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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核心,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在即,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正在途中。为做好中长期发展规划,迫切需要对第二个百年目标进行量化。基于国际比较进行测算,到2049年,中国的人均GDP水平有望达到美国的60%以上,在国际上的位次将超过西班牙、韩国,与以色列、意大利或欧盟平均水平相当,有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此,2021~2049年GDP年均增速需保持在4.4%以上。
摘要:发展混合所有制是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突破1:2,分析改革的动力与阻力,明晰其实现路径有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本文认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力主要在于提升经济绩效、改善企业治理、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而改革的阻力则主要来自部分既得利益者的阻碍、落后激励机制的制约、意识形态的固化及公众对变革的担忧。因此应多方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大国有资产经营机制改革力度,切实加强各类产权的法律保护,维护公众利益。
摘要: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传统的金融监管方式难以为继,世界各国纷纷进行监管改革。在这一背景下,宏观审慎政策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所关注的焦点。本文首先在BGG—DSGE模型的基础上内生银行破产机制,构建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刻画指标,而后在经典的福利损失函数中引入系统性风险因素,确立了宏观审慎政策规则,最后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模拟演绎传导路径和政策搭配等问题,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以动态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价值比(LTV)为核心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应以产出缺口和信贷量为信号源,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规则中应盯住信贷量指标,同时资本资产价格也适合作为参考变量;第二,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都具有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但作为常备政策,宏观审慎监管要优于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第三,识别经济周期波动的驱动因素是确立宏观审慎政策规则、使政策更有效地传导到实体经济并发挥风险防控作用的根本问题。第四,联合使用两类宏观审慎政策时,合理确立政策规则系数可以增强政策的正向外溢效果,但政策的搭配强度却不易把控。为防止政策错搭引起效果干扰问题,可在常规时段仅采用宏观审慎监管,当风险较高时再联合使用两类政策以实现金融稳定。
摘要:金融监管制度的有效执行依赖于针对监管者行为的激励设计。在中国,与地方官员类似,监管官员的职位升迁也往往由上级选拔决定,即面临政治激励,本文将代表中央金融监管的省级银监局局长与代表地方银行的城商行特征数据进行匹配,考察监管官员的政治激励是否通过影响其监管行为对城商行的信贷投放产生作用。实证分析发现:首先,在资本、资产质量、流动性等监管指标中,资本监管绩效显著影响银监局局长的升迁;其次,银监局局长在政治激励下的监管行为,促使城商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进而抑制了其信贷投放;最后,地方政府信贷干预、经济周期、货币政策以及资本市场融资程度等外部环境的不同,也使得银监局局长的监管产生差异化效应。
摘要:本文以2003—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审计师会增加审计投入、收取更多的审计费用且出具更多的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控制股东股权质押增大了审计师面临的业务风险和审计风险,进而导致了审计师的上述风险应对行为。此外,本文还发现:(1)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审计师针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风险应对行为在国有企业里显著弱化;(2)相对于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针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风险应对行为更加明显,但主要体现在增加审计投入和收取更多的审计费用两个方面。本文丰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经济后果和审计师风险应对行为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关结论对于上市公司和监管部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摘要:投资有利于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助于企业构建作为竞争优势获取机制的动态能力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本研究使用世界银行的分层抽样企业调查数据,探讨了政府质量和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政府质量对企业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所在地政府质量越高,企业净利润中用于投资活动的比例越高。第二,企业投资决策不仅仅依赖于政府质量和公司治理结构各自的单独影响,而且依赖于政府质量与公司治理结构在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互动影响关系。在既定的政府质量水平下,企业越是倾向于向“两权分离”的公司治理结构发展时,越能够激发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有关政府质量和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方面的认识。企业的“投资之帆”只有在“政府质量之风”更加强健有力之时才能顺利地“乘风破浪”,而公司治理结构可以被作为帆船前进过程中的调节工具。这为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如何促进企业投资、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了政策启示。
摘要:本文将市场条件下人类接受高等教育的方式归纳为自给自足、师生直接交易与大学教育3种,并且追问“师生直接交易就能够解决高等教育问题,为什么还需要大学”,从而将现代企业理论引入到大学的本质、大学与学生、教师、校长和行政人员的合约安排及其在非营利体制下变化的分析,获得了如下认识:一是作为一个中心签约人,在纯粹的市场条件下大学本质上是能够节约交易成本的契约组织;二是大学与学生签订的是一种有关知识交易的不完全市场合约,合约的履行要求大学对学生拥有剩余控制权;三是大学与教师这种人力资本所有者签订的是要素市场合约,终身教职制度是教师间接分享大学剩余收益的制度安排,终身教职后评审制度是大学与教师在新形势下对合约条款的一种动态调整;四是大学通过要素市场合约将校长和行政人员内部化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内部的管理成本,由于他们的人力资本和工作性质与教师存在差异,其机会主义行为的克服在非营利条件下主要是通过非剩余激励的制度组合来实现;五是大学在节约交易成本的同时,其内部的管理成本也随之上升,当二者在边际上相等时,学校的规模既定,因此大学对师生直接交易的替代不是无限的,受知识特性、交易成本和规模约束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他多种组织化教育形式可以与大学并存。本文的研究突破了以公共教育体制为先验基础、视大学为既定存在和天然的非营利性组织、主要从大学外部来研究大学并且特别注重大学功能与理念的研究传统,深入到大学内部不同主体的行为互动去研究大学产生的经济缘由及其内部的多种合约安排,证明市场条件下“大学的本质问题”是理解其他体制下大学制度安排的逻辑起点,所获得的认识对于澄清我国高等教育领域�
摘要:近年来,新兴经济体企业越来越多地进入发达经济体进行“逆向”投资,这一现象对主流国际商务理论提出了挑战。本文借助制度逃离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探究制度因素对新兴经济体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基于当前中国转型时期的制度背景,本文提出,不仅正式制度会影响企业OFDI,关系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也是影响企业进行OF-DI的重要动因。除了制度方面的动因因素,本文同时将企业创新能力作为OFDI的动力因素纳入模型中。运用中国创业板民营企业2009~2013年的面板数据,本文验证了:(1)同正式制度一样,非正式制度方面的约束也会驱动新兴经济体企业进行OFDI;(2)企业政治关联则削弱了企业在制度约束下进行OFDI的动力;(3)企业创新能力是其在制度约束下成功实现OF-DI开发国际创业机会的驱动力。本研究拓展和深化了新兴经济体企业制度逃离理论的分析框架,对民营企业国际化成长战略具有实践意义。
摘要:本文利用我国2002年所得税征管体制改革这一“自然实验”,采用断点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企业避税程度变化如何影响其债务融资行为。我们发现,随着企业避税难度增加,企业总体负债率显著上升。但通过进一步区分债务融资来源,我们发现,企业避税难度增加并未导致具有利息税盾效应的正规金融融资的增加,这一结果不支持企业避税行为的“非债务税盾效应”假说,也与Graham和Tucker(2006)的开创性研究不符。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避税难度增加会导致不具有利息税盾效应的商业信用负债的显著增加。这一效应在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获取正规金融难度较大的企业和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这一结果支持了企业避税行为的“现金流效应”假说。本文为企业避税活动与债务融资的负相关关系提供了更加契合中国制度背景的理论解释。此外,通过考察企业避税行为对财务杠杆的影响,本文也为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决策参考。
摘要: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构建适宜的联结组合能使创业者从关系组合带来的资源组合效应中获益并收获成长。但已有研究大多拘泥于探讨联结组合结构特征对绩效的直接影响,未能从资源组合角度挖掘联结组合结构与绩效间的内在机理。本文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联合依赖与非对称依赖的双重视角,建构联结组合“结构一资源一绩效”的影响机制。利用嵌入式单案例研究发现:为了克服初创期较弱的联合依赖和较高的非对称依赖,青春期创业企业建立追加式资源组合增强联合依赖,创业企业绩效较低。从青春期到成长期,创业企业建立互补式与追加式并举的资源组合以降低非对称依赖,创业企业绩效较高。从成长期到发展期,创业企业建立大范围的互补式资源组合替代追加式资源组合以降低两种依赖,创业企业绩效最高。
摘要:尽管复杂组织管控难以适用某种划一的“理想”模式已成为共识,但相关研究仍停留在权变原理层面上。本文将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用于跨案例比较分析中,对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角色及其与管控方式的匹配关系进行了构型研究。首先借鉴“MOA”(动机-能力-机会)框架从海外子公司设立动机、学习能力与当地环境机会三维度结合的角度,构建了一个用以系统分析子公司角色的整合性研究框架,区分出“执行者”、“当地调适者”、“业务重组者”、“能力重构者”、“停滞者”、“观察者”、“引领者”和“创新平台”8种角色类型:在海外子公司角色普遍性分类的基础上,以主导性和合作性两种行为结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企业内部和跨企业两层的多子公司案例比较,以QCA条件构型具体解释了不同类型角色与管控方式的适配效应。研究表明,子公司角色与分权程度不同的管控方式之间存在差异化匹配关系,并且管控模式界定越细致,越利于子公司实现稳定的行为结果。本文丰富和拓展了海外子公司管理理论,推动了复杂组织构型研究的发展,并为跨国企业通过角色分类差异化处理母子公司关系提供了实践指导。
摘要:本文借鉴Tapio脱钩理论,构建出中国对外贸易增长与隐含碳排放的脱钩模型,并基于2002—2012年中国对外贸易与进出口隐含碳排放数据,测度中国对外贸易增长与隐含碳排放之间的脱钧关系,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摘要:本文在布莱特肖的需求四分法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需求矩阵,并认为,“规范+感知”是政策性需求的充分条件,即只有当一种需求既是规范性也是被感知的,它才能成为政策性需求,获得政府的回应。除此以外,所有其他情形都不应被视为政策性需求。当然,表达对于公共服务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了解感知的重要方式,也是修正“规范性需求”的一种重要依据。
摘要:本文首先对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将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主体划分为考核组织落实群体、信息来源主体和结果应用主体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改革思路。其次详细论述了如何进行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主体的考核权力分配,最后给出了“分散权力,大头向下”、“注重分工.强调专业”、“设置红线,触线否决”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改革建议。
摘要:本文以居民阶梯电价政策为切入点,采用虚拟变量、双重差分策略及构建反事实模型等方法,从专利数量和技术重心两个层面分析了该政策的技术创新诱导效应。研究表明。电价加价是技术诱导效应的关键,阶梯电价政策对专利数量和技术重心均有显著影响;相对而言,该政策对创新程度较低的实用新型专利的诱导效应更加明显。为此,进一步推进能源价格改革,有助于促进技术创新。
摘要:新三板市场在大扩容后,面临发展瓶颈,表现在优质企业不断流失、融资日益困难、金融诈骗与犯罪与日俱增、定价功能受限等方面。各种制度设计导致的新三板与A股市场估值的巨大差异,是当前局面的形成基础性原因:信息披露的真实性难以保证打击了投资者信心:政府监管和制度建设跟不上新三板的新形势制约了市场发展:过高的投资者门槛直接影响到资金的供需平衡。建议新三板在现有分层基础上划分出精选层。通过适当降低投资者门槛、改善交易方式、建设对接A股的转板通道等举措,适当提高估值水平:加强政府监管,尽快出台针对挂牌企业和中介机构的各项约束与惩罚机制,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在交易方式等方面,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满足市场发展的急切需要。
摘要:本文采用投入产出法分析我国钢铁企业的能源效率和排放效率,结合国内钢铁企业的生产工艺特点,通过DEA交叉效率模型分析,呈现企业能源效率评价结果及排序,充分挖掘和揭示影响钢铁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提出钢铁企业提升能源效率的改善途径,为政府部门制定钢铁行业整体宏观节能减排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摘要:银行、政府与监管部门缺乏充分而准确的财务信息作为决策依据,是“僵尸企业”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前,财务信息应当在识别和处置僵尸企业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尤其应考虑僵尸企业处于持续经营与濒临破产之间的“过渡”性质。在分析其偿债能力时评估破产之后出现的职工补偿金等新增负债。长期来看,建立有效的僵尸企业防范机制,也需要充分的财务信息为多方主体提供决策依据。总之,有必要对现有会计准则下的核算与披露规则加以优化,从而为破解僵尸企业问题提供支撑。