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困惑与迷思
人类历史是无数伟大文化的剪影，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瑰丽与斑斓中迤逦，一个个疑问会久久在耳边萦绕：为何拥有先进技术的古代中国没有孕育出工业革命?为何周礼中的“泉府”没有演进成现代金融体系?徘徊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字里行间，我们甚至不能寻找到答案的缥缈踪迹。
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到“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的信实，但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他们买东西的人要带自己的秤”。孟德斯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封建权力，文化和礼仪只约束普通人，对权贵却毫无约束，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道德精神与国民行为恰恰相悖。韦伯认为文化是社会追求的体现，16世纪席卷欧洲的新教(Protestantism)继承了文艺复兴的灵魂，“以身许主”的新教理念造就了辉煌的资本主义文化与经济。相反，中国古代社会是“依靠政治权力积累经济财富，城市贵族既没有封建印记也没有资本主义特征，而是靠政治投机，全靠升官(才可以)发财”，韦伯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儒教与道教基本持否定态度，儒教和道教“缺少个性和独立司法，国家层面缺乏流动资本竞争”，因而不可能孕育市场经济。2006年兰德斯在《经济学展望》(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重要位置再次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质疑：尽管古代中国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尽管古代中国应用技术始终自我复制，但这种文化缺乏积累与升华，古代中国交易关系依赖个人信任、缺乏法律保护。兰德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社会忠诚、社会信任，社会进步几乎完全依靠个人努力，更可悲的是煌煌华夏文化仍主宰当代中国文化，最终他得出结论“睡狮渐醒?绝不可能”。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今天都是从历史中走来，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先贤们不止一次试图走出困惑，摆脱传统文化的悲观宿命。国民教育是屡被提及的自强救国途径之一，早在1902年中国高等教育的雏形“壬寅一癸卯学制”就提出高等教育要以“端正取向、造就通才为宗旨”。或许是出于学习西方科技的急功近利，又或许缘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读，中华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官方宗旨却放弃了上述原则，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使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梅贻琦先生清醒地认识到了其中的弊病，他提出“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窄，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梅贻琦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概念，却洞悉了通识教育的本质。
一般而言，中国高等学府中的通识教育应当根植于饱受西方学者批评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冲破这个亘古迷思?以经济理性为根基的现代金融与“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的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切点解吗?
二、通识教育释义与国学殇逝
1．通识教育起源与内涵
“通识教育”起源于古罗马和中世纪大学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博雅教育以“七艺”为主要教学内容，即语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古罗马和中世纪大学是现代大学的起源，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现代大学都秉承了其研究独立、言论自由的传统。英国剑桥、牛津两所大学是当时的典范，牛津、剑桥设立之初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自由、公平、沉着、稳健和智能”的绅士。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后，剑桥、牛津等象牙塔出现了人文与自然科学并立的学术格局。大学不但为新兴资产阶级培养了专业技术人才，更主要的是缔造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文化根基。人们经常以“绅士”代指英国人，实质是一种敬业、自由、开放的国民精神，正是这种文化使英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翘楚。
随着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重心，20世纪上半叶“通识教育”开始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府盛行，并由此衍生出芝加哥模式、哈佛模式、哥伦比亚模式等表现形式。透过纷繁的学分、学制等概念，美国通识教育的重点仍然是培育美国政治制度文化根基。“通识教育”是本科教育或者至少是初期本科教育的主要内容，通识教育课程并非逸兴所致的随意挥洒，“核心课程”要经过专门的委员会审定，教学内容、精泛读文献由全校最著名的教授确定。教学安排上课程内容也十分密集，以芝加哥大学人文学为例，它要求学生在六七门课程中任选一门，但无论选择那一门都必须连续3个星期阅读柏拉图、莎士比亚、福楼拜、卡夫卡、康德拉等人的原著。通识教育教学方式非常灵活，注重学生团队合作精神。20世纪90年代芝加哥大学曾开设过一门名为“财富、权力与美德”的通识教育课程，由本科学院院长主讲，20多名博士做助教，助教与主讲院长每周沟通讲授内容，每个助教带两个班，每班20人，每周两次各80分钟的授课，考核方式为学生每两周交一次作业。
2．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探珠撷英，我们不禁惊讶于其瑰丽与华美：深邃而浩繁的诸子百家，壮阔而隽永的唐诗宋词，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朱程理学等等。在岁岁如斯、代代如是的环境下，与其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得以流传的先贤思想，毋宁说是维系民族认同的象征体系。古代中国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农耕文明，早在盛唐时代每个农业劳动力的原粮产量便达到4524斤，这一数字足以令当时的欧洲瞠目结舌。任何现代文化都是历史的投影，传统文化不是现代的点缀，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民族血脉。正如人不能离开社会，社会同样离不开传统文化，背叛自身传统文化的社会将注定消亡。
从文化发展视角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兼收并蓄的综合文化。炎帝神农氏战胜东夷太昊伏羲氏的典故之源就是夏商文化冲突，公元前16世纪商文化容纳了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最终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先秦文化涤荡中的佼佼者，此后数千年孔子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孔子所谓的“罕言利”是斥责权贵聚敛，实际则提倡义利并重，主张“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儒家文化精神的本质更应该是“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临终前告诉子贡：“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孔子对古文化的眷恋、对儒家学说被异化的担心在临终慨叹中一览无余。果然，孔子及儒家思想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被统治者伪装成了“利而巧”、“君子耻言利”，与其说这是后世儒生的误读，毋宁说这是统治者的有意安排。
数千年封建长夜中儒家精神也曾闪耀一时，宋代书院对以儒学进士进行了激烈批判。以四大书院(岳麓、白鹿洞、嵩阳、应天)为代表，儒学的真正继承者认为教育的关键是使弟子形成一贯的道德情操，书院教育不是弟子致仕捷径。诚如朱熹所言“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而其所以教之具，则皆因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正是摒弃了仕进思想，书院文化才培养了大批宋、明、清各代名流(如王守仁、顾宪成、魏源)，以书院文化自标的东林党人甚至发出“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呐喊。与中世纪的西方大学相比，书院教育与大学“通识教育”殊途同归，教育中所积淀的文化传承才是今天高等教育最弥足珍贵的大学精神。
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锁的大门，西方思潮随之而来。尽管封建官僚将西方科技排斥为“奇淫技巧”，但也不得不惊叹科技手段带来的便捷。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到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到胡适的《独立评论》，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把中国落后原因的矛头指向了被统治者异化的传统文化。然而新文化运动中新与旧、中与西并非形同冰炭，胡适在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中提到“我确信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儒学的道德伦理从理性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归到原来的地位，也就是恢复它在历史背景中的地位”；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也曾提到“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学，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于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其教忠、教孝、教从倘系施者自动行为，在今世虽非善制，亦非恶行”。
当代学者在解读新文化运动时却提出了“全盘否定论”，认为传统文化阻挡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应该全部摒弃，美籍学者林毓生是这种思潮的代表。1949年后我国大学学科建设体系模仿前苏联模式。前苏联大学体制的特征是以专业划分高等教育结构，试图培养某一学科领域的“高级人才”。虽然这种集中化的大学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却摒弃了通识教育原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一批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由此诞生，同时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一批名校被肢解。1952年中国大学院系调整对“通识教育”的打击是致命的，人文学科因为“资本主义性质”被全盘否定，社会学、政治学甚至被取消了专业设置，与实用技术无关的国学则被摒弃出大学之门。1952年院系调整固然培养了大批工科、医科、师范类学生，但对人文学科、大学教育乃至民族文化的打击无疑是灾难性的，香港学者甘阳先生将之称为“大学的终结”。大学“通识教育”的本质在于孕育学生人文素养和科技创新能力，现代大学教育不同于技工学校，技能训练模式下学生可以很容易被训练成“匠人”却很难成为“大师”。
三、金融学发展与当代中国金融学“通识教育”
1．金融学的概念及其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2001)指出“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都摆脱不了本民族的文化根基。就金融学科来说，东西方的金融学科，也同样是分别根植于东西方文化平台之上。当然，金融理论的基本原理是导源于市场经济的本质，并从而有其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普遍意义，但共同规律在不同文化平台上的显示，却决非必然雷同”。按照黄达教授的界定，广义金融学研究范围包括“与物价紧密联系的货币流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短期拆解资金市场、资本市场、保险系统以及国际金融等领域”。
现代金融产业发展早已超越了金融中介模式，获得了主宰世界经济的魔力，1929年美国股灾、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美联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都充分显示了金融对世界经济的话语权。随着金融产业的发展，相关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MM定理、VaR理论等一系列新概念几乎重构了现代金融学。总体上国外著名大学金融学教学存在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经济学院模式”和“商学院模式”。“经济学院模式”的核心课程是“货币经济学”和“货币金融学”，货币经济学侧重研究货币运行、金融产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重点是构建学科基础理论：货币金融学侧重微观层面，如风险敞口计算、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等。20世纪70年代之前“经济学院模式”是主流趋势，侧重基础理论发展，对金融业务的研究不充分。现阶段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经济学院模式”被纳入宏观经济学研究框架，在任何一部国外流行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货币经济学相关理论，代表刊物是《货币、信用与银行杂志》(Journal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20世纪70年代后“商学院模式”逐步兴起，该模式以公司财务和资本市场理论作为基本组成部分，独特之处是以金融工程、计量经济学、现代统计方法作为技术手段，对相关问题进行定量判断。“商学院模式”重视处理实际问题，对金融业务、机构管理的研究高度依靠计量模型，代表刊物是《金融杂志》(Journal of Finance)。尽管两种模式已经并存了近30年，但“商学院模式”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操作技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是主流发展方向。
2．当代金融的文化印记
中国当代金融学高等教育分为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层次，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本科培养目标是“具备坚实的金融学基础、较强数学功底、计算机及外语应用能力的应用型、实践型人才”，硕士培养目标是“有深厚金融学理论基础，掌握应用技能，具备很强的解决金融实际问题能力的高级金融人才”，要求博士具备“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独立从事金融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能力，能主持较大型科研项目和探索重要金融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从上述三个阶段的培养目标来看，金融学本科、硕士教育主要是培养实践型人才，而博士教育主要是培养理论创新人才。通识教育对金融学高等教育异常重要，是因为社会行为理念决定了居民的金融行为，如果单纯移植西方金融理论，无论采用“经济学院模式”还是“商学院模式”都会使金融学高等教育脱离中国本土文化土壤。
在“经济学院模式”中M2/GDP是衡量一国经济货币化水平的关键指标，20世纪90年代中国M2/GDP突破100％，按照“经济学院模式”这一指标快速增长可能会扭曲金融结构。如果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问题
就不难理解了。西方人常惊讶于中国的高货币化水平，但“成由勤俭败由奢”的传统理念却很容易解释上述问题。“商学院模式”所倡导的公司金融根植于西方“信托责任”(Fiduciary Duties)，16世纪所有者无法控制航行于浩瀚海洋的探险舰船，信托责任便由此诞生(Young，2002)。随着英国皇室不再从事商业行为，普通法系逐渐成为公司金融的根基。在新教加尔文教派影响下，新大陆移民把新教伦理溶入“信托责任”，加之美国继承了普通法制度，“信托责任”获得了滋生土壤。非精英制度是普通法系的灵魂，在多数情况下陪审团成员都不从事法律工作，这种非职业化的法律制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简直匪夷所思。中国最初的公司源于清末洋务运动的“官督民办”，复兴于20世纪80年代初，资本市场在建立之初便与“信托责任”有着完全不同的制度内涵。虽然不能把中国资本市场全部问题归结于此，但银广夏、蓝田股份等一系列问题必定与缺乏“信托责任”有关。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无一例外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单纯移植西方公司金融理论，忽略中国文化传统，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金融实务都不可能有突破性进展。
3．当代金融“通识教育”思辨
如果说缺乏“通识教育”，理工科高等教育仍然能培养出技艺高超的“匠人”，那缺乏“通识教育”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则注定陷入“白马非马”的尴尬境地。西方金融学理论的哲学根基是经验主义。由经验主义衍生出个人主义，进而衍生出交易自由、经济自由、金融自由。一个明显的差别是中国金融根植于一个具有悠久集体主义历史的国度，居民对集体的信任要远强于对个人的信任。中国商业银行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时至今日中国本土商业银行都有着浓厚的国家背景，与其说居民信任银行股东能管理好存款，毋宁说居民信任国家行政能力。也正出于对国家能力的信任，中国金融业渐进式改革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西方金融理论则难以解释资本充足率曾经偏低的银行为何能一跃成为世界一流银行。
毋庸置疑，西方金融学和金融产业目前的发展水平仍远在中国之上，向西方学习对提升中国金融产业发展、提升当代中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意义也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代中国金融学高等教育开始系统引入西方金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相继翻译了一系列国外金融学经典原著，同时编写了诸多以西方金融理论为主体的金融学教材，提升了中国金融学教育水平，促进了金融学科发展。在引进西方金融理论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理论对受教育者潜移默化的文化侵蚀。中国高等教育生存于中国本土，无论在哪个层面，金融学高等教育都必须适应中国实际，这就要求我们对学生开展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的通识教育，以保证学生的中国文化印记。通识教育不仅能提高金融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在中西文明中找到结合点，进而成为黄达教授所言的“东西方文化平台上自由往返和‘漫游’的人才”。也只有通识教育才能奠定学生的中国式人文意识，在学习、实践、科研中探索，发展适合中国的金融改革道路。
如果将当代中国镶嵌在一个更加久远的历史背景中，通识教育对金融学、高等教育，乃至国家民族的意义就更加显而易见。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传统文化维持民族认同，失去自身文化的民族甚至很难延续。如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及其文化理念真正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主流思想，中国不仅会成为文化上的碎片，也将成为经济上的碎片。同时，中西文化、教育也存在可融合性、共通性，“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明教之心”，扬弃传统文化并吸纳西方理论的先进部分，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融贯中西的学术思想体系。
四、金融学科的新桃与旧符
1995年国家教委召开“文化教育试点会议”，高等学校开始把“通识教育”提上日程，自此各大学不同程度加强了人文教育。有观点认为，中国“通识教育”的改革途径有两条，一是大规模调整课程体系，模仿哈佛、芝加哥等名校建立本科学院，复旦大学的“复旦学院”即遵循这种路径，但成立本科学院涉及所有专业，不太可能断然在全国范围推行；另外一种方式是依靠现有师资力量，增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这也是多数高校的做法。金融学科“通识教育”既有与其他学科的共性，又有自身特殊性。
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必须与中小学教育衔接，如果没有中小学作基础，大学“通识教育”很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在我们现行的中小学教育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散落于语文、历史、思想、音体美教学，没有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不应该是常识性教育，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就应该对传统文化基本了解，一个民族直至大学才进行传统文化基础教育，这无疑值得反思。
在金融学专业中通识教育必须达到以下几个目的：第一，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完整了解，并形成以中国文化为底蕴、具备时代色彩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第二，培养学生文字能力，务使学生既能用浓墨重彩的语言描绘“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又能简捷勾勒出“枯藤，老树，昏鸦”；第三，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当前高校学生考核一直针对个人，“通识教育”应该重点培养学生团队精神，一个可能的途径是考试以团队形式进行，并以团队成绩替代个人成绩；第四，加深对经典著作的认识，目前国内大学的普遍做法是开设“××导论”、“××概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应该采取助教辅导下的原著阅读，授课重点应该是讨论而非讲授。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蓬勃发展。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汇率、利率变动频繁，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再加上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金融业务已经不能满足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客户融资的要求，从而推动着金融不断的创新和发展。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一系列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起源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80年代形成高潮，进入90年代如火如荼。
一、国外理论研究现状
为了从理论上阐述区域金融创新，西方经济学家陆续提出不少不同的见解，由此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形成了色彩缤纷的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流派。
在20世纪60年代-90年代,欧美国家有大量的学者研究了区域金融问题,根据sheila c.dow、carlos j.rodriguez-fuentes(1997)的研究,西方关于区域金融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货币经济学展开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有: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货币主义模型和凯恩斯主义模型)、公开市场操作的区域影响、区域货币乘数、区域金融市场(区域利率差异、区域信贷市场),此外,一体化金融市场内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luigiguiso、paola sapienza和luigizingales(2002)、jayaratne和strahan(1996)也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重要方面。
西尔柏（w.l.silber）从供给角度来探索金融创新。西尔柏研究金融创新是从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创新最积极这个表象开始的，由此归纳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西尔柏从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和工具创新分析框架中推出的金融创新理论对于从供给角度研究金融创新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
凯恩（e.j.kane）提出了“规避”的金融创新理论。所谓“规避”，就是指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实行回避。“规避创新”，则是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管理行为。它意味着，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
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niehans）提出的金融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这个命题报考两层含义：（1）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是否具有实际意义。（2）金融创新实质上是对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
威廉·l·斯尔帕(william.l.silber),美国著名的经济和金融学家,他在1983年5月发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一文,在文中他详细阐述了金融创新的原因,并用直线程序模型加以说明。斯尔帕认为：创新活动是经济推动力的产物，在金融部门中，不定期的观察结果表明大多数金融成果都源于经济刺激。金融创新是微观经济的框架，它是约束诱导、技术的进步和立法的结果。
二、国内理论研究现状
对中国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中国的金融学者们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张军洲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分析》（1995）中提出了区域金融的概念内涵：区域金融理论是以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发展空间结构变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在外延上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金融活动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他对区域金融概念的内涵要素进行了如下界定：一是空间差异要素。二是金融结构与发展水平要素。三是吸收与辐射功能差异要素。四是环境差异要素。这些要素的差异形成了区域金融概念的丰富内涵。
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类型出发，讨论了区域经济发展引起的资金流动的原因、途径、趋势、效果，以及资金流动引起的经济效果的实证分析；指出随着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资金流动管制有了很大的放松，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提出了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
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对体制转轨中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他们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他们认为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结构构成了区域金融研究的主题，也是区域经济学发展的核心。他们强调了中央、地方与企业三方的利益冲突，蕴涵了博弈论的思想。他们的研究较为全面。
刘仁武博士在《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2002）中通过区域金融结构和进入发展理论框架，运用实证的方法讨论了区域金融的均衡、区域金融调控、区域金融风险控制的问题。刘仁武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进行了创新，提出了金融结构健全和金融发展可持续的理论框架。
支大林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研究》(2002)中对区域金融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了理论界定，认为区域金融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提出区域金融成长的概念;指出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从质和量两方面对区域金融成长的规定性进行了分析和概括。
三、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研究的展望
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全球一体化的金融中心创造出连续24小时连续运转的金融市场。作为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血液循环作用的金融市场，其蓬勃发展的基础是金融创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金融创新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而区域金融创新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因此区域金融理论还将面临更多挑战，需要我们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shaw, e.,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oxford univ. press, 1973
[2]austin, the province ofjurisprudencedetermined, bei jing： china renmin univ. press, 2001
[3]杨星．金融创新．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
[4]徐进前．金融创新．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5]张军洲．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6]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3－0047－05
总体上看，2011年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金融问题的研究不如前两年火热。尽管有近300篇论文涉及到中国当代金融的研究，但真正有份量的成果较少。笔者从这些论文中筛选出50篇文章，从国有银行改革与发展、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货币政策、通货膨胀、金融市场、农村金融、其他研究等七个方面加以述评。
一、国有银行的发展与改革
对于国有银行发展与改革问题，学术界规范性研究较多，而实证性研究不足。众多论文讨论国有银行“应该”如何改革与发展，仅有少量文章讨论国有银行改革与发展走过的道路“是什么”，而且，其中还有不少属于宣传性的文章。 比如，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金融》 推出了一组纪念文章，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事业的光辉业绩。
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撰文论述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事业的历史经验与重大成就。他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金融事业留下了许多宝贵财富，比如：始终坚持为人民的利益来发行、管理货币；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始终坚持实践导向；始终将金融事业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把金融事业作为党实现目标的重要手段与保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逐步建成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 高度集中的单一国家银行体制， 尽管这种体制后来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金融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基本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 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运行体系、金融监管及风险防范体系。 [1]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定富撰文论述了中国保险业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早在建立初期就提倡保险事业。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建立新的保险业进行了积极探索。1979年国内保险业务再度复业后，迈进了新的历史时期，保险市场初步形成了以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为主体、 中外保险公司并存、多家保险公司竞争发展的新格局。在推进保险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保险业发展的道路。 [2]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论述了中国特色银行业监管的理论与实践， 认为中国特色银行业监管理论体系是银行监管一般规律和良好实践的中国化与理论升华，包含四个组成部分：一是清晰的银行业监管目标；二是科学的银行业监管理念；三是完善的审慎监管框架；四是强有力的持续监管。这四部分形成了一个不可割裂、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 [3]
今年也是中国银行成立一百周年。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1908年的大清银行，1912年改为中国银行并沿用至今，历经百年沧桑巨变， 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回顾了中国银行的百年历程，指出中国银行经历了辛亥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三次伟大革命，见证了中国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历史风云。中国银行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爱国爱民、诚信至上、改革创新、以人为本。 [4] 许斌通过介绍中国银行不同时期发行的股票，回眸了百年中行的历史。 [5]
除金融业主管官员论述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与改革外，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做了分析。刘迎霜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变革的视角，叙述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历程。指出，金融机构的改革主要是从单一的银行金融机构转向多元金融机构发展， 从完全国有行政主导金融的金融机构转向企业化、市场化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体系改革是从非常狭窄的资金市场发展到多层次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金融监管改革是从作为中央银行的人民银行的统一监管发展到“一行三会”分业监管。 [6] 刘文的观点已有众多学者提出过，该文尝试着做了一些综合。
何广延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框架， 分析了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 认为，在1949～1978年“大一统”金融体系下，基本上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1978～1998年，伴随金融制度体系的变革，由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逐步过渡， 形成了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又转向审慎金融监管制度。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过程呈现出强制性、渐进性、滞后性三个特征。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主体为政府，变迁形式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强制供给，这是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7]
国际金融教材提纲讨论会
1979年人行教育司教材处加大了财经类高校金融教材的同时，也加大了国际金融教材的建设工作。那时重点组织编写了两本试用统编教材，即《国际金融概论》和《外汇概论》。
在此，我集中回忆有关《国际金融概论》一书的编写情况。此书从1980年 冬，由人行教育司教材处处长谭秉文亲自主抓，从挑选高校编写人员到拟定编写大纲，从讨论大纲到分工撰写，从讨论初稿到最后审定出版，为时将近两年。此书于1982年12月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受到全国财经院校师生的欢迎，后多次再版，并被评为全国金融学科的优秀教材。此后，许多高等院校也各自编著了《国际金融》的相关教材，
最令人难忘的是，1980年12月，编写组在距上海财经学院较近的一个内部招待所，召开了有关教材提纲的五天讨论会。该书编写组的成员为：朱元（组长）、谢树森、沈锦昶、张景文、吴开祺、王海北、赵尚质、黄有土、曹世儒。当时这九位老师中，黄有土、赵尚质不到50岁，其他几位都50多岁，个别已过60岁。上海12月份的天气阴冷，除了上海财院的编写及讨论人员每天来招待所讨论外，其他人员都住在一个里外间的套间里。我记得里间住有曹世儒、黄有土、赵尚质和我；外间住的是谭秉文、张景文、王海北和吴开祺。每人有一个床头柜，房间里只有一张很小的书桌，讨论时在外间，因椅子不够，大多数人都坐在床上。
谭秉文起得最早，他在楼道做自编的体操30～40分钟，据说已坚持了十几年。他身体修长，虽然年近六旬，但精神很好，动作灵活，弯腰双掌能触地。他是老一代革命家谭平山的儿子，解放前毕业于上海财院，是学校的高材生，在大学时就翻译出版过西方经济学名著，后在银行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大区行合并，他与夫人一起调到北京。他分配在《中国金融》杂志当编辑，爱人分配到中国银行总行工作。50年代末，他与爱人兰好仁支援新疆建设，一去就是几十年，在新疆，他自学了维吾尔语，能读懂书籍和报纸。70年代后期，他们返回北京，他分到人行教育司，兰好仁又回到中国银行，这时，他把全部心血投入到财经院校教材基础建设工作。上海是他父亲上世纪20年代从事革命的地方，又是他大学学习的地方，所以他对上海、对上海财院充满了感情。有一年，我正在上海探亲。他与女儿竟然找到我在上海弄堂深处的家，令我十分吃惊。老谭退休后，身体一直很好，从不上医院。他还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不少西方名著，如《美国货币政策与金融制度》（与戴乾定合译）、《美国中央银行的宏观管理》等。大概在1996年冬，他发高烧转成了肺炎，医治无效不幸逝世。其实，他是最有资格回忆，在改革开放头十年，人行教育司如何组织财经类高等院校金融教材建设的。今天，我们绝不会忘记在他组织下，编写出了的十几本金融专业教材，他的辛勤工作对我国高校金融学科和教材的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
朱元当时是上海财院世界经济系系主任，编写组织中唯一的教授。他40年代中期在美国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到大学任教，他与老谭一起主持讨论。此书绪论由他执笔。他提出学习并熟练掌握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方法来研究分析国际金融领域发生的各种各样问题。
谢树森当时是上海财院世经系国际金融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他194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任教，曾担任系主任，当时刚30岁出头。他直率、好辩，思维活跃，善于言谈，往往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英文水平出众，钟爱国际金融教学。他一直主张把国际金融学与金融学并列为相同地位的学科，以便更好地培养国际金融的人才。为此，谢教授2002年上书教育部，并向吴启迪副部长当面谈了上述意见，并建议提高高校国际金融专业入学的英语分数的门槛。
上海财院的沈锦昶带着金丝边眼镜，清瘦，显得很斯文，他上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获硕士学位，进入上海中国银行工作。因肺病离职，后又应聘为圣约翰大学的教师，院系调整后并入上海财院，成为教授国际金融专业的骨干教师。他英文根底好，无论英翻中，还是中翻英都有较深的造诣。至今在我手边还保存着由谢树森、沈锦昶主译的美国林德特与金德尔伯格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打开封页就看到他们赠与我的签名。这本书近50万字，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经贸、金融领域一本重要的理论与实务参考书。
中央财经学院的张景文，上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派到上海中国银行总处，大区行合并调整，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从上海迁至北京，他也调到北京。1958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安排到东北工作。1976年落实政策回到北京。这时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回中行总行，另一个是去中财，因为当时中财刚刚恢复招生，急需教师，而他在中国银行工作多年，搞过外汇管理、外汇信贷，英文水平也高，他是金融学科不可多得的人才，在中财领导的盛邀下，他决定去中财，并组建金融系国际金融教研室并担任该教研室的主任。他对此书编写浸注了很大心血。他与虞关涛教授共同指导的人行研究生部学生张礼卿，如今早已是中财金融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国际金融学科学术带头人。
陕财的王海北副教授，身材矮胖，看上去年事已高，我印象中，他曾留学海外。他讨论时发言不多，主要承担国际金融机构的撰写。198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恢复了我国合法席位后，1983年，基金组织在陕财举办了一个有关基金组织的知识与业务培训班，据说，王海北承担了主要资料翻译工作，从中反映出他不仅英文功底深厚，而且具有扎实的西方经济金融学理论基础。
吉林财院的赵尚质，当时显得较为年轻，个子比较高，看上去精神而且挺拔。他日文很好，曾于日本商专毕业。那时有关国际金融的资料有很大部分由日文翻译过来，因此从信息来看，吉林财院一点也不落后。他是吉财世界经济系国际金融专业的创始人，编著了教材，带出不少优秀学生。
厦大的黄有土年龄与赵尚质相仿，福建人，身材较矮，是世经系国际金融教研室的负责人，在讨论时，他喜欢辩论，有时与谢老师争得面红耳赤。我是1979年参加社科院世界经济学会在厦门鼓浪屿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认识他的。此后，他也多次参加国际金融学会组织的活动。1992年他与学生朱孟楠编著了《国际金融新论》，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如今，朱孟楠教授已是厦大金融学院院长、博导。
辽财的曹世儒是个大胖子，有东北人的豪爽劲，开朗和蔼，他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人民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辽财从事世界经济的教学工作。他称得上是该校国际金融学科的创建人，80年代被评为副教授后又晋升教授，带出一批优秀的学生。他也多次参加国际金融学会的活动，我们都有机会相见。
天财的吴开祺中等身材，戴黑边眼镜，操苏北口音。他原是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职工，50年代后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离开银行，后在天财金融系国际金融专业任教。90年代退休后，仍笔耕不辍，立信会计出版社为他出版了《新编国际金融》、《现资学》、《现代国际结算》三本专著。当时，天财的国际金融专业力量很强，与吴开祺一样，有好几位教师都在天津中国银行工作过，他们是徐国勋、马作舟、苏宗祥、石岷、蒋辑等教授。现在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专业的实力仍然很强，有一批年轻新秀。副校长、博士生导师王爱俭教授就是天财培养的接班人，她的教学和科研方向也是国际金融。
在提纲讨论中，我们对国际金融这门教材是从国际收支讲起，还是从外汇与汇率讲起，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既然国际金融说的是国际间资本周转与流动，那么应该先谈外汇与汇率，也就是从微观说起。但有人认为，应该从宏观说起，因为国际收支能全面反应国际间资本流动的存量与流量，它是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商品、劳务、资金交易等形成的债权、债务的综合反映，而这些变化将对汇率乃至经济金融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如何表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性质作用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对该组织维护国际货币体系正常运转，促进世界商品、劳务、资本流动的作用以及缓解国际货币体系危机仍给予了充分肯定。谭秉文和我还强调，在国际资本流动这一章，要把利用外资的内容放进去。大家十分赞同，决定用一节专门谈此问题，即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可能性、理论与实践、指导原则、渠道方式、注意问题。最后，在充分讨论了各章节应撰写大纲后，由老谭和朱元确定各章节的执笔人选。以上所涉及此书编写的人和事，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这次讨论会情景还历历在目，提到的人绝大多数是我的学长和朋友。如今，我国高校国际金融专业正在蓬勃前进，已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人才；所提及的老师大多都已故去，但是新一代的教师和学者正在不断崛起，他们以崭新的、与时俱进的学识必将把我国的国际金融学科建设推向更新、更高的水平。
国际金融教学大纲审定会
1987年，国家教委高教司通过组织中外教授讨论，确定高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共11门，它们是：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数学基础、会计学、统计学性、货币银行学、财政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发展经济学、计算机应用基础。并先着手组织编写和审定“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大纲”。
在国家教委启动组织编写和审定高校财经类专业11门核心课程教学大纲后，人行教育司于1991年12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高校金融类专业“国际金融教学大纲审定会”。会议由上海财经大学金融系主任王学青教授牵头组织承办。这是一次全国国际金融教学、研究和实务工作者的大聚会。人行教育司副司长孙荣欣出席会议，会议由教材处处长赵蒂英负责。
当时人行教育司将国际金融专业确定为八门主课程，这八门课程是：国际金融概论、外汇管理概论、金融市场概论、外国银行业务与经营、国际信贷、外汇会计、国际结算、外汇英语选读。我手中还保留这次会议的代表名册，名册不仅列入参加人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还列出参加哪一门教学大纲的讨论。此名单帮助我回忆这次在国际金融教材和学科建设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会议。
参加《国际金融概论》讨论的有华东师大的陈彪如、黄银柱教授，辽宁大学的刘亚副教授（五道口博士），河北大学的康书生讲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周祥生研究员，中国银行研究所吴念鲁研究员、陶礼明助研。由于陈彪如所著的《国际金融概论》出版不久，获得好评，但该教材定性为高校文科教材，适合综合性大学使用，于是大家建议，由我和周祥生牵头，由中行研究所和上海分行研究所以及辽宁财大的刘亚参加编写国际金融概论新教材。在确定主编和编写人员后，由我、周祥生、刘亚、陶礼明就教材的框架也即各章的顺序作了较深入的讨论。我们一致认为，目前出版的国际金融教材已不少，但都是从国际收支谈起，即从宏观抽象谈起，而人们实际接触的是外汇、汇率，而对国际收支比较陌生。我们一定要把这本金融类的统编教材编好，写出特色来。我们确定绪言由刘亚撰写。他深入浅出的阐述了本教材为什么先从外汇、汇率谈起，以及国际金融核心内容的特点。接下来是外汇、汇率、国际货币制度、外汇管理、国际储备、国际收支、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资本流动、国际结算与支付、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的发展变化及前景。我执笔写了5章，在规定的半年完成了初稿工作，但其他撰稿人迟迟未交稿，而这时，我被派驻卢森堡中国银行分行工作。我把未了事项交给陶礼明，由于人行教育司和西南财大出版社催稿，即交付出版社。
1993年底，我才看到已出版的教材，全书都未看见刘亚所写的绪言，因为作为开篇的绪言就强调本书不同于其他教材，我还发现细微之处错误很多。后责问出版社时，责编答复为绪言与第一章内容有重复，他们就撤下了。对此事我很不满意。总之我们按时完成了人行教育司组织的高校金融类《国际金融学概论》教材的写作，此书共印12000册。该书的结构顺序、内容观点体现了国际金融的理论性、实务性和创新性。但我作为统编教材的主编是有责任的，虽然我在海外忙碌，但是没有盯紧此书出版的关键环节，此事一直深感遗憾。
参与《外汇管理概论》讨论的有人大王传伦教授、他的学生王军博士生，东北财大刘善讲师。人行教育司邀请了对外经贸大学刘舒年教授和天津财大马作舟教授，但他们都未到会。刘舒年教授曾牵头参与1983年人行教育司组织编写的高等财经学院试用教材《外汇概论》一书。马作舟教授按照人行“七五”金融科研规划（院校部分），承担了《现代外汇学》的科研项目，他与王令芬博士于1989年10月以《现代外汇学》作为高等财院教材，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由于他们没有到会，此教材的讨论没有深入展开。
在此，我要特别强调，人大财政金融学院的王传伦教授对国际金融学科建设作出的特殊贡献。王传伦教授是学贯中西、横跨财政金融两大学科的学术泰斗。在戴相龙、黄达主编的《中华金融辞库》中，他担任国际金融卷的分主编。他用了二万多字的篇幅写下了“国际金融”这个分卷词条。我认为，这是我国学界迄今为止，全面阐述解析“国际金融”最清晰的词条。他从国际金融发展历史和所涵盖的基本内容，以及理论的演变发展进行阐述。不仅十分到位，而且具有理论高度，阐述清晰透彻，每一个观点都经得起推敲，从字里行间也都看出他做学问的严谨态度。他所撰写词条的观点和具体内容，见后面第四部分。我十分赞同他对国际金融所涵盖的内容以及内容顺序的排列，这一思想也贯穿在我主编的《国际金融学概论》教材中。
每当在国际金融领域发生重大事件时，或对某些问题有所困惑不解时，我也随时查阅《中华金融辞库》，阅读王传伦教授主编的国际金融卷的相关词条予以解惑。王老师也是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的常务理事，他曾帮助我的第一本书《欧洲美元与欧洲货币市场》一书修改、出版。我与王传伦教授有着30多年的深厚忘年之交。
《金融市场概论》由上海财经大学世经系朱元教授、沈锦昶教授牵头，参与的还有该系霍文文副教授，厦门大学财金系赵磊讲师也参加该组讨论。
《外国银行业务与经营》有复旦大学世经系陈观烈教授，陈伟恕副教授，厦门大学财金系黄宝奎教授，辽宁大学郝国胜副教授，上海财大金融系许谨良副教授，戴国强讲师，刘波讲师，中南财大刘慧好讲师，武汉大学叶永刚讲师与会。该书由黄宝奎教授主编，复旦著名教授陈观烈执笔写了第一章“银行在西方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该书题目改为《西方银行业务与经营》，是八门课程中编写力量最强的一组。该书于1995年7月由西南财大出版社出版。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我几乎每年去一次上海，参加上海国际金融学会的活动，开展人民币汇价改革的调查，为《国际金融研究》杂志组稿。在上海期间，我通过上海中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周祥生研究员在上海中行招待所座谈。邀请了华东师大陈彪如教授、复旦大学的陈观烈教授、马之L教授，上海财大的谢树森教授、沈锦昶教授，上海银校的姚念慈教授等人。这样的活动举办过多次，他们对编写国际金融学科教材认真负责的态度，为办好《国际金融研究》所提出的宝贵意见，使我受益非浅终身难忘。
《国际信贷》有北京财贸学院萧朝庆教授，对外经贸大学费修梅副教授，人民大学财金系李春副教授与会。此书确定在1986年刘舒年主编、吴永福副主编《国际信贷》教材的基础上增补修订，最后由刘舒年主编，萧朝庆、李春为副主编。该书在1993年5月由西南财大出版社出版。此教材后经多次修改。2009年3月，在一次会议上，我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萧朝庆教授，他赠给我由刘舒年与他主编的《国际信贷》第四版，该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在扉页上萧老师写道，“请吴念鲁教授指正，1991.12.5，上海教材会议的成果延续至今。萧朝庆赠，2009.1.16。”萧老师为人谦厚，我退休后参加过一段北京国际金融学会组织的活动，还见到过萧老师和刘舒年教授。刘舒年长期在对外经贸大从事国际金融教学科研的工作，还编著了《国际金融》、《国际融资与外汇》等教材。
《外汇会计》参与讨论的有天津财院金融系石珉副教授，西南财大会计系的吴艳鹏副教授，曾晓玲讲师，广州金融专科学校外汇保险系郑师有副教授。还有几位实务工作者，他们是广东发展银行高级会计师陈懋嵩，他原是广州中行会计专家，为支援而去了广发行，辽宁省建设银行财会处的杜宇。此教材后由石珉牵头。石珉原在天津中行外汇会计工作，由他主编的教材受到学生们的广泛好评。这次会议中国银行总行教育部教材处处长朱一鸣也到会，在这次会上她约请石珉为中国银行职工编写了《外汇会计实务》一书。
《国际结算》参加会议的有天津财经学院金融系的苏宗祥副教授，乔捷讲师，上海财大世经系的徐秀琼副教授，陆美琦讲师，西南财大国经系吴富林讲师。此教材确定由苏宗祥主编，他原是在天津中国银行从事多年国际结算工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作为主编是最合适的人选。同样朱一鸣也约请他为中国银行在职干部编写《国际结算》一书，作为干部培训教材。
相比之下,反倒是晚清洋务运动者,不沉浸于“阴谋论”的智力鸦片之中,而是从正面理清现代金融之威力,挖掘中西大分流中之金融奥秘。在当时知识和信息那么局限的情况下,连晚清的智者都知道,“强国梦”不是靠陶醉于“阴谋论”就能实现的,而是必须学几招、几万招,才有可能。19世纪末期,薛福成在《论公司不举之病》中指出,东西方之所以出现大分流,西方近代强大,在于他们有汇集大量资本、“集中力量办大事”、分散创业风险的金融方式,亦即公司与其可以广泛交易流通的股票。
从《价值起源》中我们会进一步看到,对东西方历史大分流做出过贡献的,除了薛福成强调的公司证券――股票,还有许多其他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当然,对这一结论,一些同仁或许有异议,因为正如本书作者之一威廉・N・戈兹曼介绍的那样,中国于宋朝发明纸币,也属世界上最早,而纸币是所有金融证券中最简单也最重要、最基础性的证券,因此,中国当初在金融创新上走在世界前面。那么,为什么后来中国会因为金融创新上与西方的分流,进而导致在其他经济与非经济领域的东西方大分流呢?宋朝之后,中国的金融创新基本停顿了,而那时的西方正处于中世纪的中期,他们在比纸币更为丰富的证券创新上变得特别活跃,先是于十三四世纪在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邦推出现代债券、基金,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金融创新大分流,并引发、激励出各种经济与社会制度的相配变革创新。
从现代金融于19世纪60年代进入中国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这期间,中国和世界都经历过数次金融危机冲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股灾与各类金融风暴、美国每十年左右的金融危机等。可到最后,不仅没有哪一次危机卡断人类社会跟金融的关系,反而每次都提升美国、中国以及其他社会对现代金融的依赖度,并进一步把各国间的经济竞争转变成制度竞争,制度竞争又最终以各国的金融发达度来具体体现。2007年-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百年不遇,冲击力的确不小,但最终不仅不会毁灭金融,反而会深化人类社会对金融的依赖。
金融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金融创新自远古就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并将继续带动其未来进程?《价值起源》两位编著者――威廉・N・戈兹曼和K・哥特・罗文霍斯特――选择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熟悉的金融品种作为金融创新案例,包括货币、纸币、债券、股票、基金、期货、期权等等,以此对金融的一般性道理进行展开。虽然我们对这些证券已经习以为常,但是,金融创新的背后隐含着什么样的人类历史、社会变迁的道理?在成千上万次的人类金融创新尝试中,为什么偏偏这些创新能够生存发展下来,而其他的却渐渐消失?仔细了解每种金融证券发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经济背景,将加深我们的整体知识,而且也为中国金融市场的下一波、下几波的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实际上,如果缺少现代金融视角,人们会难以看清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研究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文献逐渐多了起来。具体看来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的研究：一是对非正式金融的研究，例如姜旭朝（1996）、温铁军（2001）等；二是具体对农村信用社的研究，如谢平（2001）、何广文（2001）等；三是对农村金融制度的整体研究，如张杰（2003）、王曙光（2006）等等。本文则是在对金融中介理论演进过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对中国农村金融中介尤其是银行类金融中介进行功能定位，从而提高农村金融的效率，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金融中介理论的演进及金融中介的一般功能定位
金融中介理论的主要问题就是要解释“金融中介机构为什么存在、发展，它具有怎样的功能”，有关文献相当繁杂，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点就是把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作为分析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依据此分界点，John Chant（1989）将金融中介理论分为“新论”与“旧论”，“旧论”认为金融中介只提供资产转型服务，是被动的资产组合管理者，而“新论”是着眼于探究金融中介为什么存在的理论，核心是引进了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本文将在参照“新旧论”划分的基础上，根据金融中介理论的演进顺序来展开论述。
1.古典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的信用媒介、信用创造功能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关于银行信用本质和作用的理论包括信用媒介论和信用创造论两个对立理论。 信用媒介论认为银行的功能在为信用的提供作媒介，银行通过信用的媒介，能转移和再分配社会现实的资本，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李嘉图、约翰?穆勒等。而信用创造论认为银行的功能在为社会创造信用，银行通过信用的创造能为社会创造出新的资本，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翰?劳、麦克鲁德、熊彼特等。无论是信用媒介功能还是信用创造功能，实际上只是说明了银行的部分职能。
2.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无金融中介现象
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理论(Arrow-Debreu Model，简称A-D模型)假定厂商与家庭可以无限制进入完全的金融市场，即没有交易成本和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金融市场完全可以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达到帕累托最优，因而不需要金融中介机构。这一理论是基于对现实世界高度抽象的理想模型，但大量的实际运作却偏离了这一理想化假设。从这个意义上，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兴起可以视作是对A－D一般均衡模型的突破，以后的研究者正是在对上述假设进行修正的情况下，从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等角度研究金融中介存在的原因。
3.20世纪初至60年代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的资产转换功能
20世纪前期，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进展不大，最有意义的是Fisher(1930)的内部信贷市场观点，理论界普遍认为这一贡献开启了金融中介重要性的理论闸门。后来，Fisher的观点得到了Gurley＆Shaw（1956）的进一步深化，他们在《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and the Saving-investment Process》一文中论述了金融中介的资产转换功能。认为金融中介的基本功能是通过发行间接证券，在储蓄者和借款者之间进行资产转换。由于该理论不仅揭示了金融中介具有基本的资产转换功能，而且还进一步分析了银行与非银行金融中介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对后来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而他们也被当作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先驱。
4.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现代金融中介理论
随着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应用于金融中介的研究中，对金融中介提供的各种服务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形成了基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及金融中介的“功能观”的种种金融中介理论，下面逐一进行论述。
(1)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的规模经济效应
Gurley＆Shaw和Tobin在阐释金融中介的资产转换功能的同时，为降低交易成本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Gurley＆Shaw(1960) 在其著作《Money in a theory of finance》中提到金融中介机构可以节约交易成本。Tobin（1963）在《Commercial Banks as Creators of Money》一文中也从金融中介发挥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对金融中介的功能做了进一步阐述。其后继者G.J.Benston＆C.W.Smith（1976），Merton(1989)， Chant(1989)， Freixas＆Rochet(1997)，Allen＆Santomero(1998)等也进行了探讨。
(2)基于信息不对称、信息成本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的信息处理及监控功能
运用信息不对称来解释金融中介的存在，是20世纪70年代金融中介理论的热点。信息不对称分为事前和事后两种，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两者都会导致金融市场失灵，产生对金融中介需要。Leland＆Pyle(1977)在《Informational of Asymmetries，FinancialStructure，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一文中论述了资金借贷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其引致的逆向选择，因此客观上需要专门提供信息的人。Diamond(1948)在《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Delegated Monitoring》一文中对事后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金融中介的委托监督理论。他认为金融中介就是通过充当被委托的监督者来克服信息解决道德风险的，这种做法节约了对单个项目进行监督所造成的成本。Chan(1983)，Mishkin等人也进行了解释与描述。
(3)基于消费不确定性的金融中介理论（流动性保险理论）和银行的流动性转换功能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另一个金融中介理论来自于对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由于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消费者面临着流动性风险。流动性保险理论的代表人物为Diamond＆Dybvig。在Diamond＆Dybvig (1983)模型中分析了金融中介在防范因消费需求的意外流动性冲击而造成的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这一模型后来经过Bencivenga＆Smith(1991)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简化和发展，在Bencivenga＆Smith模型中，金融中介的作用是提供流动性而不是克服信息摩擦。
(4)基于风险管理、参与成本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的交易、风险管理功能
与信息不对称紧密联系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金融中介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优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业的组织结构和业务结构发生很大变化，金融市场更加完善，交易成本也降低了。但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扩大并没有使人们对金融中介的依赖程度降低，反而参与金融市场的方式急剧转向通过各种金融中介。事实上，金融市场广度与深度的扩展正是金融中介和企业增加运用创新的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结果。Santomero(1984)基于Tobin-Markowitz资产组合模型发现，由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同，中介机构便要在投资者之间发挥风险转移的功能，以便使整个社会的平均风险水平下降或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Merton(1989) 认为金融中介的一个功能是具有在不同参与者之间分配风险的能力。Allen＆Santomero(1998)在归纳银行新业务后认为，风险管理已经成为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的主要业务。
参与成本是和风险管理相联系的一个概念。Allen＆Santomero(1998)认为，原有的金融中介理论视野过于狭窄，需要用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来解释现代金融中介的存在。所谓参与成本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花在参与风险管理和决策上的时间；二是指由于金融创新，金融工具越来越复杂，使得非金融从业人员了解金融风险交易和风险管理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投资者学习某种金融工具需要花费固定成本。虽然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可能已经大为下降，但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个人参与金融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的成本大大增加。而金融中介作为专业机构，可以利用其专业优势，人们进行风险交易和管理，从而大大减少参与成本。在这里，金融中介的职能主要是金融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已不同于传统的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职能了。因此，从参与成本的角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金融中介机构近年来发展变化的原因。
(5)基于价值增值与客户导向的金融中介理论和银行金融服务功能的拓展
Scholtens＆Wensveen(2000)对上述Allen＆Santomero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诸如共同基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等金融产品迅速发展的关键仍然是风险而不是参与成本。正因如此，金融中介理论必须拓展其目前的研究边界，需要一个解释有关金融创新和市场细分及其动态过程的理论。随着高质量的资产转换，如到期日、流动性、风险、规模以及区位等，金融中介增加了储蓄者与投资者双方的价值，因此价值增值是现代金融中介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理应成为金融中介理论的核心，价值增值是通过降低人们的参与成本和扩展金融服务来实现的，基于此, Scholtens＆Wensveen所谓的补充理论(amended theory)强调金融中介的顾客导向而不是信息不对称，也就是说,金融中介本身就是向顾客出售金融服务并从中获利的，而传统理论所谓的节约交易成本,消除信息不对称以及参与成本等则属于上述过程的伴随效应(by-effect)。
(6)基于“功能观”(functional perspective)的金融中介理论
Merton＆Bodie(1993，1995)针对人们长期遵从的机构观，提出了一种基于“功能观”(functional perspective)的金融中介理论，认为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较稳定，但金融机构的构成及形式却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功能观首先要问金融体系需要行使哪些经济功能，然后去寻求一种最好的组织机构，而一种组织机构是否最好，则又进一步取决于时机和现有的技术(Merton，1995；Bodie，2000) 。金融中介功能观为解释当前金融体系结构的趋势性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大大地拓展了金融中介理论的视野，从而把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尤其是博迪(Bodie，2000)还曾专门以访谈的形式讨论过金融体系的功能观，并涉及了功能观的中国意义，对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向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现实因素的分析过程，也是一个伴随着金融业的实践发展而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首先是从金融中介发挥规模经济的角度解释金融中介的存在，并初步涉及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对金融中介的功能做了进一步阐述；接着随着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成为新金融中介理论的核心概念。但是，随着近十多年来金融的迅猛发展和金融中介新业务的拓展，人们开始在交易成本之外，从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的角度研究金融中介功能的转变。应该说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风险转移和管理构成了金融中介演化的客观要求，随之发展起来的金融中介机构也就具有的相应的功能。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现代金融中介理论和中国前正推进的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具有相容性，以金融中介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正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实情并适当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来设计我国的农村金融中介体系是有实际意义的。但是，显然现代金融中介理论都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的，没有考虑到不成熟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和农户特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就必须添加这些要素。
二、中国农村金融中介的功能定位及拓展
在长期金融抑制的经济中，我国农村的金融市场是极不发达的，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银行类农村金融中介还会在农村金融体系中占绝对优势。
1.基于金融中介理论的一般显定位
根据上述的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一般具有信用媒介、信用创造、资产转换、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风险管理等功能。Merton＆Bodie更是较系统地阐述了金融的六个核心功能：清算和支付结算的功能，即为交易提供清算和支付条件；聚集资源和向企业提供间接融资服务的功能；提供跨时、跨地区、跨行业转移资源的服务；具有风险管理功能，金融部门提供管理风险的服务；具有提供信息的功能，为经济部门分散的决策者提供信息服务；提供解决激励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显然，农村金融中介也应具有以上功能，只是因为服务于农村和农民而更具有针对性，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农村金融中介体系是一种典型的不发达的、以银行中介为主的金融体系。这和1978年改革后农村经济形成了以农户、私人为基本生产经营单位的格局相对应，农村经济对资金需求具有小额、分散、灵活、方便的特点，不仅不能给金融机构带来规模经济收益，而且由于分散性、收入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等因素，又必然带来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种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交易成本较高，因此我国的农村金融中介必须也具有资产转换、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风险管理等一般功能，我们把这些功能看作显。
但应运而生的这些金融中介组织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却不尽如人意。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完成农村信用社脱离农业银行的改革后，从理论上在我国农村金融领域中已初步形成了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分工协作的格局，即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却出现了和发展农村经济相背离的情况：和小额金融服务特质最贴合的农村信用社合作金融性质逐渐缺失，在片面追求盈利的目标驱使下，考虑对小规模融资需求需要支付额外的信用评估与监督成本，转而偏好与大规模的信贷需求建立联系；中国农业银行业务逐渐转向城市，对农村的信贷支持明显减小，而且在退出支持农村经济的同时还带走了大量的农村居民储蓄，遍布城乡的邮政储蓄机构长期只存不贷，也从农村吸走了大量的存款，这就造成了农村资金的净流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面临业务单一、风险加大等困境，支农作用日益弱化；民间借贷虽然由于其地缘和血缘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降低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等要求，但由于游离于有效监管机制之外，问题频出。可以看出上述农村金融中介组织在服务于农村和农户时出现了部分功能缺失。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我国近年来进行了持续改革，目前的农村金融体系已逐渐过渡到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农村合作基金、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小额信贷以及非正规的民间私人借贷等多种金融中介组织。尤其是2006年12月21日，中国银监会《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若干意见》，放宽了对村镇银行等五类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政策限制，目的就是健全多元化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的显。
2.基于中国农村及农户特性的隐拓展
我们在理解农村金融中介组织显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发达国家是不同的，西方发达国家农村城市化、农村生产工业化、商品化水平高，而且农村领域就业人数少；而在中国，随着乡镇企业和农村个体私营企业的兴起，虽有大规模、专业性商品生产者，农村富余劳动力也大量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但更多的仍然是分散的、零星的种植业、家庭经营及小商品生产者。农民（农户）行为特征将对农民（农户）的信贷行为和农村金融组织的功能定位有着根本的影响。从总体上讲，研究农户行为的经典文献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 “理性小农”说，代表人物为T.W. Schultz和S. Popkin。T.W. Schultz（1979）认为农民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来毫不逊色（1964）。另一类是“道义小农”说，代表人物之一J. Scott认为具有强烈生存取向的农民宁可选择避免经济灾难，而不会冒险追求平均收益的最大化（1976）。我国农民普遍持有以家为核心的伦理观念且依附于土地，广大的极其弱小的农户作为经济个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是非常脆弱和无力的，而且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基于以上认识，可以看出即便某些地方非农收入已经大大超过了农业收入（如东南沿海一些省份的农村家庭），但广大农户仍是 “非理性”的。这就要求农村金融中介尤其是新型的银行类金融中介加入新的功能，诸如金融中介代替政府进行项目选择、经营指导、技术培训、信息传递、文化宣传等功能，这些功能区别于一般的金融中介，可以看作农村金融中介的隐。在具体的操作中农村金融中介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利用相对发达而广泛的信息系统，为农户提供急需的致富技术和信息，帮农户找准新的效益增长点，当好农民的致富参谋和金融顾问；还可以通过送知识进农户等手段进行文化宣传和技术培训等。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064-02
自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的著作《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问世以来,金融结构理论业已成为现代金融领域的前沿问题,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一、金融结构的理论溯源
1580年威尼斯银行的产生,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金融业的产生。早期的关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是伴随着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的发展而发展的。从历史上看,人们对货币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六七世纪欧洲“价格革命”时期的货币数量论,之后以著名的费雪方程为代表。欧文・费雪在其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交易方程MV=PT,认为在货币的流通速度与商品交易量不变的条件下,物价水平是随流通货币数量的变动而正比例变动的。
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将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货币的中性与非中性的问题上,中性论者认为货币不过是便利交易的工具,非中性论者则强调货币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非中性论者代表之一凯恩斯,其《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著作把金融结构寓于金融业整体中进行研究的方法是与当时金融业的发展相适应的。
二、西方传统的金融结构观:两个基本角度
金融体系的根本目的是在资金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之间进行资金融通。这种融资主要有两个途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因此,传统理论对金融体系的研究也就相应地分为两个基本的角度:一是分析金融市场上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二是分析金融中介(银行、保险公司等)活动。
格利与肖的金融结构观。国外经济学家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占有统治地位的主张强迫储蓄和国家干预的凯恩斯学派影响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都实行了低名义利率政策,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金融抑制,降低了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导致了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病态和金融体系的不健全,从而迫使人们开始反思并真正关注金融在经济中应扮演的角色。1955年和1956年,格利和肖合作分别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两篇文章,阐述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各种金融中介结构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在1960年出版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把整个经济划分为盈余部门、平衡部门和赤字部门,指出只要经济部门之间存在赤字和盈余,投融资行为便不可避免,而投融资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提出以多种金融资产、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和完整的金融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广义货币金融理论,强调经济单位之间的储蓄一投资差异是金融制度存在的前提。虽然格利和肖没有明确提出金融结构概念,但在他们的货币金融理论中,已包含了金融工具、金融机构、融资方式和金融政策等金融结构问题。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观。研究金融结构问题的鼻祖是戈德史密斯,其在经典著作《金融结构与发展》中,通过对近百年的金融发展史及35个国家的金融结构现状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和统计验证,戈德史密斯指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一般都伴随着金融发展的超常水平。此书还明确提出了金融结构的概念,即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
麦金农一肖的金融结构观。肖在其《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中完全放弃了新古典理论,认为传统货币理论将货币视为财富的观点不符合落后经济,在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并未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资本市场被严重分割,且受到普遍的歧视和干预,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认为造成发展中国家金融压制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制度上的缺陷和当局政策上的错误,特别是政府对利率水平的管制。因此应该放弃金融抑制而实行金融深化。
三、西方近现代金融结构研究: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经济学家如莱文(Levine)、金(King)、德米尔居斯・孔特(Demirgue-Kunt)、马克西莫维奇(Maksimovic)、泽尔沃斯(Zervos)等又从不同方面研究了金融结构问题,其中大部分的研究集中于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作用。
迈耶(Mayer,1988,1990)说明了不同国家的企业如何获得资金。他发现,主要发达国家(除日本外)的企业资金来源结构中,企业利润留存是最重要的融资来源;在外部资金来源中,银行贷款是最重要的,而股权融资的比重较小。
克伯特和詹金森(Corbett and Jenkinson,1996,1997)提供了英国、美国、日本和德国近年来的数据,表明企业融资主要依靠内部积累,市场的作用很小。这意味着,从企业融资角度看,各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结构差别并不大,这一研究直接动摇了人们对金融体系进行金融中介主导型和金融市场主导型分类的基础。
莱文和泽尔沃斯(1998)的研究表明,银行发展和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不仅都和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和生产增长率有着很强的相关关系,而且还是三者很好的预测指标。
德米尔居斯・孔特和莱文(1999)利用155个国家的相关资料来验证戈德史密斯所论述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随着财富的增加,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金融作用越强,效率越高。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金融结构的规模与收入增加没有呈现出明确的变化规律,但是高收入国家的股票市场作用更强。
艾伦和盖尔(Allen and Gale,2000)以传统金融体系分类为前提,对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和英国的金融体系主要功能的发挥进行比较研究。他们认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分类方法是有用的,但是不同国家金融系统功能的发挥差异很大。他们也看到近年来欧洲和日本掀起了用金融市场来补充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的广泛运动,但也没有证明这是否代表金融体系发展的规律,是否意味着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优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
四、国内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
随着西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的逐渐引入和传播,以及中国货币化和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发展在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基本上停留于宏观层面的分析,从其研究体系和内容方面看,基本上还没有完全摆脱
货币银行学的理论范式。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江其务(1990)、周晓寒(i988)、贝多广(1989)、李弘(1988)等。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对于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20世纪90年代起,一些中国经济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国内金融、经济关系进行实证性检验,并有学者专门研究和探索金融结构问题。
李茂生(1987)、王兆星(1991)以中国金融结构论为题,分析了金融结构对经济结构的作用,提出了中国金融结构的优化原则和目标模式。王兆星论证了金融结构模式应该是:多元性与约束性结合的组织结构,多样性与流动性结合的资产负债结构,政策性与灵敏性结合的利率结构,开放性与高效率结合的市场结构,以及完善的制度结构和健全的管理结构,并有机统一的结构体系。
在金融结构的实证领域,谢平(1992)较早地对1978-1991年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动状况进行了分析,由此说明中国的金融深化进程和金融改革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刻影响。张军洲(1995)以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为题探讨了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周立(2000)研究了中国各地区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情况。
李量(2000)则把“反映一定时期各种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形式、内容、相对规模和比例理解为一国的金融结构。一定的金融结构反映一定的金融功能及效率,也反映了一个经济的金融体系的特征。”他的《现代金融结构导论》在世界经济理论前沿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基础上,从论述资本积累、金融系统与现代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人手,对金融结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剖析;然后分析了金融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和战略模型,剖析了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结构,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发展模型;最后分析了作为国内增长重要资源的境外资本,提出了利用外国资本的基本方略和开放经济下的金融战略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及危机管理模型。
赵志君(2000)从流动性出发,将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类,分析了这三类金融资产的内部结构、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关系的外部结构以及金融资产总量、结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杨林、李建伟(2002)对中国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的关联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邓智毅(2003)从制度及效率方面分析了金融结构;季冬生(2004)从信息角度研究了金融发展问题。
郑长德(2006)在《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中利用四川省金融发展数据。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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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10-0051-02
一、概述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投资者日益成长为证券市场上真正的主体，也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的重要力量，其投资行为日益受到关注，投资者投资行为的规范程度对于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不过，从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看，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投资的高投机性问题显著，投资过程中还存在着过高的换手率问题，导致整个证券市场频繁波动，“短线为王”成为当下我国证券投资的流行观点。这种投资理念使得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并导致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存在诸多异动。
行为金融源于现代金融理论，近年来，其在指导证券投资方面的作用凸显。实际上，通过对传统金理论“理性人”假说的改造和突破，该理论能够有效解释当前金融市场的非理。行为金融代表着金融理论的发展方向，应用该理论对中国证券市场现状进行分析意义重大。鉴于此，本文将基于后危机时代的背景，对行为金融理论进行梳理，进而分析在该理论指导下证券投资的策略。
二、行为金融的由来及发展
行为金融以应用心理学研究为工具，通过分析金融市场行为，能够更加逼近真实市场行为，应用前景广阔。基于有限理性、有限控制力和有限自利三大原则，行为金融学对金融活动中存在的大量的非理进行了解释，认为人们的认知、感情等心理特征都会倒是市场非有效性。在研究金融市场“特异性”过程中，人的有限理性被引入，通过分析微观个体行为及其心理、社会动因要素，资本市场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可以进行更加有效的分析。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证券市场存在短期证券价格，动力效应、长期市场价格逆转和波动性高等现象普遍存在。随着环境变化，投资者并非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后悔、过度自信、缺少反应能力等心理因素往往会导致自身的行为偏差和反常现象，金融市场的“特异性”实际上总是存在。而当前的大量事实也证明，投资者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征直接影响投资效果。因此，复杂金融市场的研究必须考虑人性的复杂多变性，自此，以投资者的心理因素为基础的行为金融理论体系初步形成。该理论主要基础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认知偏差理论，该理论主要研究人们的经验主义会导致投资错误，复杂问题往往使得投资者存在认识限制，缺少对问题的最优分析，这种直观推断法使人们处理问题能够更加简便，但容易导致失误。二是期望理论，该理论主要基于实验对比，认为多数投资者是行为投资者，且其投资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其投资的效用函数也并非单纯的财富要素函数，也并非完全的风险规避型。三是行为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投资者要考虑整个投资组合而非单个资产的风险决策分析，同时要着重考虑不同资产的相关性。这是现实投资者基本无法做到的。
三、投资策略及注意事项
行为金融学对传统金融学理论进行了改造，对于指导投资实践也有一定的作用。不过，限于理论和实践的差距，其并没有发展为完全的普遍应用的理论。后危机时代，我国证券市场的不确定性相比以前加大，在此背景下，该理论的发展，为后危机时代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策略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主要的投资策略和应注意的要点包括：
首先，从投资策略看，可以采用以下投资策略：一是进行逆向投资。说到底，就是要逆大盘行事。当前，反应过度的心理特征普遍存在，多数投资者过分注重眼前表现，容易产生低估和高估的现象。基于行为金融理论，投资者可以适时买进卖出，通过套利投资来获取收益。二是可以采用动量交易策略，这一策略主要源于对股市中股票价格中间收益延续性的研究。在一定的持有期内，一些股票或股票组合在前期涨幅较好，下期将仍有良好表现，这叫做动量效应。三是成本平均策略。即投资者根据不同的价格分批购买证券，规避一次性投入的风险。这个策略与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相悖，一般收益较差，但实际上能使投资者各期购入股票的平均成本低于股票的平均价格。这种投资策略要求投资者具有一定的投资信心，其投资的益处是风险较小，适用性较广，不管股票价格上涨还是下跌都能进行证券投资。四是时间分散化策略，即进行时间分散化投资。五是垃圾股投资策略。金融危机过后，壳资源在中国证券市场的稀缺性增强，垃圾股公司的价值巨大，该策略可以被纳入投资组合之中。六是行为控制策略，投资者要利用强制力或规划来进行自我约束，这对我国投资者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其次，从投资要点看，基于行为金融理论的证券投资要注意：一是行为金融理论不断发展，其理论指导下的投资策略要杜绝教条化。二是要杜绝对国外现有行为投资策略的简单模仿。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成熟性，投资者在运用行为金融投资策略时要积极探索适应我国证券市场的策略。三是不同投资者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策略。
参考文献
一、前言
金融学在金融理论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之下，成为经济学众多学科中最出名的学科。在2008年之前，金融学者以及金融行业从业者们都非常满意金融理论在金融行业的指导作用。但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金融理论面临了新的问题和挑战。这场冲击了全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巨变，使金融研究者不得不对金融理论进行深入的思考，同时重新对金融理论的发展和演变进行仔细的探索研究。
二、早期金融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
根据不同的标准来看，早期金融理论在演变和研究中心的变化上有不同的理解个概括。在金融实现市场化之前金融学研究的演变中心为：从关注商品价格波动过渡到对资金价格的研究。在对商品价格进行关注的时候，金融学将货币的职能以及货币的数量作为研究的重点，在对比商品数量和货币数量的过程中总结出物价变动的规律。早期金融学以对资金价格的关注中，开始进行对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的分析，最终总结出中央银行的政策分析框架，即通过对货币的调控进行宏观调控。
早期金融学的真正形成是从研究货币、信用、银行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三者的关系对物价、利率和经济运行产生的重大影响开始。早期货币主要的存在形式为金属铸币，但是货币和信用之间是相对独立的状态。之后随着银行券使用的广泛和普遍，造成货币与信用之间的关系紧张化。直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不兑换银行券流通制度的确立，使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成为一样的过程，因此而出现了金融学这一新范畴。早期金融学的研究核心是以银行体系作为基础的信用货币创造机制，而存款货币的双层次性是早期金融学的主要体现。在早期金融学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商品价格决定及其波动是人们首先关注的影响因素。在对信用货币创造机制进行考虑后，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的比较对通货膨胀率的高低起到一定程度上的决定性作用。
三、现代金融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对金融结构市场的不断推动，现代金融学的轴线发生了变化，即从资金价格慢慢向金融资产价格过渡，从基础资产的定价理论逐渐向衍生品的定价理论发展。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经济结构中金融结构变化巨大。人们关注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利率，但利率却慢慢淡出经济学界主流的视野。因此，人们的关注点转向了根据复杂性的价格理论，也就是资本市场资本价格的变化及其决定。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金融在经济上的作用大幅度增加。
现代金融学开始于《证券组合选择》这篇文章。该文章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金融学一直沿用的方式，即使用描述的语言将金融思想表达出来。另外，研究重点也变成了资本市场上数不清的证券资产组合选择，在均值和方差衡量收益和风险的理论基础上，产生了方差理论，也就是投资者在选择证券资产的时候，一方面考虑资产的收益均值，另一方面还考虑资产的受益方差。但是，当投资者可选择的证券数量增长时，计算证券组合的方式将会以几何级数增加。在马珂维茨资产理论的铺垫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风险状态下的市场均衡理论》这篇文章对资本市场均衡条件下的资产收益进行研究，通过对一些列假设的分析研究，退出了投资者在均衡状态下，仅选择无风险证券和市场证券的组合来，这就是所谓的资产定价模型，简称为单因素模型。
现代金融学理论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金融实践影响深厚，可以说起到根本性和革命性的作用。在对金融资产中金融衍生品精确定价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规模起到巨大的推动性作用，实现了金融衍生新品交易规模的爆炸性增长。另外，在对公司金融理论和金融契约理论的发展进行研究的同时，促进了金融市场上各种公司筹资和融资活动的频繁进行。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养老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在资产组合理论的发展和投资组合业绩的科学评估下积极参与资本市场投资活动，使得资本市场规模出现了空前膨胀的现象。另外，在金融机构领域出现了大量的并购事件，使得能够提供全套服务的金融机构模式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造成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出现了界限模糊的现象。金融经济活动逐渐蔓延至全世界，并且金融全球化还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
现代金融理论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实践，还帮助其创始者获得了世界级的荣誉。更重要的是，现代金融理论不同于早期金融理论的一劳永逸，现代金融理论的贡献不能够无限影响金融市场的投资融资活动。一些耳熟能详的现代金融理论比如MM定理、CAPM模型等等，在金融市场的影响不容小觑，这些理论决定了现代金融研究者们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上所获声誉的高低和好坏。
四、新金融经济学理论的探索
虽然现代金融经济学理论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巨大挑战比如新制度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的挑战等等，但是这些挑战对于新金融理论来说，只能算是一种探索，并不能对新金融经济学理论进行构建。默顿和博迪曾经指出，新制度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至多能够作为在现代金融理论基础上的修订，这两位学者的解释侧重于金融资产价格对现代金融理论模型预测出现偏差的原因。所以，现代金融理论依旧是资本市场定价和公司金融决策的基础模型。
新制度金融学的核心思想可以理解为，外生形式为金融活动特定功能，而内生形式为金融制度结构和组织形式。因此，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如何选择适宜的金融制度至关重要。但是，新制度金融学只是在现代金融学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并不是要取代现代金融学的地位和作用。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新金融经济学在新领域上的研究，其内容为有限套利理论和投资者的非理。对行为金融学的探索还涉及到两大金融研究的核心领域，即资产定价和公司金融。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者们在CAPM的基础之上指出，金融市场上同时存在CAPM模型中的信息交易者和认知偏差并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噪声交易者。当CAPM模型中的信息交易者在交易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时，则为有效市场，当认知偏差并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噪声交易者在市场上起主导作用时，则为无效市场。除此之外，相关学者对投资者的非理性以及公司管理层理性情况下的公司融资行为进行研究。学者谢夫林经过分析得出，决策失误的产生通常情况下来自于公司管理这在认知上的不理性和情感上的影响，但是公司股票偏离本身的基本价值则是由于公司外部投资者和分析者的认知偏差造成。虽然，金融学在近十几年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也有相关学者获得世界级的荣誉，但是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框架仍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五、结语
金融理论的发展和演变在不同时间和阶段经历了不同的改变，历史和社会的推动下，金融理论还在不断发展之中，以满足当代社会对金融领域提出的更高要求，与时俱进，顺应时展的潮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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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技术变革时代的金融功能演进
从金融角度来说，互联网金融的热潮已经连续几年冲击着人们的理念和现有金融体系。在“互联网+”与共享经济兴起的趋势下，金融行业同样开始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作为起点，我们需要对概念本身进行辨析。无论是互联网金融、金融互联网、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冲击或替代，种种说法背后，似乎逐渐呈现出“伪命题”的迹象。当提到这些概念时，我们脑海中想象的真实内涵，其实是互联网信息技术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和影响，这里没有“新金融”和“传统金融”，只有在技术影响下不断变化的金融。
进一步来看，我们所谓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大概可以用ICT来更加准确地描述。ICT即信息、通信和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英文简称。21世纪初，八国集团在冲绳发表的《全球信息社会冲绳》中认为：“信息通信技术是21世纪社会发展的最强有力动力之一，并将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当然，各界对ICT的理解并不统一，通常的理解是ICT不仅可提供基于宽带、高速通信网的多种业务，也不仅是信息的传递和共享，而且还是一种通用的智能工具。
无论如何，作为当前时代的前沿技术范式，不管从硬件还是软件层面，ICT对于金融运行、金融活动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姑且用“互联网金融”来描述这一变革。但是把历史视线向前和向后追溯，可能会看到技术变革线索下的、更加长远的金融蓝图。例如，在19世纪上半期，股票交易信号的传递，是由经纪人信号站的工作人员通过望远镜观察信号灯，了解股票价格等重要信息，然后将信息从一个信号站传到另一个信号站，信息从费城传到纽约只需10分钟，远比马车要快，这一改变曾掀起了一轮小小的“炒股”热。直到1867年，美国电报公司将第一部股票行情自动收报机与纽约交易所联接，其便捷与连续性才深刻激发了大众对股票的兴趣。1869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实现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电缆连接，使交易所行情迅速传到欧洲大陆，纽约的资本交易中心地位进一步凸显。由此来看，这一时期，对最令人振奋的技术对于金融的冲击，或许可以称之为“电报金融”。再如，2015年1月，谷歌总裁Eric Schmidt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称“互联网将消失”，其含义是互联网将会与我们的生活无缝衔接，成为无处不在的“物联网”，这里面或许同样隐含着对现有技术的重大突破，直到其改变未来的金融活动与金融功能，或许人们会用更加新奇的技术概念来描述对金融的冲击。
可以说，把焦点放到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上面，其意义并不大。当我们谈到这些仿佛带有“魔力”的新范畴之时，无论基于感性还是理性的认识，都应当更聚焦于每个时代的“新技术”对于金融要素（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金融制度、金融文化）、金融功能（货币、资金融通与资源配置、支付清算、风险管理、信息提供、激励约束等）带来的“变与不变”。
对金融理论与研究范式的影响
首先，要进行理论追溯的话，关于技术对经济和金融的创新贡献，其理论起点可以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创新视角展开。他提到：“大规模、集群式的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和市场运行有着根本性影响。技术创新周期持续影响着社会经济周期和金融结构的变迁。故而惟有充分把握重大科学技术变革及其产业化的基本方向和态势，方可准确解释实体经济以及为其服务的金融体系的种种基本格局性的变化。”我们同意的是，技术对于经济金融影响的本源，始终体现在“创新”二字之上。
作为当前时代的伟大技术，互联网信息技术本身的创新特征包括：共享性、多元性、互动性、即时性。这些特点落到经济层面，已经开始带来深刻的变革。如宏观经济层面：改变了搜寻成本、匹配效应、交易成本、外部性和网络效应；微观经济层面：改变了微观主体的信息管理、激励约束机制、技术进步和治理环境、企业组织的边界；制度经济学层面：在信息高速流动和传播的时代，传统的各类制度规则都遭遇了挑战；伦理经济学层面：原本难以解决的市场经济伦理矛盾，在新技术条件下解决的可行性在上升。
当前互联网信息技术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进一步映射到金融层面，我们则看到了：多样性（新型机构、新型业务、新型方法）；草根化（直接面对大众需求、低进入成本）；“小即是美”（小而专业的金融机构）；行业融合（实体经济对金融领域的进入）；挑战权威（非标准的行业规则、电子货币），等等。与之相应的理论解释如：市场集中度降低、去中介化、实体经济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一体化、双边交易平台的竞争、货币替代等。
可以说，从理论和方法的不同层面上，互联网信息技术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货币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这两大学科体系。举例来看，如下几个研究领域就体现出令人兴奋的探索前景。
现实理论冲击一：新货币经济学研究范式。英国经济学家哈恩在1965年提出：为什么没有内在价值的纸币与商品和劳务相交换的过程中会具有真正的价值？即“哈恩难题”。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们开始对货币理论缺乏有效的微观基础而感到不满，并且提出了许多理论来试图解决。其中，“新货币经济学”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在上世纪8O年代提出的概念，用来描述一种经济分析方法，该方法最初是由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1970）、尤金・法马（Eugene Fama，1980）及罗伯特・霍尔本人（1982）在其各自的论述中用来解决关于货币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
新货币经济学作为一种经济分析方法，是在既有货币理论面临巨大挑战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主要是电子货币产生和快速发展之后，缺乏理论基础的有效支持，并且主流经济学家沿着传统理论研究路径不断探索。即：如果货币最终消失；法定纸币不再是惟一的交易媒介，并且最终被产生货币收益的由私人部门发行的金融资产所取代；或者货币全面电子化。那么，我们将如何描述一个没有传统货币假设前提的货币经济学？这正是新货币经济学带来的悖论与难题。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货币政策层面的冲击。在电子货币日新月异的今天，其形式也不断演化，甚至出现了脱离央行控制的网络货币形态。在新技术的冲击下，货币概念、范畴、转移机制都在发生变化。其中，大额与小额、银行与非银行、央行控制与非央行控制，构成了不同形态的货币及货币转移带来的深刻政策影响，这体现在对货币数量、价格、货币流通速度、货币乘数，以及存款准备金等制度的冲击。如BIS早在1996年就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并认为电子货币可能会影响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如影响央行控制的利率和主要市场利率的联系。BIS（2004）的调查发现，虽然在一段时间内预计电子货币不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但调查中的中央银行都开始密切关注电子货币的发展。BIS（2012）认为非银行机构发行的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控制有一定影响，如影响短期利率水平等变量，但央行可以运用多种方式来保持电子货币与央行货币的紧密联系，从而控制短期利率水平。
现实理论冲击二：引入货币信用的宏观分析。哥特勒（Gertler，1988）指出，宏观经济理论通常隐含地假设金融体系（financial system）顺利地运作，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在总体上忽视信用和金融系统的大背景下，也有少数文献主张信用或者金融体系（银行）十分重要，但将二者在主流宏观理论模型中结合在一起，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事情（瞿强、王磊）。由此，当前宏观经济学分析的一个重要前沿领域，就是结合信息时代的来临，如何基于新的技术路径、在宏观分析模型中引入货币和信用。例如，上世纪后期出现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造成经济波动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真实冲击（real shocks）的扰动，包括技术进步的速度、制度变化、天气等。这些因素的确可以解释相当部分的经济波动，但是却忽略了金融系统的重要作用。那么，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是否会对熨平周期波动带来新的更复杂影响？是否会使金融系统带来新的周期扰动？这些都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思路和命题。
此外，在宏观分析中如何充分考虑和预测金融危机，也是当前的重要挑战。互联网信息技术一方面有助于解决这一矛盾，如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这一主流分析工具中进一步引入复杂系统仿真、复杂系统与网络结构等，另一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同样能产生新的风险与危机动因，给金融监管带来新的挑战，如股市的高频交易、场外衍生品市场的风险快速传染等。
现实理论冲击三：金融功能的融合。按照传统金融功能理论，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是互补的关系，同时不同金融子行业之前虽然出现融合倾向，但并未出现大规模混业的趋势。互联网信息技术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一格局。首先，新技术使得金融业务的平台化融合成为可能。一方面，互联网加速了混业经营时代的降临。随着将来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程度不断提高，有的机构会越来越专业化，有的可能会转向金融控股或银行控股集团。互联网信息和金融技术飞速发展，一是促进了以支付清算为代表的金融基础设施的一体化融合，二是使得网络金融活动同时深刻影响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传统业态，并且给其带来类似的风险和挑战，由此，使得涵盖不同金融业态的大金融服务平台在制度和技术上逐渐显现。另一方面，伴随着各类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以数据、信息和渠道为基础的深度融合，融资、投资、支付清算、风险管理、信息提供等不同的金融功能与需求，也逐渐能够融合在一起。从客户角度来看，则是各种各样的、大型或移动版的“金融与消费服务超市型”综合平台。所有这些扑面而来的变化，都使得金融功能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难以忽视。
现实理论冲击四：行为金融学的深化。传统金融理论认为人们的决策是建立在理性预期、风险回避、效用最大化以及相机抉择等假设基础之上的。而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兴起，传统微观金融理论的有效市场假说基础遭遇挑战。行为金融学是金融学、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学科相交叉的边缘学科，力图揭示金融市场的非理和决策规律。长期以来，关于行为金融的一个普遍性批评，就是缺乏合乎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模型和实证体系。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技术缺乏有效支撑的前提下，无法对于市场主体进行更加细致的信息搜集和实证检验。随着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的带来，这一约束已在改变。
现实理论冲击五：金融发展理论的演变。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发展中国家增长模式的日趋复杂，上世纪中后期以麦金农、肖和戈德史密斯等为代表的早期金融发展理论，逐渐在研究方法和现实考察等方面都体现出“滞后性”，无法更好地解释和指导新的问题和变化。此后，逐渐出现了几个方面的演变。一则，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上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麦金农和肖等人的观点，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下，抛开完全竞争的假设，在模型中引入诸如不确定性、不对称信息和监督成本之类的因素，这些都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演变密不可分。二则，许多学者开始从新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待金融发展，这些都是传统技术范畴所难以解释的变量。三则，计量验证的兴起也对论证和检查金融发展理论的结论和政策主张，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土壤。所有这些，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上，都可以看到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引入和影响。在信息时代，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适度性、金融深化与金融抑制的概念摒弃或重新应用、发展中与发达国家的金融竞争与合作等，都提出了诸多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难题和可能性。
现实理论冲击六：金融伦理与普惠金融。进入21世纪，市场经济伦理和金融伦理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森《伦理学与经济学》（2001中文版），博特赖特《金融伦理学》（2002年），[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2003年），阿兰・斯密德《制度与行为经济学》（2004年），安德里斯・R.普林多等《金融领域中的伦理冲突》（2007年）等。这些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金融伦理问题，直到2005年普惠金融体系（Inclusive Finance System）的兴起，开始提出了金融运行中一直得不到重视的问题，即如何在金融活动中充分体现道德伦理价值。
普惠金融在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被赋予了更加复杂而含混的表述，其核心矛盾问题在于：解决特定对象的资金需求还是其他金融需求？解决资金价格还是资金可得性？优先服务资金需求者还是资金供给者？依靠技术还是制度因素为主？可以看到，从金融服务的信用判断、风险控制、成本与渠道约束等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引入都带来了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这里既有长期的技术影响，也有短期的制度优化。
现实中的局限性与多重挑战
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我国的金融是在短期内自上而下、经过“顶层设计”而形成的，不是经历长期的、从民间和草根、实体部门而逐渐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互联网金融在我国一个重要价值，就是把“高高在上”的金融“高富帅”拉下神坛。但是与此同时，也要避免创造新的金融神话，包括在技术或者是制度层面。
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基于互联网的新型金融模式，一定会取得成功吗？以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最快的美国为例，到2012年底，其网络直销银行的存款总额达到4430亿美元，虽然增速令人瞩目，但是在美国银行业存款大约10万亿美元左右的总额中，其占据份额仍然有限。与此同时，以ING为代表的网络直销银行，其ROE水平远远低于美国银行业的平均水平，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同时，据美国FDIC的统计表明，实际上近年来大银行业务网点并没有减少，相反在城市中心还有所增加。由此，一方面银行业对互联网的重视毋庸置疑，另一方面许多人认定的、对银行物理机构的网络化替代，似乎在技术最快发展的过去20年里，也并未出现，其原因是什么？当然，也有人认为，网络银行在中国面临的特点完全不同，因为我们的金融结构有缺陷，存在难以满足的巨大金融需求。但是，这恰恰说明了，如果某些互联网金融形态在我国更加繁荣，或许是因为短期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这种变革的持续性究竟如何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为了打破“非此即彼”的逻辑和简单“拿来主义”，而需要深究金融变革与演进的真正情况与内在逻辑。
其次，在技术引发的金融变革之中，传统的势力也是非常强大的。例如，移动支付是当前最具挑战性的金融技术前沿领域，也是被认为能够对传统金融模式产生颠覆式影响的重要渠道。然而，据诸多研究表明，在全球移动支付扩张的盛宴中，银行仍然牢固占据着主要份额，再就是传统的电信运营商，还有依托电商平台的支付企业，最后才是单一的支付机构。再比如，当我们被Lending Club上市所鼓舞时，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它可能距离P2P的精神越来越远，逐渐成为大机构和大投资者的舞台；也没有注意到，Lending Club的业务创新实际上依托于与犹他州银行Web Bank的合作，也难以摆脱银行中介的渠道化烙印。同时，前段时间其股价大跌，因为其2014财年亏损3290万美元，而一年前盈利730万美元。之所以出现这一状况，主要是因为随着其营业收入翻番到2.13亿美元，其营销和产品开发成本远超贷款费用。当业务规模超过“小而美”时，这些互联网金融模式能否迎来蓬勃的商业扩张性？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讨论这些问题，并非意味着对互联网金融的悲观主义，而是希望更加理性地看待技术带来的金融变革，避免陷入新的投机、泡沫或狂热。因为，符合大势所趋，并不意味着当下一定正确。同时，无论是传统机构还是新兴组织，都在面临新技术的快速变革，短期内新兴组织“船小好掉头”，大机构更加“笨重难转身”，但在中长期的“赛跑”中，二者最终都会在面对挑战中获得其合理的功能定位。在技术变革导致金融混业常态化、机构组织边界模糊化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更加关注金融功能、业务和产品的变化。
从金融功能的角度来看，互联网信息技术对于金融更加深刻的冲击，我们认为还是在金融基础设施领域，如信息提供、支付清算等，尤其是基于大数据的信用信息管理，对于优化金融产品定价和提高金融交易的匹配效率，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此外，对于资金和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等领域的挑战，还远没有呈现出颠覆性特征。而就资金和资源配置本身来说，互联网信息技术对直接金融市场的影响，也远大于对间接金融体系的冲击，并开始改变着资本市场结构、定价机制、交易行为等。
当然，在中国所面临的环境与美国并不相同，新技术带来的金融业变革，与金融市场化所带来的影响，都混杂在一起，使人难以看清其本质。但不管怎样，衡量金融变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包括能否真正改变结构性金融供求失衡和期限错配；强化对弱势部门和主体的金融支持；有效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和信用环境；打破刚性兑付前提下的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市场竞争性提升与风险有效控制等。在此原则基础上，需要对技术所引起的金融效率、成本、风控的变化，与具有弥补市场缺损和制度套利型的创新区分开来，以此确定分别基于长期或短期视角的应对策略与监管思路。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所谓互联网金融创新的价值，都建立在“金融有益社会”这一命题上。与诺奖得主罗伯特・希勒所希望的以金融民主化来打造美好社会有所不同，美国金融年会（AFA）主席Luigi Zingales在2015年初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值得思考的另一面，即在主流经济学对该命题给予肯定的同时，社会公众是否会给出不同答案，以及在实证研究中或许会犯经验主义、先验主义的错误。之所以讨论这个，是因为笔者期望从不同视角来分析各种似乎确定无疑的命题，而非陷入简单的比较借鉴或固定思维，这也符合互联网信息时代带来的开放性、多元化特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于中国视角，这或许可以提示我们，金融的重要性可能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光鲜和眩目。一方面，我们不能忘记金融所依托的实体部门本身，而陷入全民“搞金融”的热潮；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很多矛盾，根源不在于金融自身，而是财税体制、收入分配、政府与市场关系等老生常谈的问题，缺少了这些制度性的“水利设施”，“金融之水”的灌溉也无法真正顺畅。
参考文献
瞿强、王磊，2012，《由金融危机反思货币信用理论》，《金融研究》，第12期。
张晓朴、朱太辉，2014，《互联网金融推动理论创新》，《新世纪》，第43期。
杨涛、程炼，2015，《互联网金融理论与实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Luigi Zingales，《金融有益于社会吗？》。
BIS， 1996， Security of Digital Money，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Working paper.
BIS， l996， Implications for Central Banks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Money， Working paper.
BIS， 2004， Survey of Developments in Electronic Money and Interact and Mobile Payments， Working paper.
BIS， 2012， Innovations in Retail Payments， Working paper.
Eugene Fama， 1980， "Banking in the theory of financ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Fischer Black， 1970， "Banking and Interest Rates in a World without Money： the effects of uncontrolled banking"， Journal of Banking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