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论文篇（1）

二、研究的数据来源和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学研究中心等机构组成的课题组于2007—2009年对四川省阆中和富顺两个贫困县的农户调查。调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遵循分层随机抽样原则，从2个县各抽取3个乡镇，每个乡镇各抽取10个村，每个村整群抽取100户农户进行快速问卷调查，共形成了6054个农户样本。第二阶段，按照事先确定的大病标准和5%的比率，从6054个农户样本中选取家庭有成员患大病的农户进行深度访谈，形成了305个大病农户样本。本研究采用的是305个大病农户样本中，2006年患大病而住院治疗的231个患者样本，这231个住院治疗的患者分布在205个农户中。本研究中的大病概念根据以下三个标准界定:第一，农户当年住院治疗费用按家庭劳动力人数平均达到1000元以上的疾病;第二，不符合第一条，但是农户当年门诊治疗的费用按家庭劳动力人数平均达1000元以上的疾病;第三，不符合上述两条，但是当年因病误工累计超过90天的疾病。凡符合以上三个判定条件中之一者，即定性为“大病”。

(二)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在有家庭成员患病住院的205个样本农户中，2006年发生了民间借贷行为的农户有137户，民间借贷发生率为66．83%，户均民间借贷金额为10240元，患者人均民间借贷金额为9110元，患者人均住院天数为17．9天。本研究要纳入模型分析对农户住院医疗费用影响的10个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患者个人和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患者家庭货币收入水平、患者年龄、患者文化教育程度、患者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比例、患者性别、患者是否村干部等6个解释变量。从表1中可以看出，样本农户中，家庭年货币收入在20000元以上的患者所占比例最大，但他们民间借贷发生率也最高;他们不仅人均民间借贷金额最多，住院天数也最长。这一部分患者由于家庭收入最高，患大病以后能够向亲戚朋友借到的钱最多，所以对医疗服务的利用也最多。从住院患者年龄来看，年龄越大的患者住院治疗的比例越高，60岁以上的患者最多，占整个住院患者的三分之一强，但他们民间借贷发生率却最低，人均民间借贷规模也最小。从患者的文化教育程度来看，农村患者文化教育程度普遍较低，70%以上的患者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他们的人均民间借贷金额比教育程度高的患者少，尤其是教育程度为文盲的患者，由于他们主要是年纪较大、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农村老龄人，身体健康状况较差，所以他们人均民间借贷金额最低，但住院时间最长。从患者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来看，三分之二以上患者的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已经超过75%;农村患者住院治疗的时间与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成正比，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大，患者住院治疗的天数就越多。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低于50%的患者住院天数最少，但他们人均民间借贷规模却最大。相对于女性而言，农村男性对住院医疗服务的利用率更高，将近三分之二的住院患者为男性;但农村男女患者在住院天数和人均民间借贷规模上差别不大。从住院患者的身份来看，与村干部患者相比，不是村干部的患者家庭民间借贷发生率相对较低，但患者人均民间借贷规模较大，住院治疗的天数较少。2．患者家庭的外部保障条件变量。患者家庭外部保障条件包括是否参加新农合和民间借贷规模。新农合属于来自家庭外部的正式保障形式，民间借贷则属于来自家庭外部的非正式保障形式。调查地区住院患者93%都参加了新农合;与参加了新农合的患者相比，没有参加新农合的农村患者家庭民间借贷发生率更高，患者人均民间借贷规模更大，住院治疗天数也更多。从民间借贷规模看，农村住院患者中，民间借贷规模在2000—7000元的患者所占比例最大，这一部分患者家庭民间借贷发生率也最高;农村患者住院治疗天数与其民间借贷规模成正比，民间借贷规模越大，其住院治疗的天数就越多。3．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特征变量。本文以患者住院的医院级别作为医疗机构特征变量。农村居民中选择县级医院住院治疗的患者比例最高，患者在县级医院住院治疗的时间也最长。相比较而言，患者在乡镇卫生院住院治疗时间最短，但人均民间借贷规模却最大。4．患者的疾病特征变量。本文以患者是否患有慢性病作为衡量患者疾病特征的变量。从表1中可见，住院治疗的农村患者中将近70%的人患有慢性病，慢性病患者人均民间借贷规模和家庭民间借贷发生率均比非慢性病患者高，同时，其住院治疗的天数也比非慢性病患者高。

三、民间借贷在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中作用的计量分析

(一)计量模型

对于民间借贷在农村居民医疗服务利用中到底起多大作用，本研究将农村居民的住院治疗天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包括民间借贷规模在内的10个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回归模型构建如下:Y=β0+β1χ1+β2χ2+β3χ3+β4χ4+β5χ5+β6χ6+β7χ7+β8χ8+β9χ9+β10χ10+μ模型中，Y表示农村患者住院治疗的天数，χ1表示患者家庭收入水平，χ2表示患者民间借贷规模，χ3表示患者年龄，χ4表示患者文化教育程度，χ5表示患者就医的医院级别，χ6表示患者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χ7表示患者是否村干部，χ8表示患者性别，χ9表示患者是否患有慢性病，χ10表示患者是否参加新农合;βj(j=0，1，2，3，4，5，6，7，8，9，10)为模型的参数，μ为随机误差项，表示其他因素对患者住院治疗天数的影响。

(二)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所建立的回归模型和231个住院治疗的患者样本数据，利用Stata12统计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2所示。1．模型的显著性检验分析模型的判定系数R－squared=0．2434，表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好，10个解释变量能够解释农村患者住院治疗天数总变异的24．34%;F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具有显著意义(Prob＞F=0．0005)，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2．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分析(1)患者个人和家庭特征对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系数为正数表明，患者住院天数与其家庭收入水平成正向关系，但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样本地区患者家庭收入水平对其住院治疗天数的影响并不显著。患者住院天数与其年龄大小成反比，患者年龄越大，其住院治疗的天数越少，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患者住院天数在年龄上的差别并不显著。患者文化教育程度对其住院天数的影响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负，表明患者住院治疗的天数与其文化教育程度成负向关系，患者文化教育程度越高，其住院治疗的天数就会越少;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患者文化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层次，其住院治疗的天数就会缩短3．4天。这可能是因为在我国农村地区，年龄越大的居民往往文化程度越低，而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越差，住院治疗的时间就会越长。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家庭非农收入占总收入比例每提高25个百分点，患者住院治疗的天数就会增加3．9天。因此，非农就业收入的提高能够增强农村居民的健康保障能力和对医疗服务的利用水平。患者性别与住院天数之间成负向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女性患者住院天数要比男性患者少3．1天，不过，男女性别差异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是否村干部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在统计学上也不显著。(2)家庭的外部保障条件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民间借贷规模对患者住院治疗天数的影响十分显著，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民间借贷规模每增加5000元，患者住院治疗的时间就能够延长3．4天。民间借贷在帮助农户抵御大病风险，保障农村居民身体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是否参加新农合这一解释变量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这表明新农合在实施初期对农村患者的医疗保障力度不够，发挥的作用有限。造成新农合对农村居民医疗保障作用不显著的主要原因，一是补偿水平偏低，调查地区当年住院治疗的患者从新农合得到的医疗费报销补偿金额占其住院医疗费用的比例仅为20．04%;二是参加了新农合而在外地住院治疗的农村患者的医疗费用没有得到报销补偿。调查地区当年住院治疗的231个患者中，有100个患者住院费用没有得到报销补偿。(3)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特征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患者住院天数的多少与提高医疗服务的医院级别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医院级别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患者住院的医院每提高一个级别，患者住院的天数将会增加2．5天。这是因为农村患者住院治疗的医院级别越高，说明患者所患疾病越严重，治疗难度越大，所以住院治疗的时间也会越长。同时也反映出农村居民对健康的需求程度。(4)患者的疾病特征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表2中的数据表明，是否患有慢性病对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不显著，患者住院天数不会因为是否患有慢性病而有差别。

3．模型标准回归系数分析

在10个解释变量中，只有民间借贷规模、患者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患者文化教育程度、医院级别等4个解释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较大，它们的标准回归系数绝对值分别为0．2809、0．1533、0．1405、0．1218，其他解释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绝对值较小。其中，民间借贷规模的标准回归系数的绝对值(0．2809)最大，这表明在农村患者住院天数的影响因素中，民间借贷规模对农村患者住院治疗天数的作用和影响最大。因此，民间借贷规模对农村患者住院医疗服务利用发挥着突出的作用。

民间借贷论文篇（2）

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民间借贷中，因额度不大，老百姓都比较喜欢现金交易，不愿意走银行转账，又没有债之担保，大多数老百姓只能拿出一张不是很规范的欠条，在发生不能正常还款的情况时，有些事实根本就说不清楚，查证也很难，甚至诉到法院，给法院审理案件时也带去很大的麻烦，据法院不完全统计，90%的民g借贷案件都是这个情况，没有担保，证据单一，不容易查实。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过，一些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被允许，当然不能以此为营利手段，确实是基于生产经营需要来融资，才认定为有效。这里如何判定两公司之间的借贷是否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这个度的把握就很重要，同时要把握出借人资金来源的合法性，如果是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的，抑或向本单位职工集资不是用于生产经营，而是转贷牟利的，这些都会造成合同的无效。

二、赋予民间借贷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的理论与条件

现在社会人们遇到纠纷时，多数人会采取诉讼、仲裁、协商调解等手段来解决，虽然这能很大程度上起到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作用，但却需要耗费较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才能达到目的，而且它们是在纠纷发生之后才启动的程序，事实上，许多纠纷完全可以消灭在萌芽阶段，公证恰恰有这种作用。

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公证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债权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两部法律的两条规定，是公证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另外，司法部的《公证程序规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以及中国公证协会的《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及出具执行证书的指导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都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的条件做了规范。

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的条件为：1.债权文书以给付货币、物品或者有价证券为内容；2.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3.债权文书中载明当债务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4.《公证法》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赋予民间借贷合同强制执行公证的作用及程序

当前，对于经过公证的民间借贷合同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在当事人申请时，就已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并对违约的后果即强制执行做出了承诺，这样一旦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债权人可持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然后凭原公证书及执行证书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无须再经过诉讼或者仲裁程序，达到与诉讼相同的法律效果，对当事人来说也比较便捷，节省了时间和财力，有利于纠纷的及时了断。同时，债权文书经过公证后，债务人更加明确了不履行债务会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因素，从而加强履约的责任心，有助于防止纠纷的发生。

在实际操作中，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主要分两个步骤：

1.当事人申请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应当由债权人和债务人共同向公证机构提出申请，涉及第三人担保的债权文书，担保人承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担保人也应向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公证员对各方当事人的资格、债权文书的内容、债务人是否愿意接受强制执行进行审查，符合条件者，为其出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

2.当债务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债权人可以向原公证机关申请执行证书。公证员对债权人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对债务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义务的事实以及债务人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疑义等情况进行审查核实，符合条件者，为其出具执行证书。

四、赋予民间借贷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中应注意的问题

赋予民间借贷合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如果不能将问题及时解决，会导致执行证书的使用效力，也会影响公证的公信力。

1.对借贷双方身份及履约能力的审查。在办理公证过程中，应审查放贷资金来源是否合法。对借款方的还款能力，抵押的财产，担保的措施等进行审查，确保一旦借款人无法顺利履约时，有可执行的财产，能够顺利收回出借的资金。

2.对借贷合同的审查。借贷合同要采用书面的形式，明确债权债务关系，债务人（担保人）要明确承诺不履行、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时，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自愿放弃抗辩权。合同内容要合法，谨防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谨防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谨防借款人借款用于、诈骗、贩毒、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3.利率的问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相关规定，民间借贷年利率24%以内的受法律保护，超过年利率36%以上的借贷合同为无效，对于年利率24%到36%之间的部分属于自然之债。

4.债权转让的问题。债权人将经公证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合同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第三人的，受让人持原公证书、债权转让协议以及债权人同意转让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如有必要，可以在合同中加以明确。

5.出具执行证书前的核实问题。借贷双方应在合同中约定对债务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时的核实方式及举证期限，如果核实地址发生变更，需在一定时间内以书面的形式告知公证处及另一方，以便公证处核实双方的合同履行情况，如被核实方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回复，或者提出异议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则视其同意债权人向公证处提出的债权人已完全履行合同的证据和债务人违约的主张。对于核实方式，建议采用信函核实与电话核实两种方式相结合，信函核实的宜采用国家邮政机构寄送的方式；电话核实宜以录像、录音的方式对核实过程予以保全。

民间借贷论文篇（3）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古老的融资方式，长期以来活跃于基层金融市场，对居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资金短缺进行了有利调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迅速膨胀，并呈现出新动向。它所引发的一系列纠纷，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一、民间借贷的新动向及原因分析

一是借贷主体多元化。从调查情况来看，民间借贷的主体情况十分复杂，不仅包括农户、城镇居民、个体工商户，而且涉及较多的企事业单位。部分私营企业由于资金需求大、获取银行贷款支持难，只好选择民间借贷这一融资方式.并且日益发展成为民间借贷市场的主角。二是借贷手续趋向书面化。过去民间借贷一般以口头约定为主，现在大多数要签订书面协议，协议条款包括担保、保证、借款额、归还期、违约金等。有的协议借贷金额条款将本金与利息合二为一，使人难辨利率高低。三是借贷手续规范化。农民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因而在借贷行为上更为谨慎，借贷手续更为规范。大多数借贷行为有正式的字据凭证，有的还要求有中间人作为担保.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专门为借贷双方担保的经济人。四是发展势头呈现职业化。一些个体工商户进入食利阶层。由从事生产经营转为仅从事资金借贷，逐步形成“私人钱庄”，使风险更集中。五是借贷利率居高不下。年息一般在15%至30%之间，比同期银行利率高出2至4倍，极大地扰乱了金融秩序。

当前民间借贷迅速发展并呈现出的上述新动向有着深刻的原因:一是民间借贷手续简便、快捷。据调查，借贷双方一般为本乡或邻乡甚至是本村人。贷方对借方情况相对熟悉。借方如需要资金，通过中介人担保向贷方说明资金用途、借款金额、还款日期及利息，即可签订借款协议(合同)，得到所需要的资金。相对于银行贷款，这一借贷形式比较灵活，符合农户季节性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急的特点。二是部分农民理财意识发生转化。在当前存款利率较低，其他投资渠道较窄等情况下，部分农户把闲置的资金转向民间借贷以获得高收益。并且，随着人们社会信用意识的提高，民间借贷行为更趋理智化、规范化，从出借到归还.都采用书面协议这一合规方式进行。避免了不必要的争执，出借方的收益能够得到法律保护。三是农村个体营业户资金需求增大。据调查，某地区部分边远乡镇一般的种养殖、运输专业户，经营成本在2万元左右，其周转资金约为5000元。而农村金融部门对这些专业户的贷款额度较小。一般在5000元以下，且期限较短，不能满足农户生产经营所需。因而多数农村专业户只好进行民间借贷。四是银行贷款复杂，条件要求较高。从某乡部分农户那里了解到，农民向信用社贷款，先要由信用社信贷员对其家庭收入、资信状况、资金用途等进行调查取证。再找有偿还能力的中介人作担保，最后出具担保人、贷款人的身份证、印鉴，签订借款合同，方才能办理一笔贷款。相对严格的贷款程序，使部分资金需求者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五是金融机构集中收缩、信贷权限全面上收，造成金融融资功能萎缩，促使民间借贷日趋活跃。

二、民间借贷的发展存在的问题

由于民间借贷游离于国家宏观调控之外，借贷行为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较小，随意性特征明显。因此民间借贷存在着大量风险。这些风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经营性风险。县域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管理水平较低、人员素质较差、财务体制不健全、信用等级低等问题。同时，县域大部分民营企业主要从事农副产品的收购和初级加工，产品附加值低，这就注定了企业生产经营的效能相对低下，赢利能力差。这也是正规金融信贷难以注入资金的主要原因。因此，随着民间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张，民营企业逐渐成为民间借贷的主体，从而资金的风险系数增高，经营性风险因素也呈上升趋势。二是民间融资的高利率导致了资金成本风险。目前，县域民间融资的利率大多呈高升趋势，有的利率已远远超出了当地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和借款方的实际承受能力，加重了资金借入方的成本支出，获取利润的空间被压缩或亏损;但对于资金的供给方来说，利率高，能够为其实现资金效益的最大化，然而过分追求资金的效益性，却忽视资金的安全性，最终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三是民间融资的程序简化导致了道德性风险。民间融资方式程序简单，且极不规范，决定了道德性风险的存在。民间借贷之所以被推崇，主要是受资金需求方无可供抵押或担保的标的物所致。同时，民间融资的供资方并没有一套类似于银行业机构的信贷管理办法，对资金的借人方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管，一旦借入方以此来诈骗钱财，将给资金供给方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四是民间融资的高利率导致了民间融资缺乏法律保障，存在制度性风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还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如果公民之间的借款没有约定利息，贷款方就无权收取利息。而当借款人决定不归还借款时，出借人往往也不依靠法律手段去解决。他们习惯于雇佣社会上的无业青年以暴力的方式逼迫借款人还钱。这种行为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导致借款人死亡的情况。

三、民间借贷的规范建议

针对当前民间借贷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为了有效的规范其发展，笔者提出以下的建议:

第一，加大金融监管力度，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根据我国有关经济法规的规定，人民银行对全国的金融业有监管的职责。而对民间借贷进行有效的监管，则是基层人民银行的职责所在。当前对民间借贷监测存在的问题是，借钱者认为“借钱不光荣”，不愿意向外透露借贷信息，如城镇个体工商户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和信贷投入，而县域各国有商业银行小额贷款业务几乎没有发生，农村信用社支持“三农”后资金也非常紧张，因此只好转向民间借贷，但在实际选监测点进行监测时，监测到的户数极少。再如: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日渐突出，在银行贷款无门的情况下，企业为了自身发展，也加入到民间融资的行列来，而且资金额比个人借贷更大。但在深入企业调查时，明知企业有民间融资行为，企业却不予承认，所以也就无法统计。同时，债权人也坚持“财不外露”的思想，不愿向外透露借贷信息，实际监测大多采用侧面打听的方式，加大了监测的难度。对此，基层人民银行一方面应该耐心宣传国家政策，讲明监测与个人财产和借贷行为无关，并对个人资料严格保密。另一方面让群众明确在什么情况下民间借贷行为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且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二，政府部门应妥善处理好社会上的待业青年。当借款人不能返还借款的时候，出借人会把目光盯向这些青年，以暴力的方式逼迫借款人还钱。而在逼迫的过程中，很容易引发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因此，政府部门应尽力对这部分青年人做好就业安置工作。

民间借贷论文篇（4）

由于借贷利率高，已暴露出种种严重问题。如浙江温州、内蒙鄂尔多斯、山东青岛、河南安阳等地相继爆发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老板欠债跑路的事件，说明民间借贷风险暴露已经不是个别地区的局部问题。面对风起云涌的民间借贷危局，如何从源头理清民间借贷风险大范围暴露的原因，并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是摆在我国面前的一道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

当前民间借贷活跃的成因分析当前我国民间借贷为什么如此活跃?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主要原因有：

第一，高利率是民间借贷活跃的首要原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可是，由于在资金盈利思想的驱使下，不少资金拥有者于国家法律而不顾，乘大多数中小企业和急需资金者之危，不断提高借贷利率，致使民间借贷利率也一路走高。例如，据温州银监分局2011年5月对温州民间融资的一份权威调查报告显示，自2011年初以来，民间借贷利率持续高涨。截至3月份，温州民间借贷月平均利率已经达到了15.38，比年初增加了1.21，创历史新高。又如，去年4月，深圳典当行抵押贷款的月息已达到4%左右，相当于年化利率48%。

民间借贷论文篇（5）

民间借贷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法律行为的要件包括成立要件及生效要件,成立要件通说包括三个要素:意思表示、标的及当事人。

1.民间借贷的主体,狭义的民间借贷合同是指自然人之间一方将一定数量的金钱转移给另一方,另一方到期返还借款(或并支付一定利息)的民事法律行为。广义的民间借贷合同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一方将一定数额的金钱转移给另一方,到期返还借款(或并支付一定利息)的法律行为,可见民间借贷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它组织。

民间借贷论文篇（6）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古老的融资方式,长期以来活跃于基层金融市场,对居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资金短缺进行了有利调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迅速膨胀,并呈现出新动向。它所引发的一系列纠纷,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一、民间借贷的新动向及原因分析

一是借贷主体多元化。从调查情况来看,民间借贷的主体情况十分复杂,不仅包括农户、城镇居民、个体工商户,而且涉及较多的企事业单位。部分私营企业由于资金需求大、获取银行贷款支持难,只好选择民间借贷这一融资方式.并且日益发展成为民间借贷市场的主角。二是借贷手续趋向书面化。过去民间借贷一般以口头约定为主,现在大多数要签订书面协议,协议条款包括担保、保证、借款额、归还期、违约金等。有的协议借贷金额条款将本金与利息合二为一,使人难辨利率高低。三是借贷手续规范化。农民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因而在借贷行为上更为谨慎,借贷手续更为规范。大多数借贷行为有正式的字据凭证,有的还要求有中间人作为担保.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专门为借贷双方担保的经济人。四是发展势头呈现职业化。一些个体工商户进入食利阶层。由从事生产经营转为仅从事资金借贷,逐步形成“私人钱庄”,使风险更集中。五是借贷利率居高不下。年息一般在15%至30%之间,比同期银行利率高出2至4倍,极大地扰乱了金融秩序。

当前民间借贷迅速发展并呈现出的上述新动向有着深刻的原因:一是民间借贷手续简便、快捷。据调查,借贷双方一般为本乡或邻乡甚至是本村人。贷方对借方情况相对熟悉。借方如需要资金,通过中介人担保向贷方说明资金用途、借款金额、还款日期及利息,即可签订借款协议(合同),得到所需要的资金。相对于银行贷款,这一借贷形式比较灵活,符合农户季节性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急的特点。二是部分农民理财意识发生转化。在当前存款利率较低,其他投资渠道较窄等情况下,部分农户把闲置的资金转向民间借贷以获得高收益。并且,随着人们社会信用意识的提高,民间借贷行为更趋理智化、规范化,从出借到归还.都采用书面协议这一合规方式进行。避免了不必要的争执,出借方的收益能够得到法律保护。三是农村个体营业户资金需求增大。据调查,某地区部分边远乡镇一般的种养殖、运输专业户,经营成本在2万元左右,其周转资金约为5000元。而农村金融部门对这些专业户的贷款额度较小。一般在5000元以下,且期限较短,不能满足农户生产经营所需。因而多数农村专业户只好进行民间借贷。四是银行贷款复杂,条件要求较高。从某乡部分农户那里了解到,农民向信用社贷款,先要由信用社信贷员对其家庭收入、资信状况、资金用途等进行调查取证。再找有偿还能力的中介人作担保,最后出具担保人、贷款人的身份证、印鉴,签订借款合同,方才能办理一笔贷款。相对严格的贷款程序,使部分资金需求者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五是金融机构集中收缩、信贷权限全面上收,造成金融融资功能萎缩,促使民间借贷日趋活跃。

二、民间借贷的发展存在的问题

由于民间借贷游离于国家宏观调控之外,借贷行为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较小,随意性特征明显。因此民间借贷存在着大量风险。这些风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经营性风险。县域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管理水平较低、人员素质较差、财务体制不健全、信用等级低等问题。同时,县域大部分民营企业主要从事农副产品的收购和初级加工,产品附加值低,这就注定了企业生产经营的效能相对低下,赢利能力差。这也是正规金融信贷难以注入资金的主要原因。因此,随着民间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张,民营企业逐渐成为民间借贷的主体,从而资金的风险系数增高,经营性风险因素也呈上升趋势。二是民间融资的高利率导致了资金成本风险。目前,县域民间融资的利率大多呈高升趋势,有的利率已远远超出了当地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和借款方的实际承受能力,加重了资金借入方的成本支出,获取利润的空间被压缩或亏损;但对于资金的供给方来说,利率高,能够为其实现资金效益的最大化,然而过分追求资金的效益性,却忽视资金的安全性,最终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三是民间融资的程序简化导致了道德性风险。民间融资方式程序简单,且极不规范,决定了道德性风险的存在。民间借贷之所以被推崇,主要是受资金需求方无可供抵押或担保的标的物所致。同时,民间融资的供资方并没有一套类似于银行业机构的信贷管理办法,对资金的借人方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管,一旦借入方以此来诈骗钱财,将给资金供给方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四是民间融资的高利率导致了民间融资缺乏法律保障,存在制度性风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还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如果公民之间的借款没有约定利息,贷款方就无权收取利息。而当借款人决定不归还借款时,出借人往往也不依靠法律手段去解决。他们习惯于雇佣社会上的无业青年以暴力的方式逼迫借款人还钱。这种行为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导致借款人死亡的情况。

三、民间借贷的规范建议

针对当前民间借贷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为了有效的规范其发展,笔者提出以下的建议:

第一,加大金融监管力度,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根据我国有关经济法规的规定,人民银行对全国的金融业有监管的职责。而对民间借贷进行有效的监管,则是基层人民银行的职责所在。当前对民间借贷监测存在的问题是,借钱者认为“借钱不光荣”,不愿意向外透露借贷信息,如城镇个体工商户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和信贷投入,而县域各国有商业银行小额贷款业务几乎没有发生,农村信用社支持“三农”后资金也非常紧张,因此只好转向民间借贷,但在实际选监测点进行监测时,监测到的户数极少。再如: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日渐突出,在银行贷款无门的情况下,企业为了自身发展,也加入到民间融资的行列来,而且资金额比个人借贷更大。但在深入企业调查时,明知企业有民间融资行为,企业却不予承认,所以也就无法统计。同时,债权人也坚持“财不外露”的思想,不愿向外透露借贷信息,实际监测大多采用侧面打听的方式,加大了监测的难度。对此,基层人民银行一方面应该耐心宣传国家政策,讲明监测与个人财产和借贷行为无关,并对个人资料严格保密。另一方面让群众明确在什么情况下民间借贷行为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且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二,政府部门应妥善处理好社会上的待业青年。当借款人不能返还借款的时候,出借人会把目光盯向这些青年,以暴力的方式逼迫借款人还钱。而在逼迫的过程中,很容易引发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因此,政府部门应尽力对这部分青年人做好就业安置工作。

第三,制定适应民问借贷行为发展的法律规范。明确民间借贷出借金额、管理机构.规定只要是有利息收入的,必须到管理机构进行登记,纳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四、结语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间接待也呈现生机。如果规范得当,民间借贷作为一种融资方式会更加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规范不当,则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参考文献:

民间借贷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1-0145-02

近来，江苏泗洪、浙江温州、内蒙古鄂尔多斯、广东东莞……这些地方相继爆出企业资金链断裂、老板欠账“跑路”的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于民间借贷的高度关注。

民间资本已形成一套相当完整和初具规模的民间借贷体系，甚至于可以与当地银行体系分庭抗礼。民间的借贷资金融入资金利率达到月息3%，季节性需求旺盛时，贷出资金利率月息可达3.5%至5%不等。民间借贷是把双刃剑，它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亦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全国部分地区出现的企业倒闭、老板外逃和跳楼事件，甚至导致区域金融危机的发生就是其负面影响的集中表现。当前，民间借贷危机有蔓延的趋势。

借款人明明知道月息3%―5%的利率很高，但是还是选择了到高利贷去融资。这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投机的行为，其自身也知道这只是饮鸩止渴。行为金融学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目前已经很难解释某些金融异常的现象。行为金融学对股票市场中人为因素研究是成功的，并且形成了相关的理论。借用其理论对分析民间借贷问题，与股票一样，是同样适应的。

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本文引入行为金融学基本内容这个崭新的分析视角来解析国内民间借贷危机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解决问题对策，为政府宏观调控民间借贷市场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支持。

一、行为金融学角度民间借贷危机的成因

传统金融学明确的把人看做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市场是有效市场，如果用传统理论解释民间借贷等非理性的利率，停留在经济人层面上，很明显是不合时宜的。行为金融学认知的人的有限理性，为研究民间借贷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基石。

它在承认了人有理性的一面的时候，同时认为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受到许多理性之外的情感、冲动等的影响，在外界条件约束下人对自己理的控制力是有限的。这些是和原有理论截然不同。是对原有理论的改正和充实。传统金融学承认理性经济人、有效市场和完全套利假说，不注重行为主体心理诉求，而行为金融学脱离了传统金融学理论束缚，重新探讨民间借贷市场主体的心理因素对市场的影响，寻求民间借贷危机形成的微观原因。

（一）过度自信。人常常高估自己成功的机率，倾向信奉自身的判断能力，放松本人对待理性态度的限制，无形之中拔高了自我意识形态，对事物的理解过于简单化，作出抉择时都有自我归因偏差等等，种种上述心理表现就叫做“过度自信”。在决策者中间，无论是是非理性决策者还是理性决策者，都坚持认为理性站在自己这边。而且决策者认为自身具体了一定专业知识和掌握了若干有用信息，因而进行投资决定，便对自己的判断力极度自信。

反映在借贷市场上，当市场波动与贷款人的私人信息相斥时，贷款人的信心并不是等额地减少，而将原因归于客观，而当市场波动与贷款人的私人信息相符时，贷款人的信心就会膨大。贷款人的这种过度自信是推动市场成交额一路飙升，最终酿成民间借贷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过度自信往往让交易者相信自身能准确地认知市场的变动轨迹，即便自身理性地认为价格是不可预测的。正是这种直觉判断形成了贷款人投资方向――譬如地产价格不跌的基础。面对高额利率，仍然义无反顾。要理解民间借贷危机，我们一定都要意识到贷款者的过度自信心理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

（二）易获得性偏误。易获得性偏误是这样一种现象：如果人们比较容易联想到某件事情，决策者便可能会错误地认为这个事件常常发生；反之，假如某类事件让人很难意识到，相关信息在人的脑海里匮乏且模糊，贷款人就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低估这类事件发生的概率。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某个社会、某个时代所盛行的、为人们熟悉的信息自然不难获得，因此，不能忽视贷款人在决策时受社会化影响的程度。

当借贷的价格即贷款利率上升时，贷款人会预期对应的投资项目价格不会继续下跌，从而继续贷款，于是就推动了更大程度的资金需求；然而，相应的贷款利率下跌，贷款人预期对应的投资项目价格继续下跌而抛售，会导致利率继续下跌。长此以往，资金价格惯性产生并进一步促进了利率的提高。

（三）心理帐户。它是指无论个人、家庭和公司都存在一个或多个确定的或潜在的帐户体系。这些帐户体系往往遵循与经济学的运算规律想违背的规则。这使个体、家庭或公司做经济决策时候常常以非预期的形式影响本身，使本身决策违背最简单的经济规律。心理账户使得贷款者面临很高的利率时仍然无所畏惧，从而导致了市场投机者的产生。贷款者将损失放在某个独立的“心理账户”，他们的心理呈现递减的敏感性，也就是当损失逐渐增加，痛苦程度会逐渐减少。所以贷款者在投资过程中表现出“赢利抛出，亏损持有”想法，最终便产生处置效应。贷款市场中，当投资品价格升高，利率处在升高阶段的时候，市场非常活跃，换手率非常高，价格被逐渐推高，逐步导致民间借贷的繁荣；反之，随着投资品价格下行，交易量也会逐渐下降。这就阐述了利率上升出现时总是随着交易量的上升，利率上升的初始会持续相当长时间。正是处置效应的存在导致了上述现象。即市场上有更多资金涌入民间借贷公司，利率持续上升的现象。

（四）从众效应。从众效应也叫羊群效应。是指决策者在信息环境非确定的情况下，其行为很容易受到其他参与主体的影响，从而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小道消息、忽视自有信息，依赖舆论从而采取从众的策略。当民间借贷市场产生从众效应时，民间贷款人和借贷人往往会跟随其他人做出决策，导致借贷市场对信息过度反应，利好信息导致借贷需求猛增，投机膨胀，直到引发借贷危机；反之，利空信息会导致民间借贷市场加速泡沫破裂。

（五）模糊规避。是指参与者在进行决策时候会排斥不确定性。在面临冒险的抉择时，会产生以已知的概率作为依据的惯性，而回避非确定的概率。很显然，当新的金融产品出现，参与者往往增加过多的风险溢价，而经过一段时间后，当参与者对该金融产品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自然地便会降低风险溢价。

在民间借贷市场，对于借贷人和贷款人而言，巨大利息收益和支出伴随着中国房地产等高回报资产的一路上扬。人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对于潜在的风险，会比较现有的状况作出调整。

二、结论和对策

（一）研究结论

通过行为金融学的若干理论深入地讨论借贷双方行为背后的心理过程就会发现：民间借贷主体决策跟传统经济学分析相反。参与主体不会像完全理性的“经济人”那样行事，即会按照预期效用理论和贝叶斯法则理性地进行市场交易和主体抉择，保持市场均衡的秩序。相反，借贷双方的判断和抉择过程中常常会受到若干心理因素的影响，表现出各种认识和情感上的差异，故此，民间借贷市场的参与者只能保持有限理性。

（二）对策

为了阻止民间借贷市场的非理，从政府、借贷双方的视角提出对策；以此来对政策进行建议

1、大力整顿民间市场秩序，规范担保公司等的行为。政府职能管理部门应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发展典当行、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等，能从根本上缓解民间借贷危机。定期汇集民间借贷信息和出现的问题；建立民间借贷监测网络，时时监控民间借贷市场情况；建立健全“银监―银行―企业”的信息通道，及时观测企业资金流向，特别是关注大额资金流向非合同关联方的领域。对一些担保公司、银行等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给予行政制裁，严厉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

2、加强对民间借贷双方的正确引导，构建对称的信息平台机制。由于社会公众缺乏民间借贷的专业知识和有效信息，很容易产生羊群效应，政府应构建一个公开、透明的民间借贷信息平台，逐步完善民间借贷市场的信息和交易机制，媒体、专家和学者发挥正面舆论的积极作用，利用舆论进行合理引导，消除民间借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政府部门还应在民间借贷过热时适时预警信号，同时鼓励相关金融部门给予民众投资基本知识培训，强化借贷双方投资风险教育，调节市场情绪，引导贷方需求主体形成合理的预期，有效抑制投机心理，减少非理。

3、规范借贷双方行为，加强金融监管。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提高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进一步规范个人贷款审查的程序和标准，逐步建立并完善个人诚信系统。发挥中介机构、新闻媒体及主管部门的作用，对市场上的投机心理和投机行为加以正确引导，防止市场中多度投机。出台合理信贷政策，增加投机者的资金成本，提高其投机风险，必要时给予经济甚至是行政制裁，尽可能地遏制投机行为，减缓其对市场的冲击，减少市场中的噪声交易行为。

作者单位：商丘工学院管理系

作者简介：李超（1978- ），男，汉族，江苏省徐州市人，商丘工学院，讲师，北京工商大学产业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产业业经济、企业管理、市场营销。

参考文献:

[1]饶育蕾,刘达锋.行为金融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徐松茂.房地产市场异常现象的行为金融学研究[J].北方经贸,2010,3.

[3]蒋胜,黄迪.从行为金融学角度诠释股市财富效应[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4,2:43-47.

民间借贷论文篇（8）

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速，民间借贷作为一种由来已久的融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2011年中期，有数据显示，我国民间借贷的规模已达3-4万亿元。民间借贷已经发展成为中小企业进行融资的重要途径。但是接连发生的民间借贷信用危机，如债务人出逃、中小企业倒闭等事件，对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民间借贷活跃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较大冲击。在经济迅速增长的背景下，急需构建完整的民间借贷法律体系，维护民间借贷双方的正当权利，促进民间借贷活动的内生动力。

一、民间借贷的内涵分析

当前国内外学者还未对民间融资的概念和形式形成共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一条的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有学者认为货币一旦交付就发生了所有权转移。 理论上，民间借贷有多种划分方法。不以盈利为目的有偿转让资金或者无偿进行资金的转让，应属于民事行为。但若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的资金转让则具有融资的性质，属于商事行为。当然，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因为有专门法律规定，所以在此不列入讨论范围。

二、我国民间借贷市场发展状况

（一）我国民间借贷进入高级阶段

民间借贷在我国自古有之。我国春秋时期已有放债取利的记载。在封建社会，民间借贷主要以高利贷形式存在，解放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由于政府明令禁止，民间借贷行为几乎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中期，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私人钱庄、摇会、合会、抬会、标会、等民间融资形式。特别是浙江温州等地，在中小企业创办和发展过程中，民间借贷十分活跃。 2010年5月国务院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五条和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都明确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当前，民间借贷的发展已经进入高级阶段，表现出交易上的连续性、有组织性、集中性和专业化特征。

尤以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表现最为突出，如，2010年，温州市中支在温州市范围内曾开展了一次民间借贷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民间借贷的目的，相较过去，不再单一。民间借贷不仅仅局限于居家的重大支出，逐渐扩大到投资性支出。第二，规模总量不断增长。第三，借贷方式得到极大丰富。温州民间借贷的方式包括了直接借贷，集资，聚会，担保、投资公司等五类。第四，民间借贷主体发生转变。过去只是邻居亲友等人际关系间的货币救济，现今已经转变为个体、私营业主等多种借贷主体。第五，民间借贷作为一种投资方式，在众多投资途径之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我国民间借贷相关立法存在冲突

尽管我国民间借贷市场已经颇具规模，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制定出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专门、系统的法律法规。关于民间融资的法律制度分散见于在《民法通则》、《刑法》、《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等法律中，《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法规中以及《贷款通则》等规章中。但是未给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区分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民间借贷的判断标准，且各项法律规定中存在矛盾。例如《民法通则》第90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210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但是有些法律却对符合《民法通则》、《合同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严格限制甚至否定。如《贷款通则》第61条明令禁止非金融企业从事借贷行为。当前的立法现状已不能为民间借贷活动提供良好的法律保护，不能激励民间借贷的内生动力，严重制约了民间借贷的发展。

三、我国民间借贷法律管制的重点问题及建议

（一）我国民间借贷的主体规制

我国法律上规定民间借贷的主体范围包括两个方面，即，“自然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企业之间”。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复杂多变的环境，公民与非银行机构发生的资金借贷，一般按照民间借贷纠纷处理。 争议主要存在于两个问题上：

1.贷款人是否一定为自然人。在现行法律体系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1条“公民之间的借贷，双方对返还期限有约定的，一般应按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出借人随时可以请求返还，借方应当根据出借人的请求及时返还；暂时无力返还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责令分期返还。”、第123条“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以及第125条“公民之间的借贷，出借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不予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1）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2）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3）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4）其它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综上所述，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其他非金融性组织之间的相互借贷均属于民间借贷。

2008年5月，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资金来源、设立方式等做了规定，积极引导金融资源的有效分配。2010年人民银行制定的《贷款通则》规定，借款人包括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和自然人；贷款人指金融机构。综上，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扩大借贷主体的规范：一是自然人做为贷款人，应当通过注册准入机制予以确认。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健全，通过规定相当的注册资金以限制自然人作为民间借贷的主体，是非常必要的。此外，还应当同时考虑其退出机制与破产机制。二是通过对申请人的资格审查限定主体范围。民间借贷极容易与犯罪联系，如洗钱、发放高利贷、欺诈交易等等，因此有必要提高“门槛”，以阻止某些不适格的主体进入市场。

2.企业之间的借贷是否可以确认为民间借贷。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产生的效力一直受关注，依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其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在实践中，法院通常判令此借贷行为的借款人返还本金，对利息则不予保护。根据美国纽约州的司法案例实践，显然没有将个人与企业间不经常的借贷行为列举在商事行为之中，因此，个人和企业的偶尔借贷行为不需要申领放债人牌照。据此对我国现行法律提出修改意见，即，适当放开企业之间的部分借贷。

（二）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规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称，民间借贷最突出的问题，相当规模的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流于“钱生钱”的投机性投资中。传统民间借贷行为的主要资金，来源于私营企业主和普通家庭的闲置资金等。当前，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已发生显著变化，正如上文所述温州借贷市场所表现出的特点，自然人、企业法人、商业银行等都加入到民间借贷资金的来源之中。特别是上市公司和商业银行惹来民众众多非议。

2012年9月10日，温州市委常委、温州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朱忠明在第六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上称，2011年温州地区有三成民间借贷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

《刑法》第176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的吸收公众存款在认识上争议很大，界定不明，在司法实践中往往纠结不清，限制了民家借贷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在不触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前提下，明确规定民间融资的正常途径，丰富民间融资的形式。

（三）民间借贷的利率规制

我国关于利息的规定可以追溯至封建社会早期。在当前有关法律中，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下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第7条“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及第8条“借贷双方对有无约定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借贷双方对约定的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可参照本意见第6条规定计息。”这三条都涉及了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

民间利率是在市场环境下形成的。根据供需理论，当借贷市场的资金需求程度大于供给，利率必然的会有所提升。当然，实践中往往很大一部分民间借贷是友情债，其常常是无息的。基于亲戚、朋友等亲属关系而发生的民间借贷行为，对于诚信建设提出了更进一步的挑战。

民间借贷论文篇（9）

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速，民间借贷作为一种由来已久的融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2011年中期，有数据显示，我国民间借贷的规模已达3-4万亿元。民间借贷已经发展成为中小企业进行融资的重要途径。但是接连发生的民间借贷信用危机，如债务人出逃、中小企业倒闭等事件，对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民间借贷活跃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较大冲击。在经济迅速增长的背景下，急需构建完整的民间借贷法律体系，维护民间借贷双方的正当权利，促进民间借贷活动的内生动力。

一、民间借贷的内涵分析

当前国内外学者还未对民间融资的概念和形式形成共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一条的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有学者认为货币一旦交付就发生了所有权转移。 理论上，民间借贷有多种划分方法。不以盈利为目的有偿转让资金或者无偿进行资金的转让，应属于民事行为。但若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的资金转让则具有融资的性质，属于商事行为。当然，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因为有专门法律规定，所以在此不列入讨论范围。

二、我国民间借贷市场发展状况

（一）我国民间借贷进入高级阶段

民间借贷在我国自古有之。我国春秋时期已有放债取利的记载。在封建社会，民间借贷主要以高利贷形式存在，解放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由于政府明令禁止，民间借贷行为几乎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中期，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私人钱庄、摇会、合会、抬会、标会、等民间融资形式。特别是浙江温州等地，在中小企业创办和发展过程中，民间借贷十分活跃。 2010年5月国务院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五条和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都明确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当前，民间借贷的发展已经进入高级阶段，表现出交易上的连续性、有组织性、集中性和专业化特征。

尤以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表现最为突出，如，2010年，温州市中支在温州市范围内曾开展了一次民间借贷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民间借贷的目的，相较过去，不再单一。民间借贷不仅仅局限于居家的重大支出，逐渐扩大到投资性支出。第二，规模总量不断增长。第三，借贷方式得到极大丰富。温州民间借贷的方式包括了直接借贷，集资，聚会，担保、投资公司等五类。第四，民间借贷主体发生转变。过去只是邻居亲友等人际关系间的货币救济，现今已经转变为个体、私营业主等多种借贷主体。第五，民间借贷作为一种投资方式，在众多投资途径之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我国民间借贷相关立法存在冲突

尽管我国民间借贷市场已经颇具规模，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制定出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专门、系统的法律法规。关于民间融资的法律制度分散见于在《民法通则》、《刑法》、《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等法律中，《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法规中以及《贷款通则》等规章中。但是未给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区分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民间借贷的判断标准，且各项法律规定中存在矛盾。例如《民法通则》第90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210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但是有些法律却对符合《民法通则》、《合同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严格限制甚至否定。如《贷款通则》第61条明令禁止非金融企业从事借贷行为。当前的立法现状已不能为民间借贷活动提供良好的法律保护，不能激励民间借贷的内生动力，严重制约了民间借贷的发展。

三、我国民间借贷法律管制的重点问题及建议

（一）我国民间借贷的主体规制

我国法律上规定民间借贷的主体范围包括两个方面，即，“自然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企业之间”。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复杂多变的环境，公民与非银行机构发生的资金借贷，一般按照民间借贷纠纷处理。 争议主要存在于两个问题上：

1.贷款人是否一定为自然人。在现行法律体系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1条“公民之间的借贷，双方对返还期限有约定的，一般应按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出借人随时可以请求返还，借方应当根据出借人的请求及时返还；暂时无力返还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责令分期返还。”、第123条“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以及第125条“公民之间的借贷，出借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不予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1）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2）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3）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4）其它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综上所述，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其他非金融性组织之间的相互借贷均属于民间借贷。

2008年5月，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资金来源、设立方式等做了规定，积极引导金融资源的有效分配。2010年人民银行制定的《贷款通则》规定，借款人包括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和自然人；贷款人指金融机构。综上，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扩大借贷主体的规范：一是自然人做为贷款人，应当通过注册准入机制予以确认。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健全，通过规定相当的注册资金以限制自然人作为民间借贷的主体，是非常必要的。此外，还应当同时考虑其退出机制与破产机制。二是通过对申请人的资格审查限定主体范围。民间借贷极容易与犯罪联系，如洗钱、发放高利贷、欺诈交易等等，因此有必要提高“门槛”，以阻止某些不适格的主体进入市场。

2.企业之间的借贷是否可以确认为民间借贷。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产生的效力一直受关注，依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其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在实践中，法院通常判令此借贷行为的借款人返还本金，对利息则不予保护。根据美国纽约州的司法案例实践，显然没有将个人与企业间不经常的借贷行为列举在商事行为之中，因此，个人和企业的偶尔借贷行为不需要申领放债人牌照。据此对我国现行法律提出修改意见，即，适当放开企业之间的部分借贷。

（二）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规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称，民间借贷最突出的问题，相当规模的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流于“钱生钱”的投机性投资中。传统民间借贷行为的主要资金，来源于私营企业主和普通家庭的闲置资金等。当前，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已发生显著变化，正如上文所述温州借贷市场所表现出的特点，自然人、企业法人、商业银行等都加入到民间借贷资金的来源之中。特别是上市公司和商业银行惹来民众众多非议。

2012年9月10日，温州市委常委、温州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朱忠明在第六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上称，2011年温州地区有三成民间借贷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

《刑法》第176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的吸收公众存款在认识上争议很大，界定不明，在司法实践中往往纠结不清，限制了民家借贷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在不触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前提下，明确规定民间融资的正常途径，丰富民间融资的形式。

（三）民间借贷的利率规制

我国关于利息的规定可以追溯至封建社会早期。在当前有关法律中，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下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第7条“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及第8条“借贷双方对有无约定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借贷双方对约定的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可参照本意见第6条规定计息。”这三条都涉及了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

民间利率是在市场环境下形成的。根据供需理论，当借贷市场的资金需求程度大于供给，利率必然的会有所提升。当然，实践中往往很大一部分民间借贷是友情债，其常常是无息的。基于亲戚、朋友等亲属关系而发生的民间借贷行为，对于诚信建设提出了更进一步的挑战。

民间借贷论文篇（10）

民间借贷更为直观的问题是其产生的社会问题。2004年6月，福建福安合会崩盘，涉及资金25亿元，直接影响福安80%的家庭65万人的生活；2010年7月，江苏黄桥地区“打会”崩盘，近10人自杀，涉及资金30亿，全镇95%民众受影响，社会秩序几近崩溃，至今仍未恢复；2011年，四川广元地区共破获高利贷案件158起，打掉涉高利贷团伙10个（其中恶势力团伙4个），涉案金额逾6亿元；2012年3月12日，北京破获的一起地下钱庄案件，涉案犯罪嫌疑人64人，涉案资金达50余亿元。这些案件仅仅是多种形式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民间借贷一旦失去控制，对当地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等将产生十分严重的影响。

（二）中国民间借贷存在的原因分析

对民间借贷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其产生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法律规制的缺陷和监管的缺乏。

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对民间借贷的调整体现出以下缺陷。

其一，缺少一部统一规范民间借贷活动的法律。中国目前对于民间借贷的调整散见于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方立法、司法解释、政策性文件之中，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对其进行规范。因此，对于民间借贷的合法性等基本问题无从确认，导致实践中民间借贷存在制度性风险。

其二，规范形式多样、体系复杂，相互之间不能协调。由于“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政出多门”、立法技术欠缺等原因，民间借贷相关规范之间缺乏协调性、统一性和逻辑性[3]，规定相互重复、上下级规范之间相冲突、与其他法律法规衔接不合理等问题普遍存在。

其三，规范更新速度缓慢，大量过时规范仍有效，与现行政策及实际情况严重脱节。受过去政策影响，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仅认可公民间以及公民和企业间直接借贷，对于其他形式较复杂的民间借贷采取压制和取缔的态度。而最近几年对民间借贷的政策逐渐宽松，但现行法律体系却未能作出及时的跟进，使得如吴英案等依现行法律只能作出与民间借贷发展趋势不同的判决，这对于民间借贷的发展极为不利。

除了法律规制方面存在的上述问题之外，中国民间借贷监管机制也暴露出如下不足。

其一，监管态度过于严格。在目前的金融体制之下，民间借贷的合法性未能得到承认，这就决定了中国对于民间借贷的监管态度就是予以取缔。这违反了监管的应有之意，仅仅是打击而无管理和引导。

其二，监管依据空白、监管主体缺失、监管措施单一。由于对民间借贷采取压制和取缔的政策，也就无监督管理的必要。因此相关监管法律几为空白，现实中监管主体缺位，监管措施沦为取缔和禁止。虽然近几年在政策趋势的影响下温州等地央行开始逐步对民间借贷进行一定的监测，但仍属于探索性质，在监测目标、监测手段上均存在着一些问题。

其三，有限的监管流于形式。根据《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的要求，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应当予以取缔。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对于一些地下钱庄、非法集资等严重危害社会经济的活动放任不管，等到发生了严重事故才追悔莫及。

三、民间借贷域外发展经验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自发的金融活动，是现代正规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也是各国金融发展过程中都要面对的问题。各国面对民间借贷所采取的措施各有特色，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其中也透露出某些规律，对这些规律的把握相信能够为中国解决民间借贷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路。具体来说主要有三点启示：一是各国民间借贷发展路径的选择；二是各国对民间借贷进行规制时的路径选择；三是具体的制度设计。

（一）民间借贷的发展路径

民间借贷在不少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相类似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各国的金融秩序，同时造成了一定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考察各国对于民间借贷的处理思路可以发现不外乎以下两种。

第一种处理思路主要是将民间借贷逐渐纳入正规金融体制之中，日本轮转基金组织的演变是这一发展路径的典范。日本轮转基金组织产生之初具有互助的性质，而在其发展过程之中逐渐具有了商业性，因此日本政府在1915年出台了专门法律对其进行规范。随着轮转基金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法案在地域、资金额度等方面越来越体现出局限性，于是日本政府在1951年又通过了《互助银行法案》，促使该组织转变成互助银行。在互助银行发展30多年后，其业务活动已与商业银行没有分别，于是在1989年，日本政府又出台政策使所有的互助银行都转变成了商业银行。至此，轮转基金组织完成了由民间金融向正规金融的转变[4]。

第二种处理思路主要是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使其与正规金融相互补充，共同为经济发展服务。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中国台湾地区。在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之后，中国台湾对于民间金融总体上持打压的态度，后来由于合会倒会风波，又加大对民间金融的管制力度，一律予以取缔。然而民间金融并未因此消失，反而因体系严密、运作高效而继续发展。这种情况下，中国台湾逐渐放松了管制，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性并加以引导。1999年，中国台湾地区“立法院”通过的“民法债编”中对合会进行了专门规范，合会等民间借贷形式也便成为了正规金融体系的必要补充[5]。

当然这两种民间借贷的发展路径并非是截然对立的，大多数国家均将两种路径相结合，对于符合转化条件的民间借贷形式就将其逐渐纳入正规金融体制，对于不符合正规金融的条件的民间借贷形式就对其加以规范，使其成为正规金融的补充，为正规金融无法覆盖的群体提供融资服务，共同促进经济发展。

（二）民间借贷规制路径的选择

对民间借贷进行规制几乎是所有经历过民间借贷问题的国家持有的共识。考察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体系，发现均对民间借贷进行了必要的立法。但是在其规制路径的选择上，则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如中国香港所采取的以行为法为主的规制路径，另一种是大部分国家所采取的以主体法为主的规制路径。

中国香港是国际金融之都，以自由的金融制度而闻名。民间借贷在中国香港也具有更为自由的空间，其与正规金融相互竞争，促进了金融的繁荣。中国香港在民间借贷方面主要的规范为1980年推出的《香港放债人条例》。该条例并未区分民间借贷的各种形式与主体，而直接从民间借贷行为入手，对民间借贷作了极为自由的规定。当然在实际从事放贷行为时还需要取得放贷人牌照，以便于对民间借贷进行直接监管。

大部分国家采取的规制路径主要是区分各种借贷主体和借贷形式的分类规制方式。各国受其传统影响，民间借贷具有不同的形式，当某一种民间借贷形式发展到一定规模需要政府介入监管时，政府就对该类形式民间借贷制定相关规范进行约束。因此一国的民间借贷规范体系就是由适用于不同形式、不同主体的规范集合而成。

一般来说，以行为法为主的规制路径代表着自由的金融体制，而以主体法为主的规制路径更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能够适应民间借贷的发展。但是二者并非相互排斥，中国在对民间借贷进行立法规制的时候可以考虑将二者结合进行，即用一部类似《贷款人条例》的法律对民间借贷进行宏观层面的把握，然后进一步根据现实需要制定针对各种形式的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形成多层次的完善的法律体系。

（三）具体的制度设计

关于民间借贷，各国都有其具有特色的配套制度。在此仅选取能够为中国所借鉴的制度进行简单介绍。

1.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为了更好地解决融资过程中面临的信用问题，美、日、德等国均构建了各自的社会信用体系。以美国为例，其通过美国信用管理协会、邓百氏公司、穆迪、标准普尔信用评级机构等信用评价主体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覆盖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社会信用体系[6]。该体系不仅为正规金融机构从事业务活动提供信用信息，也为民间借贷机构服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民间借贷的风险。而目前中国仅存在一个以银行为主体构建的信用系统，并且民间借贷机构由于不具备合法性也无法利用该信用系统来降低风险。因此应当尽快使民间借贷合法化，并将民间借贷机构的信用系统与银行已有的信用系统相连接，这样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违约成本，降低民间借贷风险，同时也可以逐步构建中国的社会信用系统。

2.个人破产制度

民间借贷属于关系型借贷，放贷人基于对借款人的信任而提供借款，主要依靠小范围社会中的个人信誉来增加违约成本。总体来说民间借贷个人恶意违约的情况并不多见，但是出于对债权人的保护考虑，仍应当出台个人破产制度以降低可能的风险。一般发达国家均建立了个人破产制度，通过对个人财产进行破产清算、对破产人实施一定的惩罚等措施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和减少个人违约行为的出现。中国《企业破产法》目前并未承认个人破产制度，但是学界普遍认为个人破产制度在中国建立的条件已经成熟，应当尽快进入立法程序。个人破产制度的完善对于降低民间借贷风险，促进其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高利贷相关制度

高利贷是民间借贷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然而考察中国法律规范可以看出，中国目前关于高利贷的规定仍是空白：既未规定严格意义上高利贷的标准，也未规定高利贷法律责任。同时司法实践中最高院却以非法经营罪对高利放贷行为进行定罪，这不仅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也导致了行政权向立法、司法的扩张[7]。在这一点上，中国香港地区的做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中国香港《放债人条例》对于高利贷规定了两档法律责任，“实际利率超逾年息48%”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实际利率超过年息60%”即属犯罪[8]。这样的规定实现了不同法律责任的衔接，具有较好的实际效果，值得借鉴。

4.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机构的衔接

民间借贷往往面临着资金来源的问题，大部分民间借贷获取资金行走在非法集资的边缘，面临着极大的法律风险。与此同时，正规金融机构被要求加大对中小企业和农村地区的金融扶持力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该政策一直无法落实。因此，可以考虑将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机构进行衔接，一方面为民间借贷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民间借贷的比较优势，解决上述对象融资不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可以参照菲律宾稻米联结贷款的经验。菲律宾政府为解决稻米生产户资金不足推出了一项资金扶持计划，由稻米供应商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资金，然后向稻米生产户提供贷款，农户在稻米成熟后将稻米出售给供应商，以偿还贷款。这一计划很好地解决了农户资金需求和贸易商资金短缺的问题，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果[1]88。中国对此问题也应当给予一定的关注。

四、中国涉及民间借贷金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民间借贷问题从本质上说是金融体制的问题。过度管制的金融体制无法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符合现代金融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国务院近年来逐步展开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试验。2012年3月国务院设立温州市综合改革试验区，在《浙江省温州市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对民间借贷的改革提出了如下要求：“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同时鼓励民间资金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依照这一方案，温州制定了相应的实施方案，提出“研究制定规范民间融资、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管理办法，设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深化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试点”等一系列细化办法。目前，管理办法正在研究制定之中，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已经设立并开始运营，民间融资监测正在逐步推进，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也在建立之中。但是目前的改革也体现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根据《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的规定，较大的市有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权力。而温州市不属于国务院确认的49个“较大的市”，因此没有地方立法权。这使得温州市在制定相关民间融资管理办法时面临着无权制定的尴尬局面。

第二，温州市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目前的运行情况也不理想。从理论上说，民间借贷登记备案有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高利贷问题并降低民间借贷风险。然而研究发现，以下一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登记服务中心在实践中的效果：（1）登记服务中心公益性质与股东利益之间存在冲突；（2）对于中心所引入的中介机构的角色定位、监管等问题并未解决；（3）未解决民间借贷通过登记中心完成的积极性问题。

第三，对民间融资的监测不到位。温州市依靠的监测渠道主要有两个：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和温州市人民银行。由于民间借贷登记的非强制性，因此登记中心的监测效果有限。目前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对民间融资利率的监测体系已初步形成，并定期向社会公布温州民间借贷监测利率该监测体系由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于2003年在全国率先建立，是反映社会资金余缺、分析金融市场秩序的晴雨表，在全国均具有影响力。参见：《温州正式向社会公布民间借贷监测利率》（http：///native/finance/201205/t20120516_509632956.shtml）。 。应当说利率的公布对于民间借贷信息透明化、决策理性化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仅仅对利率进行监测并不能反映民间借贷市场的风险与实际情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对民间借贷的规模、形式、违约率、风险形式等进行更为细化的监测。

第四，民间借贷新型金融组织的建设情况不理想。由于中国金融领域的管制，民间借贷新型金融组织的设立需要存在相应的规定。目前仅存在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种形式。农村资金互助社因其互质而无法自由放贷，因而并非民间资本选择的主要形式。而目前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其中小额贷款公司主要面临设立条件、资金来源和向村镇银行转化的问题。而村镇银行最主要的是发起人资格限制及成为发起银行分支机构等问题。基于这些问题，全国2009年提出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三年计划未能完成。

五、中国民间借贷规制机制的基本构想

结合金融改革试点到目前为止在民间借贷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问题，与上文所涉及的中国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及国外的发展经验，笔者对接下来一段时期中国民间借贷规制机制的构建提出以下基本构想。

（一）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民间融资体系，充分发挥民间借贷的优势

在中国目前严格管制的金融体制之下，民间借贷普遍的合法性得不到承认，只能通过法规、政策等规定对个别形式予以认可。这样就限制了民间借贷具有的创新特点，因为当局的认可总是落后于其现实的存在。就像温州金融改革中所体现出来的一样，改革总体方案中提出要鼓励民间资金参与设立新型金融组织，但仅对其三种形式作了列举，然而民间借贷形式除了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这三种形式之外还有很多，诸如合会、合作社、私募基金、产品供应商、P2P平台、典当行等。这些形式的民间借贷因无法律规范的确认因而降低了其适用性。在目前情况下，首先要做的不是对民间借贷的合法性进行个别形式的认定，而是应当从整体上概括确认。支持现有民间借贷形式的发展并鼓励新型民间借贷的出现，以覆盖不同层次的民间融资需求并给予民间资金自由选择的空间。从而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形式、全覆盖的民间融资体系，在保持民间借贷信息和成本优势的基础上[9]，为正规金融不愿或者不能提供服务的行业、地区等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建立和完善民间借贷法律体系，引导民间借贷规范发展

从域外经验的分析中可以得知，民间借贷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间借贷的发展。而中国目前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仍存在着诸如法律缺失、体系庞杂、更新缓慢等问题，需要进行一定的改进，以引导民间借贷规范发展。结合温州金融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在目前的金融改革试验中，要给予试点地方更多的立法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目前几个试点城市如温州、丽水、义乌等均不具有进行地方立法的资格。而在金融改革试验中，很多改革措施只有通过立法进行确定才能较好地保证其权威和效果，特别是在现有法律体系未作出改变的前提下，仅通过层级较低的规范性文件无法保证其政策执行的稳定性，也无法给配套的司法、行政等提供合法的依据。这对于金融改革的效果极为不利。因此，在作出金融改革试点的决定时，应当给予其更多的立法权，使其能够与经济特区类似，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对现行法律法规规范作出变通规定，这样才能保证金融改革试点的顺利进行。

第二，条件成熟时，逐步构建民间借贷法律体系。首先应对《贷款通则》等规范性文件中过时的条文进行统一清理，使其符合民间借贷规范发展的趋势。而后制定一部统一的民间借贷法律，从总体上对民间借贷作出规范。如规定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各方权利义务、利率水平、担保、各种类型和形式、禁止事项、法律责任等。同时针对未受到法律法规规范的民间借贷形式区分其规模大小和规范的必要性，逐步建立相应的规范，与统一性的法律一起构成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

第三，在构建民间借贷法律体系的过程中，充分重视各种民间借贷配套制度的建设。各国经验表明，民间借贷配套制度的建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民间借贷的风险。上文中提到的四种制度：社会信用体系、个人破产制度、高利贷制度以及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衔接等目前在中国亟需建立并且已经具备一定的条件，因此在温州等试点城市可以先行尝试，条件成熟时再向全国推广。这些配套制度的建立对于促进民间借贷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建立和完善民间借贷监管体系，促进民间借贷健康发展

金融行业由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需要政府对其日常经营进行监管，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民间借贷也属于金融体系的一部分，也需要建立相应的监管体制来规范其活动。结合中国民间借贷监管存在的问题，在构建民间借贷监管体系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制定全面的监管办法，明确民间借贷监管的主体、对象、原则、内容。只有在立法先行的情况下，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才能做到有法可依[10]。为了对民间借贷进行全方位的监管，就应当制定一个全面的监管办法，对涉及民间借贷监管的各方面进行规定。关于监管主体，可以由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进行统一监管，同时考虑到民间借贷的地方特色可以设立地方监管主体，具体贯彻实施人行和银监会的政策，保证监管效果。在监管对象方面，要重点把握主要的民间借贷形式，如合会、地下钱庄、典当、P2P平台、小额贷款等，对于其他民间借贷形式仅进行违法性监管。在监管内容方面，目前仅仅对利率的监管远远不够，可以充分利用登记备案制度进行规模、形式、用途、利率、违约情况等方面的监督管理。总之充分考虑到民间借贷监管的相关问题，在监管办法中予以体现，以真正实现对民间借贷的全方位监管，保证其健康发展。

第二，构建多层次、完善的监管体系。在国际社会上，通过登记备案来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是一种普遍做法[11]。温州地区目前已经建立了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但其运行效果并不明显，其存在的问题上文已经进行论述。民间借贷登记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课题，这里只简要阐述笔者看法。笔者认为民间借贷登记可以采用自由登记主义，但对登记的法律效果进行鼓励性的规定，如登记税收豁免、放宽登记利率、登记效力优先等；同时采取大额备案的登记制度，确定一定的标准以节约资源；最后依据各级登记部门建立民间借贷监测体系，对民间借贷进行实时监测，降低风险。在备案制度以外，建立民间借贷主体资格审查、政府风险预警、司法监督等涵盖事前、事中、事后监管的各项制度，采用合规监管和风险监管相结合的混合监管模式[12]，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将政府部门的监管与行业协会的自律相结合，构建多层次、完善的监管体系。

六、结语

民间借贷的问题归根结底与中国金融体制存在密切关系。中国目前严格管制下的正规金融体制是导致民间借贷问题产生的内在原因。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民间借贷问题，除了上述民间借贷规制机制的构建外，还需要从改革现有的金融体制入手。总理在2012年人大期间的表态和温州地区所做的金融改革尝试使人们看到了希望。金融体制的改革加上对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和政府监管，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民间借贷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参考文献：

[1]张希慧.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23-28.

[2]张书清.民间借贷的制度性压制及其解决途径[J].法学，2008（9）：104-113.

[3]刘慧兰.关于完善我国民间借贷法律体系的思考[J].金融发展评论，2010（4）：121.

[4]陈蓉.论我国开放民间金融市场的政府行为选择――基于日本、台湾地区民间金融的演化[J].理论导刊，2009（7）：77-79.

[5]陈皓.民间借贷的意思自由和国家强制[D].天津：天津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27.

[6]曾小平.美国社会信用体系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50-58.

[7]刘伟.论民间高利贷的司法犯罪化的不合理性[J].法学，2011（9）：132-142.

[8]岳彩申.民间借贷规制的重点及立法建议[J].中国法学，2011（5）：84-96.

[9]安起雷.构建多层次民间借贷监管体系[J].中国金融，2011（24）：7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