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研究生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16 15:24:14

工商研究生论文

工商研究生论文篇(1)

做好“十三五”期间商务财会理论实务研究(以下简称财会理论研究)工作,对做好“十三五”期间的商务财会工作、实现“十三五”商务发展规划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就进一步做好“十三五”期间的财会理论实务研究提出如下设想。

一、以商务“十三五”规划为引领,使财会理论研究成为商务“十三五”规划实现的“助推器”

“十三五”期间的财会理论研究,应当以服务商务“十三五”规划的实现为根本任务。商务发展“十三五”规划对“十三五”时期商务发展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和新特征进行了深刻分析,对商务领域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着眼点、着力点进行了全面阐述,提出了“十三五”时期商务发展的主要目标,确定了实施流通升级、外贸优进优出、国内外市场一体化三大新战略,确定了九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围绕促发展、上水平、补短板,规划了26个重大工程项目,并提出了若干重大政策。“十三五”期间的财会理论研究,应当努力适应商务发展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和新特征,以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的主要目标、发展战略、主要任务、重要政策、重要举措为引领,突出应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围绕商务领域财务工作方面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开展理论和实践论证,为推进商务领域的改革发展提供理论和对策支持。除了针对商务工作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开展研究外,应当选择商务领域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开展全局性、前瞻性的战略性研究,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从而为商务领域改革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政策、举措的出台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在具体内容上,应包括以下几个重点。一是与“十三五”期间商务领域改革发展相关的财政、税收、金融等问题的研究。一方面,要研究商务工作如何更好地适应“十三五”期间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新政策、新举措;另一方面,对财政、税收、金融等领域如何更好地支持商务领域的改革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供相关部门在制订与商务领域相关的政策、举措时参考。二是研究商务主管部门在“十三五”期间如何创造性地开展商务财会工作,为商务“十三五”规划的实施提供财务保障和支持。三是研究商贸流通企业和外经贸企业在“十三五”规划下如何实现财会工作的转型升级。四是企业日常财务管理、会计核算实务的技术性研究,积极探索财会工作方面的新模式、新技术、新方法,并及时总结、推广与此相关的新经验。

二、着力改进财会理论研究的组织工作,不断提升财会理论研究工作水平

(一)以商务主管部门为主导,构建财会理论研究的新机制

从总体上看,目前财会理论研究方面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参与面不广、论文水平有待提升、研究成果转化应用不够等。其原因较多,但商务主管部门主导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理论研究工作机制不够完善是重要原因。目前,一些地方的商务主管部门很少顾及财会理论研究工作,有的商务主管部门对财会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视也仅仅停留在与会计学会联合发发文件方面。针对这种状况,必须进一步完善商务主管部门为主导、会计学会承办具体事务、相关单位及行业内财会人员积极参与的理论研究工作机制。在发挥商务主管部门主导作用方面,建议重点抓好三个方面。一是正确定位,确立财会理论研究工作在商务主管部门财务工作中的地位。地(市)以上商务主管部门应将财会理论研究工作列为财会工作的重要内容,与其他财会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检查,在理论研究工作的组织推进、研究成果的转化运用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二是对“十三五”期间的理论研究作出系统性安排。建议地(市)以上商务主管部门以服务商务“十三五”规划的实现为立足点,认真梳理、分析商务“十三五”规划中涉及到商务财务工作的相关内容,并以此为基础,制订“十三五”期间的财会理论研究工作计划,对财会理论研究工作作出系统性、制度性安排。三是创新重要课题研究的组织形式。积极探索运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理论研究工作。如对一部分重点课题,可以由商务主管部门采取向会计学会等社会组织或院校及科研机构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其开展研究。三是建立理论研究经费的保障机制。目前,多数地方开展理论研究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会计学会的会费等收入,总体上看,经费不够充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建议地(市)以上商务主管部门在每年的年度部门预算中安排适当的理论研究经费,从而为财会理论研究活动的正常开展提供经费保障。

(二)以“三结合”为基本方式,科学确定理论研究的重点课题

目前,财会理论研究课题的确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作者自行确定。二是由理论研究活动的承办单位提出参考性课题,如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每年都会提出一些参考性课题。这种方式对引导参与理论研究的人员更好地确定研究课题、把握研究的内容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不足之处是这些参考课题的来源渠道相对比较狭窄。建议进一步改进课题的确定方式。可采取作者自行选择、商务主管部门推荐、向社会公开征集三结合的方式。三种方式各有所长。作者自选课题,有利于作者选择自己最熟悉、最贴近实际的课题。主管部门推荐,可以使理论研究工作更加契合全国或地方商务工作的部署,有利于发挥理论研究对商务主管部门进行决策、指导工作的作用。向社会公开征集课题,有利于集思广益,使理论研究的内容更具广泛性、针对性。在全国和省级两个层面,可考虑采取公开征集课题的方式确定“十三五”期间及每年的部分重点研究课题。征集的重点对象可包括商务主管部门,与商务工作相关的部门如财政、税务、外管、保险、银行等,相关的院校及科研机构,行业内相关协会、学会,行业内的企业,理论研究骨干。在广泛征集课题的基础上,经过筛选,最终确定重点参考课题。

(三)以骨干队伍建设为基础,为财会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人才保障

建立一支骨干队伍对做好财会理论研究工作至关重要。多年来,我市的财会理论研究得以正常开展并取得较好成绩,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有一支骨干队伍。建立骨干队伍,着重是抓好两个方面。一是选好人员。作为理论研究骨干,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对工作认真负责、有较强的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有较好的文字功底。为便于组织骨干力量活动,有行业内会计学会的,可以在学会内部设立理论研究机构,没有会计学会的地区,可以由商务主管机关的财务部门牵头成立理论研究小组或商务财会理论研究会一类的组织。二是抓好业务培训和指导。建议以省级层面为主开展骨干队伍的培训,这样,既可以保证培训班具有一定的规模,又可以使培训的内容更加契合地方实际。培训方式上,既可以安排一些专家学者讲课,也可以安排一些积极参与理论研究并且具有一定经验的骨干介绍心得体会,还可以选择一些典型课题,进行教学互动,引导参加培训的人员对同一课题从不同的侧面进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除了开展集中培训外,对骨干人员的研究工作适时给予指导帮助也非常必要。如帮助骨干人员选择课题,谋划论文的框架结构,利用主管部门或会计学会自身的条件为研究人员提供相关情况、数据,帮助研究人员修改论文,对比较重要的论文在一定范围内组织相关人员对论文进行研讨,提出进一步修改的意见。

(四)以课题小组为重要形式,着力提升重点课题研究水平

近两年来,我们采取成立课题研究小组的方式对部分重点课题开展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实践证明,这样做,至少有几方面的好处。一是责任主体明确,保证了研究任务的顺利完成。二是有利于集思广益,深化对课题的研究。三是通过实施相关的程序,显著提升了论文的质量。建议部、省、地(市)三级在开展一些重点课题的研究时,更多地采取课题组形式。采取课题组形式,并把握好以下几个环节。一是精选课题。采取课题组方式研究的课题,应与商务“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发展战略、主要任务、重要政策、重要举措等内容相契合,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特殊性等较高层次的特征。二是建好课题组。课题组至少由三人以上组成,成员除了应该具备较优秀的基本条件外,还必须熟悉该课题或对该课题有一定的研究,课题组负责人须有较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在课题组的选择上,可以尝试采取竞争性方式。如采取公开招标方式,或在志愿申报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方式评审确定。三是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四是建立比较规范的课题研究管理制度。五是对课题组的研究工作给予全程关注。

(五)以建立专业评审队伍为抓手,进一步改进论文评审工作

多年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我省外经贸会计学会不断改进、完善论文评审工作,形成了比较科学的论文评审机制,如分层级逐级评选推荐,对论文采取“双盲评”方式评审,都是值得称道之举。但目前的评审工作也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如下一层级推荐论文到上一层级参加评审的环节上,还存在推荐程序不够严密、论文的代表性不够充分的情况。又如一些地区论文评审人员的结构不尽合理,评审队伍不够稳定,人员经常发生变化。建议采取下述改进措施。一是建立逐级评选推荐制度。凡推荐到上一层级参加评选的论文,应在本级参评的全部论文中筛选产生。建议大区适当推迟论文评选的时间,从而为省级层面推荐代表性更强、质量更高的论文参加大区评选创造条件。二是建立相对稳定的论文评审队伍。有条件的地方,可建立评委库。评委可采取单位推荐或个人自荐、论文评审组织单位根据优化评委年龄、来源、知识结构的要求择优选择的方式确定。评委应当具有较高的政治和理论素养,熟悉商务财会业务或熟悉与商务财务工作相关的业务,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人选来源主要考虑四个方面:商务主管部门、相关大专院校或科研机构、行业内企业、其他与商务工作相关的部门或单位。每次组织论文评审时,可根据参评论文的内容及评委的工作安排情况,在评委库中选择相应的人员组成评审委员会或评审小组。三是建立科学的评价标准。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制订可以具体考量的标准。在内容方面,把能否服务于推进商务领域的改革发展,以及对商务领域改革发展贡献的大小,作为成果评价的第一位标准。四是做好参评论文的预审工作。由于集中对论文进行评审的时间相对较短,这就要求评委预先做好“功课”。近年来,我省外经贸会计学会每年提前将参评论文发送给相关单位进行预审,这无疑是一项提高评审公正性、科学性的重要举措。在对报省会参评论文进行预审过程中,我们采取了集中预审的方式。具体做法是将需要预审的论文制作成书面材料,参加集中预审的人员人手一册。预审过程中,将参评论文根据内容分为若干类别,每类论文分别由一个小组进行预审,在各小组发表预审意见的基础上,对拟推荐为同一等级的文章进行比较分析,最终确定拟推荐的等级。实践证明,这样做,至少有三点好处,一是有利于参加省会论文评选的评委届时能够发表更加公正、科学的评审意见;二是为参加预审的人员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其效果不亚于参加一次内容丰富的培训班;三是扩大了参评论文的影响。一些新的观点、理论、方法、经验通过预审渠道得到了传播、推介,有利于实现理论研究的目的。

三、切实抓好理论研究成果的转化运用,努力实现财会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

财会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商务领域的改革发展服务。如果将研究成果束之高阁,财会理论研究工作就没有任何意义。但从目前实际情况看,理论研究成果的推广、转化、运用并不尽如人意,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仍然停留在纸上,其积极作用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必须把成果转化作为推动商务理论研究的重点工作来抓,着力完善转化机制,突破瓶颈,增强实效,使财会理论研究成果真正成为商务领域改革发展的“催化剂”、“牵引器”。

(一)科学选题

从源头上确保商务理论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选题具有实际应用价值是顺利实现研究成果转化应用的前提条件。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确定的选题,都要真正体现商务发展改革实践的需要。增强问题意识,重视实证研究。

(二)强化宣传

研究成果如果不为人知晓,其转化应用自然无从谈起。对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可以考虑通过多种渠道、方式宣传、推介。一是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可分散发表,也可对总会每年评出的优秀论文采取专刊形式结集发表,并适当增加发行量,向相关单位免费发放,所需经费建议由商务部在部门预算中申请专项费用。省级层面可以定期编印优秀论文集。二是在商务主管部门或会计学会的网站上发表。三是在相关的会议或在培训班上进行交流。四是就重点课题组织深度研讨。五是尝试建立重大课题研究成果的新闻制度,借助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推广。

(三)主攻“转化”

各级特别是地(市)以上商务主管部门、会计学会等单位,要与时俱进,积极探索研究成果转化应用的渠道和方式,着力推进研究成果的两个“转化”。

1.着力推动研究成果向政策、决策的转化。对涉及商务领域自身改革发展以及涉及财政、税收、金融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可通过摘编、专报、要报等形式,推荐给商务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供相关部门在制订相关政策、进行工作决策时参考。其中,涉及非商务领域的研究成果,建议由商务主管部门向相关部门推荐,以便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工商研究生论文篇(2)

【关键词】

工商管理;国内;国外;发展建议;现状对比

在体制方面,由于深入改革我国经济与日益复杂的企业结构,使得我国工商管理业实现了全面发展。很多国内科研人员均较为注重国内外工商管理在新国际形势下的研究重点与研究方向,同时不断对其进行研究与探讨。该现状对研究我国工商管理的能力与国际沟通与交流具有重要作用。对科研工作者对国际工商管理发展与进步信息的掌握与我国工商管理书籍的完善均具有很大影响,同时也使工商管理学领域的影响得以提升。

1 国内外工商管理发展现状比较

近年来,我国工商管理研究正一步步与国际接轨,只要国外发达国家工商管理所科研的领域,必会在我国国内有所涉及。但是在热点问题方面,我国与其它国家之间依旧存在较大差距。

1.1 市场营销属于国内与国外差别最大的现象之一

现代社会属于全面性买方社会,成熟、机智的消费者是企业始终面对的消费群体,而且此领域正面临一场极为深刻的市场性变革,对近年来我国关于工商管理方面的文章进行分析发现,在传统品牌营销、渠道策略及广告促销等方面,发达国家的研究基本上趋于稳定,尤其在近些年,一对一营销、客户资产、客户关系管理、客户生命周期以及体验营销等以顾客为主导的现代工商管理模式成为世界很多国家的研究热点。但是,通过分析我国工商管理情况来看,很多文章均在销售渠道、品牌建设及广告等领域集中。而且在理论领域也推出很多新兴营销理念。像关系营销、绿色营销以及网络营销等方式。然而相关摘要与文章题目充分表明,大量新兴工商管理营销理念都属于综述性与介绍性的,很少能够联系实际。

1.2 项目管理是我国起步较晚的关键科研内容

分析国际工商管理方面的文章题目和摘要发现,国际上很多工商管理研究均在复杂项目集群管理、世界项目管理机项目模式管理等方面集中,而且对整体性运作工商管理项目较为侧重。然而,国内检索结果显示,项目融资、项目安全施工、项目进度安排等方面的文章相对较多,通过查阅一些文本摘要和内容发现,我国比较注重实施工商管理的过程。

1.3 信息管理与技术管理在国内外差距中比较小

通过对部分文献与检索结果进行阅读与有效结合,认为在国际上,我国在信息管理与技术管理领域的一些研究成果存在一定影响力。而且有效、紧密结合于我国实际情况表面,我国很多热点在国际上处于先进水平,像国内中小企业成长机制以及国企改革等。

2 国内工商管理水平提升的措施与建议

在研究和总结国内外工商管理在近些年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热点的基础上,对国内工商管理水平实施深入性研究,并对大量文献资料进行阅读和分析,提出要想加快与发展工商管理水平,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2.1 近年来管理学分支互相渗透是国内外工商管理研究的显著特征

在检索论文时存在很多这种例子,像新技术影响商务模式与组织结构、电子商务状态中的供应链管理、基于信息技术管理企业的机制性创新设计;组织战略和人力资源管理相互作用机制、以及有效结合于营销的服务管理研究对策等等。

2.2 在研究形式、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上,国内外工商管理存在着一定差别

在研究工商管理理论的过程中,国外极为注重理论应用和实际管理实践。但是我国的研究则仅仅是在介绍与引进国外工商管理理论研究层面中停留,并不能深入性研究新工商管理理论。此外,我国管理研究的实践性也比较强。所以,国内研究应该多关注管理实践予,实践中,对工商管理理论进行不断检验与完善。在研究措施领域,国外较为注重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 但是,我国一般都是思辨研究,更多的是定性分析,试验性成果与定量研究都非常少。

2.2 相比于国外,我国很多工商管理学科缺乏具有独特性的核心刊物

像非营利组织管理以及企业文化等领域研究成果,仅仅是简单的发表在具有综合性质的期刊中,此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内工商管理研究与发展造成阻碍。因此,国内必须对期刊建设予以加强,创建相应数据平台与案例库,为工商管理学术研究提供良好平台。

个人认为,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存在一定滞后性。像核心竞争力、绿色营销以及跨国并购等方面的研究,最初在国外发达国家中形成热点,紧接着我国引入相关理论,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在我国一些具有独特性的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的研究非常有特色,但是很多管理理论都是在对西方文化与管理实践进行引进与消化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现代化管理机制。通常是国外热点形成后,再引入我国。为此,我国相关管理学者一定要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深入研究相关热点,这对研究我国管理学科使其上升至世界水平极为有利。此外,近几年,分支渗透工商管理学是世界各国科研的重点,在检索论文的过程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新技术对组织结构和商务模式的影响、商务环境中所形成的供应链管理、与营销相结合的现代化服务运作管理研究、信息技术下的企业创新机制设计以及人力资源管理作用机制等。

此外国内外工商管理研究形式、内容以及方法上也有很大差别。在研究工商管理理论中,注重理论运用实践。且国内工商管理研究往往仅停留于对国外理论研究相介绍与引进的层面中,无法深入研究理论。由于管理研究通常具有极强的操作性,因此国内研究一定要注重管理实践,进一步完善与检验理论实践。在研究方法上,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是国外强调重点,而国内则更多的是进行工商管理思辨研究,更多的进行定性分析,却很少关注试验性成果与定量研究。

3 结语

通过对国内外工商管理现状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从整体而言,我国工商管理研究要远远落后于国外,此现象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现状存在密切联系,然而,也要求工商管理学者可以对此领域最新研究方向予以及时性把握,加强研究我国工商管理学,以此为企业更好的服务。

然而,工商管理本质特征决定了研究管理时,一定要多进行一些实际性工作,以此使我国工商理论研究得以充实。

【参考文献】

工商研究生论文篇(3)

一、引言

作为广泛应用在工商管理学科的一种教学方法,案例研究主要是根据实际的案例,通过深入剖析企业中已发生的行为与结果,对企业管理经验进行整理,从而达到提高该专业学生决策及动手实践等能力的目的。但是实际上,由于企业所处环境与外界多种因素,如市场经济、政治制度等联系紧密,有着非常大的变动性,因而在不同的时期与阶段,企业应当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不少专家及学者也正是考虑到这一情况,指出在工商管理学科中应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是不科学的,容易将学生引入思维的误区中,使其采取照本宣科的方式来开展各项企业管理活动。当前,如何在工商管理学科中科学地应用案例研究方法,已成为该专业教师及不少学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案例研究方法存在的不足之处

在工商管理教学及研究领域,案例研究已被应用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但对于此种研究方法,一直存在质疑的声音。当前,企业的经营环境也不断发生变化,对案例研究的争议及质疑也愈发激烈,具体分析,一些学者之所以反对在工商管理学科中应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主要是认为这种方法存在着不足之处:首先是在外部有效性方面,案例研究还存在一定缺失,不适宜采取实证的方法来展开研究,只能借助归纳式研究方法及构筑理论来分析工商管理相关理论;其次,此种方法主观性较强,但可靠性及科学性较为缺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会引发不少的问题。

三、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价值

虽然在运用方面有着一些不足之处,但从客观上分析,案例研究方法还是存在不小的价值的。在笔者看来,为充分发挥出案例研究方法在工商管理教学及研究领域中的价值,关键在于采取科学、恰当的运用方法。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此种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及其在工商管理学科中的作用,使人们对其应用价值产生更深刻的理解。1.案例研究方法的发展。经调查分析得知,经济主义以及教学案例这两个学派为案例研究方法最早代表。人们在上世纪初期,便在商业教育中应用了案例研究方法,极大程度上促进了案例教学这一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此外,科波兰德博士在1921年发表了第一本关于案例管理教学的文集,从而为案例研究教学方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且直到上世纪的中期,才在福特基金会帮助下得到一定推广。而在国内,则是在政府机构的帮助及推动下,案例研究方法才在高校教学中得到广泛传播。近些年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及社会的发展,国内也愈发重视案例研究方法,并加大了案例培训机构的开办力度,以期推动案例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发展。2.在工商管理发展中案例研究方法的作用。通过对工商管理的发展历程展开深入分析,发现大多数管理理论都是经过案例分析及实践探究得到的,并非所有的理念都是由相关管理思想推导得出的。由此可知,在工商管理这一领域中,案例研究方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随着组织领域中比较研究方法的提出及应用,大家也对工商管理产生了新的理解,并借助分析此种方法,意识到要想在工商管理中实现比较研究方法,就需要建立起相关框架系统,并通过明确表述来深入分析组织中的比较内容,进而获得相关结论,为企业各项工商管理活动提供科学可靠的实践经验及信息。

四、在工商管理学科中应用案例研究方法的步骤

在工商管理学科中应用案例研究方法时,首要任务便是形成基本的构想,并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通常来说,案例研究应遵循以下步骤:(1)从企业案例出发,提出相关问题;(2)文献综述研究问题,并提出论文的分析框架及理论命题,或是提出案例分析的视点;(3)认真、规范撰写研究案例;(4)通过对研究案例展开分析,发现企业实践中新的事实及思想,或是从中对(2)步骤中的理论命题进行验证;(5)总结研究结论,并提出今后的课题。通过研究RobertK.Yin所著的相关书籍,并结合自身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在工商管理学科中应用案例研究方法时,有关研究步骤应做到有所侧重。其中,研究步骤侧重点会随着研究目的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如图1所示。图1案例研究的具体步骤其中,上面一种研究目的主要侧重于将新的客观事实找出,或实现理论创新,第三步骤(也即研究案例本身)为研究的重点所在。通过案例研究第二步骤(即文献等理论研究)可为案例的收集提供研究的切入点或分析的视角。其中,这类案例研究成果一项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便是能够透过案例本身找出新的思想与事实。下面一种研究的目的主要侧重于对理论命题的补充或是验证,第二步骤(也即论文分析框架)应当为研究的重心所在。为支持论文的命题或分析框架,就需要将企业案例的素材收集起来,并通过研究案例对理论命题进行验证。其中,评价该研究水平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提出逻辑相符却又不乏创意的理论命题或分析框架,并借助实证分析,实现自圆其说。此种案例研究手法强调了文献研究的价值,并借助研究文献提出论文的命题,且对命题或分析框架的严密性及严谨性非常重视。客观事实找出,或实现理论创新,第三步骤(也即研究案例本身)为研究的重点所在。通过案例研究第二步骤(即文献等理论研究)可为案例的收集提供研究的切入点或分析的视角。其中,这类案例研究成果一项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便是能够透过案例本身找出新的思想与事实。

五、在工商管理学科中应用案例研究方法的建议

经过上述分析可知,案例研究方法尽管有一定的缺陷,但依然存在可取之处,我们应当从发展的角度来对此种研究方法的作用展开深入剖析。只有对案例研究方法做出正确的定位,才能应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来对工商管理学科中的课题进行研究。现阶段,国内工商管理学科的研究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对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展开分析,主要是我国经典的工商管理案例严重不足,即便调查并研究企业的管理活动,也无法对企业存在的问题及实际管理情况有一个真正的了解。由于没有展开真实的调研以及确切的求证,使得当前的工商管理案例不具备高水平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成为了一些学者认为在工商管理学科中不适宜应用案例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应当做到:在应用案例研究方法时,应从国际化视野出发,采取规范的研究方法,深入到企业内部,并展开实地研究。需要注意的是,必须确保采取的研究步骤是科学、规范的,并将案例研究与案例教学等之间的相同及不同之处严格区分开来,而开展案例研究一项重要的步骤便是将研究案例认真撰写出来。其中,在撰写研究案例过程中,注意采用明确的、客观性的语言,并注重通过访谈、调研等方式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的重要价值。除此之外,还应对案例的细节予以高度重视,通过观察细微地方,能够发现新的事物及事实。作为研究性论文理论的重要依据所在,第一手资料必须具备高度的可信赖性、客观性及真实性,只有通过分析优秀的研究案例,才能找出事实,得出正确的结论以及高可信度的研究成果。

六、结语

综上所述,在工商管理学科中,案例研究这种方法依然存在巨大的应用价值。为从案例研究方法中获得有意义的研究结果与结论,就需要确保选用的研究案例具有比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并与企业外部实际经营环境以及内部具体管理状况相结合,进而展开全面的调研。由此可知,我们应当以端正的、客观的态度来进行各项科研工作,并科学合理地应用案例研究方法,从而促进国内工商管理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参考文献:

[1]任胜钢.案例教学法在工商管理本科专业的特殊性与思考[J].经济师,2015,9(03):45-46.

工商研究生论文篇(4)

中国近代商会制度确立于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在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下,全国各地主要商埠均建立了商会组织,形成了遍及全国乃至海外的商会网络,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近代中国商会已经存在了约半个世纪。1949年后商会被改组为“中华工商联合会”,近代商会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商会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传统中国融人世界体系的历史风貌。因此对近代中国商会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国内外对中国近代商会的研究有不同的发展轨迹,国外的研究早于国内。在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在华日本人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对商会的活动进行考察,之后,根岸佶和小岛淑男研究辛亥革命和商人的论文涉及到商会,而曾田三郎和仓桥正直的论文则直接以商会为题目①。法国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中也以上海商会为例②。美国的John S Burgess、利维(Marion J Levy,Jr.)张鹏、桑福德、柯布尔(Coble Parks)的论文,或与区域经济和商帮有关,或与商会有关③。陈锦江(Wellington K.K.Chan)的博士论文虽以《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为题,但却用了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了商会在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以上海商

会和广州商会为举证对象④。但总的说来,国外对中国商会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只是零星的,始终未形成潮流,也未引起学者的充分注意。直到1982年,章开沅先生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北美亚洲学会第34届年会上,首次向海外介绍天津商会和苏州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随即引起海外学者的极大兴趣⑤,此后研究中国近代商会的海外学者才逐渐增多,遍及日本、美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

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内也许过多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商会被看作是旧社会资产阶级和买办的组织,对商会的研究少有人问津。80年代,随着我国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近代商会成为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专题,90年代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商会的作用被重新认识,出现近代商会研究的热潮,产生了一批颇具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商会研究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商会研究之所以能取得世界领先地位,是因为近十年来商会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和进展,这些突破和进展不仅使商会的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而且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创新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甚至对打破西方中心论,创立中国本位的史学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而以往有关中国商会史研究的评述文章,对这一点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和重视⑥,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专门对近十年来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的突破和进展进行认真的梳理,以便能够更充分地发掘和利用现有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为探讨建立中国本位史学发展的新路径提供具有实证意义的范例。

国内近代商会研究的学术史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是商会研究的初起阶段,90年代初到迄今为止的最近十年为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商会研究取得了诸多突破性进展,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可靠的学术基础。本文将从主题、时间与空间、理论三个方面介绍近十年来国内商会史研究的突破。

一、商会史研究的主题突破

说到国内学界对商会研究的开端,章开沅先生功不可没。1964年春章开沅、邵循正等学者为筹备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调查项目,到达天津,看到了收藏完整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天津商会档案,该项调查虽然最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施,但章开沅和邵循正先生已经注意到商会作为资产阶级的一种独特的、典型的组织形式,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⑦,以后他们开始思考和倡导从社会集团的视角研究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1978年,在一次《辛亥革命史》编写组会议上,章开沅先生针对以往资产阶级的研究多集中于个体的倾向,强调资产阶级群体研究,认为商会、会馆、行帮、公所都应列入研究范围⑧。近代中国商会研究的独特领域就这样被开拓出来了。

由于商会研究的最初目标只是作为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研究的一个必要的补充,沿着这一思路,近代商会的研究进入实质性阶段,研究的主题就是考察商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学者们围绕这一主题的研究产生累累硕果,有助于我们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更多的认识。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主题的局限性日益凸现出来,表现为在内容的取材上,研究者多注意商会的革命活动,或是与革命活动有关的政治活动,在研究的视角上,多从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去解释商会的种种行为,因而给出的结论多限于对资产阶级革命是否有促进作用这样一种价值判断上。革命与反革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软弱性、妥协性,这样的思维定势极大地限制了研究者的眼界。因此我们看到早期商会的研究,多以重大政治事件为主,政洽陸的题材多于经济性的题材。徐鼎新和马敏、朱英对上海商会和苏州商会的研究都受这一主题的制约⑨。

令人欣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状况开始改变,商会研究的主题从阶级斗争、反帝斗争的主线向社会发展的主线转变,在研究的价值判断上,从一味地以阶级性、革命性和民族性为评判标准,转向评判其是否能够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否符合人类及社会的发展、进步的方向,在研究的内容结构方面,从以研究重大政治事件为主,转向兼顾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并分析其现代性、科学性、合理性和世界性。

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题,是商会研究主题突破的第一个创新。虞和平在这方面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尝试,他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一次把商会研究的主题从探讨商会的革命性,转变为探讨商会在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作用。商会的政治表现不再是关注的唯一焦点,与早期现代化有关的商会的法律地位、商会的独立性等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虞和平认为政府与商会存在着“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一方面,商会既然是法人组织,其职能、作用都是法律赋予的,其行为也是由法律规范的,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商会总是谋求更大的独立性,于是商会的行为经常超越法律所规定的范围,而另一方面,政府也总是想利用商会、控制商会,以便达到增加税收等一些实际目的,因此政府对商会的控制也经常超越法律的范围,这种对立导致政府对商会的超法控制,商会对政府超法的反控制。商会的种种行为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⑩。

有学者注意到商会与政府的合作与冲突的利益基础,张志东提出了“超法的利益合作关系”来修正虞和平的“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使不同时期商会与政府关系的不同表现更易理解,在此基础上,张志东还注意到,即使是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商会与政府的关系也有不同表现,以天津和上海商会为例,似乎地理上与政治中心的距离的远近,同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密切程度具有某种相关,北洋时期,政治中心在北京,上海商会比天津商会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天津商会则受到北洋政府的较大控制,少有作为,国民党时期则刚好相反,因此他提出了商会与国家统治中枢之间的空间距离和商会自主性及其政治能量的相关程度问题⑾。

此后,商会与中国现代化成为商会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这一主题下,商会与民间对外经济交往⑿、商会与城市发展⒀、商会与商人心理的现代化⒁、商会与近代商业教育⒂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问题。

商会研究主题突破的第二个创新,是商会与商人。商会史研究早期,研究者均把商会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的标志。朱英从商会的组织状况角度,提出清末商会的诞生是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虞和平认为,清末各地商会的诞生是资产阶级进入从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转化的过渡阶段,民国初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进入了基本自为的阶段。但是当研究者仔细考察商会的起源时,就会看到商会与会馆、公所、行会、商帮等商人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其把商会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组织,不如把商会看作是商人的组织更合乎历史的真实。对商会组织的根本性质的认识转变,直接导致商会研究主题的另一个突破,既然商会不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组织,而是扩展为商人的组织,那么商人在这个组织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商人如何利用商会达到自己的目的?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商会研究的主题,逐渐变为商会与商人。商会与商人是研究主题的一个全新突破,在这个新的主题下,商会研究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研究的对象由资产阶级变为商人,因此商人的利益、商人的经济活动、商人政治活动背后的经济理性⒃、商会与商人的其他团体⒄、商会与商人的网络⒅等等,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样一来商会研究的范围大大扩展,研究的内容愈加丰富和深化。

商会研究主题的第三个突破是探讨近代商会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变迁。以往在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主题下研究的商会的政治活动,近十年来却在商人与社会政治的主题下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学者们更多地从社会政治变迁的角度对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商会的政治参与等老问题进行了新探索,强调具体时间和空间的特异性,改变了过去以一时一地的研究进行总体论概括的倾向。如朱英分别考察了五四时期的上海总商会和天津总商会,指出这两个商会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政治态度和政治表现,反映上海商会和天津商会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空间发挥着不同的作用⒆。冯筱才试图从更深层次解释商会的政治参与,他根据以往学者笔下的商会对革命的态度的论述,建立了一个“依附——离异——回归”的动态变化模型,来说明商会对待革命的态度并非是始终如一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商会有时依附于革命、投身于革命,有时却又远离革命、背离革命,并把这种模型称为“近世中国商会的常态与变态”:即把维持稳定的商业制度、保护商业经营秩序,充当官商沟通的媒介等商会从事的事业,称之为常态;而将商会短暂的政治参与,为避免战事而发起的和平运动,以及对战争的应付举措等划人变态范围。变态的行为多由时势所推动,之后商会大多回归于本位⒇。为什么商会行为会有如此大的反复?冯筱才又提出了一个“产权与秩序”的解释框架,认为商人对政治的关心是建立在产权是否受到波动的基础上的,正常的秩序是产权不受波动的保障。他以浙江地区为考察对象,指出在民初中国,商人对政治并无多少兴趣,他们只是为了挽救秩序、保卫财产,而采取自救举动,这不能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参与,因此他怀疑中国近世商人是否真的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们是否真的想构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21]。冯筱才的研究从商会扩展到商人,其视角已经发生转化,即不再把商会仅仅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组织,而是看成商人的组织,这种研究视角的转化,对商会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学者对商会研究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商会与社会经济方面,涌现出不少成果。姚会元对上海商会在近代金融危机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上海商会齐心协力,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如抵制了外国银行缩短庄票流通期限的企图,向外商银行借贷资金以解燃眉之急,积极支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抵制北洋政府“停兑”命令,照常办理兑付业务等等,终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危机[22]。赵洪宝也对同一时期天津商会在金融危机中的所作所为进行考察,认为天津商会面对金融危机的举措,诸如禁止外地铜元人津,减轻津地铜元充斥的压力,杜绝私铸私贩,摒弃劣质通货,查拿外洋商人私运铜元等,也确实起到了缓解金融危机的作用[23]。有学者把商会看作是近代市场的经济组织,探讨商会作为经济组织所发挥的作用,继丁长清提出近代商会是中国市场第二调控系统的观点之后[24],宋美云又以天津商会为个案,研究了天津商会作为市场经济组织,其一系列经济行为包括:制止跌价竞争行为,禁止买空卖空行为,监督并制止商人的违规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调节商人诉讼纠纷,平息缓解金融风潮等,说明北洋时期的天津商会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中观调控中枢[25]。

参考文献

①根岸佶:《支那キルドの研究》,东京斯文书院,1932年;又《上海のダキルド》,东京日本评论社,1951年;《中国のキルド》1953年;《支那商人团体制度》,《支那》11卷1号;小岛淑男:《辛亥革命时期の士绅:商人阶级い上海独立运动》,《东洋史汇编》6期,1960年8月;《辛亥革命における上海独立い商绅层》,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化の社会构造:辛亥革命史の位置》,东京汲古书院,1973年;曾田三郎:《商会の设立》,《历史学研究》422号,1975年;仓桥正直:《清末の商会い中国のブルツヨフツ》《历史学研究》别册号,1976年。

②[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Marie-Claire Bergère:TheRole of Bourgeoisie, in Mary C. Wright ed. ,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 - 1913,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 ,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③转引自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Burgess John S.,TheGuilds of Peking, New York: Cumbia Univesity Press,1928; Marion J Levy,Jr. and Shih Kuo - heng, The Rise of the Modem Business Class , New York:I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9 ; Edward J. M. Rhoads, Mer- chant Associations in Canton, 1885—1911, in Mark Elvin & G. William Skinner ed. , The Chinese City Be- tween Two Worlds; Shirley S. Garrett ,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the YMCA, Ibid; Chang peng,The Dis- tribution and Relative Strength of the Provincial Mer- chants Groups in China, 1842—1911, Ph.D. disserta- 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58 ; Sanford, James C, Chinese Commercial Organization and Behavior in Shanghai of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h. D. dissertation , Havard University ,1976; Coble, Parks M. , Jr. ,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Nationalist Govermment, 1927- 1937, Cambridge Mass. :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④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王笛、张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

⑤章开沅:《近代中国商会与市民社会研究的力作》《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1月。

⑥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有关或涉及商会史研究的评论性文章有10篇:朱英《清末商会研究述评》,《史学月刊》1984年2期;徐鼎新《中国商会研究综述》,《历史研究》1986年6期;赵洪宝:《近几年来大陆学者关午中国商会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16期;虞和平:《近八年之商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4期,《访日归来谈商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7年06,《中国近代史研究50年》,《文史哲》1999年第6期,《近代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社会科学家》2001年3月,《现代化研究与中国历史学的创新》,《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3期;马敏:《近十年来中国商会史研究及其展望》,《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湖北十堰,2000年;冯筱才:《中国大陆近代商人之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26期;胡其瑞撰《中国近代商人研究之回顾——一台海两岸之论著为中心的探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台北)32期;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朱英:《网络结构:探讨中国经济史的新视野——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这些文章有的着重于观点的介绍,有的注重方法论的批评,对商会研究的突破和进展强调不够。

⑦章开沅:《序》见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一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

⑧《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⑨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一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

⑩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⑾张志东:《近代中国商会与政府关系的研究:角度、摸式与问题的再探讨》,《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6期。

⑿虞和平:《访日归来谈商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7.06。

⒀宋美云:《20世纪初天津商会对外交往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

⒁张琴:《清末商会与商人心理的现代化》,《江海学刊》1996年3月。

⒂赵洪宝:《清末商会兴商学活动述论》,《历史档案》1997年01月。

⒃冯筱才:《近世商会的常态与变态:以1920年的杭州总商会为例》,《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⒄胡光明:《论国民党政权覆亡前的天津商会与工业会》,《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任云兰:《天津市独立工业团体的兴起及其对商会的影响》(1946—1950),《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⒅陈来幸:《通过中华总商会网络论日本大正时期的阪神华侨与中日关系》,《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刘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华》,《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与国内其其他商会网络机制的构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三期;胡光明:《论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与近代中国资本家的成长》;徐鼎新:《近代上海商会的多元网络结构与功能定位》,以上均为第三届中国商业史会议论文。⒆朱英:《五四运动期间的天津总商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11月;《上海总商会与五四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5月;《冲平五四运动期间上海总商会“佳电”风波》,《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⒇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21]冯筱才:《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11月。

[22]姚会元:《上海近代商会在稳定金融中的作用》,《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

[23]赵洪宝:《清末铜元危机与天津商会的对策》,《近代史研究》1995年4月。

[24]胡光明、宋美云、任云兰:《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25]宋美云:《中国近代经济社会的中介组织——天津商会(1912—1927)》,《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二、商会研究的时间与空间的突破

90年代之前,商会研究的时间仅限于清末民初的二十世纪最初的20年,一般不超过1928年,90年代中期以后,商会研究的时间扩展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1949—1950年。如徐鼎新研究了上海商会近50年的发展历史,试图说明中国近代商会在存世的48年中兴衰的内部和外部原因[26]。林纯业研究了沦陷时期(1937—1945年)的天津商会,指出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对商会组织的直接控制,对天津青岛等华北重要商埠委派日本顾问官,而天津商会的会长及其核心决策层,也由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的汉奸人物把持,他们抛弃数十年来的立会宗旨,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背弃民族立场和广大商民的利益,沦为日本统治华北市场、掠夺中国民族工商业、推进法西斯政令和巩固殖民统治的工具[27]。

胡光明则着力分析了新旧社会交替的震荡时期(1945—1949年),特别是新旧两大社会势力关乎于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决战时期,天津商会与工业会的构成,政治、经济行为及社会后果,从而判定这一时期商会与工业会的性质和特点。他认为,从这一时期国民党政权颁布的232个重要政令法规看,95%以上的法规政令都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聚敛社会财富并巩固其专制统治为目标的。在这个大背景下,商会、工业协会、工业会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中,采取了同国民党政权配合、屈从的态度,经过整顿和改组,清除汉奸成分的天津商会,虽然力图有所作为,但当已崛起的工业企业家群体脱离商会而自立为工业协会和工业会后,天津商会因自身经济实力薄弱,且与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天津商会的组织构成、经费支撑和社会地位与影响,已今非昔比,商会在组织上孤立无援,其行为更加听命于国民党政权。尽管为了维护商民的利益,商会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某些抗争,但也难于改变其衰亡的历史进程[28]。

任云兰则认为抗战胜利后(1945—1949年),促进工业化的呼声甚高,工商分流已成大势所趋,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工业界成员脱离商会,成立独立的工业团体组织。天津市独立工业团体包括:全国工业协会天津区分会、河北平津工业协会、天津市工业会。1947年10月《工业会法》的出台,为工业团体的创建提供了法律依据,1948年,天津市工业会成立,商会因此会员减少,权力消减,会费收入面临困难,商会不得不改组,另谋出路。这些独立团体的领导层较之商会的领导层,有较多的人受过高等教育,有更多的来自南方的企业界人士,较之旧式商会有一种趋新的特征,他们能适应中国工业化趋势,将学有专长的技术人才以团体的方式凝聚在一起,发挥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的重要作用,使之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开路先锋。因而比同期的天津商会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活力[29]。

80年代国内商会研究已经形成了上海、武汉、天津、北京四个研究中心,分别以上海商会、苏州商会、天津商会和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为研究对象。90年代中期以后,其他省市的商会也逐渐成为考察对象,如四川商会[30]、北京商会[31]、杭州商会[32]、贵阳商会[33]、无锡商会[34]。一些县级小城镇商会的研究也开始出现,顾林(Grove Linda)研究了高阳商会,其他的研究还有吴城商会[35]、汕头商会[36]等。此间海外华商商会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袁丁研究了泰国华商商会[37],刘宏研究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38],陈来幸研究了日本阪神华商商会[39]。与此相适应,研究的中心地由过去的四个大城市扩散到全国内地乃至香港、新加坡等地。

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的是商会与地区经济的发展备受各地学者关注。汤可可、蒋伟新通过考察无锡商会的成员构成,认为无锡商会中工商资本家占了相当比重,在商会中居于领导地位,他们通过商会抵制经济侵略、推广国货、组织工业产品,参加西湖博览会,维护和争取工商企业的权益,对近代无锡工商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40]。

席萍安认为,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里,四川商会组织成员将资金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投资新式企业,有造纸公司、火柴公司、川瓷公司、电灯公司,罐业公司、砖瓦公司、织布公司、电镀厂、玻璃厂、机器工厂等,使得初步发展的四川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相对扩大,对于近代四川民族工商业的初步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41]。丁隆昌对武汉商会的研究说明武汉商会在提倡国货的运动中具有独到之处,设立提倡国货的专门机构——国货专门委员会[42]。

顾林对高阳商会的研究具有开创性,高阳商会虽然只是一个县级商会,但商会领导和成员致力于发展当地传统纺织业,为高阳土布争取特惠税,进行产品考评,举办商业学堂,不仅起到了行业联合会的作用,而且创立了农村工业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工业化和救国活动中占据了中心位置[43]。冯小红也对高阳商会与当地纺织业的互动进行了考察,成立于1906年的高阳商会,在洋布行销华北的冲击下,提倡纺织,研究改良土布,特别是在高阳土布的工艺上作了大胆的改进,引进了日产铁轮织布机,建立织布工厂,开办工艺研究所,参加展销会,使高阳织布业有一个质的飞跃,逐步把当地织布业引上了工业化和商品化的道路。高阳商会还特别注意商业人才的培养,创立商业夜校、初等商业学堂等具有近代意义的学校,为高阳织布业的繁荣奠定了人才基础。高阳商会堪称是众多县级商会中的佼佼者,它的活动,不仅对当地农村的近代化进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华北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44]。

胡光明指出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间发生

的几次金融风潮中,天津商会和同业公会与外国银行团、领事团百般周旋,维护国家主权和商权,发挥了国家政权难以发挥的作用。史瀚波(美国威斯康新州立大学历史系)也考察了1916年中交银行停兑风潮平息过程,认为天津商会与临时金融维持会都是以人际信用为基础的组织,而当时天津金融市场纸币的流通是以非人际信用为基础的,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导致金融风潮的平息未达到目标的根源。关文斌(美国辛辛提那大学历史系)则较全面地研究了1908年的天津洋货风潮的起因与平息过程,认为这是晚清官民合作的范例,从而可以理解晚清社会与国家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地区的差异性[45]。

这些研究内容的突破产生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成果,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

[26]徐鼎新:《关于近代上海商会兴衰的几点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1期。

[27]胡光明、宋美云、任云兰:《首届商会与近代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28]胡光明:《论国民党政权覆亡前的天津商会与工业会》,《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29]任云兰:《天津市独立工业团体的兴起及其对商会的影响》(1946—1950),《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30]席萍安:《清末四川商会与四川民族工商业》,《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31]刘娟:《近代北京商会》,《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32]王勺:《民国贵阳商会沿革与同业公会之组织》,《贵州文史丛刊》。

[33]汤可可,蒋伟新:《无锡商会与近代工商企业家的成长》,《江淮学刊》1999年2期;蒋伟新、汤可可:《推挽结构:近代地方商会与政府的关系——以无锡为例》,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34]参见胡光明等:《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35]梁洪生:《吴城商镇及其早期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1月。

[36]黄挺:《1933至1934年金融危机中的汕头市商会》,第三届中国商业史会议论文。

[37]袁丁:《清政府与泰国中华总商会》,《东南亚》2000年第二期。

[38]刘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华》,《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39]陈来幸:《通过中华总商会网络论日本大正时期的阪神华侨与中日关系》,《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40]汤可可、蒋伟新:《无锡商会与近代工商企业家的成长》,《江淮学刊》1999年2期。

[41]席萍安:《清末四川商会与四川民族工商业》,《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1月。

[42]丁隆昌:《提倡国货运动的武汉商会》,《武汉文史资料》1994年2月。

[43]胡光明、宋美云、任云兰:《首届商会与近代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44]冯小红:《试论高阳商会与高阳织布业》,《社会科学论坛》2001.06。

[45]胡光明、宋美云、任云兰:《首届商会与近代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三、商会研究理论框架的突破

近十年来商会研究理论框架的突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是这一阶段研究中最值得称道的。其中现代化理论的应用可以说是商会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创新,把现代化理论引入中国近代商会的研究,其开拓者是虞和平。较有代表性的是学者们用现代化理论分析会馆、公所、行会、商帮等传统的商人组织与商会的联系和区别。行会、会馆、公所都是商人自发形成的组织,亦称为商入团体,一般而言,会馆是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商入团体,主要是外来商人在某地经商,为联络乡谊、相互支持而设,有较浓厚的地域乡土色彩。公所最初也是由会馆演变而来,是商人在经营地不分外来商人和本地商人,共同按行业重新组合的商人或手工业者的组织,又称同业公会或公所,它突出的是行业性,是以业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商人团体,公所后来又演变为几个相关的或重要行业的行会联合体,行会则是对会馆和公所的总称。中国近代的商会与行会有着割不断的历史联系。有的论者认为商会是现代性的商人组织,行会是传统的商人组织,因而从本质上二者是不相容的。

朱英将会馆、公所作为“前近代社团”,将商会作为“近代社团”,以示区别这两种组织是性质不同的工商团体,只是商会在起源上与行会有一种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46]。徐鼎新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从上海商会的历史看,上海商会的前身是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上海商会所具有的职能和作用基本上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职能作用相同,把行会当作传统的商人组织过于简单化了[47],行会具有某些近代性,可以被商会包容。虞和平则认为商会与行会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同之处,商会的功能集中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行会的功能还有乡亲联谊和福利,商会与行会的结合是以二者具有同质性为基础的,行会具有潜在的适应性[48],两者在协调成员关系和官商关系、经济管理、利益自维等基本功能上具有相同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两者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49]。范金民进一步指出商会不仅不能取代行会,而且商会的许多职能是通过行会来实现的,行会与商会的关系是发展与进一步发展的关系[50]。吴慧也认为,商会的成员基础就是公所[51]。黄福才、李永乐则从另一方面指出商会与行会的相同点,即都有不同程度的封建性和买办性,这也是它们共存的基础[52]。总之,现代化理论不仅极大地开阔了研究者思路,直接导致商会研究主题的转变,而且为研究者借鉴其他西方理论提供了范例。

运用市民社会理论研究近代商会与中国市民社会,这是商会研究的又一重大理论突破。首先是朱英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他运用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以近代商会为切人口,研究商会与中国市民社会(private society)的成长或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出现,并出版了专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朱英的研究是以掌握卷帙浩繁的商会档案为基础的,他首先对源于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了梳理,指出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概念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和解释,难以直接用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因此他首先概括和抽象出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本质特征,把市民社会定义为“脱离国家直接控制、拥有独立自主权和民主契约规则的民间社会组织”。然后考察商会的各种活动是否表明商会具有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商会的活动涉及社会生活的三个方面:经济、政治和司法。商会的经济活动,包括联络工商、调查商情、兴办商学、创办报刊、维持市面;政治活动,包括抵制洋货与维护利权、参加立宪与辛亥革命运动、调和各派党争等;司法活动,包括受理商事诉讼,拟定商法等,对这些活动的实证分析表明,这些活动都具有独立性,这充分显现出商会这一新式商人社团所具备的市民社会特征。朱英的结论是:商会的诞生和发展证实了清末民初的中国不仅出现了市民社会的雏形,而且还有所扩充,商会不仅在组织结构等体制性方面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公共领域,而且从商会活动方面阐明了它作为商办民间社团,在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转型时期发挥了国家所不可替代的作用[53],认为近代中国商会诞生后,其活动和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发挥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中介作用,因此商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初步形成的标志[54]。

此后商人与国家、商人与政府、商人与社会等与市民社会有关的问题,成为商会研究的一个热点。特别是商人社团的研究进一步加强,如黄汉民考察了上海机器国货工厂联合会[55],胡光明考察了天津工业会[56],任云兰对1946—1950年的天津市独立工业团体进行了研究[57]。王笛的研究似乎可以为朱英的研究提供佐证,他借用公共领域的概念对商会及其他公共组织进行考察,认为二十世纪初,成都公共领域的扩张与国家同地方士绅的合作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从商会的建立以及城仓的出现均可明显看出[58]。而张志东的研究则似乎提出了一个反证,他通过对天津商民协会个案的研究,认为天津商民协会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之间发挥了更好的桥梁作用。他指出,商民协会是兼具工商业社团和国民党党务助理机构双重性质的组织,集中反映了国民党欲在训政时期建立高度组织化、理想化的国家社团主义社会,从事民族国家建设的追求。但国民党最终选择了改组商会、撤并商协。改组后的商会无法发挥替代商民协会的作用,城市基层居民失去了有效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渠道,因而限制了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基础[59]。

尽管对近代商会与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也有学者对源自西方情景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否可以被用来研究中国情景的市民社会表示质疑[60],但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已经被提出来了,现有的商会档案为从中国情景出发研究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基础,有利于充分利用和挖掘现有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的,“近代中国商会一经诞生,便极力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渗透,期望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发挥更大的作用。商会档案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甚多,但由于数量巨大且很零散,估计已被利用这不过20%—30%而已”[61]。而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又为商会研究拓宽了思路,二者的结合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从商会研究人手,探索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问题有可能对现实与未来提供某些借鉴。

西方经济学被引入商会研究也是一种积极的理论突破。丁长清应用市场理论,从市场调控体系的角度,提出商会等工商社团是中国市场第二调控系统[62]。宋美云也从市场中介组织的角度考察了1912—1927年的天津商会,认为天津商会在当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起到了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作用[63]。

21世纪初,制度经济学方兴未艾,引发了学者对商会与经济制度关系的思考。赵洪宝指出清末民初商会对政府制订工商政策有多方面影响,表现为:各地商会查商情、编商事习惯、为政府制订工商政策提供信息参考;商会创立的学校、报纸,是政府工商政策宣传的一个重要园地;商会提出的工商政策、工商法规议案,对政府制订政策产生直接影响;商会是政府制订工商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也是政府工商政策实施情况的直接监督者[64]。如果说赵洪宝的研究还具有现象性的描述特征,张东刚的研究则具有本源性探索的特点,张东刚认为中国近代商会是在外来因素的作用和冲击下,移植国外商会制度而产生的,商会的性质就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组织,商会中的近代工商实业家是制度创新的最初需求主体,同时商会又在移植和创建新制度上是供给的主体,指出商会作为经济制度需求和供给的主体,它既急需经济法规的保护,又参与了经济立法,在商会的参与下,《商会法》经过1914年、1915年和1929年的修订,较大程度地反映了商人的要求[65]。严建苗、刘伟峰认为近代商会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商会的存在降低了交易成本,也降低了提供关于工商政策方面制度安排的成本[66]。冯筱才用产权经济学方法研究江浙地区商人,对商会的研究也很有启发,他认为商人对产权的关心是商人最根本的经济理性,商人的参与或远离社会政治的动机,都与商人产权的波动有关[67]。

滨下武志的网络理论传人我国后,网络理论和方法被用来研究商人网络,这是商会研究的又一个理论突破。胡光明、徐鼎新都尝试用网络理论研究近代商会[68],宋美云以天津商会为个案[69],研究了国内商会的网络体系。认为天津商会组织系统网络是由两个组织网络构成的,一是同业公会,称之为垂直组织网络,二是其他社会组织网络,称之为附属组织网络。天津商会的组织网络发挥的作用是:维护公平竞争,调节商人诉讼,缓解金融纠纷,影响政府决策。商会组织网络机制的构建无疑是商会组织间联络最行之有效的形式,近代天津商会与国内其他商会的互动联系为商会的发展创造了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也为天津的商业贸易经济,乃至北方和全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明显或潜在的成效。这是任何单独的组织或个人根本做不到的。天津商会通过这一网络机制与全国各地商会发生了互动,它们之间通过通讯、会谈、互访、出版报刊等方式,相互通报组织状况,互通商情信息,联合抵制关税,缓解金融危机,运筹粮食调配,维护商人权利,建立了天津商会与北方区域内商会的合作伙伴关系,突破地域环境的限制,建立与北京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联系,推动区域市场经济的增长,促进区域文化交汇,加强商人的共识。

在这方面海外学者从网络视角分析海外华商商会的成果尤其引人注意,陈来幸研究了日本阪神华侨华商商会与中华华商总会的网络联系,他首先考察了国内商会网络向海外的推广和延伸,1915年正式注册的海外中华总商会有58所,这些商会大多建立在华商聚居的海外商埠,而这些商埠都和国内沿海各港口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经贸关系,是华商经济交易圈当中的主要联系点,因而形成了一个海外华商的商会网络,海外中华总商会在组织上被看作是国内商会的外延部分,在一些有关商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拥有与国内商会相同的发言权。海外商会与国内商会联系的一个重要渠道是通过《华商联合(会)报》和《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报》。神户的中华总商会是由在神户的广东、福建、三江三个同乡帮联合组成的中华会馆演变而来,1909年5月正式成立。在日本的四个中华总商会中,神户华商总会的活动是最突出的,在建立与环太平洋地区各个华埠中华总商会、以及国内商会总商会的对等联系方面具有重要地位[70]。刘宏也考察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国内的商务往来,以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网络的建立在维系亚洲区域内的华人社会和商业网络中的作用,指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具有完善的内部组织结构和广泛的外部联系,是东南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组织,在华人转口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促使海外华商网络在20世纪逐渐走向成熟和制度化,并成为本土化、区域化和全球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刘宏的研究试图证明的是,海外华人的商会一经融人华商网络之中,并成为华商网络制度化的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以往对商入网络的研究忽视制度化的商人网络的空白[71]。当然商会网络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商会组织的内部与外部网络运作等问题,商会中领袖人物的个体研究,各地商会的领导人大多是当地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这些人物的权势、个性、人际关系网络对商会有何影响等,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至今未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商会研究多方面的突破都具有创新意义,而在主题和理论上的突破对近代史研究更具有启发性。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在这些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有影响的成果,这些突破性研究的许多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有些方面的研究和探索目前还相当欠缺。如区域经济理论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也是当今史学界的热点,但在商会研究中,尚未见到有人尝试用区域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商会,如各地商会地域性特征、商会与区域内资源结构和特点的关系,商会在区域内和区域外各地区资源互补和协调中的作用如何,商会网络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各地商会的比较研究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还有,系统论中的结构与功能理论在90年代初即被马敏、朱英用来研究苏州商会的组织结构与功能,但时至今日。学界对商会的组织结构和经济功能的研究仍显不足。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对我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到目前为止,运用这一理论和方法研究商会的,还不多见。另外,用现代化理论研究商会的开拓者是虞和平,但现代化理论后来被边缘化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所代替,这些理论是否可以用来研究近代商会?这些都是有待开拓的领域。

参考文献

[46]朱英:《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47]徐鼎新:《增进中国商会史研究的两岸“对话”》第135页。

[48]虞和平:《西方影响与中国资产阶级组织形态的近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

[49]虞和平、王天根:《近代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社会科学家》2001年3月。

[50]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3、275页。

[51]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述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52]黄福才、李永乐:《清末商会与行会并存的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53]朱英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一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4]章开沅:《近代中国商会与市民社会研究的力作一评朱英著》,《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1月。

[55]参见:胡光明等《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56]胡光明:《论国民党政权覆亡前天津商会与工业会》,《上海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57]任云兰:《天津市独立工业团体的兴起极其对商会的影响(1946—1950)》,《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58]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59]唐力行、吴建华、张翔风:《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2002年8月在上海召开);张志东论文:《国家社会主义事业下的制度选择:1928—1931年的国民党政府、商会与商民协会、天津的个案研究》。

[60][美]韩格理:《中俄社会与经济》序,第10—11页。

[61]章开沅:《近代中国商会与市民社会研究的力作——评朱英著》,《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1月。

[62]丁长清:《近代商会一中国市场第二调控系统》,参见胡光明等《首届商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63]宋美云:《中国近代经济社会的中介组织——天津商会(1912—1927)》,《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64]赵洪宝:《清末民初商会对政府制订工商政策的影响》,《学术界》1994年第二期。

[65]张东刚:《商会与近代中国的制度安排与变迁》,《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

[66]严建苗,刘伟峰:《近代中国商会的制度分析》,《商业研究》2002/08(下半月版)总第252期。

[67]冯筱才:《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政治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11月。

[68]胡光明:《论商会网络体系的构建与近代中国资本家的成长》;徐鼎新:《近代上海商会的多元网络结构与功能定位》,以上均为第三届中国商业史会议论文。

工商研究生论文篇(5)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企业组织结构的日趋复杂,工商管理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国内许多学者非常关注在新形势下国内外工商管理研究的方向与热点并进行有益的探索,这对提高我国工商管理研究水平、加强与国际间的交流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对研究人员把握国内外工商管理发展的最新趋势以及促进和提高我国工商管理学界较有影响的期刊都是大有裨益的;也有助于扩大和提高我国工商管理学学科的知名度和影响。

结合国内外的研究趋势,综合考虑国际上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将工商管理研究领域分为3部分:职能管理领域、应用领域、综合领域?在探讨各分支的热点及重点时参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的分类方法将工商管理分为11个类别心1。

1本文对国内外工商管理各领域的研究

内容、热点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以发现国内外研究的差距,旨在促进我国工商管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国内一些学者作过类似统计,本文工作的特点和创新之处在于:①选用的期刊范围。国内外管理学科期刊种类繁多,选择的期刊只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并不能完全囊括管理科学研究的全部内容,本文和前者选择的期刊存在着交叉,同时也存在不同,所以二者可以互相借鉴和补充。②统计的时间范围。本文统计年限为1995年1月一2005年12月。覆盖年限较长且反映了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③管理学学科分类代码。本文为自然科学基金委2004年最新编制的管理学学科分类代码。④增加了国内外各研究领域的纵向详细统计和分析。

在研究方法上,确定各个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热点问题非常关键。本文通过阅读在近10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重要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和国内外期刊上相关综述性的文章以及其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确定了工商管理各分支的研究内容,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能够反映各研究领域的主要关键词,然后通过关键词、题目、摘要相结合的方式,对国内外管理学界主要学术期刊1995一2005年发表的文章进行检索,以此得到各年度不同领域发表文章的数量,并在对摘要和相关文章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得到各个分支研究重点的变化和特点。

2国内外工商管理研究热点分析1)国外工商管理研究历程。

工商管理的研究在国外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学科体系。本文在综合工商管理各分支核心刊物的基础上,选择了scI和SsCI中影响因子大于O.5的50种期刊在1995—2005年发表的论文作为检索目标,通过对文章的题目、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出了国外工商管理研究的趋势及热点,同时为了避免出现文献重复引用的现象我们采用了逐篇检索的方式。

从国外的检索结果来看1995—2005年间企业运作管理、市场营销、企业财务管理、企业理论的研究上升趋势比较明显,而企业技术管理、企业战略管理、企业文化、非营利组织管理等方向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图l中还可以看出企业运作管理、市场营销和企业财务管理以及企业理论是国外工商管理研究较多的分支,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如何在更广的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如何面对运作管理觑一企业财务管理企业人力蛊源管理——斗一信息忤理与应用一一非企赢业利文组化织管理一市场营销——_一企业理论一一企企业业技臆术略管管理理?一项目管理图l1995—2005年工商管理各分支在国外主要期刊对比更加成熟的客户、如何通过资本运作使企业获得更大的竞争力等工商管理的基本研究领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因而理论界相关的研究依然处于主导地位。我们认为战略管理也是很热门的分支,但考虑到企业对战略规划的保密性,公开发表的文献相对较少。

在对大量文献检索的基础上,得出了国外工商管理研究的热点。

2)国内工商管理研究历程。

在选择国内工商管理期刊时主要参考了以下相关资料: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学界20种重要学术期刊,②2006年度csscI来源期刊,③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点期刊目录,④北京大学图书馆提供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根据上述资料选出国内工商管理研究领域的40种主要学术期刊。

本文以40种期刊发表文献的关键词、题目以及摘要为检索目标,通过逐篇检索的方式,得出了国内1995~2005年工商管理研究的趋势及热点问题。

从的走势来看,国内工商管理的研究日趋活跃,每个分支的文献数量都呈较快上升状态,其中尤以企业运作管理、市场营销、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理论发展更快。一方面国内近年来逐步从以政府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以企业为主的市场经济体制,企业面临着诸多不适应现象,这是工商管理理论研究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另一方面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在1996年设立管理科学部,随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1997年、教育部在1998年都先后将管理学从其他学科中分列出来,成为与理学、工学、经济学等并列的学科,这些事件都表明了工商管理正逐步为科学界、政府部门和社会认可,开始走向成熟。

从横向来看,企业运作管理是国内研究最多的分支,该分支无论在文献数量还是发展速度上都远高于其他方面的研究。中国加入wT0以后,对外开放度逐步加大,宽松的政策环境、低成本的劳动力以及巨大的需求正在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作为市场重要组成的企业对提高运作效率的愿望比任何时候都迫切,因而企业运作管理成为理论界追逐的焦点。未来的竞争不仅仅是劳动力、原材料的竞争,更大程度上体现在资本、管理水平的竞争,这些都成为近年来中国工商管理研究非常活跃的分支。同时市场营销和企业理论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技术是企业运行必不可少的因素,目前国内企业技术水平比较低,许多行业的核心技术被国外垄断,中国因此每年要花费大量的资金购买技术,预计未来企业技术管理也将成为工商管理研究的热门。

3国内外工商管理发展趋势比较1)数量分析。

为了使结果具有可比性,将国内、国外发表文章分别以100%为基数,以各年度文献数量与总量的比值作为研究对象,得出了1995—2005年中外工商管理发展对比图(见图3)。图中表明,国外工商管理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体系,各年度发表文章数量趋于稳定,新领域的进入和旧领域的淡出之间平稳过渡;而国内工商管理的研究则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发表文章的比重由1995年的3%增长到1995—2∞5年国内外工商管理发展年的16%。

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我们得出了国内外工商管理各分支研究内容的对比图。图中表明,国外研究较多的分支有企业运作管理、市场营销、企业财务管理、企业理论,而国内研究较多的是企业运作管理、企业理论、企业财务管理、市场营销,这说明国内工商管理的研究不仅在文章数量上有大幅增长,而且热点分支的研究也接近于国外。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应用国际化的视野研究国内工商管理将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目前国内工商管理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与国外相比最大的不足是研究方法和理论深度上还有较大差距。

2)国内外工商管理热点问题比较。

总体来看,国内工商管理的研究正在逐步与国际接轨,国外主要研究领域在国内均有涉及,但是具体到一些热点问题还存在较大差异。①企业运作管理是国内外关注最多的分支。最近10年以来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一新兴技术对企业原有的运作模式提出了挑战,纵向一体化的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供应链管理方式(横向一体化)应运而生,与此相对应引发了一系列的研究热点。国外目前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对整个供应链或者物流链的管理和控制,相关的研究热点有闭环供应链、配送中心、敏捷制造、精益生产、业务流程重组等;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供应链的优化和企业运作效率的改善方面,相关的研究有供应链建模方法、存货制度、柔性制造系统、作业调度、牛鞭效应、全面质量管理等。从研究侧重点来看表明中国企业运作管理水平与国外还有一定差距,而且中国理论研究还不能很好地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②市场营销是国内外差距较大的分支。现代社会正在逐步进入全面的买方市场,而企业面对的是成熟的消费者群体,这一领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从最近10年发表的文章来看,国外在传统的品牌营销、渠道策略、广告促销等研究方面趋于稳定,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一对一营销、客户资产、客户生命周期、体验营销、客户关系管理等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理念成为研究较多的热点;从国内情况来看,发表文章较多的主要集中在广告、渠道、品牌建设等方面,另外在理论界也引入了一些新兴的营销概念,比如绿色营销、关系营销、网络营销等,但相关文章题目和摘要表明,多数新兴的营销理念为介绍和综述性的,与实际联系的较少。③项目管理是国内起步较晚的研究内容,分析国内外项目管理领域发表文章的题目和摘要认为国外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复杂项目的集群管理、全球项目管理、项目管理模式等方面,侧重于对项目的整体运作;而国内的检索结果表明项目的融资、安全施工、进度安排等方面发表文章较多,从摘要及部分文章内容来看更侧重于具体项目的实施过程。④技术管理、信息管理是国内外差距较小的分支。结合检索结果及对部分文献的阅读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部分研究成果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另外与国内实际情况结合紧密的一些热点也处于先进水平,例如国企改革、中小企业成长机理。

4提高我国工商管理水平的建议

课题组在总结研究最近10年来国内外工商管理学科发展趋势及研究热点的基础上作了深入的研究,通过对大量文献的阅读和分析,我们对加快我国工商管理学科发展做出如下探讨,供大家参考:

1)从文章题目、摘要及部分文章内容来看,国内比国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比如绿色营销、核心竞争力、跨国并购等领域的研究首先在国外形成热点,随后我国学者将相关理念引入并加以研究。国内在一些我国独有的实际问题解决方面的研究有特色,而多数管理理论则是在引进和消化西方文化及其管理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管理体系,往往是国外形成热点后国内再引入。国内的管理学者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相关的热点持续深入地加以研究,这将有助于我国管理学科的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管理学各分支问相互渗透是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的又一特点。

论文的检索过程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如新技术对组织结构和商务模式的影响、基于信息技术的企业创新机制设计、电子商务环境下的供应链管理、与营销结合的服务运作管理对策研究、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战略的相互作用机制等。

3)国内外工商管理在研究内容、形式和方法上存在差别。

国外在理论研究的同时,注重将理论运用于管理实践。国内的研究经常停留在引进和介绍国外理论研究的层面上,对一些新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管理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国内研究应更多地关注管理实践,使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完善。在研究方法上国外强调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而国内多是思辨研究,定性分析的较多,定量研究和试验性成果少。

4)分析所检索文章的题目、摘要及部分文章内容认为我国工商管理学科理论性和学术性论文少于应用性、经验性的论文。

这表明工商管理学科在我国仍处于引进和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理论方法为主的阶段,缺乏结合我国实际的自主性学术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5)与国外相比国内工商管理学科有些分支没有自己的核心刊物。

工商研究生论文篇(6)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目前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农林业

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Skinner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

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总结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

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经济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现代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分析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影响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

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内容。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

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参考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时代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科技、企业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

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工业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oftheOldChinaTrade:acasestudyofManhop''''sFailure,1828"一文中,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发展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哲学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见下文"(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政治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影响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

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社会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时代"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8期合刊(1997.6):43-62。)

前述各篇论文概以中国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目前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7.2(1995.9):53-75:《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分析》,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可参考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时代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

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

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研究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内容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经济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科技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科学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分析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影响。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工业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应用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影响。(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33-77。)

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究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无正面影响,这一课题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尤受瞩目。早期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二元经济"说和"经济帝国主义"说,但是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则对这一议题重新检验。他依据"出口领导成长理论"(Export-LeadGrowthTheory),对清末重要进出口产业,如上游关联的茶、丝,基础建设的航运、铁路、保险、金融,下游关联的金属、棉纺织品,以及消费关联的食品、鸦片、棉布等项,进行关联效果分析,论证贸易对近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促进效果大于破坏效果,且这些关联效果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并未囿限于通商口岸。(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81-347。此文又收于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之中。)至于近代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研究,可参考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或《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王氏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册》中各关贸易统计及《十年报告》中江海关部份作为统计资料来源,探讨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波动及其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关联性,以及汇率对上海贸易条件的趋势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他发现:(1)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呈轻微正成长,1867-1918年间其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贸易条件则呈明显负成长。长期而言,上海贸易条件既没有恶化也无明显改善。(2)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的轻微正成长趋势,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呈负成长趋势方向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影响力小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3)除了上海国内贸易条件之外,汇率对上海其他各类贸易条件的影响深刻。(注:贸易条件(termsoftrade)指一单位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若一定量出口品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增加,或出口品价格上升速度比进口品快时,即是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即为恶化。见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合著,《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台北:双叶书廓有限公司,1987年),页270。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为旧稿,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3:44-87,此文另题名《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载于《兴大历史学报》6(1996.6):33-70,据王氏专题研究计划"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的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也收于王氏《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之中。)同样利用海关贸易统计资料,赖淙诚《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1890-1940)--以蒙自海关为中心之分析》,认为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通车才是云南近代开发的关键,其转变在于由省际贸易扩大为国际贸易形态,贸易流通路线由往北转而往南,其中锡矿的输出更显示云南的贸易形态与国外的依存关系甚于中国。(注:《东海学报》38(1997):59-112。)

工商研究生论文篇(7)

商务英语专业的选题方向是什么?在毕业论文开题意见和成绩评定表中往往会有这么一条:是否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对于培养目标《商务英语国家标准》规定,商务英语专业旨在培养英语基本功扎实,具有国际视野和人文素养,掌握语言学、经济学、管理学、国际商法等相关基础理论与知识,熟悉国际商务的规则和惯例,具备英语应用能力、商务实践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思辨与创新能力,能从事国际商务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从培养定位来看,商务英语专业学生以文学、语言学作为选题对象肯定是不怡当的,选题的核心还应是商务英语。对于地方性本科院校来说,由于教育部已经将这类院校定义为应用型高校,选题的重点还应放在商务英语在相关领域的应用上。

二、商务英语专业毕业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生甚至是指导老师都不清楚什么是商务英语,商务英语到底该研究什么。无法明确这一点,就会导致论文选题不符合专业培养方案、笼统空泛、与社会实践脱节等问题。

(一)选题不符合专业培养方案

要符合专业培养方案,除了熟悉教育部的商务英语专业介绍外,还一定要明确什么是商务英语。对于商务英语的定义,Hutchinson和Waters称:商务英语是ESP的一个分支,是以英语作为语言媒介、以商务知识为核心的一种ESP。从其定义可以看出,商务英语可以根据实际用途来界定,其范围涉及到许多不同行业和领域,所以商务英语涵盖了各个相关领域的专业英语,如经贸英语、金融英语、会计英语、法律英语、物流英语、广告英语等。因此,商务英语的一般定义是一切与商业相关领域的英语。

这样看来,符合商务英语专业培养方案的选题范围相当广泛,只要涉及与商务相关的专业英语领域即可,例如“合同英语中赘述现象的语用分析’、“物流英语语篇的语法衔接研究”、“从张家界景点的翻译看旅游英语的翻译策略”等均是相当不错的商务英语选题。但是,脱离了商务界定的选题就很可能不符合专业培养方案,例如“文化因素对电影片名翻译的影响”、《快乐大本营》中汉英语码转换现象探析’、“从英汉句法差异看长难句的翻译”等选题就明显不符合商务英语专业培养方案。

(二)选题笼统、空乏、单一陈旧

由于缺乏对商务英语研究领域的系统了解,学生的选题往往笼统空乏,很多同学感觉无题可选,纷纷借助网络,从而产生选题陈旧、雷同等问题。在对几所地方性本科院校商务英语毕业论文选题的调查发现,毕业设计的形式比较单一,全部是采用传统的学术研究性毕业论文模式,居然没有学生采用调查报告或策划方案。就毕业论文选题的领域而言,写商标和广告的占40%以上;写商务英语语言特点的也占到30%以上;只有一到两篇涉及到新闻、法律方面;研究金融、管理、保险、物流等方面的基本没有。

(三)选题与社会实践脱节,无实际价值

理论结合实际一直是需要解决的基本社会问题,也是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然而很多商务英语选题脱离社会实践,缺乏新意,无实际意义。有些选题不像是研究论文,更像是教课书里的内容,例如像“商务英语信函的语言特点”和“国际商务谈判的语言特点”这样的选题可以在相关教课书上发现完全一样的内容。另外,有些研究是已经没有必要进行的,例如,随着高等教育的全民化,进出口行业从业人员一般都已具备直接阅读和撰写外贸函电的能力。因此,没必要研究类似“英汉外贸函电翻译”和“论商务函电翻译”的选题,而且之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

三、原因分析

(一)商务英语研究氛围

根据叶兴国教授对中国商务英语研究现状与趋势的研究,发表过的商务英语论文从研究领域看,笼统地研究商务英语的论文多,研究英语广告和商标的论文多,深入研究国际商务具体领域专门用途英语的论文少。另外,据统计,过去30年总共发表了约5000篇商务英语论文,其中,研究广告英语和英语商标、品牌的论文约占总数的31%。由于学生写作毕业论文的主要文献来源是中国期刊网,这一现状无疑对学生的选题具有巨大的导向作用。

(二)往届学生论文选题倾向

由于绝大多数学生在进行毕业论文选题的时候都没有进行过相关的实践调查,因而很多同学就直接上网搜索现成的选题,似乎写起来有更多资料可查。这样一来,往届学生论文的选题,尤其是其他院校上传到网上的选题就成为很多毕业生使用“拿来主义”的对象,这也是学生选题单一的原因。

(三)管理和指导理念落后

造成学生毕业论文诸多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老师指导理念落后、学生英语水平不高、学生专业知识不扎实、管理过程不规范等造成的。现在地方本科院校学生的毕业设计仍然坚持按照传统的学术论文模式进行,基本脱离社会生产实践。论文指导的管理机制也不合理,例如写作指导的时间安排不妥当,往往与找工作、考研时间相冲突;选择指导教师的机制不科学、不合理,根本没有根据教师的研究方向进行选择,常常出现研究文学或教学法的教师指导商务英语选题学生的情况;指导老师的指导理念落后,单一要求用理论解释现实问题,忽视了商务英语的社会调查和商务英语的实证性研究。

四、解决方案

(一)熟悉商务英语研究理论

理论联系实际是论文写作最常见的模式,要想写好这类论文,首先要熟悉相关领域的理论。在进行论文写作前,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应系统地学习商务英语理论,并掌握一定的研究方法。例如,王立非教授针对商务英语语言理论体系,提出了商务英语词汇学、商务语用学、商务话语分析、商务翻译学、商务对比语言学、商务社会语言学、英语经济学等十二种研究理论和商务英语研究方法。

(二)扩大商务英语研究范围

掌握好了商务英语理论,接下来就是明确要指导的实际问题。由于商务英语涵盖了与商务有关的各个领域,商务英语研究的范围也随之非常广泛。研究内容可涉及商务英语语言、广告、商标、函电、经贸、谈判、合同、标识语、公示语、法律、外宣、司名、旅游等,还可包括金融、会计、会展、物流、涉外礼仪、电影、产品说明、公司宣传、证券、电子商务等领域所使用的英语语言特点及翻译技巧。

(三)毕业论文形式多样化

根据《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要求》,毕业论文(设计)要求选题有价值、思路清晰、内容充实、文字通顺,并有一定的独立见解。商务英语专业应鼓励学生采用市场调研报告、商业计划书、营销方案等多种形式,长度与毕业论文长度大体相等,用英语写作。评分时除了考虑语言质量和格式外,还应把创新思维和应用价值作为重要依据。因而,除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型论文写作外,还可以采用实践性毕业论文形式。论文的内容可围绕商务英语专业相关岗位进行选题,以解决具体职业岗位的具体问题。例如,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习经历,针对工作过程,用英语写一份完整的工作程序汇报;或者是为某项促销活动写一份详细的策划案;也可以就某个行业的一个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完成市场调查报告;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市场调查,写一份创业计划书等等。

工商研究生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7-000-01

以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企业行为、以及结果为实际案例,然后总结出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这是案列研究方法的基础。用这种研究方法来提高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的决策能力和实践能力,这种方法在目前的工商管理学科教学中,应用较为广泛[1]。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企业生存的实际环境有着很强的变动性,而且政治、经济、以及市场等各方面因素都会影响到企业的外部运营环境。所以不同阶段的企业在管理手段上,应该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一些学术界学者提出,案例研究法存在着不科学性的缺点,很容易导致学生陷入思想误区,并不适用于工商管理的教学。下面就从批判的角度,和价值角度进行分析。

一、批判性角度分析工商管理学科的案例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方法虽然已经在工商管理学科中应用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学术界人士对于案例研究方法却一直都存在争议。现如今企业环境的变化速度随着社会的进步也越来越快,关于案例研究方法的争议也越发的激烈,对案例研究方法在工商管理学科中应用的反对意见,也越来越多。这是由于案例研究方法存在着很大的主观性,缺少一定的科学性。而案例研究方法的最大缺点就是,在外部有效性上的缺失。同时,案例研究方法,只能利用理论结构和总结归纳的研究方法,对工商管理学科中的理论进行分析,而适合用真实的实际案例来进行研究。因此,人们对于案例研究方法在工商管理学科中的应用,持反对意见。

二、价值角度分析工商管理学科的案例研究方法

上文从批判的角度分析了案例研究方法的一些不足之处,但是案例研究方法依然有着很大的应用价值的。只要正确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依然能够体现出案例研究方法在工商管理学科领域内的应用价值[2]。关于工商管理学科中案例研究方法的价值和贡献如下:

就目前工商管理中管理的理论来说,大部分都是通过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研究总结,然后通过实践研究才得出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案例研究方法对于工商管理领域来说,贡献是巨大的。多数学者也发表言论成,能够将案例研究方法在工商管理中加以运用的人,多数都是来自专业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外加比较研究方法的提出,让人们对于案例研究方法有了崭新的认识,并且清楚的意识到案例研究方法对于工商管理的重要意义。在案例研究法的影响下,人们认为工商管理的过程中,要以明确表述为前提,创建一个框架体系,对比较内容进行一个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为工商管理提可靠的信息依据和管理实践上的经验。

三、工商管理学科中案例研究方法的优化措施

1.对环境背景进行细分

前文提到,如今企业环境的变化速度日益加快,案例研究方法也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主观性。因此在案例研究方法中,运用真实案例进行研究也存在不稳定性。但是也不能就此否定案例研究方法。

为了解决企业环境变化的问题,工商管理专业的教师在使用案例研究方法进行教学时,对实际案例的环境背景进行细分,不同企业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是各不相同的,这对案例研究的结果有着重要影响。需要细分的方面具体包括:发展时间、企业实力阶段、企业资源、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

企业的环境背景划分越详细,那么,通过实际案例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就更加可信。同时也能成功解决企业环境的变化,带给实际案例研究的困难。

2.学习国外先进的案例研究方法,建立规范的研究模式

采用国际化的视野,要善于引进国外先进的案例研究成果,并加以学习。另外要结合国内工商管理领域的实际情况,将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融入到国内的工商管理研究领域中[3]。与此同时,可以将国外的实际案例进行分类,然后与国内情况相近案例进行对比,随后进行研究,分析。通过对比和研究的过程,来提升国内的案列研究水准。

关于案例的研究模式,一定要规范化。具体的方法,可以依据不同种类,对工商管理的实际案例进行研究以后,归类总结。最后总结出不同类型案例中的通用元素。以此来建立一个规范的研究体系,防止研究主观化的误导。

3.同等性质的案例进行量化研究

案列研究方法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因此,为了尽可能的防止这种情况,或者其他的人为因素,影响到案例研究的结果。将同等性质的案例,以量化的手法进行处理,然后通过客观真实的数据对比,得出科学的研究结果。这是提升案例研究方法效果的措施之一。

四、总结

综上所述,虽然工商管理学科中案例研究方法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不能坑否认的是,案例研究方法在工商管理学科的领域内,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应用价值。另外,只要采取科学正确的优化措施:树立一个客观正确的研究态度;完善案例研究的方法;建立一个规范的研究模式等。依然可以促进工商管理学科的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1]徐丽.试论工商管理学科的案例研究方法[J].科技致富向导,2014(4):284-284.

工商研究生论文篇(9)

方向是根本,方向问题至关重要。它是引航灯、生命线。失去正确方向的航船不可能胜利到达彼岸,迷失正确方向的理论研究也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坚持正确办会方向”是理论研究的首要问题,也就是要求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把握正确的理论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不断取得创新成果,工商行政管理事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

回顾改革开放之初,工商行政管理恢复建制,成为国家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有效监管的重要力量。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人对计划经济、商品经济以及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不断创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紧紧围绕这些理论创新成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积极探索工商理论,认识到市场监管要宽严适度,强调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放而有度,有力地促进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1992年至2002年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道路上取得了重大飞跃,理清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工商行政管理从服务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逐步转到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认识到要正确处理经济秩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拓宽监管领域,创新监管机制,在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作出了新贡献。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新成果。这一时期,特别是“十一五”期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党中央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重大战略部署,坚持改革创新,并在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工商行政管理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五个四”为核心内容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创新成果。以此为指导,工商行政管理努力营造公平公正、规范有序、和谐诚信的市场环境,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大力维护市场秩序,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由此可见,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都是深入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体现。把握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就必须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扎实做好各项理论研究。当然,坚持正确的理论研究方向,还必须结合工商行政管理实践,准确把握工商行政管理发展规律,推动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科学发展。

二、关于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

“深入研究工商理论”是对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提出的基本要求,也就是在研究态度、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风气上都要“深入”,要高度重视理论研究,着眼于工商行政管理改革发展实践,下大力气进行深层次研究。具体来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统一思想认识,深入推进理论研究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是实践的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样,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也是推动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工商行政管理实践反复证明,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改革发展须臾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越是关系到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问题,越是需要加强理论研究。

恢复建制以来,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从无到有,由基本建立到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监管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但是与实践的需要相比,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理论研究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也还没有在全系统得到应有的重视,理论研究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我们要充分认识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理论研究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形成高质量的理论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为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长远发展夯实理论基础。

(二)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实践破解工商改革发展难题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出真知。理论研究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工作中挖掘题材,研究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中亟待解决的监管执法重点难点问题,研究广大人民群众迫切期待解决的市场监管热点问题,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深入实践、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把解决当前问题与谋划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才能把握研究重点,丰富研究内容,才能增强研究内容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实用性,才能创作出有思想深度、务实管用的研究成果。

要紧密联系“十二五”时期工商行政管理发展规划,紧密联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服务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实际工作,紧密联系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紧密联系工商行政管理改革发展中的重大实践问题,有针对性地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在总结提炼工商行政管理监管执法实践中的新鲜经验和成功做法基础上,找出影响和制约工商行政管理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破解工商行政管理改革发展难题。

(三)端正研究态度,深入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

早在东汉时期,王充就在其著作《论衡》中指出:“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甚者观蛟龙。足行迹殊,故所见之物异也。”时隔数千年,这句话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正所谓“人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只有到深水中才能看到蛟龙,同样的道理,理论研究者只有不畏艰难,沉潜到研究的深水中,扎实进行深层次研究,才能深刻揭示出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创造出高水平的理论成果。毛**同志指出:“调查要深入细致,既要‘身人’,更要‘心人’,蜻蜒点水,走马观花,是了解不到问题的深处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亦如此。

具体来说,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要端正研究态度,发扬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研究风气,

就是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真实反映实际情况,正视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积极寻找破解问题之策,防止绕着矛盾问题走;就是要对掌握的资料进行深度加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要像蜜蜂采花酿蜜,把事物的本质挖掘出来,防止浅尝辄止、浮于表面,简单堆砌、粗制滥造;就是要大力倡导优良文风,用朴实、生动、简明的语言撰写文章和报告,让基层同志看得懂、用得上,防止把理论束之高阁。

三、关于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目标任务及其实现途径

“不断推出创新成果”明确回答了工商理论研究的目标任务,就是要坚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多出理论创新成果,多出精品,使理论创新跟上实践创新。2011年6月,国家工商总局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会工作大力推进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创新的若干意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理论建设的总体目标,其中指出,要“全面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突出行业特点、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这一目标任务与“不断推出创新成果”是一致的,是对“不断推出创新成果”的具体阐释。实现这一目标任务的思路和途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研究

全面构建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方方面面,涉及到多个领域、多个环节、多项工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这么重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遵循先易后难,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推进。当务之急就是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集中全体人员智慧,力争用2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分论”丛书编写工作,初步形成以《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概论》为统领,以“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分论”系列丛书为骨干的全面反映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体系,为全面构建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夯实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不断加以完善和充实,最终形成一整套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

(二)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地研究

在基本建立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要坚持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统筹兼顾、整体推进的思路,推动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一是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深入研究以“五个四”为核心的工商行政管理理论,进一步把握市场监管规律,推动基础教材建设及学科建设。二是要加强应用对策和专业理论研究,紧密结合工商行政管理基本职能和业务工作,深入研究努力做到“五个更加”的方法途径。统筹兼顾市场主体准入、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商标战略实施、广告业发展与监管、禁止传销与规范直销、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找准各个领域亟待研究的主要问题,认真加以解决。

(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地研究

实践是不断前进的,指导这种实践的理论也要不断前进。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体系是创新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不断推出创新成果”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只有不断提高理论研究水平,持续地从丰富生动的实践中汲取营养,源源不断地推出理论创新成果,使理论创新跟上实践创新的步伐,才能永葆工商行政管理理论之树常青。特别是当今社会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繁荣时期,市场瞬息万变,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只有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才能保持旺盛生机和活力。

四、关于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

“热心服务系统干部”回答的是工商理论研究为谁服务的问题。理论研究本身不是目的,用理论武装工商干部,用理论指导工商实践,使之为系统干部服务,为工商行政管理事业改革发展服务,这才是工商行政管理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

(一)用理论武装干部,服务工商人才队伍建设

工商研究生论文篇(10)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1 . 04 . 032

目前,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都在寻求熟知企业文化的雇员和研究人员。商界的变革、研究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则要求商业领域的教学对课程设置进行调整。如今,诸如人类学之类的以定性分析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分析方法,正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和青睐。人类学已在商业实践中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尚未有效地广泛渗透到商业教育中。

1何谓人类学

人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们对环境所做出的情绪、态度和行为等反应。尽管人类学经常被人们误解为“象牙塔”式的规则,但是它对现代社会问题的研究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诸如城市生活问题、种族冲突问题和后现代主义问题。虽然人类学作为一种规则和分析方法最近才被正式应用于商业研究之中,但事实上学者们非正式地将人类学运用于商业领域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一段历史。古典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诸如实地研究、观察法、访谈法等),对商业领域研究的适用性也早已经在多方面得到证明。

近几年,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占据突出地位的“自然主义分析法”,显然受益于人类学的实地调查观察分析法。自然主义分析法的基本策略是通过参与式观察,研究和解释人们置身于真实环境中的实际行为及其与行为发生相适应的文化氛围和价值等。这种分析法要求研究人员从参观者的角度解释调查对象的行为,而不是依照观察者的感觉或者主观想法得出结论。凭借以观察者为中心的分析方法,研究人员可以更加有效地感知消费者的行为动机及其影响他们行为反应的因素。这种定性分析方法使自然主义分析法获得了广泛赞誉,而人类学的实地参与分析法也在为belk, sherry和wallendorf 所采用的自然主义分析技术中得以体现。

与此相关的是被hirschman (1986)称为“人文要素”的营销研究,与人类学的分析法一样,“人文要素”的营销研究也基于定性分析。因此,目前流行研究营销学和消费行为的人类学,可以被视为该领域中定性与人文要素研究过程的一个组成。在此背景下,实地研究实际上是一种以主观方式描述事物发展进程的一种方法,而这种主观意识来自于观察者对被调查者的感性认识。人类学家对于依据此种感受是否可以得到科学性较强的结论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在20世纪60年代,不同观点的分歧,导致人文要素研究的倡导者与追求严谨性的科学家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人类学同时还为分析特殊文化提供了有效的方法。harris and moran (1987)关注到这样一个事实:文化可以激发人们的自我认识,营造人们的归属感,构建人们的行为规则,并且根据目标的重要性将目标等级化等。根据人类学的理论,文化提供了一套能够矫正和激励人类行为而又可进行传播的知识体系。近些年来,拥有国际经验的学者们出版了众多介绍怎样在外国经营的指南性著作,以便帮助那些跨国企业理解文化的多样性,促使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为争取利润的最大化而进行更有效的经营实践。

人类学使用文化的概念来描述和分析人类的行为、价值观、选择、偏好、实践、利益和态度等。古典人类学理论认为,文化潜伏于各种社会形态和各类社会生活之中。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发生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事实上,文化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合作成为一种可能,并使其富有意义。因此,文化概念对于努力探讨和理解消费行为的学者们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文化研究为宗旨的文化人类学家关注企业文化及其对生产经营的影响,对产业和企业设置进行了大量研究。例如,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形成的人类关系学派,通过系列化的研究,构建了一套显示非正式文化模式、世代群体等如何影响企业组织的人类学理论体系。更多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显示,企业内部特殊的价值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行为的成功与失败。人类学分析法对这方面的研究所做出的显著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目前,人类学分析法和人类学定性分析法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商业研究中,而以工商管理研究为方向的人类学家,应用参与式观察法这一传统模式,搜集和整理基层企业文化信息,为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例如,施乐公司聘请了人类学家帮助公司设计针对技术服务人员的更为有效的培训项目。人类学家在接受了研究项目之后,要像技术人员一样接受培训,并且亲自接听并答复公司服务电话,以便掌握技术人员面对顾客时所发生的种种可能的情况。人类学家的研究揭示,教会人们如何使用复印机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因为大量的服务电话并不是来自具有较高机械操作和运用水平的客户。许多人往往不知道如何操作机器。此项源于第一手参与式观察的研究结论,促使施乐公司在培训技术员时更为强调与客户的关系。

2近期案例

根据研究,商业人类学分析法大约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正式开始应用,当时应用型人类学家suchman和orr调查分析人们如何与技术要素产生相互影响的问题。从那以后,大量的人类学家开始从事商业领域的研究,他们通常被授予不同的称呼,诸如“知识联络人”、“民族学者”、“评估员”等头衔。近年来,人类学家更多地涉入企业经营的战略性及操作性研究,包括对消费者的研究。人类学家在产品开始大量销售前,对产品性能及其使用者有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评估。

商业人类学研究的内容几乎涵盖了从营销策略到企业文化,从产品设计到商业发展的全部领域。例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人类学家victor barac博士,与当地一家互助保险公司进行合作,以更新该公司的广告策略,他还与加拿大电影公司合作一个项目,即蹲点剧院观察从购买小吃的模式到海报吸引人们注意的整个过程,并且就服务态度和环境体验方面的问题对顾客进行访谈调查。

人类学家baba 与 batteau和其他学者一起,在密歇根韦恩州立大学的人类学课程中成功地将人类学与商业教育融合在一起。他们的研究显示,国际企业经营失败的原因,往往在于企业不能理解和适应国外异文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众所周知,现实世界是瞬息万变的,决策者们必须熟知这些发展变化及其影响,才能有效捕捉商机。而充分发挥人类学家的才能,并且正确使用人类学分析法是解决此类问题的重要途径。对于工商领袖人物来说,熟知国内企业的文化背景虽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理解国际文化背景。因为国际文化差异的程度远远大于国内企业的文化差异,而这种国际文化差异性往往会导致不恰当的行为或者错误的决策成倍增加。人类学家在研究国内和国外的社会背景时,擅长于发现和解释影响企业战略和操作的行为模式,事实证明,人类学家的这一特长,完全可以有效地应用于改善企业经营的研究。

著名的工商人类学家jordan博士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在商业类学校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商业人类学地位的上升,使得在商业教育中对其做出更全面的介绍显得尤为必要,而人类学家在关于消费者的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哈佛大学的saltman 和mccracken 教授 ,西北大学的sherry 教授,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的arnould 教授 ,韦斯特伯里-纽约州立大学的olsen 教授,犹他州立大学的costa 教授等, 都是对商业教育产生较大影响的人类学家。另一方面,商业专业的教授,像hill 和kaufman-scarborough 博士等,他们在商学院的教学实践中,广泛采纳了人类学实地调查参与分析法,并将其应用于他们的商业研究中。

3结构主义分析法和后结构主义分析法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人类学分析法强调社会结构分析,认为文化是构成人们思维、态度和行为的特殊部分。社会化的过程促成了趋于隐蔽的模式化的思考方式,个体则被视为文化的一部分。此类观点在商业和消费者研究领域中十分普遍。因此,该方法设想出某种通常被理解为“民族特性”的模式,即社会中大部分人以相对无意识的方式形成自身的观点并对事物做出反应。无论何时,当人类学学者们谈论某个方面的问题时,例如,美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比较, 他们便会应用各种各样的民族特性模型进行分析。在微观方面,人类学家们将此类研究方法应用于对各种组织,特别是对构建“企业文化”的研究方面。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社会结构主义分析法,显示了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分析范式似乎趋于落伍。walle 博士 (2002) 认为有效的服务促成了现代结构模式的进步。社会结构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即使它们不如学者们所想象的那般强大或者普遍),即使这种方法没有复兴,但是却已经开始盛行。到了20世纪,哲学现象学分析法成为一种观察分析人类有意识的思考并如何将思想作用于行为、情绪和世界观的主要工具。结构主义分析法研究的是在社会化进程中,那些被固化为隐蔽的和无意识的思维模式。而现象学分析法研究的则是有意识的思维,关注的是个体而非群体。

哲学学派地位的提升导致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诞生,它排斥文化团体,用个体取代团体,因此在社会结构主义者中盛行。哲学学派用研究个体的模型来分析特定群体的反应,并把它和主流群体区分开来(假使这个主流群体存在)。研究差异群体的重要性(尤其是对特定的目标市场),使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析法成为在营销研究者中很流行的方法。虽然社会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各类研究者的哲学基础存在差异,但是受益于人类学分析法,这些差异不会导致不同的研究组织对人类学分析法的采纳与否。这些研究组织要通过科学理论来评估分析并寻找适合于研究人类的分析法。

4消费者行为与人类学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文化是影响营销和消费的关键力量。著名的工商人类学家jordan博士指出,“人类学家在文化、历史和全球背景下观察消费者行为”。richins (2000)认为对消费者的研究是一门社会科学,因为消费与个人的健康和福利相关,对经济行为影响很大;很多紧迫的社会问题与消费者行为相关(诸如吸烟、酗酒等会对个人和家庭造成不良影响)。richins (2000)同时指出,消费及其影响无处不在,并且有力地影响着生活的各个方面。

著名的工商人类学家koprowski (1999)认为,无论是在线聊天室还是舒适的商店,对商业有利的亚文化群无处不在。现代商业人类学家会使用摄像机、录音机和寻呼机等进行实地调查。在调查过程中,研究者追踪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并帮助企业决策者改进文化敏感型的营销战略。robinson和他的同伴使用人类学分析法观察和定义消费过程,帮助企业进行新产品的开发设计。他们没有向人们询问问题,而是观察人们的实际行动。通过此项调查,他们帮助一家制药企业开发了一种otc新感冒药,帮助一家大型汽车制造商开发了新式站台货车,帮助箱式背包制造商jansport以全新的方式展示其在运动品商店的产品,还帮助frito-lay更好地细分市场。

根据mulroney (2002)的观点,人类学分析法应用最明显的领域是研究零售业中的消费者行为。商业人类学家newman (1993)验证了经济规律对人们消费模式、生活模式和家庭关系的影响。anthropologist paco underhill (2000) 在其撰写的《为何我们会购买:购物科学》中探讨了零售业中的消费者行为。他剖析了为什么消费者原本是为了购买某件商品而进入商店,但结果却购买了另外的商品,是因为商店的氛围对购物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mccracken (1990)在《文化与消费:分析消费品和消费行为特征的新方法》中,说明了消费过程与文化是怎样产生共鸣的。mccracken把消费的定义扩大,认为消费是应该包含消费品和消费的产生、被购买以及被使用的全过程。根据mccracken的观点,文化和消费在历史、理论和实践这3个大背景下神秘地交织在一起。

人类学家bierck (2001)认为,定性分析法和观察式研究可以帮助决策者提高洞察力,而这是定量分析法做不到的。同时,mcfarland (2001)观察到,当消费者对新产品作出反应时,他的同伴会为其作出定性分析,并对消费者的决定产生影响。人类学分析法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此类市场研究中,研究影响消费者做出决定的文化趋势、态度和生活模式。

研究消费者行为的人类学家试图探求一件产品在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被适应的整个过程,而非简单地寻求问题的答案。例如,whirlpool最近邀请一位专注于研究内部组织的人类学家做一次关于高档浴缸行业的研究。所采用的战略是人类学家所擅长的研究方式,即分析被调查者的真实感受,而非数据分析。在调查过程中,将定性分析法和开放式采访相结合,观察了消费者实际使用产品的全过程。调查以来自4个不同市场的15个家庭作为样本,采用的分析方法包括入室采访和拍摄参与者沐浴的过程(沐浴时穿着沐浴服),对参与者询问诸如“何时考虑购买浴缸,对浴缸是什么印象”等开放式问题,并告知他们洗浴的照片将刊登在期刊或者杂志上。照片的主题便是“沐浴在浴缸中的消费者”。“此类倾向──情绪、文化、符号──很有感染力”。他们还更新了whirlpool关于高档浴缸的定义。调查组重点强调了参与者认为很重要的对浴缸的分类和感觉。由于该项调查是在参与者家中进行,因而能够有效地激发参与者的真实反应。

根据mcfarland (2001)的观点,人类学分析法的真实力量体现于产品开发的前期阶段。消费者人类学家的分析方法是归纳而非演绎。正如一位人类学家所观察到的,“进入消费者家里可以从他们身上发现如何进行产品分类才是有意义的”。例如,牙膏营销往往关注的是牙膏的防蛀和美白效果。但是人类学分析法研究发现消费者对牙膏关注的内容发生了改变。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牙龈和舌头──牙刷放入口腔中时的整体感受(他们不再仅仅关注牙膏的防蛀效果)。一些名牌牙膏,例如高露洁,声称“即使刷完牙也能继续发挥效用”,这种口号设计是为了迎合广义的牙齿护理理念。正如lacayo (2001)所称:“消费者人类学分析法花时间去理解消费者为何使用以及如何使用该产品。”

定性分析研究者在研究消费者行为时,利用人类学分析法创新分析技法(如belk, sherry, wallendorf 1989创造的自然主义分析法),目的是为了研究消费者的真实生活状态,以及他们为何做出购买并消费该产品的决定。营销过程包括为产品设定目标客户并对其进行销售,因此人类学家除了要知道特定群体在关注某类产品和产品使用时的感受外,还有义务找出被购买、被定价和被消费的产品的特殊性。通过细致地观察产品对人们生活的适应性,人类学家得到大量无法在正式采访中取得的有用信息,因此,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被企业所雇用。

5商业教育的含义

目前人类学分析法正逐渐被广泛地应用到商业和消费者研究中,营销学教师有必要将有关人类分析法适用性问题的讨论融入到他们的课堂中,以便将最新的观点融入到课程教学中。毫无疑问,人类学家正将独特的和无价的方法应用于商业世界,尤其是营销领域。

随着人类学在商业领域中的快速成长,人类学应该被冠以更高的知名度。以往,商业教育被认为过多地应用了定量分析法,而人类学等定性分析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局面。过去20年里,对消费者的研究主要是倡导应用自然主义研究方法。应用于商业教育的人类学分析法顺应了这些倡议,并且特别适合于消费者行为的课程。

就像人类学家们在哈佛商学院、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内布拉斯加大学,犹他大学等教授商业课程使用人类学分析法,这种应用于商业教育的人类学分析法不是新生事物,而是这种教育方法的复兴。同时,人类学系(如在韦恩州立大学和俄勒冈州立大学)也正在教授商业人类学课程。人类学在商业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社会对商业人类学家的需求增加,越来越多的商业教育机构正在寻找有商业经验的人类学教授来帮助培训“实践性的人类学家”。

随着人类学在商业教育中的发展,商业教育者有必要将人类学讨论更充分地融入到他们的课程中。商业人类学课程被建议引进商业学校,更多的人类学内容被引入到具体的课程中,反映了商业世界不断变化的方法。在课堂中介绍人类学分析法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因为商业教育中的人类学分析法大部分包含了人类学的分析法。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角度对人类行为进行研究,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商业教育者有必要对此进行适时调整。

与此同时,学生需要理解被商业研究者经常采用的简单方式,即使这些方式不会发生在更具有学术性的人类学分析中。这种精简研究方式如果确实可以为决策制定者提供有用的并具有经济效益的信息,那么是可以被接受的。所有的商业研究都会受到时间和资金的约束,但这些约束不会限制定性分析法的应用,如人类学分析法。

教师在学生被派出去参加参与式观察的项目前要对他们进行人类学分析法的培训,同时还包括进行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告诉他们需要认真严谨地工作,多为顾客的利益考虑,同时强调他们有道德义务。反之,会使问题变得混乱从而产生冲突。美国人类学协会、人类学应用社团和国家人类学实践协会建立了一套如何避免不合适的行为和怎样以一致的方式行事的准则,教师和学生都会因为遵守道德守则而受益。

多种不同方法的使用为人类学启发式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人类学分析法被用来检测诸如家庭、亲属关系、性别和友谊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还用来检测宽泛的文化模式对消费者的影响。学生们也意识到人类学分析法的独特贡献。人类学分析法通过研究消费行为(如消费者怎样看待产品、获取产品和消费产品),为研究象征性消费进程提供参考。

教师要向学生说明,数据在没有进行合理分析前,不能成为帮助决策的有用信息,并教导学生如何有效地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对于那些展示定性分析研究成果的学生尤其重要。因为他们总是不能与他们的定量分析一样被高估。学生要形成这样的认识:以经验观察为开端的人类学分析应该进行批评性分析。

目前,人类学在商业研究领域尤其是消费者研究领域有了很高的地位。人类学分析法也正越来越多地被引入到大学课程中,如消费者行为和营销研究。定性分析法——人文的和定性的社会科学技术,也已经在商业教育中讲授,这种向人类学转移的态势将注定给这些分析工具以更高的知名度。同样,这种增长趋势导致进行消费者行为和营销研究的教师们有必要越来越多地开设定性分析的课程,诸如人类学和民族学等课程。

6西方工商人类学的发展与崛起

虽然由于学派的不同,人类学家对自己学科结构的划分与分析有所不同,但是基本上都认为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与语言人类学为传统的四大分支。人类学因为其研究方法的独特而成为西方20世纪发展比较快的一个学科,20世纪末,人类学的发展受到工业和科技文明的较大冲击而放缓了速度,近几年来又有了较大和较快的发展。特别是以施政和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应用研究——应用人类学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以至在美国许多人类学家将应用人类学列为人类学的第五个分支。其实应用人类学是一个泛称,包括所有以人类学的方法为手段进行施政和解决实际问题研究的领域,比如当我们应用人类学方法研究解决教育领域的问题时,我们就将这类研究统称为教育人类学。同理,当我们将人类学应用于解决城市问题的研究时,我们就将其称为城市人类学(或都市人类学)。

人类学应用于工商管理领域已有较长一段历史,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便开始了对坐落于芝加哥的西电公司 (western electric’s hawthorne works)雇员人际关系与劳动效益的研究。参与该项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员elton mayo和w. llyod warner依据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理论,应用参与观察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得出了一个影响工商管理研究长达数十年的结论,即雇员的劳动效益会随着管理层对他们的关注程度的提高而提高。该项研究成果被誉为人际关系学派的奠基石,标志着工商人类学(当时被称作工业人类学)的诞生。

此后,人类学家们便开始广泛进行应用方面的研究,从工商管理到妇幼保健,从军事行动到国际援助,从幼儿教育到通俗文化,等等,无所不及。1941年应用人类学学社在哈佛大学成立,1946年burleigh gardner和w. llyod warner等脱离了大学环境组建了社会研究合作公司(social research incorporated),开创了人类学工商管理咨询业务的先河。社会研究合作公司的业务囊括了工商管理的各个领域和部门,成功地为数百家大中型工商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至今依然是美国非常活跃的工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公司之一。

20世纪50年代,著名人类学家edward t. hall受雇于美国国务院主持一个培训项目,教育将被派往北美以外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如何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在其著名的《沉默的语言》一书中,hall博士首次提出了非言语交流的特性及其重要性,并且指出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一个很小的失误很可能导致一个工程项目或一个和平协议的彻底失败。他的理论成为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从事国际经济贸易的工商企业主管所必须熟识的重要内容之一。后来,人类学家gary ferraro博士等延续了edward t. hall的研究,并逐步完善和形成了跨文化交流与国际经济贸易的规范模式。

到了60年代,随着美国军事势力在国际社会的不断扩张,美国国防部开始计划公开招募人类学家为其在拉丁美洲和越南的军事行动服务。此举无疑引起有正义感的人类学家们的批评和抵制,认为有违人类学家的职业道德底线。1968年美国人类学学会在其会刊上登载了美国国防部的广告,招募人类学家在其越南参谋部与心理学家合作研究越南文化与越南人行为模式,此举当时在全美国的人类学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和抵制,美国人类学学会不得不撤除该则广告以平息持续不断的抗议。到了1970年,有可靠消息来源说,有个别人类学家曾秘密受雇于美国国防部,在泰国从事与军事行动有关的秘密研究项目。此消息的确认极大地震动了整个美国人类学界,大家普遍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学家,正面临着一场职业道德危机。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美国人类学学会于1971年表决通过了《职业责任守则》。该守则明确规定:人类学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签署秘密雇佣协议,任何人类学研究报告都不得仅交给研究委托方而不提供给普通大众。该《职业责任守则》无疑束缚了工商人类学家的手脚,因为工商人类学研究项目一般都涉及委托方的商业机密,而出资委托研究的厂商们,是绝对不情愿将研究报告公之于众的。由此,工商人类学便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冬眠状态,鲜有成果与进展。

时至80年代,由于教育和学术领域的吸收力度有限,从事应用研究的人类学家日益增多,他们当中不乏受雇于工商企业的人类学家。而受雇于工商企业自然就要保守企业的商业机密。这种现象再次引起了美国人类学界关于职业道德的争论,学会最终同意职业性研究,从而使得工商人类学有了法理依据,更多的人类学家开始了他们的工商管理咨询服务生涯。与此同时,“文化”这样一个人类学最常用的词汇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而大众传播媒体和工商企业家们,也突然变得对人类学的原理和方法有了极大的兴趣。促使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就是日本经济的崛起和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成功。

根据工商人类学专家ann jordan博士的研究,日本的经济崛起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而伴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美国、欧洲,甚至亚洲的其他国家,都对日本文化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出于国际经济贸易的需要,学习研究日本文化和日本企业文化,成为欧美许多工商企业管理层的首要工作。而人类学家对文化研究的特殊本能正好借此机会得以充分发挥。在此期间,许多以人类学研究为主的工商管理学术著作问世,比较著名的有richard pascale和anthony anthos所著作的《日本管理之艺术》(the art of japanese management),terrence deal 和allan kennedy所发表的《企业文化》(corporate culture),等等。

1987年,美国成立了学习研究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learning,irl),旨在研究学习的自然过程以及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学习环境。虽然该研究所是一个综合研究机构,但其主要研究方法则是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及互动分析。irl的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工商企业管理实践当中,以提高工人的学习能力为手段从而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商人类学家的贡献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高层所认可,成为工商管理研究领域的主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近年来,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西方国家,许多跨国的大中型工商企业出于公司赢利的需要,正式雇佣人类学家为公司的管理提供可操作的研究。比如著名的电信设备公司摩托罗拉,著名的电器制造商通用公司,著名的金融跨国财团花旗银行,著名的汽车制造商丰田公司等都正式雇佣了人类学家,有的甚至雇佣了一个人类学家团队,成为企业内部的长期正式从业职员,为公司的战略发展而从事人类学方面的应用研究。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为学术目的而开始参与工商管理领域的研究,比如哈佛大学的jerry asltman 和grant mccracken教授,西北大学的john sherry 教授等。此外,越来越多的商学院教授也开始采用人类学方法从事工商管理研究,比如儒特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 商学院教授carol kaufman-scarborough博士等。澳大利亚沃隆贡大学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商学院的kathy rudlkin 博士与hemant deo博士应用人类学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在2005-2006年对当地数家银行分支机构进行了以提高顾客满意度为目标的研究,并得出结论:人类学的实地参与观察研究方法,对于银行业来说是最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应该大力推广。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大学的人类学系正式开设工商人类学课程,并开始培养工商人类学硕士或博士,比如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俄勒冈州立大学 (university of oregon) 、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布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更于最近开设了工商管理学与人类学双硕士学位,很受欢迎。而人类学对商学院教学大纲的影响力,根据ann jordan博士的研究,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日益增大,特别是在组织行为学、消费者行为、市场营销与管理、商业竞争情报学等课程的教学中,商学院的教师们在其教学实践中,已经大量引入人类学原理和方法,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效果。

上一篇: 安全工程专业论文 下一篇: 省级职称论文
相关精选
相关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