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汉字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03 15:45:20

汉语汉字

汉语汉字篇(1)

对于中国人来说,日语中的汉字,我们几乎都认识,但是现代汉字读音与日语汉字音读却差别很大。除了日语语音本身的特点之外,主要是因为日语汉字音读来源于中国古代汉字读音。而中国现代汉字读音则是在古汉语字音的基础上,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变迁演变成的现代读音。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汉语语音的发展时期与日语汉字主要的音读方式。

1.汉语音韵体系的时代划分

汉语音韵史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上古音:周 秦 汉

中古音:魏晋南北朝――宋

中古音前期:魏晋南北朝

中古音后期:隋唐宋

近代音:元明清

现代音:清以后

从汉语音韵史的角度来看,日语的汉字音从汉语的中古音时期开始,不断受到中国汉语语音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

2.日语的借用音(吴音、汉音)

在汉字传入日本时,由于受到一些历史和地域因素的影响,一个汉字的音读往往有好几种。在现代日语中汉字的音读主要是吴音与汉音。

吴音是最早传入日本的汉字音读法,主要是日本奈良时代以前的遣隋使,也就是日本朝廷派遣到中国的留学生或留学僧,由他们带回日本的佛教经典或古籍的读音。所以日本古典著作的《古事记》、《万叶集》等,都是以吴音念诵的。这些音读方式流传到现在,主要是有佛教经典和中医术语等的读音。

汉音主要是奈良末期、平安朝初期的遣唐使或留学生,模仿9世纪到10世纪的长安地区的发音而形成的。这些遣唐使认为他们带回来的发音才是真正的发音,所以为了和以前的发音有所区别,就把这一时代的读音叫做汉音。《日本书记》就是以汉音书写的。

从语音学的角度来说,语音的变化是系统的,不是杂乱无章的,古汉语字音与现代汉语字音是有着对应关系的,而日语现代音读又来源于古汉语,因此,现代汉语读音和现代日语音读之间虽然差别很大,但我们可以研究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总结出一定的规律。在现代汉语中,声母“d、t、n、l”属于舌尖中音,下面即以“d、t、n、l”为研究重点,具体考察其与日语音读(吴音、汉音)之间的对应关系。

1.声母“d”的汉字音

①声母[d]的汉字,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タ行、「ダ行和「ザ行。

②韵母[-ai,-ui]的韵尾[-i],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イ。

③韵母[-ao,-iao]的韵尾[-o],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ウ。

④韵母[-ou]的韵尾[-u],对应的汉音是「-ウ。

⑤韵母[-an,-ian,-uan,-un]的韵尾[-n],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ン。

⑥韵母[-ang,-eng,-ong]的韵尾[-ng],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ウ。

⑦韵母[ing]的韵尾[-ng],对应的吴音是「-ウ,汉音则是「-イ。

⑧韵母[-uo,-i,-u],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ク・-ツ・-キ。

2.声母“t”的汉字音

①声母[t]的汉字,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タ行、「ダ行和「ザ行。

②韵母[-ai,-i,-ui,-ui]的韵尾[-i],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イ。

③韵母[-ao,-iao]的韵尾[-o]は、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ウ。

④韵母[-ou]的韵尾[-u],对应的汉音是「-ウ。

⑤韵母[-an,-ian,-uan,-un]的韵尾[-n],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ン。

⑥韵母[-ang,-eng,-ong]的韵尾[-ng],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ウ。

⑦韵母[ing]的韵尾[-ng],对应的吴音是「-ウ,汉音则是「-イ。

⑧韵母[-uo],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ク・-ツ・-チ。

3.声母“n”的汉字音

①声母[n]的汉字音,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ナ行、「ガ行、「ダ行、「ザ行和「タ行。

②韵母[-ai,-ei,-i]的韵尾[-i],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イ。

③韵母[-ao,-iao]的韵尾[-o],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ウ。

④韵母[-an,-ian,-uan]的韵尾[-n],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ン。

⑤韵母[-iang,-eng,-ing,-ong]的韵尾[-ng],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ウ。

⑥韵母[ing]的韵尾[-ng],对应的吴音是「-ウ,汉音则是「-イ。

⑦韵母[-üe,-uo,-i],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ク、-キ。

4.声母“l”的汉字音

①声母[l]的汉字音,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ラ行、「ナ行和「ザ行。

②韵母[-ai,-ei]的韵尾[-i],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イ。

③韵母[-ao,-iao]的韵尾[-o],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ウ。

④韵母[-iu]的韵尾[-u],对应的汉音是「-ウ。

⑤韵母[-an,-ian,-uan]的韵尾[-n],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ン。

⑥韵母[-in,-un]的韵尾[-n],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ン。

⑦韵母[-ang,-iang,-ong,-ing,-ong]的韵尾[-ng],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ウ。

⑧韵母[ing]的韵尾[-ng],对应的吴音是「-ウ,汉音则是「-イ。

⑨韵母[-üe,-uo],对应的吴音、汉音都是「-ク。

⑩韵母[-ie],对应的吴音是「-チ,汉音则是「-ツ。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日语汉字音原本来自中国的汉字音,受到中国语音极大的影响。日语汉字音与汉语汉字音之间存在的对应关系,不仅仅局限于本文所涉及的声母和韵母,在有关语音的其他方面也有着各自的对应关系。例如拨音、入声字的汉语和日语的对应关系,等等,都可以对这些领域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对中日两国汉字的发音进行研究,总结其规律性,对中国人理解、掌握日语音读(吴音汉音)和日本人理解并掌握现代汉语读音,将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沼本克明.日本字音の史[M].日本:京堂出版,昭和61年5月.

[2]藤堂明保.と日本[M].日本:秀英出版,1992年3月.

[3]成春有.日语汉字音读研究[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汉语汉字篇(2)

汉字是现代世界上各种记录语言的文字中唯一继承传统而被保留下来的文字。它与音节文字、音素文字构成当今文字的三大类型。音节文字与音素文字是通过记音而达到记义的。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则是直接记义的。它在记音方面不甚明显,也就是说,汉字在联系语音方面的功能是较弱的。在汉语圈中,同一汉字在不同方言区可以读不同音而在意义的理解上却又是相同的。所以,汉字的功能特征在于它的表义性。它是建构在音形义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的。其最大特点是既以形表音,同时又以形表义;其间音与义是通过形体建立联系的,即音与义之间是间接取得联系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汉字的三维结构。有如下图所示:

语音……语义

(虚线表示间接性)

因此,对于汉字,就有了听音尚难辨义,识音则能解义的特点。另外,如上文所述,汉字是以表义为中心的,所以它又具有开放性特征。一个形体,在汉语中,不仅仅允许它在不同时代、不同方言中取不同的读音而获得同一意义,甚至还可以为语音系统与汉语迥异的其他民族语言(如日本、朝鲜、越南)所借用。

由于汉字的表义性功能是体现在形音义一体化上,因此,可以说每一个汉字基本上都是音义的结合体,这与语素是音义结合体这一特点是相吻合的。传统的语文教学被称做“读书识字”,我以为这正说到了点子上。问题还不仅仅到此,关键是在于识字就能读书上。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语言现象,汉语语句构造是依赖语义勾联起来的。我们只要从掌握汉字的字形入手,了解了一个个汉字的音也就懂得一个个汉字的义,同时从这些串联成句的字义中又可领会出句义、文义。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也就在一个“悟”上。现代语言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在“悟”的背后的语言人文主义特点,挖掘其中的规律。因此,研究汉字和语法的关系当然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课题之一。下述三个方面是我们在探索中获得的几点认识。

其一,汉字的表义性适应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我们知道,语言的组合序列有如一条长链,链链相扣,环环相接,其间每个语词乃至每个汉字都是语言中的一个链子。在汉语中,这种链式序列可以允许人们根据需要取去某些链子(语词)而不影响达意,其衔接处可以完好如初。所以说,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恰恰表现在意合性上。意达而词之多寡可随意增删。神经病理语言学实验表明,人们记忆句子和理解句子,并不记忆句子的形式。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加工处理的不是语音,而是语言所运载的信息,即语义。汉字的缺点是与语音联系不紧,但它在对于字义的理解上显然优于拼音文字。因为汉字的规律就是文字形式与概念间的联系比较紧密。拼音文字的字形是以代表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连缀而成的,人们在掌握字母和拼法之后,一般可读出字(词)音来,如果其意义正好是在口语中已熟悉了的,他也可以同时明白词义。但在一些国家的阅读教学中,也常常出现会拼、会读而不知句子含义的“语义性失读症”。然而,汉字的字形和字音都服从于语义,表现出语义,因此,学习汉语的人很少出现能读音而不理解意义的现象。这就是说汉字具有知音解义的特点。这种特点有力地支持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汉语语法表达中的重意义支点,轻形式配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字的这种表义性征。句子中的语词弹性现象主要地体现在汉字上。汉字的块状和可拼合性为汉语语法的“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2〕和以意义支点为中心的表达意识提供了丰厚条件。

其二,汉字的单音节语素性质适应了句法中的韵律需求。汉语作为一种带有浓厚文化背景的民族语文,其注重韵律的特点是这样的明显,它不但讲究句子的抑扬顿挫铺排,而且还讲究句子音节的多寡对应。一般观点认为,句子是由词组合而成的。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为主,字即是词。在现代,汉语词汇已向双音化发展,古汉语的词延传到现代大多降级为语素,因此,字又相当于语素。虽然如此,但传统的文化征性并没有因此消失。汉语语素具有灵活性,它可以根据需要而随时升格(还原)为词。据统计,汉字中仍能独立成词的约有2000字,在现代汉语日常生活的语料中,这些作为词而独立运用的字,其出现率为61%。至于那些不成词的实语素,在一定的语境中也可以成词。例如,在“夹道迎接”、“双喜临门”、“拥被而卧”中的“道”、“临”、“拥”这些字都是词,它们体现的正是字所代表的意义。另外,由于汉字的表义性,使得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在表达中既可选择单字(单音节)形式也可选择复字(双音节)形式,从而有效地调节了语言的节奏,使句子的结构匀称,音节配合和谐。如“学校”可说“校”,“月亮”可说成“月”,“时候”可说作“时”,“开始”可说为“始”,“工厂”可简作“厂”等等。有时根据表达需要,多音节词还可以随意拆合,依赖汉字表义特性加以运用,使字(语素)升格为词。如“青春痘”一词可以拆成两个词,“我们要青春,不要痘”(广告语)就是一例。汉语的对偶句对音节的选择更是显示了汉民族语言文化的传统——汉字对组词成句的特有作用。这方面行家已有诸多论述,不在这里赘述了。

其三,汉字的块状整体认知适应了汉语语法的整体认知特征。汉人的思维观在于注重整体性。人体生理学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思维偏重于大脑右半球。而右脑主管的能力正是具体性的能力,综合性的能力,类推性的能力,空间性的能力,直觉性的能力和整体性的能力。〔3 〕这些特点在汉语言文化中表现很突出。例如,汉人传统的舞台艺术表演,一举手一投足,都能令人由个体、局部想到整体、全貌。汉人对汉字的理解也是抓住整体轮廓。汉字是一种高形差度的文字,印刷模糊,残缺笔画部件,甚至遮去一半字体,仍能认读。这对于拼音文字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由此,我们联想到近年来有人提出的汉字上的“识繁写简”问题。这个提法适合不适合当前的实际需要,我们不妄加评论。但有一点,“识繁写简”是符合汉民族整体认知的文化心理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人有过亲身体验。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在识字上就有这么一个特点,用繁体字印刷的古典作品,他们阅读下来几乎没有问题,但如果请他们写几个字,可就为难了。这里面说明了这么一种现象——他们能读能认繁体字,但无法书写出来。他们在认字时是运用整体认知原则的。这种整体认知在汉语语法中也有许多表现。从现行语法观看,有些句子是属于成分残缺的,但人们在阅读理解时并不困难。例如,“自行车下坡请减速!”“一个孩子好!”这些句子用现行语法理论都很难给予合适的分析。但在交际中却是达意的好句子。因为人们是从整体上去把握句子的,而不是像印欧语一样从形式入手去理解内容的。更有趣的是下面这两句话词序不同,意思竟然相同,交际者从来不引起误解: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闺女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亲妈一样。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亲妈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闺女一样。

让外国人理解,就不明白“闺女”换“亲妈”,意思怎么还会相同呢?其实这儿正好充分体现了汉人所具有的抓意义支点——“我对儿媳”、“儿媳对我”,从而进行整体领悟的能力。从上述分析可见,汉人在认识汉字和汉语语法上具有一种通约性。这也是汉字之所以从创始以来几千年而不废的原因之一。从中亦可看出汉语语法之不重形式而重意合的民族文化传统。

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假如有朝一日汉字的方块形体改为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汉语语法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走上形态特征的道路。因为汉字的见形识义、识音解义、以意义为重心的特点和汉语语法具有十分深刻的共通性,汉字为汉语语法特点的存在提供了诸多方便。

从目前来看,汉字与语言的关系在字音、字义方面已经有许多成果,但在汉字和汉语语法的关系上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希望这个领域今后越来越引人注视,会有更多的同仁参与探索、挖掘其间规律,从而促进汉语言文字的理论研究深入发展。那么,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

汉语汉字篇(3)

汉字是现代世界上各种记录语言的文字中唯一继承传统而被保留下来的文字。它与音节文字、音素文字构成当今文字的三大类型。音节文字与音素文字是通过记音而达到记义的。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则是直接记义的。它在记音方面不甚明显,也就是说,汉字在联系语音方面的功能是较弱的。在汉语圈中,同一汉字在不同方言区可以读不同音而在意义的理解上却又是相同的。所以,汉字的功能特征在于它的表义性。它是建构在音形义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的。其最大特点是既以形表音,同时又以形表义;其间音与义是通过形体建立联系的,即音与义之间是间接取得联系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汉字的三维结构。有如下图所示:

语音……语义

(虚线表示间接性)

因此,对于汉字,就有了听音尚难辨义,识音则能解义的特点。另外,如上文所述,汉字是以表义为中心的,所以它又具有开放性特征。一个形体,在汉语中,不仅仅允许它在不同时代、不同方言中取不同的读音而获得同一意义,甚至还可以为语音系统与汉语迥异的其他民族语言(如日本、朝鲜、越南)所借用。

由于汉字的表义是体现在形音义一体化上,因此,可以说每一个汉字基本上都是音义的结合体,这与语素是音义结合体这一特点是相吻合的。传统的语文教学被称做“读书识字”,我以为这正说到了点子上。问题还不仅仅到此,关键是在于识字就能读书上。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语言现象,汉语语句构造是依赖语义勾联起来的。我们只要从掌握汉字的字形入手,了解了一个个汉字的音也就懂得一个个汉字的义,同时从这些串联成句的字义中又可领会出句义、文义。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也就在一个“悟”上。现代语言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在“悟”的背后的语言人文主义特点,挖掘其中的规律。因此,研究汉字和语法的关系当然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课题之一。下述三个方面是我们在探索中获得的几点认识。

其一,汉字的表义性适应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我们知道,语言的组合序列有如一条长链,链链相扣,环环相接,其间每个语词乃至每个汉字都是语言中的一个链子。在汉语中,这种链式序列可以允许人们根据需要取去某些链子(语词)而不影响达意,其衔接处可以完好如初。所以说,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恰恰表现在意合性上。意达而词之多寡可随意增删。神经病理语言学实验表明,人们记忆句子和理解句子,并不记忆句子的形式。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加工处理的不是语音,而是语言所运载的信息,即语义。汉字的缺点是与语音联系不紧,但它在对于字义的理解上显然优于拼音文字。因为汉字的规律就是文字形式与概念间的联系比较紧密。拼音文字的字形是以代表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连缀而成的,人们在掌握字母和拼法之后,一般可读出字(词)音来,如果其意义正好是在口语中已熟悉了的,他也可以同时明白词义。但在一些国家的阅读教学中,也常常出现会拼、会读而不知句子含义的“语义性失读症”。然而,汉字的字形和字音都服从于语义,表现出语义,因此,学习汉语的人很少出现能读音而不理解意义的现象。这就是说汉字具有知音解义的特点。这种特点有力地支持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汉语语法表达中的重意义支点,轻形式配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字的这种表义性征。句子中的语词弹性现象主要地体现在汉字上。汉字的块状和可拼合性为汉语语法的“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2〕和以意义支点为中心的表达意识提供了丰厚条件。

其二,汉字的单音节语素性质适应了句法中的韵律需求。汉语作为一种带有浓厚文化背景的民族语文,其注重韵律的特点是这样的明显,它不但讲究句子的抑扬顿挫铺排,而且还讲究句子音节的多寡对应。一般观点认为,句子是由词组合而成的。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为主,字即是词。在现代,汉语词汇已向双音化发展,古汉语的词延传到现代大多降级为语素,因此,字又相当于语素。虽然如此,但传统的文化征性并没有因此消失。汉语语素具有灵活性,它可以根据需要而随时升格(还原)为词。据统计,汉字中仍能独立成词的约有2000字,在现代汉语日常生活的语料中,这些作为词而独立运用的字,其出现率为61%。至于那些不成词的实语素,在一定的语境中也可以成词。例如,在“夹道迎接”、“双喜临门”、“拥被而卧”中的“道”、“临”、“拥”这些字都是词,它们体现的正是字所代表的意义。另外,由于汉字的表义性,使得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在表达中既可选择单字(单音节)形式也可选择复字(双音节)形式,从而有效地调节了语言的节奏,使句子的结构匀称,音节配合和谐。如“学校”可说“校”,“月亮”可说成“月”,“时候”可说作“时”,“开始”可说为“始”,“工厂”可简作“厂”等等。有时根据表达需要,多音节词还可以随意拆合,依赖汉字表义特性加以运用,使字(语素)升格为词。如“青春痘”一词可以拆成两个词,“我们要青春,不要痘”(广告语)就是一例。汉语的对偶句对音节的选择更是显示了汉民族语言文化的传统——汉字对组词成句的特有作用。这方面行家已有诸多论述,不在这里赘述了。

其三,汉字的块状整体认知适应了汉语语法的整体认知特征。汉人的思维观在于注重整体性。人体生理学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思维偏重于大脑右半球。而右脑主管的能力正是具体性的能力,综合性的能力,类推性的能力,空间性的能力,直觉性的能力和整体性的能力。〔3 〕这些特点在汉语言文化中表现很突出。例如,汉人传统的舞台艺术表演,一举手一投足,都能令人由个体、局部想到整体、全貌。汉人对汉字的理解也是抓住整体轮廓。汉字是一种高形差度的文字,印刷模糊,残缺笔画部件,甚至遮去一半字体,仍能认读。这对于拼音文字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由此,我们联想到近年来有人提出的汉字上的“识繁写简”问题。这个提法适合不适合当前的实际需要,我们不妄加评论。但有一点,“识繁写简”是符合汉民族整体认知的文化心理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人有过亲身体验。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在识字上就有这么一个特点,用繁体字印刷的古典作品,他们阅读下来几乎没有问题,但如果请他们写几个字,可就为难了。这里面说明了这么一种现象——他们能读能认繁体字,但无法书写出来。他们在认字时是运用整体认知原则的。这种整体认知在汉语语法中也有许多表现。从现行语法观看,有些句子是属于成分残缺的,但人们在阅读理解时并不困难。例如,“自行车下坡请减速!”“一个孩子好!”这些句子用现行语法理论都很难给予合适的分析。但在交际中却是达意的好句子。因为人们是从整体上去把握句子的,而不是像印欧语一样从形式入手去理解内容的。更有趣的是下面这两句话词序不同,意思竟然相同,交际者从来不引起误解: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闺女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亲妈一样。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亲妈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闺女一样。

让外国人理解,就不明白“闺女”换“亲妈”,意思怎么还会相同呢?其实这儿正好充分体现了汉人所具有的抓意义支点——“我对儿媳”、“儿媳对我”,从而进行整体领悟的能力。从上述分析可见,汉人在认识汉字和汉语语法上具有一种通约性。这也是汉字之所以从创始以来几千年而不废的原因之一。从中亦可看出汉语语法之不重形式而重意合的民族文化传统。

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假如有朝一日汉字的方块形体改为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汉语语法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走上形态特征的道路。因为汉字的见形识义、识音解义、以意义为重心的特点和汉语语法具有十分深刻的共通性,汉字为汉语语法特点的存在提供了诸多方便。

从目前来看,汉字与语言的关系在字音、字义方面已经有许多成果,但在汉字和汉语语法的关系上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希望这个领域今后越来越引人注视,会有更多的同仁参与探索、挖掘其间规律,从而促进汉语言文字的理论研究深入发展。那么,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

汉语汉字篇(4)

作为人类同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的语言,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的语言,是何时开始被人类所使用的呢?谁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推测语言的历史大概是同人类的历史是一样长久的。那么作为语言的书写体系的文字,它的历史可就绝对不能与语言相比较了,它要晚得多了。现在可查的约在五千年前诞生的美索不达米雅的苏美尔楔形文字,或者埃及的圣刻体文字等都被认为是最古老的文字。虽然有如最近出版的“Finger prints of The Gods”(注:Graham Hacock.1995 A.M. Heath& Coinpany Limited·Londen.)里,作者根据他的认真而仔细的论证,主张说在一万五千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非常高度的文明,这一文明尤其是在天文方面更是具有极高的丰富的知识。例如说,玻利维亚的Tiahunaco附近的印加族古代秘籍“太阳门”之上的“日历”和图画文字等都足以证明。但是,关于这种文明的新学说,还有待于专家更进一步的考察和证明。然而从这些学说中,我们知道文字的历史,如果追溯到图画文字,也许已经有了几万年的历史了。但是,这些文字并没有一直为人类社会所使用,反而是随着这些文字的消失,运用这些文字来记载的语言和文化,也都消失了。今天,诞生最早而又能够一直为人类社会服务的文字,大概是只有汉字了!它诞生于人类文明的摇监时期,在今天依然被十多亿人继续当做必不可少的书写工具而每日每时在使用着!而且,不但是在中国,还在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使用着!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

二、语言和文化

为了把语言和文化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就必须进一步明确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时候,我们就应当:(一)对语言和文化作出进一步的区分;(二)坚持区分共时和历时的观点。

现代语言学对广义的语言作出了进一步的区分,分为:言语活动、语言(符号系统)和言语(线性的过程)。那么,文化同语言的关系,也就可以进一步地区分为:文化同语言的关系,文化同言语的关系,文化同言语活动的关系,这三个方面的关系显然是不一样的,是应当分别开来进行研究的。

如果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也就可以把广义的文化区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种。这个时候,原先的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就变成了:“a、物质文化同语言的关系,b、精神文化同语言的关系”两个不完全相同的问题了。这两个问题既然是不完全相同的,那么也就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是需要分别进行研究的。”

于是,便出现了如下的6种关系。

1.物质文化同语言的关系;

2.精神文化同语言的关系;

3.物质文化同言语的关系;

4.精神文化同言语的关系;

5.物质文化同言语活动的关系;

6.精神文化同言语活动的关系。

在这6种关系中,从修辞学的角度上看,最重要的当然是精神文化同言语活动和言语之间的关系了。在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的时候,对语言和文化,我们都应当区别开共时和历时两个不同的概念。

语言的历史是漫长漫长的。有文字记载的语言史相对要短暂得多了。文化的历史也应当是漫长漫长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是很有限的。语言和文化都是历史地产生的,不断地发展演变的。但是,比较而言,可能是文化的发展演变要快得多,而语言的发展和演变要缓慢一些,要相对稳定得多了。

现在有些人喜欢说儒家学说对汉语的影响。在我们看来,儒家学说的历史是短暂的,而汉语的形成却要古老得多了。在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之前若干若干万年之前,汉语早就已经形成了。而且,语言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稳定性。所以很难想象,后来才出现的儒家学说,从历史角度上看出现时间是那样晚的儒家文化,竟然会对汉语结构本身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是它决定了汉语的微观结构的基本框架。用后来出现的儒家文化来解释早在多少万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的汉语的基本结构,这样做恐怕很难说是科学的吧?

对语言的基本结构,应当从最古老的原始文化方面来考察。当代文化对语言的基本结构的影响则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运用当代文化来解释言语活动和言语则是合适的。也就是说,用儒家文化来解释汉语的基本结构是冒险的危险的;用儒家学说来解释周秦以后的汉人的言语活动和言语,则是比较可行的,很有说服力的。

三、汉语和汉文化

在谈论汉语和汉文化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注意,无论是汉语,还是汉文化,都并不是单一的纯粹而又纯粹的。其实,它们都是复杂的,不那么纯粹的。

汉语并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复杂的,不纯洁的。虽然说,汉语,从很古老的年代开始就已经存在着共同语了;但是另一个方面,从古至今,也同时存在着方言和多种多样的社会文化变体。也许从一开始起,汉语就同时接受了北方的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和南方的南亚语系的语言的影响。从中古起又大量接受了印欧语系语言的影响,从前是古代印度梵语的影响到了近现代则是英语、俄语、法语等的影响。大量的外语借词也是造成汉语不纯粹单一的一个原因。

再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观察流传到了外国的汉语和汉文化,就可以发现更多的变体。例如日本即使在发明了片假名、平假名之后,仍然运用汉字和汉语。但是为了适应日本语言和独特的文化,许多汉语成份被“重组”,或者颠倒着使用。例如:“介绍”变成了“绍介”,“称呼”和“买卖”变成了“呼称”和“卖买”。四字成语也有许多被更换了一二个字。例如:“山明水秀”成了“山紫水明”;“古今中外”成了“古今东西”;“不共戴天”成了“不具戴天”;“日新月异”成了“日进月步”;“异想天开”成了“异想天外”;“优柔寡断”成了“优柔不断”,“情投意合”成了“意气投合”等等。更有甚者,有些汉语成份传到日本之后,意思竟完全变了。例如:“勉强”成了读书或上学的意思;“放心”成了精神恍惚的意思;“小心”成了没有气度或者没有胆量的意思;“丈夫”成了强健的意思;“自爱”是保重身体的意思;“接客”只是指公司里业务性的接待顾客。

如果再向前进一步,汉语传到中国之外,在东方的汉字文化圈里,其他使用汉字和汉语的国家,为了适应他们独特的文化和交际的实际需要,有时就自己创造了一些新的词语成份,同原先的汉语成份一同使用。这些在中国之外使用的汉语成份也常常倒流回中国本土,中国人对这样一些倒流语成份并没有什么陌生别扭感,很容易接受,也比较喜欢。这就给汉语增加了一个新的相对而言的层面,这也是汉语并不很纯粹的原因之一。汉文化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不纯洁的。汉文化当然有其主导方面,但同时也存在着亚文化、次文化,甚至反文化现象。汉语同汉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就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

研究汉语和汉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不能采用简单化的办法。如果抓住文化中的某一种现象随意地同语言文字中的某一种现象进行简单化的类比,这是很危险的。例如有人说:“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核心因素是政治上的专制制度,而这一点就与语法、修辞、诗律等语言文字的形式美的追求相得益彰。”(注:师为公“《汉语与汉文化》14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作者的意思,我们可以进一步具体化,那就是——

(一)汉人的专制制度同汉语语法上的形式美的追求相得益彰;

(二)汉人的专制制度同汉语修辞上的形式美的追求相得益彰;

(三)汉人的专制制度同汉语诗律上的形式美的追求相得益彰;

我们知道,汉语的基本语法结构是在多少万年以前就形成了的。科学界公认,人类历史已经有了200万年以上的历史了。(参看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汉语的历史也是悠久的,考古学家认为北京猿人就已经具有语言的能力。虽然我们还没有好办法弄清楚原始汉语的真面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汉语的基本结构的形成比汉人的政治上的专制制度要早不知多少多少年了!我们完全可以说,汉人的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对汉语的语法结构的影响或者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或者是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的!反过来说,我们也很难认为,是汉语语法上的形式美的追求促成了加强了汉人社会的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再说,把中国的政治制度笼统地归结为专制主义,这也失之于简单化了!

汉语和汉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的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急于求成,不多做艰苦劳动,讨厌微观的考察,过分地热衷于宏观研究,喜欢作全称判断,这有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四、汉字和汉文化

摩尔根说:“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注: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概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啧而不可乱也。”文字打破了语言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局限性。扩大了语言的功能,文字记载着文化,也形成了文化,传播了文化。

汉字记载了反映了汉文化。例如采用动物为部首的有:鱼、鸟、牛、羊、犬、鼠、虫、马、龟、龙、佳、豕、虎,等。这反映了汉字萌芽于游牧时代。那时候动物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家”:“宀”——房子,象形字,画作蒙古包的样子。“豕”——猪!这就是家这个概念在畜牧农耕时代的涵义。也表示了古代房子的结构:上层住人,下层养猪,象现在的云南兄弟民族的房子。“牢”——“宀”——象形,象养牛羊马的圈。从牛,或从羊,或从马。“牧”——从牛,或从羊,右边是一根鞭子。象一个人在牧牛或牧羊。“为”——从爪,从象。意思是用象来帮助人劳动。驯服象来为人工作,是在驯服牛和马之前的事情。也反映了中国古代象是很多的,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逐”——象形字,一头野猪或野鹿在前面奔跑,一个人在后面追赶。“农”字——象形,象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河蚌。牛在农耕文化中地位特高。“牛”字是象形字。象我们从后面看去的一头牛。从“牛”的字也特多特重要。“犁”:用牛耕地。“牵”:牵引控制牛。“犟”:固执。特:公牛。《诗经》中指少女的心上人。《柏舟》:“髡彼两髦,实为我特。”(他的黑发分在两旁,他就是我心上人。)

再如“姓”字,《说文解字》中说:“姓者,人所是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吉常宏认为,(一)这表示,姓由女和生而构成,意思是女性所生,也就是孩子;(二)远古的圣王是由母亲同天神交感后怀孕而生,所以才叫做“天子”;(三)子随母亲姓,所以才从女、生,并读“生”声;(四)天子常赐勋臣以其祖先的本姓,以光宗耀祖。(注:吉常宏:《汉字与姓、氏、名、字》。见何九盈等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最早把首领称之为“后”,后又称“君”,称“主”,称“皇”。后君——王——皇!“后”甲骨文中,是象形字,王国维说,“象产子之形”。能够生孩子的就可做首领,可见那时妇女的地位之高了。那时候首领当然就全是妇女了。陈初升在《金文常用字典》中认为,“君”,象上面一个人手里拿着劳动工具,“上部为以手持杵之形。”象一个人一边劳动,一边发号施令,他还没有完全脱离劳动。“王”,根据吴其昌说“王字本大斧也。”“古之王者皆以威力征服天下,遂骄然自大,以为在诸侯之上,故引申之凡征服天下者称王。”“皇”字,本是“煌”宇的本宇,上部象是光芒四射,下部是灯的本字。这时候的首领已经被神圣化了。

从汉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人的审美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例如“美”——《说文解字》说:“美,甘也,从羊大。”象形,是一个大羊头。“鲜”——鱼+羊!这就是借代格。“美”,是一个大大的羊头!中国人喜欢说“挂羊头卖狗肉”,可见这羊头是好东西。中国古代人认为羊是吉祥的象征。从这个“美”字出发,一个日本学者说:中国古代人的审美观念,“第一,视觉的。对于羊的肥胖强壮的姿态的感受。第二,味觉的。对于羊肉肥厚多油的官能的感受。第三,是触觉的。期待羊毛羊皮防寒必须品,从而产生一种舒适感。第四,从经济的角度。预想那种具有高度的经济价值,即交换价值,从而产生一种喜悦感。”“中国人原初的美意识是起源于味觉美的感受性。”也有些甲骨学家认为,“美”字并不是一个大羊头,而是一个头上戴着羽毛的装饰品而正在跳舞的人。中国人最早的审美感起源于对于音乐舞蹈绘画的美的感受。是同巫术有关的。“喜”——甲骨文中,象把一面鼓放置在鼓架之上。象正在敲鼓,是那鼓的优美的声音引起中国古代人的喜悦之情。“乐”——甲骨文中,象把丝绑附在木器之上,象一种叫做瑟的乐器。罗振玉说:“从丝附木上,琴琴之象也。”中国古代人的快乐情感是对于音乐的感受而来的。“吴”字,即古“虞”字,同“娱”字相通,从口从“天”(?),象一个正在舞蹈着的人,他的大脑袋向着左右倾曲着。这就是《周礼·乐师》中所说的“人舞”。天加上口,就是吴,表示的是“歌且舞”。表明是歌唱和舞蹈引起中国古代人的美感。“吴”再加上“女”,就成了“娱”。这就说明了,成为审美对象的是一面歌唱一面舞蹈的女人。“吴”加上“虍”就成了“虞”字,这说明是一个头上戴着虎头面具的男人,也是人们的审美对象。那时候女人和男人都是人们的审美对象。不同于现在似乎只有女人才是审美对象,这是男人本位的反映。“好”字,《说文解字》说:“好,美也,从女、子。”段玉裁说:“好,本谓女子,引申为凡美之称。”“媚”字,李孝定《甲骨文字释》认为是喜悦,是喜爱的意思。是象形字,“女之美莫如目,故契文特于女首著一大目,又并其眉而象之。”这表明女性成了审美的对象,而且抓住了它的眼睛,大眼睛。

汉字的偏旁部首也反映了中国古代人的观念。也可以说,汉字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的一种特殊的分类方法。“虫”部有:虾、蛇、蝾、螈、虹等。鱼部有鲵、鲸鲎(节枝动物)、鳖(甲鱼)。

从汉字也可以看到中国人重视语言的观念。“言”、“口”、“舌”部都同语言有关。“和”和“合”,语言是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手段。“知”,要获得知识,就要动嘴,要发问,要同人交谈。“智”,也首先表现在一个人的言谈方面。“哲”,高深的道理要通过语言获得和交流。口部字也表现了人们口腔活动的细微差别,如:嘬、啜、啄,等。祸,从神,从口。祸从口出。

 

五、对汉字、汉语的崇拜和神秘文化

汉字是中国人的崇拜对象。尤其是那些表示吉祥的汉字例如:“福、禄、寿、喜、财”等字。中国人特喜欢“寿”图、百“爱”图、倒写的“福”字、瘦而长的“寿”字。汉字和汉语也是神秘文化产生的重要来源。例如咒语:A、“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走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光。”B、“凡欲令妇人爱敬,子日取东南引桃枝,则作木人,书名,安而上,验。”C、“凡男人欲求女私通,以庚日,书女姓名,烧作灰,和酒服之,立即密验。”道教的咒语:A、“原来道家的人,早已发现六个字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六个音对人体器官的影响。这六个音就是所谓六气:嘘(口四)、呵、吹、呼、嘻。那些修神仙的道家人士们,清晨的时候,面对东方,在生气生发的那段时刻,发出这六声,引通体内的气脉。当发此六音,不是大声吹叫,而是轻轻地,声音的大小以自己可以听见为准,一直练习,每次作到腹中无气时为止。”B、牙疼咒:“牙疼方:虫是江南虫,身是赤勇子,合向草中藏。自何来咬人?牙齿钉在梁南头,一订永年死。急急如律令,敕摄。”“先叫牙疼人阿嗽三声,然后书七个虫字,香炉上度过,钉在南墙上。”

巫术:语言的巫术——谐音法。唐李冗《独异志》说:“鲍瑗家多丧及病,淳于智为筮之。封成云:‘宜入市门教十步,有一人持荆马鞭,便就马取,悬东北桑树上。无病,三年桑得财。’如其言,后穿井得钱及铜器二十万。”“丧”和“桑”同音。“鞭桑除丧”!

“密宗所谓的三密,就是身、口、意的三重的神秘。”“密宗之所以成为神秘的特点,它最重要的部分,便是神咒‘声密’的秘密。这里所谓的‘声密’,就是密宗所称三密之一的‘口密’,也便是一般人所谓的‘咒语’”。其实在佛教之前,古代印度文化的核心婆罗门就已经很是重视咒语的作用了。

南怀谨说:“甚至,是新的科学,正在追求银河系统的音波作用,但所研究的目标,也还没有转移到探索声音与宇宙万有生命关系的神秘作用。”“至于密宗所谓三密之一的‘口密’——‘声密’,在东密而言,它所根据的,是印度上古梵文字母的声与韵的组合。”“至于利用声音促使人与动物等的生命,得以启发生机,或者感受死亡的秘密等,在目前科学范围内,还是一片空白,尚须有待新的研究和努力。”(注:南怀瑾:《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28页、30页、31页。)符和道教:A、《龙鱼河图》:“天遣玄女,下援黄帝兵信神符,制服蚩尤。黄帝出车决曰:蚩尤无道。帝讨之。梦西王母遣人以符授之,帝悟,立坛而请。有玄龟衔符从水中出,置之坛中,盖自是始传符?。”B、“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泰山石敢当”。C、符其实都是汉字的一些特殊形体线条的组合。对汉语和汉字的分析和重新组合也是释梦的重要方式之一。玩弄语言文字是算命术的重要的技巧。在汉字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人特别喜欢的汉字游戏文化。

六、汉字和修辞

汉字和修辞的问题,一般说来,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修辞在汉字产生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二是汉字在汉语修辞中的地位和作用。

修辞手法是汉字构造的重要方式。比喻、借代、夸张等修辞正是汉字中运用最广泛的手段。比喻,例如:“笔”,从竹,象竹子在风中所发出的声音。借代,例如:明=日+月。“鲜”=鱼+羊!“爱”中得有“心”!象征,例如“物”字是用牛来象征万物。

在汉字的基础上,汉语中产生了多种多样的修辞手法,例如:析字、组字、双关等。双关,例如海瑞的大大的“寿”字,包含着“生母七十大寿”6个小字。联边,指的是连续运用偏旁相同的汉字来提高表达效果。例如:迎送远近通达道,进退迟速游逍遥。(车马店对联)汉字游戏文化大都具有强烈的修辞色彩。汉字和修辞问题,更为重要的还是文言问题。

文言是人所皆知的,然而却是非常难下定义的一个东西。文言并不等于古代汉语,是文人创作的书面语言,它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汉字的超方言、超口语的产物。正如张中行所说;“汉字与声音的关系很松散,因而它有多靠形状表示意义的能力,也因此就可以不随着口语移动,稳坐原地,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注:张中行:《文言与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文言是超稳定的,这正如中国社会本身一样。文言的超稳定特点是由它的超时空的特点所决定的,而它超时空的特点是由汉字所赋予的。

文言最大的文化特点是简洁典雅。这是由一整套独特的修辞手段所组成的。文言所具有的这一套独特的修辞手段,正是古今汉语修辞的核心内容。在今天和以后,文言修辞手段依然是具有生命力的,是不可以轻视的。

汉语修辞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现代汉语修辞学;(二)古代汉语修辞学;(三)文言修辞学。文言修辞学不同于现代汉语修辞学和古代汉语修辞学,是不能被前两者所代替的。

七、汉字和汉字文化圈

汉字是中国各个民族共同的财富。它帮助许多民族记载了自己的历史。不少民族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例如日本的平假名、片假名,都是在汉字传入以后在汉字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而且,即使是在其创造了本国的文字之后,日本还在继续使用汉字,在有关重要的文书记载方面,如法律或政治制度文献等,也还是运用主要以汉字构成的语汇来书写的。

韩国自从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置乐浪郡等四郡时候,就正式开始运用汉字了。当时,高级官员是汉王朝派遣的,下级官员是由朝鲜人担任的。行政单位的书写人员当然都是朝鲜人,使用的则全都是汉字。但是,汉字作为朝鲜民族的文化表达手段,是在“高句丽”、“百极”、“新罗”等三个王朝并列的三世纪时候。1443年,李朝第四代皇帝“世宗”制定朝鲜文字“训民正音”之后,汉字也还是占据着朝鲜民族正式场合里正统文字的地位。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最近。中国汉字对东方文明是有着重大贡献的。它帮助不少民族记载了他们古代的历史。日本、朝鲜、越南古代都曾经运用汉字记录过他们的文明。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一直是使用汉字的。1954年在扶余发现的百济砂宅碑残留4行56个楷书字,是:甲寅年正月九日,奈祗城,砂宅智积,糠身日之易往,糠体月之难还,穿金以建珍堂,凿玉以立宝塔,巍巍慈容,吐神光以送云,峨峨悲貌,含圣明以……据研究确定,这是百济义慈王二年的作品——公元642年。碑文是运用汉字书写的中国式的六朝四六骈体文,所表达的是人生无常的感慨。正是汉字把朝鲜和中国联系而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越南古代也长期使用汉字的。特别是唐代中国中央政府于公元679年在现在的越南首都“河内”(Hanoi)设置“安南都护府”——一个监督、监视边界民族的机关之后,中国文化进一步渗透到越南,使得越南文化带有更多的汉语文化色彩。即使到了公元10世纪越南摆脱中国的属国的地位而独立之后,也还是继续推行汉语文化。特别是在李朝第三代皇帝“圣宗”时代,更加信仰儒学,在首都建立孔庙,实行科举制度,并规定汉字是公文所必须使用的正式文字。

在东方,不同民族的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在相互交际的时候,可以运用古代汉语的书面语——中国人说是“古文”,中国以外的人则称“汉文”——用笔来书面交流,在纸上进行交际活动,沟通思想,而不需要经过他人的翻译。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汉字、汉语、“汉文”在东方的地位,就如同拉丁语在欧洲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一样。“汉文”就是东方的拉丁语!汉字、汉语、“汉文”就这样造成了东方的汉字文化圈。这可以说是东方许多民族的共同认识。

在二战之后,汉字在韩国的运用受到了削弱。现在有些韩国学者发表文章认为,韩国经济增长率低的原因在于“排斥汉字采用朝鲜文字”。韩国总统和经济界人士支持这一看法,开始着手恢复汉字。

日本汉字教育振兴协会会长石井勋说:“领导世界经济发展的是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核心力量是华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保卫汉字文化。没有哪一种文字能像汉字那样具有系统性和逻辑性。汉字是一种只需用眼睛就能思考、即使语言不同也能理解其意思的唯一一种文字。”日本《从头重奏》杂志1995年第1期文章《中国、韩国都在重新研究汉字和经济的密切关系》中说:“在不久的将来,汉字可能会成为全世界的共同文字。”

汉字传播着儒家文化,在东方世界上形成了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圈正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下一个世纪最有希望的地区,是全世界所注意的一个热点地区。当前在世界上正兴起一个汉语热、汉字热、儒家热、东方文化热,在这个时候研究汉字、汉字和东方文化圈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汉字和汉语对形成东方学修辞观念的共性方面也是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的。

在修辞观念方面,东西方是有差异的。巴利在《语言活动与生活》中说:“吾等说话即战斗,因人间信念欲望意志等多不能完全吻合。此人所重,旁人未必重之;此人所轻旁人未必轻之。故意识别两人结构时,即不能不开始有语辞之战斗,运用语辞之战术,或辛辣,或委婉,或激动,或平和,或谦恭愁诉,其至或有伪善之气息。如此,方能攻倒对方,传达自己之意志,引起对方之行动,而说话之目的,方能达到。”(注:转引自徐芹庭《修辞学发微》14—15页,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版。)而东方人则主张“修辞立其诚”,把修辞当做和谐人际关系的手段,是修身养性齐家的手段。

东方的修辞观念当然也决不是单一的,是不可以简单化的。但是,东方在修辞的基本观念方面的确是具有某种相似同一性的。例如日本学者今道友信在《美的相位与艺术》一书中说:“如果没有理性所占据的心美,也不会有语言的美。……在我国传统的思考方法中,有‘语灵’(语言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这样一种观念。语言是真诚人的心,珍贵语言就是珍贵心。因此作为通过语言产生的美最终物正是心。艺术美正是通向美的道路。美正是美的心的象征。如果说语言在完成自己的任务中还有什么不足的话,即语言归根到底是理性,也就是心的力量,那么心的目的不正是在于美吗?”(注:今道友信:《美的相位与艺术》25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0年版。)日本的传统修辞观念同中国的传统修辞观念就具有极大的一致性。

日本修辞学的经典著作《文镜密府》是在中国古典修辞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产生之后,对中国修辞学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五四”以后的中国修辞学是接受了日本修辞学的积极影响的。朝鲜、韩国、越南等国修辞学同中国修辞学的关系,也有类似现象。因此,加强中国修辞学同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的修辞学之间的历史和交流和相互影响方面的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

把日语、韩语和汉语同汉文化、韩文化和日本文化联系来进行的对比研究,这是很有价值的。例如在数词方面,日本、韩国、中国具有相似的禁忌和崇拜的对象,都忌讳“四”,都是因为与“死”同音或音近。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地崇拜“8”!1966年日本人称之为“平成八年。“平成八年8月”中三个8相连,就代表着“八方运来,吉祥如意”。在日语中,8的发音与“哈”相类似,“888”就成了“哈哈哈”,这一天便成了“笑之日”。1996年8月8日上午8时8分8秒。日本东京,有一位著名的漫画家还向人们了《笑日宣言》。在中国,带上“8”的号码是价值连城。

八、修辞的原则:得体性——诚和达

郑远汉在《论同义形式选择》中(注:《武汉大学学报》1990年2期。又编入《修辞面面观》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谈到了同义形式的选择原则。他提出了四个原则:(一)重心原则;(二)连贯原则;(三)情绪原则;(四)美感原则。对其中的每一条规则都作了专门的论述,并且列举了例子来加以证明。就其中的每一条规则而言,都是可以成立的,没有疑问的。在科学中,提出一个有实例可以证明的假设,并不困难。列宁曾经说过:在社会科学中,任何奇谈怪论,都可以找到实例来证明。对科学来说,找到实例来证明,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进一步说,这四条都是同义手段选择的具体要求,这也是没有错误的。

问题在于:同义手段的选择原则就只有这四条原则么?这四条原则已经包括了同义手段的选择原则的全部内容了么?我们认为,并不是。而且,似乎,也并不一定就是同义手段选择的最重要的原则。

问题还在于,这四条原则,似乎并不处在同一个层面上!重心原则和连贯原则是就话语的结构而言的,而情绪原则是从主体的感情角度看问题的。至于美感原则则是贯穿在一切方面的,或者说是处在其他原则之上的一个原则吧。郑远汉是比较的重视逻辑性的,但是,这里的“四项原则”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没有并列关系,是难以并列的。

在我们看来,同义手段选择的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得体性原则”!得体就是适度,合乎比例,如黄金分割律,就是美。所以,也可以认为,美感原则是得体性原则的最重要的因素,一个贯穿始终的因素,因为人类是爱美的动物,爱美之心人人皆有,只有美者是得体的,才会被认为是得体的。得体性原则同美质原则是统一的。从本质上看,只有美的东西才是得体的,而得体的东西也一定是美的。你也可以说,得体性原则同美的原则其实就是一回事情,而重心原则、连贯原则、情绪原则等都只是得体性原则的具体内容而已。

得体性原则不仅是同义手段的选择原则,也是修辞学的最高原则。修辞学是研究交际活动中语言的表达效果的学问,而最佳表达效果的获得就取决于得体性原则的满足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修辞学也就是得体之学!我们完全可以以得体性为纲建立一个全新的修辞学体系。在中国传统修辞学中,有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诚”和“达”。“修辞立其诚”。“辞达而已”。这其实就是得体性原则的具体要求。

修辞学的名声不太好。80年代以来,中国的修辞学者经常抱怨修辞学在学术界的地位不高,社会形象很不妙。我们应当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不要老是抱怨,不要老是指责他人。还是多想想自己。修辞学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的呢?为什么别人不重视我们?怎样才能使得别人非重视不可呢?

在我们看来,这就在于修辞学,尤其是现代修辞学往往忘记了得体性原则,忽视了“诚”和“达”。而要想从根本上来改变修辞学的社会形象,恐怕也只有从“诚”和“达”方面开始。

得体性原则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文化心理现象。从这个意义上看,你也可以把修辞学归入文化学和心理学之中去,作为广义的文化学和心理学的一个部分。这正如,汽车的生产是一个机器制造范围内问题,但是,驾驶汽车却主要是一种社会行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机器操作的问题。

文化和心理有种族、时代和地域的差别。交际活动中的得体性原则也有种族、时代和地域的差异。但是,在不同的种族、时代和地域中,毕竟是同大于异的。所以得体性原则是人类交际活动中的共同概念。

从这一点上看,修辞学也就可以区分为一般修辞学和个别修辞学。一般修辞学研究不同种族、时代和地域所共同的修辞规律规则。而个别修辞学主要研究特定的种族、时代和地域的特殊的修辞现象和规律规则。而个别修辞学主要研究特定的种族、时代和地域有不同的修辞,往往忽视了不同的种族、时代和地域之中也有共同的修辞规律规则,而且这是更重要的更主要的。今天的修辞学应当重视对于不同种族、时代和地域之间所共同的一般规律规则的研究,把建立一般修辞学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文化和心理现象是有阶级的差异的,那么,作为修辞的最高原则的得体性,在阶级社会里,似乎也应当多少有一些阶级的差异吧?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得体性原则和美感原则的关系是很值得认真研究一番的。两者之间虽然有一致的地方,可也有不一致的时候和地方。既有得体但却不美的现象,也有美而不得体的现象。而且,得体和美也都可以有主观的和客观的区别、个人的和集体的不同,种族的、时代的和地域的差异。

【 〔1〕王希杰主编:《汉语修辞和汉文化论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张中行:《文言和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86年版。

〔4〕刘志诚:《汉字和华夏文化》,巴蜀出版社1995年版。

汉语汉字篇(5)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5-0275-02

中国汉字是独特的文字系统,不仅是汉语的简单记录,而且对汉语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汉语的研究和汉字的研究就要结合起来,从字的形、音、义和言语之间的关系进行探析。自古母语教育自识字教育开始,据不完全统计最常用的1500个汉字一般都可覆盖汉字总用量近百分之九十五,有的学者考虑恢复老传统,采取从识字开始、以字带词的教学步骤,在识字教育中,又从最常用字入手,以少驭多,从实词到虚词,以实带虚,从阅读入手,以读带听,再回到口语训练中来,以说带写。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人们交流思想、传播文化的辅助工具,它负载着特定的信息,而且能把这种信息传播万代之后”。在汉字出现之前的上古时代,通行“结绳而治”,“刻契”而记,“结绳”和“刻契”表示的信息很不清楚,随着时间或空间变化,就弄不清真正的意思了。如:三个绳结是代表三斤米?还是三里路?还是三只羊?为了更好地表达思想,文字应运而生。这种以表意而不是以表音为主的文字,使信息交流不仅在当时可行,而且还能传以后代。今天读两千年前的古书时,还明白是什么意思。而如果用记音符号记录下来的话,由于古今语音的变迁,很容易产生歧义。

中国有句俗语:“要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友好下去。”“子子孙孙”这句话在青铜器时代就是常用语。中国人把字铸在青铜器物上,铭文的结尾总是说“子孙其永宝用”。所以中国人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能超越时空而永久保存下去的物件。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作为表意性质的汉字还有“超方言”的特点。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国境内存在着多种方言,虽然人们的语音和说法有所不同,但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却是一样的,这就使汉语的书面语在不同时期、不同方言之间起得到了交际作用。

根据学者们考证:汉语在中华大地上有了古今南北的诸多变化,而汉字则凝成了相对的形体和结构的体制。这套形体和体制以字义为核心,以笔形为标志,成为脱离具体读音的、超方言的表达体系。这套书面表达体系,在一些场合具备了汉语的代行功能。它对于加强汉语的内聚力和统一性,对于发挥汉语在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强力作用,对于维护民族的统一、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以及提供中外文化交流的方便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同时,在为汉语作全方位服务的过程中,汉字也形成了配套的多种系统。例如各种字体(篆、隶、行、楷、草)的系统,反切注音系统,新字的造字法系统以及书法艺术的表现系统。不仅如此,从过去到现在,它还曾为少数民族语言和外族语言提供过服务,形成了标注多种民族语言的书写系统。

“音节界限分明”是汉语语音的特点。汉语的语音感知单位是声和韵,感知形式是声、韵的对立二分。声和韵的拼合不是线性的组合,而是非线性的。在音响形象上,专家们普遍认为:汉语的辅音和元音比较晦涩,音节清晰。辅音和元音的拼合是以一个共生的“团块”抛出。因此,汉语的音节内部具有很强的内聚力,相邻的音节之间具有离散性,音节界限分明。

汉字的音节和印欧语系中的与表义无关的纯粹的语音结构单位的音节不同,汉语的音节具有表义作用。不仅元、辅音的拼合可以表示意义,而且声调也可以区分意义。

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在多数情况下,一个字就是一个语素。由于汉字的关系,汉语形成了口头语和书面语两大表达体系。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汉字的繁难和士大夫对文化的垄断,使它与劳动群众无缘。文人们的书面语刻意追求“古雅”、“简练”、“深奥”。民间的口头语则显得自然、通俗、浅显。在“两种民族文化”的矛盾冲突和调和统一的过程中,这两套表达系统也有过多次的撞击和长期的渗透。从总的趋势说,二者之间早期可能比较接近(例如《诗经》)可唱,《论语》可说);中期明显地分道扬镳了,从汉赋与乐府诗的对立到《汉书》与变文的差异以及后来的《聊斋》和《红楼》的不同,人们可以体会到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差异越来越大。

由于汉字可以“望文生义”,单字与语素是大体重合的,汉语的词汇系统便有了若干显著特点,以下汇总学者们的部分观点。

第一,单音词占优势。早期形成的语素大多是单音的基本词,世代相传之后至今还是常用词。虽然从单词的数量说复音词已比单音词多,但是高频词大多是单音的,单音词在词汇用量中仍占着优势比例。如果不是因为汉字是表意表形的,大量同音的单音词何以能够存在?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词汇的孳生明显地分为文人的书面造词和大众的口语造词两大门类。例如与“爱”有关的“爱人儿,逗人爱,爱哭,爱唱歌,爱面子”应该是口语造词,“爱慕,爱恋,爱心,”可能是书面造词。单音词增加了新的义项,往往用语素合成的方式造出意义更加明确的双音词,这就为汉语词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如果汉字只能标音,而造词是下可想象的。许多书面造词用开了,也逐渐进入了口语。例如“友爱、敬爱、情爱、心爱、至爱、仁爱、疼爱”。

第三,汉语的词汇史明显地表现出从单音到复音、从单词到词组词的发展趋势。中古以后,语素合成的双音词和四字格成语大量增加,到了现代汉语则涌现了大量多音俗语,其中不少是短语或短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语海》就收了这类三音以上的短语十万条。大众文艺出版社的《歇后语大全》所收的歇后语在六万条以上。然而物极必反,词语长了,还得往短里缩。既然汉字可以“望文生义”,许多多音的短语说惯了之后又被压缩为新的双音词。例如:国家标准――国标,计划生育――计生,监视控制――监控,关心爱护――关爱,航空测量――航测,这是一种压缩的方式;“三反,四化,五讲四美”是另一种压缩的方式。可见,表意的汉字不但为汉语词汇提供了派生新词语的多种途径,还为汉语词语的音节长短提供了合理调节的机制。

汉语汉字篇(6)

在世界范围内,汉语的使用极为广泛,是除英语之外应用程度最高的一种语言,很多外国高中学生在选择外语学习时,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而在这一部分学生中,通常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为有汉字背景的学生,这些学生的主要语言通常都是由汉语演变而成的,如韩语、日语等;而另一种为无汉字背景的学生,这些学生的范围更加广泛,不仅包括了英、法、俄、阿拉伯语等多种由字母构成的大语种,而且还包括了德、葡萄牙等由字母构成的小语种。在这两种学生中,不同类型的学生具有不同的特点,只有抓住了这些不同的特点,才能更好的对其进行教学。因此,作为高中生且有志于从事教育工作的我们,为了在之后的工作中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力量,就要加强对汉字背景与汉语习得的研究。

一、无汉字背景学生习得的特点与教学

1.听说易,书写难

汉字做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其是由笔画构成的,是一种方块状的文字。从文字的表面上不能看出文字的读音,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就可以将文字记住,从而在听说的过程中,能够对文字进行一定的理解。而在读写的过程中,由于这一类学生通常都是来自于欧美国家,这些国家当中的语言,通常都是由一个个字母组合而成的,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已经熟悉了这种文字的书写方式,对汉字的学习产生了一定的畏惧感。在对汉字进行学习时,通常都是从音到意的角度进行学习的,常常会出现只得其意,不得其形的现象,从而使这一类学生产生了书写难得问题[1]。

2.识记难

由于汉字特有的特点,对于这一类学生而言,就好像一幅幅图像,在识记的过程中,没有一定规律可以进行应用,如果要将汉字掌握的非常清楚,就要花费很大的力气,使学生产生了一定的畏缩感,从而增加了对汉字识记的难度。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就要加强学生对汉字的字感。在我国汉字当中,根据字感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独体字与合体字,合体字通常是在独体字的基础上变化而成的,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就可以从独体字开始,逐渐地向着合体字进行学习,这样会使学生对汉字的印象更加深刻,更好的对汉字进行识记。

3.短句易掌握,长句难掌握

欧美学生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虽然对汉字的听说方面学习较快,但只是对短句来说的,而对?L句而言,常常会产生晦涩难懂的感觉,从而使外国学生不愿意学习汉语。汉语句子当中,通常是由主、谓、宾的结构构成的,这种结构与欧美语言的构成形式基本相同,再结合学生易于接受短句。因此,在外国学习汉语的过程中,首先就要提高其对短句的理解程度,在学生能够准确的掌握住短句后,再进行长句的学习。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教员将长句进行化简,指导学生先对每一个短句进行学习,这样,通过学生对短句的了解,就会提高对长句的掌握程度[2]。

二、有汉字背景学生习得的特点与教学

1.阅读快、听说慢

这一类人通常为韩国或日本人,其母语主要是由汉语演变而成的,两者的读音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其中往往会存在一定的联系。部分汉字与其母语具有相同的意义,就是那时对汉字不了解,但通过观察汉字的特点,也能够大致猜到其具有的意思,因此,就导致该部分学生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具有阅读快的特点。但是,在学生实际的生活当中,依然是以母语为主,汉语应用的较少,并且,在课堂上学习时,由于其自身具有一定的矜持心理,交流时往往都会进行大量的思考,从而影响了学生的听说能力。基于上述这一特点,在学习的过程中,就要加强对学生进行鼓励,在交流的过程中积极主动的使用汉语进行交流[3]。

2.易受到母语的干扰

虽然这些学生的母语是在汉语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但是一成不变的借鉴往往不利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所以,在演变的过程中,通常又会赋予这些文字新的含义,从而使汉字的意思完全发生了改变。这种情况下学习汉字,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使汉字出现用错的现象。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就要将学生的母语与汉语进行比较,将两者之间的区别准确地寻找出来,在教学过程中,尽量降低学生母语对其造成的影响[4]。

3.与母语形态相近

汉语汉字篇(7)

汉语汉字有两大问题:一是整合(一般都称为统一);二是发展。所谓整合,即调整、整理以尽可能合一,也就是达致相对的统一。实际上整合也是一种发展,而发展又无法离开整合。目前两岸语言的差别估计不超过5%,并不严重影响交流;汉字的繁简差异也可以经过较短时间适应即可彼此相通。尽管如此,毕竟还是对各类语文应用有不利影响,有必要加以整合。本世纪已经接近终结,在汉语汉字问题上已不可能有明显的新作为。无论何种专业或行业,都已经把目光移向即将到来的21世纪,汉语文方面当然也必须如此。在新世纪中,中华民族将有新的机会又有新的挑战。面对这个变动的新世纪,我们应该有新的视角、视域和观念,方可有新的拓展。

一、汉语汉字整合之可能

(一)汉语整合之可能。

汉语的整合,归根到底就是台海两岸语言的整合,而这是无须怀疑的。因为在世界交通、通信越来越发达、越快速的今天,一方面人们呼吁维持不同的语言以保持世界文化的多元,另一方面,世界的语言和方言种类却正在越来越快地减少。在一个越来越重视效率(通信的、交际的、市场的效率)的世界上,语言工具种类的集中或即少数化已经是一个事实,而不仅仅是理论探讨。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前景:大陆和台湾的语言分歧在未来会达到无法通话的境地。即使如南非这样一个独立国家并已形成一种南非英语,但他们仍然是英语的一种方言,仍然可以同英国、美国沟通。而美国在成为超级强国之后,虽然美国英语已经开始凌驾于英国英语之上,可是由于交际的需要和交通、流动的加快,他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方言的联盟,谁也不会让自己一方的英语过于离开对方,都会自觉地控制自己的言语。因此,语言、方言之间的互动并靠拢已经是信息时代的一个不能无视的事实。散布世界各地的英语如此,仅仅海峡之隔的两岸更当是如此。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就此再深入探讨一下。就我们所见,语言整合的动力主要来自下列三者。

1.市场竞争的需要。当今的世界是由市场主导的。世界上存在不同的市场,它们之间同时也存在着竞争,以便保持本地投资者(国家、私人)的利益。在结成市场集团的成员之间固然需要更快地互通信息,协调策略,而在竞争集团之间也需要彼此了解对方,展开谈判。因此在21世纪中,当市场和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时,语言的进一步分化和拉开距离那是不可想象,也是不被世界性市场及其组成企业所接受并允许的。

2.交流效率的需要。人们的交流不限于市场,也表现在各个方面,21世纪时人们的流动将越来越频繁,交流也将越来越超出目前的格式(例如电脑互联网络)。我们无法具体描述未来的交流格式,但却可以指出交流的总的模式:这将是多方向、高频率的交互沟通形式。效率在新世纪中将越来越突显其地位。如果语言不能有效地适应这一交流模式,人们将自动调整它,让它们互相靠近,而不管政府如何干涉。即使政府干涉,这种干涉也将是苍白的,无力的,于是也就是无效的。单纯的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在此时可能会变得有点可笑。

3.文化共享的需要。市场是一种文化,但文化并不仅限于市场。世界既然是多元的、多极的,文化也将是多元的、多极的。在21世纪,文化的多极不再是相互隔绝或对抗的,而是一种相互的补充。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种文化已经不可能是纯粹的,它只是以某种单一文化为主,并融合了另种文化的“文化”。这是由于人们共享的需要。语言是广义文化的一种,由于语言间的接触和渗透一—吸收,同样不再可能存在单一的纯粹的语言品种。语言同样需要共享,并通过它再去共享狭义的文化。因此语言种类的复杂和分化(或以此作为主流)显然同这个趋势背道而驰。它必然会通过互相接触,互相联盟,从最接近的语言、方言处开始形成局部范围的相对统一。

所谓相对统一,就是语言不可能完全统一和一致;差别是必然的、正常的,也是语言发展的动力之一,就像美国和英国的英语那样。这也正是本文“整合”的含义。在这种意义上说,“整合”正是本文所期待的一种新观念。

(二)汉字整合之可能。

文字是语言的记录工具,又是语言赖以发展的工具和助动力之一。文字依赖语言而立而行,语言也依赖文字而远而强。语言和文字之间是互为依存、互为制约、互为促进的关系。但语言毕竟是第一性的。语言的整合必然要求文字的整合,在某种条件下文字的整合又可能是语言整合的先驱和条件。因此汉字的整合是无须辩说的。在今天的条件下,汉语要在世界上确立地位而不被淘汰,必须以整合文字作为重要条件之一。如果拼音文字在技术上、在现实层面上还无法取代汉字,那么改善汉字系统一一包括整合汉字,就是极其现实、极其迫切的一项考虑。

简要地说,两岸间整合汉字之可能,是基于以下三项:

1.海峡两岸都认识到确立汉语之世界地位的必要性,也都将认识到作为确立汉语世界地位的重要条件的汉字整合之必要性。

2.由于利用传承文献和现实文献之需要,由于现代市场、现代通信系统对字符统一之要求,也即在文字层面上对文化共享、交流效率、市场竞争的需要,因此,海峡两岸将终于认识到整合汉字攸关世界华人之共同利益。

3.海峡两岸的汉字系统的分歧尚未达到无法整合的地步。几乎所有对应传承汉字的各种字形,都没有超出传统造字原则的范围,基本上是以千百年来民间流行的字形为基础的,实际上只是围绕传承字作出的不同程度的摆动。它们之间存在着可整合性。

(三)兼容日本汉字之可能。

如果把眼光扩大到日本,那么日本在加入自身因素后,无疑也会同意上述三项估测。在传承字的范围内,中日字形同样是围绕传承字的不同变异,它们之间存在着可整合性。为了日本民族的利益,为了日本语的推广(不论现实可能性有多大,哪个国家都是想推广自己的语言的),日本也不可能无视文化共享、交流效率和市场竞争的需要。中日之间毕竟存在着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利害关系。因此,日本未来同样不可能长期让日本字形同中国字形分道扬镳。

二、汉语汉字整合之困难

(一)华人世界内的困难。

然而我们必须认真估计到整合的困难。这种困难主要来自下面三方面:

困难之一:泛政治化。语文成为政治的一种。语文不是政治,但在当前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政治化。更何况可以用作政治斗争工具的语言?比如还没有到达动武地步的比利时、加拿大的语言问题,已经真枪真刀演出过的斯里兰卡的语言问题。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语言问题同样受到政治的摆弄,都将以我为主,以我为中心或者希冀以人口数量作为最终解决的武器,或者借口以语言文字正统与否作为核定标准。这突出表现在汉字繁简字形问题上。在先进行国家统一,还是先进行文字统一这个问题上,两岸的分歧和冲突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而民间对此只能兴叹而已。

困难之二:惰性效应。一定数量人口在长期使用某种语文下造成的惰性效应。人口越多,使用某种语文时间越长,使用该种语文积累文化的历史越长,就越具有惰性。而且使用人口的数量和使用时间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程度增加。文字历史越短、使用人口有限、所造成的成果也越有限的文字,也就越容易改革、改变。语言也是这样。两岸人民具有几乎同样长的使用汉语文的历史(台湾开发虽然只有四百余年,但其汉族居民却是从大陆移民去的,历史的源头是相同的),具有同一个文化积累,一方虽仅有两千万之数,但数量也已经相当巨大。要改变任何一方的语文现实都不是容易的。

困难之三:物质负担。文化的物化产品的损失与处理。语言文字的变更将影响一大批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人数越多的,损失越大,处理也越困难。当初大陆废止第二批简化字的考虑之一就是新简化字将影响大批电脑硬件(软件硬件化)的使用,将使这些产品报废,从而造成惊人的损失。至于印刷物的损失则更是可以想见的。一般来说,社会比较容易承受渐进的变更,而较难接受急剧的改变或更换。

(二)兼容日本汉字的困难。

如果把日本也考虑在汉字整合范围之内,那么除了上述困难(尤其是第一项)将大大增加外,还会加入语言不同和假名系统干扰所带来的某些整合困难,例如“”(邊,中国大陆民间曾将‘’作为“道”的简化字)、“芸”(藝,中国汉字另有“芸”字)、“オ”(日本片假名,与大陆“才”字相同)。

三、面对新世纪汉语汉字之整合方略

(一)关于汉语之整合。

面对未来世界的变化以及汉语整合的可能与困难,我们必须有所超越。过去的研讨常常停留在就事论事,就两岸论两岸。这正是局限之所在。有鉴于此,新的汉语研讨应该定位在“应对”上,而不是就整合论整合、就统一论统一。所谓应对,就是“应对”新世纪向中华民族和汉语的挑战。汉语之整合乃是在此视界下的整合。概略而言,就是:

1.倚重自然调整。在下个世纪至少头10年内,两岸之间的分裂和对峙看来还无法根本消除,因此,要依靠政府来起动语言整合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英语世界的经验,在信息交流畅通并快速的时代,人们出于效率考虑,自然而然地会选择最佳语言形式并逐渐导致语言或方言之间接近,或可防止距离失控。这是个自然的发展过程,是人们自己的选择,没有政治因素渗入,不会引起特别的争论和不快。随着两岸对立的逐渐消除,并预期两岸出现和平统一现实,这个自然过程将更快和更和谐。因此,把“调整”确定为实际整合或统一的原则将更具有弹性和容纳度,更有现实性,回旋余地也更大。在目前看来,只有自然调整才是现实和可能的。

2.发展民间交往。上述原则必然导出此一原则,民间交往是两岸当局都认可并承诺发展的活动,因此推动政府在此项目上有所作为是可能的。随着世界新的多“极”格局的逐渐形成,这个过程将更具有现实和积极意义。现在已经可以看到,随着两岸交往的开展(常常借助香港作为中间站),许多两岸不同的词语已经可以为对方所接受,例如台湾的“互动、共识、关爱、亮丽、光碟、雷射、手机”已经在大陆广泛使用,大陆的“软件、激光、整风、反右、一语堂、戴帽子”也广为台湾所了解,甚至大陆已经不用的“政治挂帅”居然也在现在的台湾通行使用。语词的共存互识并用无疑是整合的第一步。

3.适时顺水推舟。我们不希望将政府永远排除在语言整合过程之外,因为这不但不可能,而且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或麻烦。我们希望政府在适当时机加入这个过程。在自然调整到达趋势比较明朗的阶段,政府的适时参与,不但对他们是方便的,不至于引起政治上的联想和风波,而且也可以加速整合的过程,建立新的规范。这里的关键就是参与时机的选择。至于参与的具体时间,可以让人们随着过程的推移,把这个问题具体化。

4.选择大同小异。既然我们把两岸语言问题确定采用“整合”即调整、整理的原则,那么两岸之间语言的大同小异就是必然的。这是一种弹性的做法。因为语言学告诉人们,只要地域有区别,语言之间就一定有差异。大陆南方许多城市,一城之中尚且城东、城西、城北、城南往往还有方言的差别,更何况两岸?企图“全同”那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乌托邦。因此选择大同小异不但是现实的,也是科学的。在需要规范的时候,必须有这样的指导思想。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在现今的时代中早已经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在语文方面也同样需要结合新的条件予以调整或改造。

在具体项目上,我们认为,首先可以从字词读音的调整开始,也即字音的调整和词音(比如轻声、儿化)的调整。接着是词汇。语法或文法上的差别不大,主要是书面的文体语言的调整,个别语法形式的取舍(例如台湾用“有/有没有”作为助动词,用“不会”代替“没有”、“不用”回答问题,用“耶”、“啦”之类的语气词),大概会随着词汇的调整自然展开的。至于语调差异,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台湾地区一般民众说国语时语调较软较平,尾音也比大陆北方地区普通话略长。但是新闻播音员在这两方面的差别较小。因此这是一个可以相互容忍、并在互动过程中解决的课题。在具体行动上,可以先开展两岸语言异同调查,在此基础上编纂两岸用词用语异同词典,然后推动两岸互相熟悉彼此不同的用词用语,观察两岸人民选择词语的趋向,以作为未来官方和语文指导机构推荐词语时的依据。我们高兴地看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已经接受了类似词典的编纂工作,但希望有进一步的后续项目。

(二)关于汉字之整合。

汉字问题有类似汉语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对于两岸之间的汉字问题,几乎可以全部照搬上述汉语整合、应对的考虑。从更广阔的层面看:汉字已经是一种“准”国际性文字系统,并可能朝向“真”国际性文字的方向发展。在新世纪中,中华经济文化圈可能成为新的一极,为了应对新“极”的形成,中国两岸和日本之间必然会存在一个文字上的三角互动、互制的关系。韩国的总统曾经建议中日韩就汉字“统一”问题展开磋商和研究。对此,我们欢迎韩国此项建议,并欢迎韩国参与这个过程。然而,鉴于韩国使用汉字有太多、太大的局限性,他们的发言力量不可能很大。现在看来汉字整合问题要大于、复杂于汉语问题,因此,有必要另行探讨。概略而言,汉字整合就是:

1.开展多边协商。相对于语言来说,文字是较容易规范的项目,也是最受到政府干预的事物之一。由于政府的干预,而且是几个政府分别管辖着汉字,因此,汉字的自然调整是比较困难的。这是同语言不同的一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协商就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协商(包含研究)可以有两个方面,学界的协商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协商。这二者都是多边性的协商。学界和政府部门之间是互相依靠的两个方面。没有政府参与,文字的调整很难实现,而没有学界的研究,也不可能产生最佳方案,从而也影响政府的有效推行。中日韩三方是当然的协商参与者,同时也应欢迎韩国参加。至于新、马,希望他们也能参与这个决策过程,以利集思广益并实施最终的调整方案。多元因素的参与当然会导致人多嘴杂、延宕时日、不易取得一致的缺点,但却是防止产生更多遗憾后果的必要条件。

2.发展民间交往。同时,我们还需要开展民间交往,一方面让人们互相熟悉对方的汉字字形系统,去除隔阂与误解(1997年底笔者参加第五届华语文教学研讨会,亲眼看到台湾同行对简化字“爱”群起而攻之,指责“没有心怎么有爱”,痛感隔阂、误解之深),便于自然调整,另一方面也让大家更切实地感受一下字形分歧给各方带来的不便和问题,并在实践中找到最佳整合方案。看来,这个过程是更为重要的。没有这个过程,汉字的整合就没有民众的压力,也就没有充分的基础。

3.面对网络需求。新世纪中光电子通讯是最关键的一项。由于电脑及其网络(网路)的出现,文字功能就显得特别重要。现在已经出现日文和中文兼容的问题,影响了许多人的工作效率,也影响了许多企业的商业利益。尽管这个问题可以用一定的兼容方式解决,但是在电脑内部仍然属于不同的系统,有不同内码,无法统一为一个系统。这样就非常妨碍汉字提升其国际文字地位。符号的基本单一是任何具有扩展/提升价值的国际符号的基本要求。因此,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人们也必须为汉字去考虑其系统的单一性问题。

4.选择大同小异。同样,由于中日之间国情不同,语言不同,两国的汉字必然不可能完全相同,日本有自己创造的“国字”,中国也有日本不用的汉字。即使在互相重叠、交集的部分,有时也需要容许各自有部分的“自主权”。日本的姓,由于家系不同,同一个汉字(字种)会分成好几个字形,例如,“岛”,其中的“山”既有在下的,又有在左的,甚至还有在上的;“吉”字,日本有的家族是用“士”字头,有的则是“土”字头。各家“祖传”,有神圣性,更动不得。但是通用语词所用的汉字基本上是可以尽量调整、整理并获得一致的。

在具体行动上,我们建议先做好基础工作或当前急需解决的如下工作:调查各自使用汉字现状;编制以传承字为中心包括各种异体在内的全汉字形音义字典/字表;制定全三系(传承系列、大陆简化系列、日本系列)实用汉字计算机统一内码表;制定汉字字形统一检索法方案及其实用检索表。

(三)伴随课题之配合。

语言文字还有一些重要的伴随项目,比如标点符号以及其他相关符号。无庸置疑,随着前者的整合,后者的整合也是必需和必然的。

结语

说到底,语言文字就是语言文字。它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虽然它同政治经济都有微妙的关系。所以,既不能用简单的政治办法解决,也无法用无情的经济措施控制。21世纪向华人和汉语汉字提出严酷的挑战,我们如果不能排除小我,牺性部分,以获胜全局,达致世界一等的一“极”,那就必将陷入困守小我,抱残守缺,被动挨打,沦为二等民族、二等国家的境地。进一步说,如果日本在可见的将来还继续使用汉字,又不想游离于东亚和汉字文化一经济圈之外的话,那么汉字的整合无疑对日本也是利益攸关的。因此,作为平民,作为当局,都需要静思再三,都需要、也可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各方如能超脱狭隘,不急不躁,持之以恒,必能收水到渠成,皆大欢喜之果。

注释:

卞成林:1992,《港台与大陆的用语分歧》,《语文建设通讯》38期,香港。

曹逢甫:1995,《台湾的国语教育》,《语文建设通讯》50期,香港。日本歧阜。

潘礼美:1995,《海峡两岸审音比较》,《语文建设通讯》47期,香港。

史有为:1992,《汉语文化语音学虚实谈》,《世界汉语教学》,92年4期,北京。

史有为:1993,《从日本看汉字和汉文》,《华文世界》68期,93.6;台北。

史有为:1993,《汉文建设和汉字建设》,《语文建设通讯》39期,香港。

史有为:1994,《汉语建设试议及其他》,《语文建设通讯》43期,香港。

汉语汉字篇(8)

语言文字问题不但涉及文化、教育,而且还同经济和政治相关。国力孱弱的国家,其语文也必然弱势。国力强盛者,其语文也必然势头强劲。前者可以非洲除阿拉伯语、南非英语以外诸多语言为例,当代的俄语地位的变化也可见其通理;后者,美国是最佳实例。因此,各国各民族历来都把语文政策提到政治高度,甚至作为基本国策之一。对于中华民族,汉语汉字的状态也将严重影响其在世界的地位。

汉语汉字有两大问题:一是整合(一般都称为统一);二是发展。所谓整合,即调整、整理以尽可能合一,也就是达致相对的统一。实际上整合也是一种发展,而发展又无法离开整合。目前两岸语言的差别估计不超过5%,并不严重影响交流;汉字的繁简差异也可以经过较短时间适应即可彼此相通。尽管如此,毕竟还是对各类语文应用有不利影响,有必要加以整合。本世纪已经接近终结,在汉语汉字问题上已不可能有明显的新作为。无论何种专业或行业,都已经把目光移向即将到来的21世纪,汉语文方面当然也必须如此。在新世纪中,中华民族将有新的机会又有新的挑战。面对这个变动的新世纪,我们应该有新的视角、视域和观念,方可有新的拓展。

 

一、汉语汉字整合之可能

 

(一)汉语整合之可能。

汉语的整合,归根到底就是台海两岸语言的整合,而这是无须怀疑的。因为在世界交通、通信越来越发达、越快速的今天,一方面人们呼吁维持不同的语言以保持世界文化的多元,另一方面,世界的语言和方言种类却正在越来越快地减少。在一个越来越重视效率(通信的、交际的、市场的效率)的世界上,语言工具种类的集中或即少数化已经是一个事实,而不仅仅是理论探讨。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前景:大陆和台湾的语言分歧在未来会达到无法通话的境地。即使如南非这样一个独立国家并已形成一种南非英语,但他们仍然是英语的一种方言,仍然可以同英国、美国沟通。而美国在成为超级强国之后,虽然美国英语已经开始凌驾于英国英语之上,可是由于交际的需要和交通、流动的加快,他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方言的联盟,谁也不会让自己一方的英语过于离开对方,都会自觉地控制自己的言语。因此,语言、方言之间的互动并靠拢已经是信息时代的一个不能无视的事实。散布世界各地的英语如此,仅仅海峡之隔的两岸更当是如此。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就此再深入探讨一下。就我们所见,语言整合的动力主要来自下列三者。

1.市场竞争的需要。当今的世界是由市场主导的。世界上存在不同的市场,它们之间同时也存在着竞争,以便保持本地投资者(国家、私人)的利益。在结成市场集团的成员之间固然需要更快地互通信息,协调策略,而在竞争集团之间也需要彼此了解对方,展开谈判。因此在21世纪中,当市场和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时,语言的进一步分化和拉开距离那是不可想象,也是不被世界性市场及其组成企业所接受并允许的。

2.交流效率的需要。人们的交流不限于市场,也表现在各个方面,21世纪时人们的流动将越来越频繁,交流也将越来越超出目前的格式(例如电脑互联网络)。我们无法具体描述未来的交流格式,但却可以指出交流的总的模式:这将是多方向、高频率的交互沟通形式。效率在新世纪中将越来越突显其地位。如果语言不能有效地适应这一交流模式,人们将自动调整它,让它们互相靠近,而不管政府如何干涉。即使政府干涉,这种干涉也将是苍白的,无力的,于是也就是无效的。单纯的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在此时可能会变得有点可笑。

3.文化共享的需要。市场是一种文化,但文化并不仅限于市场。世界既然是多元的、多极的,文化也将是多元的、多极的。在21世纪,文化的多极不再是相互隔绝或对抗的,而是一种相互的补充。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种文化已经不可能是纯粹的,它只是以某种单一文化为主,并融合了另种文化的“文化”。这是由于人们共享的需要。语言是广义文化的一种,由于语言间的接触和渗透一—吸收,同样不再可能存在单一的纯粹的语言品种。语言同样需要共享,并通过它再去共享狭义的文化。因此语言种类的复杂和分化(或以此作为主流)显然同这个趋势背道而驰。它必然会通过互相接触,互相联盟,从最接近的语言、方言处开始形成局部范围的相对统一。

所谓相对统一,就是语言不可能完全统一和一致;差别是必然的、正常的,也是语言发展的动力之一,就像美国和英国的英语那样。这也正是本文“整合”的含义。在这种意义上说,“整合”正是本文所期待的一种新观念。

(二)汉字整合之可能。

文字是语言的记录工具,又是语言赖以发展的工具和助动力之一。文字依赖语言而立而行,语言也依赖文字而远而强。语言和文字之间是互为依存、互为制约、互为促进的关系。但语言毕竟是第一性的。语言的整合必然要求文字的整合,在某种条件下文字的整合又可能是语言整合的先驱和条件。因此汉字的整合是无须辩说的。在今天的条件下,汉语要在世界上确立地位而不被淘汰,必须以整合文字作为重要条件之一。如果拼音文字在技术上、在现实层面上还无法取代汉字,那么改善汉字系统一一包括整合汉字,就是极其现实、极其迫切的一项考虑。

简要地说,两岸间整合汉字之可能,是基于以下三项:

1.海峡两岸都认识到确立汉语之世界地位的必要性,也都将认识到作为确立汉语世界地位的重要条件的汉字整合之必要性。

2.由于利用传承文献和现实文献之需要,由于现代市场、现代通信系统对字符统一之要求,也即在文字层面上对文化共享、交流效率、市场竞争的需要,因此,海峡两岸将终于认识到整合汉字攸关世界华人之共同利益。

3.海峡两岸的汉字系统的分歧尚未达到无法整合的地步。几乎所有对应传承汉字的各种字形,都没有超出传统造字原则的范围,基本上是以千百年来民间流行的字形为基础的,实际上只是围绕传承字作出的不同程度的摆动。它们之间存在着可整合性。

(三)兼容日本汉字之可能。

如果把眼光扩大到日本,那么日本在加入自身因素后,无疑也会同意上述三项估测。在传承字的范围内,中日字形同样是围绕传承字的不同变异,它们之间存在着可整合性。为了日本民族的利益,为了日本语的推广(不论现实可能性有多大,哪个国家都是想推广自己的语言的),日本也不可能无视文化共享、交流效率和市场竞争的需要。中日之间毕竟存在着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利害关系。因此,日本未来同样不可能长期让日本字形同中国字形分道扬镳。

 

二、汉语汉字整合之困难

 

(一)华人世界内的困难。

然而我们必须认真估计到整合的困难。这种困难主要来自下面三方面:

困难之一:泛政治化。语文成为政治的一种。语文不是政治,但在当前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政治化。更何况可以用作政治斗争工具的语言?比如还没有到达动武地步的比利时、加拿大的语言问题,已经真枪真刀演出过的斯里兰卡的语言问题。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语言问题同样受到政治的摆弄,都将以我为主,以我为中心或者希冀以人口数量作为最终解决的武器,或者借口以语言文字正统与否作为核定标准。这突出表现在汉字繁简字形问题上。在先进行国家统一,还是先进行文字统一这个问题上,两岸的分歧和冲突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而民间对此只能兴叹而已。

困难之二:惰性效应。一定数量人口在长期使用某种语文下造成的惰性效应。人口越多,使用某种语文时间越长,使用该种语文积累文化的历史越长,就越具有惰性。而且使用人口的数量和使用时间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程度增加。文字历史越短、使用人口有限、所造成的成果也越有限的文字,也就越容易改革、改变。语言也是这样。两岸人民具有几乎同样长的使用汉语文的历史(台湾开发虽然只有四百余年,但其汉族居民却是从大陆移民去的,历史的源头是相同的),具有同一个文化积累,一方虽仅有两千万之数,但数量也已经相当巨大。要改变任何一方的语文现实都不是容易的。

困难之三:物质负担。文化的物化产品的损失与处理。语言文字的变更将影响一大批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人数越多的,损失越大,处理也越困难。当初大陆废止第二批简化字的考虑之一就是新简化字将影响大批电脑硬件(软件硬件化)的使用,将使这些产品报废,从而造成惊人的损失。至于印刷物的损失则更是可以想见的。一般来说,社会比较容易承受渐进的变更,而较难接受急剧的改变或更换。

(二)兼容日本汉字的困难。

如果把日本也考虑在汉字整合范围之内,那么除了上述困难(尤其是第一项)将大大增加外,还会加入语言不同和假名系统干扰所带来的某些整合困难,例如“?”(?,中国大陆民间曾将‘?’作为“道”的简化字)、“芸”(?,中国汉字另有“芸”字)、“オ”(日本片假名,与大陆“才”字相同)。

三、面对新世纪汉语汉字之整合方略

 

(一)关于汉语之整合。

面对未来世界的变化以及汉语整合的可能与困难,我们必须有所超越。过去的研讨常常停留在就事论事,就两岸论两岸。这正是局限之所在。有鉴于此,新的汉语研讨应该定位在“应对”上,而不是就整合论整合、就统一论统一。所谓应对,就是“应对”新世纪向中华民族和汉语的挑战。汉语之整合乃是在此视界下的整合。概略而言,就是:

1.倚重自然调整。在下个世纪至少头10年内,两岸之间的分裂和对峙看来还无法根本消除,因此,要依靠政府来起动语言整合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英语世界的经验,在信息交流畅通并快速的时代,人们出于效率考虑,自然而然地会选择最佳语言形式并逐渐导致语言或方言之间接近,或可防止距离失控。这是个自然的发展过程,是人们自己的选择,没有政治因素渗入,不会引起特别的争论和不快。随着两岸对立的逐渐消除,并预期两岸出现和平统一现实,这个自然过程将更快和更和谐。因此,把“调整”确定为实际整合或统一的原则将更具有弹性和容纳度,更有现实性,回旋余地也更大。在目前看来,只有自然调整才是现实和可能的。

2.发展民间交往。上述原则必然导出此一原则,民间交往是两岸当局都认可并承诺发展的活动,因此推动政府在此项目上有所作为是可能的。随着世界新的多“极”格局的逐渐形成,这个过程将更具有现实和积极意义。现在已经可以看到,随着两岸交往的开展(常常借助香港作为中间站),许多两岸不同的词语已经可以为对方所接受,例如台湾的“互动、共识、关爱、亮丽、光碟、雷射、手机”已经在大陆广泛使用,大陆的“软件、激光、整风、反右、一语堂、戴帽子”也广为台湾所了解,甚至大陆已经不用的“政治挂帅”居然也在现在的台湾通行使用。语词的共存互识并用无疑是整合的第一步。

3.适时顺水推舟。我们不希望将政府永远排除在语言整合过程之外,因为这不但不可能,而且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或麻烦。我们希望政府在适当时机加入这个过程。在自然调整到达趋势比较明朗的阶段,政府的适时参与,不但对他们是方便的,不至于引起政治上的联想和风波,而且也可以加速整合的过程,建立新的规范。这里的关键就是参与时机的选择。至于参与的具体时间,可以让人们随着过程的推移,把这个问题具体化。

4.选择大同小异。既然我们把两岸语言问题确定采用“整合”即调整、整理的原则,那么两岸之间语言的大同小异就是必然的。这是一种弹性的做法。因为语言学告诉人们,只要地域有区别,语言之间就一定有差异。大陆南方许多城市,一城之中尚且城东、城西、城北、城南往往还有方言的差别,更何况两岸?企图“全同”那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乌托邦。因此选择大同小异不但是现实的,也是科学的。在需要规范的时候,必须有这样的指导思想。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在现今的时代中早已经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在语文方面也同样需要结合新的条件予以调整或改造。

在具体项目上,我们认为,首先可以从字词读音的调整开始,也即字音的调整和词音(比如轻声、儿化)的调整。接着是词汇。语法或文法上的差别不大,主要是书面的文体语言的调整,个别语法形式的取舍(例如台湾用“有/有没有”作为助动词,用“不会”代替“没有”、“不用”回答问题,用“耶”、“啦”之类的语气词),大概会随着词汇的调整自然展开的。至于语调差异,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台湾地区一般民众说国语时语调较软较平,尾音也比大陆北方地区普通话略长。但是新闻播音员在这两方面的差别较小。因此这是一个可以相互容忍、并在互动过程中解决的课题。在具体行动上,可以先开展两岸语言异同调查,在此基础上编纂两岸用词用语异同词典,然后推动两岸互相熟悉彼此不同的用词用语,观察两岸人民选择词语的趋向,以作为未来官方和语文指导机构推荐词语时的依据。我们高兴地看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已经接受了类似词典的编纂工作,但希望有进一步的后续项目。

(二)关于汉字之整合。

汉字问题有类似汉语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对于两岸之间的汉字问题,几乎可以全部照搬上述汉语整合、应对的考虑。从更广阔的层面看:汉字已经是一种“准”国际性文字系统,并可能朝向“真”国际性文字的方向发展。在新世纪中,中华经济文化圈可能成为新的一极,为了应对新“极”的形成,中国两岸和日本之间必然会存在一个文字上的三角互动、互制的关系。韩国的总统曾经建议中日韩就汉字“统一”问题展开磋商和研究。对此,我们欢迎韩国此项建议,并欢迎韩国参与这个过程。然而,鉴于韩国使用汉字有太多、太大的局限性,他们的发言力量不可能很大。现在看来汉字整合问题要大于、复杂于汉语问题,因此,有必要另行探讨。概略而言,汉字整合就是:

1.开展多边协商。相对于语言来说,文字是较容易规范的项目,也是最受到政府干预的事物之一。由于政府的干预,而且是几个政府分别管辖着汉字,因此,汉字的自然调整是比较困难的。这是同语言不同的一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协商就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协商(包含研究)可以有两个方面,学界的协商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协商。这二者都是多边性的协商。学界和政府部门之间是互相依靠的两个方面。没有政府参与,文字的调整很难实现,而没有学界的研究,也不可能产生最佳方案,从而也影响政府的有效推行。中日韩三方是当然的协商参与者,同时也应欢迎韩国参加。至于新、马,希望他们也能参与这个决策过程,以利集思广益并实施最终的调整方案。多元因素的参与当然会导致人多嘴杂、延宕时日、不易取得一致的缺点,但却是防止产生更多遗憾后果的必要条件。

2.发展民间交往。同时,我们还需要开展民间交往,一方面让人们互相熟悉对方的汉字字形系统,去除隔阂与误解(1997年底笔者参加第五届华语文教学研讨会,亲眼看到台湾同行对简化字“爱”群起而攻之,指责“没有心怎么有爱”,痛感隔阂、误解之深),便于自然调整,另一方面也让大家更切实地感受一下字形分歧给各方带来的不便和问题,并在实践中找到最佳整合方案。看来,这个过程是更为重要的。没有这个过程,汉字的整合就没有民众的压力,也就没有充分的基础。

3.面对网络需求。新世纪中光电子通讯是最关键的一项。由于电脑及其网络(网路)的出现,文字功能就显得特别重要。现在已经出现日文和中文兼容的问题,影响了许多人的工作效率,也影响了许多企业的商业利益。尽管这个问题可以用一定的兼容方式解决,但是在电脑内部仍然属于不同的系统,有不同内码,无法统一为一个系统。这样就非常妨碍汉字提升其国际文字地位。符号的基本单一是任何具有扩展/提升价值的国际符号的基本要求。因此,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人们也必须为汉字去考虑其系统的单一性问题。

4.选择大同小异。同样,由于中日之间国情不同,语言不同,两国的汉字必然不可能完全相同,日本有自己创造的“国字”,中国也有日本不用的汉字。即使在互相重叠、交集的部分,有时也需要容许各自有部分的“自主权”。日本的姓,由于家系不同,同一个汉字(字种)会分成好几个字形,例如,“岛”,其中的“山”既有在下的,又有在左的,甚至还有在上的;“吉”字,日本有的家族是用“士”字头,有的则是“土”字头。各家“祖传”,有神圣性,更动不得。但是通用语词所用的汉字基本上是可以尽量调整、整理并获得一致的。

在具体行动上,我们建议先做好基础工作或当前急需解决的如下工作:调查各自使用汉字现状;编制以传承字为中心包括各种异体在内的全汉字形音义字典/字表;制定全三系(传承系列、大陆简化系列、日本系列)实用汉字计算机统一内码表;制定汉字字形统一检索法方案及其实用检索表。

(三)伴随课题之配合。

语言文字还有一些重要的伴随项目,比如标点符号以及其他相关符号。无庸置疑,随着前者的整合,后者的整合也是必需和必然的。

 

结语

 

说到底,语言文字就是语言文字。它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虽然它同政治经济都有微妙的关系。所以,既不能用简单的政治办法解决,也无法用无情的经济措施控制。21世纪向华人和汉语汉字提出严酷的挑战,我们如果不能排除小我,牺性部分,以获胜全局,达致世界一等的一“极”,那就必将陷入困守小我,抱残守缺,被动挨打,沦为二等民族、二等国家的境地。进一步说,如果日本在可见的将来还继续使用汉字,又不想游离于东亚和汉字文化一经济圈之外的话,那么汉字的整合无疑对日本也是利益攸关的。因此,作为平民,作为当局,都需要静思再三,都需要、也可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各方如能超脱狭隘,不急不躁,持之以恒,必能收水到渠成,皆大欢喜之果。

 

注释:

卞成林:1992,《港台与大陆的用语分歧》,《语文建设通讯》38期,香港。

曹逢甫:1995,《台湾的国语教育》,《语文建设通讯》50期,香港。日本歧阜。

潘礼美:1995,《海峡两岸审音比较》,《语文建设通讯》47期,香港。

史有为:1992,《汉语文化语音学虚实谈》,《世界汉语教学》,92年4期,北京。

史有为:1993,《从日本看汉字和汉文》,《华文世界》68期,93.6;台北。

史有为:1993,《汉文建设和汉字建设》,《语文建设通讯》39期,香港。

史有为:1994,《汉语建设试议及其他》,《语文建设通讯》43期,香港。

汉语汉字篇(9)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像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6〕。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1.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3.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4.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像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讨论了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实物的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如果没有联系,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像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7〕。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美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语境

信息

说话者……………………受话者

接触

代码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最后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各布森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言语作为一种听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时间为建构力量的。文字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空间为建构力量的。当我们把口语的词或句子用文字书写下来的时候,符号系统的转换伴随着功能的转换——文字要对空间作出承诺。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者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强烈的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德里达也指出,东方社会一直把语法学视为书面语言的科学。书面语言以视觉和读得懂的方式传达信息,它不是口语的替代品。研究书面语言的术语、条件和前提都与口语不同。

事实说明,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魁《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刘大魁《论文偶记》)。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像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像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音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8〕又说“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9〕还说:“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0〕

当代西方哲学从人类文明的多元性批判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在拼音文字基础上建立的“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批判了现代语言学从西方传统文化承继下来的漠视和排斥书写文字的强大传统。“语音中心论”认为说出的话或语音与思想之间具有直接的内在联系,语音能够透明地呈现思想和内心经验,因而较之文字更接近自然和真实。而事实上对各种非拼音文字的研究表明,文字并不是语言的表达,不是为了表现语言而产生,它自身具有独立的起源。它的起源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语音中心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种族中心论、西方文化中心论。当然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而与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不必经过语音的媒介而直接与概念沟通的文字代表就是汉字。索绪尔认为,像汉字这样典型的表意文字,具有一种远甚于表音文字的强烈倾向——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因为对汉族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文字不是口语的记录者,而是第二语言。因此汉族人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谈话人就会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但索绪尔还是将表意文字排除在他的语音优先论之外,显示出他的种族中心偏见。事实上,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在汉字文化中“可以找到逻各斯中心论以外发展着的强大文明的证据。这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驳斥”〔11〕。许国璋对汉语书面形式的性质、功能、价值、意义的论述,对长期以来以其主流追随西方“语音中心论”的中国现代语言学,是一种深刻的警省。

 

注释

〔1〕〔2〕〔3〕〔4〕〔5〕〔8〕〔9〕〔10〕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75、72、1、75、75、74、75、13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汉语汉字篇(10)

汉字是古代(隋、唐时代)从我国流传到日本的,假名也是日本人引入了汉字后潜心研究出来的,但汉字传入日本之后经历了数次文字改革,因此汉语汉字的意思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有的意思完全相同,也有的完全不同,而有的或是日语h字意义广,或是汉语汉字意义广,而有的是需将前后一掉个则能得到相同意义。日本作家安藤彦太郎在他的「中国Zと近代日本中,就提醒汉语学习者们不要犯「文字主x,同样我们在阅读日语文章时,也不能犯“文字主义”,不然在欧美人不可能出的笑话,在中国人身上就极有可能发生。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经过不断的探索,对此积累了一些经验。现将分四部分分别论述一下日语h字与汉语汉字,当然重点在于后三部分的区别。

一、意义完全相同的汉语汉字和日语h字

虽然汉字到日本之后经过数次演变,但仍与汉字保持相同含义的h字还是居大多数,如:机械/C械、自动/自印⒁辜/夜g、工场/工觥⑴牌/排荨⒖掌/空荨⒛康/目的、道路/道路、作文/作文、会话/会、练习/、生命/生命,等等不胜枚举。正是因为如此,许多学习日语的学生才引出了望文生义的笑话和不良习惯。

二、字相同而意义完全不同

例如:日语的「油断这个词,我们一看见它会觉得不可思议,油怎么会断呢,其实它是“马虎、大意”的意思;「喧W这个词它本来就是汉语的“喧哗”这两个字,可意思上却超出了汉语“喧哗”的程度,日语意思是“吵架” ;「真这个词,也不是我们所猜测的“真的剑”,而是“认真、一丝不苟”;「怪我这个词,也不是咱们想象的责任都在自己的意思,而是“负伤”;「|这个词,也没有汉语的“质问”那么强烈,译过来是“提问”之意;而「被害在日语中则是“损失”的意思;「世也不是“人世间的笑话”之意,而是“照顾”的意思;「迷惑也不是“迷惑”之意,而是“麻烦、为难”的意思;「高P这个词,「士荬蚋Pする翻译过来是“鼓舞士气”;「菸丁拐飧龃剩国语字典的解释是“有……倾向”,「rはWれ菸钉馈狗译过来是“表有点慢”,而丝毫没有“气味”的意思,「当面这个词翻译过来有两种含义,其一是“眼下、目前”的意思,例如「当面のことから片付ける翻译过来是“先从眼前的事情着手”,其二是“面临”的意思,例如「困yな}に当面している翻译过来是“正面临着难题”;「手这个词也不是“手纸”之意,而是“信件,书信”的意思;「丈夫这个词不是“丈夫”的意思,而是“结实”的意思,等等,还有很多很多,这里不一一例举, 如果一味地单凭汉语意义来推测的话岂不是滑稽之极。

三、字同,而日语和汉语的部分意思吻合,或是日语h字意义广,或是汉语汉字意义广

例如「反这个词,国语字典的解释是「立vSにあること、逆らうこと,即“反对、相反”两层意思,而新华字典的解释则只有“反对”一个意思,「道の反取狗译过来是“道路的对面”;「保持这个词,「婴からちょっと保持して下さい翻译过来是“不稳,请扶着点”这就是说,日语的「保持仍然有两层意思,即「保持、持续拿着;例如「o理这个日语单词在国语字典上有四种解释,其一是“无理、不讲道理” 「o理なおい翻译过来是“无理要求”,其二是“不合适,勉强” 「その仕事は私にはo理だ翻译过来是“那个工作我做不了”,其三是“硬干、强干、过度、过分”,其四是“强迫、强逼” 「o理に行かせる翻译过来是“强迫着去”,从这四个意义中看出, 只有第一个意义与汉语意义相同, 其余三个意义都是汉语里所没有的;再比如「保守这个日语单词,在字典上有两种解释, 其一是“保守” 「保守主x这个意思与汉语意思是吻合的,而第二个意思是 “维修”,如「C械を保守する “维修设备”,而在汉语里则是没这个意思的。诸如此类的日语词语还有「Y日语解释有“结构”“可以、行”“够了、不用了” 三个含义,而汉语解释则只有第一种;「心得日语解释有“心得、经验”“规则、须知”“、暂代”“精神准备、思想准备” 四个含意,而汉语解释则只有第一种,等等。

四、字相同而需把日语h字的先后顺序掉过来理解

例如「定常这个日语单词,「定常なやり方でI理する,这句话翻译成汉语时要先将「定常理解为“常定”,然后再更改一下措词则翻译为“按常规方法来处理”;「S容这个日语单词,「S容欷虺えた翻译过来是“超出了容许的范围”;「段A这个日语单词,「新しい段Aに高めた,翻译过来是“提高到了新阶段”;「情帷拐飧鋈沼锏ゴ剩「仕事に情幛蛉激浃埂梗翻译过来是“对工作充满热情”;「展_这个日语单词,「\婴展_された,翻译过来是 “运动开展了”;「利得这个日语单词,「利得に走る,这句话翻译成汉语时要先将「利得理解为“得利”,然后再更改下措词则翻译为“重于赢利”;「呼称这个日语单词,「この合成Sにはビニロンという呼称が使われる翻译过来是“这种合成纤维有维尼龙称号”;「\命这个日语单词,「\命を共にする翻译过来是“风雨同舟,共命运”;「平和这个日语单词,「原子力を平和事Iに使う翻译过来是“将原子能用于和平事业”;「限界这个日语单词也是,翻译过来是“界限、限度”,等等。

以上是笔者对相同的日本Zh字和中国汉字含义的区别所做的几点论述。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丰富的民俗内涵,在学习日语的过程中,首先要学会按照日语的语言习惯进行思维,我也诚恳地希望广大日语学习者在充分利用汉语与日语的渊源关系的同时, 也要注意那些貌似神离的词汇。汉字始于中国,一方面给我们中国人的日语学习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方便条件,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考虑也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日语的学习者们要辨明其异同,准确区分两国语言的汉字的意思。

参考文献:

[1]m地,幸一.常用国Z辞点[M].小学^(株)k行,昭和,58,4.

[2]高岛俊南.汉字和日本人[M].选自文春新书,2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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