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屯堡方言濒临灭绝，操此方言者多为中老年人，屯堡后代课堂用语多为普通话或英语。屯堡年轻人面临着更强大而富有的社群时，会对弱小贫穷屯堡社群的方言乃至文化产生信任危机，从而拒绝融入古老的传统文化。随着贵州的开发，媒体用语、街道标识语与超市用语皆为普通话或英语，很有可能100年后，这种方言会退出历史舞台。
一、屯堡方言研究关注点
世界文化大融合、经济全球一体化、国家民族大统一的时代背景下，政府虽然没有禁止使用屯堡方言，但也不会为宣传与存活屯堡方言而有所作为。即便如此，屯堡方言还是引起了社会学家、伦理学家、人文家、考古学家等专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屯堡语言非常独特，正是其独特性丰富了中国乃至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屯堡方言的的种类和演变数据的缺失是世界语言学这门科学的损失。而且，不难看出，语言与文化唇齿相依，没了屯堡语言，屯堡文化也会没了依附，从而在世界上逐渐消失。另外，语言的改变会导致大脑的生理变化，从而进一步影响思想观念的变化。对屯堡方言的研究并不是一定要复兴屯堡语言，而是客观记录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完善世界语言科学和社会科学。
国际上有许多语言学家对世界语言尤其是濒临灭绝的弱势语言做了大量研究和记载，其研究模式和方法非常成熟，完全可以借鉴。其中方言和文化的关系，也是语言学中的热门课题，取得很多成熟的理论成果，有的研究课题不仅保存了方言，而且推动了那些独特语言和相关文化的发展。屯堡方言作为一个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个案研究是历史和时展的必然。国内学者从2001年就开始了对屯堡语言的研究，如郑正强《南腔北调“二堡”话》（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吴之俊《趣说“屯堡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伍安东，吕燕平，屯堡方言初探[J]（安顺师范学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吴伟军，从屯堡岛方言看早期贵州汉语方言的发展轨迹。贵州大学2005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袁本良，《安顺屯堡方言研究之我见》等等。[1]这些著作对屯堡语言的历史演变、方言现象、语音、词汇和语法做了深入的研究，只是从学术角度的理论，但没有形成考证语料，没有语音实验室、没有方言类比图、没有方言分布图、总之没有屯堡方言的语料的收集、整理、分类和保存；也没有挖掘方言所承载的深厚的文化内涵，更没有在深刻理论方言文化信息的基础上进行较为科学和系统的翻译。
二．研究屯堡方言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对屯堡文化方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既利于贵州屯堡文化研究中心的社科研究，也利于地方高校屯堡文化研究的学科建设，同时补充完善贵州屯堡文化资料文献的建设。从翻译学的角度看，只有弄清了屯堡方言与屯堡文化的关系，才能准确而科学地对屯堡语言和文化现象进行英译。译界公认，翻译的本质就是文化翻译。[2]从旅游经济的角度看，屯堡文化的英译是时展的必然，也是中国和贵州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文化对外推广的需要。屯堡文化的英译实践目前尚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为了跟上贵州经济腾飞的步伐，推动贵州屯堡旅游资源的宣传和开发，更为了地方高校翻译专业的课程建设，屯堡文化英译实践与研究迫在眉睫。只有中国人自己明白了屯堡文化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研究透彻了屯堡文化，才有资格将屯堡文化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全社会与全世界，才有资格将屯堡文化与世界文化对话。
三、屯堡方言研究的方法和手段
基于沈兼士先生的方言理论，方言理论研究归纳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关于方言的产生，沈兼士先生认为，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言语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当新的语言替代旧的语言的时候，旧的语言会有残留，而残留的部分，便成为一种方言；第二，语言因地理的差异而发生变化，成为一种方言；第三，原来出于两种不同的语言。第一种情况是纵方面的变化，第二、三种情况是横方面的变化，纵横两方面综合起来，就是方言的全体。
关于方言学研究的内容，沈兼士认为基于方言的产生有纵横两方面的原因，所以方言学研究自然也应该包括纵横两个方面。纵方面的历史研究包括：第一各代记载中的方言之调查和比较，但如果对现代方言分布的状况没有调查清楚，那么这种材料也不容易研究出一个系统；第二，汉语从单缀语渐变为多缀语之历史的研究；第三，语言与文字之分合的研究；第四，语根的研究。横方面比较的研究包括：第一，语汇的调查，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第二，同一意义之各地方言的比较研究；第三，各地单语之词性变化法的比较研究；第四，与异族语之关系的研究。
关于方言的研究方法，沈兼士先生的《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从三个方面与古典方言学划清了界限。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传统的研究是目治的注重文字，现在的研究是耳治的注重语言；传统的研究只是进行片断的考证，现在应该用友系统的方法进行历史的研究和比较的研究，以求得古今方言流变之派别，分布之状况；传统的研究只是孤立的研究，现在应该利用与方言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发音学、言语学、文字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作为建设新的方言研究基础。在具体问题方面，关于歌谣用字和考本字，沈兼士先生指出，倘若今字和古字都是依声托事假借来用的字，不必妄生分别定要用不通俗的今字。“至于歌谣中遇着有音无字的方言，且不必管它应该怎样写法，只要拿注音符号来表现出他的声音就得。倘是考出来的本字的声音，恰好与今字相合，那也不妨拿来应用；但必须有个限定：就是要现无流行的俗字，而其本字的声音，又与今语相合方才可以。”当然考证方言本字也是方言研究的内容之一，但是沈兼士先生特别强调“我对于研究方言，是保定‘考证而不轻易改定’的宗旨的”。
研究屯堡方言，首先要有理论指导，沈兼士先生的方言理论非常全面，完全可以运用来指导屯堡方言研究，同时结合现代化的学术研究工具：计算机、语音设备等工具。因为国内传统的汉语方言研究,大体上以单一方言研究为主,基本上是采用“手工作坊”式的操作方法。这种方法对单点方言研究得不透彻,不可能做成片方言的比较研究,进而对屯堡方言作更深入的探讨。不仅不能加快“抢救”方言的速度,而且对于一些有细微差别的语音,容易造成人为的判断失误,还可能给方言研究造成错误的结论。
结论
建立屯堡方言实验基地的首要任务是运用描写法、比较法、系统法、论证法和归纳法进行屯堡方言研究，主要从方言史研究、词汇与文化关系研究以及理论研究几个方面论述了屯堡方言研究的现状，通过总结屯堡方言的研究成果来归纳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采取方言实地调查的方式，收录屯堡方言语音并分类保存；在研究屯堡方言与文化的关系基础上进行屯堡方言英译的实践；绘制屯堡方言地图，这三个项目的实施为日后建立屯堡方言数据库和屯堡方言语音实验室的建立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0-00-02
一、屯堡溯源
屯堡人是对居住在安顺、平坝、镇宁等地明代屯军后裔的专称。而以屯堡人为载体所形成的屯堡文化是对江南汉文化的延续与展。“屯堡”一词最早出现在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安顺府署纂修的《安顺府志.地理志.风俗》载：“郡民皆寄籍，唯寄籍有先后。 其可考据者，屯军堡子。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当时之官如汪可、费寿、陈彬、郑琪作四正，领十二操屯军安插之类，散处屯堡各乡，家口随之至黔”。可见，安顺屯堡追溯其渊源都与明初朱元璋在贵州的军事行动密切相关。朱元璋称帝建立新王朝后，元朝的残余势力梁王把匝刺.瓦尔密仍盘踞云南，不愿归附。为了达到经营西南边疆，重点控制云南的目的，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水昌候蓝玉、西平候沐英等为大将，统率三十万明军征讨云南并取得胜利。《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记“云南已克......至只霭翠（贵州宣慰使）辈不尽服，虽有云南，亦难守也。”为确保经营西南，明朝在西南地区大设卫所。安顺是素有“滇之喉，黔之腹”之称的军事战略要地。安顺经营得当，可“右临粤西，左控滇服”，同时还可拥兵威服各少数族。因此，明洪武十五年在贵阳置贵州都指挥使，统领十八卫二所，其中贵阳以西的六卫就有威清、平坝、普定、安庄四卫的治所在安顺境内。随着卫所的大量设置，军士们奉命控扼要地，广开屯田以自给，这批屯军及家属从此落籍贵州安顺一带。因此，明初在安顺军事屯田的军民，是现今屯堡人形成之渊源，但是构成屯堡人群体的绝不仅是调北征南军民的后裔，它还包括后来以调北填南等方式进入屯堡区域的移民。
二、屯堡文化的界定
屯堡人的入黔祖先大都原籍江南，尽管历经数百年的变迁，今天的屯堡居民基本上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明代江南汉族文化内容。军事行动的展开使汉文化落地生根，形成了我们今天在安顺地区看到的屯堡人及其屯堡文化。关于屯堡文化，学者界定不一，翁家烈先生如此定义说：“屯堡文化是古代汉文化在贵州的一份厚重的历史积淀，其发生发展变化及其对贵州历史文化的作用，通过屯堡人的这种特定的载体来实现展开”。[1]安顺学者吕燕平老师在他的贵州省教育厅社科项目的结题报告里对屯堡文化则表述为：“安顺屯堡文化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来源于江淮的汉民族文化同安顺的自然环境相互整合形成的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的地域文化”。吴羽老师在其《安顺屯堡文化的历史地理背景及地域文化特征》又称“屯堡文化就是独特地地域历史文化，保持着中原汉民族已经消失的600年前的汉族文化的诸多特点，但又明显区别于当地土著居民和后移民”。总结学界对屯堡文化的描述，屯堡文化的载体屯堡人这一群体实践的文化就是屯堡文化，他既有别于周围的少数民族文化，又和当地汉族文化有很大区别，实际上就是“一种由明代屯军后裔和清末以来江南汉族移民在贵州实践的地域文化”[2]。
三、屯堡文化的被发现与屯堡旅游的兴起
屯堡及其文化已经在安顺存在了几百年，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这个汉族群体却没有过多的引起人们的注意。不断地改朝换代和战乱使这个群体逐渐被中央政权和中原地区的人们遗忘了，戍边的后裔也不再刻意强调先辈当年的历史。尽管《安顺府志》和《平坝县志》都有“屯堡”和“屯堡人”这一称呼的记载，但对居住在堡子里的村民而言，无论是自称或他称都无所谓屯堡人，他们长期被官方和外人当作是少数民族的一支。20世纪80年代之前，屯堡地区是沉默的，既无外界的关注也没有自己的声音，换句话说，80年代以前这里没有屯堡文化，尽管它事实存在。直到这一族群被民俗学者和专家们发现，从史料中将“屯堡”这一称谓再传递给事实上的屯堡人。
屯堡的被发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方圆不过百把公里的屯堡人家，屯堡风情被炒得河翻水涨，热闹纷繁。这种现象不难理解，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福利是边远地区每个族群都有目共睹的，从而使他们也有着急迫的发展冲动。然而由于历史地理原因，每个族群获得的发展资本是不平等的，这样的现状下文化资本对于欠发达的边远地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他们缺乏经济社会里起重大作用的资金和技术，唯一拥有的稀有资源就是自身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文化资源，当地人把它当作脱贫致富有效途径，这也是现在西部地区热衷于文化旅游业开发的原因。西南一隅的屯堡人固守600多年的民俗是他们唯一也是最大的文化财富，在这样的外部环境冲击下，屯堡人投身参与到屯堡旅游开发中来。
四、旅游开发中的屯堡文化及变易
屯堡旅游是一种乡村旅游，2000年以后，在西部大开潮的推动下，屯堡文化以其明文化的特点正式进入省旅游规划官员的视线，很快，安顺地区的几个屯堡村寨被包括进了省旅游规划中，政府先后拨专款为这些村寨修路，修酒店等旅游基础设施。旅游业像推进器一样加速着不同文化的渗透，扩大了不同地区居民之间的文化交往，也加剧了边远地区传统文化的变迁进程。深入安顺屯堡村寨，可感受到屯堡从沉默到活跃，从衰落到复兴经历了一个被发现到被包装再到被展现的过程。屯堡文化在这其中的变迁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再组合、再建构或者再塑造的过程[5]。当地政府，开发商，农民精英在这其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其核心目标就是把屯堡文化资本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虽然受着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制约，但屯堡人有着步入现代社会的要求和脱贫致富的渴望。考量贵州省情，在广大农村里生存压倒一切，把旅游作为本省发展的一大支柱产业，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经济战略，而乡村村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核心利益点为经济收入。因此，在文化旅游的实践中，各方的急躁心理必会使某些元素在屯堡旅游中失去本来的内核。归结起来就是文化表述简单化，节日文化日常化，仪式文化世俗化。所谓“文化搭台，旅游唱戏”，开发商目标锁定屯堡，大肆对屯堡文化进行商业包装，手段就是简化。事实上数百年来，屯军后裔不仅接纳了周边的汉族，也融入了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屯堡文化早已不是旅游解说词中单纯的600年前的江南文化活化石了。
屯堡旅游中，文化资本化的另一手段即是节日仪式日常化，世俗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天龙屯堡的地戏改革。地戏原本叫“跳神”，本是一方保平安的娱神活动，有着严格和神圣的开箱封箱仪式，主要在春节和七月半跳。过去跳神要先开脸，就是屯堡人说的“敬菩萨”，屯堡人认为脸子（即面具）就是菩萨，妇女和孩子是不能接触的。自天龙村寨成立了天龙屯堡旅游公司后，为了迎合旅游开发，这些严肃的仪式就不再遵守先辈订下的规矩，一切以营利为目的，只要游客想看，神头随时为其开箱，不再具有神圣性，抽去了传统脸子的精神文化内核。旅游业让地戏从娱神活动变成了纯粹的娱人活动，从节庆礼仪形式变成了纯粹的商业表演。
文化和旅游整合创新，协调发展是当今世界旅游发展的大趋势。旅游作为一个现代元素，它的介入，不可否认在一些方面的确强化了节日文化中的某些传统元素。在旅游业的开发过程中，一些随着时代变化而慢慢的被新一代屯堡人所忽视的传统元素得到了重新认识。至少，从文化的外在表征来看，屯堡服装，建筑，地戏表演等又得到了强化。从整个屯堡文化的认同方面来看，旅游的开展的确重新唤起了屯堡人对自己古老文化的热爱之情和保护意识。可冲击也同样巨大，这种冲击又会波及屯堡旅游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一个地区的旅游业若没有文化元素的注入，就只有表面的华彩，没有实在的内核，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对游客的吸引力。所谓初级阶段看山水，中级阶段看文物，高级阶段看文化，可见游客的旅游品位是不断提升的。离开文化的旅游是没有灵魂的旅游，没有文化内涵的旅游目的地可能会热闹一时，昙花一现很快消失在游者的视线之外。屯堡旅游中的文化变易正在逐渐使屯堡文化失去精髓与魅力，文化旅游中纯粹的市场导向会因忽视文化的特质而最终失去文化资源，但纯粹的文化导向又会因忽视当地人的发展愿望而遭到抵制。因此，如何在屯堡文化旅游开发中传承屯堡文化是各方亟待解决的问题。
五、屯堡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举措
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首先需要依赖人这个载体。年轻的屯堡人更多的接触到了外面世界，他们的眼界高于父辈。屯堡人世代的变化必然会在文化上体现出来，加上开发商的参与，屯堡和各方利益相关，屯堡民俗就更容易被人能动的改变与塑造。所以传承与保护屯堡文化，新一代的屯堡人是关键。走访各屯堡寨子，就发现同样的难题：秉承屯堡传统信念的老人已逝去或步入高龄，而年轻人却对自己的文化毫无认识，只知村寨近年来的热闹喧嚣，却不知热闹背后的渊源何在。虽也有年轻人开始学习地戏，但不再是缅怀调北征南的祖辈，而只是以此从旅游公司领到一份固定的工资，换句话说，他们变成了专职演员。屯堡文化正处于迅速的消解中，为了避免文化的断层衰退，当地精英和相关机构应该对屯堡人进行专门的历史文化教育，理解屯堡文化本质在于它是屯堡人扎根西南最本真的生活方式，唤起文化认同感。屯堡与其他古村落相比，其优势在于它不只是历史遗存，而是有着“人”这一鲜活载体的存在。因此在屯堡旅游开发中首要是关注“人”。
其次，避免文化变质，地方政府的引导非常重要。社会是经济，文化，政治的整合体，单纯的强调任何一方面都会导致社会发展的畸形。开发商作为商家，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当地人由于渴求经济发展就会丢失族群里宝贵的东西。地方政府承担着一方的文化职能，应充分发挥协调作用，引导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协调发展，而政府对村民的引导，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把持“度”。步入现代社会后，国家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动摇了屯堡文化的稳定基础，文化从物质到精神都在急剧改变，传统民俗衰退。这种衰退趋势不可避免，更难扭转。乡村旅游的兴起使传统民俗呈现出复兴和繁荣局面，但村落里凤阳汉装的再现，地戏的上演并不能说明屯堡得到了妥善的保护，民俗文化的复兴只是因旅游兴起而出现的意外，是当地政府在旅游发展下做出的安排。政府资金拨款向典型屯堡寨子倾斜，利用现代媒体技术进行包装。政府的一切保护措施都停留在资金的扶持和景观的堆砌。这样的保护一种本质上就是使某个地方冻结起来，尽可能阻止因社会变迁而带来的景观变化;另一种保护就是恢复，让景观回复到从前的模样。基于后者，大量的摧毁和重建就在保护的名义下发生了，跟风现象层出不穷，追求不具内核的表面文化，政府的这种安排反而使屯堡脱离了真实。这正印证了王希恩先生的断言：“当今传统民族文化表现出来的复兴，更多还仰赖一种表层的人为假设，在它下面还泛动着衰退的潜流”[6]因此，履行文化职能要慎重把握尺度，不然引导只会造成文化更深层次的衰退与解体。
六、结语
旅游业将一个民族的文化包装后连同其他资源一同出售所导致的传统文化变迁事实上是对传统文化的极大破坏。“衰”与“变”不只是安顺屯堡所遭遇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任何地区，如果没有文化，当地人就无法生存，所以旅游施加给人类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衰是必须面对的事实，变则是新挑站，不能因旅游业的负面影响而在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上裹足不前，还应充分考虑当地人的物质生活需求，所以文化资源的开发必须采取合理方式，为减少旅游“文化污染”，民族文化资源应坚持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原则。所谓特色是旅游之魂，文化是特色之根，只有保持旅游产品的文化含量才能使旅游具有生命力，长盛不衰。屯堡文化旅游开发要避免牵强附会，低格调和不按民俗办事等倾向，这样屯堡文化才不会丧失其原初形态及意蕴，屯堡旅游也才能体现其价值并在旅游可持续发展道路上走得长远。
参考文献：
[1]翁家烈.夜郎故地上的古汉族群落：屯堡文化[M]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
二、屯堡文化的界定
屯堡人的入黔祖先大都原籍江南，尽管历经数百年的变迁，今天的屯堡居民基本上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明代江南汉族文化内容。军事行动的展开使汉文化落地生根，形成了我们今天在安顺地区看到的屯堡人及其屯堡文化。关于屯堡文化，学者界定不一，翁家烈先生如此定义说：“屯堡文化是古代汉文化在贵州的一份厚重的历史积淀，其发生发展变化及其对贵州历史文化的作用，通过屯堡人的这种特定的载体来实现展开”。[1]安顺学者吕燕平老师在他的贵州省教育厅社科项目的结题报告里对屯堡文化则表述为：“安顺屯堡文化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来源于江淮的汉民族文化同安顺的自然环境相互整合形成的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的地域文化”。吴羽老师在其《安顺屯堡文化的历史地理背景及地域文化特征》又称“屯堡文化就是独特地地域历史文化，保持着中原汉民族已经消失的600年前的汉族文化的诸多特点，但又明显区别于当地土著居民和后移民”。总结学界对屯堡文化的描述，屯堡文化的载体屯堡人这一群体实践的文化就是屯堡文化，他既有别于周围的少数民族文化，又和当地汉族文化有很大区别，实际上就是“一种由明代屯军后裔和清末以来江南汉族移民在贵州实践的地域文化”[2]。
三、屯堡文化的被发现与屯堡旅游的兴起
屯堡及其文化已经在安顺存在了几百年，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这个汉族群体却没有过多的引起人们的注意。不断地改朝换代和战乱使这个群体逐渐被中央政权和中原地区的人们遗忘了，戍边的后裔也不再刻意强调先辈当年的历史。尽管《安顺府志》和《平坝县志》都有“屯堡”和“屯堡人”这一称呼的记载，但对居住在堡子里的村民而言，无论是自称或他称都无所谓屯堡人，他们长期被官方和外人当作是少数民族的一支。20世纪80年代之前，屯堡地区是沉默的，既无外界的关注也没有自己的声音，换句话说，80年代以前这里没有屯堡文化，尽管它事实存在。直到这一族群被民俗学者和专家们发现，从史料中将“屯堡”这一称谓再传递给事实上的屯堡人。
屯堡的被发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方圆不过百把公里的屯堡人家，屯堡风情被炒得河翻水涨，热闹纷繁。这种现象不难理解，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福利是边远地区每个族群都有目共睹的，从而使他们也有着急迫的发展冲动。然而由于历史地理原因，每个族群获得的发展资本是不平等的，这样的现状下文化资本对于欠发达的边远地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他们缺乏经济社会里起重大作用的资金和技术，唯一拥有的稀有资源就是自身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文化资源，当地人把它当作脱贫致富有效途径，这也是现在西部地区热衷于文化旅游业开发的原因。西南一隅的屯堡人固守600多年的民俗是他们唯一也是最大的文化财富，在这样的外部环境冲击下，屯堡人投身参与到屯堡旅游开发中来。
四、旅游开发中的屯堡文化及变易
屯堡旅游是一种乡村旅游，2000年以后，在西部大开发浪潮的推动下，屯堡文化以其明文化的特点正式进入省旅游规划官员的视线，很快，安顺地区的几个屯堡村寨被包括进了省旅游规划中，政府先后拨专款为这些村寨修路，修酒店等旅游基础设施。旅游业像推进器一样加速着不同文化的渗透，扩大了不同地区居民之间的文化交往，也加剧了边远地区传统文化的变迁进程。深入安顺屯堡村寨，可感受到屯堡从沉默到活跃，从衰落到复兴经历了一个被发现到被包装再到被展现的过程。屯堡文化在这其中的变迁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再组合、再建构或者再塑造的过程。当地政府，开发商，农民精英在这其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其核心目标就是把屯堡文化资本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虽然受着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制约，但屯堡人有着步入现代社会的要求和脱贫致富的渴望。考量贵州省情，在广大农村里生存压倒一切，把旅游作为本省发展的一大支柱产业，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经济战略，而乡村村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核心利益点为经济收入。因此，在文化旅游的实践中，各方的急躁心理必会使某些元素在屯堡旅游中失去本来的内核。归结起来就是文化表述简单化，节日文化日常化，仪式文化世俗化。所谓“文化搭台，旅游唱戏”，开发商目标锁定屯堡，大肆对屯堡文化进行商业包装，手段就是简化。事实上数百年来，屯军后裔不仅接纳了周边的汉族，也融入了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屯堡文化早已不是旅游解说词中单纯的600年前的江南文化活化石了。
屯堡旅游中，文化资本化的另一手段即是节日仪式日常化，世俗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天龙屯堡的地戏改革。地戏原本叫“跳神”，本是一方保平安的娱神活动，有着严格和神圣的开箱封箱仪式， 主要在春节和七月半跳。 过去跳神要先开脸，就是屯堡人说的“敬菩萨”，屯堡人认为脸子（即面具）就是菩萨，妇女和孩子是不能接触的。自天龙村寨成立了天龙屯堡旅游公司后，为了迎合旅游开发，这些严肃的仪式就不再遵守先辈订下的规矩，一切以营利为目的，只要游客想看，神头随时为其开箱，不再具有神圣性，抽去了传统脸子的精神文化内核。旅游业让地戏从娱神活动变成了纯粹的娱人活动，从节庆礼仪形式变成了纯粹的商业表演。
一、屯堡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遭遇是族群认同的基础要素，一般与族群认同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族群认同是以共同的（或者构建的）历史记忆为基础的不同人群之间的认同方式。在社会的“历史记忆”中,人们藉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或合理化当前的族群认同与相对应的资源分配、分享关系。
1、屯堡人族源记忆
从历史渊源而言，屯堡人可追溯至明初，这是有史可证的。元代贵州分属于四川、云南、湖广三省管辖，明王朝建立十余年后，云南仍为残元梁王势力所盘踞。贵州地当西南要冲，成为内地进入云南的咽喉。明洪武初定，元梁王盘踞云南，不愿归附。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廷以傅友德“充征西将军，帅左副将军蓝玉、右副将军沐英，将步骑三十万征云南”。由于贵州西南边陲远离国都，征南大军的给养是一个重要环节，因而出于巩固中央政府对西南统治的需要，认识到戍边必须与屯田相结合。《安顺府志?风俗志》云：“屯军堡子，皆奉话武救调北征南……家口随之至黔。”这样在军屯军堡的基础上，就逐渐发展起农屯农堡和商屯商堡的网络来，在贵州广设卫、所，并实行屯田驻军。
据有关研究表明，明洪武年间贵州之军士及家属合计人口约有42万人左右 。今安顺一带就有20万左右，占了一半，且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当地的世居少数民族。后屯制既废，军户变为民户。与此同时或稍后，外省其他移民也相继进入。其中有商人和利用政府“开中”制度而招募商屯以换取“盐引”的豪富，也有 “奉旨填南”的农民，这也就是民间所称谓的“调北填南”。
2、屯堡人的家谱
而家谱作为一种记忆的载体，承载着个人和家庭的记忆，以及宗族和村落的集体记忆。家谱又称 “族谱”，是一个家族发展演变、人员变迁的叙述史，家谱的功能除了追寻祖先记忆，理清家族的演变源流，以训示后人，加强家族成员的认同感、归属感外，同时也是规范家族成员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的各种人伦关系的习惯法。
屯堡人非常重视家谱，他们以父系血缘为谱系根据而编写族谱。内容有祖宗的来历、家族兴衰变化过程、族内名人事迹等。屯堡人对家谱非常重视，并热衷于家谱的编撰，“”中“四清”工作组认为家谱是“封、资、修”，要搜来烧掉，就有屯堡人冒着极大的危险将家谱拿去“躲”在岩洞里，过了一段时间再去取回来。因为在他们看来“不管是什么姓，都应该重视家谱，否则就是不重视我这个姓，就是对祖宗不忠” 。
几乎所有的屯堡家谱均显示了其入黔事由与国家相关，记录了屯堡人在历史上的政治使命。屯堡人借着这些历史记忆，他们祖先的事迹早已经成为后世子孙的神话，成为他们朝圣的中心。凭借族谱对历代先祖的记载，居住在安顺各地的屯堡人得以相互衔接聚拢。
二、旅游开发背景下的屯堡人历史记忆
旅游开发使很多屯堡村寨过去的一些传统得以恢复。“征南”、 “老汉人”和“南京人”式的历史记忆被一遍遍叙说着，借以在“屯堡人”内部建立起新的群体边界，确立屯堡地域性认同之下的自我认同。这就使得屯堡人的文化自豪感、优越感和民族自尊心得到了提高，进而族群意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如今，当我们走在旅游开发过后的这些屯堡村寨，村民们总会热情地拿出作为其身份“合法性”的“凭证”家谱进行展示。征南将士作为这一族群的“共同血统”，是连接中央与臣民（屯堡人）自我的“血缘”式光荣。凭借族谱对历代先祖的记载，居住在安顺各地的屯堡人得以相互衔接聚拢，这样一种认同意识包含两方面的寓意：一为身为屯堡人，出于血缘、情感等先赋性因素，本身对自己独特的文化就有一定的认同，并通过这种文化纽带而建构起更高一层次的族群认同。此外，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这种地方传统型的东西又被包装成“商品化”、“产业化”，资源的可利用性也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于本族群的认同。而且，在与其他非本族人群的接触中，他们也进一步明晰了自身传统的独特性，这一系列的因素都有助于增强屯堡人的族群认同。同时，屯堡人的家谱在近几年也出现了“复活”的趋势，大家都纷纷重修家谱。族谱是一部包含对本族过去经历的解释与看法的“历史叙述”。无论这种叙述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实质上都是编纂者的族群历史意识的“忠实”反映。
三、结论
著名学者王明珂指出，在一个人的社会生活中，这些对过去的记忆形成个人心理上的一种构图（schema），当个人作为某群体的一分子，与外在世界的个人或群体互动时，透过这心理构图的回忆（remembering），个人得以建立其社会认同的体系。这样的回忆常是集体性的，也就是社会人群经常集体选择、活化（activate）并强化特定的社会记忆，以凝聚成员彼此的认同。 在屯堡人的“历史记忆”中,人们正是藉此追溯他们祖先的共同起源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或合理化当前的族群认同与相对应的资源分配、分享关系。
参考文献:
[1]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5）
[2] 翁家烈：屯堡文化研究[J]，载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四期.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5－0025－03
长期以来，中国很多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都在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农民外出打工的政策放开后，很多农民纷纷外出打工，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地贫穷落后的状况。在缺技术、缺资金、缺人才的情况下，如何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的确是一个难题。近年来，如火如荼发展的旅游业为苦苦寻找地方发展道路的地方官员和村民展现了一个看似美好的前景，旅游开发成为当地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可资利用的各种传统文化资源中，节日文化资源是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并且，由于“当代社会中节日扮]着文化承上启下的特殊角色”，也可以把它看成是“社会变迁研究中一个重要的侧面” 。[1]
近些年来，贵州省安顺市近郊的屯堡村落逐渐成为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竞相关注的热点。据史料记载，现居住在安顺地区的“屯堡人”是明代初期为了“征南”从江南移民而来的明朝士兵及其家属的后裔。当时军队的居住地以“屯”和“堡”为单位来建制，后来形成了一个个的村落，所以又称呼他们为“屯堡人”。虽然他们以汉族人自居，但其在600多年的繁衍过程中，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在这几个屯堡村落中，T村的发展尤为突出。
T村地处省会贵阳和省内黄金旅游线中心城市安顺之间，交通十分便利。自2001年9月首次开始接待游客，迄今为止已经接待旅游者近30万人次。和T村相距不远的J村、B村、Y村等几个屯堡村落的屯堡文化旅游开发也都提上了议事日程。T村的旅游开发工作启动得最早，最具规模，旅游开发对节日文化的影响也表现得最充分。不过，别的村落虽说还未进行正式的旅游开发，但是由政府统一组织的以屯堡节日为依托的旅游活动也逐渐覆盖到它们，因而它们的节日文化也开始受到了影响。所以，本研究以T村为主要调查对象，J村、B村和Y村为辅助调查对象。本研究是定性研究，具体方法主要是访谈法及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与分析。
一、相关文献回顾
戴维・J・格林伍德提出，“旅游业只不过把一个民族的文化现实包装连同其他资源一起拿去出售，但我们知道，在任何地区，如果没有文化，当地人就无法生存，所以旅游业现正施加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人类的影响”[2]；利认为，“民族文化资源应该坚持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原则”[3]。汪克会以民族旅游为例分析了旅游“文化污染”的原因，并提出了对策建议[4]。以上研究均是以旅游对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为出发点，对旅游发展主要持的是批判态度。
在如何合理开发民族文化资源方面，有研究者提出民族文化开发要避免牵强附会、低格调和不按民俗办事等几种偏离倾向[5]。 该研究取向赞同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但主张用合理的方式来开发文化资源。
此外，旅游活动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也是研究的重要内容。瞿明安认为，“旅游对人类行为活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个旅游风景区的兴建，不仅可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引起人们观念意识和心理状态的变化”[6]。
对民族旅游来讲，节日文化对于一个地区旅游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宗晓莲、戴光全研究了东巴文化对于丽江旅游发展的巨大作用，并肯定了节日活动对当地旅游业的推动作用。孙九霞也对节日符号的旅游价值作了深入研究[7]。
宗晓莲运用布笛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对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进行了分析，指出要用动态的观点来看待文化变迁，并进一步指出旅游开发导致了民族文化的市场化，这必将对当地文化产生深远影响[8]。但是，文章对问题的探讨仅限于理论上，没有具体实证材料支持，也并未对民族文化变迁过程中政府、开发商和当地人等各方应该努力尝试的发展方向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以上文献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旅游开发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变迁问题，但大都只涉及了其中某个方面的问题，不能从实质上揭示旅游开发过程中的文化变迁问题。本文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传统文化的变迁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完全归罪于旅游开发。文章进一步认为，在旅游开发过程中，除了要探讨合理的传统文化资源开发方式外，对旅游开发后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分配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本文尝试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来对旅游开发所导致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商品化和对某些传统元素的恢复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并进而提出无论是开发旅游还是保护传统文化，最终的目的都是以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和谐发展为目标。
二、旅游开发中屯堡文化的改变
节日是屯堡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一年12个月都有节日。有学者对屯堡人的节日作了一个简单的归纳，正月玉皇会，二月观音会，三月清明氏族上大众，四月浴佛敬音，五月关帝磨刀，六月土地婆婆诞日，七月乞巧节，八月中秋偷瓜盗菜，九月重阳打粑粑，十月迎城隍，十一月贺冬，十二月过年[9]。其实，这都还不足以穷尽屯堡人的节日。除了一些传统的汉族节日外，屯堡人还有一些与自己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的祭祀活动，如“抬汪公”、“祭五显”和“祭母盛事”等活动都颇具特色。随着旅游的开发，屯堡的节日文化也在逐渐发生改变。
1、新节日的增加
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把一些新近策划的活动和屯堡文化结合起来，以推动屯堡旅游的发展，典型代表是新节日－－“油菜花”节。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推动下，贵州省于2003年3月8日至28日举办了第一届“油菜花”节，到现在已连续办了3届。每一届的菜花节分好几个会场同时进行，而T村、J村都是会场之一。从本质上看，虽然“油菜花”节是以政府为主导而开展的一个活动，在别的地方也有同样的活动，它与屯堡文化在文化传统上没有什么渊源，但是以屯堡村落为会场的“油菜花”节活动宣传都与屯堡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到时候，各个屯堡村落都要出节目。在T村，开发商还从村外邀请一些]出团体或个人前来表]，村子里大人、小孩都来观看，再加上外面来的游客，整个节日气氛非常热闹。笔者在T村和J村询问了很多村民对于举办“油菜花”节的看法，他们大多认为“人多热闹，很喜欢”。外来游客的参与也让这些淳朴的村民感觉很自豪。
2、传统节日中新元素的注入
屯堡旅游开发过程利用节日文化的一种途径是选取有特色的传统节日进行包装，“河灯节”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而产生的。“河灯节”来源于屯堡人“鬼节”放河灯的习俗。根据传统习俗，在“鬼节”这一天，晚饭后村民们要到河边放用彩纸、南瓜制成的河灯，寓意给死去的先人照明回去的路，顺河返回故里。节日策划者选取了节日中“放河灯”的这个片段，组织村民办起了“河灯节”。当然，灯也不再是廉价的南瓜灯，而是各种造型的彩灯。村里面还要组织比赛，选出扎的最好的河灯，以激励大家扎河灯的积极性。这和屯堡人从前为了纪念祖先而去放河灯的行为已经是大厢径庭了，放河灯的意义也从纯粹的纪念性意义变成了竞技性意义。此外，在传统节目中加入现代歌舞也是很普遍的现象。比如T村在过传统节日“六月六”时，除了传统的节日内容外，旅游公司还组织了一台节目，]员有外来的，也有本村的，节目有现代歌舞表]，也有传统的屯堡山歌。
3、节日功能的变化
传统的民间节日有许多功能，如娱乐、管理、人际沟通、精神寄托和补偿等。随着屯堡旅游的开发，屯堡节日功能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经济功能的增加。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地方政府或开发商有选择地对一些节日进行包装。过节不再是乡民自己的事情，它还变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之一，担负起了地方经济发展的责任。比如在T村，旅游开发公司就把传统节日“六月六”进行了新的包装，对外作了大量宣传，以吸引外来游客 。而在经济功能逐渐增强的同时，节日原有的一些功能也开始慢慢弱化。
4、节日组织者和参与者的变化
过去，过节是屯堡乡民自己的事情，他们有自己组织节日的一套老传统。村子里的老人、有文化的人是重要的组织者，而主要的参与者就是村子里的人。如果需要经费的话，村民会自己凑份子，或者轮流做东。有些时候，几个屯堡村寨也会联合起来搞一些节日，不过这也是村民自发组织的。近些年来，政府或开发商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当地，组织了一些节日。这些节日往往是由政府或开发商出资金、村支两委或一些积极分子来具体操办，而老人在整个组织过程中已不是那么重要了。比如在“油菜花”节的组织过程中，节日组织工作涉及很多对外联络的事情，组织过程、具体内容与传统节日的组织有很大区别，需要具有一定社交能力、一定文化程度的人来承担这项工作。在这类节日中，大量的外来游客成为重要的参与者，部分村民反而变成旁观者。
5、节日元素的商品化
在新开发或重新包装的节日中，一些重要的节日元素被商品化了，其中最突出的是地戏的商品化。地戏是屯堡文化中最有特色的组成部分，地戏]员就是普通的村民，表]内容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以往，地戏并不能随便表]，一年中只在正月间和七月间两个时段表]，而且在表]前和表]后均要进行一系列复杂的仪式，整个过程神秘而又神圣。T村的屯堡旅游正式推出后，作为屯堡文化重要表征之一的地戏必然是吸引游客的重要资源。可是，传统地戏表]时间与游客的时间并不完全一致。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地戏表]实施了商业化的运作，地戏成为一种商品。只要有游客来，]员就要表]地戏，整个过程的神圣和神秘荡然无存。
6、节日文化中某些传统元素得到了强化
从屯堡文化的外在表征方面来看，屯堡服装、屯堡建筑、地戏表]等传统元素得到了强化。新一代屯堡人受过比父辈更多的教育，也见过比父辈更多的世面，因此也更容易受到现代社会的影响。他们中许多人不再喜欢穿传统的服饰，不再喜欢以前的石头房子，曾备受推崇的地戏表]也失去了吸引力，而港台歌星、电视明星等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屯堡人自身发生的变化必然会在文化上体现出来，因此屯堡文化一定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屯堡节日中一些传统元素的确面临着慢慢消失的危险。
从节日文化认同感上来看，新一代屯堡人对一些传统节日的重视程度也在逐渐下降。他们中很多人都有外出读书或打工的经历，即便有些没出去过的年轻人通过电视也对外面的世界有很多感性的认识。像城市的年轻人一样，一些外来的节日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比如情人节、圣诞节也开始为这些古老村寨中的年轻人所接受。
从整个屯堡文化的认同方面来看，旅游开发的确重新唤了起屯堡人对自己古老文化的热爱之情和保护意识。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现在很多屯堡人又重新穿上了屯堡服装，一些年轻人加入到学地戏的]员队伍中来等。在旅游开发之前，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他们除了在提到自己的祖先是从南京过来的时候有一丝自豪感外，其它时候并不觉得自己的文化有什么特别之处，和周围的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也无太多相异之处。但是，在旅游开发之后，“屯堡人”、“屯堡文化”等意识都得到了强化。有一些节日其实本身就是汉族的传统节日，并不为屯堡人所独有，但是在向外来人员介绍时，他们都会特别强调这是屯堡人的节日，并对这种不同之处充满了自豪感。旅游开发在给传统文化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强化了村民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三、结论与讨论
旅游作为一个现代性因素，它的介入一方面会导致包括节日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重大变化。在T村，节日文化的经济导向十分明显。传统的地戏成为商业]出的节目，屯堡服装也成为了导游的“工作服”，整个节日被当作一个商品来包装。其它屯堡村寨的旅游开发也有这一发展趋势。但是，另一方面，它的确也强化了节日文化中的某些传统因素。在旅游开发过程中，一些随着时展而慢慢被新一代屯堡人所忽视的传统元素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看起来，旅游开发导致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后果。然而，它们真的是相互矛盾的吗？毫无疑问，在矛盾的后面我们看到了将它们统一起来的真正原因，那就是经济利益。也就是说，无论是保护也好、还是“仪式化”也好，它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带来经济利益。为了满足现代游客的猎奇心理，传统文化被浓缩包装，即将消失的文化被重新挖掘，一切都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带来更多的经济利润。“＇文化搭台、旅游唱戏＇的口号，揭示了问题的出发点是旅游，归根结底是经济。它试图达到的目标并不是真正地再现一种文化，而是表达了消费时代权力政治与资本的文化＇理想＇”[10]。无论是浓缩也好，重新挖掘也好，节日文化资源的开发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某些传统元素的形式，但也带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传统文化内涵的丧失。但是，“文化与它的主体－－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它只有被内化、吸收，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才是有生命力的、真实的文化”[11]。纯粹市场导向的开发会降低传统的魅力，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会给当地人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害。
同时，这样一种开发模式并不注重对当地人发展权和分享经济利益权利。为了配合旅游的开发，他们必须要继续住在低矮破旧的老房子里，某些生活方式也要改变。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分配上的不均会使很多当地人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失去兴趣与动力。在T村的调查中，很多村民就表示，“如果旅游开发只是部分人获益的话，我们宁愿不发展”。传统文化是当地人祖祖辈辈所创造的文化财富，他们有权利也必须参与到自己传统文化的变迁中来，也有权利要求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所以，如果当地人的合法权利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得不到体现的话，这对他们而言是不公平的，地方经济也得不到真正的发展。
社会是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的整合体，社会发展要注重和谐，单纯强调任何一方面都会导致社会发展的畸形。和谐社会“是社会成员能够自由流动”、“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都能得到协调”、“能够保护全体社会成员权益”、“能够有效化解内部矛盾”的社会。[12]屯堡村落民风淳朴，当地人热情好客，本身有着非常好的社会氛围，有建立和谐社会的良好基础。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引导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开发商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家，进行旅游开发所追求的是经济利益。当地人由于渴求经济的发展也有可能忽视自身非常宝贵的东西。所以，地方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应该充分发挥协调作用，引导当地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走上协调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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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孙九霞．节日符号在旅游开发中的运用及问题[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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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游展演
“旅游展演”借鉴“艺术表演”和“舞台真实”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等。旅游地文化的展演实际上是对社会态度和社会协商的展示,围绕这些展演的各种话语展示了人们对于认同、政治和社会的态度。所以,从旅游展演的视角重新审视民俗文化生态旅游中的文化保护与传承显得尤为重要。
二、民俗生态旅游
1.民俗的概念。高丙中在《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一书中认为: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化的生活文化和文化生活。陶立蟠在《民俗学概论》中认为:民俗是一种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是一种相沿成习的东西,简言之,就是民间风俗。我们可以认为:“民俗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定的群体为适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而逐渐形成的,并以民族的群体为载体的,以群体的心理结构为依据的,表现在广泛而富情趣的社会生产与生活领域的一种程式化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惯制,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2.民俗生态旅游的概念。由民俗的概念可以知道,民俗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文化是人类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旅游是“人们通过旅游或在旅游过程中了解和获取知识的活动”。而民俗旅游从性质上说就是文化旅游的一种。
三、天龙屯堡古镇开发民俗文化生态旅游的条件分析
1.天龙屯堡古镇简介。贵州省平坝县天龙屯堡古镇,具有600多年历史,全镇现有1250户,4080口人。自元朝起这里就成为顺元古驿道上的重要驿站,也是明朝朱元璋“调北征南”、“屯田戍边”时建设的屯堡村落之一。这些屯堡人多来自江苏南京、浙江、江西、安徽一带,他们来到贵州后,数百年来,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独特心境,使其在生活方式、语言服饰、文化爱好、祭祀礼仪等方面,至今仍顽强地固守着大明王朝的祖制和自己突出的个性,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贵州屯堡文化。这种屯堡文化是贵州不可多得的理想的民俗旅游资源,先后被评为“联合国乡村旅游观察点”、“全国农村旅游示范点”、“中国乡村旅游示范点”、“中国十大古村”。
2.天龙屯堡古镇的文化特征。“明代古风,江淮余韵”8个字是天龙屯堡演绎的文化的高度概括,具体表现在:语言、建筑、服饰、娱乐(地戏)、饮食习俗等几个方面。
语言:屯堡人的语言经过六百年变迁而未被贵州本土方言同化,至今仍保存着自己的江淮母语特征,发音中翘舌音和儿化音很明显,日常口语对话中大量使用谚语、歇后语和言旨话,显得生动活泼、幽默有趣。
建筑:屯堡村寨的房屋多为石木结构并沿袭了江南三合院、四合院式样,以石头营造的防御式民居构成了当地特有的地方民居风格。
服饰:屯堡妇女独特的装束沿袭了明清江南汉族服饰的特征,坚持古朴俊俏的“凤阳汉装”,长衣大袖、系青丝腰带、穿鞋尖翘起的单钩风头绣花鞋,拔“苦发”,挽圆髻,别银钗玉簪,完整地保存了江淮古风。
地戏:是屯堡文化中最具魅力的民俗奇观,它与屯堡人亦兵亦农的生活紧密相连,是屯堡人情感的张扬与寄托。被誉为“戏剧活化石”的地戏的面具,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饮食:屯堡人创造了自己的特色食品,如鸡辣子、腊肉血豆腐、油炸山药块和松糕、枣子糖等。
四、旅游展演视角下的天龙屯堡民俗文化生态旅游
1.民俗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保持。贵州政府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为发展经济而不遗余力挖掘传统文化,由此恢复了许多中断或消失的民俗文化。民俗生态旅游的开发可以作为激活民间传统文化的“偶然的因素”,许多被遗忘的、消失了的传统习俗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得以再生。
2.民族认同感得以凸显和加强。民俗生态旅游的开发给予社区居民更多的机会接触“他者”,通过与“他者”的对比和向“他者”展演自身的文化,认知了自我文化的价值,对民族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强化了民族的自我认同意识,增加了相互间的亲和力和凝聚力,社区文化由“自在”状态转为“自觉”状态。正月的天龙屯堡,有很多古老的习俗,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值得世人的关注。
3.催生文化和资源保护意识。文化和资源保护,离不开社区居民。在民俗文化生态旅游开发地区中的居民,对自身的文化有了自觉意识。他们对于那些原本在自己看来平淡无奇的景致,开始学习用旅游者的眼光来看待,逐渐意识到景观保持对自身长远发展的重要性。
4.民族传统文化生存空间得以拓展。很多人担心虽然通过具体的规划和良好的管理,民俗生态旅游可以促进对古老文化的保护,但往往会使当地的生活方式逐渐退化,变成了一种商业化的、廉价的、简单的自我模拟。但是,从旅游展演的角度来说,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生命力,并不会轻易消失。无论人类如何选择生活方式,世界如何快速发生变化,传统将一直伴随人类世代延续。而且,人们为应对旅游的冲击,会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构和解析,从而形成一些新的传统,拓展了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在民俗文化生态旅游中,应充分尊重社区的自我选择,相信社区有能力保护自身文化。
四、总结
“旅游展演”视角下的民俗生态旅游并未使原生文化的真实性丧失。在旅游业的开发中, 形形的文化被搬上了舞台。但我们注意到, 这些文化的基本形式并没有变。最关键的是当地人对自己文化的民族情怀和所产生的民族凝聚力没有变。反而通过展演的形式, 许多文化产品得到了创新和发展, 出现了民族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应从多方面来看待“旅游展演”和民俗生态旅游的问题。总之, 要积极地看待旅游展演视角下的民俗生态旅游问题, 把它看作是动态的, 而不是静态的。这样, 我们就可以开发出既有传统文化内涵、又有现代特征的、能满足现代游客需求的旅游产品, 同时, 还可以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等问题做出新的思考。这对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和文化本身的保护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利慧,安德明.理查德·鲍曼及其表演理论——美国民俗学者系列访谈之一.民俗研究,2003,1.
[2]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陶立瑜.民俗学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7－0040－07
旅游发展与乡村社区间的相互关系，乡村社区在旅游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引起不少西方学者关注；且关注时间早，持续周期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者逐渐认识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旅游可持续发展宏观系统中不可缺少的机制，并提出从社区角度来思考旅游开发问题有可能为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找到可行的途径。然而，国内学者对乡村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意义的研究偏重于比较宏观的理论探讨，实证的案例研究仍不多见。因此，探索乡村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成功个案，不仅对增补、构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指导乡村社区居民有效参与旅游发展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1 天龙村旅游资源特色及旅游发展特点
天龙村位于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南大门，距离平坝县城13公里，面积3.5平方公里，辖21个村民组，1215户4320人。村寨区位条件优越，交通便捷，是贵州西线黄金旅游线路的必经之地。天龙屯堡乡村文化旅游区由天龙古镇和天台山组成，是黔中安顺屯堡文化旅游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屯堡文化主要由600年前朱元璋“调北征南”、“屯田戍边”保留的屯堡村寨、屯堡人构成，“明代古风，江淮余韵”是“屯堡文化”演绎的高度概括。天台山距离天龙村1.7公里，属部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一座自然生态博物馆，是休闲避暑的绝好胜地。独特的屯堡文化与乡村自然美景，加上神奇的天台山以及便捷的交通优势，为天龙屯堡乡村文化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1999年，在外闯荡多年的原平坝县供销社职工陈云喜闻安顺龙宫镇蔡官屯的地戏队代表我国民间艺术团赴巴黎、马德里参加国际艺术节，受到当地人的热情欢迎。凭着在外经商多年的经验，陈云立刻意识到屯堡文化的价值和其隐含的商机。在天龙镇政府的支持下，陈云利用自己多年的积蓄，成立了“屯堡文化资料收集小组”和“旅游开发筹建组”，着手对天龙村进行摸底调研，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商业计划书。此时，天龙村村支两委也正打算依托该村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文化旅游资源，围绕乡村旅游做文章。在安顺市政府的支持和协调下，2001年9月，天龙村民陈云、平坝县建行职工郑汝成及贵阳风情旅行社负责人吴比等3人共同投资组建的“天龙旅游开发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旅游公司)在天龙屯堡举行“贵州天龙屯堡文化旅游区”首游式，天龙屯堡乡村旅游正式启动。与国内众多乡村旅游地不同的是，天龙屯堡创造了“政府＋旅游公司＋农民旅游协会＋旅行社”的参与式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该模式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功能结构如图1所示。
在该模式中，旅游公司获得平坝县政府授权，负责招募当地村民，对天龙屯堡进行经营管理和商业运作，经营权为50年。镇政府、村委会组建“屯堡文化保护与开发办公室”，作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发展环境。旅行社负责开拓市场，组织客源。村民自愿发起成立农民旅游协会，由协会代表村民参与旅游事务的管理、监督，负责组织村民参与地戏表演、从事导游讲解、制作工艺品、提供住宿餐饮服务以及维护和修缮各自的传统民居。这就是天龙屯堡“四位一体”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即“旅游公司＋政府＋农民旅游协会＋旅行社”的参与式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以下简称“天龙模式”)。“天龙模式”为贵州乃至全国开创了乡村旅游发展的先河，是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成功典范，其成功之处在于解决了乡村旅游开发中资金短缺、客源市场不足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兼顾了乡村社区居民的利益，为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发展提供了各种机会，激发了当地居民保护屯堡文化和社区环境的动力，使古老的民俗文化呈现出勃勃生机。6年来，到天龙村旅游的国内外游客不断增加，旅游综合收入稳步提高(如表1所示)。
2 天龙村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内容
天龙屯堡旅游业自开发以来，镇、村两级相关部门积极响应安顺市政府提出的“统一规划、政府引导、群众参与、市场运作、利益共享”的号召，引导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旅游公司本着“村民发展我发展，我与村民共兴衰”的发展原则，坚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起抓，不断吸收当地村民到公司就业。目前，天龙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内容有：(1)直接到旅游公司就业。旅游公司自成立以来，共吸收天龙村及周边村寨村民140人到公司就业。旅游公司办公室提供的统计资料表明：当地居民占公司员工总人数的95.25％。(2)参与各项节庆活动。为丰富旅游产品内容，提高天龙屯堡知名度，旅游公司每年均要举办不同主题、规模的旅游活动，每次活动均有上百名村民参加。2005年“中国贵州黄果树瀑布节”举办期间，天龙村作为瀑布节分会场，举办了以展现屯堡人迁徙历史和屯堡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大型实景组诗《大地诗章》。在当地政府和旅游公司的组织下，天龙村及临近村寨村民200余人参加了编排、表演，并按编排、表演时数发给酬劳。(3)销售旅游商品、从事旅游接待。在景区公司和当地政府的帮助、引导下，天龙村现在搞手工艺品生产、土特产品加工的农户有43家，从事旅游住宿接待的农户4家。(4)参与旅游发展规划，监督村中财务开支，通过社区组织表达自己的意愿。旅游发展起来后，当地政府聘请贵州工业大学的相关专家为天龙镇做城镇发展规划，部分农民得以和专家一起座谈，并就自己最关心的土地使用问题和规划专家交换了意见，保证了规划的可操作性和利益的均衡性。规划评审通过后，当地村民把规划文本称为“洋专家”和“土专家”的共同杰作。为了激励农民参与旅游发展及村中各项事务的积极性，天龙村党支部、村委会积极开展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活动，推进农村集体财务规范化建设，对农民关心的村级经济收支情况实行严格村务公开，通过闭路电视向村民公布。旅游经营中，村民如果有意见或看法，可通过农民旅游协会与公司和政府磋商。为了确实反映村民的意见，天龙村农民协会会长由村民自己选出。(5)参与旅游培训、教育。因公司招收的员工基本由当地农民组成，他们到公司就业之前已养成的自由、散漫的农作 生活习惯明显不能适应公司管理和旅游服务的需要。为此，旅游淡季时，由旅游公司组织对员工进行服务技能培训，开展“对客人服务没有任何借口”、“细节决定成败”等教育活动。为适应市场需要，与世界乡村旅游接轨，2005年年末旅游公司还组织公司管理层走进贵州商专进行为期一周的旅游专业知识培训，开了贵州乡村旅游人员走进高校进行专业知识培训的先河。此外，当地政府和旅游公司还采取“请进来、送出去”的方式，提高本地农户的经商技能。早在2001年旅游业起步之时，当地政府和旅游公司就组织了当地村民200余人到贵州青岩古镇、镇山村、黄果树景区周围村寨考察、学习当地居民的经商技能和从商经验，以便当地农户更好地参与旅游发展。2006年8月，公司再次邀请贵州民族学院艺术系教师到天龙村为村民免费提供版画培训，培训结束后，公司还组织村民进行版画雕刻大赛，获胜者将获得公司提供的珍贵礼品。
3 天龙村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多维价值
调查表明，天龙村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对旅游者、社区居民、旅游地(村寨)、其他乡村社区产生了积极影响，实现了多方共赢，表现为：
3．1 为旅游者提供了较高的体验质量
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天龙村居民通过建立家庭旅馆，制作民俗手工艺品，参与传统节庆活动表演等，很好地展示了独特的本地文化，渲染了原汁原味的文化氛围，带给游客以真实、自然的感受，让游客获得真实的体验。在“2006中国乡村游贵州首游式”开幕的当天，400余名屯堡妇女着明代凤阳汉装，经过艺术造型加工，组成一块人文画廊，齐声高喝“中国乡村旅游年、满意在贵州”，表现出较强的艺术视觉、听觉冲击力，为现场的旅游者及摄影、摄像爱好者提供了一顿丰盛的“美餐”。
天龙村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还为游客和当地居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在交流中，双方加深了理解，增进了友谊，使游客获得情感方面的体验；交流与互动中，接待户可以更好地了解旅游者的需求，以便为旅游者的再次到来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让游客产生欢喜、惊喜和情感方面的体验。在有关专家的帮助下，经过多方考证，天龙村村民了解到自己的祖先有80％来自现在的南京市，敏感而聪明的屯堡人便盯住南京市，围绕“寻亲”主题，开展了一系列旅游宣传活动，反响强烈。2005年，屯堡人推出了由南京电视台文体频道《综艺黄金档》摄制组和南京幸运观众到天龙屯堡的“探亲”活动。当南京“亲戚们”步入天龙屯堡时，3000多名乡亲身着明洪武年间沿袭至今的大襟宽袖蓝色长袍，载歌载舞地欢迎他们挂念了600年的血脉亲人。在欢迎仪式上，南京游客视听了当年流行于秦淮河畔，如今已失传的一种民间礼乐。许多游客心灵受到了震撼，勾起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欢迎仪式结束后，天龙屯堡人与南京客人把酒言欢，拍肩搭背中满口的“老乡、老乡”，叫得南京人满心暖流，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许多南京游客在临走时还丢下这样一句话：我来了一次，还想来第二次、第三次，不仅自己来，还要带着家人、亲戚、朋友来。2006年11月28日清晨，我们第二次到天龙村调研的第三天，目睹了700人的南京夕阳红旅游团，顶着寒冬的蒙蒙细雨游玩了整个屯堡村寨，并在细雨中看完了精彩的地戏表演。天龙屯堡由于突出了屯堡文化与南京文化的历史渊源，通过天龙村民与南京市民的交流与互动，抓住了旅游者“寻根问祖”的心理需求，打通了屯堡人与江南人的情感交流“通道”，所以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参与乡村旅游而尝到甜头的村民们，主动到旅游公司开办的培训班接受技能培训和服务意识教育，在增收致富的同时，自身综合素质也普遍得到提高。
3．2 为社区居民脱贫致富奔小康，为农村女性展示其天性，提高经济社会地位提供了条件；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实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管理民主
总理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要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实践表明，旅游扶贫是贫困地区实现扶贫目标的有效途径，而只有通过社区居民全面、有效地参与旅游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问题。天龙屯堡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为该村村民收入的增加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不少天龙人通过到公司就业，从事旅游商品生产、家庭接待等形式参与旅游，获取经济收益。到公司就业的村民每月能领取600―1200元不等的收入，从事手工艺品生产、家庭接待以及农产品加工的农户收入更为可观。在乡村旅游的带动下，2005年，天龙村农民人均收入达到2950元，比贵州省全省农民人均收入多1080元(高出57.8％)，比未搞旅游业前的2002年(1280元)增长了1.3倍。
天龙村参与式乡村旅游对屯堡女性具有特殊意义。在传统农业活动中，农村妇女因在以体力劳动抗衡自然的落后生产手段中处于劣势，不得不在经济上依附男性，男尊女卑的处境难以改善。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在旅游行业，妇女与男子在体力上的差别变得不那么重要；相反，妇女与生俱有的细腻、温柔、善于与人沟通、细心周到的天性在旅游服务行业中有了用武之地，成为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力量，其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在旅游公司导游部工作的部分已婚的屯堡女性，她们不用整日待在家里“主内”。相反，经济上的独立、工作中与外界交往机会的增加以及在公司不断接受的免费培训、教育，不但提高了她们的经济、社会地位，还激发了她们学习的积极性。部分导游表示，待有了一定的积蓄，便到省城贵阳继续读书学习。
除上述经济价值以外，天龙屯堡农民旅游协会的成立，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了社区居民之间的凝聚力。农民以旅游协会成员的身份参与屯堡旅游业规划、发展决策、组织实施全过程，监督村中财务收支状况，提高了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参与程度，培养了农民的参与意识，反映和表达了当地居民的利益诉求，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管理民主。
3．3 为村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提供了经济实力和经济动力，改善了村中环境，扩大了村寨知名度
(1)传统文化得以保护、传承。天龙屯堡村民凭借屯堡文化旅游资源脱贫致富，提高了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增强了他们保护和发展屯堡文化的经济实力以及文化自信、自强和文化保护自觉意识。这就创造出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双向互动、良性循环的机制。地戏曾经是屯堡文化社区普遍盛行的民间传统艺术，在屯堡文化中占有很重的分量，是屯堡人的一种精神寄托和精神象征，是研究明清历史特别是中国戏剧史的活标本。天龙村旅游业的发展为天龙村民间艺术的恢复和繁荣提供了经济支撑，为村中喜爱地戏的老艺人发挥余热、传承艺术搭建了良好的平台。过去闲置在家，痛苦煎熬晚年的几位老艺人由公司高薪聘请，专门负责编排节目，为年轻人传授技艺。为提高演出质量，公司为地戏演员重 新定做了演出服装，购买了相关道具；为提高表演者的学习动力，公司引入竞争机制，在老艺人对年轻人培训后，由当地村民、公司领导、员工和老艺人对年轻表演人员的表演技能进行评分，然后把演员从低到高分为4个等级，根据等级层次支付薪水。竞争机制的引入，大大提高了表演者的学习动力和表演积极性，不仅使旅游者获得了高质量的视听体验效果，还使天龙村的地戏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2)村中环境得以改善。旅游业未开发前，天龙村到处堆满了用于农地施肥的牲畜粪便，臭气熏天；乱建乱拆的现象随处可见，无人问津。“天龙模式”推行后，旅游公司成立了环卫部，购买了用于垃圾运输的车辆和清扫垃圾的工具，招募当地村民15人，负责垃圾处理和全村环境卫生的监督管理。位于景区主干道的经营户为吸引游客，常常把自己的院坝、路段打扫得干干净净，垃圾主动放在门外的筐里，等待清洁工定时清除。与旅游开发前相比，村中的3条主干大街干干净净，全村面貌焕然一新。天龙村民对环境的态度从漠不关心到主动保护，均得益于参与式乡村旅游的发展。
(3)扩大天龙屯堡旅游知名度。在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天龙屯堡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2004年3月下旬，世界乡村旅游论坛的专家在天龙屯堡召开世界乡村旅游论坛大会，“天龙屯堡模式”得到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及国家旅游局资深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他们称“天龙模式”算得上全国旅游产业公司化运作的标本。作为贵州开展乡村旅游的成功典范，世界旅游组织已把天龙的旅游开发作为该组织的“乡村旅游开发实验项目基地”，并将其收录为定点跟踪调查单位。自2002年以来，已有90余家中外电视台对“天龙模式”以及其取得的成效进行了播报，新闻网等多家网上媒体长期宣传，全国120余家报纸杂志进行了报道，形成了中外媒体关注“天龙模式”的良好氛围。天龙屯堡“四位一体”的参与式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还吸引了国内众多学者的关注。上述组织、媒体的推介，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无疑为天龙屯堡提供了最好的免费广告。用贵州省旅游局杨胜明局长的话来讲，“天龙模式”使得天龙屯堡乡村旅游成了一张“国际名片”，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营销手段。
3．4 为周边屯堡村寨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提供了示范价值
天龙屯堡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绝非限于本村，其影响力已向四周辐射，起到了示范作用。在天龙村乡村旅游发展的鼓舞下，周边屯堡村寨的村民参与旅游开发活动的积极性高涨，对屯堡文化保护的意识明显增强。讲义村(屯堡文化村寨之一)是普定县白岩乡的一个小村庄，距离天龙镇40余公里。听说“天龙模式”的成功经验后，讲义村村民的旅游参与意识和文化、环境保护意识明显增强。2002年，省文化厅的专家在讲义村村头发现几个古屯门，给史书中记载的“明朝调北征南”增添了一个重要物证。村民知道这一信息以后，迫不及待地想了解“老祖宗”到底给自己留下了什么，他们多次找到村主任，商量保护措施。在村民的热情鼓舞下，村主任挑选了十几个身强力壮的村民组成“保护队”，并亲自带领几个文化较高的青年向文物专家学习识别文物的知识。2004年，安顺市规划局的工程师冯自卫来到讲义寨，与村民一起搞规划。村民们常常跟着专家在村子里走走看看，什么已经被无意识破坏，什么该保护起来，他们了然于心。
4 天龙屯堡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进一步思考
天龙村旅游业发展的时间不长，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利益主体，天龙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成败将最终左右天龙屯堡乡村旅游发展的命运，只有及时察觉和发现不利于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因素，并对其进行消除或加以规避，做到未雨绸缪，才能真正推动天龙村乡村旅游持续发展。
4．1 完善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相关法规制度，建立权威监督机构，明确各利益主体责任
天龙屯堡旅游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将吸引越来越多的村民和更多的外来利益主体加入到天龙村旅游开发活动中来。在这一过程中，村民们的经营思路会愈加拓宽，经营项目也会日趋丰富，竞争也将更加激烈。另外，与外来利益主体相比，当地居民在旅游资本、技术与市场竞争等方面缺乏竞争力。如果旅游开发完全依照市场运作，当地居民可能会被排除在利益主体之外。面对日趋成熟的村民，政府有责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规范和引导村民的经济行为；在制(修)定旅游规划时，应考虑社区的利益和要求，体现社区居民的意愿；为保证社区居民有效参与旅游开发，当地政府还应该组织设立专门的执法和监督机构。该机构必须有当地居民代表参加，重视对村民参与旅游发展过程的监控，对参与效果进行评价；同时，该机构在处理本地社区参与问题上必须有足够的权力，并在权限范围内，负责全面协调社区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
除了发挥当地政府的作用以外，其他利益主体也应发挥其作用：村委会和农民旅游协会应充分发挥其非营利组织的特性，从社区和社区居民的角度考虑，积极维护、保障乡村社区和社区居民的相应权利。新闻媒体和学术界等要帮助社区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并加大宣传，以制约旅游公司和其他外来利益主体不利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行为。旅游公司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要主动考虑社区和社区居民的利益，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争取社区居民的最大支持，促进天龙屯堡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4．2拓展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途径，增加旅游收入
现代经济学认为人都是“理性经济人”，社区居民是否参与旅游开发活动取决于参与行动所带来的效用。只有确信能从旅游发展中得到利益时，他们才真正愿意参与旅游开发。保继刚强调：在中国的广大农村，生存成了压倒一切的需要，乡村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核心利益点为经济收入。因此，多渠道拓展天龙村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途径，增加旅游收益，有助于激发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和保护当地环境、文化的积极性。根据天龙村的资源特色、区位条件、旅游产业发展现状等要素，在继续依托黄果树、龙宫等部级风景名胜区旅游知名度，加强同大型景区联合宣传，努力提高营销效果，保证旅游人次持续增长的同时，更应该从旅游产业发展的六要素人手，把发展目标从吸引游客数量转移到提高天龙屯堡旅游经济体量的战略目标上来，以增加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机会，提高其收人。具体为：
第一，加大景区支干道周边环境的清理和整治，把其纳入天龙屯堡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范畴，以使周边农户能在旅游开发进程中获取经济利益，提高屯堡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机会。
第二，深入挖掘地方文脉，举行大型节庆旅游活动，开发民俗旅游商品。天龙屯堡文化活动的丰富与完整是屯堡文化特征的又一重大标志。如地戏、花灯、山歌等，这些活动与频繁的节日庆典相结合， 构成了屯堡社区节庆不断、活动不绝的文化氛围，为天龙屯堡开发节庆旅游产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社区合作开展大型旅游活动不但能激发社区居民了解旅游，支持旅游，参与旅游的热情，还能为社区参与旅游提供更多的条件和机会。天龙古镇除了当地地戏脸谱、鸡辣子、屯堡古酒以外，其他旅游商品均是从安顺市区批发而来，缺少差异性，在国内其他景区随处可见，缺少供游客选择的高档旅游商品。因此，要真正让更多的天龙人依托旅游富裕起来，在未来的旅游商品开发中，当地政府和旅游公司应对居民积极加以引导，在相关专家的指导下，使开发的旅游商品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承载屯堡文化的区域特色。
第三，利用村寨有利位置，开发新的参与项目。根据天龙村区位条件，可考虑把进寨公路延伸至天织公路交叉路口，设计文化路、景观路。如可将当地具有代表性的植物、花卉架设在乡村绿色大道上，再以装饰性的传统交通工具作为进入村寨的主要工具。还可在进寨大道两侧开发绿草园、瓜果园，有选择地培育、种植贵州特种花草、农作物和特色水果。这样不但能丰富乡村旅游产品内容，还能在旅游旺季分流寨中游客，拓展旅游容量，并以此增加天龙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机会，提高就业率，增加居民收入。天龙村至天台山1.7公里的乡村公路也可采用此方法，但要注意两段景观路的差异和特色，防止游客在游览过程中过早地进入怠倦状态而影响当地居民有效参与。
第四，利用屯堡人的食宿特色，使游客真正“走进屯堡人家”。屯堡人的饮食习俗将外来饮食习惯进行了自然环境与少数民族双重影响下的改造。除透露出耐储藏，便携带的军旅色彩外，也反映了传统汉民族饮食文化的风格和讲究礼仪规制的内涵。旧时所说“贵阳的穿着，安顺的吃喝”，所指便是屯堡人的饮食习俗。此外，屯堡民居在保留江南民居风格的基础上，还注意和当地山水、石木相结合，并根据族群生存防御和自保需要，构建出江南韵味与贵州山地相结合，军事城堡与喀斯特地形相结合的村寨、民居建筑样式。独具特色的屯堡饮食文化，加上浓郁的民俗文化风情和优美、宽敞的民居环境，完全可以为游客提供别具一格的食宿条件。在逐步完善设施条件，不断加强对村民教育、培训以提高服务质量的基础上，通过当地居民的参与，使游客真正“走进屯堡人家”，参与和体验屯堡农家若干有意义的活动，如：打糍粑、做花粑粑、听说书、跳花灯、打草鞋、雕脸子、酿酒等，亲身感受屯堡文化的差异和亲和力，以丰富旅游内容，增加游客体验效果，从而达到延长游客逗留时间，增加旅游消费量，提高天龙村旅游经济体量的目的。
4．3 界定产权，引导各利益主体积极入股，逐步推行股份合作制模式
作为可持续旅游的一种实现形式，参与式旅游的成败取决于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协同程度和行为的协作方式；只有在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建立相对公平的利益平衡机制才能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个体理性的主观动机并最终带来集体理性的客观结果。理论和已有案例均表明：实现利益分配的公平性，一种较为可行的方法是景区的开发与管理实行股份合作制。合理界定产权，推行股份合作制模式，能够实现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较好地引导人们实现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达到资源优化配置；是既保护当地居民利益又实现居民有效参与的一种新型分配方式，目前在国内外一些景区已经得到应用。然而，就天龙村旅游业发展现状及天龙村现有的社会经济状况，我们以为，天龙村还不适宜全面推行股份合作制，原因是：
对于天龙镇政府而言，安置本地劳动力就业，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向本社区提供公共物品，补充乡镇政府用于行政事业的各项开支的不足属其权限范围内的事。然而，作为中国政府体系中最低层次的政府机构，在有限的财政收入内难于保证其正常行使政府职能；而对当地资源的控制是其与旅游公司进行讨价还价，获得自筹资金的重要来源。以村党支部为代表的村组织作为村寨集体产权的者，同样履行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延伸机构的职能。他们既是乡村旅游的管理者，又是村级旅游资源的占有者和经济利益的享受者。在天龙村，村干部的每月收入和管理村务的开支是由旅游公司提供的。对于旅游公司而言，其现有的实力还不足以把村子里的所有农户有效地整合起来；近年来其对社区发展所做的贡献并不能遮掩其追求商业利润最大化的永恒目标。因此，在“旅游蛋糕”没有做大之前，推行股份合作制必须首先打破原有的分配格局，对各种资源产权进行重新划分、界定，这意味着在短期内当地政府、村委会、旅游公司必须部分地放权、让利。在一个以经济利益为核心诉求点的中国广大农村社区，这必将招致现有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就当地农民而言，现有的旅游市场规模不够大，他们在资金上存在先天不足，加上其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以及社会保障的缺乏等等，使得他们成为先天的风险规避者，没有也不敢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到旅游开发中。
如果说在天龙村全面推行股份合作制为时过早的话，那么在旅游公司内部实施股份制改造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与天龙村全面推行股份合作制相比，因公司内部股份制改造涉及的利益主体相对单一，员工与公司存在经济利益上的一致性，从而使公司内部股份制改造遇到的矛盾相对较少。其次，旅游公司员工的“双重身份”(既是公司员工，又是当地村民)及其与天龙村民间的血缘、亲缘等关系不但能使旅游公司通过内部的股份制改造而降低监督成本，公司经营中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也将因为股份制改造从而激励员工主动担当协调者的角色，以降低公司运行的外部交易成本。此外，因旅游公司员工基本由当地居民组成，在农村社会长期发展历史中形成的社区习俗以及屯堡人因迁移、抵抗外敌而产生的族缘、亲缘认同感也将对员工形成一种无形的外部压力，保证股东之间有效的相互监督性，防止了股东之间因偷懒、“搭便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由股东集体承担的不良后果。因公司员工本身属于天龙村村民，成功的股份合作制改造一方面可以保证到公司就业的天龙村村民获取更多的利益分享权，对属于更高层次的决策参与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还将为天龙村全面推行股份合作制提供示范效应。
4．4 把握“不参与就是最大参与”的原则，对社区未参与居民进行经济补偿；努力做到“产业链本地化”，使旅游收益最大限度地留在本地
天龙屯堡共有5000余人口，一条人工水渠贯村而过，村庄结构紧凑，共有16条石板巷，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坚实的城堡。
2001年9月，“贵州天龙屯堡文化旅游区首游式”打破了这里的宁静，首游式的主办者是一个名叫陈云的屯堡人。
天龙屯堡从此声名远播。
屯堡后人的眼光
明朝时，朱元璋曾两次派大军进入贵州平乱，战争持续了多年，30万大军就此立寨安居，构成安顺一带独特的社会群体――屯堡。
600年间，这支由江淮入黔的汉族遗民始终以汉族文化道统的优越姿态屹立于黔中大地，女人们仍旧穿着明朝江淮一带汉族妇女的正统装束――“凤阳汉装”，男人们仍旧嘶哑着喉咙骄傲地吼着“弋阳高腔”，跳“大明军傩”地戏，他们仍旧居住在石头垒成的“户自为堡”的石头房子里。每逢节庆，则又都操起老祖宗留下的家什按老传统老规矩做一些古老的事情。
很多屯堡人的家谱上，都记载着祖先原籍为江南应天府，对金陵都会往昔繁华的自豪维系着他们对家乡的认同。久而久之，其他来自安徽，浙江和江西的兵士后裔也把“南京”当作了家乡。
把自己当作南京人的屯堡人数百年来极少与外族人通婚。在少数民族眼里他们是汉人，而在后来的汉人眼里，他们倒成了少数民族。自满清以来就丧失屯军优越地位的屯堡人，几百年里只能通过对往昔岁月的追忆和对故土南京的思念，来维持独立的文化特征并排解异乡的漂泊感。
直到今天，屯堡人后裔的居所，服饰、食品，就连口音等，依然沿袭着当年祖先们离开南京时的模样。
平坝县天龙镇便是散落在安顺数百个屯堡村庄中的一个。
陈云从小在天龙长大，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屯堡人，也明白安顺屯堡这种历史文化现象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早在1997年，陈云便萌发了利用屯堡文化这一独特的资源带动天龙屯堡村民致富的想法。这一年，他出资3000元钱，在天龙成立了民间民俗资料整理办公室，请村寨中的一些老人专门收集整理有关屯堡文化的资料。
据说当年朱元璋的平乱大军中，有4位南京籍的官兵情同手足，盟誓结为异姓兄弟，并按年龄顺序统一改名为张征定、陈征定、沈征定、郑征定。平乱后，皇帝下令征南大军就地屯田驻防，四姓兄弟便一齐择地聚居。这就是天龙屯堡的最早由来。
除了具有其他屯堡共有的特色，天龙屯堡还有佛，道，儒共奉的三教寺和众多的历史名人故居。然而，这个风情独特、历史积淀深厚的古村寨，以前却一直鲜为人知，是一个以农为本，贫穷落后的地方。
1999年，在天龙镇政府的协助下，陈云成立了“屯堡文化资料收集小组”和“旅游开发筹建组”，着手对天龙进行摸底调研，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商业计划书。通过多次到沿海的一些景区考察，陈云发现贵州不缺旅游资源，缺的是市场管理和市场运作手段，如果借用沿海一带的旅游包装和运作手段，屯堡文化旅游应该可以成功。
2001年暮春的一天，陈云找到了贵州风情旅游公司总经理吴比。陈云当时的想法是开发天台山，作为贵阳人周末游的一个景点。
吴比随陈云来到天龙镇天龙村。考察以后，吴比感觉如果仅仅是游览天台山，内容比较单一，没有特色。中午在陈云的一个亲戚郑汝成家中吃饭，饭后吴比在村里转了一圈。随意走在这个被人遗忘的村寨，踏着600年前铺就的石条子路，看着依然矗立的碉堡和家家户户还留着望窗的住宅，吴比感觉自己就像钻进了时间隧道，重回到600年前的明朝。
在三教寺里，吴比看到几十个老太太背着黄色的挎包正在唱歌，一个个慈眉善目，穿着独特的长衣大袖“凤阳汉装”。这个画面让吴比眼前一亮。
贵州西线旅游搞了几十年，主要是自然风光，黄果树、龙宫，红枫湖、织金洞，生命力很强，但新鲜感不够。而天龙屯堡有600年的文化，600年的沧桑，又正好是贵阳到黄果树之间的一个驿站，吴比想，如果把天龙建成一个活动着的，开放式的博物馆，肯定会受到游客的欢迎。
那顿中餐，是吴比事业的转折点，也是天龙人生活的转折点。2001年6月，陈云、吴比和郑汝成三人共同出资100万元，成立了贵州天龙旅游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天龙公司)，三人分别出任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作为和游客直接接触的旅行社老总，吴比用市场的眼光来看屯堡文化，用市场的手段来推介屯堡文化，具体负责市场开拓、导游培训、线路，价格的制定；而陈云，郑汝成则着手恢复古镇原貌，发掘历史文化，发动村民积极参与。
2001年9月，随着“贵州天龙屯堡文化旅游区首游式”的举行，天龙屯堡一下子热闹起来。600多年来祖祖辈辈以农为主、从未涉及过乡村旅游的天龙屯堡人，开始了半农半商的生活模式。
让村民回到600年前
康冰与范欢现在是天龙公司的骨干。康冰是贵阳人，范欢是凯里人，在到天龙屯堡工作之前，两人均是贵州风情旅游公司的员工。
康冰还记得2001年8月23日，他们第一天到天龙村报到，走进“屯堡文化保护与开发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端过来一缸茶，搪瓷缸上爬满了苍蝇，他俩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
到村里走一圈，到处都是垃圾，一脚踩下去，几十上百只苍蝇飞起来。村中的河沟成了一条臭水沟，里面还有村民们扔掉的死猪。村民们还习惯将牛粪堆放在自家院子前，村子里臭气熏天。惟一让他俩看到的希望，就是在别处看不到的“大明遗风”。
挨家挨户到村民家中拜访，听他们讲故事，也让两人耳目一新。当时有一个88岁的老人叫郑培珍，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当过工兵营营长。老人相信旅游可以带动天龙发展，带动当地人致富，可以推广，保护，抢救屯堡文化。老人的信心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
万事开头难。单是清运垃圾和大粪，陈云和他的员工们就用了10余天的时间。公司成立了8个人的卫生队，负责保洁工作；还成立了治安队，维护治安；建起了水冲式旅游厕所，定期免费为农户的旱厕杀虫，消毒。
由于缺乏保护意识，一些村民对自家古老的石头房子随意乱拆乱建，贴上白瓷砖，破坏了原有景致。开发初期有40多个晚上，凌晨12点以前陈云与员工都是在农户家中，对他们做工作，让他们知道旅游将给他们带来的甜头，打消他们的顾虑，并承诺每平方米公司出资15元，
让乱拆乱建的村民恢复他们石头房屋原有的风貌。
一村民还闹过这样的笑话：一位外地游客在景区问该村民：“洗手间在哪儿?”该村民顺手一指村中的小河沟：“要洗手就在那儿。”如今，村里就算是上了年纪的老人，都会讲普通话了。
康冰最初打算只是到天龙屯堡看一下，干几个月就走，没想到这里越来越吸引自己。在天龙屯堡的6年时间，康冰和范欢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村民中。范欢还在当地找到了爱情，与一位叫郑丹阳的姑娘确立了恋爱关系，成为郑家的“准女婿”。而康冰则有一种使命感，看到天龙从一个自然村寨，变成一个重要的旅游区，能够做一件对别人有帮助的事情，不知不觉改变当地农民的生活，他十分高兴。
康冰记得，他们刚来时，当地40岁以下的妇女几乎都不穿传统服饰，大家也仅仅是模糊地知道祖先是南京屯兵，但对自己的历史并不是很清楚。如今，当地人大多为屯堡文化感到自豪，也自觉地穿上了传统服饰。村民们最直接的感受是，穿上传统服饰，东西都要好卖些。
屯堡村民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本寨的房子，云山屯的门子，天龙的“模子”。所谓“模子”，指的就是天龙公司发展旅游的模式。“企业介入乡村旅游，天龙是首创。”陈云曾不无自豪地说。
2001年，天龙镇政府在自身财力不济的情况下，把50年的经营权转让给当地农民。陈云与镇政府、村委会达成协议：天龙公司作为旅游企业负责经营管理和商业运作；镇政府、村委会组建“屯堡文化保护与开发办公室”，作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发展环境，旅行社负责开拓市场，组织客源；村民自愿发起成立旅游协会，由协会代表村民参与旅游开发事务，负责组织村民参与地戏表演、导游、工艺品制作、提供住宿餐饮服务以及维护和修缮各自的传统民居。这就是后来受到各方肯定的“天龙模式”，即“政府+公司+旅行社+农民旅游协会”。
陈云在沿海景区的考察收获，成为他熟练整合，包装屯堡文化资源的决策依据。景区卫生、规划、宣传、培训等由公司统一运作，屯堡人的劳动工具和方式、服装、饮食、娱乐等元素，被开发成劳动作坊、凤阳汉装作坊、茶坊、本地小吃屋等单元供游客参观体验，100多名有文化或有特长的当地村民受聘于公司，担任导游、演员和服务员。公司制在天龙屯堡很快取得了看得见的效益。
天龙村村民陈贵宝，2002年以前携着妻儿在贵阳新路口卖肉，每年有1万多元的纯收入。听说老家在开发旅游后，便回到家，投资开起了“屯堡客栈”、“贵宝饭庄”，去年他一年的纯收入就是4万多元。
镇上专供游客饮茶的驿茶站负责人王恩英，现在每月可以从公司里领到350元钱的工资，“拿工资吃饭”是她以前想都没有想到过的。演武堂地戏组的陈显松等12人每天负责为游客演地戏，他们平均每月可在公司里领到400多元的薪水。利用家里楼房开设“屯堡客栈”的村民陈先勇一家，每年仅接待游客食宿就能赚上一、两万元。开设银器店的个体户梁胜金每月可以赚1000多元钱。在上海，广东打工的天龙村村民罗文菊，刘小燕等纷纷回来了，在家乡当起了导游。她们说，在天龙推销自己的文化很自豪。
几年间，当地政府和天龙公司共投入1045万元，改建扩建了部分道路、民居等建筑，改造和新建了部分文化旅游设施，共恢复了12座石桥、13座门楼、98栋房屋、4个陈列室、19个茶站、作坊和食坊，修复了11600平方米的石头路面，有效地保护了屯堡文化资源。
陈云还从贵州省民族学院艺术学院请来老师，给村民培训屯堡木刻版画技艺，使这一濒于失传的民间艺术焕发了青春。他们还开展“天龙屯堡大型民间庙会”、“黄果树瀑布节・天龙屯堡傩文化活动周”等活动，吸引了众多旅游者。
一时间，“天龙模式”频频见诸报端，天龙农民采用公司制管理，经营自己的文化资源、为当地人增加收入的创举，赢得各方称许。屯堡文化也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骄傲与困惑
公司制在天龙的成功运作，使屯堡人尝到甜头，也激起他们对“和城里人一样”的现代生活的强烈胃口。对经济利益的狂热，悄悄地抹去了屯堡人的纯朴。天龙旅游借以生存发展的最重要资本――引人遐想的600年前的屯堡建筑开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新修民房。
从寨门一路走进去，一条狭长的石板路上，隔三差五地出现一幢幢现代建筑的民居。沈家桥新井旁边两间漂亮的石头屋不见了，原石头屋地基上耸起了两幢新建的洋楼，据说是修来开旅馆。仅2003年，寨子里先后有十多户人家动工拆建，大多已完工迁入。
对村民一窝蜂似地乱拆乱建，陈云一度极为头疼，但毫无办法。
鲍屯乡村水利工程是在迥异于现代汉民族文化的屯堡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大部分设施保存完好，至今仍在运行。由于自清代以来鲍屯形成了与周围村寨封闭的社区形态，及宗族式的乡村自治管理方式，其状况甚少为外界所了解。自2005年以来，随着屯堡文化研究的兴起，鲍屯水利工程以其保存的完整性、系统性和水工建筑规划、建筑型式的独特性成为在用古代乡村水利工程的典范，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
这一保护项目的实施，得益于近年来文化遗产影响力的逐渐扩展，涉“水”文化遗产开始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关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由于一次偶然机会发现了这一完整乡村水利工程。2004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安排专项课题研究鲍屯古代水利工程，2008年这一项目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指南针计划支持，列入该计划的示范项目中。在多方合作下，这一保护项目得以顺利实施。
鲍屯古代乡村水利工程，经过400多年的演变，基本保留了传统水利的建筑型式、水资源分配和管理形态。在21世纪之初，这一基层水利工程面临全面改造的形势下，科研和示范项目的实施挽救了这一古代水利工程。在2008年、2009年西南地区连续特大干旱发生期间，现代灌溉工程普遍失效情况下，这一古代水利工程依然完好地发挥着它原有的工程效益。可见，水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仅是文化层面受益，它的效益更可以在农业环境、生态、景观等方面体现出来。通过对这一古代水利工程的研究，以及保护项目的实施，我们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理解得到了深化。
鲍屯古水利系统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规划科学，设施完善的基层水利工程。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它与很多传统水利工程一样濒临消失。回顾这一项目实施的过程，一些体会或认识，或许可以为今后涉“水”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借鉴。
1 认知古代水利工程的历史文化价值，是实现文化遗产保护最重要的切入点
贵州安顺位于屯堡文化的核心区，鲍家屯水利工程是地域文化重要的标志性工程。屯堡文化是西南地区汉民族文化的亚文化族群。明洪武年间，为消灭盘踞西南地区的元朝梁王把匝瓦尔密割据政权，明朝30万大军两路进攻，史称“调北征南”。元朝残余势力消灭后，14万征南的军队官兵连带家属留在贵州，实行军屯，以稳固西南边疆。这些来自江南地区的留守大军便在贵阳至云南曲靖的交通要道上各屯堡定居下来，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在兴修水利的行动中，军人集体意识得以充分体现。在安顺屯堡人的聚居区，一般拥有较好的水利设施，他们的农业生产条件优于本土其他地区。
鲍屯乡村水利工程属大西桥镇鲍家屯，这一工程始建于14世纪末，即明洪武十五年至三十一年间(1382～1398年)。鲍屯乡村水利工程的始建、完善代表了屯堡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鲍屯水利工程的延续，反映了屯堡文化核心价值，即屯堡的宗族社会关系、传统乡村生活方式、公共事务管理制度。鲍屯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及管理，反映了古代屯堡人与自然和谐的用水理念和水资源价值观。
鲍屯水利工程延续，具有极高的社会学价值，它实证了中国传统乡村宗族社会组织形式。当屯堡的军事性质消退之后，水利工程的管理成为最主要的公共事务。田野调查中，发现了鲍屯水利工程维护管理的乡规民约、宗族家法。有些延续至今的习俗，反映出屯堡人自觉的集体意识。如水稻栽秧用水紧张之际，依据先远后近、先高田后低田的顺序放水；捕鱼时须全村统一组织，禁止私人行动，以确保堰坝不被人为破坏。由水事活动而衍生的文化现象构成鲍屯水利遗产的生动内涵。
在屯堡村寨的文化特质逐渐消退，传统水利工程逐渐消失的今天，鲍屯古代水利工程无疑显得格外珍贵。因此对它的保护，不只是工程的保护，更是对区域历史文化的保护。
2 全面、客观地揭示古代水利工程的技术价值，通过保护彰显其文化遗产，并赋予古代水利工程的生命力
鲍屯古代乡村水利工程是一个完整的工程体系。渠首建驿马坝从型江河分流出新河，形成老河和新河两个输水干渠、3个水仓、1个门口塘，再经过二级坝分水，将水量分配到下级渠道，实现了全村不同高程耕地的自流灌溉。另外，还充分利用河水落差和地形条件兴建多处水碾，为村民提供生活用水和粮食加工的便利，是具有综合效益的水利工程体系。
对鲍屯乡村水利系统工程科技价值的认知，需在宏观的视野下结合细微的技术分析进行，不能将之简单地视为单体工程设施的组合。鲍屯水利系统的工程布局、建筑型式都体现出屯堡人公平利用水资源的意识，及其与河流共处的自然观；坝型、建筑材料则显示出本土化的技术特点，以及本地人特有的建筑审美情趣。
(1)合理的规划设计，用最少的工程设施获得多方面效益
鲍屯乡村水利体系布置简单有效，用当地一句话来概括即“一道坝一沟水一坝田”。即以坝壅水，在河道上形成水仓；沿等高线开渠引水，一条渠道可以灌溉在同一等高线范围内的稻田。坝是节制水量的关键工程，因地制宜地布置成顺坝和横坝，再利用地形形成具有蓄水功能的水仓，低水位时壅水，达到一定高程后开始泄水。由坝上不同部位的龙口进行水量的再次分配，从而使得水稻栽插季节各用水户都可以同时获得灌溉用水，是春季灌溉用水高峰之际调节上下游用水的主要设施；坝底的龙口则有排沙的功能。整个工程体系简洁且功能完备，具有灌溉、生活供排水和水能利用等综合效益，且没有一处闸门，不须常规管理人员，以极低的运行和维护成本持续运用400年。鲍屯水利系统不仅具有工程效益，且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营造了入水和谐的乡村环境。
(2)曲线型溢流堰坝顶形态，产生多方面的工程效益，表现出乡村水利工程特有的技术价值
鲍屯水利系统的坝有的长达上百米，短者亦至数十米，高1～3米。其中，驿马坝和回龙坝最为典型。它们以低坝和优美的曲线型坝轴线，延长了溢流堰过流长度，有效地减少了堰顶单宽流量，获得最大瞬间溢洪效益，同时降低了洪水
时的垮坝风险。鲍屯各堰均建在基岩上，这赋予坝体稳定的基础。堰体采用本地石灰岩加工成的条石干砌，坝体表面以黄泥混合石灰勾缝。这样的工程结构和材料使工程具有长效工程寿命，堰坝一定程度的透水，使河道或渠道维系常年过水流量。
(3)完善的渠道系统，使输水条件达最优，并极大地降低了工程维护成本
渠系规划是鲍屯水利系统的又一特点。新河和老河是干渠。新河是人工河，以输水为主，据安顺市水利局勘测设计院的测量，平均纵比降为1.8％。这一比降，能够使其获得最大供水范围。新河最后一次清淤距今已30年，虽淤积严重，但仍能工作。老河是天然河道，平均纵比降为3.2％，以行洪为主，兼有灌溉输水功能，较大的比降能够满足行洪的需要。老河河床是基岩，不存在淘刷问题，淤积主要发生在弯道和水仓回水段，河道基本冲淤平衡。鲍屯水利系统的维护工作主要是渠道和水仓的疏浚。据近30年的运行情况看，其工程设计非常科学，在正常维护条件下，疏浚工程量很少。
保护项目只对堰坝局部的修复和必要的疏浚，并重点修复了水碾房及其水轮装置。此外对水碾房、各堰坝、水道之间的田间步道和小桥进行了必要修复或改造。传统乡村水利工程大都延续运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不仅未对周边的环境、生态产生恶劣影响，而且形成各有特色的水利生态景观。水利系统最大程度的照顾到了河流上下游，生产生活取水与生态需水的平衡，构建工程的土、木、石等传统材料具有良好的生态效应，人、工程与自然之间能够和谐共处。对古代水利工程的保护的目的应是保护区域的自然环境，保护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人文景观。
最近10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涉“水“文化遗产留存的现状不容乐观。据刚刚完成的在用古代水利工程与水利遗产调查结果，古代乡村水利工程约有400处，主要分布在东南、西南各省，在水文化遗产总量中占有较大比例。他们大都已经沿用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与区域历史文化融为有机的整体。古代水利工程由于特定的技术内涵，无论是水利界还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对其价值认知或存在误区，或根本忽视其文化遗产的属性，在水利、城建等大规模的建设中简单、粗暴地毁坏。调查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代水利工程速度大大地超过了自然界风霜雪雨的侵蚀。如京杭运河山东段和戴村坝，由于运河停运一百多年，很多设施被拆除，建筑材料也被挪作他用；甚至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不能幸免，陕西泾惠渠因工程扩建施工爆破，明代的引水口被岩石填埋。面对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古代水利工程快速消失的局面，尽管来自学界和舆论的呼吁更加迫切，但实际效果仍然微弱。
2009年度高堡村首届民间民族文化艺术节活动于8月29日在高堡村硐口组落下帷幕，此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参与面广泛，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与支持。
本届民族文化艺术节的目的是丰富高堡村屯堡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生活氛围，着力提高高堡村村民的文化品位，全面开展文化传播，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努力向着文明村前进，活动紧扣“增强民族团结，促进和谐发展”为主题的“民族团结月”活动，本次活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增强民族团结，促进和谐发展”为主题，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突出了马路乡高堡村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活动的内容以集体比赛为主要形式，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篮球、民族舞蹈和卡拉为活动的主要形式，从筹备到结束历时近一个月，广大村民与参赛演员投入极大的热情，从组织发动到节目演出，马路乡政府、各村委及村民十分重视，认真准备，广泛参与，本届民间文化节活动开展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情致高雅，活动期间，整个会场充满欢声笑语，气氛欢快，其乐融融，各项活动均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为搞好本届民间民族文化艺术节，村委专门成立了组委会。各村组积极参与和支持，经全村人民的共同努力，加上乡政府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支持。本届艺术活动成功的落下帷幕，艺术节期间，村委专门聘请专业人员做评委，对各项活动表演认真评比和总结，评出了优秀节目，并当场颁发奖品，极大增进了广大群众和各族民族间的友谊，进一步发展宣扬了马路乡的文化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