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矛盾论》苏联教材的简单复制
持第一种观点的波兰著名哲学家克拉科夫斯基讲到：“《矛盾论》是一种对自己所读过的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大众化与简单化的解说，同时也加进了一些从当时革命需要中得出的政治结论”；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托拉姆，他认为：“《矛盾论》中前几章几乎不加掩饰地照搬苏联的教材，而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地方结果常常不甚理想。”笔者认为，的确是通过阅读苏联的教科书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但并不是一味的照抄，而是将中国革命实践经验融入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理解中去，这也是《矛盾论》为什么缺乏“学究气”的原因所在。只有理论与实践实现双向互动才能有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进展。至于是什么意义上的创新和进展，我们不妨可以通过另外两种观点来分析出其中的一些内容。后两种观点都对《矛盾论》持一种肯定的态度，但他们分析的逻辑和立场却截然相反，分别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条逻辑线索，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
二、《矛盾论》黑格尔主义的复活
第二种观点坚持《矛盾论》是黑格尔主义辩证法的当代复活，其代表人物美国当代学者莱文在他的《辩证法的内部对话》中对《矛盾论》中辩证法问题深入研究后指出：“《矛盾论》之所以成功，归根究底是因为他成功地复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黑格尔主义辩证法因素。”莱文的这一观点虽然在时间上晚于第三种观点，但他却具有逻辑的在先性，是对以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早期人本马克思主义的再现。《矛盾论》也是强调和重视辩证法的本体论地位，强调非经济因素的能动作用，莱文还指出：“之所以在《矛盾论》中超越苏联教材批评斯大林的‘经济决定论’和革命内部的教条主义，有其政治上考虑”。迫切期望确立中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不再惟苏共和共产国际所唯命是从，由于这一时期苏共的思维受经济决定论的影响，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应当属于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因此苏共并不重视共产党在革命中的作用，而将实质性的援助给予了，然而就是要论证在经济严重落后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矛盾论》的创作就是要为这种政治上的“中国化”，而不是“俄国化”提供哲学基础。坚决反对把意识和思想体系看做为单纯的经济附属品，强调意识思想对经济的反作用，并且这种反作用在特定条件下是决定性的，在当时落后的中国进行革命，尤其要注意后者。莱文认为恢复了黑格尔主义。
三、《矛盾论》马克思主义多元决定论的精准把握
第三种观点是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的视角解读了《矛盾论》，他认为只有真正把握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真正内容。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的矛盾观是一种还原主义和本质主义，把一切复杂的事物的原因都还原为一个简单的矛盾运动，他认为复杂的事物包含的是一个多元的矛盾结构，这个结构是不可还原的，这个固定的结构中有多重矛盾，主要矛盾随着结构的不平衡性不断变化，并且，并非经济因素在这个结构中总是固定不变的决定力量，其他非经济因素随着矛盾运动的进展也有可能成为决定性因素。阿尔都塞所作的这些工作就是为了反对两个对象，一个是苏联教材中的“经济决定论”，一个是“人本马克思主义”。在阿尔都塞看来，两者在因果观上是并无二致，都是表现因果观。阿尔都塞指出这两种因果观都是典型的一元决定论，将复杂的事物还原为一个简单的本质，只不过前者是物质决定论，后者是精神决定论。阿尔都塞认为只有多元决定论才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科学性所在。阿尔都塞指出：“肯定了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并不一定要返回到黑格尔主义，在吸收黑格尔主义合理因素的同时，并没有被黑格尔同化，相反，有保留地接受了黑格尔，并在本体论层次上坚决拒绝了黑格尔。这就是对非经济因素的‘半自律性地位’的确认”。接着阿尔都塞又分析到人本主义思路存在的问题是，它尽管肯定了非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但是它对人的中心地位、主体地位的张扬过于夸张，以致动摇了经济因素的基础地位，把非经济因素具有的半自律因素当成了完整的自律性，让经济因素不得不处在屈从和臣属的地位，人本主义批判经济决定论的唯一合理之处就在于将主体从“物”中解放出来。阿尔都塞称赞是一位多元决定论者，因为《矛盾论》既批判了经济决定论，又在本体层面清除了黑格尔主义，强调矛盾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认为时时有矛盾，事事有矛盾，矛盾是一个永恒范畴，事物的运动发展都是由矛盾推动的，但事物内部矛盾具有特殊性和不平衡性，主要矛盾决定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矛盾的次要方面。由于矛盾之间的不平衡性，矛盾之间可以互相转化以至于决定事物的主要矛盾具有历史性，很好地找到了人本马克思主义与科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张力，这样无疑就成为了阿尔都塞思想上的盟友。
参考文献
[1] 叶卫平.西方学研究[M].福建人民出版社，1933年.
[2] [美]斯图尔特·托拉姆，田松年等译.的思想[M].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
【 正 文 】
一、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
对此，我的回答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在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实现了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其主要的标志是：
第一，在对马克思主义根本道理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造反有理”到“发展是硬道理”的转换。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以来，主要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理论。有一条著名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这个口号非常鲜明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任务和信念，表明了革命和战争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无疑，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正确的。但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继续大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造反有理”，用这个道理怎么去指导我们的实践呢？我们又去造谁的反呢？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前，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遗憾的是，由于“左”的思想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开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思想，以至后来多次重申“造反有理”。这种时空错位的“造反”理论导致了什么实践后果，这一点我们从“”这场劫难中已经看到了。
那么，在我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又应当怎样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呢？邓小平根据时代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由于底子薄，起点低，加之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中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仍处在较低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比，即使同发展中国家比，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历史与现实使中国人民取得共识，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华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皆系于发展。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发展是硬道理。1986年，邓小平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就高度概括地指出：“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注：见《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5日。）1987年，他在会见日本友人的谈话中，用同样高度概括的语言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9页。）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他明确指出：“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
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还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同时又称这条路线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因此，可以说，发展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重要转变。
第二，在对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强调阶级斗争理论向强调生产力理论的转换。
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此没有明确回答。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阶级斗争是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任务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最核心的理论。当然，阶级斗争理论确实也是唯物史观极为重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也很重视阶级斗争理论。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革命，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由低级社会形 态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转变，所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理论在唯物史观中占有的这种重要地位，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忽视的。列宁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 ”（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则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 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注：《选集》第4卷，第1424页。）
列宁、之所以如此重视阶级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直接动力。但是，如果把列宁、的这些论述不适当的加以引申，并以此为由否定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就必然会导致背离历史唯物主义。但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倾向。更有甚者，“”中，竟然公然鼓吹：“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所有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根源”。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对唯物史观的科学把握，而且直接对我们的实践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因此，要以唯物史观正确地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必须对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阶级斗争理论和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作出科学的阐述。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311页。）这一精辟论述， 科学地阐明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坚持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4—255页。）他还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
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因此，他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第三，在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上，从倚重矛盾的斗争性到重视矛盾的同一性。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矛盾的基本属性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坚持唯物辩证法就必须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正确处理矛盾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抓住辩证思维的实质，就不可能对所处理的问题做出中肯的分析。
应当说，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这一解决矛盾的基本要求和方法，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应当加以坚持的。但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又因矛盾性质和矛盾环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对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侧重又是依具体情况而不能一概而论的。革命战争年代所处理的大量矛盾，主要是对抗性矛盾，带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性质，与矛盾的这种对抗性相适应，斗争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解决矛盾的方法和形式，往往是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一方消灭另一方、一方战胜另一方。因此，重视矛盾的斗争性，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甚至把共产党的哲学说成是斗争哲学，这也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和平发展时代，在我们取得政权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之后，仍然片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忽视矛盾的同一性，大讲斗争哲学，就不合时宜了。
邓小平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根据时代特征和矛盾性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形成了一整套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矛盾的新方法。他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大量对抗性矛盾的作用，创造能够使矛盾双方共同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邓小平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处理一系列涉及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大关系，在创造性地研究和处理这些重大关系的过程中，邓小平紧紧把握辩证思维的实质，总是 寻求一种使矛盾双方都能够在其中共同发展的解决方法。他不套用一方克服一方、一方消灭一方、一方战胜一方的解决矛盾方法，而是在强调矛盾的此一方时不忽略矛盾的彼一方，在看到矛盾双方互相排斥的性质时同时看到矛盾双方互相依存的性质，在看到此方对彼方的制约时同时看到彼方对此方的制约，真正做到了在矛盾对立面的统一中认识和解决矛盾每一方面的问题。
在解决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上，邓小平正确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为解决港澳台问题提出“一国两制”的新思路。他认为，解决香港、澳门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就是以斗争性为主解决问题，而且采取诉诸武力的办法，一方吃掉另一方，大陆吃掉港澳台。和平方式就是以同一性为主解决问题，不排除使用武力，但争取不使用武力。采取非和平方式武力解决问题，对各方面都不利。采取和平方式，不仅对大陆而且对港澳台都有好处，是宜于各方都能接受的统一的方针。根据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条件下，邓小平还把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方法，延伸到解决某些国际问题上，提出了一整套解决对外政策和国与国之间矛盾的新方法。他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事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邓小平还提出，发展中国家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要坚持“和为贵”，中国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要“有斗有和，斗而不破”。这些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主张，在处理我国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缓和了很多矛盾，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二、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大的成果、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经过50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大的成果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最重要的进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划时代的变化，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中的界碑，极具历史的合理性。而且这种阶段划分，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到新阶段，具有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
当然，首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重大进展，是由最先发动并作了最初探索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们党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经从战争年代开始进入和平时期。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从以革命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转变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进行相应的主题转换，既由革命为主题转变为以建设或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蓬勃生机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有效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世界观方法论指导的需要。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10页。）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1959年末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注：《读社会主义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85页。）为了
适应社会主义时代和建设实践的需要，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著作，都是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建设即以发展为主题，而做出的尝试。当然，如前所述，由于错误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提出“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能够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由革命到发展的转换。
1978年，邓小平在三落三起重新复出之后，在面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繁重任务的情况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通过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转换问题。他提出，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他说：“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1页。）
他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集中全党和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做出了一系列全新运用和阐述，不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邓小平哲学思想是我们党和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最新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新结晶。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唯物论基础和认识论方面，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他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并提，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把“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新的内容。他提出，党的思想路线要为制定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服务，思想路线要靠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来保证。取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规律性认识，要靠实事求是，要靠实践，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解决党内外和党与党之间的分歧，不搞争论，要拿事实来说话。他坚持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进一步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在唯物辩证法方面，邓小平提出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提出脱离实际就是搞唯心主义，就是搞形而上学，就是违背辩证法。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重新判定，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有效促进其社会矛盾的解决。他坚持和发展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思想方法，创造性地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坚持和发展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概括现代化的一般，然后将现代化的一般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他坚持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统一，注重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和创造和平发展时代和和平建设时期解决矛盾的新方法。他坚持和发展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原理，提出了以非平衡协调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思路。他坚持和发展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提出能否抓住机遇不仅影响到我国发展的快慢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他提出要用宏观战略眼
光分析问题，开创了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典范。他运用系统综合方法，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在唯物史观方面，邓小平将生产力理论置于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认为生产力的革命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革命，提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依据时代和科学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他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抽象议论，尖锐指出在旧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他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为社会主义全面系统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他提出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首先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他破除了斯大林把上层建筑和生产力割裂开来的做法，强调了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直接相互作用，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将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做出区分，指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他将精神文明范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科学阐明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总之，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产生，适应了时代和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精华的最集中的反映。惟其如此，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保持了蓬勃 发展的生机，才能为当代中国的实践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做出结论，邓小平哲学思想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重大成果；以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重的进展。
三、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
我认为，以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为中心，以中外传统和现代哲学为借鉴，建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新形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完备科学世界观，这就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
首先，这是当前我国社会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阶段。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转型，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呼唤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虽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实现了由以革命为主题向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虽然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正确的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哲学理论。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真正起步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对于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发展机遇、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代价、发展与对外开放、发展与制度选择、发展与技术创新、发展与政治稳定、发展与社会公正、发展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等重大问题，由于受实践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的制约，有的我们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认识，有的虽有突破性的认识但在实践上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表明我们还没有把这些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基本理论整合成一套具有完备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特别是，今后50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的时期。我们能否
在30年到50年的时间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代化，仍然是对我们的一项极为严峻的考验，迎接这种考验需要极高的哲学智慧。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以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在广泛吸收中外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尽快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
其次，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迫切需要。
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不仅来自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迫切的需要，而且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需要，因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具有了完备的革命哲学，但恰恰还没有形成完备的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批判资本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为主题。这是时代和实践决定的。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需要，为新哲学的产生确定了基调。他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他认为， 在对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批判中，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他们是以革命为主题来阐述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为革命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完备的形态和内容。正如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指出：马克思学说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资产阶级压迫所做的辩护相妥协
的完整的世界观。”（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
第一，在对马克思主义根本道理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造反有理”到“发展是硬道理”的转换论文。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以来，主要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理论。有一条著名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这个口号非常鲜明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任务和信念，表明了革命和战争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无疑，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正确的。但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继续大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造反有理”，用这个道理怎么去指导我们的实践呢？我们又去造谁的反呢？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前，已经认识到这个，所以，他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遗憾的是，由于“左”的思想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开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思想，以至后来多次重申“造反有理”。这种时空错位的“造反”理论导致了什么实践后果，这一点我们从“”这场劫难中已经看到了。
那么，在我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又应当怎样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呢？邓小平根据时代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由于底子薄，起点低，加之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中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仍处在较低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比，即使同发展中国家比，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与现实使中国人民取得共识，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主义的兴衰成败皆系于发展。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发展是硬道理。1986年，邓小平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就高度概括地指出：“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注：见《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5日。）1987年，他在会见日本友人的谈话中，用同样高度概括的语言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9页。）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他明确指出：“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
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还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同时又称这条路线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因此，可以说，发展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重要转变。
第二，在对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强调阶级斗争理论向强调生产力理论的转换。
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此没有明确回答。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阶级斗争是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任务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最核心的理论。当然，阶级斗争理论确实也是唯物史观极为重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也很重视阶级斗争理论。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革命，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由低级社会形态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转变，所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理论在唯物史观中占有的这种重要地位，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忽视的。列宁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则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注：《选集》第4卷，第1424页。）
列宁、之所以如此重视阶级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直接动力。但是，如果把列宁、的这些论述不适当的加以引申，并以此为由否定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就必然会导致背离历史唯物主义。但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倾向。更有甚者，“”中，竟然公然鼓吹：“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所有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根源”。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对唯物史观的把握，而且直接对我们的实践产生着重大的。因此，要以唯物史观正确地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必须对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阶级斗争理论和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作出科学的阐述。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1页。）这一精辟论述，科学地阐明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坚持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我们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4—255页。）他还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的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因此，他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第三，在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上，从倚重矛盾的斗争性到重视矛盾的同一性。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矛盾的基本属性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坚持唯物辩证法就必须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正确处理矛盾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抓住辩证思维的实质，就不可能对所处理的问题做出中肯的。
应当说，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这一解决矛盾的基本要求和，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应当加以坚持的。但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又因矛盾性质和矛盾环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对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侧重又是依具体情况而不能一概而论的。革命战争年代所处理的大量矛盾，主要是对抗性矛盾，带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性质，与矛盾的这种对抗性相适应，斗争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解决矛盾的方法和形式，往往是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一方消灭另一方、一方战胜另一方。因此，重视矛盾的斗争性，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甚至把共产党的哲学说成是斗争哲学，这也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和平发展时代，在我们取得政权建设成为中心任务之后，仍然片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忽视矛盾的同一性，大讲斗争哲学，就不合时宜了。
邓小平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根据时代特征和矛盾性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形成了一整套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矛盾的新方法。他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大量对抗性矛盾的作用，创造能够使矛盾双方共同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和处理一系列涉及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大关系，在创造性地研究和处理这些重大关系的过程中，邓小平紧紧把握辩证思维的实质，总是寻求一种使矛盾双方都能够在其中共同发展的解决方法。他不套用一方克服一方、一方消灭一方、一方战胜一方的解决矛盾方法，而是在强调矛盾的此一方时不忽略矛盾的彼一方，在看到矛盾双方互相排斥的性质时同时看到矛盾双方互相依存的性质，在看到此方对彼方的制约时同时看到彼方对此方的制约，真正做到了在矛盾对立面的统一中认识和解决矛盾每一方面的问题。
在解决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上，邓小平正确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为解决港澳台问题提出“一国两制”的新思路。他认为，解决香港、澳门和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就是以斗争性为主解决问题，而且采取诉诸武力的办法，一方吃掉另一方，大陆吃掉港澳台。和平方式就是以同一性为主解决问题，不排除使用武力，但争取不使用武力。采取非和平方式武力解决问题，对各方面都不利。采取和平方式，不仅对大陆而且对港澳台都有好处，是宜于各方都能接受的统一的方针。根据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条件下，邓小平还把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方法，延伸到解决某些国际问题上，提出了一整套解决对外政策和国与国之间矛盾的新方法。他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事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邓小平还提出，发展中国家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要坚持“和为贵”，中国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要“有斗有和，斗而不破”。这些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主张，在处理我国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缓和了很多矛盾，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二、50年来马克思主义最重大的成果、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经过50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大的成果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最重要的进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划的变化，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中的界碑，极具的合理性。而且这种阶段划分，与邓小平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到新阶段，具有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
当然，首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重大进展，是由最先发动并作了最初探索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们党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经从战争年代开始进入和平时期。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义改造，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从以革命为中心转变为以建设为中心，从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转变的实现社会主义化。
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进行相应的主题转换，既由革命为主题转变为以建设或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蓬勃生机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有效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世界观论指导的需要。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最早意识到这个。1959年末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注：《读社会主义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85页。）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时代和建设实践的需要，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著作，都是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建设即以发展为主题，而做出的尝试。当然，如前所述，由于错误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无产阶级”，提出“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能够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由革命到发展的转换。
1978年，邓小平在三落三起重新复出之后，在面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繁重任务的情况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通过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转换问题。他提出，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他说：“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1页。）
他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集中全党和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做出了一系列全新运用和阐述，不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邓小平哲学思想是我们党和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最新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新结晶。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唯物论基础和认识论方面，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他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并提，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把“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新的。他提出，党的思想路线要为制定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服务，思想路线要靠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来保证。取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规律性认识，要靠实事求是，要靠实践，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解决党内外和党与党之间的分歧，不搞争论，要拿事实来说话。他坚持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进一步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在唯物辩证法方面，邓小平提出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提出脱离实际就是搞唯心主义，就是搞形而上学，就是违背辩证法。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重新判定，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有效促进其社会矛盾的解决。他坚持和发展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思想方法，创造性地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坚持和发展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概括现代化的一般，然后将现代化的一般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他坚持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统一，注重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和创造和平发展时代和和平建设时期解决矛盾的新方法。他坚持和发展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原理，提出了以非平衡协调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思路。他坚持和发展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提出能否抓住机遇不仅到我国发展的快慢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他提出要用宏观战略眼
光问题，开创了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典范。他运用系统综合方法，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在唯物史观方面，邓小平将生产力理论置于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认为生产力的革命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革命，提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依据时代和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他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抽象议论，尖锐指出在旧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他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为社会主义全面系统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他提出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首先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他破除了斯大林把上层建筑和生产力割裂开来的做法，强调了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直接相互作用，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将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做出区分，指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他将精神文明范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科学阐明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总之，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产生，适应了时代和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精华的最集中的反映。惟其如此，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保持了蓬勃发展的生机，才能为当代中国的实践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做出结论，邓小平哲学思想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重大成果；以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重的进展。
三、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
我认为，以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为中心，以中外传统和现代哲学为借鉴，建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新形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完备科学世界观，这就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
首先，这是当前我国社会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阶段。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转型，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呼唤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虽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实现了由以革命为主题向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虽然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正确的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哲学理论。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真正起步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对于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发展机遇、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代价、发展与对外开放、发展与制度选择、发展与技术创新、发展与政治稳定、发展与社会公正、发展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等重大问题，由于受实践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的制约，有的我们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认识，有的虽有突破性的认识但在实践上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表明我们还没有把这些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基本理论整合成一套具有完备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特别是，今后50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的时期。我们能否
在30年到50年的时间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代化，仍然是对我们的一项极为严峻的考验，迎接这种考验需要极高的哲学智慧。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以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在广泛吸收中外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尽快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
其次，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迫切需要。
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不仅来自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迫切的需要，而且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需要，因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具有了完备的革命哲学，但恰恰还没有形成完备的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批判资本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为主题。这是时代和实践决定的。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需要，为新哲学的产生确定了基调。他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他认为，在对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批判中，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他们是以革命为主题来阐述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为革命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完备的形态和内容。正如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指出：马克思学说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资产阶级压迫所做的辩护相妥协
的完整的世界观。”（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
作者简介：刘秋菊（1974-），女，湖南邵阳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发展。
矛盾转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各自所处时代的实际出发，批判地继承了人类认识史上关于矛盾转化思想的合理内核，对矛盾转化问题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为和谐转化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矛盾转化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发展了黑格尔的矛盾转化思想，并吸收了人类认识史上关于矛盾转化思想的合理内核，使矛盾转化真正奠定在科学基础之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矛盾转化是一个过程，一切表面看来似乎是稳定的事物都是处于不断变化和前进发展的过程中。恩格斯曾指出：“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1]。并由此引申出世界是不断地由一种矛盾向另一种矛盾转化的过程集合体，“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2]。很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把矛盾转化看作是一个过程，并且明确地肯定了矛盾转化在辩证法中的重要地位，认为转化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对自然的全部认识都综合于对于这个过程的认识中。恩格斯在辩证法主要规律的表述上多次广泛使用转化范畴，明确矛盾转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也在其巨著《资本论》中，常常以矛盾的辩证转化作为结构其庞大体系的纲上纽结。《资本论》中很多篇就用了好些“转化”作标题，如货币转化为资本、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资本，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等等。
此外，马克思在阐述矛盾转化和同一性、斗争性辩证运动的关系时曾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的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3]。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融合”，正是矛盾梯级转化的一种重要结局。当然，马克思没有明确地阐述矛盾双方共存与相互融合这种结局的内在联系。
二、列宁的矛盾转化思想
列宁的矛盾转化思想，虽然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却没有拘泥于马、恩的相关论述，他对矛盾转化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第一，揭示了矛盾转化的实质和方向。列宁指出矛盾转化是一种质向另一种质的转化，其实质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是辩证的否定。在形式上“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但实际上是“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4]。一切转化都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螺旋式上升运动。矛盾转化是由旧质转变为新质的决定环节，“辩证的过渡和非辩证的过渡的区别何在？在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渐进过程的中断。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同一）”[5]。只有实现矛盾转化，才有新事物的产生、发展。没有矛盾转化，新事物不能代替旧事物，事物也无法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矛盾也不可能得到解决。
列宁揭示了矛盾转化的实质之后，分析了转化的方向。认为没有哪一种事物不能在一定的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不仅是事物的整体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过渡”[6]。列宁在这里所使用的“过渡”字样，实际上是对“转化”的另一种表述。显然，列宁认为矛盾转化的方向是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转化，这样，根据事物本身的性质就可大致预测矛盾转化的方向，而矛盾转化方向的可预测性对于促进矛盾朝有利于事物发展的方向转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肯定矛盾转化的重要性及主观能动性在促进矛盾转化中重要作用。列宁肯定了矛盾转化的重要性。他曾经说辩证法是革命的化学，认为矛盾转化是唯物辩证法中“最重要的东西”。他在给辩证法下定义时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当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彼此转化的东西”[7]，把辩证法最后归结到矛盾转化上。他在构思辩证法十六条要素中，十分强调转化，并将其列入第九条。列宁认为只有从转化意义上去理解联系、发展、运动、变化，才能真正树立辩证观点。
在列宁看来，辩证法是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对立统一，他在《哲学笔记》中说：“人的概念就其抽象性、分隔性来说是主观的，可是就整体、过程、总和、趋势、来源来说却是客观的”[8]，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是强调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促进事物发展，使矛盾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化。列宁指出，“人的意识不但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9]，列宁肯定了主观能动性在矛盾转化中的重要作用，但强调在转化过程中要注意具体条件，在帝国主义战争激烈爆发的具体情境下，列宁主张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使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在帝国主义战争暴露出危机后充分加以利用使之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主要是在《哲学笔记》中通过摘录黑格尔的言论和他对黑格尔言论的评论（批判、总结、继承），阐明一系列关于矛盾转化的重要问题，对矛盾转化思想作了重要发挥，但他的矛盾转化思想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
三、的矛盾转化思想
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矛盾转化的思想，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对矛盾转化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作出了新的开拓，并在《矛盾论》中第一次从理论上阐明了矛盾转化原理。
第一，具体分析现实矛盾，强调发挥自觉能动性促进矛盾转化。首创“自觉能动性”，深化了列宁关于辩证法是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对立统一的观点，强调人的能动性在矛盾转化中的作用。认为矛盾转化离不开人的能动性，也离不开客观规律。在矛盾转化问题上和在其他任何问题上一样，必须充分发扬遵循客观规律的自觉能动性，反对主观随意性，必须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殊性，也就不能正确促进矛盾转化。强调指出，应当从“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10]去准确地分析、把握形式，这就为如何从实际出发研究矛盾转化过程提供了指南。
第二，进一步肯定了矛盾转化的普遍性并分析了矛盾转化的两种相反的发展趋势。在批判那种“认为根本对立的现象之间的矛盾是不能相互转化”的观点时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11]。显然，认为矛盾转化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领域。指出，普遍存在的矛盾转化具有两种相反的发展趋势：顺转和逆转。他认为矛盾转化的一种发展趋势是顺转，即矛盾朝着有利于事物发展的转化。矛盾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逆转，即矛盾朝着背离事物发展有利方向的转化。从长远的和全局的观点上看，顺转是必然的，是终究要实现的；逆转是暂时的，终究要被顺转所代替的。当然，促进矛盾朝着有利于事物发展的顺转需要自觉能动性的发挥。
第三，提出并分析了矛盾转化方式的多样性问题。指出，矛盾转化的方式除矛盾一方克服、消灭另一方外，还有多种多样的转化方式。他同时指出，在一定范围、从一定角度考察，适宜于采用此一方式的矛盾转化，在另一范围，从另一角度考察，又只适宜采用另一方式。“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12]，为了更好处促成矛盾转化，达到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预期目的，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最恰当的方式去实现矛盾转化，决不能把本来十分复杂的事物，套用某一种仅在特定条件下适用的方式，去作武断的、简单的处置。但在其晚期的理论和实践中，片面地强调斗争的作用，把矛盾一方克服、消灭另一方作为矛盾转化的主要方式，甚至是唯一的方式。
第四，深刻地论述了矛盾转化的条件性。认为矛盾着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不过，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对立双方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互相联结、贯通，这种相互联系使两者互相转化成为可能。同时，要把这种转化的可能变成现实，也仍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失败和成功、坏事和好事、后进和先进等等转化，就都是这样。但是强调矛盾转化的条件性，决不是用凝固不变的观点来看待条件，而是在尊重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预期目的。只要把握住矛盾转化的条件，就可以把握矛盾的转化。当矛盾转化的条件尚不具备时，就不能急于转化。当矛盾转化的条件已基本具备或基本成熟时，就要在尊重和掌握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失时机地促成事物顺转，防止事物逆转，并且在转化过程中要千方百计地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
在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矛盾转化问题被哲学家们所注意，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论述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宝贵财富。他们的矛盾转化思想是和谐转化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依据，而和谐转化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矛盾转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5，244，146.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0-0051-02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内容概述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方法：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就是要求我们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1.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不断强调要实事求是，但是回首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不难发现，我们常常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比如说我们的环境制约，以及我们经济的发展状况等。而主观因素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思想僵化，过分保守，照搬书本，意识不到已经背离了实事求是的这个思想。而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彻底地解放思想，只有解放了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邓小平曾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与实际相符合，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1]
首先，解放思想就是要我们必须立足于实际，在把握问题的共性的同时，发现并抓住问题的个性，绝不能从本本出发。一切客观事物都具有多样性，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在实践活动中，只有充分认识到客观事物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联系，把握好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联系，才能真正做到思想与实际相符合，主观与客观相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抽象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揭示的是事物的普遍规律，只有共性没有个性，因而它不能代替客观事物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因此，我们绝不能从这些抽象的原理出发，更不能从本本出发来推导出对事物的完整认识，这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只会导致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脱离。同时我们也要不断地更新我们的传统观念，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传统的观念只是对事物过去的一种认识，仍将它拿来作为对现在已经变化了的事物的认识，显然也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所以，我们解放思想就一定要立足于实践中的客观事物，一切从实际出发。
其次，解放思想必须要以实践为基础，积极参与到实践活动中去，认真做好实际的调查研究，才能更好地把握客观事物，是主观思想与客观事物相符合的关键。
再次，解放思想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主观的认识必然会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变化，同时主观的认识又会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因此也难免会出现错误的认识，但是随着时间的不断发展以及认识的不断深入，这些错误的认识必然会被纠正过来，因此认识过程中的曲折性是不可避免的，认识的过程也是循环往复，没有止境的。我们只有不断地解放思想，立足于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做到认识与实践的相统一。
2.理论联系实际
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从“本本”出发是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要求。但是，不从抽象的理论出发，并不代表就能脱离理论而只讲实际，如果不将实际与理论结合，而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孤立地片面地强调实际，过分强调事物的个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也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也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这是割裂了客观事物的个性与共性，因此，我们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要更好地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客观事物都是个性与共性，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只有同时反映出来才是真正的与客观事物相符合。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用正确的理论去指导实践能使我们少走弯路，少走冤枉路，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第一，指导认识和实践的理论要符合当下的具体实际，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适合当下的具体实际，这就需要我们找出正确揭示了这个具体实际的一般规律来指导我们的实践。第二，理论的真理性也是有阶段性的，随着科学技术以及经济的飞速发展，我们的实践可能会突破原有的某些具体理论的结论，因此我们需要运用当下实际中具有真理性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才是有效的。第三，理论联系实际，要重视实际，尊重实际，在实践上下工夫，认真研究突破创新，找出更适合指导新实践的新理论，从而更好地来指导我们以后的实践。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方法论简述
1.矛盾分析法
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不论是事物内部自身，还是事物与事物之间都存在着矛盾，通过这些内外矛盾的共同作用，从而推动了事物的前进与发展，正是事物的这些矛盾发展的过程，从而将事物的本质及其存在的规律显现了出来。我们通过对客观事物存在的矛盾的客观认识和正确把握，从而掌握客观事物之间存在的规律，在联系和区别中把握事物的本质。运用矛盾分析法需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全面认识事物的矛盾，同时重点把握其主要矛盾，用发展的连续的逻辑来扬弃简单的两极对立的逻辑。首先需要找到客体存在的基本矛盾，并在此基础之上，客观、全面地把握事物的其他矛盾，然后分析找出当下实际存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存在的主要方面，抓住这些主要方面，同时兼顾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其他次要方面，从而找出其存在的规律本质。第二，运用矛盾分析法的根本目的是要让事物朝着好的有利的方向转化。在分析事物矛盾的时候，我们要分析好矛盾的性质，注意矛盾双方的转化条件，并充分利用这种变化，抓住它的特殊性，从而使事物朝着好的有利的方向发展。
2.实践历史主义
首先，马克思说过：“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作为本原的社会存在与实践是同一的，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社会意识是第二性，派生出来的社会意识与认识又具有同一性，将实践作为依据，而阶段性的认识则为我们提供了参考和向导，即依据社会存在的实际状况，适当地以社会意识作为向导，来揭示社会各个方面的本质、发展规律及其变革，用社会存在来说明社会，让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3]所以改造社会就必须先要改变社会存在，同时也要注意社会思想问题，及时清除掉落后腐朽的思想，将改变社会存在与改造社会意识结合起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建设。
其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曾一再强调：“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4]列宁也曾强调：“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5]因此，我们要重视实践，尊重实践，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用实践来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使认识服务于实践。
3.阶级分析
阶级分析法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观点分析阶级社会中各种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有以下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3）这个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6]
4.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其最主要的思想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评价其他一切事物好坏优劣的最高标准。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价值意义
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的方法。”[7]近年来，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往往忽视了恩格斯的这句话，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教义来宣讲，最终落入了空泛的、毫无实际意义的诡辩之中，而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真正价值意义。
（一）全面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
不少学者在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一些文章中，总是片面的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一个具体的方法来立论，虽在运用某一具体方法时考虑得全面细致，但仍不免会给人感觉思考面狭窄单一，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具体应用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相互联系，互相贯穿的，其中认识与实践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结合，这就要我们不能孤立地将这些方法割裂开来看，或者单独只应用其中的某一个方法，应对研究对象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系统阐发，读后能让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总体把握。
（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应用于实践
1.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应用于实践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应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互相转化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揭示了世界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而当我们在这种科学的认识下去解决并指导我们的具体实践时，即是我们科学的方法论。如果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仅仅只是停留在世界观上，而不将其应用于实践变成方法论，那马克思主义也只能是一些观念上的东西，却不会有任何的意义。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和运动的一般规律“是什么、怎么样”，方法论则告诉了我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果我们只是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上的这些基本原理和理论，而不从中去悟出方法论的要求，那马克思主义也只能是一些教条，就不会成为我们改造世界行动的指南。
2.如何更好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应用于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会了我们如何正确地看待世界、认识世界，但它的价值远远不只仅仅停留在它科学的世界观上，而是将这种科学的世界观转化成方法论，从而更好地来指导和应用于我们的实践，因此，我们十分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首先，我们要先揭示出隐藏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中的方法论的内涵，只有这样才能让世界观变成人们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实践的观点以及认识论，这些理论仅仅是理论，并没有告诉我们方法，而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学习研究，揭示这些理论中隐藏的方法论的内涵，从而找出这样的方法论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所以我们当下的首要任务就是，踏踏实实地彻底吃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不只是流于形式一知半解，从而找出方法论的内涵，将这些世界观转化成具体实践中的方法论。其次，找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应用于具体问题中的具体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是世界的普遍规律，因此它的方法论也只能是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一般要求，即它只能指导和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共性、普遍性，无法解决问题的个性和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新出适合当下具体实践的理论，这才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应用于实际的根本途径。正如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的任何一个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当下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创新出来的、符合当下具体国情、对我国的发展和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
（三）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就像一个纽带，联系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人们的社会实践生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具体化、操作化，最终转变成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工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一，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并使之成为一个方法论的理论体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而来，想要做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就必须先要做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研究，这就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时候，必然要审视其理论基础的可靠性和科学性，也必然会发现某缺失及不当之处，并作出相应的修改，这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三，在当下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的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对我们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了诸多例如南北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教育发展不平衡，贫富两极分化拉大等问题，如何用一个正确的眼光去看待、用一些有效的措施去解决这些在我们经济建设中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来导向，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来引导找出解决的途径，并通过党和政府的领导，使这些问题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得到调节和化解，从而推进我们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6-0055-02
在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有道德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认同马克思主义是道德的这一观点认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并且指出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就是一种道德行为。因为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真实面目，斥责其对无产阶级的压迫等种种不良行为，这是资本主义不道德的体现。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中没有道德理论，它和道德没有任何关系。这种观点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是他们认为道德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马克思从来没有公开指责过资本主义是不道德的。然而关于这一争论，西方学者史蒂文・卢克斯也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一种关于道德的理论。在他看来，道德是至少关注正当和善的领域以及责任、义务、公平、美德、人格、好的生活和好的社会的本质等问题，而这一切的背后则是对人的本质、社会社会生活的前提、社会生活可能变化的限度以及实践判断的依据的假设。[1]（P.3）本文将从似是而非的矛盾的提出、产生似是而非的矛盾的原因和似是而非的矛盾的解决等三个方面展开卢克斯对马克思主义与道德的关系的看法。
一、似是而非的矛盾的提出
卢克斯在《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一书中的开始就表明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和道德关系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道德的态度中存在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1]（P.1）在卢克斯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阐述中都体现着道德的思想。马克思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资本家利用一切手段取得的，例如他们通过购买奴隶、海外掠夺等方式获得资金和劳动力，再通过剥削压榨无产阶级等不断增加自己的资本，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进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只集中在上层阶级的手中，而下层阶级的人们穷困不堪。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人们越来越多，他们的工作时间也越来越长，虽然他们的酬劳得到相应的增加，但是他们的生命也在不断透支。再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工厂对他们的各方面要求也随之变得更加严苛，使得工人们的生活愈加困难。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的问题对工人们饱含同情，与此同时也对资本主义进行更加无情地批判。卢克斯认为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使用道德等字眼，但是实际上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中都体现了马克思的道德思想。最后，马克思在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及描述中同样蕴含着道德的观念。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统治无产阶级处在被压迫的地位，资产阶级和工人们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了无法协调的程度，无产阶级只有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上才能摆脱一直受剥削的地位，解放自身，从而进一步解放全人类。因而马克思着重阐述了工人阶级的处境以及其目标，假定了人类解放自己的两个步骤。首先实现共产主义的初级目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共产主义。在卢克斯看来，马克思对旧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对新社会制度的畅想中一点也没有减少其理想与批判的价值性和道德性。[1]（P.12）
然而，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来都没有公开使用^道德这个概念，并且认为它是旧时代的事物，因而极力避免使用该概念。在卢克斯看来，马克思的这种即否认且回避道德概念又在思想中处处体现道德力量的做法是矛盾的，这种对待道德的态度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
二、 似是而非的矛盾产生的原因
在《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这本书中卢克斯提出马克思主义和道德的关系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关系。既然马克思对道德持似是而非的矛盾的看法，那么这种矛盾关系是怎样产生的呢？是什么原因导致马克思主义对道德的看法出现这种矛盾关系呢？
首先，卢克斯认为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和各种批判时并没有提前说明什么是道德，评判道德的标准是什么，而是直接揭露资本主义存在的种种问题和不足之处。在卢克斯看来，马克思在没有清晰地阐述道德这个概念的含义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所做的各种批评都是没有说服力的，因而是矛盾的。
其次，出现似是而非的矛盾是由于一部分马克思的追随者的误导产生的。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道德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的涵义是有区别的。对于资产阶级来说，道德强调的是个人利益注重个人的私有财产；而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共同利益则更为重要。正是由于他们对道德的这种区分使得人们误以为马克思对待道德具有矛盾的地方。
最后，卢克斯认为由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道德的看法和他们自己的行动不相符合，致使马克思主义和道德之间看起来相互矛盾。在卢克斯看来，马克思一方面揭露资本主义的诸多缺陷与不足，对于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给予同情，体现了马克思思想中的道德部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道德是属于旧时代的，已经不适合再使用，排斥道德等概念。因此，卢克斯认为这些对道德的观点是似是而非的矛盾，即一种从表面上来看的矛盾。
综上所述，在卢克斯看来，马克思主义和道德之间是一种从表面来看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一方面即否定道德概念，强调道德是旧事物，拒绝使用一切关于道德的概念，另一方面又肯定道德的作用，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阐述中都蕴含有道德的思想，运用道德的力量来责难资产阶级以及鼓励无产阶级，从而实现解放全人类的目标。
三、似是而非的矛盾的解决
在《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这本著作中，卢克斯阐述了马克思对于道德的看法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态度，同时也阐述了这种似是而非的矛盾得以产生的原因。既然知道了似是而非的矛盾形成的起因，那么是否可以解决这个矛盾？卢克斯在《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一书中揭示了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他认为道德的作用就是协调人类与社会的矛盾，因此他把道德看作是由法权的道德和解放的道德两个部分组成，因而使得对待道德的似是而非的矛盾问题得到解决。
在卢克斯看来，道德是由强调人类自身的权利等法权的道德和强调解放人类、实现真正的自由的解放的道德两个部分构成。法权的道德指的是有关正义、美德、权利等善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但是其内部依然存在各种矛盾，尤其是处于劣势的无产阶级，他们的权利受到威胁，为了维护人们的利益使得人们生活的更好，保证社会良好运行，就需要一套道德秩序来限制社会全部成员并且维护他们的利益。在旧的时代社会成员的利益就是依靠法权的道德来维持的。卢克斯认为法权的道德是根据现实的社会情况形成的，是一直就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生产关系的产物。社会中总是存在着各种冲突和矛盾，不同立场的人们更是容易产生争执，法权的道德可以有效地判断孰是孰非并且做出合理的调解，维护人们的自身利益。卢克斯强调法权不仅能够维护善的行为，而且还可以尽量避免恶的行为。同样，由于法权有利于调和社会冲突，最大程度地保护社会成员的利益，因此卢克斯认为法权有利于减少社会暴乱，为实现人的解放创造出更加有利的条件，法权的道德具有先进性。解放的道德主要调人类解放。在卢克斯那里，道德，一如权利终会凋萎，解放的道德……是人性更高形式的发展，是人类存在的转变。[1]（P.102）卢克斯认为马克思始终坚信共产主义的信念，他的思想中充满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想。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人们将获得全面发展，实现自身解放和全世界的解放。在卢克斯看来，人类实现解放自身并且获得自由的目标是解放的道德的核心内涵。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0)02-0067-04
科学发展观是党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指导思想,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运用和拓展,体现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观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着眼点就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重要战略思想,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要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科学发展观充分把握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因为,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而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标准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能够解决我国在发展进程中的问题的,并为其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科学发展观把握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我们知道,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必须为经济基础的发展服务。如果两者相适应,那么生产关系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也会顺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反之,则将产生严重的阻碍作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之下,不仅发展生产力本身,而且不断调整和改革社会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
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以人民群众为本,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人民群众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变革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科学发展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总体上研究和回答了“什么叫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并对其做出了价值判断,突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伟大事业。以人为本也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在新时期的充分展现。
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指每一个人,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意指“全面”,而且包含着“自由、充分、和谐”发展。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充分体现了其对人的人文关怀和终极关怀。马克思主张从人的社会生产实践中,从人的历史发展中研究人,指出私有制造成了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的矛盾,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解决这个矛盾,产生全面发展的人。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社会物质财富不丰富的现时代,实现人的自由、充分、和谐、全面发展,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努力过程。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科学发展观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点,既把追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题中之义,又不脱离社会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的发展阶段,指出从全社会范围来看,要比较充分地满足人们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这只能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不能要求过急。
总的来说,科学发展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充分体现了牢牢把握社会基本矛盾注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着力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突出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关注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注重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与价值有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观。
二、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拓展运用的马克思主义观
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拓展运用,充分体现了以和谐为主题的矛盾思维,注重矛盾的普遍性又把握矛盾的不平衡性,联系发展全面地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既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问题,又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既管当前,又管长远;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科学发展观所涉及的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系统,充满着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些矛盾集中体现于社会基本矛盾,又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之间的矛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社会自身等的矛盾。
科学发展观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正视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复杂的矛盾,同时又运用和谐的矛盾思维来解决这些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了矛盾思维主题由斗争向和谐的历史性转换。同志提出了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把握了矛盾的不平衡性,抓住了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了发展链条中的关键环节,科学发展首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一要义是发展,坚持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科学发展观注重对各种矛盾的统筹与协调,强调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科学发展观把握了辩证唯物主义联系和发展的总体特征。联系包括一切事物、现象、过程及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发展则是前进中的变化,反映一种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这都要求我们用联系的观点而不是孤立的观点看问题。矛盾作为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全面发展反映了矛盾全局的发展。协调发展体现了矛盾普遍联系的内在要求,把握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普遍联系。可持续发展符合矛盾运动的前进性和发展性要求,遵循了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性,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永续发展。
三、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的马克思主义观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科学发展观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新时期新形势下提出的战略指导思想。同时,科学发展观也是党以一种高度的历史自觉对认识论的合理运用,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地深入,科学发展观是历史和实践的产物。科学发展观同时是对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传统发展观的检讨与矫正,传统发展观片面地以经济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作为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最高评价尺度,崇尚“以物为本”,为西方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历史教训。科学发展观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并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我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了经验也有教训和不足,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社会发展经验的反思与总结。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总体上还没有改变。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在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成员收入悬殊分配不均。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实践和具体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时,科学发展观又为我国的发展提供思想理论指导,为社会实践服务。实践证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指导思想是顺应和符合社会实践要求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深化对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的认识,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自觉按客观规律办事,扎扎实实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一五”规划和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对实践作出的积极回应。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对实践的积极回应,而且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系统。科学发展观把握了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找准社会前进的历史动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科学发展观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超越阶段的理论,进一步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认识的理性回归,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格局由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向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转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和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观。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科学发展观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完善执政理念,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切实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而清晰的历史自觉对自身使命和执政规律的认识。
四、坚持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
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倡导求真务实的理论成果,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关键是要引导全党同志不断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务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求共产党执政规律之真,务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之实。科学发展观把握了我国的基本国情,牢牢抓住发展这一个主题,同时又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又清晰认识党自身的历史使命,充分体现了求真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发展与创新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不仅用这一观点观察世界和指导改造世界,而且用它来认识和对待自己,把发展看作是自己的内在品质和要求。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起,经历列宁主义,发展到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自身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不断发展创新的产物,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生命力。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现代文明进步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在实践过程中发展而形成的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同时,也以一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指导实践,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运用和拓展,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重要的思想指导。
国内外的学者都把阿尔都塞归结为结构主义者，甚至他本人也有这种倾向，这主要是因为在阿尔都塞从事“保卫马克思”运动时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盛行，另一重要原因是他直接借用了结构主义者拉康的“症候阅读法”来研究《资本论》。
因此要研究他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从他独特的研究方法入手。
（一）结构主义的方法论。
结构主义是人文历史学科的结构方法论，最早起源于20世纪初索绪尔提出的基本语言学结构主义原则，后来通过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雅克布森，被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继承和发展，不仅影响了人类学的研究，而且深刻的影响了哲学和社会理论的研究。结构主义的方法也逐步贯穿于历史学、心理学、文学等人文学科。阿尔都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马克思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
结构主义强调整体性、非个体性和非历史性，这对于以反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保卫马克思”为己任的阿尔都塞来说，无疑找到了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也正因如此，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思想进行重新解释和论证的就带有结构主义的色彩。
（二）“症候阅读法”的思想。
阿尔都塞受到结构主义认识方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中的结构主义方法的模仿。在当时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把结构主义运用于人的无意识活动，认为无意识活动和语言学结构类似，认为一个作者的无意识结构往往在他写作时通过文字运行中标点符号的间断、论证的空缺、思想的沉默以及叙述的遗漏等表现出来。人们在解读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假设一个想象的理论模式，并以此来解释、说明一切问题。如能获得成功，那就表明找到了这种内在结构；否则，就必须重新更换或修改想象的模式，直到获得成功。
阿尔都塞认为对于马克思思想的不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同对马克思的文本阅读方法密切相关，而阅读方式的不同又与文本本身的结构特点相关。阿尔都塞认为，任何以文字构成的著作都是一个双重构体：第一层是表层结构，即表面间的文字结构、语言间的逻辑关系等等；第二层是深层结构，即思维理论结构。为了能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的解读，阿尔都塞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思想提出了“症候阅读方法”，认为应该通过文字的阅读和分析，去挖掘出“字行之间”、文字背后的理论框架或内在的结构。文章的第二层即理论思维结构是著作无意识地投射于理论中的，通过一般的阅读方法无法获得，必须运用对症解读法才能“挖掘”出这种暗藏在深层的理论结构。
二、认识论上的决裂
阿尔都塞根据自己确立的具有结构主义色彩的症候阅读法，重新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首要发现便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认识论上的决裂”。正是由于这一决裂，使马克思彻底割裂了与旧哲学的联系，使其思想过程也就被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意识形态阶段和科学阶段。他认为这一认识论的断裂发生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阿尔都塞认为在1845年以前，马克思在理论上主张人性论，提出了“新式”的人本主义思想，但在本质上仍旧停留在人道主义尤其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的总问题的框架内，属于一种非科学的意识形态。从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到1857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主义进入了“认识论的断裂期”。“这一断裂和转变并不是一下子就以完美无缺的行使，产生出它在历史理论中和哲学理论中开创的新问题”。在此以后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与以前的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实现了“认识论上的决裂”，马克思的思想才进入了成熟的时期。
阿尔都塞指出，经历了“认识论决裂”之后的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与早期的人道主义立场，即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科学，这包括三个方面：
（一）反人道主义。
阿尔都塞断言，是否坚持反人道主义立场，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成为科学的关键问题。
他认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对一切人本主义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把人本主义本身界定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予以彻底抛弃。马克思又在与人本主义不同的科学的概念之上“制定出建立在崭新概念基础上的历史理论和政治理论，这些概念是：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经济其最后决定作用以及其他特殊的决定性因素等等”。他不再从人出发来解释社会历史，不再从人性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二）反经验主义。
阿尔都塞把实践分为理论实践和非理论实践，在他看来，知识和理论不是主体对客观现实的反应，而是一种纯粹理论的实践的产物。马克思进行理论创造的原材料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创造的方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最后产生的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纯粹的理论实践活动，而与经验主义所主张的具体的生产活动、政治斗争无关。
（三）反历史主义。
在阿尔都塞看来，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相辅相成的，但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清算了自己过去的思想，反对黑格尔那种强调同质的、连续的历史观念，不是历史主义。他提出，马克思强调结构的各个层次相对对立、相互制约的历史，马克思从社会整体出发来分析和揭示社会历史现象，其核心是“结构”，“首先思考整体的特殊结构，才能理解结构的各个环节和构成关系的共同存在的形式，理解历史的结构本身”。马克思否认了历史发展的过程和方向性，反对把历史归结为人的本质展开的统一过程，而主张在复杂的整体结构中分析历史结构。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同时反对历史主义、经验主义和人道主义，这是他实现“认识论断裂”并且建立科学理论的前提。这一认识论决裂和理论总问题的转换具有革命的意义，真正体现了马克思在人类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的实质，即从早期的非科学的、意识形态的立场转到后期的反人道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科学立场。
三、多元决定的辨证方法
阿尔都塞在研究中发现，马克思和黑格尔都强调矛盾对于推动事物运动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们所理解的矛盾却有着本质的差别，这也决定了他们的辩证法之间的区别是本质性的，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阿尔都塞看来，黑格尔虽然看到事物整体和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但他强调矛盾的单一性、简单性和可还原性，试图以简单的还原主义来解释整体的复杂性，强调事物发展自始至终是单纯矛盾一元决定的，否认了发展的复杂性和结构性。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虽然十分的复杂，但就其根本特征来说就是“一元决定论”。黑格尔坚持目的的因果观，只肯定整体对部分的决定作用，把社会发展的历史归结为绝对精神。阿尔都塞认为这主要是由其黑格尔的唯心史观所决定的，解放黑格尔辩证法必须首先剥去唯心主义的外壳，其次必须剥除与他的辩证法同本质的成分，也就是要改造其内核。
马克思的认识论决裂实现了总问题的转换，把黑格尔的头足倒置的体系颠倒过来了，把观念的辩证法归结到物质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一元决定论”相反，马克思所理解的矛盾是复杂结构整体的矛盾，况且这种复杂矛盾是非还原的，真正体现发展的矛盾。阿尔都塞认为只有建立在这种有结构的复杂矛盾运动基础之上的辩证法才可能是科学的辩证法。与他所提出的的复杂的矛盾观相适应，马克思理解的发展是多元决定的模式。在因果观上，马克思坚持结构的因果观，既肯定了整体性结构对局部性结构的决定作用，又坚持局部性结构对整体性结构的相对独立性。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正是以这种“结构的因果性理论”为基础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种各种结构的不同作用。结构因果观在某种意义上也概括了阿尔都塞的辩证法理论和他重新解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们都把中心作用分派给意识形态，分派给其独特角色在于使社会形态的活动神秘化的结构，分派给能够解释清楚社会整体的复杂情况的历史唯物主义。由此可见，马克思不仅与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彻底决裂，而且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彻底决裂，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多元决定论，把历史的本质归结为关系和结构。
阿尔都塞明确指出，多元决定的矛盾观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他直接体现在社会历史运动中。所以，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的科学理论称之为“结构的辩证法”，认为其实质就是以多元辩证法为指导的理论实践，并以此为指导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由各种相互依存的成分组成的有机结构的整体，结构的每一方面的力量都是均等的，其作用相互交织。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各种矛盾，不同的矛盾又可以汇成一股促使社会革命爆发的统一体，各自在社会变革中实现着自己的目的。由此可见，多元决定的矛盾观贯穿于马克思全部的社会历史思想之中。
四、结语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我们通常用“矛盾”、“相反相成”来表示类似“对立统一”的涵义。相比较“‘对立统一规律”的说法，“矛盾规律”这一提法更为大家所熟知。矛盾概念出自《韩非子》（卷第十五·难一第三十六）中关于“自相矛盾”的典故：“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莫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①，这个典故形象地说明国人对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事物或现象之间关联的理解。老子在其《道德经》中阐明宇宙间万物存在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法则：“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②。《周易》中，阐明宇宙初始为太极，太极依阴阳两股势力来创造万物。传统哲学思想不仅为我们接纳理解唯物辩证法思想提供了可能，而且使国人在阐释对立统一规律时具有了浓厚的中国色彩，并在实践中发挥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一、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认知及其深化
在《矛盾论》中一方面重申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依据自己的理解，大量运用了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对这一规律进行了新的阐释。
首先，认为，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内容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既是运动，既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路，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③。
的这一观点是对列宁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思想的进一步阐发。在多年的实践活动中，深深感到，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时，必须结合中国具体的国情，才能显示出它的理论魅力，认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在处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时，突显了矛盾的特殊性。在《矛盾论》中用了相当篇幅阐述矛盾特殊性的具体表现，而其点睛之语“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④则可以看作是整篇文章的要害。
其次，在《矛盾论》中，详细分析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辩证关系，这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发展和贡献。
在《矛盾论》中指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表现在其社会分层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由于旧的封建生产关系还没有完全打破，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又受到来自国内统治者和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打压，不确定的因素很多，因而就需要依据已经变化的革命形势不断调整革命策略。认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一言以蔽之就是发展的不平衡性，我们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像教条主义者那样照搬经典，“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⑤
第三，运用矛盾规律，采用矛盾分析方法来分析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是思想的又一个特色。不仅对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进行了独特的诠释，而且运用这一原理对中国社会诸多问题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就运用矛盾规律对当时中国社会构成状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正确地预见到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主要依靠对象和革命的对象，为中国共产党人选择正确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矛盾论》中，随处可见列举的关于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问题的例证及其相应的解决对策。可以说，运用矛盾规律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解读阐释唯物辩证法的落脚点，而正是这一理论归旨使得《矛盾论》具有了深刻的时代内涵，被后来的学者公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代表性的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运用矛盾规律和矛盾分析方法来解读当时我们面临的诸多难题，他在建国后陆续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文章，都可以看作他试图突破原有的理论范式，回应新的实践难题的积极尝试。特别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发展了他在《矛盾论》中关于“对抗在矛盾中地位”一节的观点，认为矛盾存在者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相应地，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也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他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可以经过制度建设，在体制内化解。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疾风骤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模式已经不适应于新的形势，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而不是阶级斗争。当然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还处于建设时期，政府工作还处于探索时期，人民群众对这一制度的理解和适应也还处于转变过程中。因而他一方面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认为正是这些矛盾推动者社会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他主张要把绝大部分出现的矛盾看作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应该采用“团结——批评——团结”方法来解决。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执政后中国共产党人指出了正确解决社会主义时期多样化矛盾的途径和方法，体现了他运用矛盾规律解决实际问题的一贯思路。
可以这样说，对立统一规律通过恩格斯的系统化的阐释，经由列宁、斯大林等人的程式化，最后在思想中得到了最详尽和细致的说明。正是从开始，对立统一规律逐渐被矛盾规律的说法所替代。
二、和平与发展：邓小平对对立统一规律的新解读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者，邓小平同样十分重视矛盾规律。他依据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新思路，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相比，邓小平对矛盾规律的解读和运用呈现几个特点：
第一，强调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稳定作用。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当时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基本判断上。邓小平在上任伊始，就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指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是“一心一意搞建设”，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指出拨乱反正也好，纠正冤假错案也好，都是为了安定团结的需要，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他的这一思想为尽快结束的混乱状态，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对外关系上，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峙将长期存在，世界虽然存在战争的危险，但是总起来说，和平的力量在发展，经济竞争将替代政治斗争成为各国关注的重心，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需要大力发展经济，而这就需要各国在国际间的合作互助，共同发展。正是在这个认知框架内，邓小平大胆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⑥。邓小平的这个判断不仅扭转了多年来我们对外关系的发展方向，而且为经济建设争取到良好的国际氛围，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第二，邓小平运用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原理，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理念。他认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国两制设想的提出，为合理解决各类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典范，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关于矛盾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认知。
第三，邓小平根据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利用各地区经济发展得相互制衡关系，以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找到了推动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比较好地解决了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矛盾。
概而言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基者，邓小平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创造性地解决了改革开放之初一系列理论难题，赋予对立统一规律的新的时代内涵。
三、和谐社会思想：对立统一规律在当代中国成功运用的典范
以为核心的领导集团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是对立统一规律在当代中国的又一个成功运用的典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首次完整提出，是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将“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正式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是承认社会各类矛盾的存在的合理性，矛盾解决的方法不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而是“求同存异”，达至统一，实现共赢。“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新的尝试，深化了我们对矛盾规律的认知，可以预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新的问题，新的情况和新的现象，我们关于矛盾规律的认知必将继续深化，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
注释：
①《二十二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8页.
②张忆译注.《老子白话今译》. 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78页.
③.《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④.《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⑤.《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
⑥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⑦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参考文献：
[1]. 选集（1-4）.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选选编》上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6]《二十二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7]张忆译注.《老子白话今译》. 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版.
注：
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是马克思关于社会批判的重要理论。马克思对于社会冲突问题的论述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基础上的，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就社会冲突问题专门著书立作，但是在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诸多著作中都有过详细的分析和论述。其主要观点有三个方面：
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呈现出的规律性冲突，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构成了一切社会冲突与矛盾的总根源。马克思在论述社会冲突的过程中，对于社会冲突根源的论述是最终使马克思社会冲突理论和其他社会冲突理论区别开来，且先进于西方唯心主义历史观指导下的现代社会冲突理论最重要的依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包含的两对矛盾运动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更为根本的矛盾，它决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又受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制约，它的解决有利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解决。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生产方式或经济因素起着决定作用，但上层建筑即政治和社会意识也同时发挥着巨大的能动作用。人类社会五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更替，是以社会基本矛盾为根本动力推动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是社会形态经历由低级到高级不断演化和变革的根本原因。因此，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历史上发生的一切社会冲突无不孕含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明确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①之后紧着又说：“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一表现为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政治斗争等” ②他还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③
马克思对于社会冲突的阐释是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展开论述的，具体来讲，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孕育并推进了社会冲突，并在不断丰富社会冲突的范围、主体、成因和形式的同时，决定了社会冲突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地位和历史命运。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阶级冲突构成了社会冲突的重要方面，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④ “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 ⑤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基本矛盾的不断运动发展，社会冲突的主体也相继得到扩充，出现了以集团和社会组织为类型的新型冲突主体比如阶级、民族、国家等。同时，社会冲突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在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社会冲突的范围已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冲突的形式也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决定了社会冲突在各个社会形态中的性质和地位。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呈现对抗性，阶级冲突成为社会冲突的最重要方面，体现出不可调和的特点，居于社会冲突的主导地位。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不再呈现对抗性的一面，因此社会冲突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存在于社会内部。有必要进行说明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表明，一些形式的社会冲突将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从有到无，正如它们当初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发展从无到有，如阶级冲突、民族冲突和国家冲突将随着阶级消灭、民族消失和国家消亡而退出历史舞台。
2 上层建筑范围内的冲突
阶级斗争作为阶级社会中社会冲突的主要形式和内容，对于推动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因此社会冲突问题研究尤其是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整个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为西方现代社会冲突理论发展繁盛提供了理论生长点，成为西方现代社会冲突理论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阶级成为社会冲突的重要主体，不同阶级之间发生的冲突自然构成社会冲突的主线和重要方面，因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地讲：“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⑥这句话表明，阶级斗争构成社会冲突的重要内容，被视为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对于这一定位，马克思和恩格斯讲：“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一贯坚持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 ⑦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再次立场坚定地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重申了这一定论：“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 ⑧在对阶级斗争的定位和功能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之后，需要对阶级斗争的内涵作进一步阐释。经过对阶级冲突的发生范围进行细致考察后发现，阶级斗争作为阶级冲突和社会冲突的重要方面，指向的是根本对立、不可调和的不同阶级之间发生的斗争，以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等不同形式存在，其中暴力革命是最高形式。然而，除阶级斗争之外，阶级冲突的全部内容中还存在着不同阶级之间、同一阶级不同阶层之间的可控的非对抗性冲突。这些阶层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仍然存在一些具体利益的差别和对立，例如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和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对阶级冲突的这两个方面的划分是十分重要且有必要的，长久以来一些学者坚持把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完全等同起来，造成了现实中对敌我冲突和人民内部冲突的混淆。阶级冲突具体包含的这两方面内容，实质上是发生在不同层次的生产关系之间的斗争，其中由阶级斗争推动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
3 社会冲突的实质是利益冲突
马克思是以他身处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范本，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冲突和矛盾的考察，阐发了他独具特色的社会冲突理论。在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冲突现象进行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他揭示出社会冲突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矛盾的表现形式，而蕴藏在冲突表象下不同社会主体利益诉求的对立和激化，才是一切社会问题的症结。因此，在讨论社会冲突和利益冲突之间的关系时，首先必须对利益和利益冲突的概念进行简单解释。据赵家样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一书， ⑨利益是“需要主体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中介、以社会实践为手段，占有和消费需要对象，从而使需要主体和需要对象的矛盾状态得到克服，即需要的满足。”各个层级的不同社会主体（个人、集团、国家）满足自身需要即追求利益的行为伴随人类社会始终，成为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由此产生的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对立和激化构成了表现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内的一切社会冲突。
首先，利益即需要的满足必须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中介、以社会实践为手段，这就决定权力、名誉等稀缺资源必然变成社会主体谋取利益的工具。作为不同社会主体的政党、企业、教会、工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和集团、个人在掌握权力之后便建立起一套制度化模式，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中介、以一定的社会实践为手段，提出并满足着各自的利益诉求。于是，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对于权力和利益等稀缺资源的争夺促使了冲突性利益群体的形成，为社会冲突的存在提供了物质载体，是冲突形成机制的第一个环节。
其次，在冲突性利益群体形成之后，各利益群体内部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的差别为冲突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这也是冲突形成机制中对利益内容的规定。利益的实现即需要的满足总要化解需要主体和需要对象之间的矛盾状态，因此利益总是一种具有主体性的存在，离开社会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利益是无法实现的。这种依附于不同社会主体而存在的利益之间，即使存在一定程度的共享，还必须看到利益之间的差别和对立。
最后，逐利行为是利益主体有意识有目的的谋求利益的社会活动，是利益主体满足需要、实现利益的最终环节。利益主体在逐利行为中，都会奉行自利性原则，因为人的行为动机都是趋利避害的，目的都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无论利益主体在追逐利益活动中的行为动机是如何的“理性”，掌握的信息和知识是多么的“完备”，由于利益的差别和对立，事实上任何人都无法保证与其他人的逐利行为保持一致，因为一切利益主体都有一个内在约束即资源的稀缺性。于是，在利益格局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利益主体力图打破不平等的利益格局，以改变自己的处境；相反，在利益格局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利益主体则竭力维护现存的利益格局。在这场利益博弈中，如果其中一方利益主体的行为对另一方构成威胁时，由利益差别和对立而导致的在冲突性利益群体之间发生的社会冲突便形成了。■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81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81-82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32-33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423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705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2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