71290.6171-0.017

韩国0.66510.10850.5712-

以上数据，1950-1981年由《世界经济统计摘要》引自《联合国统计月报》；

1982-1996年由《国际统计年鉴》引自《联合国统计月报》。

结论是，在选定贸易伙伴中，美国、欧盟和韩国在1%的置信度水平下被证明与我国外贸发展相关。美韩与我国外贸呈正相关关系，欧盟呈负相关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发展受到美国和韩国外贸发展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改革开放使我国逐步融入国际市场。与韩国的关系正常化，也对我国外贸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数据显示出我国与欧盟国家是竞争关系。这有两点原因：一是欧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贸易转移效应在起作用，二是反映了近年来我国与欧盟国家之间频频发生的贸易争端。

因为贸易多元化的目标之一就是避免我国外贸发展过于受某一国或几国的支配，所以找出对我国外贸发展影响密切的国家和地区，也就分清了在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时对各个国家所应采取的不同态度。

对其外贸发展与我国正相关的国家，应使我国外贸总额的增长速度快于我国与该国贸易的增长速度；对其外贸发展与我国呈负相关的国家，则应与其展开竞争；其外贸发展与我国无显著相关关系的国家，则是我国发展外贸的对象。

四、计量分析（三）：马尔可夫过程模型

首先，我国的贸易地理方向是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在马尔可夫过程中，被看成是一个状态，基本思想是研究系统在不同状态间转移的规律，并据此进行预测。假定转移的规律满足齐次马尔可夫过程，即系统在不同状态间的转移（即贸易地理方向的改变）遵循相同的规律，与转移发生的时刻无关。这里，不同的状态用向量表示，状态转移的规律则用转移矩阵表示。

经验表明，经济系统对齐次马尔可夫过程假定的符合是一种长期的符合。因此不能用任意相邻两年的转移矩阵来代表状态转移的规律，而要用最小二乘法对转移矩阵进行估计。具体方法如下：

将我国贸易地理方向分为港澳地区、美国、欧盟12国、其它欧洲国家、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7个方向。我国贸易地理方向的初始状态向量为X[,0]=(X[(0),1],X[(0),2],X[(0),3],X[(0),4],X[(0),5],X[(0),6],X[(0),7])，其中X[(0),i](1《i《7)表示我国对第i个方向的贸易比重。同理，记k年后我国贸易地理方向为X[,K]=(X[(k),1],X[(k),2],X[(k),3],X[(k),4],X[(k),5],X[(k),6],X[(k),7])。记马尔可夫过程的转移矩阵为P,X=(X[,0],X[,1],……X[,46])[T],Y=(X[,1],X[,2],……X[,47])[T],则P的最小二乘估计为：附图=(X[T]X)[-1]X[T]Y对从1997年开始k年后我国贸易地理方向的预测向量为X[,47k]=X[,47]附图[k]。

将1950年——1997年我国的进出口额数据代入，可得如下结果（见表9-11）：

附图

附图

附图

预测的结果表明，如果目前的贸易多元化趋势维持下去，到了2007年，美日在我国出口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略有下降；港澳地区会重新上升，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进口方面，到2007年，美日、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在我国进口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有所上升，港澳地区也会重新上升，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综合来看，到2007年，美日、其它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在我国外贸的份额会明显下降；欧盟12国会略有上升，港澳地区、其它美洲和非洲国家会上升，而欧盟12国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所占份额会明显上升。

所以，我国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效果是喜忧参半的。美国和日本在我国外贸中的重要性在下降，这是良性的。但对非洲和拉美出口比重的降低说明我国还不能大规模地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在这一方面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效果是不明显的。反观我国外贸发展的历史，在我国的经贸较不发达的时期，选择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出口初级产品无疑是一种避免与其直接竞争的明智做法。但当我国的经贸逐渐发展起来以后，就应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大制成品出口，这是符合产业升级的要求的，也必然会引起和发达国家地区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显然，我国还没有完成这一转变。

最后，将第二节中提出的“集中化指标”与本节的计算结果结合起来，可得下图：

附图

可以看出，今后几年内，我国的出口集中化程度将轻微下降，进口集中化程度将先降再升，综合的效果是总贸易额的集中化程度将下降。

五、结论和建议

我国的贸易地理方向长期处于高度集中的状况，始终受美国的影响，从主观上说，是和我国企业的营销习惯和落后的营销技术有关，从客观上说，是和我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和避免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需要有关。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对我国是必要的，所带来的收益远大于付出的成本。

从效果来看，出口多元化比进口多元化做得更好，降低美国和日本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比提高非洲和拉美国家在我国外贸中的比重做得更好。

具体来说，一个市场是否有利于我国进入，主要基于对以下几方面的判断。

经济互补性，最与我国有互补性的，一个是处于发达国家顶端的美国，一个是处于发展中国家底部的非洲国家。贸易保护性，比较有利于我国的应该是发展中国家。购买力，比较有利于我国的应该是发达国家。但这并不绝对，按照“大经贸”战略，对发展中国家可以把贸易和投资结合起来。两国关系是否友好，在这方面，首推非洲国家。所以，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应该是我国今后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重点。

综上所述，我国今后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需要做好以下的工作：

认请两个误区。第一是贸易多元化不等于出口多元化，还应该包括进口多元化。后者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了。第二是不应该再把香港地区看成是竞争对手。不可否认，香港地区的确在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贸易中转环节上收取了不少利润。但香港地区在发展国际贸易上有经验，有渠道，与其进行适当的分工合作，是能够提高整体的经济效率和降低成本的。而且如果贸易多元化只是简单地用低价竞争的手法把原来从香港转口的贸易抢过来，那么得益的只会是其它国家和地区，吃亏则是大陆和香港地区。

加强对贸易的管理。贸易管理的松懈和混乱已经造成了我国对俄罗斯等市场的丧失。而且还会继续影响我国对新市场的进入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推行。提高企业的营销技术，加强企业对新市场的了解，提高外贸竞争的质量，升级产业结构。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却是推行贸易多元化战略的“治本”措施。

【参考文献】

[1]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1992年、1993年、1995/1996年、1997/1998年、1998/1999年，中国社会出版社。

[2]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世界经济年鉴》，1989年、1991年、1992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3]《国际统计年鉴》，1995年、1997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4]EU''''sTradeandInvestmentandEconomicCooperationwithChina,WorldEconomy&China,Volume9-10,Page44-52,1999.

[5]ForeignTrade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pastperformenaceandfuturechallenges,AsianDevelopmentReview,Volume15,No,1,Page88,197.

[6]潘渭河：《经济计量模型在国际贸易方面的应用》，《国际商务研究》，第3期，566、67、70页，1997年。

[7]赖明勇、宣家骥：《我国出口市场结构优化研究》，《预测》，第五期，58-59页，1996年。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9）

文献标识码:F742 中图法分类号:A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伴随市场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是战后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政府通过对市场结构和环境的某种战略干预, 培养和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本国获得更大限度利益的方向前进。文化产业作为战后世界经济中的“朝阳产业”,它在许多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和日本从上个世纪就开始将文化经济、文化贸易设定为战略目标, 将文化产业定位为国家战略产业,并从战略性贸易政策中获得重大利益,可见该政策对各国文化产业发展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美日文化产业的实施背景

在上个世纪,日本的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战后初期的经济复兴、50年代和60 年代的高速发展、70 年代和80年代的稳定增长以及 90年代的衰退几个阶段,在此期间,日本的产业政策几经转变,战略性贸易政策重点也几度调整。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日本主要扶植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含量高的重化工产业,如钢铁、电机、汽车、造船等,70 年代中期以后,扶植对象转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像动漫、游戏等文化产业。因为在那个时期,日本文化产业发展迅猛,成为其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新亮点,而且在国际市场中举足轻重,甚至其产值和影响已经超过了汽车等传统工业。为促使文化产业具备更强的国际竞争力,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和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向世界各地输出文化商品,并借助其商品,大量向世界各地蔓延和渗透。

虽然美国一直以来标榜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但实际上,从20世纪70 年代和80 年代开始,迫于西欧及日本实力不断增强的压力以及这些国家的政策通过补贴或保护等手段对高科技知识密集型产业实行扶持政策的现状,美国开始在某些行业像文化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以保护自己的市场份额。20 世纪90年代后,冷战结束,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经济与科技实力成为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而此时美国不仅面临国内持续多年的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而且面临美国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危险。为了振兴美国经济,美国政府开始调整政策,其中贸易政策的重点转向以鼓励出口为主。1993年克林顿上台执政,把战略性贸易政策作为制定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提出“国家出口战略”,同时把文化等高科技产业列为重点扶持对象。

二、美日在文化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益经验

由于日本和美国在文化产业都实行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因此两国的政策在实施上有很多的相似。

(一)两国政府都积极倡导和扶持文化产业, 用财政、法律手段和优惠政策保证其发展

美国是当今文化投资最大的国家,也是国际文化资本流入最多的国家。美国政府一直鼓励非文化部门和外来资金的投入文化产业,为此他们积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大量资本在文化产业中寻觅商机。美国联邦税法还规定对非盈利性文化团体和机构免征所得税,并减免资助者的税额,同时,美国政府还注重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各州、各企业以及全社会对文化事业进行赞助和支持。另外,美国经常采用贸易保护主义,对外国进口商品课以重税。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文化产品要打入美国市场,只能采取直接投资的方法;同时贸易保护政策也限制进口,造成市场封闭,限制国际竞争国内化,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国国内较高的利润回报率,从而吸引大量国际资本投资美国文化产业。

而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确立了“文化立国 ”的国家战略,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政府还十分重视文化产业的投资。一方面,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能够享有研究投资和科学技术投资,另一方面,作为对国民投资,它又享有文化投资的经费。日本人在进行文化信息产业的投资中,主要采取产学研的协作体制。这种将有限的技术人员和研究经费集中起来,统一指导开发研究计划,为了共同的目标实行“官民合作研究”机制,是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科研成果转换和实现产业化的有效途径,并且对节约有限的研究经费和宝贵时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力地推动了日本高科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日本的有关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

(二)政府都鼓励促进文化出口

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文化产业一直都是举足轻重的棋子,因为文化产品的输出不仅能获取商业利润,同时也以通过文化产品来传承美国的生活方和价值观念。“文化即商品,商品即文化”,正是因为文化产品具有这样一种特殊意义,美国政府一直通过制定各种政策,为文化产品的出口保驾护航,以实现其文化产业的全球化扩张目的。例如对发展中国家盗版现象比较严重的情况,美国经常利用保护知识产权等手段与其他的国家进行谈判甚至施压,以确保美国文化产业的相关利益。政府还放松对文化产品的出口限制。

目前, 动画、漫画和游戏成为了日本文化产业的支柱, 产值已占世界的1/3。而动漫片具有独特的国际影响力,为了扩大动漫片在国际上的销路,加快、加大日本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日本政府把动漫片当作一项重要的出口产业,同时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来培养,从政策、资金、组织、人才上都给予支持与帮助。政府还通过信贷手段促进其出口,设立了日本进出口银行和日本开发银行为文化产业的一些重点行业提供低利率贷款,政府还执行低汇率政策来推动出口,在外汇管理制度方面实行外汇分配制度,外汇供给向一些重点文化产业倾斜。

(三)政府都实行进口保护,对进口的文化产品实行限额或限制

由于关税壁垒的作用已越来越受到世贸规则的限制, 通过法律、政策等形成的限制进口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便成为开展国际贸易竞争的主要手段。美国凭借着部分文化产品或文化产品生产设备的技术标准, 将外国的文化产品挡在门外,同时把自己的产品大肆销往国外。美国政府还规定:外国投资超过公司投资总额25%的不能办电视台,同时对外来的电视节目也不轻易接纳。

日本限制文化产品进口的主要做法是对不可接受部分文化产品实行全面限制。如日本法律规定居民只能接收日本卫星广播公司等本国的卫星直播节目,电视台不能转播境外电视。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美日文化产业的实施效果

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文化产业的扶持与保护,使文化产业飞速发展,并维持了美国世界文化产业帝国的地位。从1998年起,其文化产业产值就已超过了航天航空业及农业,占本国GDP总量的18%至25%。2001年,美国文化产业产值达1万亿美元,相当于我国1999年的GDP 总量。400家最富有的美国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美国拥有全球“文化巨无霸企业”的50%以上,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影片只占全球电影产量的6.7%,却占据了全球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电影和电视节目是当今美国出口份额最大的产品。美国的图书市场为世界之最,每年出书4万种,年收入超过50亿美元。

而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日本文化产业也取得了巨大成功。目前它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文化产业国, 并且日本文化产业的产值1993年就已经超过汽车产业,目前已成为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产业,占GDP的18%。在400家最富有的日本公司中,有81家是文化企业。全球播放的动画片60%原产自日本;在欧洲这个比例更高,达80%以上。2002年日本相关文化产业在美国的市场规模约9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对美国钢铁出口额的4倍。

四、美日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借鉴

日本和美国的政策实践表明,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起到帮助一国的文化产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作用。该结论对于中国来说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依然是文化大国,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也需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支持。根据我国文化产业的现实并结合美日的成功经验,我国可以考虑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政府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

政府应制定出具体的文化产业政策, 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 运用财税、金融等多种手段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鼓励非文化企业、民间资本向文化产业投资, 积极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知名品牌的文化产业资本参与文化建设。培养扶持、做大做强一批对外交流的文化品牌, 将优秀的、有品位的文化产品推向国际市场。

(二)政府协助企业争夺出口市场

政府应放宽文化产品出口的审批权, 简化出口手续, 鼓励国家、集体和个人参与国际文化贸易交流;尤其应该鼓励版权贸易的出口,进一步放宽政策和下放相应的权限, 鼓励国有、民营、国家、地方的文化力量, 按照国际惯例, 开拓国际间的文化和中介服务, 实施文化外贸新机制。政府还应大力推动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企业实现技术进步,并保障技术创新的正当利益,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协助这些企业争夺出口市场。

(三)政府限制进口以培育竞争力

政府可以对外国文化产品的进口实行限额或限制,也可以用复杂的技术标准铸成技术壁垒。我国在汉字编码字符集和VCD等一些标准已纳入了国际标准,我国可以用这些标准保护本国利益,将外国的一些文化产品挡在门外以保护和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我国也可以对进口文化产品如电影和电视节目实行限额或限制,主要做法有:①像美日一样对不可接受的外国电影和电视节目部分实行全面限制;②对进口电影电视有选择地播放;③对它们采取收税的办法;④对它们实行固定限额。以此来保护我国的文化利益并培育我国电影电视出口竞争力。

总而言之,战略性贸易政策对维护文化产业的顺利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但这种政策的成功推行还有许多制约因素,在这场世界性的博弈中,我们必须提高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技巧,同时积极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争取宽松的外部条件,避免引起他国报复。

参考文献

[1] 安宇、沈山. 日本和韩国的“文化立国”战略及其对我国的借鉴[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5,4(114).

[2] 常卫. 论中国文化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选择[J]. 探索, 2006,6(151).

[3] 韩磊. 各国文化产业产值[J]. 时事报告, 2004,7(75).

[4] 孙剑锋. 全球化时代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启示[J]. 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6,4(102).

[5] 王淑芳. 文化全球化与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 兼论日本、韩国发展文化产业的经验借鉴[J]. 东北亚论坛, 2007,5(121).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项目号:07b079)

中美贸易战影响论文篇（10）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 关系 [论文摘要]比较英国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段时间资本的流动状况，引入变量，来找出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之间的联系。 如果对贸易和金融的控制由于某个共同原因同涨同落，那么两者之间的联系则很难说清。分别在两个不同地域研究这两个作为研究案例的国家的贸易和金融之间的联系，也许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都在一战以前都对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采取显而易见的放任主义政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贸易摩擦增多。另一种解释是两国都正是地使用经济计量经济学工具，接下来的证明中我们也将采用这种方法。 作者首先研究英美与和其贸易更加密切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流和资本流与其他贸易国家的不同。显然，密切的贸易伙伴之间贸易流和资本流都很大。如果与其它国家的资本流动一样，这是因为在计算中计入了发展水平、殖民地地位、货币政策、违约和社会制度。尽管以前的研究都没有建立贸易和金融模型，但是这些研究都表明这些因素在这两个国家对贸易和资本流的决定都起重要作用。 一、经验统计 作者又依据已存的一些理论假设，依靠公式模型的理论，可能会发现一些不同的理论和预期得到的贸易和金融在数据上的正相关的关系。下面列举了一些可能的理论： 1．金融相当于对贸易的输入。由于双方更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了更少的交易成本和更小的风险，更大的国家间的资金流从而产生。但由于更便宜的交易信贷，金融的发展也使得贸易繁荣。 2．信息溢出。通过商业活动，产生了贸易联系；贸易联系加强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但这也反过来刺激出更大的将金融资本的流动。相反的因果关系也是可以想象的：更强的财政的交互作用何能会导致更客观的信息交换，这也会刺激更多的贸易。信息在公共和私人之间也会泄露。 3．完全违约和贸易惩罚。贸易的所得可以被用作一旦违约时的惩罚手段。 4．名声的间接影响。持续的低风险，在商品合同中的诚信交易可以提升名声，进而提升长线交易的可持续性。 5．风险共享和产量划分。国家间的金融发展和合并推动了风险共享，这就可以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产生更加专门的产品模式，从而提高贸易量。 6．外国直接投资。由于有建立“出口平台”的愿望，外国直接投资是有动机的。它是由价格因素决定的。FDI随着贸易的变化而一起变化。当运输成本太高时，本地市场就需要更多的本地厂家，FDI就替代了贸易。 基于上面的理论和双边贸易、资金流等数据的可靠性，作者假设上面的项目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个关系可用于从某个策源国到几个目的国的资金流： ln(Financial Flow/GDP)it = a + b ln(Trade Flow/GDP)it + c Xit + uit 金融资本流动量由参与国的规模适当规划，X是其他影响国家间金融流量的变量的矢量，u是误差，使公式保持正常。 这里有些单元是在过去某时段的接收部分，它是整个时期的平均数据。典型的数据可以通过不同时段的几个接受部分的数据获得。这里所依赖的变量值用来衡量双边金融流入量。类似的，贸易值也可以衡量贸易。可控变量X包括人均收入、货币制度等。这些变量值对贸易量、金融流动量、或二者兼有影响。 （一）稳健性检测：其他控制变量 经过分析，得到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反映了其他可能补充对该国的资本流动的因素的贡献：劳动力增长（通过人口增长率和移民率反映），人们的资本积累水平（通过教育费用衡量），自然资源（通过代表出口资源反映）。这四个另外加上的变量没有对私人部门有很大影响但初级产品变量对公共投资造成了较大影响。 （二）稳健性检测；辅助变量估计： 作者再次运用工具变数校正贸易潜在内生性的方法进行基准分析，当用贸易的工具变数分析时，贸易对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影响都要比在运用OLS分析时要大。从 结果中得出在该例中贸易金融关系对于由金融到贸易的相反原因引起的内生性保持稳定。 （三）稳健性测定：违约和制度 对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决定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影响，因为该影响是间接的。讨论说明大英帝国继承了优良的体制，该体制和帝国与高的贸易流相联系，促进了更多的资金流。贸易和金融的关系，从表中得出的结论对默认值变量和体制变量并不敏感，事实上是固定的。 （四）模型检测：贸易帝国的交互作用和惩罚理论 最后，抛掉没有意义的体制系数，对战前例子中加入一个关于殖民的变量。关于殖民的系数可以说明贸易对资金流的影响相对独立国家是强还是弱。关于惩罚假说，表中没有提供支持。在殖民地贸易对金融的影响并不逊于独立国家。我们得出贸易和金融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联系是一样强的，同时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 二、讨论 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首先要指出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美国的投资并没有像战前英国那样被贸易所引导向私人部门。因为人们公认在两次战争之间时期的贸易比战前贸易更为不安全而交易成本更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在战后持续的贸易锐减，金本位的崩溃，更严重的贸易壁垒以及增大的交易成本。有可能由于上述问题过于严重，从而使得连通私人部门间关系的渠道被削弱了。多年在世界金融领域处于领导地位，給战前英国足够的时间来展示这些累积的力量。然而在两次战争期间，在美国霸权建立的早些时候，美国没有显示出这种积累。这一在新金融霸权出现期间联系的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我们接下来指出在两次战争之间所出现强烈的所得效益。这些所得效益对于私人投资和总投资说明了新的霸权是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上的。如果在两次战争之间，信用薄弱，持续时间很短且难以有效获得信息的话，美国的投资人将会寻找一个可选择的信号来帮助他们找出较好的债务人。这是人均收入可以被视为在该国能可靠经商投资的信号。这一因素在强烈的贸易-金融关系中尤为明显。 最后，要指出的是金本位制对于其他衰退的影响是十分轻微的。在研究中，贸易关系与殖民地地位比起前在投资目标国的货币体制更能吸引投资者。金本位制可以看作是贸易变量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许多采取金本位制的国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把殖民地这一因素和金本位这一因素结合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金本位制视为殖民地因素的一部分。 三、结论 总体结论是贸易-金融之间关系在1870-1913和1920-1929确实存在并发挥作用。通过对于机制等变量的分析可以发现：增长的贸易将导致从两个霸权国家获得更多的投资，一战前的英国和战后的美国的银行家走向了世界。 那些研究信息与信用有贸易外溢到投资的理论可能会借助于我们分析中所发现的两个霸权国家之间的差异。由于英国商人和借款人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相互关系及信用，外溢现象在一战前更为显著，而由于美国是新兴的霸权国家，缺少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充当领袖的记录，这一关系在两次战争间的美国较为薄弱。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发现在两次战争间私人投资的贸易-金融参数较小。 最终作者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有关贸易与金融之间的联系的解释说明应着眼于在各个时期都有效，并加入其他外生变量如政治，帝国，组织机构，运输成本及其它可以更好的说明这一理论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