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金融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2-08-31 03:52:30

当代金融论文

当代金融论文篇(1)

一、困惑与迷思

人类历史是无数伟大文化的剪影,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瑰丽与斑斓中迤逦,一个个疑问会久久在耳边萦绕:为何拥有先进技术的古代中国没有孕育出工业革命?为何周礼中的“泉府”没有演进成现代金融体系?徘徊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字里行间,我们甚至不能寻找到答案的缥缈踪迹。

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到“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的信实,但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他们买东西的人要带自己的秤”。孟德斯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封建权力,文化和礼仪只约束普通人,对权贵却毫无约束,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道德精神与国民行为恰恰相悖。韦伯认为文化是社会追求的体现,16世纪席卷欧洲的新教(Protestantism)继承了文艺复兴的灵魂,“以身许主”的新教理念造就了辉煌的资本主义文化与经济。相反,中国古代社会是“依靠政治权力积累经济财富,城市贵族既没有封建印记也没有资本主义特征,而是靠政治投机,全靠升官(才可以)发财”,韦伯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儒教与道教基本持否定态度,儒教和道教“缺少个性和独立司法,国家层面缺乏流动资本竞争”,因而不可能孕育市场经济。2006年兰德斯在《经济学展望》(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重要位置再次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质疑:尽管古代中国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尽管古代中国应用技术始终自我复制,但这种文化缺乏积累与升华,古代中国交易关系依赖个人信任、缺乏法律保护。兰德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社会忠诚、社会信任,社会进步几乎完全依靠个人努力,更可悲的是煌煌华夏文化仍主宰当代中国文化,最终他得出结论“睡狮渐醒?绝不可能”。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今天都是从历史中走来,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先贤们不止一次试图走出困惑,摆脱传统文化的悲观宿命。国民教育是屡被提及的自强救国途径之一,早在1902年中国高等教育的雏形“壬寅一癸卯学制”就提出高等教育要以“端正取向、造就通才为宗旨”。或许是出于学习西方科技的急功近利,又或许缘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读,中华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官方宗旨却放弃了上述原则,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使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梅贻琦先生清醒地认识到了其中的弊病,他提出“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窄,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梅贻琦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概念,却洞悉了通识教育的本质。

一般而言,中国高等学府中的通识教育应当根植于饱受西方学者批评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冲破这个亘古迷思?以经济理性为根基的现代金融与“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的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切点解吗?

二、通识教育释义与国学殇逝

1.通识教育起源与内涵

“通识教育”起源于古罗马和中世纪大学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博雅教育以“七艺”为主要教学内容,即语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古罗马和中世纪大学是现代大学的起源,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现代大学都秉承了其研究独立、言论自由的传统。英国剑桥、牛津两所大学是当时的典范,牛津、剑桥设立之初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自由、公平、沉着、稳健和智能”的绅士。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后,剑桥、牛津等象牙塔出现了人文与自然科学并立的学术格局。大学不但为新兴资产阶级培养了专业技术人才,更主要的是缔造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文化根基。人们经常以“绅士”代指英国人,实质是一种敬业、自由、开放的国民精神,正是这种文化使英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翘楚。

随着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重心,20世纪上半叶“通识教育”开始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府盛行,并由此衍生出芝加哥模式、哈佛模式、哥伦比亚模式等表现形式。透过纷繁的学分、学制等概念,美国通识教育的重点仍然是培育美国政治制度文化根基。“通识教育”是本科教育或者至少是初期本科教育的主要内容,通识教育课程并非逸兴所致的随意挥洒,“核心课程”要经过专门的委员会审定,教学内容、精泛读文献由全校最著名的教授确定。教学安排上课程内容也十分密集,以芝加哥大学人文学为例,它要求学生在六七门课程中任选一门,但无论选择那一门都必须连续3个星期阅读柏拉图、莎士比亚、福楼拜、卡夫卡、康德拉等人的原著。通识教育教学方式非常灵活,注重学生团队合作精神。20世纪90年代芝加哥大学曾开设过一门名为“财富、权力与美德”的通识教育课程,由本科学院院长主讲,20多名博士做助教,助教与主讲院长每周沟通讲授内容,每个助教带两个班,每班20人,每周两次各80分钟的授课,考核方式为学生每两周交一次作业。

2.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探珠撷英,我们不禁惊讶于其瑰丽与华美:深邃而浩繁的诸子百家,壮阔而隽永的唐诗宋词,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朱程理学等等。在岁岁如斯、代代如是的环境下,与其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得以流传的先贤思想,毋宁说是维系民族认同的象征体系。古代中国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农耕文明,早在盛唐时代每个农业劳动力的原粮产量便达到4524斤,这一数字足以令当时的欧洲瞠目结舌。任何现代文化都是历史的投影,传统文化不是现代的点缀,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民族血脉。正如人不能离开社会,社会同样离不开传统文化,背叛自身传统文化的社会将注定消亡。

从文化发展视角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兼收并蓄的综合文化。炎帝神农氏战胜东夷太昊伏羲氏的典故之源就是夏商文化冲突,公元前16世纪商文化容纳了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最终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先秦文化涤荡中的佼佼者,此后数千年孔子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孔子所谓的“罕言利”是斥责权贵聚敛,实际则提倡义利并重,主张“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儒家文化精神的本质更应该是“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临终前告诉子贡:“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孔子对古文化的眷恋、对儒家学说被异化的担心在临终慨叹中一览无余。果然,孔子及儒家思想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被统治者伪装成了“利而巧”、“君子耻言利”,与其说这是后世儒生的误读,毋宁说这是统治者的有意安排。

数千年封建长夜中儒家精神也曾闪耀一时,宋代书院对以儒学进士进行了激烈批判。以四大书院(岳麓、白鹿洞、嵩阳、应天)为代表,儒学的真正继承者认为教育的关键是使弟子形成一贯的道德情操,书院教育不是弟子致仕捷径。诚如朱熹所言“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而其所以教之具,则皆因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正是摒弃了仕进思想,书院文化才培养了大批宋、明、清各代名流(如王守仁、顾宪成、魏源),以书院文化自标的东林党人甚至发出“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呐喊。与中世纪的西方大学相比,书院教育与大学“通识教育”殊途同归,教育中所积淀的文化传承才是今天高等教育最弥足珍贵的大学精神。

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锁的大门,西方思潮随之而来。尽管封建官僚将西方科技排斥为“奇淫技巧”,但也不得不惊叹科技手段带来的便捷。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到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到胡适的《独立评论》,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把中国落后原因的矛头指向了被统治者异化的传统文化。然而新文化运动中新与旧、中与西并非形同冰炭,胡适在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中提到“我确信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儒学的道德伦理从理性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归到原来的地位,也就是恢复它在历史背景中的地位”;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也曾提到“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学,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于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其教忠、教孝、教从倘系施者自动行为,在今世虽非善制,亦非恶行”。

当代学者在解读新文化运动时却提出了“全盘否定论”,认为传统文化阻挡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应该全部摒弃,美籍学者林毓生是这种思潮的代表。1949年后我国大学学科建设体系模仿前苏联模式。前苏联大学体制的特征是以专业划分高等教育结构,试图培养某一学科领域的“高级人才”。虽然这种集中化的大学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却摒弃了通识教育原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一批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由此诞生,同时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一批名校被肢解。1952年中国大学院系调整对“通识教育”的打击是致命的,人文学科因为“资本主义性质”被全盘否定,社会学、政治学甚至被取消了专业设置,与实用技术无关的国学则被摒弃出大学之门。1952年院系调整固然培养了大批工科、医科、师范类学生,但对人文学科、大学教育乃至民族文化的打击无疑是灾难性的,香港学者甘阳先生将之称为“大学的终结”。大学“通识教育”的本质在于孕育学生人文素养和科技创新能力,现代大学教育不同于技工学校,技能训练模式下学生可以很容易被训练成“匠人”却很难成为“大师”。

三、金融学发展与当代中国金融学“通识教育”

1.金融学的概念及其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2001)指出“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都摆脱不了本民族的文化根基。就金融学科来说,东西方的金融学科,也同样是分别根植于东西方文化平台之上。当然,金融理论的基本原理是导源于市场经济的本质,并从而有其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普遍意义,但共同规律在不同文化平台上的显示,却决非必然雷同”。按照黄达教授的界定,广义金融学研究范围包括“与物价紧密联系的货币流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短期拆解资金市场、资本市场、保险系统以及国际金融等领域”。

现代金融产业发展早已超越了金融中介模式,获得了主宰世界经济的魔力,1929年美国股灾、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美联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都充分显示了金融对世界经济的话语权。随着金融产业的发展,相关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MM定理、VaR理论等一系列新概念几乎重构了现代金融学。总体上国外著名大学金融学教学存在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经济学院模式”和“商学院模式”。“经济学院模式”的核心课程是“货币经济学”和“货币金融学”,货币经济学侧重研究货币运行、金融产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重点是构建学科基础理论:货币金融学侧重微观层面,如风险敞口计算、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等。20世纪70年代之前“经济学院模式”是主流趋势,侧重基础理论发展,对金融业务的研究不充分。现阶段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经济学院模式”被纳入宏观经济学研究框架,在任何一部国外流行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货币经济学相关理论,代表刊物是《货币、信用与银行杂志》(Journal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20世纪70年代后“商学院模式”逐步兴起,该模式以公司财务和资本市场理论作为基本组成部分,独特之处是以金融工程、计量经济学、现代统计方法作为技术手段,对相关问题进行定量判断。“商学院模式”重视处理实际问题,对金融业务、机构管理的研究高度依靠计量模型,代表刊物是《金融杂志》(Journal of Finance)。尽管两种模式已经并存了近30年,但“商学院模式”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操作技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是主流发展方向。

2.当代金融的文化印记

中国当代金融学高等教育分为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层次,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本科培养目标是“具备坚实的金融学基础、较强数学功底、计算机及外语应用能力的应用型、实践型人才”,硕士培养目标是“有深厚金融学理论基础,掌握应用技能,具备很强的解决金融实际问题能力的高级金融人才”,要求博士具备“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独立从事金融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能力,能主持较大型科研项目和探索重要金融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从上述三个阶段的培养目标来看,金融学本科、硕士教育主要是培养实践型人才,而博士教育主要是培养理论创新人才。通识教育对金融学高等教育异常重要,是因为社会行为理念决定了居民的金融行为,如果单纯移植西方金融理论,无论采用“经济学院模式”还是“商学院模式”都会使金融学高等教育脱离中国本土文化土壤。

在“经济学院模式”中M2/GDP是衡量一国经济货币化水平的关键指标,20世纪90年代中国M2/GDP突破100%,按照“经济学院模式”这一指标快速增长可能会扭曲金融结构。如果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问题

就不难理解了。西方人常惊讶于中国的高货币化水平,但“成由勤俭败由奢”的传统理念却很容易解释上述问题。“商学院模式”所倡导的公司金融根植于西方“信托责任”(Fiduciary Duties),16世纪所有者无法控制航行于浩瀚海洋的探险舰船,信托责任便由此诞生(Young,2002)。随着英国皇室不再从事商业行为,普通法系逐渐成为公司金融的根基。在新教加尔文教派影响下,新大陆移民把新教伦理溶入“信托责任”,加之美国继承了普通法制度,“信托责任”获得了滋生土壤。非精英制度是普通法系的灵魂,在多数情况下陪审团成员都不从事法律工作,这种非职业化的法律制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简直匪夷所思。中国最初的公司源于清末洋务运动的“官督民办”,复兴于20世纪80年代初,资本市场在建立之初便与“信托责任”有着完全不同的制度内涵。虽然不能把中国资本市场全部问题归结于此,但银广夏、蓝田股份等一系列问题必定与缺乏“信托责任”有关。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无一例外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单纯移植西方公司金融理论,忽略中国文化传统,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金融实务都不可能有突破性进展。

3.当代金融“通识教育”思辨

如果说缺乏“通识教育”,理工科高等教育仍然能培养出技艺高超的“匠人”,那缺乏“通识教育”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则注定陷入“白马非马”的尴尬境地。西方金融学理论的哲学根基是经验主义。由经验主义衍生出个人主义,进而衍生出交易自由、经济自由、金融自由。一个明显的差别是中国金融根植于一个具有悠久集体主义历史的国度,居民对集体的信任要远强于对个人的信任。中国商业银行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时至今日中国本土商业银行都有着浓厚的国家背景,与其说居民信任银行股东能管理好存款,毋宁说居民信任国家行政能力。也正出于对国家能力的信任,中国金融业渐进式改革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西方金融理论则难以解释资本充足率曾经偏低的银行为何能一跃成为世界一流银行。

毋庸置疑,西方金融学和金融产业目前的发展水平仍远在中国之上,向西方学习对提升中国金融产业发展、提升当代中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意义也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代中国金融学高等教育开始系统引入西方金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相继翻译了一系列国外金融学经典原著,同时编写了诸多以西方金融理论为主体的金融学教材,提升了中国金融学教育水平,促进了金融学科发展。在引进西方金融理论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理论对受教育者潜移默化的文化侵蚀。中国高等教育生存于中国本土,无论在哪个层面,金融学高等教育都必须适应中国实际,这就要求我们对学生开展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的通识教育,以保证学生的中国文化印记。通识教育不仅能提高金融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在中西文明中找到结合点,进而成为黄达教授所言的“东西方文化平台上自由往返和‘漫游’的人才”。也只有通识教育才能奠定学生的中国式人文意识,在学习、实践、科研中探索,发展适合中国的金融改革道路。

如果将当代中国镶嵌在一个更加久远的历史背景中,通识教育对金融学、高等教育,乃至国家民族的意义就更加显而易见。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传统文化维持民族认同,失去自身文化的民族甚至很难延续。如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及其文化理念真正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主流思想,中国不仅会成为文化上的碎片,也将成为经济上的碎片。同时,中西文化、教育也存在可融合性、共通性,“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明教之心”,扬弃传统文化并吸纳西方理论的先进部分,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融贯中西的学术思想体系。

四、金融学科的新桃与旧符

1995年国家教委召开“文化教育试点会议”,高等学校开始把“通识教育”提上日程,自此各大学不同程度加强了人文教育。有观点认为,中国“通识教育”的改革途径有两条,一是大规模调整课程体系,模仿哈佛、芝加哥等名校建立本科学院,复旦大学的“复旦学院”即遵循这种路径,但成立本科学院涉及所有专业,不太可能断然在全国范围推行;另外一种方式是依靠现有师资力量,增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这也是多数高校的做法。金融学科“通识教育”既有与其他学科的共性,又有自身特殊性。

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必须与中小学教育衔接,如果没有中小学作基础,大学“通识教育”很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在我们现行的中小学教育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散落于语文、历史、思想、音体美教学,没有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不应该是常识性教育,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就应该对传统文化基本了解,一个民族直至大学才进行传统文化基础教育,这无疑值得反思。

在金融学专业中通识教育必须达到以下几个目的:第一,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完整了解,并形成以中国文化为底蕴、具备时代色彩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第二,培养学生文字能力,务使学生既能用浓墨重彩的语言描绘“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又能简捷勾勒出“枯藤,老树,昏鸦”;第三,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当前高校学生考核一直针对个人,“通识教育”应该重点培养学生团队精神,一个可能的途径是考试以团队形式进行,并以团队成绩替代个人成绩;第四,加深对经典著作的认识,目前国内大学的普遍做法是开设“××导论”、“××概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应该采取助教辅导下的原著阅读,授课重点应该是讨论而非讲授。

当代金融论文篇(2)

二、早期金融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

根据不同的标准来看,早期金融理论在演变和研究中心的变化上有不同的理解个概括。在金融实现市场化之前金融学研究的演变中心为:从关注商品价格波动过渡到对资金价格的研究。在对商品价格进行关注的时候,金融学将货币的职能以及货币的数量作为研究的重点,在对比商品数量和货币数量的过程中总结出物价变动的规律。早期金融学以对资金价格的关注中,开始进行对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的分析,最终总结出中央银行的政策分析框架,即通过对货币的调控进行宏观调控。

早期金融学的真正形成是从研究货币、信用、银行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三者的关系对物价、利率和经济运行产生的重大影响开始。早期货币主要的存在形式为金属铸币,但是货币和信用之间是相对独立的状态。之后随着银行券使用的广泛和普遍,造成货币与信用之间的关系紧张化。直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不兑换银行券流通制度的确立,使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成为一样的过程,因此而出现了金融学这一新范畴。早期金融学的研究核心是以银行体系作为基础的信用货币创造机制,而存款货币的双层次性是早期金融学的主要体现。在早期金融学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商品价格决定及其波动是人们首先关注的影响因素。在对信用货币创造机制进行考虑后,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的比较对通货膨胀率的高低起到一定程度上的决定性作用。

三、现代金融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对金融结构市场的不断推动,现代金融学的轴线发生了变化,即从资金价格慢慢向金融资产价格过渡,从基础资产的定价理论逐渐向衍生品的定价理论发展。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经济结构中金融结构变化巨大。人们关注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利率,但利率却慢慢淡出经济学界主流的视野。因此,人们的关注点转向了根据复杂性的价格理论,也就是资本市场资本价格的变化及其决定。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金融在经济上的作用大幅度增加。

现代金融学开始于《证券组合选择》这篇文章。该文章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金融学一直沿用的方式,即使用描述的语言将金融思想表达出来。另外,研究重点也变成了资本市场上数不清的证券资产组合选择,在均值和方差衡量收益和风险的理论基础上,产生了方差理论,也就是投资者在选择证券资产的时候,一方面考虑资产的收益均值,另一方面还考虑资产的受益方差。但是,当投资者可选择的证券数量增长时,计算证券组合的方式将会以几何级数增加。在马珂维茨资产理论的铺垫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风险状态下的市场均衡理论》这篇文章对资本市场均衡条件下的资产收益进行研究,通过对一些列假设的分析研究,退出了投资者在均衡状态下,仅选择无风险证券和市场证券的组合来,这就是所谓的资产定价模型,简称为单因素模型。

现代金融学理论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的金融实践影响深厚,可以说起到根本性和革命性的作用。在对金融资产中金融衍生品精确定价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规模起到巨大的推动性作用,实现了金融衍生新品交易规模的爆炸性增长。另外,在对公司金融理论和金融契约理论的发展进行研究的同时,促进了金融市场上各种公司筹资和融资活动的频繁进行。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养老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在资产组合理论的发展和投资组合业绩的科学评估下积极参与资本市场投资活动,使得资本市场规模出现了空前膨胀的现象。另外,在金融机构领域出现了大量的并购事件,使得能够提供全套服务的金融机构模式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造成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出现了界限模糊的现象。金融经济活动逐渐蔓延至全世界,并且金融全球化还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

现代金融理论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实践,还帮助其创始者获得了世界级的荣誉。更重要的是,现代金融理论不同于早期金融理论的一劳永逸,现代金融理论的贡献不能够无限影响金融市场的投资融资活动。一些耳熟能详的现代金融理论比如MM定理、CAPM模型等等,在金融市场的影响不容小觑,这些理论决定了现代金融研究者们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上所获声誉的高低和好坏。

四、新金融经济学理论的探索

虽然现代金融经济学理论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巨大挑战比如新制度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的挑战等等,但是这些挑战对于新金融理论来说,只能算是一种探索,并不能对新金融经济学理论进行构建。默顿和博迪曾经指出,新制度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至多能够作为在现代金融理论基础上的修订,这两位学者的解释侧重于金融资产价格对现代金融理论模型预测出现偏差的原因。所以,现代金融理论依旧是资本市场定价和公司金融决策的基础模型。

当代金融论文篇(3)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蓬勃发展。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汇率、利率变动频繁,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再加上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金融业务已经不能满足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客户融资的要求,从而推动着金融不断的创新和发展。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一系列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起源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80年代形成高潮,进入90年代如火如荼。 

一、国外理论研究现状 

为了从理论上阐述区域金融创新,西方经济学家陆续提出不少不同的见解,由此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形成了色彩缤纷的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流派。 

在20世纪60年代-90年代,欧美国家有大量的学者研究了区域金融问题,根据sheila c.dow、carlos j.rodriguez-fuentes(1997)的研究,西方关于区域金融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货币经济学展开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有: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货币主义模型和凯恩斯主义模型)、公开市场操作的区域影响、区域货币乘数、区域金融市场(区域利率差异、区域信贷市场),此外,一体化金融市场内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luigiguiso、paola sapienza和luigizingales(2002)、jayaratne和strahan(1996)也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重要方面。 

西尔柏(w.l.silber)从供给角度来探索金融创新。西尔柏研究金融创新是从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创新最积极这个表象开始的,由此归纳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西尔柏从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和工具创新分析框架中推出的金融创新理论对于从供给角度研究金融创新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 

凯恩(e.j.kane)提出了“规避”的金融创新理论。所谓“规避”,就是指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实行回避。“规避创新”,则是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管理行为。它意味着,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 

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niehans)提出的金融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这个命题报考两层含义:(1)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是否具有实际意义。(2)金融创新实质上是对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 

威廉·l·斯尔帕(william.l.silber),美国著名的经济和金融学家,他在1983年5月发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一文,在文中他详细阐述了金融创新的原因,并用直线程序模型加以说明。斯尔帕认为:创新活动是经济推动力的产物,在金融部门中,不定期的观察结果表明大多数金融成果都源于经济刺激。金融创新是微观经济的框架,它是约束诱导、技术的进步和立法的结果。 

二、国内理论研究现状 

对中国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中国的金融学者们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张军洲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分析》(1995)中提出了区域金融的概念内涵:区域金融理论是以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发展空间结构变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在外延上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金融活动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他对区域金融概念的内涵要素进行了如下界定:一是空间差异要素。二是金融结构与发展水平要素。三是吸收与辐射功能差异要素。四是环境差异要素。这些要素的差异形成了区域金融概念的丰富内涵。

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类型出发,讨论了区域经济发展引起的资金流动的原因、途径、趋势、效果,以及资金流动引起的经济效果的实证分析;指出随着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资金流动管制有了很大的放松,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提出了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 

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对体制转轨中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他们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他们认为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结构构成了区域金融研究的主题,也是区域经济学发展的核心。他们强调了中央、地方与企业三方的利益冲突,蕴涵了博弈论的思想。他们的研究较为全面。 

刘仁武博士在《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2002)中通过区域金融结构和进入发展理论框架,运用实证的方法讨论了区域金融的均衡、区域金融调控、区域金融风险控制的问题。刘仁武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进行了创新,提出了金融结构健全和金融发展可持续的理论框架。 

支大林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研究》(2002)中对区域金融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了理论界定,认为区域金融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提出区域金融成长的概念;指出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从质和量两方面对区域金融成长的规定性进行了分析和概括。 

三、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研究的展望 

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全球一体化的金融中心创造出连续24小时连续运转的金融市场。作为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血液循环作用的金融市场,其蓬勃发展的基础是金融创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金融创新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而区域金融创新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因此区域金融理论还将面临更多挑战,需要我们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shaw, e.,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oxford univ. press, 1973 

[2]austin, the province ofjurisprudencedetermined, bei jing: china renmin univ. press, 2001 

[3]杨星.金融创新.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 

[4]徐进前.金融创新.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5]张军洲.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6]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当代金融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3-0047-05

总体上看,2011年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金融问题的研究不如前两年火热。尽管有近300篇论文涉及到中国当代金融的研究,但真正有份量的成果较少。笔者从这些论文中筛选出50篇文章,从国有银行改革与发展、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货币政策、通货膨胀、金融市场、农村金融、其他研究等七个方面加以述评。

一、国有银行的发展与改革

对于国有银行发展与改革问题,学术界规范性研究较多,而实证性研究不足。众多论文讨论国有银行“应该”如何改革与发展,仅有少量文章讨论国有银行改革与发展走过的道路“是什么”,而且,其中还有不少属于宣传性的文章。 比如,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金融》 推出了一组纪念文章,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事业的光辉业绩。

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撰文论述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事业的历史经验与重大成就。他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金融事业留下了许多宝贵财富,比如:始终坚持为人民的利益来发行、管理货币;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始终坚持实践导向;始终将金融事业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把金融事业作为党实现目标的重要手段与保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逐步建成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 高度集中的单一国家银行体制, 尽管这种体制后来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金融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基本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 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运行体系、金融监管及风险防范体系。 [1]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定富撰文论述了中国保险业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早在建立初期就提倡保险事业。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建立新的保险业进行了积极探索。1979年国内保险业务再度复业后,迈进了新的历史时期,保险市场初步形成了以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为主体、 中外保险公司并存、多家保险公司竞争发展的新格局。在推进保险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保险业发展的道路。 [2]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论述了中国特色银行业监管的理论与实践, 认为中国特色银行业监管理论体系是银行监管一般规律和良好实践的中国化与理论升华,包含四个组成部分:一是清晰的银行业监管目标;二是科学的银行业监管理念;三是完善的审慎监管框架;四是强有力的持续监管。这四部分形成了一个不可割裂、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 [3]

今年也是中国银行成立一百周年。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1908年的大清银行,1912年改为中国银行并沿用至今,历经百年沧桑巨变, 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回顾了中国银行的百年历程,指出中国银行经历了辛亥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三次伟大革命,见证了中国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历史风云。中国银行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爱国爱民、诚信至上、改革创新、以人为本。 [4] 许斌通过介绍中国银行不同时期发行的股票,回眸了百年中行的历史。 [5]

除金融业主管官员论述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与改革外,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做了分析。刘迎霜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变革的视角,叙述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历程。指出,金融机构的改革主要是从单一的银行金融机构转向多元金融机构发展, 从完全国有行政主导金融的金融机构转向企业化、市场化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体系改革是从非常狭窄的资金市场发展到多层次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金融监管改革是从作为中央银行的人民银行的统一监管发展到“一行三会”分业监管。 [6] 刘文的观点已有众多学者提出过,该文尝试着做了一些综合。

何广延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框架, 分析了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 认为,在1949~1978年“大一统”金融体系下,基本上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1978~1998年,伴随金融制度体系的变革,由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逐步过渡, 形成了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控制性金融监管制度又转向审慎金融监管制度。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过程呈现出强制性、渐进性、滞后性三个特征。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主体为政府,变迁形式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强制供给,这是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7]

当代金融论文篇(5)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戈德史密斯首次提出金融结构理论,认为金融结构即为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并认为金融结构的变迁即为金融发展,建立了一套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然而其理论中关于最优金融结构方面内容却未提及。最早比较详细地论述“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的是林毅夫(2006;2009;2011),认为“最优金融结构”即金融体系中各种制度按比例构成以及其相互关系需要与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产业、技术结构和企业的特性相互匹配。并认为“最优金融结构”要有效地实现金融体系的基本职能,促进经济发展,是在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应具有与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相适应的。最优金融结构是内生的、客观的,也是动态的,随着该国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企业规模和风险特性的变化而演变。林毅夫也阐述了一国的政策、法律、文化以及国际环境等各种因素可能会影响该国金融结构偏离最优。

以往学术界采用所谓的“两分法”来划分金融结构,他们将寻求最优金融结构转化为研究两类金融结构的优劣即银行与市场的优劣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随着时间、经济环境等的变化而有所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前许多学者认为德国、日本等银行导向的金融结构优于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结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长期经济萧条,大量的研究成果又偏重于认为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是较优的。实际上,不同国家金融结构的形成有其历史、经济、政治及社会传统根源,不同的金融结构在公司治理、风险分担、资源配置以及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功能方面各有优劣。到最后也未有统一定论。

为何要把银行发展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分开来研究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银行与金融市场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两者之间既是竞争的关系,又具有互补的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并不能完全分开,那么银行与市场的组合将会提供一个更加有效的金融服务,只是银行与市场这一组合的比例存在着差异,各国银行与市场组合比例即金融结构是不同的,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着使得经济发展实现最大化的最优银行与市场的组合点即最优金融结构。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在新的视角下,以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论证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是否存在最优点,以及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倒U”型关系。

经济发展中最优金融结构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一)最优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金融结构的组合主要由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构成,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存在着不同的融资需求组合,将金融资源分配到这两种结构或者方式中的比重是不同的。接下来本文将分析在既定的金融资源之下实现最优经济发展水平的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最优组合比例。首先构建一个经济增长函数:

根据假设,函数中的Growth表示等产量线,银行部门发展(间接金融)用Bank来表示,Stock表示金融市场发展(直接金融)。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国的金融资源将会面对一定的预算约束即金融资源禀赋约束,金融资源约束线方程为:

Bank代表银行发展,Stock代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R代表金融资源禀赋,d1与d2代表的是一国金融资源分配到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难易程度,d1越大,表示金融资源分配到银行部门的难度越大,则会将资源转而分配到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将有更大的发展;反之,d1越小,则资源更容易进入银行系统,银行部门发展会更快。这里的d1与d2主要受到政府经济政策、法律法规、国内外经济环境、科学技术、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等因素影响。

在长期,假定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之下,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金融结构组合都是可变动的,一国用于分配这两种方式的金融资源R是既定的,金融资源主要分配到银行部门与金融市场中。如果该国要以既定的金融资源获得最优的产出,那么它应该如何选择最优的金融结构组合呢?即如何选择银行部门(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的最优组合比例。

将等产量曲线与相应的约束线画在同一个平面坐标中,就可以确定一国在既定金融资源之下实现最大产量的最优金融结构组合点即金融结构最优点。在图1中,横轴代表银行发展(间接金融),纵轴代表金融市场(直接金融)发展,首先画出一条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以及三条等产量曲线Q1、Q2、Q3。由图1可见,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与等产量线Q2相切于Z点,该点为均衡点即银行发展(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组合的最优点。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相交于Q1曲线的a、b点虽然也是银行与金融市场的两个组合点,但是所代表的产出比较低,并不是最优点,而代表更高产量的Q3线与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无交点也无切点,既定的金融资源之下无法实现Q3曲线所代表的产量,所以Z点才是既定金融资源之下,银行与金融市场组合的最优点,即证明了金融结构最优点的存在。在科学技术、法律制度、经济金融环境、金融管制政策、经济体制等影响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如果一国金融资源禀赋发生变化,金融资源约束曲线CD发生平移,平移的CD线就会与其它等产量线形成相同的切点,而形成的一系列切点均为新的金融结构的最优点。d1与d2由于其影响因素发生变化时,则约束线CD将会发生转移,转移的CD曲线会与等产量线形成一个切点,达到一个均衡,这个均衡点将会是新的金融结构最优点。当由于其他金融结构的影响因素的作用,此阶段的CD曲线与等产量线没有相切,即没有达到均衡点位置,例如目前的处于a、b、f点的位置,则表明此状态的金融结构没有达到最优,偏离了最优,a、b、f点处的金融结构点虽然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是未能使经济获得最大化的增长。

(二)经济发展与金融结构的“倒U型”关系假设

根据前面最优金融结构的经济学分析,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在既定金融资源下实现经济发展最大化存在着最优金融结构即银行(间接金融)与金融市场(直接金融)最优组合比例,当金融结构处于最优值时,经济处于高水平的发展状态,金融结构未能达到这个最优值或者偏离最优值时,经济发展将会处于低水平的发展状态。Asli Demirguc-Kunt, Erik Feyen, and Ross Levine(2011)认为各国的金融结构实际值与金融结构最优估计值之间的偏离值称作“金融结构缺口”,通过各国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金融结构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随着金融结构缺口缩小,经济不断增长,随着金融结构缺口扩大,经济发展不断降低。从经济学角度以及学者们的理论实践的结论可以发现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已经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金融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的最优金融结构可以认为是金融结构的临界值或阈值,金融结构趋向于金融结构的最优值时,经济不断增长,金融结构偏离最优值时,经济增长下降。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理论假设: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

如图2所示,横轴代表金融结构,纵轴代表经济发展,图中“倒U”型曲线L代表的是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Z点代表实现经济发展最大化的最优金融结构点,P点代表实现最优经济发展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倒U”型非线性关系,表明金融结构的发展,经济增长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在金融结构在Z点以前,经济增长呈现增长趋势,在金融结构达到Z点时,经济发展达到峰值点P,金融结构在Z点以后,经济增长呈现下降的趋势。那么曲线中的Z点为使得经济发展达到最大值时的金融结构值,而此时的金融结构Z点,被称之为最优金融结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倒U”型非线性关系与Levine等人(2011)得出的金融结构缺口与经济发展存在着负相关关系的结论是一致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倒U”型非线性关系用函数表达式的形式表示如下:

当这里的α2为负值,并且α1为正值时,该函数曲线为“倒U”型曲线。根据以上理论得出两种假设: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最优金融结构;经济发展与金融结构之间存在着“倒U”型非线性关系。

结论

根据前文分析所得结论如下:一国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最优金融结构,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不是线性的,而是存在着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说明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非简单的促进与抑制作用,其作用还取决于金融结构的水平,即取决于金融结构的最优值或者阈值。当金融结构的水平高于最优值时,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在银行发展与金融市场发展的组合比例中,直接金融比例的下降或者间接金融比重的提高都将会对经济增长发展产生负效应,将使得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的发展状态,不利于经济发展,此时可通过优化金融结构提升直接金融比重使得经济发展程度提升到高水平发展状态;当金融结构水平低于最优值时,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在银行发展与金融市场发展的组合比例中,直接金融比例的下降或者间接金融比例的提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促进其经济发展,此时可以通过提升间接金融比重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金融结构的最优临界值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割成以上两种一正一负的非对称关系状态。

在现实中一国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并非时时刻刻保持最优状态,因为一国或地区的金融结构受到要素资源禀赋、法律、文化、制度、经济政策、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科技水平、财富、经济金融环境、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金融结构可能偏离其最优临界点或者最优区间,因此可以通过金融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整去促使金融结构趋向其最优状态,从而使得该国的经济处于高水平发展状态。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孙希芳,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J].经济研究,2009(8)

2.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埃斯里·德米尔古克-肯特,罗斯·莱文.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银行、市场和发展的跨国比较[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劳平.融资结构的变迁研究[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当代金融论文篇(6)

国际金融教材提纲讨论会

1979年人行教育司教材处加大了财经类高校金融教材的同时,也加大了国际金融教材的建设工作。那时重点组织编写了两本试用统编教材,即《国际金融概论》和《外汇概论》。

在此,我集中回忆有关《国际金融概论》一书的编写情况。此书从1980年 冬,由人行教育司教材处处长谭秉文亲自主抓,从挑选高校编写人员到拟定编写大纲,从讨论大纲到分工撰写,从讨论初稿到最后审定出版,为时将近两年。此书于1982年12月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受到全国财经院校师生的欢迎,后多次再版,并被评为全国金融学科的优秀教材。此后,许多高等院校也各自编著了《国际金融》的相关教材,

最令人难忘的是,1980年12月,编写组在距上海财经学院较近的一个内部招待所,召开了有关教材提纲的五天讨论会。该书编写组的成员为:朱元(组长)、谢树森、沈锦昶、张景文、吴开祺、王海北、赵尚质、黄有土、曹世儒。当时这九位老师中,黄有土、赵尚质不到50岁,其他几位都50多岁,个别已过60岁。上海12月份的天气阴冷,除了上海财院的编写及讨论人员每天来招待所讨论外,其他人员都住在一个里外间的套间里。我记得里间住有曹世儒、黄有土、赵尚质和我;外间住的是谭秉文、张景文、王海北和吴开祺。每人有一个床头柜,房间里只有一张很小的书桌,讨论时在外间,因椅子不够,大多数人都坐在床上。

谭秉文起得最早,他在楼道做自编的体操30~40分钟,据说已坚持了十几年。他身体修长,虽然年近六旬,但精神很好,动作灵活,弯腰双掌能触地。他是老一代革命家谭平山的儿子,解放前毕业于上海财院,是学校的高材生,在大学时就翻译出版过西方经济学名著,后在银行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大区行合并,他与夫人一起调到北京。他分配在《中国金融》杂志当编辑,爱人分配到中国银行总行工作。50年代末,他与爱人兰好仁支援新疆建设,一去就是几十年,在新疆,他自学了维吾尔语,能读懂书籍和报纸。70年代后期,他们返回北京,他分到人行教育司,兰好仁又回到中国银行,这时,他把全部心血投入到财经院校教材基础建设工作。上海是他父亲上世纪20年代从事革命的地方,又是他大学学习的地方,所以他对上海、对上海财院充满了感情。有一年,我正在上海探亲。他与女儿竟然找到我在上海弄堂深处的家,令我十分吃惊。老谭退休后,身体一直很好,从不上医院。他还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不少西方名著,如《美国货币政策与金融制度》(与戴乾定合译)、《美国中央银行的宏观管理》等。大概在1996年冬,他发高烧转成了肺炎,医治无效不幸逝世。其实,他是最有资格回忆,在改革开放头十年,人行教育司如何组织财经类高等院校金融教材建设的。今天,我们绝不会忘记在他组织下,编写出了的十几本金融专业教材,他的辛勤工作对我国高校金融学科和教材的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

朱元当时是上海财院世界经济系系主任,编写组织中唯一的教授。他40年代中期在美国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到大学任教,他与老谭一起主持讨论。此书绪论由他执笔。他提出学习并熟练掌握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方法来研究分析国际金融领域发生的各种各样问题。

谢树森当时是上海财院世经系国际金融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他194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任教,曾担任系主任,当时刚30岁出头。他直率、好辩,思维活跃,善于言谈,往往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英文水平出众,钟爱国际金融教学。他一直主张把国际金融学与金融学并列为相同地位的学科,以便更好地培养国际金融的人才。为此,谢教授2002年上书教育部,并向吴启迪副部长当面谈了上述意见,并建议提高高校国际金融专业入学的英语分数的门槛。

上海财院的沈锦昶带着金丝边眼镜,清瘦,显得很斯文,他上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获硕士学位,进入上海中国银行工作。因肺病离职,后又应聘为圣约翰大学的教师,院系调整后并入上海财院,成为教授国际金融专业的骨干教师。他英文根底好,无论英翻中,还是中翻英都有较深的造诣。至今在我手边还保存着由谢树森、沈锦昶主译的美国林德特与金德尔伯格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打开封页就看到他们赠与我的签名。这本书近50万字,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经贸、金融领域一本重要的理论与实务参考书。

中央财经学院的张景文,上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派到上海中国银行总处,大区行合并调整,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从上海迁至北京,他也调到北京。1958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安排到东北工作。1976年落实政策回到北京。这时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回中行总行,另一个是去中财,因为当时中财刚刚恢复招生,急需教师,而他在中国银行工作多年,搞过外汇管理、外汇信贷,英文水平也高,他是金融学科不可多得的人才,在中财领导的盛邀下,他决定去中财,并组建金融系国际金融教研室并担任该教研室的主任。他对此书编写浸注了很大心血。他与虞关涛教授共同指导的人行研究生部学生张礼卿,如今早已是中财金融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国际金融学科学术带头人。

陕财的王海北副教授,身材矮胖,看上去年事已高,我印象中,他曾留学海外。他讨论时发言不多,主要承担国际金融机构的撰写。198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恢复了我国合法席位后,1983年,基金组织在陕财举办了一个有关基金组织的知识与业务培训班,据说,王海北承担了主要资料翻译工作,从中反映出他不仅英文功底深厚,而且具有扎实的西方经济金融学理论基础。

吉林财院的赵尚质,当时显得较为年轻,个子比较高,看上去精神而且挺拔。他日文很好,曾于日本商专毕业。那时有关国际金融的资料有很大部分由日文翻译过来,因此从信息来看,吉林财院一点也不落后。他是吉财世界经济系国际金融专业的创始人,编著了教材,带出不少优秀学生。

厦大的黄有土年龄与赵尚质相仿,福建人,身材较矮,是世经系国际金融教研室的负责人,在讨论时,他喜欢辩论,有时与谢老师争得面红耳赤。我是1979年参加社科院世界经济学会在厦门鼓浪屿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认识他的。此后,他也多次参加国际金融学会组织的活动。1992年他与学生朱孟楠编著了《国际金融新论》,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如今,朱孟楠教授已是厦大金融学院院长、博导。

辽财的曹世儒是个大胖子,有东北人的豪爽劲,开朗和蔼,他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人民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辽财从事世界经济的教学工作。他称得上是该校国际金融学科的创建人,80年代被评为副教授后又晋升教授,带出一批优秀的学生。他也多次参加国际金融学会的活动,我们都有机会相见。

天财的吴开祺中等身材,戴黑边眼镜,操苏北口音。他原是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职工,50年代后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离开银行,后在天财金融系国际金融专业任教。90年代退休后,仍笔耕不辍,立信会计出版社为他出版了《新编国际金融》、《现资学》、《现代国际结算》三本专著。当时,天财的国际金融专业力量很强,与吴开祺一样,有好几位教师都在天津中国银行工作过,他们是徐国勋、马作舟、苏宗祥、石岷、蒋辑等教授。现在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专业的实力仍然很强,有一批年轻新秀。副校长、博士生导师王爱俭教授就是天财培养的接班人,她的教学和科研方向也是国际金融。

在提纲讨论中,我们对国际金融这门教材是从国际收支讲起,还是从外汇与汇率讲起,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既然国际金融说的是国际间资本周转与流动,那么应该先谈外汇与汇率,也就是从微观说起。但有人认为,应该从宏观说起,因为国际收支能全面反应国际间资本流动的存量与流量,它是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商品、劳务、资金交易等形成的债权、债务的综合反映,而这些变化将对汇率乃至经济金融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如何表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性质作用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对该组织维护国际货币体系正常运转,促进世界商品、劳务、资本流动的作用以及缓解国际货币体系危机仍给予了充分肯定。谭秉文和我还强调,在国际资本流动这一章,要把利用外资的内容放进去。大家十分赞同,决定用一节专门谈此问题,即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可能性、理论与实践、指导原则、渠道方式、注意问题。最后,在充分讨论了各章节应撰写大纲后,由老谭和朱元确定各章节的执笔人选。以上所涉及此书编写的人和事,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这次讨论会情景还历历在目,提到的人绝大多数是我的学长和朋友。如今,我国高校国际金融专业正在蓬勃前进,已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人才;所提及的老师大多都已故去,但是新一代的教师和学者正在不断崛起,他们以崭新的、与时俱进的学识必将把我国的国际金融学科建设推向更新、更高的水平。

国际金融教学大纲审定会

1987年,国家教委高教司通过组织中外教授讨论,确定高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共11门,它们是: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数学基础、会计学、统计学性、货币银行学、财政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发展经济学、计算机应用基础。并先着手组织编写和审定“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大纲”。

在国家教委启动组织编写和审定高校财经类专业11门核心课程教学大纲后,人行教育司于1991年12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高校金融类专业“国际金融教学大纲审定会”。会议由上海财经大学金融系主任王学青教授牵头组织承办。这是一次全国国际金融教学、研究和实务工作者的大聚会。人行教育司副司长孙荣欣出席会议,会议由教材处处长赵蒂英负责。

当时人行教育司将国际金融专业确定为八门主课程,这八门课程是:国际金融概论、外汇管理概论、金融市场概论、外国银行业务与经营、国际信贷、外汇会计、国际结算、外汇英语选读。我手中还保留这次会议的代表名册,名册不仅列入参加人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还列出参加哪一门教学大纲的讨论。此名单帮助我回忆这次在国际金融教材和学科建设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会议。

参加《国际金融概论》讨论的有华东师大的陈彪如、黄银柱教授,辽宁大学的刘亚副教授(五道口博士),河北大学的康书生讲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周祥生研究员,中国银行研究所吴念鲁研究员、陶礼明助研。由于陈彪如所著的《国际金融概论》出版不久,获得好评,但该教材定性为高校文科教材,适合综合性大学使用,于是大家建议,由我和周祥生牵头,由中行研究所和上海分行研究所以及辽宁财大的刘亚参加编写国际金融概论新教材。在确定主编和编写人员后,由我、周祥生、刘亚、陶礼明就教材的框架也即各章的顺序作了较深入的讨论。我们一致认为,目前出版的国际金融教材已不少,但都是从国际收支谈起,即从宏观抽象谈起,而人们实际接触的是外汇、汇率,而对国际收支比较陌生。我们一定要把这本金融类的统编教材编好,写出特色来。我们确定绪言由刘亚撰写。他深入浅出的阐述了本教材为什么先从外汇、汇率谈起,以及国际金融核心内容的特点。接下来是外汇、汇率、国际货币制度、外汇管理、国际储备、国际收支、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资本流动、国际结算与支付、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的发展变化及前景。我执笔写了5章,在规定的半年完成了初稿工作,但其他撰稿人迟迟未交稿,而这时,我被派驻卢森堡中国银行分行工作。我把未了事项交给陶礼明,由于人行教育司和西南财大出版社催稿,即交付出版社。

1993年底,我才看到已出版的教材,全书都未看见刘亚所写的绪言,因为作为开篇的绪言就强调本书不同于其他教材,我还发现细微之处错误很多。后责问出版社时,责编答复为绪言与第一章内容有重复,他们就撤下了。对此事我很不满意。总之我们按时完成了人行教育司组织的高校金融类《国际金融学概论》教材的写作,此书共印12000册。该书的结构顺序、内容观点体现了国际金融的理论性、实务性和创新性。但我作为统编教材的主编是有责任的,虽然我在海外忙碌,但是没有盯紧此书出版的关键环节,此事一直深感遗憾。

参与《外汇管理概论》讨论的有人大王传伦教授、他的学生王军博士生,东北财大刘善讲师。人行教育司邀请了对外经贸大学刘舒年教授和天津财大马作舟教授,但他们都未到会。刘舒年教授曾牵头参与1983年人行教育司组织编写的高等财经学院试用教材《外汇概论》一书。马作舟教授按照人行“七五”金融科研规划(院校部分),承担了《现代外汇学》的科研项目,他与王令芬博士于1989年10月以《现代外汇学》作为高等财院教材,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由于他们没有到会,此教材的讨论没有深入展开。

在此,我要特别强调,人大财政金融学院的王传伦教授对国际金融学科建设作出的特殊贡献。王传伦教授是学贯中西、横跨财政金融两大学科的学术泰斗。在戴相龙、黄达主编的《中华金融辞库》中,他担任国际金融卷的分主编。他用了二万多字的篇幅写下了“国际金融”这个分卷词条。我认为,这是我国学界迄今为止,全面阐述解析“国际金融”最清晰的词条。他从国际金融发展历史和所涵盖的基本内容,以及理论的演变发展进行阐述。不仅十分到位,而且具有理论高度,阐述清晰透彻,每一个观点都经得起推敲,从字里行间也都看出他做学问的严谨态度。他所撰写词条的观点和具体内容,见后面第四部分。我十分赞同他对国际金融所涵盖的内容以及内容顺序的排列,这一思想也贯穿在我主编的《国际金融学概论》教材中。

每当在国际金融领域发生重大事件时,或对某些问题有所困惑不解时,我也随时查阅《中华金融辞库》,阅读王传伦教授主编的国际金融卷的相关词条予以解惑。王老师也是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的常务理事,他曾帮助我的第一本书《欧洲美元与欧洲货币市场》一书修改、出版。我与王传伦教授有着30多年的深厚忘年之交。

《金融市场概论》由上海财经大学世经系朱元教授、沈锦昶教授牵头,参与的还有该系霍文文副教授,厦门大学财金系赵磊讲师也参加该组讨论。

《外国银行业务与经营》有复旦大学世经系陈观烈教授,陈伟恕副教授,厦门大学财金系黄宝奎教授,辽宁大学郝国胜副教授,上海财大金融系许谨良副教授,戴国强讲师,刘波讲师,中南财大刘慧好讲师,武汉大学叶永刚讲师与会。该书由黄宝奎教授主编,复旦著名教授陈观烈执笔写了第一章“银行在西方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该书题目改为《西方银行业务与经营》,是八门课程中编写力量最强的一组。该书于1995年7月由西南财大出版社出版。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我几乎每年去一次上海,参加上海国际金融学会的活动,开展人民币汇价改革的调查,为《国际金融研究》杂志组稿。在上海期间,我通过上海中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周祥生研究员在上海中行招待所座谈。邀请了华东师大陈彪如教授、复旦大学的陈观烈教授、马之L教授,上海财大的谢树森教授、沈锦昶教授,上海银校的姚念慈教授等人。这样的活动举办过多次,他们对编写国际金融学科教材认真负责的态度,为办好《国际金融研究》所提出的宝贵意见,使我受益非浅终身难忘。

《国际信贷》有北京财贸学院萧朝庆教授,对外经贸大学费修梅副教授,人民大学财金系李春副教授与会。此书确定在1986年刘舒年主编、吴永福副主编《国际信贷》教材的基础上增补修订,最后由刘舒年主编,萧朝庆、李春为副主编。该书在1993年5月由西南财大出版社出版。此教材后经多次修改。2009年3月,在一次会议上,我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萧朝庆教授,他赠给我由刘舒年与他主编的《国际信贷》第四版,该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在扉页上萧老师写道,“请吴念鲁教授指正,1991.12.5,上海教材会议的成果延续至今。萧朝庆赠,2009.1.16。”萧老师为人谦厚,我退休后参加过一段北京国际金融学会组织的活动,还见到过萧老师和刘舒年教授。刘舒年长期在对外经贸大从事国际金融教学科研的工作,还编著了《国际金融》、《国际融资与外汇》等教材。

《外汇会计》参与讨论的有天津财院金融系石珉副教授,西南财大会计系的吴艳鹏副教授,曾晓玲讲师,广州金融专科学校外汇保险系郑师有副教授。还有几位实务工作者,他们是广东发展银行高级会计师陈懋嵩,他原是广州中行会计专家,为支援而去了广发行,辽宁省建设银行财会处的杜宇。此教材后由石珉牵头。石珉原在天津中行外汇会计工作,由他主编的教材受到学生们的广泛好评。这次会议中国银行总行教育部教材处处长朱一鸣也到会,在这次会上她约请石珉为中国银行职工编写了《外汇会计实务》一书。

《国际结算》参加会议的有天津财经学院金融系的苏宗祥副教授,乔捷讲师,上海财大世经系的徐秀琼副教授,陆美琦讲师,西南财大国经系吴富林讲师。此教材确定由苏宗祥主编,他原是在天津中国银行从事多年国际结算工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作为主编是最合适的人选。同样朱一鸣也约请他为中国银行在职干部编写《国际结算》一书,作为干部培训教材。

当代金融论文篇(7)

相比之下,反倒是晚清洋务运动者,不沉浸于“阴谋论”的智力鸦片之中,而是从正面理清现代金融之威力,挖掘中西大分流中之金融奥秘。在当时知识和信息那么局限的情况下,连晚清的智者都知道,“强国梦”不是靠陶醉于“阴谋论”就能实现的,而是必须学几招、几万招,才有可能。19世纪末期,薛福成在《论公司不举之病》中指出,东西方之所以出现大分流,西方近代强大,在于他们有汇集大量资本、“集中力量办大事”、分散创业风险的金融方式,亦即公司与其可以广泛交易流通的股票。

从《价值起源》中我们会进一步看到,对东西方历史大分流做出过贡献的,除了薛福成强调的公司证券――股票,还有许多其他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当然,对这一结论,一些同仁或许有异议,因为正如本书作者之一威廉・N・戈兹曼介绍的那样,中国于宋朝发明纸币,也属世界上最早,而纸币是所有金融证券中最简单也最重要、最基础性的证券,因此,中国当初在金融创新上走在世界前面。那么,为什么后来中国会因为金融创新上与西方的分流,进而导致在其他经济与非经济领域的东西方大分流呢?宋朝之后,中国的金融创新基本停顿了,而那时的西方正处于中世纪的中期,他们在比纸币更为丰富的证券创新上变得特别活跃,先是于十三四世纪在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邦推出现代债券、基金,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金融创新大分流,并引发、激励出各种经济与社会制度的相配变革创新。

从现代金融于19世纪60年代进入中国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这期间,中国和世界都经历过数次金融危机冲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股灾与各类金融风暴、美国每十年左右的金融危机等。可到最后,不仅没有哪一次危机卡断人类社会跟金融的关系,反而每次都提升美国、中国以及其他社会对现代金融的依赖度,并进一步把各国间的经济竞争转变成制度竞争,制度竞争又最终以各国的金融发达度来具体体现。2007年-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百年不遇,冲击力的确不小,但最终不仅不会毁灭金融,反而会深化人类社会对金融的依赖。

金融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金融创新自远古就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并将继续带动其未来进程?《价值起源》两位编著者――威廉・N・戈兹曼和K・哥特・罗文霍斯特――选择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熟悉的金融品种作为金融创新案例,包括货币、纸币、债券、股票、基金、期货、期权等等,以此对金融的一般性道理进行展开。虽然我们对这些证券已经习以为常,但是,金融创新的背后隐含着什么样的人类历史、社会变迁的道理?在成千上万次的人类金融创新尝试中,为什么偏偏这些创新能够生存发展下来,而其他的却渐渐消失?仔细了解每种金融证券发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经济背景,将加深我们的整体知识,而且也为中国金融市场的下一波、下几波的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实际上,如果缺少现代金融视角,人们会难以看清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当代金融论文篇(8)

现代金融理论的发展与两大基本主题密切相关。首先是研究和发展跨时期模型,把静态的单一时期资产定价模型推广到动态环境下进行研究,这是金融理论研究领域中的一大进步。其次是认识和研究在跨时期框架下、与静态模型无关的变化因素之作用。

罗伯特。C.默顿于1973年提出了跨时期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该模型把资产的预期额外收益与资产额外收益状态的协方差联系起来,该状态的变量和价格被假定为遵循联合扩散的过程。这表明资产额外收益状态的空间变量呈多元化正态分布。事实上,默顿运用随机过程分析发展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金融学家们通过动态规划和后向逆归法,把以时期依赖(time-dependent)政策为研究目标的跨时期问题转换为人们所熟悉的静态问题。为方便起见,又把消费的剩余效用分成两部分而使总量达到最大化。t时的第一部分为当期消费效用,第二部分为今后所有时期的预期效用,目标函数为:

Max{uk(ck,t)+Eki[jk(wk,s,t)]} {c,w}对当期消费求导得:Max{Ukc[ck(wk,s,t),t]=[Jkw(wk,s,t)]}由此可见,单时期和资本定价模型与跨时期(多时期)均衡状态之最优化结果的区别在于财富J(w,s,t)的间接效用函数的性质。个人间接效用函数不仅取决于当前财富,也取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因为S×1向量S是一组状态变量,包括消费、投资和就业机会。只要一个人的生活不是在一瞬间所完结的,投资组合和消费比率就总会不断地得到调整。

消费的β模型又被称为基于消费的资产定价模型,这是布里敦(Breedon)于1979年所提出的模型。在多时期模型中,针对个人消费的政策至关紧要。在单时期模型中,最终财富被假定完全消费掉。

正如在静态模型中,个人根据资产对最终财富的贡献来评估资产那样,在动态环境中,最重要的是财富与消费流量的边际关系,这就是消费的β模型。该模型还把默顿的跨时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被定价的所有变量合并成单一的消费β。

跨时期的预期模型是针对默顿的跨时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而提出的。默氏的模型忽视了资产价格确定的路径与合理预期。1985年考克斯、英格索尔和罗斯用扩散过程构造了理性预期跨时期资产均衡模型(即CIR模型)。在CIR模型中,生产技术与偏好被事先规定,而用不确定的债务对定价理论进行分析并求解价格。结果,合理均衡价格的确定路径是具体技术规定的函数,这一模型现已被应用到利率期限结构之中。

总而言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即便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消费与组合的建模仍然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跨时期资产组合理论与资产定价模型是最突出且最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理论模型。

二、 期权定价理论及其发展过程

1972年,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Black)和迈伦。S.休尔斯在《金融》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期权合同定价与市场有效性检验》(TheValuationofOptionCon tractsandTestofMarketEfficiency)的论文,标志着金融革命的到来。从此之后,金融理论复杂的数学模型对金融实践有着直接的、广泛的影响,金融理论与金融实践相结合成为当今金融研究领域的主流。

然而早期的金融研究并非如此。现代金融数学的渊源可追溯到1900年,当时法国学者路易斯。巴谢列(LouisBachelier)完成了有关投机理论的博士论文。这项工作标志着两门分支学科的诞生:即研究连续时间随机过程的金融数学和研究连续时间条件下衍生证券定价理论的金融经济学。

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伊藤清(KiyoshiIto)发展了巴氏的理论,使其成为金融学重要的数学工具———随机计算技术。1965年,保罗。萨缪尔森发表了认股权证合理定价理论。从五十年代后期到整个六十年代,马柯维茨(Markowitz)、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米勒(Miller)、夏普(Sharpe)、林特勒(Lintner)、法马(Fama)和萨缪尔森等人都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而在此之前,所谓金融理论只不过是个人轶事、粗算规则和会计数据所组成的大杂烩。

六十年代末及七十年代初,金融学模型变得日益复杂,内容涉及到定价和最优决策的短期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等。动态资产组合理论、跨时期资本资产定价和衍生证券定价的新模型均应用了随机微分和随机积分等式、随机动态规划及偏微分方程等数学工具。就对金融实践所发生的影响而言,应当首推布莱克。休尔斯的期权定价模型。

后来的研究则主要按三个方向展开:定价技术在非金融期权产品中的推广与应用;对定价公式的实证性检验;放宽假设条件以及加强应用的理论基础。

期权定价公式主要基于五大假设条件,其中第五条假设,即期权定价公式的函数相关性———假设期权价格是资产价格、无风险债券价格以及时间的二阶连续可微函数。对此,约翰。B.朗(JohnB.Long)和克利福德。W.斯密斯(Clif fordW.Smith)等人提出了质疑。默顿(Merton)于1977年作出数学推导,证明了假设五是推导结果,而并非假设条件。

范围更大、至今仍在讨论的研究问题是,在不存在动态资产组合战略的条件下,定价公式的有效性、完全复制的可行性以及不完善的程度是问题的关键。连续交易只是理想的条件,因而在离散交易的情况下,所谓复制至多只是逼近而已。

后来的模拟工作表明在现有的交易间隔和投机价格的波幅内,只要其它假设可行,误差完全可以控制。约翰。C.考克斯(JohnC.Cox)和史提芬。A.罗斯(1976)以及默顿(1976)放宽了连续样本路径的假设,采用阶跃和扩散过程来分析期权定价,以捕捉标的资产(Underlyingasset)返回过程的非局部性移位。在不存在连续样本路径的情况下,复制是不可能的,排除了严格的无套利推导。

相反,期权定价模型推导的完成则借用了均衡资产定价模型,比如跨时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套利定价理论(罗斯,1976)。有关非完全复制方面的文献资料很多,以后研究者们又对定价公式的基本框架进行了扩展和补充。作出重大贡献的主要有以下学者:默顿(1974,1992)、布莱克(1975,1976)、约翰。考克斯和罗斯(1976),迈克。帕金森(1976)、休尔斯(1976)、奥尔德里奇。A.韦萨切克(OldrichV.Vasicek)、道格拉斯。T.布里顿和罗伯特。H.利茨伯格(1978)、威廉。马格里布(1978)、斯科特。F.里查德(1978)、夏普、迈克。J.艾图多和S.施瓦茨(1978)、罗伯特。盖斯克(1979)和迈克。哈里森以及大卫。M.克里普斯(1979)。

对基本定价模型的修正表明,即使放宽模型的假设条件,定价公式仍然有效。索普1973年研究了卖空的约束条件,勒兰(Leland)则在1985年将交易成本也考虑进去;英格索尔和休尔斯研究了不同的资本收益税率和红利税所产生的影响,默顿于1973年推导出红利和随机利率因素的一般模型;考克斯和罗斯以及默顿使用了交错随机过程,研究了在股票价格的变化不依赖连续样本路径情况下期权问题。鲁宾斯坦和布里南分别于1976年和1979年通过限制典型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得出了在离散时间交易条件下的布莱克———休尔斯期权定价方法。

三、 金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范例

期权定价模型对金融服务领域的实践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同时,金融实践反过来也为金融研究提供了实验场地,从而促进了金融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金融服务业迫切需要理论研究,以便了解和掌握为客户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的定价和生产成本等方面的技术方法。有关衍生工具的研究成果很快就被应用到金融实践之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同步发展。

六十年代的金融学术研究,包括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运行绩效与风险测算以及实证研究所必需的有关证券价格的大规模数据库的建立等等,对金融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七十年代,定价模型的推广速度和影响力均是前所未有的。期权定价理论对金融实践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衍生证券(如:公司债券、期货、浮息按揭贷款、保险、投资咨询和税法),用来推导期权定价公式的理论框架也可应用于金融产品的定价。事实上,期权定价技术在支持金融新产品以及市场开发等方面一直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七十年代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波动加剧。其中比较重大的事件有:随着布雷顿森体系瓦解和美元的贬值,汇率由固定制度向浮动制度转变;欧佩克成立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球石油价格冲击;美国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和利率水平;美国道。琼斯指数的大幅下跌(由1973年初的1050跌至1974年底的580)。期权定价模型可以说应运而生,从此,风险管理的地位开始逐渐凸现出来,七十年代所设立的簿生证券交易所的成功原因不言而喻。当时挂牌交易的品种包括股票期权、主要货币期货和固定收益的债券期货。

交易的成功加快了金融数量模型的应用节奏,从而方便了对期权定价和风险强度(水平)的评估。1975年期权定价模型的发表,促进了在交易所上市的期权以及柜台衍生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而市场的超常规扩展与成功也同样促进了衍生证券定价模型等金融技术工具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

自期权定价公式发表以来,美国金融业的运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家期权交易所———芝加哥商交所属下的期权交易所于1973年4月开始运作,仅隔两年,该交易所的交易商用模型就对期权头寸进行定价和保值。同时,清算所也用模型和保值比率确定交易商的净风险,美国全国性抵押市场开始形成。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职工退休收入保障法案》,促进和推动了此后的养老基金行业的发展。同年,货币市场基金问世,共同基金飞速发展,共同基金旗下的资产由25年前的480亿美元扩张到今天的约50,000亿美元。

金融衍生工具的主要功能之一便是降低成本,便于风险管理。对于机构而言,利用衍生证券实施金融战略的成本仅相当于现货市场证券交易的十分之一。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金融服务业早已变得面目全非。首先,政府限制竞争,保护行业利润的作法已经被废止。第二,固定佣金制度被取消,代之以各公司根据市场竞争自主定价。第三,各行业相互渗透,行业界限变得非常模糊。例如,大经纪行与银行和储蓄贷款社竞相争夺生意,发挥自己的优势对按揭贷款进行包装和再包装,以扩大市场广度。银行业也不甘示弱,开始与投资银行、经纪公司和保险公司争夺商业房地产,高风险并购贷款。第四,计算机和通讯技术降低了交易成本,促使金融产品和服务走向全球化,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

到目前为止,衍生工具应用得以迅速推广的主要原因是证券化趋势,此外便是人们对衍生工具在风险分散、打包和转移中所起作用的认识日益增多。事实上,没有哪一家金融服务公司只是出售直接从客户手里购买进来的同一产品。相反,他们将产品拆零销售或重新组合成新的、能够满足客户具体要求的混合型金融工具。

不难想象,金融服务公司正在扩充资本,以便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用特有的专业知识解决客户要求,为自己的长期衍生产品创新牌子。他们的利润来源于对市场的认识和了解、建立具有应用价值的金融模型,并为客户提供资产增值方案。一般而论,风险管理系统提供具有何种风险和对何种风险进行保值的信息。另外,它还需要解决高级管理层和雇员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并且协调雇员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

四、 现代金融学与其它学科的交融

现代金融学尤其注重金融理论在金融市场上的实际应用,人们经常运用金融理论对市场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甚至对金融资产的价格进行预测,充分展示了这些理论的应用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在国外的一些金融学教科书中还可以看到鞅理论在金融学领域的应用。

通讯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将会逐渐降低消除信息不对称状况的成本,并且加快利用期权定价技术进行创新的步伐。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组织形式将会发生巨变,交易技术和工具将会继续发展,为了认识和促进这一变化,学术界与实务部门所进行的研究变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学术领域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同时,对于经过严格培训、深谙期权定价技术的熟练从业人员的需求将越来越大。

金融创新给金融教育带来绝好的发展机遇。教育机构应当如何应付挑战?这是每一专业教育机构必须面临的问题。金融衍生工具使金融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同时也使学科设置的界限越来越难以确定。商学院和经济学系已经遭遇来自数学系、所和工学院、管理学院所进行的研究和课程设置方面的强有力竞争,金融学科建设与课程设置的改革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而对不确定条件下签约行为的治理则已受到法学院方面的有力竞争。金融理论的诸多进展迫使金融服务公司比以前更有效并且更经济地满足客户复杂的需求。商学院和经济学院的毕业生与工程师、数学家、物理学家和电脑专家搭档,将会更好地解决客户的融资需求。

在我国,目前金融衍生工具的研究仍处于初级和低层次阶段。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有学者开始研究衍生工具,但当时仅限于入门性的介绍,未作深入研究。199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休尔斯和默顿之后,我国也掀起了金融衍生工具的研究热潮,不断有大量的专著、译著和论文面世。清华大学宋逢明等人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翻译出版了好几种国外名著。然而遗憾的是,大多数专著的理论水平不高,基本上是仿照或改写国外同类著作,真正有见地的东西并不多见。从国内已发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也是鲜有进展和突破。但可喜的是,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研究院所、高等院校、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都非常重视金融工程理论的研究与应用,并着手组织并拨专款资助有关研究。我们热切期待着中国金融理论研究的长足发展与进步,并愿为此添砖加瓦、贡献出一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Hull,JohnC.,1998,Options,Futures,andOtherDerivativeSecurities,Peking:HuaxiaPublishingHouse.

〔2〕Bhattacharya,Sudipto,andConstantinides,GeorgeM.,1989,TheoryofValuation,NJ: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Inc.

〔3〕Sharpe,WilliamF,etc.1995,Investments,Peking:QinghuaUniversity.

当代金融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03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4)01-0042-03

尽管有学者对金融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概念提出质疑,认为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三种形态而非三个循序渐进的发展阶段,〔1〕但是大部分学者还是以各种相近的称谓认可了金融资本主义〔2〕的定义,包括国际垄断资本主义〔3〕、金融垄断资本主义〔4〕、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5〕、金融帝国主义〔6〕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进入了金融资本主宰的历史发展阶段。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资本全球化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美元霸权是金融资本主义全球统治的主要支柱,由此决定了金融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可避免。

一、金融资本主义的历史方位

法国经济学家让・克罗特德罗奈提出“金融资本主义”的概念以定义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方位,认为“金融资本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后力量和手段,是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广泛地‘再植入’的操作工具,这是资本主义的变动不居的本质。因为‘金融资本主导并决定资本主义的平行经济运动。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必然导向资本的金融化。’”〔7〕虽然与上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帝国主义提法略有不同,但与上述提法一样都准确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进入特点鲜明的国际金融垄断的新阶段。

学者尹斌认为当前世界体系的“本质可以概括为金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资本本性是榨取利润,资本先从做贸易开始,是商业资本主义,后来为了更多更稳定地赚取利润,资本控制生产领域,成为产业资本主义,后来发现生产领域利润越来越低,又走向金融投机,成为金融资本主义。”〔8〕

20世纪70年代被普遍认为是金融资本主义得以确立的时间,主要表现为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资本迅猛发展,金融资本演变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不仅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而日益膨胀,金融资本内部的金融业资本也相对于产业资本而日益膨胀,金融垄断资本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全球走向国际化。

二、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第一,经济金融化是金融资本主义的首要特征。所谓经济金融化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地涌现,从商品生产派生出来的资金融通反过来主宰了商品生产,金融资本由此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宰者。”〔9〕北京大学李淑珍对此做出进一步阐释,“工业资本主义(或曰实体经济)转变为金融资本主义,其主要标志就是金融资本脱离了实体经济,使经济的发展陷入结构性的矛盾之中。金融资本原本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主要目的是给实体经济融资,而当今的金融资本主义同实体经济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实体经济越来越依赖于金融资本,但金融资本却可以脱离和独立于实体经济而运作,它不再是为实体经济融资,而是更多的为自身‘融资’,用钱来套取更多的钱。”〔10〕这种被斯威齐称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正是支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第二,金融资本全球化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另一重要特征。“金融资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占据统治地位后,必然要求对外扩张,推行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去,以便将其垄断势力扩展到世界范围。”〔11〕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金融资本与全球化的结合使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利润追逐,并形成超越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最终实现对全球经济的霸权统治。“金融资本全球化主要由金融资本或金融资本统治集团尤其是具有强大实力和明显优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或者金融资本统治集团发起并主导的全球化,是高级垄断资本即金融资本的全球化。金融资本具有规模大、强势、独占和霸权的特点,因此,金融资本全球化是一种规模巨大资本的全球化、强势资本的全球化、独占资本的全球化和霸权资本的全球化。”〔12〕

第三,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20世纪 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制。新自由主义体制推崇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主张放松或者解除金融监管并大力推进金融创新,为金融资本拓展了广阔的获利渠道。新自由主义体制从根本上讲是符合金融资本利益的资本积累方式,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推行是金融资本“洗劫各国财富,构筑财富殖民地的基础。”〔13〕

第四,美元霸权是金融资本主义全球统治的主要支柱。1973 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世界货币体系就废除了金本位制,由美元来充当国际流通和结算货币。美元成为世界货币。这就意味着美国能够不生产,仅仅依靠印刷自身几乎无价值的美元纸币,就能一本万利地套购世界其他地区的具有真实价值的商品,服务和资源,这是美元霸权的基础,因而也是垄断了纸币发行权的美金融寡头集团洗劫世界财富的基础。“美国通过其强大的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力量,让信奉货币主义的各国央行不断地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的财政赤字’对外战争以及美国公司收购外国经济制高点的行为融资。这是一种由美国政府长期高度介入,以剥削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为核心的金融帝国主义。”〔14〕

三、金融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金融资本是金融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宰者,金融资本的统治必然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首先,金融资本的增值方式内在地决定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必然性。 “从抽象的特征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是一致的,均统一于资本‘增值性’这一根本特征。两者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最本质差异在于,产业资本通过M-C-M ′方式实现增值,而金融资本的投入与产出都是货币,其增值形式是M-M ′。”〔15〕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金融化和虚拟化导致的结果是实体经济严重削弱,产品生产不足以支撑国家经济的运行,于是不断地发行国债为财政赤字融资,形成了债台高筑、入不敷出的局面。虚拟资本由于其虚拟性、投机性和不稳定性,必定会带来信用泡沫、资本泡沫、投资泡沫及负债泡沫。一旦经济体系当中有泡沫破裂,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会随之发生。

其次,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形式,债务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形态。20世纪7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和危机基本都是工业主导型,发生的金融危机多是共生金融危机,其原动力来自于工业领域。金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16〕,金融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形式。〔17〕所谓债务危机是指国家的信用或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而导致的系统性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发生后,为了避免金融上层建筑的崩溃,各国政府被迫投放大量的资金来挽救脆弱的金融体系,政府负债和重新制造金融泡沫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干预金融危机,推动经济增长的唯一手段,不可避免地导致各国政府的财政预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规模大幅度上升,引发债务危机。债务危机作为一种危机形态主要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但是,“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以来,欧元区的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先后遭受信用危机,受影响国家GDP占欧元区GDP的37%左右。这表明,债务危机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主要危机形态。”〔18〕

第三,金融资本操纵并制造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并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却能够集中货币的社会权力。以‘金融强权国家’为后盾的金融寡头统治集团,通过金融形态的资本流动,使世界上其他民族与国家陷入越来越深的归属与依附的境地。”〔19〕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首先以其雄厚资本,通过借贷或者投资等手段推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用投资取得当地发展的红利。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为了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振兴民族经济,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战略,于是,便引起了这些国家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又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结果导致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全面的生产过剩,从而使本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依附性经济。”〔20〕当发展中国家的财富积累达到预设目标后,国际垄断资本通过改变经济环境,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下滑陷入危机,然后以牟取暴利为目的抄底买进价格暴跌的各种资产,或者以控制经济命脉为目标,借机入主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或者企业,获取暴利。〔21〕

在金融资本主义构建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网络和“中心―”的世界经济结构中,“美国居于最核心,欧洲和日本处于次核心,它们都是资本主义核心国家,而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则处于最。正是这一‘中心―’的世界经济结构使得美国可以通过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并借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推行新自由主义,强制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模式,以此构建金融贸易自由化并确保其套利套汇收益的平台,大肆掠食,攫取发展中国家财富,由此造成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动荡不安和国家债务的危机。发生在阿根廷、墨西哥、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一世界经济结构,通过金融资本的信贷杠杆掠夺财富,并以此转嫁其内部危机的结果。”〔22〕可见,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繁荣、危机和衰退已成为金融资本可以操纵和控制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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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金融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064-02

自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的著作《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问世以来,金融结构理论业已成为现代金融领域的前沿问题,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一、金融结构的理论溯源

1580年威尼斯银行的产生,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金融业的产生。早期的关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是伴随着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的发展而发展的。从历史上看,人们对货币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六七世纪欧洲“价格革命”时期的货币数量论,之后以著名的费雪方程为代表。欧文・费雪在其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交易方程MV=PT,认为在货币的流通速度与商品交易量不变的条件下,物价水平是随流通货币数量的变动而正比例变动的。

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将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货币的中性与非中性的问题上,中性论者认为货币不过是便利交易的工具,非中性论者则强调货币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非中性论者代表之一凯恩斯,其《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著作把金融结构寓于金融业整体中进行研究的方法是与当时金融业的发展相适应的。

二、西方传统的金融结构观:两个基本角度

金融体系的根本目的是在资金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之间进行资金融通。这种融资主要有两个途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因此,传统理论对金融体系的研究也就相应地分为两个基本的角度:一是分析金融市场上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二是分析金融中介(银行、保险公司等)活动。

格利与肖的金融结构观。国外经济学家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占有统治地位的主张强迫储蓄和国家干预的凯恩斯学派影响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都实行了低名义利率政策,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金融抑制,降低了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导致了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病态和金融体系的不健全,从而迫使人们开始反思并真正关注金融在经济中应扮演的角色。1955年和1956年,格利和肖合作分别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两篇文章,阐述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各种金融中介结构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在1960年出版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把整个经济划分为盈余部门、平衡部门和赤字部门,指出只要经济部门之间存在赤字和盈余,投融资行为便不可避免,而投融资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提出以多种金融资产、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和完整的金融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广义货币金融理论,强调经济单位之间的储蓄一投资差异是金融制度存在的前提。虽然格利和肖没有明确提出金融结构概念,但在他们的货币金融理论中,已包含了金融工具、金融机构、融资方式和金融政策等金融结构问题。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观。研究金融结构问题的鼻祖是戈德史密斯,其在经典著作《金融结构与发展》中,通过对近百年的金融发展史及35个国家的金融结构现状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和统计验证,戈德史密斯指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一般都伴随着金融发展的超常水平。此书还明确提出了金融结构的概念,即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

麦金农一肖的金融结构观。肖在其《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中完全放弃了新古典理论,认为传统货币理论将货币视为财富的观点不符合落后经济,在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并未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资本市场被严重分割,且受到普遍的歧视和干预,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认为造成发展中国家金融压制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制度上的缺陷和当局政策上的错误,特别是政府对利率水平的管制。因此应该放弃金融抑制而实行金融深化。

三、西方近现代金融结构研究: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经济学家如莱文(Levine)、金(King)、德米尔居斯・孔特(Demirgue-Kunt)、马克西莫维奇(Maksimovic)、泽尔沃斯(Zervos)等又从不同方面研究了金融结构问题,其中大部分的研究集中于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作用。

迈耶(Mayer,1988,1990)说明了不同国家的企业如何获得资金。他发现,主要发达国家(除日本外)的企业资金来源结构中,企业利润留存是最重要的融资来源;在外部资金来源中,银行贷款是最重要的,而股权融资的比重较小。

克伯特和詹金森(Corbett and Jenkinson,1996,1997)提供了英国、美国、日本和德国近年来的数据,表明企业融资主要依靠内部积累,市场的作用很小。这意味着,从企业融资角度看,各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结构差别并不大,这一研究直接动摇了人们对金融体系进行金融中介主导型和金融市场主导型分类的基础。

莱文和泽尔沃斯(1998)的研究表明,银行发展和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不仅都和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和生产增长率有着很强的相关关系,而且还是三者很好的预测指标。

德米尔居斯・孔特和莱文(1999)利用155个国家的相关资料来验证戈德史密斯所论述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随着财富的增加,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金融作用越强,效率越高。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金融结构的规模与收入增加没有呈现出明确的变化规律,但是高收入国家的股票市场作用更强。

艾伦和盖尔(Allen and Gale,2000)以传统金融体系分类为前提,对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和英国的金融体系主要功能的发挥进行比较研究。他们认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分类方法是有用的,但是不同国家金融系统功能的发挥差异很大。他们也看到近年来欧洲和日本掀起了用金融市场来补充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的广泛运动,但也没有证明这是否代表金融体系发展的规律,是否意味着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优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

四、国内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

随着西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的逐渐引入和传播,以及中国货币化和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发展在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基本上停留于宏观层面的分析,从其研究体系和内容方面看,基本上还没有完全摆脱

货币银行学的理论范式。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江其务(1990)、周晓寒(i988)、贝多广(1989)、李弘(1988)等。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对于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20世纪90年代起,一些中国经济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国内金融、经济关系进行实证性检验,并有学者专门研究和探索金融结构问题。

李茂生(1987)、王兆星(1991)以中国金融结构论为题,分析了金融结构对经济结构的作用,提出了中国金融结构的优化原则和目标模式。王兆星论证了金融结构模式应该是:多元性与约束性结合的组织结构,多样性与流动性结合的资产负债结构,政策性与灵敏性结合的利率结构,开放性与高效率结合的市场结构,以及完善的制度结构和健全的管理结构,并有机统一的结构体系。

在金融结构的实证领域,谢平(1992)较早地对1978-1991年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动状况进行了分析,由此说明中国的金融深化进程和金融改革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刻影响。张军洲(1995)以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为题探讨了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周立(2000)研究了中国各地区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情况。

李量(2000)则把“反映一定时期各种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形式、内容、相对规模和比例理解为一国的金融结构。一定的金融结构反映一定的金融功能及效率,也反映了一个经济的金融体系的特征。”他的《现代金融结构导论》在世界经济理论前沿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基础上,从论述资本积累、金融系统与现代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人手,对金融结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剖析;然后分析了金融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和战略模型,剖析了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结构,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发展模型;最后分析了作为国内增长重要资源的境外资本,提出了利用外国资本的基本方略和开放经济下的金融战略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及危机管理模型。

赵志君(2000)从流动性出发,将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类,分析了这三类金融资产的内部结构、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关系的外部结构以及金融资产总量、结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杨林、李建伟(2002)对中国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的关联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邓智毅(2003)从制度及效率方面分析了金融结构;季冬生(2004)从信息角度研究了金融发展问题。

郑长德(2006)在《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中利用四川省金融发展数据。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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