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理论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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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理论论文

思想理论论文篇(1)

理论与实践密不可分,正确的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伟大的实践可以深化对理论的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理论与实践的互相促进,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积累了弥足珍贵的新鲜经验。党的思想理论的伟大觉醒,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展现出党的思想理论创新旺盛的活力、无穷的魅力和巨大的威力,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理论创新之路。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及巨大成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历史转折,也是全面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依靠自身的力量,在终结“”这一历史悲剧的同时,领导中国人民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时代。新环境、新形势、新任务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要求,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进行着党的自我革新,对党的思想理论创新进行了新探索、新开拓,坚持并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积极探索和开辟了党加强思想建设的新路子、新方法,取得了自执政以来在思想理论创新方面更为辉煌的成就。

(一)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至1982年中共十二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解放思想中酝酿与萌芽

粉碎“”之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普遍关注的问题。广大党员和群众殷切盼望我们的国家能够从十年内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中摆脱出来,殷切盼望我们的国家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迎头赶上世界前进的潮流。但是,历史在前进中出现徘徊,遇到了障碍。特别是当时党的中央领导人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个错误方针的提出,堵塞了实事求是地总结“”沉痛教训的可能,使得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实际上无法进行。所以,不推倒“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不揭露这个错误方针的唯心主义性质,不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党就不可能纠正“”的一系列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没有重获生机的希望。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率先批评了“两个凡是”。1977年4月10日,他给党中央写信提出: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来指导。5月3日,党中央向全党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邓小平一再说,他这个话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起了解放思想的先导作用。

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动态》上发表;次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由于文章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而引起强烈反响。到1978年的8月、9月、10月,形成了大讨论的局面。这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真理标准问题也成了大家议论的热点。在党中央领导人中间,邓小平最先敏锐地洞察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破除“两个凡是”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锐利思想武器。因此,他积极支持和领导了这场大讨论,并通过这场大讨论深入阐发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这场大讨论发展成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思想禁锢,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人们的思想认识逐步统一到这条思想路线上来,将党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就是思想路线的教育运动,成效非常大。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所说:这场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大规模进行拨乱反正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为召开包括中央工作会议在内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转折作了舆论准备,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近30年后纠正自己错误的空前规模的思想解放。没有这一次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近30年来新的辉煌历史。这次思想解放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又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分清了是非。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基层单位,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历史问题决议》,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基本完成,也标志着历时三年多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

伴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人们很自然地要用实践标准检验社会主义。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形成对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否定。在吸取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开辟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基本结论的提出,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新境界,思想获得了大解放,而且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初具雏形。

(二)1982年中共十二大至1997年中共十五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改革开放中探索与创新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创造性地在上写了党的思想路线。十二大在总纲中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党的基本路线的经典文字表述。最后一句,是吸收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成果,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发展。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完成了历史性的转变,因此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纲领,就成为十二大的任务和要求。十二大宣布了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又一次重要的大会,它全面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描绘了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打下了基础。

1987年1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召开,邓小平主持了大会。大会总结了中共十二大以来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又根据农村经济体制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要求,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全党的日程表上,使我国的体制改革进入了全方位的历史阶段。十三大以团结、民主、改革的巨大成就载入党的史册。然而十三大对改革困难估计不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缺乏必要斗争,对党风问题缺乏足够重视,经济改革出现过热现象,形成了十三大后一场严重的。但实践证明,党的十三大制定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发展第一步战略目标的任务已基本完成。90年代是达到第二步战略目标、实现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的关键时期,任务艰巨,时间紧迫。与此同时,世界性的新科技革命的进程正在加快,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进行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重组与升级,另外就是到1991年底,三年治理整顿任务基本完成,我国的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出现了有利于改革的形势。再次就是国内一度出现了对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模糊认识。剧变和“八波”后,面对西方一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所谓“制裁”,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巨大冲击,党内和一部分干部群众中对一些重大问题,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甚至出现了姓“资”姓“社”的争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社会风云变幻,国内发生,经济建设和改革也遇到一系列困难,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关注着改革开放的走向,也有部分人对改革开放的前途产生了担心和疑虑。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邓小平在谈话中旗帜鲜明地反击了“左”的谬论。如何判定我们的改革是姓“资”姓“社”,如何将我们的改革深入下去,邓小平仍然是解放思想在先,坚持解放思想,对姓“资”姓“社”的争论进行了回答。并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或衡量我们改革的尺度。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科学界定。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对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处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这一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消除了市场经济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幽灵的心理负担,为大胆、充分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四大在北京举行。会议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实践作了基本总结。概括了90年代我国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写入了的总纲。党的十四大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的一次巨大飞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产生的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成熟和适应要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有了新发展。1997年10月12日,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开幕,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大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

这一阶段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以巨大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进行了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总结建国30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而杀出了一条“血路”,实行改革开放,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这个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完善。

(三)1997年中共十五大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世纪之交升华和发展

中共十五大之后,国内外、党内外非常关注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如何抓住机遇,化解风险,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摆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些问题都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提出挑战。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按照邓小平“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的嘱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同时,坚持不懈并卓有成效地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巨大的理论勇气推进理论创新,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表明了党在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主动性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上的又一次创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创新也取得新的进展,积累了新的宝贵经验。伴随着2002年11月14日中共十六大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程(修正案)》的决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载入。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新世纪给党的思想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党的思想建设理论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创新,主要理论贡献有:“三讲”教育思想,“以德治国”方针的提出,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而表明党在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主动性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上的又一次创新。把党的思想建设提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四)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科学发展中深化与提高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主要破除传统发展模式、发展观念和发展方法的问题等。同时也深化了对党的执政理念、治国理念和治理社会理念的认识,丰富发展了党的执政理论;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系列思想和要求,使党的这一根本执政理念具体化了,有了更加充分的实施载体,有了更加广阔的施展空间,有了更加可靠的实现保障,使党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一是科学发展观的酝酿阶段。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前,这期间受2003年非典疫情的警示,党中央开始明确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二是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2004年初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要求也作了阐述。同年3月,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和要求作了深刻阐述,更加全面地概括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三是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推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要求,强调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四是全面阐述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进一步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定位、形成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明确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不懈的探索,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丰富。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原来的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党的奋斗目标相联系,这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新境界。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是新时期我党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成果,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理论支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的新概括,是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贡献。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总结了我国新时期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强大思想武器。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眼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主要原则和方式特点

思想理论创新,就是要突破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调整和完善不适应发展变化了的客观实际的理论,依据改革发展变化了的实际,寻求新的规律和特点,以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来指导新的实践。任何理论不仅有构成自身的内容,还有构成自身的前提,亦即理论赖以建立的主要原则、方式方法,也就是说思想理论创新不仅要具有勇于创新的思想意识,还必须要有科学的思想方法。只有坚持在继承中求创新,在比较中求创新,在综合中求创新,在实践中求创新,才能使理论创新既有坚实的基础,又能与时俱进。这规范着自觉接受这种理论的人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在一定的理论“范式”中,它具有一种强制作用,规定着具体理论的旨趣、内容意义和功能,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的。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主要原则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同志指出:“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并强调:“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这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始终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这一论断提示了思想理论创新的科学内涵和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我们推进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

——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理论创新的根本原则。能否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事关我们事业的根本,弄清这个问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信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

实际上,自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就一直存在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已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带领全国人民创造性地发明了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带领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建立以后,如何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就成为一个根本问题。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思想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才能与时展同步,才能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创新,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中凝聚智慧和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才能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用创新精神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推进思想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进展,都是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在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要求下,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的创新推动事业的进步,理论是时代的产物,理论创新是时代的呼唤,用创新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就是顺应时代。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的创新,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同志的深刻论述,既是对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发展历史的精辟概括,也是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发展的方向和指南。大力推进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不断推向新境界。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思想理论创新的重要原则。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一定要坚持实践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历史经验证明,离开实践谈理论创新,就会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我们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一定要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要求,也是全党同志庄严的历史使命。以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方式特点

方法的重要性正如同志所言:“思想理论的创新要坚持正确的方式方法,方法对头,事半功倍,方法不对,事倍功半。而且特别要注意方式方法的适应情况,实用情况。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而黑格尔也认为:“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是人们实现认识的途径与桥梁。方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方式方法,汲取历史宝贵经验对于我们未来进一步发展显得弥足珍贵。

——吸收集体智慧、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并上升为理论,是思想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理论来自实践,又必须回到实践中去,而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当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精神力量。因此,进行理论创新必须认真倾听人民的呼声和总结实践的经验。这就要求我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发展真理。

历史唯物主义与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一个根本不同点,就是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而是马克思主义坚决地承认群众的革命毅力、创造力和首创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一大优良传统,“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因而,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这要求我们善于抓住问题,摸索情况,掌握有说服力的第一手资料,做好调查研究,然后经过科学的提炼、概括和总结,从中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工作,这就为我们指出了进行调查研究的有效方法。

——立足于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深刻变化,注重调查研究是思想理论创新的基本来源。任何科学理论创新都有其必然性,都是对特定历史阶段伟大实践的创造性概括,都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准确分析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紧密联系这种变化有针对性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我们党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关键因素。列宁曾经指出,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这就告诉人们,不能够正确把握时代旋律,就无法判断世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就会沦为形式与空谈。所以科学地判断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推进理论创新对变化形式的回应,这对于我们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准确把握党和国家的历史方位,进一步认识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思想理论创新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我们党每一阶段的思想理论创新,都是在一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进行的。党的思想理论创新要紧密联系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来进行,关键在于正确认识每一历史阶段的世情国情党情有什么新变化,同时正确分析这些新变化,从而正确判断出国际形势的基本走向,判断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性质和所处的历史阶段。

——勇于克服“左”右倾错误,敢于面对前进中的问题是思想理论创新的基本方式。中共十七大通过的新在关于党的基本路线的论述中引人注目地指出,要“全面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段话重申了自十四大以来中的有关论述,既指出了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同时又强调主要是防止“左”。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左”倾和右倾错误始终是困扰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幽灵,是党和人民事业的敌人。党的历史上几次严重的“左”右倾错误的史实向世人昭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凝固化,违背客观规律,凭主观意志办事,最终会导致党内的“左”右倾错误,把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出现家长制作风,个人专断,更加剧了党内的“左”右倾错误,会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偏离马克思主义轨道,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因此,当前面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历史伟业,我们必须牢记党史上曾发生过的“左”右倾错误的深刻教训,增强党的凝聚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和重要现实意义。

在今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牢牢把握这些经验给我们留下的诸多深刻启示。唯其如此,才能不断发现和纠正“左”倾和右倾错误,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制定出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减少曲折和失误。

三、用改革创新的精神继续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创新

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新的壮丽史诗。有了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就有了最科学的最精细的最深刻的思想武器,就犹如拨云见日。新时期、新阶段把握党的思想理论的新走向,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推动党的思想理论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产物和理论结晶。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解放思想作为一种思想的常态,既是一种批判性思维,也是一种建设性思维。作为批判性思维,它要求人们以批判的眼光敏锐地发现、改变或抛弃一切不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的思想、观念和制度体制,等等;作为建设性思维,它要求我们要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不断推动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也就是始终要与时俱进,永不僵化。当然,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在我们认识发展的不同阶段,解放思想的主要内容和要求是不同的。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仍然有许多未被认识或基本上未被认识的领域和规律,仍然有许多未知的“必然王国”,我们仍然有待于继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跃进。这就必须始终不渝地解放思想,始终要使主观思想跟上客观现实的发展,使认识合乎实际。因此,解放思想应该成为我们思想的一种常态,要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深化我们已有的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不是某一时期的特有任务。

此外,应当在反对各种错误倾向中使解放思想进入一个更新的境界,作为一种思想的常态,解放思想最根本的是要解决思维方式问题,即从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在当前的现实社会中,主要应从传统的“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中解放出来。当前解放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高度警惕和防止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干扰,自觉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充分体现了在实践基础上不断解放思想,对真理不断加深认识、总结和提炼的过程。党的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思想解放、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坚持推动党的思想理论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还要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这项重要政治责任必须坚持不懈地抓紧抓好。

(二)扩充执政的思想文化资源,永葆党的思想理论的旺盛活力、无穷魅力和巨大威力

2004年8月22日,在邓小平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党执政新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方面进行努力,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首次确定了有关执政的七个基本范畴,构成了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在此中,执政资源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和执政环境六方面具有同等主要的地位。而执政的思想文化资源是执政资源的精神载体,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它是贯穿于执政系统和执政过程中的观念、原则、态度、情感、评价等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是关于执政的思想、制度和心理的凝聚。它包括了主流意识形态、民族精神、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大众心理等丰富内涵,核心是主流意识形态。思想文化资源是执政党执政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是对实现执政使命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要素。

换句话说,一个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它的执政理念是否先进,执政方式是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它研究和利用执政的思想文化资源的程度。执政的思想文化资源包含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人才的、组织制度的资源等极为丰富的内容。当今时代,思想文化愈来愈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思想文化的巨大力量已经深刻地熔铸于执政党的生命力、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之中。因此任何一个政党要想牢牢掌握政权,永葆党的思想建设的旺盛活力、无穷魅力和巨大威力,保持党的先进性,除了要拥有相当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外,还必须掌握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作为几千年延续、积淀下来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以及世界各国文明的思想文化资源,对于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人、任何党派、任何政治集团以及他们的思想、决策不可能不打上深刻的烙印。

总之,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成果都是党执政思想文化资源的源泉。只有重视维护和发展好自己的执政思想文化资源,善于用党的先进文化教育和激励人民,通过发挥主流文化的引领作用,把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的精神文化因素,高度凝聚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才能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产生高度的政治认同感,自觉地接受和拥护党的领导,才能扩充党执政的文化资源,提高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执政思想文化是贯穿于执政系统和执政过程中的一套赋予意义和秩序的意识、观念、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执政思想文化具有权威性、导向性和可变性,它对于构建和维系执政体系、引导和规范执政行为、塑造和发展政治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永葆党的思想建设的旺盛活力、无穷魅力和巨大威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适应政治生态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新要求,改革完善党的思想理论的体制机制

政治生态化的深层意蕴,在于以生态发展的理念指导人们的政治行为,以促使政治体系内各要素间及政治体系与其所处环境之间和谐、协调、稳定地发展。政治生态化是全球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代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巨型生态系统,社会的政治思想、政治过程及其结果,往往受到社会、经济、文化乃至自然环境等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和牵制。一个政治群体,在它从事任何政治行为之前,都须首先考虑其行为对其他政治群体、社会群体、经济群体、文化群体的正负影响。这是该政治群体做出正确政治行为选择之关键,也是决定其政治行为成功与否的主要因素之一。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中,马克思不仅关注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相对关系的和谐,同时还强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相对关系的和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直接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并且,马克思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方案。所以,政治生态化也是马克思主要从理论走向现实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在解决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较为严重的政治生态危机过程中开启其中国化进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不断实现良性政治生态的历史过程。

制度化是群体与组织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也是整个社会生活规范化、有序化的变迁过程。它既是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又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之一。制度更具有规范性,稳定性,持久性等特征。制度安排得当与否,制度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政治文明的程度和政治现代化水平的高低。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为我国未来政治发展设计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

思想理论论文篇(2)

二、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关系

在以往的思政课教学中,许多教师由于对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地位的理解过于简单化,习惯于“教师中心论”,过分强调教师的“控制”作用,使得课堂更多地成为教师呈现个人知识和风采的舞台,许多教师已经习惯于搞“独白”,演“话剧”,把教学的“公共活动”变成了教师的“个人活动”,基本是“教师讲完——学生下课”的单一模式,完全忽略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能动作用。必须寻求新型的教学模式,把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地位结合起来,使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动、协调发展的辩证关系。现在80后、90后的学生主体意识和独立精神不断增强,特别反感对他们进行概念化的说教。教师上课尤其不能只讲“必须”、“文件指出”等政治性话语和口号,而是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变化,以平等、开放、合作、民主的精神,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给学生充分的尊重。师生通过民主平等的交流,产生精神上的碰撞、融合和共鸣,教师要允许学生对社会问题有不同的观点、意见和看法,从而使学生在活跃的气氛中不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削弱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自由度越大,对教师的要求越高,越需要教师对思政课教育规律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以更高级的育人艺术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三、统一要求与尊重差异的关系

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出现了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五个多样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五个多样化”在思想领域的直接反映就是当代中国社会人们思想活动表现出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空前增强“四大特点”。这一方面有利于大学生树立自强意识、创新意识、成才意识、创业意识,另一方面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缺乏、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当代大学生在公平与正义,自由与平等、社会与个人,理想与现实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重要问题的认识上存在明显差异性和多样性。如何面对大学生思想状况出现的新形势、新特征,就必须正确处理统一要求与尊重差异的关系。其一,就是要在教育实践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去引领和整和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推动全社会巩固发展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其二,就是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社会思想观念的多样化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事情、舆情决定了的,是客观实际,只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才能扩大社会认同,增进思想共识,才能团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群体、不同认识水平的劳动者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以不同的方式同样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作出贡献。同时,也只有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才能减少思想矛盾和冲突,避免因认识差异引发社会的对抗和冲突。才能使先进文化占有主导地位,健康文化得到发展,落后文化得到改造,腐朽思想受到抵制。坚持这两个重要原则,思想政治理论课就能够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就能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分析和解决当前中国社会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思想理论论文篇(3)

狄骥是法国著名思想家、公法学家,社会连带主义法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波尔多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教授。其从事法学教育四十余年,著述甚丰,特别是他以社会连带理论为基础完整地提出宪法理论,至今仍有深刻影响。然法学界和思想界对其思想评价对比迥然,毁誉参半,褒者言其“法理学思想和公法理论已经成为人类法律文化中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里程碑,”[1]是“法国社会实证主义法学的大师”,贬者甚至言其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为法西斯主义提供理论依据。在此背景下,探求狄骥宪法思想之真要、客观评析其宪法思想,不仅必要而且现实。

一、狄骥宪法思想之理论基础

狄骥宪法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连带主义,其思想渊源就是法国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以及杜尔克姆的社会连带主义理论。

孔德是法国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哲学上,他是不可知论者和唯心主义论者,认为主张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或精神第一性的唯心主义盖属形而上学,事物本质超乎感觉之外,不可能也不必认识。哲学不应回答世界的本质问题,而应从经验材料出发,与“科学”结合。实证主义哲学提供于人的是实在、有用、确定、精确的知识的哲学,“一切本质属性都概括在实证这个词中,我把这个词列于一种新哲学之首。”[2]总之,“实证主义哲学只研究实在、有用的东西的知识,它克服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片面性,超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范围”[3]在社会学上,孔德认为“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社会本能与个人本能在家庭里得到混合并相互调节。家庭和社会各有其职责,但目的是一致的。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目的并在不知不觉中相互合作着,这种合作是社会得以产生的根源。”[4]

杜尔克姆法社会学的核心是研究和探讨社会联带、社会分工与法律的关系,奠定了现代意义上的法社会学的基石。杜尔克姆对法律的分析是从社会分工和连带关系开始的。在不同社会,由于社会分工程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连带关系,他把这种连带关系分为机械的连带关系和有机的连带关系,这两种连带关系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法律的运作。[5]机械的连带关系基于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相似性而形成,其特点是社会成员之间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基础,能够形成一种凝聚力。在机械关系为主导的社会里,社会分工不发达,社会成员彼此的生活经历、生活方式大体相同,行为更多地体现出个人信仰、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其他社会规范的一致性和同质性,并形成一种强约束力的集体意识,个体在此等社会里难以具有独立发展的意识和空间。有机的连带关系则与前者不同,由于集体协调的分化和社会分工,使社会成员之间不再相似,而彼此区别。以这种区别和分工为基础就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杜尔克姆把这种有机连带关系比作人体各个器官之间的联系:社会是一个整体,每个人是这个整体的某种器官。这种器官有各自专门的功能,彼此各不相似,但同样是这个整体所必不可少的……在有机连带关系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从事某种专门的活动。彼此产生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相互依赖的增长是分工中专门化增长的结果。它允许甚至鼓励个人之间差异的发展。”[6]个人差异的出现和强化破坏或削弱了集体意识,使得作为社会秩序和稳定基础的集体意识不再重要,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合作在日益专门化和独立化的个体之间的作用更加重要。由此,宗教意识受到削弱,个体独立意识、自主意识得以强化。在上述两种连带关系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连带特征的法律,即刑事法、惩罚错误或罪行以及恢复原状法、合作法等。

狄骥接受和承袭了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和杜尔克姆社会连带主义思想,把社会连带主义思潮系统化,并首次将其带入法学研究领域,与法学尤其是宪法学直接结合,创立了社会连带主义法学。其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石就是“社会连带关系”。他从实证主义哲学出发,反对探讨国家和法律的本质,否定社会连带主义关系是一种道德观念的说法。社会连带关系仅表明一个事实,人在社会中永远并只能和其他同类一起生存;人类是一个原始的自然实体,绝非人类意愿的产物,因而所有人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人类群体的一个部分。……人对人类群体的依赖与人的个体性不是一个先验的断言,而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观察结果。[7]狄骥认为“社会连带性”与“社会相互关联性”表达的是同样意思,“人们相互有连带关系,即他们有共同的需要,只能共同地加以满足,他们有不同的才能和需要,只有通过互相服务才能使自己得到满足,因而,如果人们想要生存,就必须遵循连带关系的社会法则。连带关系不是行为规则,它是一个事实,一切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8]社会连带关系尽管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表现形式,但其本身是永恒的。他肯定了杜尔克姆对相互关联性的划分和基本结论,把社会连带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求同的相互关联性,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之上;一种是分工的相互关联性,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之上。[9]维系社会紧密性的力量正是建立在相似性或劳动分工的相互关联性上,该力量越强,社会就越紧密。随着社会发展,建立在劳动分工之上的相互关联日益增强,而建立在相似性之上的相互关联成为起第二作用的力量。两种相互关联性可转化为许多不同形式,其中第一类可能较另一类更占主导地位。个体处于连带关系中是因为他对其他人有用,其他人对其同样有用,个人自由是作为社会连带关系的基本因素出现的。个性越发达,个体差异越大,就意味着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更密切,社会相互关联性就越强。现实规律决定了社会中的人要遵守某种行为规则,即不做任何损害此种社会相互关联性的事情,可以做任何本质上用于实现并发展机械相互关联性与有机相互关联性的事情。合理的人为规则应该是对上述原则的表述、发展与实施。社会规范是社会中人们都必须遵守的规则,违反这些规则就会引起社会集团内部的社会反映。但“狄骥的所谓社会规律并不是唯物主义者所指的存在于意识之外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客观法则,而是一种主题性的规则,它‘不能是一种因果律’,而‘只能是一种目的律’。”[10]狄骥认为社会规范不外是社会固有的规律,社会和社会规范不可分离,包含着社会规范为社会存在所必需、社会存在是社会规范的基础等可贵思想。他把社会规范分为经济规范、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法律规范构成了社会规范的最高部分,成为客观法或法律规则。客观法即施加于社会中个人的一种行为规则,在某一确定时期,社会认为对这种规则的遵守能保证公正和大众利益,违背该规则的行为会引起社会公愤。无论是经济规范或道德规范,其本身都不是客观法,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法律规范,而一切法律规范都是道德规范或经济规范。客观法或法律规则与其他规范一样来自社会相互关联性,其个体性与社会性、持久性与一般性均在于相似性的联系或劳动分工的联系。“

当群众的个人自觉意识了解规则必须具有一种社会制裁的时候,这种规则便是法律规则,就是社会连带的感觉和公平的感觉使法律规则具有强制的性质,也使组成法律规范实施的习惯或成文规则具有强制的性质……法律规则只是因为有了一个社会的存在而存在的。”[11]正是以社会连带理论为基础,狄骥在批判历史和现实的中提出其庞大而独特的宪法思想。

狄骥从实证角度对社会连带关系的分析和研究,他看到了社会连带的客观现实,并从客观现实推导其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然后再到实在法,符合从经济事实中寻找社会现象根源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狄骥强调人是一种自觉的社会存在,社会规律因构成社会的人有自觉性而与自然规律有很大区别的论点有其积极因素[12].但狄骥否认规律的客观性,没有看到社会连带关系的本质以及社会连带关系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具有超阶级色彩。事实上,社会与自然一样存在客观规律,“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规律。”[13]从根本上看,狄骥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范畴,在其有破有立的理论建构中亦暴露出自身的矛盾和局限。“狄骥的学说不是一个实证的科学理论。狄骥强烈地攻击自然法学说,认为它是形而上学的理论。然而狄骥的和实证立法相区别由社会协作关系所产生的客观法也是一种自然法学说。他强烈地攻击主观主义,然而,他在1921年以后以社会成员的正义感作为形成客观法的一个渊源。尽管在他看来,正义感是可以观察的事实。实际上正义感和各个人、各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不可能没有个人的和阶级的主观主义存在。”[14]

狄骥的宪法思想适应了资本主义从自由主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需要,一方面掩盖了阶级矛盾,主张用社会协作缓和、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又否定国家和取消个人权利,为垄断资产阶级内外政策提供某种理论依据。20世纪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呈现出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不同的特征,并经历了十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经济危机等重大事件的洗礼。法国资本主义虽然开始从自由阶段进入垄断阶段,但现实中尤其是法律中居统治地位的仍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思想理论,如自然权利论、社会契约论等。该状况与法国垄断经济的发展和要求极不协调,垄断经济的发展把原有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思想抛在时代后面,资产阶级需要对原有的思想和理论进行更新、改造或提出新的理论为其服务。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造就了日益强大的工人阶级,共产主义思想开始传播,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解决冲突的方法要么是进行社会理论与实践的改良,容纳和接受被压迫阶级的要求和利益,以缓和阶级矛盾,要么就是通过暴风骤雨式的社会革命来完成社会制度的变革和解决矛盾。无论何种方式,对垄断资产阶级而言,都需要新的理论为基础,一方面麻痹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意志,把矛盾和冲突控制在其所允许的范围,另一方面垄断资产阶级也需要在新形势下加强其统治,强化国家力量及其对个人的控制,对个人主义和个人利益的极度膨胀予以限制。狄骥的宪法思想不仅启发了人们对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然法理论的更深层次的反思和批判,而且“以‘社会连带关系’为出发点,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家和法的理论。他对国家学说的批判、对客观法的论述、对国家和法律的产生和作用的解释,其所主张的国家公务观念等,都适应了当时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过渡的需要。”[15]其所提出的“工团主义”、“工团国家”取代国家,组成工团国家的主张甚至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头子墨索里尼所利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既为其理论找到市场,也让人们从根本上看到其理论之局限。狄骥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其终身研究公法学之目的在于将国家置于法律之下,否认国家绝对权力和国家,主张以合作国家观念对抗权力国家观念。他以学者的视角试图解决垄断资本主义遇到的新问题和新危机,不能视其为资产阶级的“政客”或御用学者。如果说狄骥的理论存在某种局限,也是与时代本身的局限以及研究方法的局限相关联的。

二、狄骥之工团国家与公务理论

狄骥以社会连带主义为基础阐述了其国家理论,在国家的社会群体中,无论简单与复杂、高级与发达均存在一个独特现象,即某些人强加于其他人,有能力并试图使其他人遵从其意志。“弱者服从强者的意志。这种强大力量以各种形式出现:有时是纯粹的身体力量,有时是道德与宗教的力量,有时是精神的力量,有时(经常如此)是经济力量……总之,这种强大力量过去经常是,并且今天更趋向于成为在所有组织的社会群体中起巨大作用的力量。”[16]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存在区分的原因在于有些人可能借助于具体强制手段给另一些人下命令,在于某一社会团体垄断了这一具体强制手段,在于强者统治弱者。国家是建立在连带关系基础上的一个社会器官,是强者对弱者的统治,国家起源的问题就是政治权力的起源问题,国家是政治权力社会演变的产物。“国家一词要就指统治者或政治权力,要就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分化,从而存在着有一种政治权力和社会本身。……国家是刽子手的斧头,宪兵的军刀。如果把刽子手的斧头和宪兵的军刀作为强制权力的象征,那么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17]他还按强力组织形式的不同划分政体:国家最高权力属于一人的是君主制,属于一个集团的是贵族政治,属于多数人的为民主制。但不管是弱者、强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应当服从客观性,都有遵守社会连带关系之义务(包括统治者发号施令也不能违背该规律)。他批判了神权政治学说和民主政治学说,认为“民主政治理念与神权政治理念同样虚幻,人民神权并不比郡王神权有更多的现实依据。”

狄骥认为法存在于国家之外不是国家的产物,法的概念完全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概念,法律规则强加于国家正如它强加于个人的情况一样,国家行动受法律规则限制。[18]作为客观法的法律规则是人类社会固有的,先于国家存在,它以社会连带关系为基础,本身即有强制力,这种强制力来源于公众的集体感觉。因此,客观法高于国家制定的实在法,国家通过立法职能来表述客观法或法律规则,国家制定的法律要求全体公民-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遵守。如禁止谋杀、抢劫、纵火等行为规则在其被写入强制法之前就已作为某种权利规则而存在,所有人都意识到该规则具有某种强制性,不是超然的和抽象的,而是建立在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理解了此点,也就理解了制定法强迫我们服从的理由。其所以具有强制性,是因为其所阐明的是一种法律规则,而该规则本身就是社会事实的表达。

狄骥认为现代学者把国家目的分为三个方面:(1)维护本身的存在;(2)执行法律;(3)促进文化,即发展公共福利、精神与道德的文明。三个目的的实质在于实现法律的目的-客观法。社会连带关系既是法律规则的基础,也是国家的基础。国家的目标本质上是“法”的目标,国家作用依从于“法”并在“法”的范围内发挥,由此可将国家职能分为立法职能、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在狄骥看来,国家是一种服务性的公共福利机构,工会团体、雇主团体、各种公职人员协会、农业协会、小工商业协会组成的工团国家构成了他所设想的理想国家。国家只是同一社会集团中自然分化的产物,有时很简单,有时很复杂,由此产

生公共权力,其合法性并不在于它的起源,而在于它依据法律规则向社会提供的服务,从而近代国家就逐渐成为在统治者领导和监督下共同工作的个人团体,以实现各成员的物质精神需要。国家成为一个劳动集团,不复是一种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握有公共权力的人们只有为确保共同合作才能使该权力合法地运作起来。[19]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财产不是权利而只是客观的法律地位;资本家和工人按照分工承担不同社会职能,共同履行社会连带关系所产生的义务;资本家和工人作为连带关系的义务承担者应组织在工团中。工团主义不是一种布尔什维克运动,而是一种包括所有阶级的远大的和平的社会整体化运动,它可以把各阶级协调整齐地团结在一起。“工团主义把散漫的群众组织起来组成稳定的法律结构,使得政府的权力分散。这使得社会内部的斗争减至最低限度,同时也保护了组成集团的个人以反抗其他阶级的要求,反抗中央权力的恣意专横。”[20]狄骥认为任何国家都由强制力组成,弱者对强者的服从是一种天性,只要证明某个共同体内存在一种强制力,即可说有国家存在。“强弱的存在,便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阶级的所由生;因为强者不惟能支配弱者,并且常欲支配弱者,然狄骥虽以强力说解释国家的起源,国家的根据,他却并不以为存在于其产生的原因之中;因为强者的支配权力,只是一种事实的权力,只是基于一种自然的现象;任何事实权力,不能构成伦理上或法律上的权利;换句话说,在道理上,无强制他人服从的根据。”[21]

首先,狄骥的国家理论立足于连带主义并受到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无法解决具有对抗性质的阶级矛盾和冲突,体现了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其国家理论停留在“国家就是权力”论断上,具有超阶级色彩,缺乏科学基础,无法说明国家统治的合理性,国家权力的来源如何、性质如何?谁是权力的主体?权力行使的对象是谁?事实上,“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达到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22]“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统治阶级的新手段”[23]但狄骥没有把国家看作是永恒的东西,而是政治分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所主张的国家也是在“法”的统治之下,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不断运动和相互渗透的今天,其合理性尤其应当肯定。

其次,狄骥提出的公务概念和理论有其深刻的合理性,对法国行政法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间接影响了世界公法学的发展。公务概念和理论的提出在公私法分明的法国具有特殊的积极意义,王名扬先生对其公务观念代替观念作为行政法的基础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行政法学理论上的一大创举”。公务学说适应了当时法国行政活动的范围和形式不断拓宽的特点,行政机关的活动超出了传统意义上行使权力的行为。按原来的公共权力理论,该部分行为无法纳入行政法调整范围。而根据狄骥公务学说则可把某些非政府组织和私人的具有公权力性质的行为纳入“公务”范围,受公法调整和制约,解决了传统行政法理论框架下无法解决但又无法回避的问题。至今,在法国行政法上还有系统、健全的公务法人制度理论,与狄骥公务学说不无历史渊源。与此同时,狄骥提出一些法学技术事项,如“把法律行为(行政行为)分为规则行为、主观行为、条件行为。把法律地位分为客观地位、主观地位。把行政诉讼分为主观的诉讼和客观的诉讼……甚至不赞成狄骥法学理论的人也不反对他的技术概念。”[24]直到今天其公务理论法国行政法还有相当影响,有了公务概念,很多无法说明和解释的行为和权利或权力都得到比较合理的说明、论证和处理,狄骥作为一代思想大师功不可没。但公务虽为社会生活和民众所需,是国家职能的重要方面,却不应也不能取代国家和。是国家的标志,是一个国家对外独立权和对内统治权,无法否认和取消,“国家与国家机关的具体权力是两回事,或者说后者是前者派生出来的,它是由法律确认、保障和制约的”[25].

三、狄骥关于国家的理论

狄骥考证了理论的历史发展。16世纪布丹把界定为君主私有物,是国王手中一种命令权,是与财产同类的权利,区别在于它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以至于它绝对不可分割不可转让。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则将布丹的理论扫地出门,“法律在充满疑点的‘社会契约’(contractsocial)理论中为自己找到了正当性根据”[26]尽管人们对从洛克、马伯利、卢梭和孟德斯鸠的思想到美国宪法文本都抱着绝对尊崇,制宪会议上仍然充斥着君权观念的影响。“人们幸运地发现,只要在词语表达上稍加变通,君主论就可以同上述哲学家的思想以及美国宪法的原则相扣合。人们所需要做的只是用国家来取代国王。”[27]国家与君主在不可分割、不可转让和不因时效而消灭方面并无区别。狄骥公开反对观念,“概念无助于保个人免受专制之害”,是不存在的,“如果从定义上看是只能由他自己决定的一种意志的权利,那末这种意志便不可能受法律规则所限制,因为如果他是受限制的话,他就不能越出这种法律规则的范围,因为法律规则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它就不再是为自己所决定的了,因此它就不再是一种意志。”[28]而法作为一种规则,又必然使国家权力受到限制,由此产生了无法说明的矛盾。“国家这种公共权力之所以绝对能把它的意志强加于人,是因为这种意志具有高于人民意志的这种概念是想象的,丝毫没有根据,而且这种所谓国家既不能以神权来说明,也不能用人民意志来解释,因为前者是一种超自然的信仰,后者则是毫无根据、未经证明、也不能成立的假设”[29]狄骥把国家与法律对立,认为在问题上不能避免矛盾:“或者国家是者,因而永远只为它自己的意志所决定,它不可能服从限制(它)的命令规则;或者是国家服从一种限制(它)的命令规则,因而它不是者。”[30]在国际公法领域,狄骥同样是否定和排斥概念的,“我们要断然排斥国家的人格和的陈腐观念,这种观念可以产生无法解决的问题,产生永无休止而徒劳无益的争论;同时这种观念过去一直是而且将来也永远是国内的一种暴虐行动和独裁行动的根源,也是对外侵略和政府政策的根源。”[31]“统治者和其他人一样,都是个人,同时也是和所有的个人一样服从以社会连带关系和社会际连带关系为基础的法律规则;这些法律规则对个人规定义务,而其行为之所以合法并将强迫他人服从,不是因为这些行为出自一个所谓的人格,而是并且只有当这些行为符合于这些必须强迫行为人遵守的法律规则的时候才是如此。”[32]

国家只有为满足公众需要,按照社会连带关系和客观法组织公务的权力。无论是国内和国际,他用公务概念代替概念,反对建立在主观权利之上的国家和自然权利,一种国际公务已经成立并发生作用,目的是以正义来确保国际和平,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它排斥了的概念。“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区分一经确立,公务的概念就应运而生了。一旦人们认识到统治者由于其所享有的权力而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并且认识到权力的行使必须与义务的履行相辅相成,公务概念的含义就是显而易见的了。”[33]他断言公共服

务的概念正在逐渐取代的概念成为公法的基础,认为与自然权利的概念已经过时,国家意志不过是“十足的拟制”,存在的只是个人意志进步或个人意志的总和,伴随着经济、社会、政治的巨大变革,以往的观念不再适用。狄骥反对的概念固然有其片面性,但他的批判和提法也击中了论者在逻辑上论证不严密的要害,有利于学说的进步和发展。而且,狄骥在批判过去的理论中或多或少看到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如“关于国家的本质在于国家的强制力……国家如无限制,就可以引向国家至上论,为统治者对内实行专制、对外实行侵略掠夺的政策制造理论根据”[34]等,启迪着人们关于理论的反思与创新。同时,随着地区性国际组织和全球化的新发展,传统国家理论受到一定程度挑战,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影响和渗透正在加剧。如欧盟已经制定了“大欧洲国”的宪法草案[35],国际开始向共同机构转移,至少说明国家理论并非无可置疑、无所变化,国际社会出现了国家权能泛化、弱化以及超国家权力(如国际组织)的国际化的现象。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和研究狄骥的理论既是必要的也是现实的,因为“在现代西方各派国家学说中,狄骥的国家学说与他的法学一样是独树一帜的,值得人们重视”[36]

四、狄骥关于个人权利的理论

狄骥反对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天赋人权”理论,认为个人的自然权利和国家一样不切实际,不能成为法律制度的科学依据。他认为个人权利学说在1789年《人权宣言》中得到精确完整的表述:“所有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并且享有平等的权利。所有政治团体的目标在于保有人类天赋的、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个人的自由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同时享有同样的权利为限制。”但该理论是建立在先验与假设的基础之上的,“自然的、孤立的、生而自由并独立于其他人享有一些由这种独立和自由而生的权利的人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抽象概念。事实上,人是作为集体成员出生;人永远只能在社会上生存,所有关于‘法’的基础的学说的出发点可能应该是自然存在的人;但自然存在的人并不是18世纪哲学家所说的孤立和自由的存在;他是社会相互关联、相互联系中的个体。因此,我们所应肯定的,不是所有人生而自由且平等享有权利,我们所应肯定的,是人作为集体成员而生存,由此人应当承担维护和发展集体生活而应尽的义务。”[37]从事实角度讲,从个人主义原则中推导出所有人绝对平等也不符合事实。同时,一种学说从逻辑上推断绝对、精确的人类平等,这本身就不符合现实。个人主义学说无法导出完美的“法”概念,我们可以比较说某个民族的“法”优于另一个民族的“法”,但并不意味着某一种“法”更接近理想的、完美的“法”,而是指在某一阶段某一种“法”较其他“法”更适应该民族的需要和发展趋势。

由于个人是社会的人,根本不可能存在个人的自然权利;如果有,只能来自于社会,个人不可能依据这种自然权利强迫社会接受其意志。“如果说个人是自由的,而且是以个人自由来限制国家的行动,那就要消除国家的。相反,如果坚持丝毫不触动国家,那末个人自由就只有消失无踪。”[38]狄骥的关于个人权利的理论立足点是从社会到个人、从客观法到主观权利、从社会规则到个人权利的。[39]社会规则约束着社会的个人,要求个人对其他人负有义务,个人主观权利产生于其社会义务,是义务的产物,是其必须自由充分地履行社会义务的权力。国家可以限制每个人的自由,只要这种自由有利于所有人的自由。狄骥反对自然权利理论的批评和论述,为人们反思和摆脱传统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提供了启发和素材,有利于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理论的深刻认识和反省。“天赋人权”理论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锐利思想武器,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解放思想,反对封建和神权,曾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但该理论的自身局限性,甚至严重错误都是客观存在的。狄骥关于国家和否定理论的建树给国家使命蒙上社会色彩,抹煞了国家的阶级属性,受到诸多反对和批判,但其对天赋人权论的批判却极为深刻。尤其是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面临新的资本主义现实,人们需要更好地反思历史和传统,狄骥的批判对寻找新的理论和武器有积极意义。狄骥认为工业革命的方式使社会连带关系发生很大改变,传统的以机械连带为主的社会已经改变为以有机连带为主的社会,法学上的个人主义和个人本位为主的思想已演进为社会本位主义的法律思想。他是在强调所谓的承担社会连带关系的义务基础上,否定和个人权利的。但只讲义务不讲权利,即便论及权利也是作为连带义务出现,违背了权利义务关系的最一般原则,不符合人权发展的实际。狄骥虽然部分地找到了“病情”,但最终却开错了“药方”,在“治病”的路上为后人留下可资借鉴的思想素材和启迪。他以社会连带主义为基础阐述关于法、宪法、公务等理论,对自然法思想进行深入批判,为分析和研究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局限提供了素材和启发,由此使其理论不仅在法理学方面独树一帜,而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少独特的宪法学思想。在狄骥社会连带学说提出前,个人主义思潮在法学思想界占据主要位置,法律社会化的思想虽已萌芽,但不足以产生巨大影响,狄骥理论大大促发了法律社会化思潮,传统个人主义的各种法学理论或概念都产生了社会化倾向。特别是权利观念上,当今的法学思想家大都反对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利观念,权利不仅处于与义务密切关联的地位,而且权利必须关注社会利益而不得滥用。

狄骥的思想对宪法、行政法、国际法乃至民法都有广泛深刻的影响,其所创立的社会宪法学是现代宪法基础理论的重要派别,曾一度在西方流传甚广,统治法国近半个世纪,以他为中心形成的一个学术群体被称为“波尔多学派”。其突出特点是将宪法放在20世纪初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加以研究,扩大了宪法研究的视野,使宪法学与现实紧密结合,这是宪法学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一种发展和进步。在行政法上,他否认国家不负赔偿之说,认为国家对其公务员的职务行为造成的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最终促成国家赔偿制度的诞生。“在人类的思想史上经常看到,一个学说影响力大小并不代表它的正确程度。17、18世纪的自然法学学说和社会契约学说是一个例证,狄骥的学说也是同样情况。”[40]某种意义上,狄骥思想的深刻影响超过王名扬先生的评价。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和新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以及宪法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正确认识和评价狄骥的宪法思想可从正反两方面得到更多经验和教训。

参考文献:

[1]狄骥:《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封页作者简介。

[2]孔德:《实证主义概论》,转引自张宏生古春德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第373页。

[3]张宏生古春德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第374页。

[4]吕世伦主编《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上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282页。

[5]参见前引:《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上卷),第360页。

[6]前引:《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上卷),第361页。

[7]参见狄骥著,王文利等译《宪法学教程》,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8]狄骥:《国家、客观法和实在法》(选录),转引自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页。

[9]狄骥著,王文利等译《宪法学教程》,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10]邹永贤俞可平等著《现代西方国家学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234页。

[11]狄骥:《宪法论》第二章,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23页

[12]参见《马恩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一版,第243页。对照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深刻地论述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自然界的不同以及规律的不同表现,狄骥观点的积极意义显而易见。

[13]《马恩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一版,第243页。

[14]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770页。

[15]吕世伦主编《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上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392页。

[16]狄骥著,王文利等译《宪法学教程》,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17]狄骥:《宪法论》第五章,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31页。

[18]参见狄骥:《宪法论》第一卷第一章,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14页。

[19]参见狄骥:《宪法论》第一卷第二版序言,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07页;

[20]张宏生古春德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第410页;

[21]王世杰钱端生著《比较宪法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一版,第62页;

[22]《列宁选集》第三卷上,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一版,第17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8页。

[24]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766页。

[25]李龙著《宪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29页。

[26]狄骥著,郑戈冷静译《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27]狄骥著,郑戈冷静译《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28]狄骥:《宪法论》第一卷第五章,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33页。

[29]前引:《宪法论》第一卷第二版序言,第607页。

[30]狄骥:《宪法论》第一卷第五章,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33页。

[31]前引:《宪法论》第一卷第六章,第639页。

[32]前引:《宪法论》第一卷第六章第639页。

[33]狄骥著,郑戈冷静译《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34]邹永贤俞可平等著《现代西方国家学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252页。

[35]参见青年时报2003年6月28日

[36]前引:《现代西方国家学说》,第252页。

[37]狄骥著,王文利等译《宪法学教程》,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思想理论论文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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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散文领域里成就很高的作家,但我们发现他还是现代中国一位出色的语文教育家。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总是无法摆脱朱自清是一位现代著名散文家的深刻影响,或者说朱自清大量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多少有些掩盖了他实际上相当丰厚细致的语文教育思想。朱自清192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扬州第八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六师、温州第四中学、宁波四中等校任教,1925年-1932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学校南迁,任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其教育论著有与叶圣陶合著的《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标准与尺度》和《语文拾零》等。我们把目光从他的散文作品转移到他众多的教育论著,明显可以看到他的语文教育思想自成体系。我想:站在历史的长河中,以今天的眼光第一次审视作为语文教育家的朱自清,不断地从各个方面来加深对他的教育思想的认识,将十分有助于提高我们目前以及将来语文教育发展解决重大问题的自觉性。我们把朱自清关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方面的独特主张和论述,总称为朱自清的语文教育思想。本文不揣冒味,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并且提高欣赏文学能力”

的教育目的论

他在《古文学的欣赏》一文中相当独特地提出了语文教育的两项目的,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选读古书,了解、认识和接受本国固有文化。二是以欣赏作为情感的操练,设身处地地欣赏古文学,弄清古文学的立场或扬弃或清算,培养欣赏力和批判力。朱自清把语文教育的远大目标确定在了解本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加强民族意识并以此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水平,这种观念显然区别于语文教育就是讲授语文知识使学生语文成绩考试合格或者语文教育就是一种解析作家作品和语言现象的学术研究的一般观念。朱自清这种对语文教育目的的崭新揭示让我们感觉到了他的一种具有特定意义对于前人的举步跨越。他还认为: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这表明朱自清正是一位独尊本国固有文化的理论家。在他看来,本国固有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国奔向未来的一个重要依据,而且也是语文教育必须把握的一个重要目的。在这方面,朱自清把语文教育独特地理解为一种继承文化遗产宏扬民族精神的特殊行为,这显然体现了他个人的特色。

朱自清所主张的“了解本国固有文化”是指津津有味地接受古文学的篇章字句、语体、词汇、成语、风格和技巧,设身处地地接受古代作家的写作态度、喜怒哀乐爱恶欲。他认为语文教育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借助对古文学的了解来帮助青年人信古、学古。他说:“有些青年人以为古书古文学里的生活跟现代隔得太远,远得渺渺茫茫的,所以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接受这些……我想从头说起,尽管社会组织不一样、尽管意识形态不一样,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喜怒哀乐爱恶欲总还是喜怒哀乐爱恶欲,虽然对象不尽同,表现也不尽同”。[1]朱自清的这种见解清晰地指明语文教育的使命即要求我们把青年对我国固有的文化精萃的疏远变为对它的亲近。朱自清以为无论古今人物、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人类的喜怒哀乐爱恶欲可以跨越历史的长河彼此仍可相互伸展,以此达到青年读者与中国固有文化的思想精神的相互融合。朱自清着眼于古今情感上的联系来亲近、认识和了解中国固有文化,实际上是从方法途径方面强调了在语文教育实践中怎样达到了解本国固有文化这一目的。

另一方面,朱自清又提出语文教育的另一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接受文学,培养欣赏力,培养批判力。他说:“接受文学,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场,再弄清楚古文学的立场。所谓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别出那些是该扬弃的,那些是该保留的……自己有立场,却并不妨碍了解或认识古文学,因为一面可以设身处地地为古人着想,一面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场上批判的。……这‘设身处地’是欣赏的重要的关键,也就是所谓‘感情移入’。”[2]这段话今天看来似乎相当普通,但其体会切身,因而其意义也就不同寻常。它指出了欣赏的首要问题是解决立场,并且作品的立场和读者阅读时自我的立场更不能混为一谈。这里清楚地说明以坚定的立场和批判力对待文学是培养学生欣赏文学能力的第一要义。这种说法反映出欣赏能力培植的关键又在于对作品的感情移入即设身处地地体味原来作家作品的喜怒哀乐。这样特殊的意义,理应真正深刻地通过语文教育的课堂介绍给自己的学生,让这些体现中国最主要的文化历史内涵的作品从培养学生的欣赏力批判力的角度出发给学生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倘若真正着眼于发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那么朱自清的这些见解是颇为崭新的。

朱自清实际上以此肇开了语文教育之目的在于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之先声,并深刻认识到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与语文教育的紧密联系。从他的论述来看:语文教育必须以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为基础最终使学生达到能够欣赏文学的目的。概言之,“了解与欣赏”即构成了朱自清语文教育目的论的中心内容。朱自清本身就是一位精通中国固有文化的学者,因而极为尊崇以语文教育来传播中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同时朱自清又是一位注重写作艺术力量的文学家,因而他也要求语文教育承担培养学生欣赏文学分析文学的能力的任务。由此可见朱自清与众不同的理论特色。

二、“作文训练、技术训练”的教育内容论

朱自清把作文训练确定为语文教育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他说:“写作是基本的训练,是生活技术的训练——说是做人的训练也无不可。”[3]他认为,学生通过写作能力的培养,会增长文学运用和认识社会人生的知识经验,因而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可见写作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朱自清显然排斥长久以来以思想训导作为语文教育的主体内容,他高度肯定了写作能力培养的社会功能。他尖锐指出:“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所获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为思想也就存在词汇、字句、篇章、声调里。”[4]这里朱自清集中地否定了一些教育者对于思想训导的偏重,它攻击这种偏导而极力张扬包括词汇、字句、篇章、声调在内的技术训练。他欲匡正语文教育中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的作风的贫乏和单一,使语文教育的建设真正具有内在精神。在他看来:仅仅接受文化思想远远不能证明学生已经掌握了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阅读古书的能力、理解古书的语言形式、篇章结构、句式体裁的能力。因此朱自清进而提出“技术训练”。这两方面即构成了他的语文教育内容的框架:特别强调学生在接受写作能力培养的同时尤其迫切需要切实加强学生运用文字能力、阅读能力、理解能力这些语文基本技能的训练。

(一)作文训练

朱自清认为学生作文的最大毛病是文脉不清层次不清思路不清,其次是乱用标点符号。朱自清是一位很有见解的语文教育理论家,他对学生的作文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意见:

“学生的写作往往抓不住题目,他们往往写下些不是支离便是宽泛的废话,在开篇时尤其如此。此外,层次的杂乱、意思的贯联,字句重复,也触皆然。……他们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很不在意……标点符号表明词句的性质,帮助达意的明确和表情的恰切,作用跟文字一样,决不是附加在文字上,可有可无的玩意儿……多半学生对标点符号的作用轻视或认识不足,随处乱点。其实不充分利用,写作的效果便会因此减少。”[5]

长久以来语文教育过程中的作文训练大多有忽略文脉和标点的倾向,朱自清这些言论可谓切中时弊。人们注重的是文章写作的思想和意义,而不是它的文脉条理、标点符号。朱先生这番话自然是一种倡导,即为纠正语文教育的作文训练中散漫无纪的忽视文脉和标点的毛病而建立起一种新观念:学生作文必须以文章条理清晰和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为最首要的条件。

朱自清尤其强调当时语文教育中所存在的几种奇特现象:一是学生错误地不自觉地把作文当作了说话的记录,使语脉蒙蔽了学生自己,因此造成层次技术拙劣。二是教师在授译讲书过程中多说不相干的闲话,也给学生作文思路带来坏影响。三是学生阅读太少或不仔细,并且过分依赖说话。朱自清在这里尖锐地批评了教师讲课闲话过多影响学生作文文脉和学生阅读太少导致作文过分依赖说话的不良倾向。他还以一种犀利的目光发现学生写作中所隐藏的通病:即学生把作文与说话等同。在朱自清看来:(1)作文不是说话,必须剔除一些无用的废话。(2)作文是用文字记录下来,并不同于说话,它必须让人读了觉得文字的好处。

朱自清提出的作文训练显然注重这两大主要内容:一是解决学生作文的文脉条理,二是帮助学生弄清作文不同于说话。朱自清实质上是以文章写作的结构形式(即所谓文脉条理)对作文训练提出了极高要求,这是一个相当明晰和重要的见解。

如何进行作文训练?朱自清的主张独具一格:(1)通过朗读、诵读的帮助提高写作。他提出:“该让他们多多用心诵读各家各派的文字,获得那统一的文字或语脉(文脉)。……因为朗诵对于说话和作文也有帮助。”[6]朱自清希望学生通过朗诵的训练获得清晰的文脉。他设想:“要训练文脉,得用宣读文件的声调……若从小学时代起就训练这种正确的朗读,语脉混入文脉的情形将可减少,学生作文也将容易进步。”[7]对于作文,朱自清出人意料地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却是“读”(朗读诵读)。他认为,“读”是帮助学生作文的良好形式,依靠着读的因素、功能可以使学生至少在语脉、文脉方面得以明晰,亦就让学生最终区别了作文和说话。其次是朗读诵读的作用还在于学生通过“读”的长期积累帮助他们在作文方面突然闪光的自觉的艺术创造。(2)从报章文体开始学习,从小的范围着手,最好从写新闻短论开始。他主张:“必须从报章文体学习……从小的范围着手,拣与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问题练习写,象关于学校中的伙食问题,你要抓住要点,清清楚楚的写出来。”[8](3)多练习说明文和议论文两种文体。朱自清认为:“实际生活中说明文和议论文比叙述文和抒情文用得多……而且一面也可以训练他们的思想。因此应该多练习这两种文字。”[9]这种练习的方法是:“给学生一些熟悉的小题目……或者给一些时事题目,让他们拟演说辞或壁报文字,假想的读者是一般民众……这才可以引他们入胜。”[10]

朱自清在强调朗读诵读对作文训练具有重要作用的同时,提出了两个关于题材和文体写作实践的观点。一个是,他认为学生应当从写作新闻短论开始,选择与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小范围的题材内容来作文。这种做法的意义是:让学生作文切用、感到亲切、并且有效。另一个是,他主张应让学生多加强议论文说明文的练习。他的结论是:这两种文体不仅实用,而且它可使学生通过这些文体的实践深入到现实内容,加大学生认识社会人生的广度。这些论点足可证明作为作家的朱自清往往以语文教育如同创作自持,以作家注重题材和文体的见解来谈论作文训练,恰恰显示了朱自清语文教育思想的特色。

作文训练要实现自身的目标,在朱自清看来,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决不可忽视。第一,重视学生在完成作文时讲究清晰的文脉条理和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第二,特别要认同朗读诵读与学生作文的不同寻常的密切联系。第三,从新闻短论入手,激发学生从小处着笔,切近生活和自我。第四,注重练习说明文和议论文两种文体,让学生在这种体验中获取更加深刻的现实内容和思想认识。

(二)技术训练

思想理论论文篇(5)

联想与回忆有密切关系。回忆是在一定刺激物(包括实物、语言)的作用下,在大脑中再现事物的映象的过程,这是一种条件反射。再现以初识为基础,条件反射在经过多次重复的强化作用后,才能形成巩固的暂时神经联系。因此,在学校教育教学中,一是教师必须指导学生广泛接触了解社会生活,观察、积累、尝试、体验,触角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从名著中了解中外社会生活),“见多识广”是使学生实现联想的前提基础,二是教师有意识地经常反复地在教学过程中渗透各类联想(包括对已有知识和对生活积累的联想),帮助学生沟通大脑中的各个信息库,建立较巩固的暂时神经联系,使学生能借助积累学好各科知识,并将学科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大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用一句话表达就是:“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在科技高速发展、人类社会进程越来越呈加速运动的今天,人们对“语言”的认识已不仅仅局限于“交际的工具、生活的工具、思维的工具、终身学习的工具”了,而是把它看作人发展的工具,甚至是人发展的本身。这里的人,不仅是指自我存在、更是指社会存在的人,因此人的生存与发展首先依赖于交往,而交往所依赖的核心工具是语言。故而,陈钟先生认为目前最值得研究的问题是“语文教育与交往”。人的各种交往构建了我们的社会生活环境,也构建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内容,因此,社会生活既是我们语文学习的目的指向,又是语文学习的源头。这样,广阔的社会、丰富的生活、流动的过去未来也就成了语文教育的最大课堂、根本教材,学校语文教学的小教材、小课堂必须取源于根本、一致于根本,且保持持久的沟通,才能“活水长流”,才能改变陷于应试教育中的较为死板的局面。

常闻有人感叹时下的某些文人、艺员、新闻人底子雹后劲不足,须“充电”“回炉”,这里的“底”,无非是指文化和生活积累交织成的“根底”,实际上,谁也不可能靠几本教科书学好语文,语文教师也不可能仅靠教科书教好语文。张孝武先生说:“语文与生活同在。”由此看来,学校语文教学要培养学生热爱生活、关注生活,指导学生在生活中观察、积累、体验,引导学生“反刍”生活,用生活作为课堂语文学习的最好注解,并将语文能力运用到生活中,这是“大语文”教育的根本要求。语文课不应是封闭式的,而应是开放式的。为沟通学生思维中学校活动与社会现实、知识学习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沟通文科与理科、语文与政史地、语言学习材料与大语境的联系,联想思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如何在语文教育中注入生活内容,引进“时代”活水,诸多同行早就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改尝试,并正在继续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笔者发现许多优秀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都借助于联想,并经常引导学生进行各种联想思维训练。

从心理学角度看,联想思维的种类无非是:相关(接近)联想、相似联想、相反(对比)联想、因果联想。它们在语文教育中都各有妙用。相关联想,往往展开事物间的链式联系,由此及彼,由物及人,由景入情。相似联想展开类比联系,这种求同思维有助于归纳推理。史迁遭腐(刑)著《史记》,孙膑髌足修《兵法》,屈子放逐赋《离骚》,保尔失明(兼瘫)作《钢铁……》,海迪截瘫著译作,海伦(凯勒)聋哑读大学……皆是有志者身处逆境、发愤苦斗之典范,此是一例。对比联想,展开反向思维和辩证思维,或烘托映衬,或旨在求异,或总体把握,如黑与白,阴与阳,忠奸善恶美丑,高山平川,细流大海,下岗与招工,警容与小偷,反贪局长与受贿官员……。以上三种联想大致是拓宽视野,广开思路,唤起学生已有的生活体验、知识积累,加强对教材内容的真切理解,并将课内延伸到课外社会生活。因果联想则往往是由果及因、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向事物的纵深展开思维,或由因及果,由材料推结论,由规律探预见,大多训练学生思维的深度,加强对教材内容的深入透彻的分析理解。《荷塘月色》,月下荷塘,淡淡的喜悦,深沉的忧伤,孤独与苦闷,向往与无奈,暗暗萦绕,如果在欣赏这篇至情美文之时,对作者的心境(作品情感之源)稍作深探的话,鉴赏的效果似乎更好。“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这几天—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全国白色恐怖笼罩;作者朱自清,文学家、学者教授,后来曾被赞扬的至死不领美国“救济粮”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联想及此(当然需教师指点引导),那么,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身处1927年背景中,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对革命志士、亲族师友的挂念,抉择道路时的痛苦和彷徨,我们就不难感受了。多种联想,可灵活、综合运用,以拓宽学生思路,训练学生的复杂思维能力。从屈原江畔行吟、闻郢都失而自投汩罗,到陶令不为五斗米折腰、采菊东篱做隐士,从范文正公登楼望远、先忧后乐,到鲁迅弃医从文、唤起民众,从钱学森历难回国、报效中华,到莘莘学子拒受高聘、学成归来,中国知识分子正直爱国的精神传统已清楚展现,它们同中有异、异中见同,对其现象本质、原因结果,多种联想综合运用,加深了了对语文学习材料的感受,训练了思维能力,更渗入了情操理想教育。

在学校教育教学中,联想的作用还体现在沟通语文与政史地、文科与理科、知识学习与思想教育诸方面。常言“文史哲不分家”,从《张衡传》“候风地动仪”沟联地理学科知识,以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剩余价值理论”来帮助理解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高度评价(《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用力学原理(力的方向、大小和作用点)解析写作的立意与选材(观点与材料)关系,用数学三点定面原理讲解论据的量与种类问题,以《圣经》上帝用土造亚当沟联女娲抟黄土造人的神话传说……至于语文教学中的德育、美育、情感教育的渗透(当然必须适时、有机地结合)材料更是俯拾皆是,前已有例论及。

语文课堂教学实施过程中渗想思维也大裨益。下举数例。

一是开篇背景联想。

有教师在教《,你在哪里?》一课前,从现实热点新闻——拉宾遇刺,特拉维夫广场群众点蜡烛悼念的场面导入,运用相似联想和对比联想,引出20年前中国天安门广场出现的更为感人的人民悼念的场面,以“中国人民当年却没有悼念自己的好总理的自由,直到‘’被粉碎后,人民面对高山大海喊出心声——‘,你在哪里?’”引起学生强烈的心灵震撼,极为成功地完成一课的教学。《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说》也可以从60年代(写作时间)中国所处的困境导入(还可对时下的下岗、企业困境作适当联系),这样才能使学生对写作意图、对延安精神的实质、对自力更生以苦为乐的思想加深理解体会。背景联想,实际上是将语言材料(教材)还原到广阔的真实的社会生活背景中去。从某种角度讲,教材所选的所有文章本身都是作者被身处其中的现实生活唤起创作愿望后所写的,每个作品都有其实实在在的现实(社会)针对性,都是“有感而发”,所以,帮助学生了解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作家个人思想经历,指导学生揣摩写作意图,是提高学生阅读理解语言材料能力的关键之一。“还原”生活,才有“活水”。这实际上还是写作指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尽可能降低学生写作时写作缘由的“虚拟性”,增强它的真实性(现实针对性),唤起学生的写作愿望(冲动),强调“原”生活,让学生面对“真实”生活写“真”情“实”感,这也是“大语文”教育所决定的。

二是结篇延伸话题,进行现实联想。

有的教师就《毛遂自荐》中平原君和毛遂两人物,引导学生讨论该文的现实意义,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已见,从改革开放广开才路谈到有才之士当仁不让,从科教兴国谈到领导识才用人、为人才创造“脱颖而出”环境,从毛遂的被动谈到招工求职、推销自己……见仁见智,气氛热烈,学生收获远超过教材本身,课堂效益甚高。结篇将课内话题引伸到课外,由历史人物故事联系到当今时代现实生活,实质上已不仅仅是让学生借现实生活的感知体验帮助理解课内知识,更有利于学生将课内知识能力运用到生活中去。现实社会生活与人最为贴近,人的发展在将来,引导学生用自己的眼光去看现实社会,去感受身边丰富实在的生活,运用所学解决(或尝试解决)遇到(或将可能遇到)的现实问题,这正是“大语文”教育的目的之一。

三是作业重视社会联想、生活联想。

思想理论论文篇(6)

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整个世界面向未来的客观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跨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突出表现为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和配置,各国经济相互影响加深,联动性增强。全球化这一新事物的标志性事实体现在三个方面:

1.市场越来越向全球范围推进,完全意义上的全球大市场正在诞生。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国家的国际贸易增长很快,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

2.二战后跨国公司崛起,并且突飞猛进地发展,在世界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近20年跨国公司的国际化、全球化生产的迅猛发展在膨胀其自身的同时,也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微观基础。

3.金融、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全球化趋势越采越突出。据此标志性事实可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

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前先进的生产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新的生产方式的道路。第一,从全球范围看,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不仅全球范围内有效地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可能。第二,从企业发展角度看,跨国公司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优化配置,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得到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第三,从个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看,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教育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能。同时,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选择和实践检验,人们的才能可以得到最佳发挥和充分的自我实现。第四,从广大民众的需求看,不论是物质生活需求还是精神文化需求,人们都可以得到来自全球的、最先进的、最廉价的、同时是最切合自己个性需要的消费。经济全球化带来空前发达的生产力,其效益不可避免地为全球共享,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进而必然影响到政治、文化的变化。

二、经济全球化引起了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的变化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其实质,集中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中。经济全球化对整个世界的积极意义在于,各国都可能在世界市场范围内调整和优化本国的经济结构,实现本国资源的最优配置,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效果。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本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采取自我封闭、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态度是毫无希望的。所以,参与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理智的、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选择。经济全球化趋势无疑为当今时代的和平与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是,现今的经济全球化是在一种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背景下运作的。一方面,这种世界经济体系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一种经济体系,在这一经济体系结构中,“中心”与“”存在着明显的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达国家依据各种国际规则进行堂而皇之的掠夺。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是制约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力量。这种以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为背景的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引致的经济成效,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着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分配,世界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发达国家,由此酿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导致南北关系对立的加剧。

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之间有着强烈的互动作用。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中的优势地位,试图进一步改变世界政治格局,把经济全球化看作“西方化”,甚至看作“美国化”,力图以政治格局的单极化对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期望的多极化趋势。当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把它的政治观、价值观推行到全世界,把美国的价值观、政治标准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甚至强加给其他发达国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安全。西方对我们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是有意识的、有步骤的。面对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把如何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对我国来讲,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中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就是当今国际政治斗争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先进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先进文化、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既包括了东方,也包括了西方。各民族的文化没有好坏、只有差别,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与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相联系的。西方文化有两种:一种是人类共同的、进步的文化;一种是资本主义的。某些西方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以经济全球化为渠道,对我们进行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我们要警惕这一点,但我们不能一提西方文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不能将经济全球化中产生的新文化全部视为渗透,加以排斥。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只吸收西方的技术,同时也要借鉴西方在管理和体制上的经验和长处。

三、全球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科学,是理论上的不停顿,是不断的丰富、发展和创新。在现时代的条件下要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就要不断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5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三次重大转折:

1.第一个50年(1840-1897年)。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为什么存在。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发展之后才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正式出现在1854年的牛津词典中。因此,资本主义一词的出现是对这个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概括。而社会主义一词是在1823年出现,可以说是与资本主义一词几乎同时出现的,而这时社会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谁也不知道,它只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一种预测,现实怎么走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2.第二个50年(1897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和伟大创举提出了新的课题:资本主义怎样被取代,资本主义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特别是落后国家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对此列宁做出了科学判断:后起国家不能经由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挤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而只能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20世纪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列宁的论断是正确的,整个20世纪没有一个落后国家经过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发达国家。

3.第三个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当前)。国际风云动荡,剧变,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提出了崭新的问题:社会主义怎样在与资本主义交流、合作及对抗中发展壮大?前两个50年是讲时间的继起性,而当今不仅要讲继起性,更要看到并存性,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同时,如果只看到并存性,而放弃继起性,就会走入歧途,剧变就是例子。同样,如果只看到继起性,否定并存性,也会带来新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成为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当今世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新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能预料到的,这就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向现实,对由这些新变化引起的新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充分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

四、全球化的新形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突出的新变化,面对这种变化,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从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发生了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也失去了信仰。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崭新的研究课题,我们必须联系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趋势进行创新研究,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问题做出有针对性、有时效性的回答,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这是历史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的、愿意吸收也能够吸收各种人类优秀成果的理论,是一种具有与时俱进品质的理论,是一种源于实践且发展于实践的理论,是一种深深扎根于现实的理论。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牲相统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本质特征决定了它能够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具有不竭的强大生命力。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要依据时代的要求以开放的胸怀不断汲取各种来自于人类优秀成果、社会实践等方面的营养,以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创造性地把中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相结合,把坚持独立自主与坚持改革开放相统一,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逐渐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将全球化的挑战变为机遇。

解决全球化条件下产生的新课题要有新思路、新观念,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也要与时俱进:

1.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密切关注世界科技、经济和文化的新发展及前沿动态,在发展中充实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建立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方式,制定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思维。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对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手段的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信息网络化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可以借助互联网,冲破围墙,向各地辐射,向不同的群体宣传,从而扩大教育的覆盖面。信息网络化大大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量,使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第二,信息网络化增强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网络教学所具有的即时性、互动性特点,使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可能顾及到每一位学生,使每一位同学都能以各种不同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教师也可以为每一位学生答疑解惑,传道授业,从而使教学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得以加强。教师可以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对授课内容进行调整和补充,从而使教学的针对性得以增强。

第三,信息网络化增添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性和多样性。与互联网相关联的多媒体课堂,把文字、声音、图像、动画效果融为一体,营造出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活泼的教学氛围,能够使受众身临其境,发动眼耳鼻舌身全方位地接受信息,大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种种挑战和机遇,应发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经济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新视野。比如,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方式问题,全球化理论与世界文明观问题,全球化实践及其效应问题,全球化条件下的价值观及价值评价问题,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思维问题,等等。认真研究上述重大课题,必将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契机,并形成若干新的理论生长点,从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2.必须认识到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世界政治的兼容性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是构成当今世界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基本格局。国与国之间的区别、对立乃至冲突是绝对的,它们之间的依赖、同一则是相对的。无庸置疑,一味地强调国家的特殊性,自我封闭,是违背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潮流的,结局只能是自我毁灭;但是,只看到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需要甚至一定程度的依赖,只强调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不惜放弃国家政治和文化传统,最终也只能落得变成发达国家附庸从而被经济全球化潮流所淹没的下场。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扩大为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但是这种全球化并不等于“美国化”或者“西方化”。当然,经济上处于主动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必然会将自身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文化以各种方式渗透、甚至强行输入不发达国家,使其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国。这种趋势必然加剧各个国家不同政治制度和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碰撞、冲突。正确地认识并解决这些影响十分深远且又错综复杂的新问题,不仅要抓住蕴含在这些问题中的根本矛盾,而且还要顾及涉及到的各个方面。所以,正确认识、科学评价和大胆吸取系统论、信息论、运筹学、博弈论等现代科学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提供丰富的营养,就成为这一时代的客观要求。

3.对于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研究,既要研究理论又要研究教育,同时不仅要研究对学生的教育,还要研究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教育。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新时期受众的新特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注意观念创新,工作方法上要注重全局性和战略性、先进性和层次性;工作目标上要注意共性要求与个性发展兼顾;要注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受众最关心的问题和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问题入手,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把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他们的心坎上,只有将工作做实做细,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思想理论论文篇(7)

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去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把研究性学习引入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就是努力探索研究性学习方式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整合,利用大学思想政治课教学平台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近年来我们尝试把研究性学习引入到《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一、将研究性学习引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可行性

1.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研究性学习在内容上都具有综合性、开放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个综合开放的体系,涉及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教学内容也随着社会发展而时常进行更新。研究性学习的研究课题,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所关注的实际问题进行选择,范围也往往超出单一学科的知识应用,而要涉及多方面、多角度的思考和跨学科的知识渗透,因而也同样具有综合性、开放性。这二者在内容上所具有的同质性,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引进研究性学习提供了相融的教学环境。

2.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研究性学习在内容呈现方式上都具有问题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常常要创设教学情境,启发学生思考、质疑。学生也常常提出一些与本学科紧密联系的现实问题,例如:发动“”要把中国带到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境界?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如何让全社会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诸如此类的很多问题教材上没有现成的答案。研究性学习在内容呈现方式上多以问题式课题出现,学生选择的课题比较多地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重合或紧密联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开展研究性学习,既能为学生探究问题提供理论支持,又能拓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范围,增强教学的时效性和针对性,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要学生学变为学生自己要学。

3.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研究性学习在培养目标上具有一致性

指出:“要使大学生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不仅要大力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更要大力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1]要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就要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对他们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就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2]。开展研究性学习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在研究性学习中,既培养他们探究问题的能力,又提升他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价值的理性认识,让他们在课题探究中,思考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感悟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

二、研究性学习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组织与实施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开展研究性学习的途径很多,比如可以以课堂教学内容为主要载体,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意识,让学生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可以就学生提出的带有普遍性或典型性问题组织学生讨论;也可以就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时代性强与思想政治课教材相对滞后的矛盾,引导学生审视教材、质疑教材乃至补充、改写教材等等。我们这里着重介绍的是引进研究性学习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形式,让学生制作多媒体小课件,通过小课件在课堂展示他们的研究性学习成果。

让学生制作多媒体小课件,说到底就是开展思想政治理论领域内的专题研究。专题研究是我们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开展研究性学习较多采用的一种形式,专题研究实施的流程是:选择课题——制定方案——研究过程——制作课件——成果展示与评价。

1.选择课题。选题是开展好这一活动的重要前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创设一种类似学术研究的情景,引导学生运用学术研究的方式,去自主发现和确定问题,即选题。教师在指导学生课题的过程中,要注重把握的原则是课题的结论不是预设的而是开放性的,课题要具有探究性、实践性和现实性。学生可依照自己的兴趣自由组成课题组,人数取决于课题工作量的大小,一般有3-6人。

2.制定方案。课题确立后,教师应指导学生规划研究活动的具体步骤和程序、各阶段的任务和时间安排、组员具体分工、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和方式、结题时间以及研究成果的展示等。

3.研究过程。研究进入实施阶段后,主要由学生自主开展研究,教师只在知识层面、方法层面和思维方法等方面进行指导。知识层面的指导,侧重于对学生进行科研基础知识的指导、专业知识的介绍及相关学科知识的拓展、渗透,侧重于指导学生如何获取知识、如何运用所学知识开展研究活动。方法层面的指导包括科学态度、科研方法的指导,如引导学生如何搜集各种资料(包括文字、音像资料等)、如何进行社会调查,以及如何对收集到的各种资料进行筛选、分析、研究等。思维方法的指导主要表现在帮助学生打开思路,完善研究,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批判能力、想像能力、发散能力和创新能力。

4.制作课件。教师指导各课题组将研究成果制成多媒体课件,关键是指导学生如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借助多媒体课件形式展现出来。

5.成果展示与评价。各研究小组将自己的成果在课堂上展示。展示的内容包括课题研究的目的、研究方案的设计、资料的取得、成果的内容、课题研究中涉及的科学术语以及研究体会等。评价工作由学生自主完成。学生自己推举评委组成评委会。评分标准由评委会集体讨论拟订,一般由选题得当、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材料翔实、逻辑严密、可视性强、课件技术含量高、正确回答问题等项目组成。评价对象以对小组整体评价为主,同时适当兼顾对个人的评价。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意义

1.研究性学习是适应时展的需要

指出,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民族创新能力的竞争,而“教育是培养人才和增强民族创新能力的基础”[3]。在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时代,科学发展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尽管知识的记忆和积累是人才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但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判断、迁移创新的能力则显得更为重要。在这种新形势下,研究性学习相对于接受式学习来说,显然更适合时代的要求。接受式学习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教师的灌输,而研究性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全面培养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的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团结协作的能力,为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兼备的国家建设者和接班人打下良好的基础。

2.研究性学习是适应“创新教育方法”的需要

说:进行教育创新,就是要改革教学的内容、方法、手段,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符合受教育者全面发展规律、激发受教育者创造性的“新型教育模式”[4]。强调说:思想政治教育要“创新教育方法和手段,确定合适的内容,选择恰当的方式,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引导活动”[5]。研究性学习相对于接受式学习来说,更适合于“创新教育方法”的需要,因为研究性学习是一种以经验为本位的探究式学习方式,学生既是学习实践者,又是学习目标、学习内容、活动安排的制定者、学习结果的创造者。这就改变了接受性学习中普遍存在的重知识轻能力、重结论轻过程、重理论轻实践、重共性轻个性的现象。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其特殊性,它最重要的教学目标就是要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所以必须首先解决学生“信”与“不信”、“当时信”与“过后不信”的问题。曾告诫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受教育者的内在动力”。[6]在课题研究中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他们自己动手收集资料,并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各种知识,经过比较、分析、综合、演绎、推理等多种方式得出结论,这样就使得他们不仅知之甚深,而且会真正信之、行之。

3.研究性学习是适应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指出:“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民族素质,具有重大意义。”[7]学生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各种能力的培养,在当今社会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合作能力。进行研究性学习,学生必须从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一系列的思维活动,由于问题是开放的,没有现成的答案,这就要求学生进行创新活动。综观学生的研究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求新的过程:查阅时,力图寻找新资料;调查中,力争发现新问题;分析时,力图捕捉新认识;综合时,力争得出新观点;论证时,力图导出新结论;制作时,力争构建新模型;展示时,力图展示新成果。研究性学习要求学生亲自动手实践,诸如查阅文献、摘抄资料、问卷调查、社会访问、整理材料、求证结论、制作课件等,无不要求学生事事躬亲,这远比单纯地接受性学习更能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学生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要分工又要合作,要各司其职又要协同攻关,这就要求他们要彼此交流、相互尊重、表达自己、说服他人、分享资源、共享成果,在合作中养成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

4.研究性学习是适应教学相长的需要

说:在“新知识层出不穷”的年代,“教师是知识的重要传播者和创造者”,“更应该与时俱进,不断以新的知识充实自己,成为热爱学习、学会学习、终身学习的楷模”。[8]把研究性学习引入课堂教学,必然要求课堂是开放的。开放的课堂应该是以学生的学为主而不是以教师的教为主,开放的课堂对教师的课堂控制与驾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教师不断变革传统的思维模式,不断尝试,不断创新,“教师富有创新精神,才能培养出创新人才”[9]。把研究性学习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学生的课题研究往往涉及到多学科的知识、多方面的技能,无论教师有多么扎实的专业知识、深厚的理论背景,都不可能对每一个课题了如指掌,这就要求教师要不断学习、终身学习,以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和专业研究领域。开展研究性学习,要求教师从知识的权威者到学生课题的参与者,从知识的传授者到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指导者、合作者,双方平等交流,相互启发,彼此评价。学生思维活跃、很少框框,在一定科学方法指导下所进行的自主探索,往往会有新的发现,教师能从学生那里学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这有利于“形成相互激励、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10]。

综上所述,把研究性学习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可行的,易行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但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排斥接受式学习。研究性学习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学生费时多,得到的知识“散”,基础知识掌握得不够扎实。而接受性学习在积累间接经验、传递系统学科知识方面,其效率之高是研究性学习无法比拟的。把研究性学习引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既要用接受式学习方式围绕教材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又要使用研究式学习方法延伸和升华教材中的重要知识和理论,将重要知识和理论予以拓展、充实和补充。只有把这两种学习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才会收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教学效果。

思想理论论文篇(8)

何谓物理学思想,物理学思想就是研究物质的运动形式、内在规律和物质基本结构的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这种思维活动是人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其内涵包括了物理科学本身的发展建立、物理学家的探索精神和研究方法以及我们学习物理的思想过程。狭义地说,就是学习物理过程而形成的符合物理体系、物理规律和物理逻辑、物理方法的结果。学会用物理思想去分析、解决物理问题。

我们认识物理学思想就是要知道它的发展史,要尊重客观事实,遵循自然规律。物理学是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一门自然科学,就中学物理而言,它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学科。物理学有它自己的特点,通过了解物理学的发展历史不难知道,所派生出的物理学体系无不来源于自然,来于实践。它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东西,又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由此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了。“物理”即事物的内在规律。它的运动形式、物质结构等物理变化、发展必定服从某种特定的规律。我们只有认识和掌握了物理规律,才能更好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创造美好社会为人类服务。

其次,认识物理学思想,是学习物理学家对物理科学的热爱和努力追求科学的严谨态度;学习他们不怕失败敢于胜利的精神;学习他们不畏艰辛勇于拼搏的工作作风;学习他们善于假设、实验、发现、创新的辨证思想;学习他们对物理的认识有着独创见解、并能自成体系的勇气和胆略;学习他们研究物理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能进行抽象、模拟、分析、综合、判断、推理、总结等认识活动过程的思维方法。例如,牛顿运动三定律中的第一、二定律就是在伽利略的工作基础上由牛顿总结出来的。

认识物理学思想是学好物理的前提,因此,我们在学习物理过程中,始终要领会物理学思想,并能逐步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掌握科学方法,提高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在了解物理学发展史的同时,不仅要学习物理学家的精神,而且要学习他们研究物理的方法。努力汲取物理学家的精华,推进物理教学的改革。“改”即修正错误,“革”即去除旧的东西,积极探索,勇于创新。掌握物理思想和研究方法,对学习好物理具有重大的意义。

高中物理教学中的物理思想主要有:

1.观察、实验探究思想

2.数据图象处理思想

3.概念规律形成思想

4.科学设想、建立物理模型思想

5.数理思想

6.科学思维、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思想

7.“时空”和“守恒”思想

8.变量控制思想

9.求微、求真思想

10.创新思想

但基本思想是怎样研究物理和怎样应用物理两条。

二、关于物理学方法

所谓物理学方法,简单的说就是研究或学习和应用物理的方法。方法是研究问题的一种门路和程序,是方式和办法的综合。首先,学好物理要识记、理解物理概念、规律及条件,要解决描述物理问题,就要会对物理问题进行唯象的研究,然后进一步研究它的原因、规律,再寻求解决的方法。在中学物理课中我们只要注意到参考系、速度、质量、力、动量、能量、功等概念和牛顿运动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动量守恒定律、动能定理、动量定理、动量守恒定律、机械能守恒定律等规律,以及时空观、物理模型、数学工具(矢量、图象、变化率)等在热学、电学、光学、原子物理学中的应用和分析、解决的方法,就会对此有所体会。研究物理的规律,也要从历史上看,学会从描述物理过程开始,判断什么物理问题说明用什么物理概念、物理量去描述物体的状态,用什么方程可以描绘物体的运动状况,变化关系,从而可以解决控制物理的问题。如:质点的位置、速度、加速度及其时间是描述运动学的物理量,匀变速直线运动公式,抛体运动公式,匀速圆周运动公式等,都是我们在研究运动学动力学问题时常常要用到的。从动力学角度看运动学概念、规律能加深理解,能知道它的本质。如:加速度是力产生的,它建立了运动学和动力学的联系;抛体运动是质点在恒力作用下的加速度恒定的曲线运动;简谐运动是质点在线性回复力作用下的运动等.又如:从动力学角度能判定运动独立性原理不存在,分运动的独立性是有条件的。可见,明确题设的物理情境,理解物理过程是解决物理问题的关键。教学过程必须始终贯穿物理思想和物理方法,这是授之渔和受之渔的根本。

三、方法论剖析

方法是沟通思想、知识和能力的桥梁,物理方法是物理思想的具体表现。研究物理的方法很多,如有观察法、实验法、假设法、极限法、类比法、比较法、分析法、综合法、变量控制法、图表法、归纳法、总结法、发散思维法、抽象思维法、逆向思维法、模拟想象法、知识迁移法、数学演变法等。运用方法的过程也是思维的过程,思维主要包括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下面谈谈高中物理教学中常见的一些思维方法及其运用:

实验法:实验法是利用相关的仪器仪表和设计的装置通过对现象的观测,数据的采集、处理、分析后得出正确结论的一种方法。它是研究、探讨、验证物理规律的根本方法,也是科学家研究物理的主要途径。正因如此,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也是区别于其它学科的特点所在。当然,其中也包括了观察法,观察实验应注意重复试验,去伪存真、去表抓本,去粗存精,数据观测正确,理论与实验的误差,理想与实际的差异,发现规律。

假设法:假设法是解决物理问题的一种重要方法。用假设法解题,一般是依题意从某一假设入手,然后运用物理规律得出结果,再进行适当讨论,从而找出正确答案。这种解题科学严谨、合乎逻辑,而且可拓宽思路。在判断一些似是而非的物理现象,一般常用假设法。科学家在研究物理问题时也常采用假设法。我们同学在解题时往往不敢大胆假设,不懂的怎样去创设物理图景和物理量,也就觉的无从下手了。还有一些题中的物理量较少,虽然结果只与其有关,但在分析物理过程中又需要一些新的物理量介入时,也要进行相关量的假设,最后可以再消去。

极限法:极限法是利用物理的某些临界条件来处理物理问题的一种方法,也叫临界(或边界)条件法。在一些物理的运动状态变化过程中,往往达到某个特定的状态(临界状态)时,有关的物理量将要发生突变,此状态叫临界状态,这时却有临界值。如果题目中出现如“最大、最小、至少、恰好、满足什么条件”等一类词语时,一般都有临界状态,可以利用临界条件值作为解题思路的起点,设法求出临界值,再作分析讨论得出结果。此方法是一种很有用的思考途径,关键在于抓住满足的临界条件,准确地分析物理过程。

综合法(也叫程序法):综合法就是通过题设条件,按顺序对已知条件的物理各过程和各因素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推出未知的思维方法。即从已知到未知的思维方法,是从整体到局部的一种思维过程。此法要求从读题开始,注意题中能划分多少个不同的过程或不同状态,然后对各个过程、状态的已知量进行分析,追踪寻求与未知量的关系,从而求得未知量。一般适用于存在多个物理过程的问题。

分析法:分析法是综合法的逆过程,它是从求未知到已知的推理思维方法。是从局部到整体的一种思维过程。其优点在于把复杂的物理过程分解为简单的要素分别进行分析,便于从中找出最主要的、最本质的、起决定性的物理要素和规律。具体是从待求量的分析入手,从相关的物理概念或公式中去追求到已知量的一种方法。要求这个量,必须知道那些量,逐步寻求直至全部找出相联系的物理过程和已知的关系,而后再从已知量写到未知量。综合法和分析法是最常用的解题思维方法。分析和综合又是相互联系的,没有分析也就没有综合。综合是以分析为基础,分析又是以综合为指导。

模拟法:模拟法是将题设中文字描述的物理过程、状态通过实物模型或图示模型形象地描绘出来以帮助思维分析的一种方法。它能直观的反映出物理过程,也有助于理解、分析、记忆物理过程。是一种化复杂为简单、化模糊为清晰的有效方法。尤其对一些空间问题、抽象情景,如运动的追踪、电磁场等问题的分析就显而易见了。注意的是在设置模型时必须相对的准确、形象,以免造成误解。

类比法:类比法是指通过对内容相似、或形式相似、或方法相似的一类不同问题的比较来区别它们异同点的方法。这种方法往往用于帮助理解,记忆、区别物理概念、规律、公式很有好处。通常用于同类不同问题的比较。如:电场和磁场,电路的串联和并联,动能和动量,动能定理和动量定理,单位物理量的物理量的形式(如单位体积的质量、单位面积的压力)等的比较。而比较法可以是不同类的比较,更有广义性。比如数学中曲线的斜率在物理图象里表示的物理意义是不同的,应学会比较,有比较才能有区别。

控制变量法:其方法是指在多个物理量可能参与变化影响中时,为确定各个物理量之间的关系,以控制某些物理量使其固定不变来研究另外两个量变化规律的一种方法。它是研究物理的一种科学的重要方法。限于篇幅,以上方法略去举例说明。

在高中物理教学中,能量转化和守恒的观点是解决物理综合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还有等量替换法、等效法等也常在高中物理中运用。

在教学中务必有意识地贯穿物理思想和物理方法,思想指导方法,方法体现思想。当然,随着科学的发展,物理学习的深入,新思想新方法会不断出现,只要我们不懈的努力,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一定能为物理教学作出贡献。

主要参考资料:高中物理教材和大纲

思想理论论文篇(9)

因此,本质上不是一个开放性的发展过程,而是封闭性的恢复过程。这样,人的心理两者之间并不是动态发展的辩证统一过程,而是封闭性的恢复过程。人的发展被简单地理解为纯心理发展,被认为是在克服人的感性生理欲求的过程中完成的。如此一来,理学德育思想就如同中世纪基督教教育一样轻视甚至贬低个体生理发展的必要性。即使持有唯物主义“气”一元论的张载也持有这种看法:“医书虽圣人存此,亦不须大段学,不会亦不害事,会得不过惠及骨肉间,延得倾刻之生,决无长生之理,若穷理尽性则自会得。”重视心理发展无可厚非,但心理发展只有在生理健康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正常进行,忽视生理的发展是理学德育思想的重大失足之处。在明清之际颜李学派的军体教育思想就是对前者的批判与改正。第四,道德实践对社会实践的僭越。实践是人存在的根本方式,只有在实践中,人才有可能显示自己的本质,人才能成其为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践是人的本质。在理学德育思想中,人并不是孤立静止的,他是在日常生活中践履封建道德规范的社会的人,是道德实践的主体,王阳明甚至提出了道德实践本体的思想,让人在道德实践中显露自身的本质,这是理学德育思想的深刻之处。但它根本上属于“内圣”之学。在这里,个体的道德实践有了独立自主的价值和意义,它专门追求经世致用的社会实践便是不必要且不应该的,这从朱熹对陈亮的“义利双修王霸并用”的批判中表现得很清楚。这样,理学德育思想以个体道德实践排斥经世致用的社会实践,只能阻碍个体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来改造社会、改造自然,而在片面的实践中人的本质力量只能有片面的发挥,人只能是片面的人。

以上是就理学德育思想中人格发展论的消极意义而言的。而其积极意义,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表现人的道德主体性,肯定了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理学德育思想继承先秦儒家“为仁由己”的主体能动精神,通过抽象的哲学思辩,使道德品格成为个体先天主导心理构成,个体自身成为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主体。如果说在程朱理学中,天理的权威化使得人的道德行为带有被迫为善的性质从而主体性还不太明显的话,那么在陆王心学中人的道德主体性便高扬起来,主体道德行为不仅是克己,更为重要的是成己,是主体先天道德本性的自然流露,这无疑在更深的层面上体现了对自我的关注,自我的“良知”成为准则。“他人文字议论,但漫做公案事实,我却自出精神与他披判,不要与他牵判,我却会斡旋运用得他,方始是自己胸襟,”“只致良知,虽千经万典,异端曲学,如执权衡,天下轻重莫逃焉。”这种自做主宰的精神显示了他们不同凡响的主体性倾向。此外,在理学德育思想中人的存在具有恒定和普遍的价值,它不是在对每个人的经验真实(行为)的归纳总结中判定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而是从先验唯心的角度演绎出“人本善”即每个人先天地具有存在价值的命题。在这个关切人类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的唯心主义命题中包含着深刻的真理。我们知道人作为道德存在是在人类已攀上自身本质的高度后表现出来的,虽然理学德育思想把人抽象化为道德人而失于片面化,但道德作为人的本质存在的一个方面甚至是其主要方面,则是毫无疑问的。理学德育思想用片面化、极端化的形式揭示出人人为道德性存在这一绝对真理。第二,注重培养知、情、意、行完善的品德心理结构。理学德育思想继承了先秦儒家注重完善的品德心理结构的传统。理学家大都认为个体的品德心理结构包含知、情、意、行四个方面。但由于他们的本体论、认识论、知行观以及时代背景存在一定差别,因此知、情、意、行在德育中的次序和地位有所不同,大致要分为三类:其一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知先行后”德育模式。先进行道德知识的传授,最终、最重要的是道德实践,要在整体上保持知行并进,而情、意贯穿其中,但由于情有善与不善,必须加以约束和控制。其二为陆九渊强调先立大志与“知先行后”的德育模式。

由于他坚持性情合一,“性、情、心、才、都只是一般事物”,情既为道德情感,也是道德理性,是性的自然流露,故为善,它贯穿于整个德育过程中。其三为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德育模式。真知必行,不行不可谓知。王阳明也是性情合一论者,但他把二者看成体用关系,性必有情,情也有过与不及,所以重视性对情的自我调停。至于道德意志,王阳明同其他理学家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主体的道德意志具有“无规定”的特征,是自发的,也是自由的,是“不器”,即不“执一”、不“意必”,也就是不执于形而下的一事一物,使主体意志超越于一切现实目的性,随感而应,率性而为,以至无为无不为,“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因此,王阳明的意志便是无意志,是超意志。总的来说,理学德育思想注重培养知、情、意、行统一的道德心理结构,基本上符合现代教育心理学,对我们当代德育有一定借鉴价值。其次,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系统看。理学德育思想的最终目的不在于个体,而在于社会;不在于个体心性修养,而在于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而当时社会主要包括:人类整体;封建等级制度;家族;作为人类整体一部分的集体等几方面。

思想理论论文篇(10)

这三元的互动与嬗变使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征,并且在这一思想整合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的管理理论框架,下面就着重介绍这三大管理思想流派。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干。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被视为显学。它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和管理实践中具有其他派别思想无法比拟的影响力。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1反映的就是汉代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将儒学视为经世致用的必修课。原始儒学是以伦理为中心,政治伦理一体化的管理思想。其管理思维有一个由自我管理(修身)到家庭管理、再到国家管理的逻辑轨迹,而且还有独具中国管理特色的终极目标设计——“大同”的社会构想。一言以蔽之,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信仰仁义,主张以同情忠恕来追求至善。体悟天地生万物的仁心,奋然兴起发挥生生不已的创造活力,并不只求个人生命的完成实现,而是连同一切人群,与一切万有的生命都一起要在雍容恢宏的气度中完成实现。”2道家是由中国古代哲人建立起来的学派,其管理思想极富于智慧和艺术。

道家主张无为管理,推崇“无为而无不为”3的管理方式。老子所谓“无为”并不是要求管理者消极观望或无所作为,而是应该效法道在化育万物中的作为:看似无为,实质上无所不为。这就说明管理者的管理行为要以一种无声无息的自然方式展开,其依据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除此之外,无为管理最形象的概括是“治大国,若烹小鲜。”5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治”,指管理者要积极进行管理,而不是不管理;二是要求管理者尽量减少管理活动,就像烹饪小鱼一样,翻动多了,小鱼就会烂。西汉初年道家思想经过改造应用到社会管理活动中,结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道家的无为管理实质上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法家是诸子百家中政治色彩最浓重的学派。该学派旗帜鲜明地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专门探讨统治者的管理技术。“法”、“势”、“术”是法家管理谋略的三大理论柱石。“势”指管理者的地位和力量,它本身可以随着职位高低而变化。因此,管理上的服从与被服从要依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而定,而不考虑道德品质的因素。“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6“术”是统治者驾驭部下、统帅民众的方法、策略。“法”是统治者手中最锐利的武器,是“胜民”的不二法门。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以刑去刑。在法家看来,管理的行为是一种“循利”的行为。人“以肠胃为根本,不食不能活,是不免于欲利之心。”7因此人类普遍的爱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只是一种利害关系。

同时,法家强调君主之利是高于一切的,君主既要统率民众,又要防御大臣。那么,采取的最好方法,就是遵循“利”的原则,君主与臣民之间只不过是一桩以爵禄换取法术和“效死”的交易。

二、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架构有这样一个特点:先秦时期复杂多元,各学派旗帜鲜明。西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也从此划一时代,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兼纳它派的理论体系。下面,笔者以现代管理学为视角,循儒学主干的框架,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作概要性的分析和探究。

1.管理目标观

目标管理是美国企业管理学家德鲁克于1954年提出来的,它是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方法。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目标设计上独具特色。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是“小国寡民”;墨家的社会管理目标是“三圣”时代;儒家的目标管理最具典型意义和现代价值,概言之,它力图通过“修己——安人”的过程,达到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大同”。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自律到自觉的飞跃:“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8这样,就可以推己及人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第一步“齐家”,对家庭及家庭成员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第二步“治国”,国是家的扩大和延展。国与家只不过是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存在着不同,二者的管理原则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别。第三步“平天下”,在全世界的范围使大同的社会构想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

其中“安人”是贯穿修齐治平的一条红线。修齐治平本身就是一个安定家人、安定他人、安定百姓的管理行为,而且也是管理者孜孜以求达到的目标和理想。那么,怎么样才算达到“修己——安人”的理想状态呢?儒家的回答是: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9这就是儒家为社会管理所设计的终极目标。它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消灭了私有制,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图景。但是,这种理想社会是在感叹当时礼崩乐坏、大道既没的社会现实中提出来的,它并不引导人们向前看,而是效法先贤,仍停留在对过去社会的留恋。

应该看到,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安人”与“大同”的目标理想是难以真正实现的,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消灭了私有制,消除了一切旧的社会关系和重大的社会差别,才能有资格谈“安人”与“大同”。将我国这种独特的目标管理用于企业及社会管理,就会营造出一个个人目标与企业(团体)目标及社会管理目标协调一致的目标链,前一个目标的完成是后一个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这样循环往复,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

2.管理的组织观

组织是管理活动的基本职能之一,它是指“对人员及事物进行有效的组合工作”。10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组织问题的探讨,集中在《荀子》一书中。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那么,人类如何结成社会群体呢?荀子的回答是:“分”。在荀子看来,人类结成社会群体,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就会发生争夺。

首先,“群分”是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必然导致的,也是解决诸类矛盾的最佳方案。因为用来供养一个人的产品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所提供的。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精通所有技艺的,也不可能同时从事所有的职业,所以人“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也,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11其次,“分”为组织手段,是人类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荀子指出:“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无分义,则一妻一妾而乱。”12在荀子看来,圣王所以制礼以分之,是籍此“养人之欲,给人之术,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13把划分各人的等级地位职分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没有名分,是人类的大灾难,有了分,人类社会组织就可以良性运转了。最后,“分”是社会达到有序化控制的标志。荀子认为,职务划定了,民众就不会谋求其他职位;等级确定后,社会秩序就不致混乱。这样,从大臣百官到平民百姓无不是终身之后,才求安居;有了真才实学之后,才敢出仕谋官。民风日渐纯朴,人人各得其所。“夫是之谓政教之极。”14

综上所述,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已经涉及现代组织理论的结构、形态等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管理迫切需要解决以下组织问题:(1)建立一个合理而又富于弹性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2)明确企业管理者和每个员工的责、权、利,促进组织目标的达成;(3)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并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一个温和的组织环境。

3.管理人性观

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西方行为科学和中国传统人性理论对于人性的探讨大都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展开的。西方行为科学先后提出四种人性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和复杂人。并据此产生三种人性管理理论:X理论、Y理论和超Y理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性恶论和孟子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法家的人性好利说等。儒家的开山祖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5.荀子和孟子都承继了这一“人性可塑”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是好利多欲的,他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6这里的“伪”并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指性善是人为的。他又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17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就一定会出现争夺。因此,必须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使人们遵守礼法,从而最终趋于安定太平。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荀况的人性假设与西方管理学的X理论十分相近。与荀子截然相反,孟子则认为:人的性情天生是趋向善的,之所以会不善,不是资质的过错。“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8这与西方行为科学的Y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如出一辙。Y理论认为:人并非天生就对组织的要求采取消极或抵制态度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态度,只不过是他在组织内的经历和遭遇造成的。不仅如此,该理论还认为:人们也并非是天生厌恶工作的,对人们来说,从事工作如同娱乐和休息一样是非常自然的。道家崇尚自然,在道家看来,人的形体、衰老、生死等等都是自然的过程。

在这里,道家将人还给了自然,人性的获得当然必须到自然中寻找。“同与禽兽游,族与万物并。”19人类只有摆脱了一切社会关系的羁绊,自然到与牛马为伍,同大自然融为一体,才能算得上真正圆满的人性。法家的代表人物慎到、商鞅都认为人性是好利的。“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20韩非子继承并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他认为人性好利是出于人的本能,就连父母子女之间也是计算利而行事的。人性假设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在这一点上,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道家认为人性是原生的;法家认为,人性是不能改造的,也无需改造。但是,儒家都认为人性是可变的。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都强调后天的塑造和引导,这就比一味被动地适应人性能取得更理想的管理效果。无论我国古代先贤还是西方行为学家都没有认识到:除了人的自然属性之外,在阶级社会里,人性首先体现为阶级性,它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

因此,科学地、全面地认识人性对做好人性管理十分必要。笔者认为:要做好人性管理,一方面,尊重人的个性差异,在管理过程中“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进行人性差别管理;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建设,在集体活动中锻炼和塑造人性。4.管理控制观控制,是保证各项管理活动达到预期目标的基本手段。法国古典管理学家法约尔在《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明确地把控制列为管理的五项基本职能之一。他还指出控制的对象包括人、事、物、行为等等。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侧重于对人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儒家强调礼治;道家讲“无为”;法家则依靠“法治”。由于道法两派在具体管理实践中都走向极端,所以强调以礼为核心,兼用德与刑两手的儒家则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管理控制的主流。在儒家那里,“礼”是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及人们行为的基本手段,是治国的根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21“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22这些论述集中体现了“礼”在国家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用政令来督导,用刑法来整治,对于治民虽然有效,但并不理想。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这样看来,以道德教化贯穿管理过程的始终,才能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儒家以“礼”来整合社会秩序,就是要求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而且这个社会整合体系是绝对僭越不得的。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把“礼”贯彻到一言一行之中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4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所要求的“礼”不光是一种外在规范,而且有一个转化为个人自觉行动的鲜明要求。德与刑是儒家对社会进行必要控制的两手。他们主张“两手并用,先德后刑”,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5德治属于内在管理和控制。孟子进一步指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26因此,管理者只有率先垂范,才能使被管理者的行为自觉地纳入正常的轨道。

刑在儒家看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他们仍寄希望于管理者的德行,“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7当然儒家并不主张一味地求善,而应“宽猛相济”。儒家这一管理控制思想用之于现代管理实践就是要求:一方面要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管理者个人的表率作用。一旦出现了违法乱纪的行为,就要给予相应地惩罚。5.管理艺术观台湾交通大学的曾仕强教授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精神之后提出中国文化是“艺术的”,中国管理“无论如何是一种艺术,也唯有管理艺术化,才能真正有效。”28我国古人历来十分讲求管理的艺术性。

孙子的“因敌胜兵”谋略、老子的“适当权变”思想、孔子的“守弱用柔”谋略都是这一管理风格的集中体现。孙子在论述作战指导思想时指出:“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29根据时间、地点、条件而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在战争的动态中求胜的用兵之道,体现了我国古代“权变”思想的萌芽。在谈及权变的必要性时,就连孔子也发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30的感慨。其中所包含的适当权变的思想,体现了艺术管理的原则。

与之相比较,我国道家更是充满了东方智慧,尤其是老子“守弱用柔”的权变谋略更是艺术管理的典范。这一谋略的第一步“静观待变”,就是要求管理者不要为管理活动中的动和变所迷惑,要冷静面对,临事不惧,反而可能略胜对手一筹。第二步“弱用之术”,即“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31这句话充满了辩证色彩,一般人都认为强胜弱,刚胜柔。老子却一反常人之见,指出刚强不过是事物加速走向灭亡的征兆。“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减,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32值得强调的是老子所讲的这一“守弱用柔”谋略并不是要求人们一味地为柔用柔,而是要求人们以柔为用。

自然界弱兔胜悍鹰就是以柔弱胜刚强的典型事例。艺术管理的确是东方智慧应用的集中体现。将这一原则用之于现代管理,就是要求管理者:(1)努力将管理工作中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以期形成独特的领导风格;(2)根据企业所处的环境条件,相应地改变管理的方式和技术,始终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摘要:中华古典管理思想是积我国劳动人民5000年的实践经验形成的,它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本内涵。探索中国古代管理的思想流派和理论体系,古为今用,已成为当今世界管理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不仅如此,这对于建设中国式现代管理也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古典管理思想流派体系

注释

1、《宋史·赵普传》

2、28、曾仕强:《中国管理哲学》,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出版,第33、248页。

3、4、5、《老子》三十七章、二十五章、六十章、四十章、七十六章。

6、20、《慎子》

7、《韩非子·解老》

8、23、25、《论语·为政》

9、《礼记·礼运》

10、水:《管理心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3页。

11、《荀子·富国》

12、《荀子·大略》

13、《荀子·礼论》

14、《荀子·臣道》

15、《论语·阳货》

16、17、《荀子·性恶》

18、《孟子·告子上》

19、《庄子·马蹄》

21、《左传·隐公十一年》

22、《荀子·劝学》

24、27、《论语·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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