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矛盾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16 15:24:39

马克思矛盾论文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1)

一、《矛盾论》苏联教材的简单复制

持第一种观点的波兰著名哲学家克拉科夫斯基讲到:“《矛盾论》是一种对自己所读过的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大众化与简单化的解说,同时也加进了一些从当时革命需要中得出的政治结论”;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托拉姆,他认为:“《矛盾论》中前几章几乎不加掩饰地照搬苏联的教材,而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地方结果常常不甚理想。”笔者认为,的确是通过阅读苏联的教科书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但并不是一味的照抄,而是将中国革命实践经验融入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理解中去,这也是《矛盾论》为什么缺乏“学究气”的原因所在。只有理论与实践实现双向互动才能有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进展。至于是什么意义上的创新和进展,我们不妨可以通过另外两种观点来分析出其中的一些内容。后两种观点都对《矛盾论》持一种肯定的态度,但他们分析的逻辑和立场却截然相反,分别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条逻辑线索,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

二、《矛盾论》黑格尔主义的复活

第二种观点坚持《矛盾论》是黑格尔主义辩证法的当代复活,其代表人物美国当代学者莱文在他的《辩证法的内部对话》中对《矛盾论》中辩证法问题深入研究后指出:“《矛盾论》之所以成功,归根究底是因为他成功地复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黑格尔主义辩证法因素。”莱文的这一观点虽然在时间上晚于第三种观点,但他却具有逻辑的在先性,是对以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早期人本马克思主义的再现。《矛盾论》也是强调和重视辩证法的本体论地位,强调非经济因素的能动作用,莱文还指出:“之所以在《矛盾论》中超越苏联教材批评斯大林的‘经济决定论’和革命内部的教条主义,有其政治上考虑”。迫切期望确立中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不再惟苏共和共产国际所唯命是从,由于这一时期苏共的思维受经济决定论的影响,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应当属于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因此苏共并不重视共产党在革命中的作用,而将实质性的援助给予了,然而就是要论证在经济严重落后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矛盾论》的创作就是要为这种政治上的“中国化”,而不是“俄国化”提供哲学基础。坚决反对把意识和思想体系看做为单纯的经济附属品,强调意识思想对经济的反作用,并且这种反作用在特定条件下是决定性的,在当时落后的中国进行革命,尤其要注意后者。莱文认为恢复了黑格尔主义。

三、《矛盾论》马克思主义多元决定论的精准把握

第三种观点是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的视角解读了《矛盾论》,他认为只有真正把握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真正内容。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的矛盾观是一种还原主义和本质主义,把一切复杂的事物的原因都还原为一个简单的矛盾运动,他认为复杂的事物包含的是一个多元的矛盾结构,这个结构是不可还原的,这个固定的结构中有多重矛盾,主要矛盾随着结构的不平衡性不断变化,并且,并非经济因素在这个结构中总是固定不变的决定力量,其他非经济因素随着矛盾运动的进展也有可能成为决定性因素。阿尔都塞所作的这些工作就是为了反对两个对象,一个是苏联教材中的“经济决定论”,一个是“人本马克思主义”。在阿尔都塞看来,两者在因果观上是并无二致,都是表现因果观。阿尔都塞指出这两种因果观都是典型的一元决定论,将复杂的事物还原为一个简单的本质,只不过前者是物质决定论,后者是精神决定论。阿尔都塞认为只有多元决定论才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科学性所在。阿尔都塞指出:“肯定了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并不一定要返回到黑格尔主义,在吸收黑格尔主义合理因素的同时,并没有被黑格尔同化,相反,有保留地接受了黑格尔,并在本体论层次上坚决拒绝了黑格尔。这就是对非经济因素的‘半自律性地位’的确认”。接着阿尔都塞又分析到人本主义思路存在的问题是,它尽管肯定了非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但是它对人的中心地位、主体地位的张扬过于夸张,以致动摇了经济因素的基础地位,把非经济因素具有的半自律因素当成了完整的自律性,让经济因素不得不处在屈从和臣属的地位,人本主义批判经济决定论的唯一合理之处就在于将主体从“物”中解放出来。阿尔都塞称赞是一位多元决定论者,因为《矛盾论》既批判了经济决定论,又在本体层面清除了黑格尔主义,强调矛盾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认为时时有矛盾,事事有矛盾,矛盾是一个永恒范畴,事物的运动发展都是由矛盾推动的,但事物内部矛盾具有特殊性和不平衡性,主要矛盾决定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矛盾的次要方面。由于矛盾之间的不平衡性,矛盾之间可以互相转化以至于决定事物的主要矛盾具有历史性,很好地找到了人本马克思主义与科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张力,这样无疑就成为了阿尔都塞思想上的盟友。

参考文献

[1] 叶卫平.西方学研究[M].福建人民出版社,1933年.

[2] [美]斯图尔特·托拉姆,田松年等译.的思想[M].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2)

【 正 文 】

一、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

对此,我的回答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在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实现了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其主要的标志是:

第一,在对马克思主义根本道理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造反有理”到“发展是硬道理”的转换。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以来,主要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有一条著名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这个口号非常鲜明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任务和信念,表明了革命和战争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无疑,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正确的。但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继续大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造反有理”,用这个道理怎么去指导我们的实践呢?我们又去造谁的反呢?毛泽东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前,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遗憾的是,由于“左”的思想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毛泽东开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思想,以至后来多次重申“造反有理”。这种时空错位的“造反”理论导致了什么实践后果,这一点我们从“文化大革命”这场劫难中已经看到了。

那么,在我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又应当怎样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呢?邓小平根据时代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由于底子薄,起点低,加之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中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仍处在较低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比,即使同发展中国家比,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历史与现实使中国人民取得共识,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华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皆系于发展。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发展是硬道理。1986年,邓小平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就高度概括地指出:“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注:见《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5日。)1987年,他在会见日本友人的谈话中,用同样高度概括的语言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9页。)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他明确指出:“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

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还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同时又称这条路线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因此,可以说,发展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重要转变。

第二,在对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强调阶级斗争理论向强调生产力理论的转换。

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此没有明确回答。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阶级斗争是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任务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最核心的理论。当然,阶级斗争理论确实也是唯物史观极为重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也很重视阶级斗争理论。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革命,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由低级社会形 态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转变,所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理论在唯物史观中占有的这种重要地位,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忽视的。列宁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 ”(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毛泽东则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 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4页。)

列宁、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阶级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直接动力。但是,如果把列宁、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不适当的加以引申,并以此为由否定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就必然会导致背离历史唯物主义。但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倾向。更有甚者,“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竟然公然鼓吹:“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所有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根源”。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对唯物史观的科学把握,而且直接对我们的实践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因此,要以唯物史观正确地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必须对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阶级斗争理论和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作出科学的阐述。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311页。)这一精辟论述, 科学地阐明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坚持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4—255页。)他还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

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因此,他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第三,在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上,从倚重矛盾的斗争性到重视矛盾的同一性。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矛盾的基本属性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坚持唯物辩证法就必须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正确处理矛盾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抓住辩证思维的实质,就不可能对所处理的问题做出中肯的分析。

应当说,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这一解决矛盾的基本要求和方法,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应当加以坚持的。但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又因矛盾性质和矛盾环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对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侧重又是依具体情况而不能一概而论的。革命战争年代所处理的大量矛盾,主要是对抗性矛盾,带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性质,与矛盾的这种对抗性相适应,斗争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解决矛盾的方法和形式,往往是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一方消灭另一方、一方战胜另一方。因此,重视矛盾的斗争性,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甚至把共产党的哲学说成是斗争哲学,这也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和平发展时代,在我们取得政权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之后,仍然片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忽视矛盾的同一性,大讲斗争哲学,就不合时宜了。

邓小平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根据时代特征和矛盾性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形成了一整套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矛盾的新方法。他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大量对抗性矛盾的作用,创造能够使矛盾双方共同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邓小平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处理一系列涉及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大关系,在创造性地研究和处理这些重大关系的过程中,邓小平紧紧把握辩证思维的实质,总是 寻求一种使矛盾双方都能够在其中共同发展的解决方法。他不套用一方克服一方、一方消灭一方、一方战胜一方的解决矛盾方法,而是在强调矛盾的此一方时不忽略矛盾的彼一方,在看到矛盾双方互相排斥的性质时同时看到矛盾双方互相依存的性质,在看到此方对彼方的制约时同时看到彼方对此方的制约,真正做到了在矛盾对立面的统一中认识和解决矛盾每一方面的问题。

在解决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上,邓小平正确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为解决港澳台问题提出“一国两制”的新思路。他认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就是以斗争性为主解决问题,而且采取诉诸武力的办法,一方吃掉另一方,大陆吃掉港澳台。和平方式就是以同一性为主解决问题,不排除使用武力,但争取不使用武力。采取非和平方式武力解决问题,对各方面都不利。采取和平方式,不仅对大陆而且对港澳台都有好处,是宜于各方都能接受的统一的方针。根据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条件下,邓小平还把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方法,延伸到解决某些国际问题上,提出了一整套解决对外政策和国与国之间矛盾的新方法。他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事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邓小平还提出,发展中国家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要坚持“和为贵”,中国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要“有斗有和,斗而不破”。这些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主张,在处理我国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缓和了很多矛盾,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二、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大的成果、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经过50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大的成果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最重要的进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划时代的变化,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中的界碑,极具历史的合理性。而且这种阶段划分,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到新阶段,具有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

当然,首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重大进展,是由毛泽东最先发动并作了最初探索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们党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经从战争年代开始进入和平时期。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从以革命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转变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进行相应的主题转换,既由革命为主题转变为以建设或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蓬勃生机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有效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世界观方法论指导的需要。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10页。)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1959年末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注:《读社会主义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85页。)为了

适应社会主义时代和建设实践的需要,毛泽东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著作,都是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建设即以发展为主题,而做出的尝试。当然,如前所述,由于错误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没有能够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由革命到发展的转换。

1978年,邓小平在三落三起重新复出之后,在面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繁重任务的情况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通过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转换问题。他提出,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他说:“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1页。)

他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集中全党和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做出了一系列全新运用和阐述,不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邓小平哲学思想是我们党和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最新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新结晶。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唯物论基础和认识论方面,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并提,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把“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新的内容。他提出,党的思想路线要为制定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服务,思想路线要靠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来保证。取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规律性认识,要靠实事求是,要靠实践,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解决党内外和党与党之间的分歧,不搞争论,要拿事实来说话。他坚持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进一步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在唯物辩证法方面,邓小平提出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提出脱离实际就是搞唯心主义,就是搞形而上学,就是违背辩证法。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重新判定,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有效促进其社会矛盾的解决。他坚持和发展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思想方法,创造性地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坚持和发展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概括现代化的一般,然后将现代化的一般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他坚持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统一,注重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和创造和平发展时代和和平建设时期解决矛盾的新方法。他坚持和发展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原理,提出了以非平衡协调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思路。他坚持和发展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提出能否抓住机遇不仅影响到我国发展的快慢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他提出要用宏观战略眼

光分析问题,开创了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典范。他运用系统综合方法,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在唯物史观方面,邓小平将生产力理论置于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认为生产力的革命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革命,提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依据时代和科学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他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抽象议论,尖锐指出在旧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他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为社会主义全面系统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他提出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首先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他破除了斯大林把上层建筑和生产力割裂开来的做法,强调了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直接相互作用,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将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做出区分,指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他将精神文明范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科学阐明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总之,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产生,适应了时代和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精华的最集中的反映。惟其如此,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保持了蓬勃 发展的生机,才能为当代中国的实践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做出结论,邓小平哲学思想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重大成果;以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重的进展。

三、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

我认为,以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为中心,以中外传统和现代哲学为借鉴,建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新形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完备科学世界观,这就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

首先,这是当前我国社会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阶段。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转型,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呼唤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虽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实现了由以革命为主题向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虽然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正确的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哲学理论。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真正起步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对于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发展机遇、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代价、发展与对外开放、发展与制度选择、发展与技术创新、发展与政治稳定、发展与社会公正、发展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等重大问题,由于受实践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的制约,有的我们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认识,有的虽有突破性的认识但在实践上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表明我们还没有把这些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基本理论整合成一套具有完备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特别是,今后50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的时期。我们能否

在30年到50年的时间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代化,仍然是对我们的一项极为严峻的考验,迎接这种考验需要极高的哲学智慧。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以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在广泛吸收中外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尽快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

其次,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迫切需要。

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不仅来自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迫切的需要,而且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需要,因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具有了完备的革命哲学,但恰恰还没有形成完备的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批判资本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为主题。这是时代和实践决定的。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需要,为新哲学的产生确定了基调。他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他认为, 在对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批判中,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他们是以革命为主题来阐述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为革命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完备的形态和内容。正如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指出:马克思学说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资产阶级压迫所做的辩护相妥协

的完整的世界观。”(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3)

【 正 文 】

一、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

对此,我的回答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在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实现了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其主要的标志是:

第一,在对马克思主义根本道理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造反有理”到“发展是硬道理”的转换。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以来,主要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理论。有一条著名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这个口号非常鲜明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任务和信念,表明了革命和战争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无疑,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正确的。但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继续大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造反有理”,用这个道理怎么去指导我们的实践呢?我们又去造谁的反呢?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前,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遗憾的是,由于“左”的思想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开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思想,以至后来多次重申“造反有理”。这种时空错位的“造反”理论导致了什么实践后果,这一点我们从“”这场劫难中已经看到了。

那么,在我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又应当怎样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呢?邓小平根据时代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由于底子薄,起点低,加之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中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仍处在较低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比,即使同发展中国家比,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历史与现实使中国人民取得共识,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华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皆系于发展。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发展是硬道理。1986年,邓小平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就高度概括地指出:“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注:见《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5日。)1987年,他在会见日本友人的谈话中,用同样高度概括的语言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9页。)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他明确指出:“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

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还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同时又称这条路线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因此,可以说,发展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重要转变。

第二,在对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强调阶级斗争理论向强调生产力理论的转换。

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此没有明确回答。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阶级斗争是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任务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最核心的理论。当然,阶级斗争理论确实也是唯物史观极为重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也很重视阶级斗争理论。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革命,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由低级社会形 态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转变,所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理论在唯物史观中占有的这种重要地位,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忽视的。列宁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 ”(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则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 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注:《选集》第4卷,第1424页。)

列宁、之所以如此重视阶级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直接动力。但是,如果把列宁、的这些论述不适当的加以引申,并以此为由否定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就必然会导致背离历史唯物主义。但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倾向。更有甚者,“”中,竟然公然鼓吹:“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所有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根源”。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对唯物史观的科学把握,而且直接对我们的实践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因此,要以唯物史观正确地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必须对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阶级斗争理论和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作出科学的阐述。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311页。)这一精辟论述, 科学地阐明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坚持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4—255页。)他还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

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因此,他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第三,在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上,从倚重矛盾的斗争性到重视矛盾的同一性。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矛盾的基本属性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坚持唯物辩证法就必须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正确处理矛盾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抓住辩证思维的实质,就不可能对所处理的问题做出中肯的分析。

应当说,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这一解决矛盾的基本要求和方法,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应当加以坚持的。但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又因矛盾性质和矛盾环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对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侧重又是依具体情况而不能一概而论的。革命战争年代所处理的大量矛盾,主要是对抗性矛盾,带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性质,与矛盾的这种对抗性相适应,斗争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解决矛盾的方法和形式,往往是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一方消灭另一方、一方战胜另一方。因此,重视矛盾的斗争性,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甚至把共产党的哲学说成是斗争哲学,这也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和平发展时代,在我们取得政权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之后,仍然片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忽视矛盾的同一性,大讲斗争哲学,就不合时宜了。

邓小平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根据时代特征和矛盾性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形成了一整套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矛盾的新方法。他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大量对抗性矛盾的作用,创造能够使矛盾双方共同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邓小平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处理一系列涉及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大关系,在创造性地研究和处理这些重大关系的过程中,邓小平紧紧把握辩证思维的实质,总是 寻求一种使矛盾双方都能够在其中共同发展的解决方法。他不套用一方克服一方、一方消灭一方、一方战胜一方的解决矛盾方法,而是在强调矛盾的此一方时不忽略矛盾的彼一方,在看到矛盾双方互相排斥的性质时同时看到矛盾双方互相依存的性质,在看到此方对彼方的制约时同时看到彼方对此方的制约,真正做到了在矛盾对立面的统一中认识和解决矛盾每一方面的问题。

在解决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上,邓小平正确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为解决港澳台问题提出“一国两制”的新思路。他认为,解决香港、澳门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就是以斗争性为主解决问题,而且采取诉诸武力的办法,一方吃掉另一方,大陆吃掉港澳台。和平方式就是以同一性为主解决问题,不排除使用武力,但争取不使用武力。采取非和平方式武力解决问题,对各方面都不利。采取和平方式,不仅对大陆而且对港澳台都有好处,是宜于各方都能接受的统一的方针。根据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条件下,邓小平还把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方法,延伸到解决某些国际问题上,提出了一整套解决对外政策和国与国之间矛盾的新方法。他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事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邓小平还提出,发展中国家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要坚持“和为贵”,中国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要“有斗有和,斗而不破”。这些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主张,在处理我国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缓和了很多矛盾,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二、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大的成果、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经过50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大的成果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最重要的进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划时代的变化,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中的界碑,极具历史的合理性。而且这种阶段划分,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到新阶段,具有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

当然,首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重大进展,是由最先发动并作了最初探索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们党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经从战争年代开始进入和平时期。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从以革命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转变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进行相应的主题转换,既由革命为主题转变为以建设或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蓬勃生机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有效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世界观方法论指导的需要。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10页。)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1959年末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注:《读社会主义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85页。)为了

适应社会主义时代和建设实践的需要,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著作,都是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建设即以发展为主题,而做出的尝试。当然,如前所述,由于错误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提出“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能够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由革命到发展的转换。

1978年,邓小平在三落三起重新复出之后,在面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繁重任务的情况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通过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转换问题。他提出,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他说:“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1页。)

他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集中全党和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做出了一系列全新运用和阐述,不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邓小平哲学思想是我们党和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最新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新结晶。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唯物论基础和认识论方面,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他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并提,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把“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新的内容。他提出,党的思想路线要为制定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服务,思想路线要靠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来保证。取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规律性认识,要靠实事求是,要靠实践,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解决党内外和党与党之间的分歧,不搞争论,要拿事实来说话。他坚持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进一步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在唯物辩证法方面,邓小平提出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提出脱离实际就是搞唯心主义,就是搞形而上学,就是违背辩证法。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重新判定,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有效促进其社会矛盾的解决。他坚持和发展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思想方法,创造性地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坚持和发展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概括现代化的一般,然后将现代化的一般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他坚持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统一,注重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和创造和平发展时代和和平建设时期解决矛盾的新方法。他坚持和发展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原理,提出了以非平衡协调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思路。他坚持和发展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提出能否抓住机遇不仅影响到我国发展的快慢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他提出要用宏观战略眼

光分析问题,开创了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典范。他运用系统综合方法,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在唯物史观方面,邓小平将生产力理论置于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认为生产力的革命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革命,提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依据时代和科学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他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抽象议论,尖锐指出在旧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他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为社会主义全面系统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他提出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首先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他破除了斯大林把上层建筑和生产力割裂开来的做法,强调了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直接相互作用,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将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做出区分,指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他将精神文明范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科学阐明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总之,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产生,适应了时代和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精华的最集中的反映。惟其如此,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保持了蓬勃 发展的生机,才能为当代中国的实践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做出结论,邓小平哲学思想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重大成果;以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重的进展。

三、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

我认为,以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为中心,以中外传统和现代哲学为借鉴,建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新形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完备科学世界观,这就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

首先,这是当前我国社会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阶段。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转型,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呼唤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虽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实现了由以革命为主题向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虽然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正确的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哲学理论。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真正起步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对于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发展机遇、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代价、发展与对外开放、发展与制度选择、发展与技术创新、发展与政治稳定、发展与社会公正、发展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等重大问题,由于受实践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的制约,有的我们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认识,有的虽有突破性的认识但在实践上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表明我们还没有把这些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基本理论整合成一套具有完备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特别是,今后50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的时期。我们能否

在30年到50年的时间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代化,仍然是对我们的一项极为严峻的考验,迎接这种考验需要极高的哲学智慧。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以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在广泛吸收中外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尽快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

其次,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迫切需要。

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不仅来自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迫切的需要,而且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需要,因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具有了完备的革命哲学,但恰恰还没有形成完备的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批判资本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为主题。这是时代和实践决定的。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需要,为新哲学的产生确定了基调。他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他认为, 在对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批判中,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他们是以革命为主题来阐述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为革命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完备的形态和内容。正如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指出:马克思学说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资产阶级压迫所做的辩护相妥协

的完整的世界观。”(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4)

第一,在对马克思主义根本道理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造反有理”到“发展是硬道理”的转换论文。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以来,主要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理论。有一条著名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这个口号非常鲜明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任务和信念,表明了革命和战争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无疑,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正确的。但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继续大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造反有理”,用这个道理怎么去指导我们的实践呢?我们又去造谁的反呢?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前,已经认识到这个,所以,他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遗憾的是,由于“左”的思想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开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思想,以至后来多次重申“造反有理”。这种时空错位的“造反”理论导致了什么实践后果,这一点我们从“”这场劫难中已经看到了。

那么,在我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又应当怎样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呢?邓小平根据时代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由于底子薄,起点低,加之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中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仍处在较低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比,即使同发展中国家比,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与现实使中国人民取得共识,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主义的兴衰成败皆系于发展。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发展是硬道理。1986年,邓小平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就高度概括地指出:“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注:见《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5日。)1987年,他在会见日本友人的谈话中,用同样高度概括的语言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9页。)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他明确指出:“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

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还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同时又称这条路线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因此,可以说,发展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重要转变。

第二,在对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强调阶级斗争理论向强调生产力理论的转换。

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此没有明确回答。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阶级斗争是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任务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最核心的理论。当然,阶级斗争理论确实也是唯物史观极为重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也很重视阶级斗争理论。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革命,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由低级社会形态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转变,所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理论在唯物史观中占有的这种重要地位,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忽视的。列宁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则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注:《选集》第4卷,第1424页。)

列宁、之所以如此重视阶级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直接动力。但是,如果把列宁、的这些论述不适当的加以引申,并以此为由否定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就必然会导致背离历史唯物主义。但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倾向。更有甚者,“”中,竟然公然鼓吹:“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所有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根源”。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对唯物史观的把握,而且直接对我们的实践产生着重大的。因此,要以唯物史观正确地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必须对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阶级斗争理论和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作出科学的阐述。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1页。)这一精辟论述,科学地阐明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坚持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我们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4—255页。)他还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的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因此,他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第三,在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上,从倚重矛盾的斗争性到重视矛盾的同一性。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矛盾的基本属性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坚持唯物辩证法就必须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正确处理矛盾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抓住辩证思维的实质,就不可能对所处理的问题做出中肯的。

应当说,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这一解决矛盾的基本要求和,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应当加以坚持的。但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又因矛盾性质和矛盾环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对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侧重又是依具体情况而不能一概而论的。革命战争年代所处理的大量矛盾,主要是对抗性矛盾,带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性质,与矛盾的这种对抗性相适应,斗争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解决矛盾的方法和形式,往往是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一方消灭另一方、一方战胜另一方。因此,重视矛盾的斗争性,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甚至把共产党的哲学说成是斗争哲学,这也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和平发展时代,在我们取得政权建设成为中心任务之后,仍然片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忽视矛盾的同一性,大讲斗争哲学,就不合时宜了。

邓小平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根据时代特征和矛盾性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形成了一整套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矛盾的新方法。他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大量对抗性矛盾的作用,创造能够使矛盾双方共同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和处理一系列涉及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大关系,在创造性地研究和处理这些重大关系的过程中,邓小平紧紧把握辩证思维的实质,总是寻求一种使矛盾双方都能够在其中共同发展的解决方法。他不套用一方克服一方、一方消灭一方、一方战胜一方的解决矛盾方法,而是在强调矛盾的此一方时不忽略矛盾的彼一方,在看到矛盾双方互相排斥的性质时同时看到矛盾双方互相依存的性质,在看到此方对彼方的制约时同时看到彼方对此方的制约,真正做到了在矛盾对立面的统一中认识和解决矛盾每一方面的问题。

在解决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上,邓小平正确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为解决港澳台问题提出“一国两制”的新思路。他认为,解决香港、澳门和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就是以斗争性为主解决问题,而且采取诉诸武力的办法,一方吃掉另一方,大陆吃掉港澳台。和平方式就是以同一性为主解决问题,不排除使用武力,但争取不使用武力。采取非和平方式武力解决问题,对各方面都不利。采取和平方式,不仅对大陆而且对港澳台都有好处,是宜于各方都能接受的统一的方针。根据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条件下,邓小平还把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方法,延伸到解决某些国际问题上,提出了一整套解决对外政策和国与国之间矛盾的新方法。他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事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邓小平还提出,发展中国家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要坚持“和为贵”,中国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要“有斗有和,斗而不破”。这些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主张,在处理我国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缓和了很多矛盾,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二、50年来马克思主义最重大的成果、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经过50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大的成果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最重要的进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划的变化,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中的界碑,极具的合理性。而且这种阶段划分,与邓小平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到新阶段,具有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

当然,首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重大进展,是由最先发动并作了最初探索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们党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经从战争年代开始进入和平时期。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义改造,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从以革命为中心转变为以建设为中心,从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转变的实现社会主义化。

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进行相应的主题转换,既由革命为主题转变为以建设或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蓬勃生机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有效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世界观论指导的需要。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最早意识到这个。1959年末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注:《读社会主义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85页。)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时代和建设实践的需要,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著作,都是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建设即以发展为主题,而做出的尝试。当然,如前所述,由于错误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无产阶级”,提出“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能够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由革命到发展的转换。

1978年,邓小平在三落三起重新复出之后,在面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繁重任务的情况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通过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转换问题。他提出,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他说:“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1页。)

他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集中全党和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做出了一系列全新运用和阐述,不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邓小平哲学思想是我们党和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最新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新结晶。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唯物论基础和认识论方面,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他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并提,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把“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新的。他提出,党的思想路线要为制定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服务,思想路线要靠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来保证。取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规律性认识,要靠实事求是,要靠实践,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解决党内外和党与党之间的分歧,不搞争论,要拿事实来说话。他坚持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进一步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在唯物辩证法方面,邓小平提出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提出脱离实际就是搞唯心主义,就是搞形而上学,就是违背辩证法。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重新判定,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有效促进其社会矛盾的解决。他坚持和发展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思想方法,创造性地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坚持和发展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概括现代化的一般,然后将现代化的一般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他坚持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统一,注重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和创造和平发展时代和和平建设时期解决矛盾的新方法。他坚持和发展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原理,提出了以非平衡协调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思路。他坚持和发展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提出能否抓住机遇不仅到我国发展的快慢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他提出要用宏观战略眼

光问题,开创了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典范。他运用系统综合方法,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在唯物史观方面,邓小平将生产力理论置于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认为生产力的革命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革命,提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依据时代和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他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抽象议论,尖锐指出在旧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他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为社会主义全面系统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他提出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首先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他破除了斯大林把上层建筑和生产力割裂开来的做法,强调了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直接相互作用,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将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做出区分,指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他将精神文明范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科学阐明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总之,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产生,适应了时代和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精华的最集中的反映。惟其如此,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保持了蓬勃发展的生机,才能为当代中国的实践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做出结论,邓小平哲学思想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重大成果;以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重的进展。

三、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

我认为,以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为中心,以中外传统和现代哲学为借鉴,建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新形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完备科学世界观,这就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

首先,这是当前我国社会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阶段。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转型,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呼唤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虽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实现了由以革命为主题向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虽然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正确的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哲学理论。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真正起步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对于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发展机遇、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代价、发展与对外开放、发展与制度选择、发展与技术创新、发展与政治稳定、发展与社会公正、发展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等重大问题,由于受实践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的制约,有的我们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认识,有的虽有突破性的认识但在实践上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表明我们还没有把这些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基本理论整合成一套具有完备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特别是,今后50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的时期。我们能否

在30年到50年的时间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代化,仍然是对我们的一项极为严峻的考验,迎接这种考验需要极高的哲学智慧。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以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在广泛吸收中外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尽快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

其次,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迫切需要。

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不仅来自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迫切的需要,而且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需要,因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具有了完备的革命哲学,但恰恰还没有形成完备的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批判资本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为主题。这是时代和实践决定的。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需要,为新哲学的产生确定了基调。他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他认为,在对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批判中,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他们是以革命为主题来阐述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为革命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完备的形态和内容。正如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指出:马克思学说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资产阶级压迫所做的辩护相妥协

的完整的世界观。”(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5)

当前,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过去我们取得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现在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则要靠儒家学说来指导。斗争哲学指导革命,和谐哲学指导建设。

与此同时,学术界还有另外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是完全否定传统矛盾理论。有的学者对“矛盾辩证法”提出质疑,并认为,“我们今天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清除矛盾辩证法及其影响”。

另外一种意见是完全维护传统矛盾理论。马中柱先生写道:“‘矛盾哲学’同‘斗争哲学’没有直接联系。”“和谐社会不能建立在无矛盾的基础上”。我们要“去正视矛盾、分析矛盾、找到化解矛盾的正确途径,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闫方洁同志发表文章,题为《从矛盾学说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她在文章中对传统矛盾理论有所创新:例如,把矛盾的两种根本属性从同一性和斗争性变成对立性和同一性;又如,对于矛盾双方的关系补充了竞争型、合作型、既斗争又合作或既竞争又合作型;再如,对于矛盾的解决还补充了协调、统筹、化解等方法。尽管如此,但她始终不敢讲对于传统矛盾理论应该有所创新。

在我看来,传统矛盾理论是有缺陷的,必须进行理论创新。如果仅仅以传统矛盾理论为指导,那是很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传统矛盾理论认为:矛盾是由“矛”和“盾”组成的,具有两个对立面以及两重性,即同一性(统一性)与斗争性,而斗争性是绝对的,统一性是相对的。这种矛盾理论要求人们注意区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着的双方经过斗争会发生相互转化,其结局是一方克服(吃掉、战胜)另一方。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还说过“差异就是矛盾”、“矛盾”就是“对立统一”的话。他反复强调指出:“无产阶级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他把对立统一规律通俗化为“一分为二”,并坚决反对“合二而一”,其原话是这样的:“双十条第一个十条的前一段是我写的,这些话触及了一些人的痛处。所以搞了一个‘合二而一’来反对我。”又说到:“怎么综合,……不是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不是两方面的和平共处”,而是“大鱼吃小鱼,一个吃掉一个,两个对立物统一,有一个主导方面,一个吃掉一个就综合了”。

现在,马中柱先生认为:传统矛盾理论(“矛盾辩证法”)包含着“合二为一”,是“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统一”;“‘矛盾哲学’同‘斗争哲学’没有直接联系”。闫方洁同志认为:传统矛盾理论(“矛盾学说”)包含着竞争、合作、统筹、协调、配合、和谐等内容。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的态度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当然其出发点是很好的,其动机是好的,而我是不赞成的。

必须着重说明,真正的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斗争与和谐相统一的哲学。马克思的矛盾理论是这样的:“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他又写道:“理性一旦把自己作为正题安置下来,这个正题、这个思想就会自相对置,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马克思在这里既讲了斗争,又讲了融合、均衡、中和。可见,真正的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相统一的哲学。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矛盾理论在理解上为什么会产生偏差呢?原因有三:

一、长期以来,我们处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的是阶级斗争、革命战争,民主革命胜利后,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在国际上还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种形势必然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矛盾理论的正确理解。

二、列宁和斯大林的矛盾理论给予了直接的影响。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一方面写到“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另一方面强调“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并着重说明:“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概括为四个“基本特征”,在第四个基本特征中写道:“辩证方法认为,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象和谐的发展,而是通过对象、现象本身固有矛盾的揭露,通过在这些矛盾基础上活动的对立趋势的‘斗争’进行的。”列宁、斯大林的矛盾理论强调的都是斗争,对于和谐,列宁采取了回避态度,斯大林则采取了否定态度。

三、深受韩非子矛盾理论的影响。韩非子是我国第一个提出“矛盾之说”的人,功劳很大。他的“矛盾之说”的实质和灵魂是“不可两立”,主张两分法,要求二取一,强调对立,突出斗争,并使其绝对化。于是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要么矛折,要么盾穿,不会再有其他的情况,其结局是一方克服(战胜、J吃掉)另一方。

我们要恢复马克思的矛盾理论的本来面貌,并在传统矛盾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矛盾理论的创新。学术界有许多同志进行了这方面的创新,请参见我撰写的文章《对传统矛盾观理论创新的综述》。我本人主张确立立体矛盾理论。

关于矛盾的构成。它既有两方构成的矛盾,也有三方构成的矛盾,还有多方构成的矛盾,它们分别为对立统一、鼎立统一、多立统一,也可以分别理解为矛盾“一分为二”、矛盾“一分为三”,矛盾“一分为多”。在矛盾“一分为三”中,其结构是“对立面一中介——对立面”或“同一——差异——对立”。

关于矛盾的运动过程。它包括产生、展开、解决

三个阶段。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把矛盾的运动过程划分为这样三个阶段:“潜伏着的矛盾”阶段、“明显的矛盾”阶段、“发展的矛盾”阶段。郭和平同志的说法是“矛盾在极性关系”时,在“运演关系即矛盾的过程性关系”时,在“矛盾的结局关系”时,分别具有不同的特性。

关于矛盾的结局。实际上,结局有多种形式,康祥生同志说的是五种基本形式;杨远富同志说的是七种基本形式;郭和平同志说的是四种形式;我的意见主要是三种基本形式:一是一方克服(吃掉、战胜)另一方,二是双方相互转化,包括地位的转化、性质的转化、层次的转化、顺向式转化、逆向式转化,三是互相综合,互相结合、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共荣同华。

关于矛盾的属性。实际上,矛盾在构成时具有同一性(这里包括共同性、一致性、相互依存性、相互依赖性、相互联结性),差异性,对立性(这里包括互相反对性、鼎立性、多立性);矛盾在演变时具有斗争性(这里包括相互排斥性、相互竞争性),渗透性(这里包括相互贯通、相互吸收),合作性(这里包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矛盾在结局时具有克服性(这里包括吃掉、消灭、战胜,同归于尽),转化性,中和性(这里包括互相综合、互相和合、互相融合、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共荣同华等)。

关于矛盾的分类。实际上应该将矛盾分为三类:客观世界中的矛盾、主观世界中的矛盾、主客观之间的矛盾;法人之间的矛盾、自然人之间的矛盾、法人与自然人之间的矛盾;敌人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敌我之间矛盾;普遍性矛盾、特殊性矛盾、个别性矛盾;质性矛盾、量性矛盾、关系性矛盾;利益性矛盾、是非性矛盾、新旧性矛盾。

为什么说只有以立体矛盾理论作指导,才能很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呢?首先,立体矛盾理论讲的是三级之道,奠定了“一分为三”(“合三为一”)、“三分法”、立体思维(三维综合观)的哲学基础,揭示了鼎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这就可以促使社会稳定,和谐发展。1985年3月10日至16日,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了一次国际哲学会,主题是“和谐与斗争”。美国耶鲁大学史密斯教授宣读了题为《调停、冲突与创造的歧异性》。他认为,冲突通常是二元对立的局面,若能将其转化成为三边关系,就有调停解决问题的可能。三极之道(鼎立统一)其三极之间的关系有这样三种基本情况:一是互相为用,或各自发挥作用,共同形成合力;二是互相滋生,或互相促进;三是互相制胜,或互相制约。三者统一是最为稳定的。

第二,立体矛盾理论承认“中介”存在,并认为“通过中介连接对立双方”,因此一般来说矛盾的结构是对立面——中介——对立面。由于“中介”的作用,所以两个对立面才能更好地实现相互转化、相互中和、相互融合、相互综合、相互和谐。过去,我们的社会氛围是谈“三”色变、见“中”就批,因此不承认“中介”的存在。后来承认有“中介”,但又把它理解为“对立面互为中介”。这是由于错误的译文作的怪。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对自然观的这种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不再够了。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最后这句话翻译错了,正确的译文是“通过中介连接对立”。我相信傅杰青同志的译文是正确的,因为从恩格斯的整个论述来看,在前面,既讲了中间阶段,又讲了中间环节,还讲了亦此亦彼物,那在后面得出“中介连接对立双方”的结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第三,立体矛盾理论主张把统一性与同一性区别开来,并认为同一性指的就是共同性、一致性。正因为矛盾着的双方(三方、多方)有着共同性、一致性,所以才能综合、融合、和合、和谐。过去我们不承认矛盾着的双方有着共同性、一致性。典型的说法就是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只有阶级性,没有共同的人性。马克思却不是这样看的,他写道:“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可见,人们在阶级社会中不仅有不同的阶级性,而且有共同的人性。既然如此,我们在哲学上矛盾论上就要把同一性从统一性中分离出来,承认矛盾着的双方(三方、多方)有着共同性、一致性。

第四,立体矛盾理论认为差异还不是矛盾,也不能与对立等同,但它只是矛盾的组成部分,有可能发展成为对立,但本身还不是对立。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德波林学派否认“差异就是矛盾”被批判为“反马克思主义的”“见解”。这是不对的。因为马克思说过:“这种二重的、不同的存在必然发展为差别,差别必然发展为对立和……矛盾。”在马克思看来,差别必然发展为对立(矛盾),但差别本身还不是对立(矛盾)。我国哲学界老前辈、山东大学首任校长华冈先生曾经写道:“差别和矛盾是不同的范畴,有它各自不同的含义,所以不能说差别就是矛盾,因为差别固然可能包含着矛盾或在一定的条件下引导到矛盾,亦即转化为矛盾,但并不是任何一个差别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只有差别尖锐化,达到本质差别,达到对立面,才能转化为矛盾;至于那些没有尖锐化,即没有达到对立面的差别,依然是非本质的差别,就不是矛盾。”这种见解本来是正确的,但与《矛盾论》中的说法相悖,还与德波林学派的见解相合,为此华先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实际上,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写到:“同一——差别——矛盾”。正因为这样,所以赵克勤同志就提出“同异反分析法”。同,同一、相同、共同也;反,对立、反对、矛盾也;异,既不相同又不相反也。同一、差异、对立形成的是立体矛盾呀!它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2)01-0025-05

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矛盾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矛盾思想的理论渊源与时代背景

1.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矛盾思想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矛盾思想受黑格尔的矛盾学说影响较大。在黑格尔生活的时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占统治地位,但它并不能科学地揭示自然界各领域之间的有机联系。恩格斯对此说道:“无论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1](P28]。在当时的学界,要突破“形而上学”思维范式的藩篱,必须在思维范式上构建新的分析方法,黑格尔对“社会没有矛盾”和“矛盾是不可想象的、无法思维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提出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而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2](P66];矛盾双方具有同一性和互斥性,任何事物都必须经历“统一、差异、对立、矛盾”四个过程。通过对“矛盾”概念的考察和对“矛盾”范畴的推演,黑格尔提出了“辩证矛盾”的概念,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矛盾理论体系,但并未对矛盾的斗争性展开过多论述,他的学说唯心主义色彩较为浓厚。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辩证矛盾学说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展开了深入研究,形成了科学的社会矛盾理论。

此外,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等人的阶级斗争理论,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阶级分析理论,都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矛盾思想有重大影响。在法国革命之前,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以及僧侣阶层之间的矛盾早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斗争异常激烈和残酷,梯叶里、基佐、米涅等人看到了阶级斗争在法国革命中的作用,在正确分析法国革命爆发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阶级斗争理论。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按照收入来源和收入高低来划分英国的社会阶级,把整个社会划分为依靠利润为生的资本家阶级、依靠工资为生的无产阶级和依靠地租为生的土地占有者三大阶级,提出了三大阶级在根本利益上是相互对立的观点,形成了阶级分析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阶级分析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巨变,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矛盾进行了系统分析,形成了科学的社会矛盾思想。

2.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矛盾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引发的社会巨变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矛盾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随着蒸汽机、机床、纺纱机等新兴生产工具的推广和应用,新兴产业部门开始出现,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社会经济结构深刻变革,“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3](P277]

工业革命在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经济领域,工业革命使得生产不断集中、规模不断扩大、城市逐步兴起,手工作坊和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倒闭,机器大生产开始出现,劳资矛盾不断涌现,贫富差距严重。在社会领域,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利益分化使社会矛盾日趋激烈,阶级之间的对立逐步严重,斗争范围日益扩大,资本成为决定一切的关键因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由雇佣劳动所产生的人身依附关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主流。在政治领域,工业革命为无产阶级超越企业和行业的藩篱,走向大规模、联合的斗争提供了前提,使欧洲工人运动向自觉、联合、有序的状态发展,一系列组织良好、规模宏大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声势浩荡,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大工人运动”。1831年,里昂纺织工人为改善困苦生活举行大规模起义。1838年至1848年,英国工人阶级为争取普选权开展了长达十年的运动。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举行大规模起义。工人运动虽给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但最终都因遭到残酷镇压而失败。这一系列的社会现实为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矛盾理论的诞生提供了现实依据。

(二)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矛盾思想的内容

1.社会基本矛盾

在充分研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不同社会形态下社会矛盾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都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矛盾,它自始至终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并规定社会的性质和基本结构,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且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称其为社会基本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未直接提出社会基本矛盾概念,这一概念是明确提出的,但其核心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基本矛盾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社会基本矛盾做了经典表述。马克思指出,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变化决定生产关系性质的变化,“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P142];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4](P32-33]

2.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阶级的本质在于一部分人利用手中占有的生产资料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剩余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3](P257]。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产生的原因在于阶级之间在根本利益上的对立和矛盾,只要阶级矛盾长期存在,阶级斗争就不会停息,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阶级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民族矛盾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3](P68]。

3.资本主义社会三大具体社会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把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具体社会矛盾。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人类社会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消灭阶级和城乡之间的对立,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工农之间的矛盾、城乡之间的矛盾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三大社会矛盾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不合理的分工造成的,要消灭三大社会矛盾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私有制、消除不合理的分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5](P644]。马克思还指出,在消除阶级矛盾基础上,必须合理规划工农格局、强化城市与农村的联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这样才能真正消灭城乡差别、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从而消除三大具体矛盾。

二、列宁的社会矛盾思想

“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复杂的国内局势,列宁审时度势,妥善处理了俄国国内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形成了丰富的社会矛盾思想,为建设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俄国社会矛盾特殊性与必然性

在国际共运史上,列宁是最早明确肯定社会主义必然存在矛盾的领导人。1920年5月,他在阅读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时,针对布哈林“资本主义是对抗的、矛盾的制度”的观点做出了一个批注:“极不确切。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6](P281-282]列宁认为,必须把对抗和矛盾区别开来,对抗是阶级之间根本利益的冲突,存在于“社会分裂为两个基本阶级”的社会中,矛盾则会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即使阶级消灭了矛盾依然存在。列宁指出,随着剥削和私有制的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抗将会消失,但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列宁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各阶级之间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而阶级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通过制度、机制化解的矛盾。列宁的这一论断,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与以往社会形态本质上的区别,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非对抗性特征”奠定了理论基础。

列宁认为,与英、法等国相比,俄国政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仍是一个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非常缓慢。二十世纪初,俄国局势错综复杂,国内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与落后农奴制之间存在着重重矛盾,致使资本主义发展举步维艰;国际方面俄国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划分势力范围、掠夺殖民地、商品市场争夺等利益问题上冲突不断。1900年,欧洲经济危机爆发,俄国国内企业停产、工人失业率不断攀升、工资水平下降,导致工人运动不断,政治集会、游行示威高潮迭起,社会矛盾激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列宁的领导下抓住这一历史机遇,领导工人阶级开展了一系列的反抗斗争,并最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面临着一系列特殊的社会问题,政治上农民与地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被压迫民族与大国沙文主义者之间普遍存在严重对抗,思想文化上封建愚昧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相互交织、影响深远且民众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国际关系上俄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冲突的焦点并处于一战泥潭,这些困难都是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必须首先解决和克服的特殊问题。

(二)俄国社会基本矛盾和具体矛盾

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矛盾思想基础上,列宁对俄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具体矛盾做了具体分析。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俄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长期存在并制约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分析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列宁对俄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具体矛盾进行了分析。列宁指出,过渡时期俄国经济的主要特点在于“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斗争”,“在这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7](P522],因而经济领域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是在一个大国的全国范围内按共产主义原则联合劳动的最初步骤,另一方面是小商品生产,是保留下来的以及在小商品生产基础上复活着的资本主义”[8](P60-61]。列宁指出在政治领域,无产阶级在沙皇后,已经掌握了全国政权;资产阶级虽被,但在管理国家事务中仍具有一定优势;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作为劳动者有倾向社会主义的一面,作为私有者又有倾向于资本主义的一面,因而政治领域的矛盾主要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对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权的争夺问题,这是事关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问题。列宁指出,在思想文化领域,俄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矛盾主要是社会主义先进思想文化与封建腐朽文化、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面对阶级敌人在思想文化上制造的混乱局面,苏维埃部分干部曾认为党在思想意识领域可以“退却”,列宁提出我们“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来抵制”[9](P77],必须毫无条件地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列宁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放在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把文化建设看作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之一。列宁说:“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8](P774]

(三)“人民内部不一致”重要思想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激烈斗争的社会,兼具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社会形态的特点,因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必然存在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列宁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党内出现的“人民内部是一致的”、“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杀各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10](P636]

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人民内部还存在许多不一致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工人内部的不一致。工人阶级虽富有团结精神,但还保留着小私有者的习气和利己主义心理,“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同样还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新人,没有清除掉旧世界污泥,他还站在这种没膝的污泥里面”[11](P438]。二是农民内部和工农之间的不一致。由于革命地位和建设分工不同,工人和农民在政治权利、经济利益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列宁就此提出,要给农民一定的流通自由、给小生产者一定经营自由、不断满足农民的需求,同时要加强工农之间的合作,克服,最终达到工农一致。三是无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不一致。由于长期受资本主义世界观的影响,知识分子、技术精英和管理专家不可避免地会与无产阶级在管理方式、管理理念、管理手段以及利益要求等方面发生冲突和对立。列宁提出,要发挥暴力的震慑作用、道德的潜移默化作用和纪律的严格约束作用,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四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各民族之间的不一致。由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民族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矛盾。虽然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为消灭民族剥削、消除民族压迫提供了经济前提,但各民族之间要实现真正的平等和民主还需要很长时间。列宁主张在制定政策时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民族的利益需求,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民族间的矛盾。五是党和群众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也存在着不一致。随着共产党地位的变化,列宁敏锐察觉到在党和政府内部存在着的现象。他警告说:“我们所有经济机构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共产党员成了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12](P300]列宁提出,要把反对作为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常抓不懈,通过制度建设对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

列宁“人民内部不一致”的重要思想,是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初步探索社会矛盾的成功典范,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列宁对俄国社会矛盾的深入研究,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探索进入了实际起步阶段。

三、斯大林的社会矛盾思想

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人民内部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观点。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不断取得,斯大林在对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发展动力等问题的认识上,开始出现错误,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一)“两类社会矛盾”的观点

在继承列宁社会矛盾思想的基础上,斯大林提出了过渡时期国家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的论断。1925年,斯大林在俄共十四大的闭幕总结报告中提出:“我国有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13](P336]第一种矛盾是在共同利益一致前提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完全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努力来克服;第二种矛盾需要几个国家无产者的努力才能解决。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斯大林对“两类社会矛盾”的认识更为深入,1930年,在《给契•同志的信》中,斯大林将“两类社会矛盾”细化为“结合内部的矛盾”和“结合外部的矛盾”两个方面,“结合内部的矛盾”指“无产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结合外部的矛盾”是指“无产阶级和国内资本主义分子之间的矛盾”。斯大林提出,“无产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是在共同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随着工业化的增长,即随着无产阶级在国内的力量和影响的增长,这种矛盾将日益缓和并顺利解决”[14](P20],而“无产阶级和国内资本主义分子之间的矛盾”属于敌对性质的矛盾,“在我们还没有消灭富农阶级以前,这种矛盾是会日益增长并尖锐化的”[14](P20],必须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世界革命来解决。

(二)“完全合适论”和“统一动力论”

在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依然坚持马克思列宁的基本观点,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是在不断克服困难、消除矛盾的过程中前进。斯大林提出:“我们还有阶级,我们国内还有矛盾,我们有过去的东西,我们也有现在的东西和将来的东西,这种种东西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我们不能在生活的波浪上一帆风顺地前进。我们是在斗争中、在各种矛盾的发展中、在克服这些矛盾中、在发现和消除这些矛盾中前进的”[15](P283],“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衰亡着的东西和生长着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发展的基础”[15](P284]。

1936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已经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也取得了绝对支配地位,客观上已经具备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理论问题的物质条件。但遗憾的是,斯大林并没有在坚持正确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矛盾理论体系,反而在对社会矛盾问题的探索上出现了严重错误,这首先表现在对社会基本矛盾问题判断上的失误。1938年8月,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苏联社会生产力的性质与生产关系是“完全适应”的,苏联没有经济危机和生产力破坏的情形,苏联社会“两类矛盾”中的“内部”矛盾已经消失、“外部”矛盾仍然存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16](P445]。斯大林的错误,还表现在对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认识上,以“统一动力论”的观点否定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动力的正确思想。1938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出,推动苏联社会向前发展的是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友爱合作”和“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斯大林在执政后期固守“完全合适论”和“统一动力论”,无法理解苏联国内大量存在的社会矛盾,把社会矛盾看做是阶级斗争、外部资本主义包围、资本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人破坏的结果,看做是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斗争的结果。可以说,苏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肃反扩大化,就是斯大林错误理论的必然结果。

直到1952年,斯大林才对他的错误认识进行纠正,重新肯定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矛盾。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16](P590],但只要领导机关的决策正确,这些矛盾是不会发展到冲突的地步的。斯大林提出,不能从绝对意义上去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完全适合”,“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16](P577]。斯大林在社会矛盾问题上的错误为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矛盾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对斯大林认识的局限性做了深刻评析:“他还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17](P356]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黑格尔.逻辑学(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列宁全集(第6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7]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0]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2]列宁全集(第5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3]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4]斯大林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0-0051-02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内容概述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方法: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就是要求我们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1.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不断强调要实事求是,但是回首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不难发现,我们常常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比如说我们的环境制约,以及我们经济的发展状况等。而主观因素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思想僵化,过分保守,照搬书本,意识不到已经背离了实事求是的这个思想。而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彻底地解放思想,只有解放了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邓小平曾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与实际相符合,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1]

首先,解放思想就是要我们必须立足于实际,在把握问题的共性的同时,发现并抓住问题的个性,绝不能从本本出发。一切客观事物都具有多样性,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在实践活动中,只有充分认识到客观事物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联系,把握好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联系,才能真正做到思想与实际相符合,主观与客观相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抽象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揭示的是事物的普遍规律,只有共性没有个性,因而它不能代替客观事物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因此,我们绝不能从这些抽象的原理出发,更不能从本本出发来推导出对事物的完整认识,这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只会导致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脱离。同时我们也要不断地更新我们的传统观念,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传统的观念只是对事物过去的一种认识,仍将它拿来作为对现在已经变化了的事物的认识,显然也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所以,我们解放思想就一定要立足于实践中的客观事物,一切从实际出发。

其次,解放思想必须要以实践为基础,积极参与到实践活动中去,认真做好实际的调查研究,才能更好地把握客观事物,是主观思想与客观事物相符合的关键。

再次,解放思想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主观的认识必然会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变化,同时主观的认识又会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因此也难免会出现错误的认识,但是随着时间的不断发展以及认识的不断深入,这些错误的认识必然会被纠正过来,因此认识过程中的曲折性是不可避免的,认识的过程也是循环往复,没有止境的。我们只有不断地解放思想,立足于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做到认识与实践的相统一。

2.理论联系实际

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从“本本”出发是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要求。但是,不从抽象的理论出发,并不代表就能脱离理论而只讲实际,如果不将实际与理论结合,而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孤立地片面地强调实际,过分强调事物的个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也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也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这是割裂了客观事物的个性与共性,因此,我们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要更好地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客观事物都是个性与共性,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只有同时反映出来才是真正的与客观事物相符合。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用正确的理论去指导实践能使我们少走弯路,少走冤枉路,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第一,指导认识和实践的理论要符合当下的具体实际,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适合当下的具体实际,这就需要我们找出正确揭示了这个具体实际的一般规律来指导我们的实践。第二,理论的真理性也是有阶段性的,随着科学技术以及经济的飞速发展,我们的实践可能会突破原有的某些具体理论的结论,因此我们需要运用当下实际中具有真理性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才是有效的。第三,理论联系实际,要重视实际,尊重实际,在实践上下工夫,认真研究突破创新,找出更适合指导新实践的新理论,从而更好地来指导我们以后的实践。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方法论简述

1.矛盾分析法

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不论是事物内部自身,还是事物与事物之间都存在着矛盾,通过这些内外矛盾的共同作用,从而推动了事物的前进与发展,正是事物的这些矛盾发展的过程,从而将事物的本质及其存在的规律显现了出来。我们通过对客观事物存在的矛盾的客观认识和正确把握,从而掌握客观事物之间存在的规律,在联系和区别中把握事物的本质。运用矛盾分析法需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全面认识事物的矛盾,同时重点把握其主要矛盾,用发展的连续的逻辑来扬弃简单的两极对立的逻辑。首先需要找到客体存在的基本矛盾,并在此基础之上,客观、全面地把握事物的其他矛盾,然后分析找出当下实际存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存在的主要方面,抓住这些主要方面,同时兼顾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其他次要方面,从而找出其存在的规律本质。第二,运用矛盾分析法的根本目的是要让事物朝着好的有利的方向转化。在分析事物矛盾的时候,我们要分析好矛盾的性质,注意矛盾双方的转化条件,并充分利用这种变化,抓住它的特殊性,从而使事物朝着好的有利的方向发展。

2.实践历史主义

首先,马克思说过:“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作为本原的社会存在与实践是同一的,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社会意识是第二性,派生出来的社会意识与认识又具有同一性,将实践作为依据,而阶段性的认识则为我们提供了参考和向导,即依据社会存在的实际状况,适当地以社会意识作为向导,来揭示社会各个方面的本质、发展规律及其变革,用社会存在来说明社会,让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3]所以改造社会就必须先要改变社会存在,同时也要注意社会思想问题,及时清除掉落后腐朽的思想,将改变社会存在与改造社会意识结合起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建设。

其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曾一再强调:“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4]列宁也曾强调:“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5]因此,我们要重视实践,尊重实践,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用实践来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使认识服务于实践。

3.阶级分析

阶级分析法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观点分析阶级社会中各种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有以下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3)这个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6]

4.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其最主要的思想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评价其他一切事物好坏优劣的最高标准。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价值意义

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的方法。”[7]近年来,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往往忽视了恩格斯的这句话,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教义来宣讲,最终落入了空泛的、毫无实际意义的诡辩之中,而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真正价值意义。

(一)全面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

不少学者在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一些文章中,总是片面的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一个具体的方法来立论,虽在运用某一具体方法时考虑得全面细致,但仍不免会给人感觉思考面狭窄单一,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具体应用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相互联系,互相贯穿的,其中认识与实践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结合,这就要我们不能孤立地将这些方法割裂开来看,或者单独只应用其中的某一个方法,应对研究对象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系统阐发,读后能让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总体把握。

(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应用于实践

1.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应用于实践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应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互相转化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揭示了世界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而当我们在这种科学的认识下去解决并指导我们的具体实践时,即是我们科学的方法论。如果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仅仅只是停留在世界观上,而不将其应用于实践变成方法论,那马克思主义也只能是一些观念上的东西,却不会有任何的意义。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和运动的一般规律“是什么、怎么样”,方法论则告诉了我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果我们只是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上的这些基本原理和理论,而不从中去悟出方法论的要求,那马克思主义也只能是一些教条,就不会成为我们改造世界行动的指南。

2.如何更好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应用于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会了我们如何正确地看待世界、认识世界,但它的价值远远不只仅仅停留在它科学的世界观上,而是将这种科学的世界观转化成方法论,从而更好地来指导和应用于我们的实践,因此,我们十分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首先,我们要先揭示出隐藏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中的方法论的内涵,只有这样才能让世界观变成人们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实践的观点以及认识论,这些理论仅仅是理论,并没有告诉我们方法,而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学习研究,揭示这些理论中隐藏的方法论的内涵,从而找出这样的方法论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所以我们当下的首要任务就是,踏踏实实地彻底吃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不只是流于形式一知半解,从而找出方法论的内涵,将这些世界观转化成具体实践中的方法论。其次,找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应用于具体问题中的具体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是世界的普遍规律,因此它的方法论也只能是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一般要求,即它只能指导和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共性、普遍性,无法解决问题的个性和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新出适合当下具体实践的理论,这才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应用于实际的根本途径。正如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的任何一个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当下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创新出来的、符合当下具体国情、对我国的发展和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

(三)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就像一个纽带,联系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人们的社会实践生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具体化、操作化,最终转变成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工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一,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并使之成为一个方法论的理论体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而来,想要做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就必须先要做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研究,这就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时候,必然要审视其理论基础的可靠性和科学性,也必然会发现某缺失及不当之处,并作出相应的修改,这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三,在当下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的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对我们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了诸多例如南北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教育发展不平衡,贫富两极分化拉大等问题,如何用一个正确的眼光去看待、用一些有效的措施去解决这些在我们经济建设中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来导向,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来引导找出解决的途径,并通过党和政府的领导,使这些问题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得到调节和化解,从而推进我们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8)

从哲学上讲,有矛盾就有斗争。和谐社会不是事物内部矛盾的消失,而是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结果,是矛盾差异的相对均衡,相对中和。请注意这里的“相对”二字。任何一个和谐社会,不管是低度和谐的社会,还是高度和谐的社会,都不是“无差别境界”。

和谐社会是多元社会。正因为进入改革时期,实现了从单一到多样,才需要提出一个和谐社会。一位哲人说:“相反需要‘和’”。另一位哲人说:“相异需要‘谐’”。和谐社会的提出恰是为了进一步开发多元的功能,是为了进一步发挥多元的个性,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多元的发展。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6-0055-02

在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有道德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认同马克思主义是道德的这一观点认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并且指出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就是一种道德行为。因为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真实面目,斥责其对无产阶级的压迫等种种不良行为,这是资本主义不道德的体现。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中没有道德理论,它和道德没有任何关系。这种观点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是他们认为道德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马克思从来没有公开指责过资本主义是不道德的。然而关于这一争论,西方学者史蒂文・卢克斯也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一种关于道德的理论。在他看来,道德是至少关注正当和善的领域以及责任、义务、公平、美德、人格、好的生活和好的社会的本质等问题,而这一切的背后则是对人的本质、社会社会生活的前提、社会生活可能变化的限度以及实践判断的依据的假设。[1](P.3)本文将从似是而非的矛盾的提出、产生似是而非的矛盾的原因和似是而非的矛盾的解决等三个方面展开卢克斯对马克思主义与道德的关系的看法。

一、似是而非的矛盾的提出

卢克斯在《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一书中的开始就表明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和道德关系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道德的态度中存在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1](P.1)在卢克斯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阐述中都体现着道德的思想。马克思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资本家利用一切手段取得的,例如他们通过购买奴隶、海外掠夺等方式获得资金和劳动力,再通过剥削压榨无产阶级等不断增加自己的资本,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进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只集中在上层阶级的手中,而下层阶级的人们穷困不堪。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人们越来越多,他们的工作时间也越来越长,虽然他们的酬劳得到相应的增加,但是他们的生命也在不断透支。再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工厂对他们的各方面要求也随之变得更加严苛,使得工人们的生活愈加困难。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的问题对工人们饱含同情,与此同时也对资本主义进行更加无情地批判。卢克斯认为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使用道德等字眼,但是实际上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中都体现了马克思的道德思想。最后,马克思在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及描述中同样蕴含着道德的观念。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统治无产阶级处在被压迫的地位,资产阶级和工人们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了无法协调的程度,无产阶级只有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上才能摆脱一直受剥削的地位,解放自身,从而进一步解放全人类。因而马克思着重阐述了工人阶级的处境以及其目标,假定了人类解放自己的两个步骤。首先实现共产主义的初级目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共产主义。在卢克斯看来,马克思对旧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对新社会制度的畅想中一点也没有减少其理想与批判的价值性和道德性。[1](P.12)

然而,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来都没有公开使用^道德这个概念,并且认为它是旧时代的事物,因而极力避免使用该概念。在卢克斯看来,马克思的这种即否认且回避道德概念又在思想中处处体现道德力量的做法是矛盾的,这种对待道德的态度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

二、 似是而非的矛盾产生的原因

在《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这本书中卢克斯提出马克思主义和道德的关系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关系。既然马克思对道德持似是而非的矛盾的看法,那么这种矛盾关系是怎样产生的呢?是什么原因导致马克思主义对道德的看法出现这种矛盾关系呢?

首先,卢克斯认为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和各种批判时并没有提前说明什么是道德,评判道德的标准是什么,而是直接揭露资本主义存在的种种问题和不足之处。在卢克斯看来,马克思在没有清晰地阐述道德这个概念的含义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所做的各种批评都是没有说服力的,因而是矛盾的。

其次,出现似是而非的矛盾是由于一部分马克思的追随者的误导产生的。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道德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的涵义是有区别的。对于资产阶级来说,道德强调的是个人利益注重个人的私有财产;而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共同利益则更为重要。正是由于他们对道德的这种区分使得人们误以为马克思对待道德具有矛盾的地方。

最后,卢克斯认为由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道德的看法和他们自己的行动不相符合,致使马克思主义和道德之间看起来相互矛盾。在卢克斯看来,马克思一方面揭露资本主义的诸多缺陷与不足,对于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给予同情,体现了马克思思想中的道德部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道德是属于旧时代的,已经不适合再使用,排斥道德等概念。因此,卢克斯认为这些对道德的观点是似是而非的矛盾,即一种从表面上来看的矛盾。

综上所述,在卢克斯看来,马克思主义和道德之间是一种从表面来看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一方面即否定道德概念,强调道德是旧事物,拒绝使用一切关于道德的概念,另一方面又肯定道德的作用,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阐述中都蕴含有道德的思想,运用道德的力量来责难资产阶级以及鼓励无产阶级,从而实现解放全人类的目标。

三、似是而非的矛盾的解决

在《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这本著作中,卢克斯阐述了马克思对于道德的看法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态度,同时也阐述了这种似是而非的矛盾得以产生的原因。既然知道了似是而非的矛盾形成的起因,那么是否可以解决这个矛盾?卢克斯在《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一书中揭示了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他认为道德的作用就是协调人类与社会的矛盾,因此他把道德看作是由法权的道德和解放的道德两个部分组成,因而使得对待道德的似是而非的矛盾问题得到解决。

在卢克斯看来,道德是由强调人类自身的权利等法权的道德和强调解放人类、实现真正的自由的解放的道德两个部分构成。法权的道德指的是有关正义、美德、权利等善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但是其内部依然存在各种矛盾,尤其是处于劣势的无产阶级,他们的权利受到威胁,为了维护人们的利益使得人们生活的更好,保证社会良好运行,就需要一套道德秩序来限制社会全部成员并且维护他们的利益。在旧的时代社会成员的利益就是依靠法权的道德来维持的。卢克斯认为法权的道德是根据现实的社会情况形成的,是一直就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生产关系的产物。社会中总是存在着各种冲突和矛盾,不同立场的人们更是容易产生争执,法权的道德可以有效地判断孰是孰非并且做出合理的调解,维护人们的自身利益。卢克斯强调法权不仅能够维护善的行为,而且还可以尽量避免恶的行为。同样,由于法权有利于调和社会冲突,最大程度地保护社会成员的利益,因此卢克斯认为法权有利于减少社会暴乱,为实现人的解放创造出更加有利的条件,法权的道德具有先进性。解放的道德主要调人类解放。在卢克斯那里,道德,一如权利终会凋萎,解放的道德……是人性更高形式的发展,是人类存在的转变。[1](P.102)卢克斯认为马克思始终坚信共产主义的信念,他的思想中充满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想。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人们将获得全面发展,实现自身解放和全世界的解放。在卢克斯看来,人类实现解放自身并且获得自由的目标是解放的道德的核心内涵。

马克思矛盾论文篇(10)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主张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和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人类的生态危机,而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就是这一流派在当代的领军者之一。奥康纳创造性地提出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并进一步思考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消解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奥康纳关于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内涵及其消解途径的思考,开创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空间,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添加了新内容。

 

一、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提出和根源

 

奥康纳认为,除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外,事实上,资本主义还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导致了社会中常见的经济危机,而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则造成了生态危机,同时,双重矛盾之间相互作用,从而也加重了双重危机之间的相互影响。基于此,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纯属无稽之谈。

 

(一)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待发展

 

奥康纳认为,尽管马克思从某种程度、在某些方面研究了生产条件,对生产条件进行分类。但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没有对生产条件做出应有和完整的诠释,仍然要发展与丰富。首先,马克思十分关注阶级斗争,对阶级斗争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没有充足时间去深入研究因生产条件受损而不断兴起的社会运动。其次,马克思要么是偏重于研究因外部物质条件的不足而引发的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要么是在个人条件的研究上,偏好于分析资本原始积累对无产阶级的生活、生产方面的危害。总之,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生产条件研究不够,存在轻视或者忽视研究生产条件的倾向,以至于无法从生产条件层面提出关于资本主义矛盾的新理论。

 

然而,奥康纳也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无论是在研究危机理论,还是在解决生态危机这一令人头疼的问题上,都是不可或缺的。他说:“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理论要比自由主义以及其他类型的主流经济思想更有发言的机会。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拥有一种能够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做出阐释的经济危机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些经济危机理论)。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危机理论都能使我们勇敢地面对存在于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的矛盾。”[1]298可见,奥康纳依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他研究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指导原则。

 

(二)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提出

 

奥康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来看待与分析“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在对生产条件进行详细研究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奥康纳认为生产条件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外在的物质条件’,或者说是进入到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中的自然要素。第二种是‘生产的个人条件’,它指的是劳动者的‘劳动力’。第三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产的公共的、一般性的条件’,譬如‘运输工具’。”[1]257然而,这些生产条件在当前资本主义制度下,都不断地被人类破坏,日趋衰败。在这里,奥康纳突出了生产条件的重要位置,将生产条件摆到了前面,为他提出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提供了基础。

 

之后,奥康纳明确肯定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矛盾的科学论述,他进一步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只是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除了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之外,我们应该看到,“资本主义还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或者说‘社会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关系及力量’之间的矛盾。”[1]257在此,奥康纳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

 

(三)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产生原因

 

奥康纳在初步提出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之后,又对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产生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究。“对地力的榨取和滥用(撇开这种榨取不是取决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的程度,而是取决于生产者个人的偶然的不同的境况这一点不说)代替了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即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所进行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2]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破坏生产条件的精辟论述。奥康纳也认为,由于资本在积累过程中无休止地增长,对于利润的无限渴望,从而在破坏了环境条件、耗尽自然资源的同时,也造成了城市内大面积的交通堵塞,高效的劳动力缺乏等现象。这些现象是资本对于自然、劳动者、城市基础设施等生产条件毁灭的真实写照,也就使得“私人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的时候,健康和教育的成本、城市交通的成本、房屋及商业性的租金、以及从自然界中榨取资本要素所要付出的代价都将会上升。”[1]284显然,资本积累不仅产生了环境问题,破坏了生产条件,而且造成了生产成本的提高,而生产成本的提高,减少了利润空间,不得不缩减剩余价值。当生产成本提高到某一临界点时候,那么就产生了“生产不足”的危机。这种成本层面的巨大压力,造成了资本加快将成本外化的进程,从而转移生产高成本的问题,换言之,就是“资本会把更多的成本转移到环境、土地和社会中去”[1]396。如此循环往复,造成了资本主义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同时在更大程度上、更宽广的范围内破坏了环境。换言之,资本主义造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毁坏,以至于不能使生产条件再生产,这正是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出现的原因。

 

显然,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和第二重矛盾的同时存在,使得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的影响相互交织,且越来越大。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破坏了自身赖以生存的生产条件,导致生态危机的频频发生。而生态危机的出现又加深了经济危机的发生和影响。资本主义在毁灭生产条件的过程中,也在进行自我的毁灭。换言之,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不可能实现,任何关于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的设想都是无稽之谈,或者说是痴人做梦。

 

二、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消解途径

 

奥康纳认为,既然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存在二重矛盾,“资本主义在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1]378,那么,我们就需要着手寻找一条消除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道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奥康纳设想“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或许不是一条而是两条”[3],也就是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他在充分分析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消解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途径。首先,我们需要把“保护第一”运动,作为解决目前已经表现得十分紧迫的生态危机的方案。“保护第一”运动必然是革命性的。其次,我们必然要在反对“分配性正义”的同时,坚持“生产性正义”。最后,我们要坚持国家民主化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国际化。

 

(一)坚持“保护第一”

 

马克思曾指出:“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4]奥康纳也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不可能也不会保护生产条件,也就是说,“资本是拙于对事物的保护的”[1]503。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对于解决生态危机时表现的软弱无力,正是其对于生产条件保护不力的现实反映,而这造成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充分表明,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无视自身的生产条件,同时倒置了其与生活条件的正常关系。

 

因此,奥康纳大声疾呼,我们需要把“保护第一”运动作为解决目前已经表现得十分紧迫的生态危机的方案。他指出:“‘保护第一’是指运用劳动力与原材料、技术与机器、知识与社会组织、以及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去斗争、去重建、去修复、去更新、去维持、去保存、去保护:第一,劳动力自身(人类智力的、体力的、审美的、以及其他一些可能性的拓展;心理与生理的健康);第二,环境(生态系统、宜人性)与环保运动;第三,社区(社会的与物质的基础设施、正义与平等、团结与公民德性)与社区权利运动。”[1]505-506在“保护第一”运动中,我们绝不能把“社区商业、合作制、混合企业、以及其他一些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形式(还有公共开支、非利润预算等)”[1]501当作对人类、自然的投资,期待经济上的各种收益和回报。恰恰相反的是,我们应该把它们当作社会中经济的组织和货币开支的某种形式,这些都是为了保护、提高生活水平和生产条件。

 

在此,奥康纳强调:“保护第一”是需要不断增长的,这是为了恢复遭到破坏的环境和保护环境能力。“保护第一”也要求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但这不是为了经济的增长,不是为了资本的积累,不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为了人们能够很好地自我管理,提高发展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的能力。这也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5]

 

奥康纳还说:“保护第一”绝不是放弃劳动,而是深入劳动中。“保护第一”不但改造了劳动关系,而且也会减少劳动时间。在“保护第一”运动中,平等主义原则和社会政治逻辑将会控制劳动,而不是经济的逻辑在作祟。劳动是为了维护环境与社会的平衡,而不是为了资本的不断增值。可以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6]134劳动在“保护第一”中,不仅在工具层面中有意义,而且在情感和审美的层面中也有重大意义。因此,“保护第一”与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这种替代性方案(它同样要求减少劳动时间)从其意图和后果来说都是革命性的。”[1]513

 

(二)坚持“生产性正义”

 

奥康纳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的“分配性正义”,认为“分配性正义”是伪善的、虚假的,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奥康纳指出,我们应当实现从“分配性正义”走向“生产性正义”,“生产性正义”是消除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有力方式。

 

奥康纳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是出于追逐最大利润的目的,而不是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在这一生产过程中,交换价值凌驾于使用价值之上,抽象劳动凌驾于具体劳动之上。奥康纳说,“分配性正义”中有很多问题。构建在“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可以用一个最小公分母即金钱来衡量”[1]536的地基上的“分配性正义”,缺乏对于生命个体价值的尊重,造成了社会中的各类非正义现象的出现。它只是把成本效益分析运用于计算成本的过程中,比如,“北部国家对南部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所欠下的生态债务。”[1]536即资本主义企业考虑到在发达国家中发展高污染的工业,必然会增加自己的成本,于是就将这类工业转移到普遍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中去。还有资本主义对于劳动者、妇女、少数民族以及后代人也欠下了生态债务。

 

此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资源分配过程出现了不公正,自然资源本该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产,全体人民都应该被赋予使用自然资源的权利。但是,在“分配性正义”的掩护下,一些人占有了另一些人本该拥有的自然资源,以损坏另一些人的权利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毫无补偿地占有他人资源。同时,这些人只看到了自然资源的“工具价值”,而无视更重要的“生态价值”。给自然资源定市场价格,这是简化自然的突出表现。即使他们对自然资源成本进行了支付,也只是对自然的经济补偿,仅仅是对自然资源的“工具价值”方面的反映,“生态价值”早已不见踪影。这是“分配性正义”产出的必然“果实”,是在现实中出现的各类残酷现象。由此,奥康纳说:“资产阶级的正义是‘分配性正义’,而不是‘生产性正义’” 奥康纳强调:“‘生产性正义’不仅变得越来越可能,而且也越来越必要了”,由此,“分配性正义”被替代的可能性就会出现[1]537。奥康纳在批判“分配性正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性正义”,主张用“生产性正义”彻底代替“分配性正义”,“生产性正义”必须超越“分配性正义”。奥康纳强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以往的传统社会主义,唯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才能够真正地复兴社会主义,“把它从对定量性改革实践和分配性正义的迷恋中拯救出来,代之以定性的改革实践和生产性正义。”[1]515也就是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既做出了定性的批判又做出了定性的实践,属于“生产性正义”。“生产性正义”本来就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

 

正如恩格斯所说:“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7]41奥康纳认为,生产过程不再按照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标,而是根据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共同具有的需求为标准,即社会化的需要。不再如从前那样仅仅是为了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而是为了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由此,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抽象价值从属于具体劳动。人们关心产品的质量如何,而不再是产品的数量多少。人们关心生产中的产品,而不是分配中的产品。“生产性正义强调能够使消极外化物最少化、使积极外化物最大化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1]538无论是禁止有毒废弃物排放,还是建设社区和在实践中的自我发展,这都是“生产性正义”所追求的,所高度支持的。所以,“生产性正义”是消除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有力方式。

 

(三)坚持国家民主化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国际化

 

奥康纳说:“‘可持续性’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问题。”[1]375在这里,奥康纳把国家民主化,即由人民控制下的国家,作为重建自然和重建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条件。资本主义下所谓的民主政治必然会阻碍环保运动、市政建设和社会规划的长远发展。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部门是非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为资本的自我扩张利益服务的,而资本的自我扩张必然是反生态、反社会的。因此,我们必须在国家行政部门中进行激烈的斗争,将生态的、民主的内容输入国家行政部门中。“也就是说,将民主的内涵置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国家的民主形式(或程序)之中去。”[1]491同时,国家民主化不是废除国家,而是在这个国家中,民主地组织人们积极参与到社会劳动、社会建设中去。如同马克思所说:“一切国家形式都以民主为自己的真实性。”[7]41

 

奥康纳指出,在消除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过程中,除了坚持国家民主化外,我们必然要走国际化的道路。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6]419奥康纳强调:“从意识形态上斩断了它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关联。”[1]515-516我们需要一种国际性的运动,使在世界上各地方的团体、激进绿色分子等真正地联合起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的目标是要从国际性的视角出发,制定出全球性的战略。换言之,我们不仅要从全球的角度思考,坚持地方性的行动,还要从地方的角度思考,坚持全球性的行动,最终形成思考和行动的全球化和地方性的结合。“生态社会主义将会是国际的和世界的,否则其就一无是处。”[8]

 

三、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理论价值

 

(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原则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发生巨变,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遇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入低潮期。“资本主义终结历史论”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甚嚣尘上,奥康纳并没有“随大流”,而是坚定地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审时度势,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思。奥康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生态学发展的指导原则,强调我们“离不开马克思学说的指导。马克思学说的生态意蕴不仅表现为使我们能正确地认识‘历史与自然’、‘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还体现为帮助我们真正把握‘社会主义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9]。马克思主义历来尊重自然的地位和自然的先在性,强调生产目的是满足人类的真实需要,而不是为了通过消费商品,满足自身病态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历来坚持促进国家民主化,使人民获得当家作主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历来支持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6]435。奥康纳在探讨如何化解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过程中,先后提出了“保护第一”运动,反对“分配性正义”和坚持“生产性正义”,使国家民主化和实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的目标。显然,奥康纳所提出的这些思想都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原则的必然结果。

 

(二)不同于以往任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奥康纳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这也就意味着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从生态的维度出发的。这既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即“集中于政治上层建筑方面,以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10],也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流派,如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奥康纳指出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根源,即资本主义就是罪魁祸首。从生态的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对生态环境的毁灭性影响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破坏的恶劣作用,从而指出了变革资本主义的必要性。此外,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也不同于同一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如阿格尔、莱斯、佩珀等。后者要么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去批判资本主义,要么是从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消费的角度去抨击资本主义,而奥康纳把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充分结合起来,进而对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三)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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